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
译后记
在中文的左翼世界里，充斥着党派的纲领、宣言，领袖的语录、讲话与指示，理论家的理论大部头，学者的学术性著作，却少有从基层群众的角度出发，记录、介绍、回忆、评价群众斗争的作品，然而，历史实践说明，任何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理论、战略、政策，终究都是无产阶级在历史过程中的创造物，而不是从“领袖”的脑子里凭空诞生的，它们要由基层积极分子和群众来落实，并在具体实践中接受群众的检验，所以，基层积极分子和群众在斗争中的体验、感受、思考，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然而，在中文的左翼世界中，它们却长期遭到了忽视。
本书正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空白。它的作者艾伦·索内特同志是一位工人阶级运动的基层积极分子，曾长期活跃于阶级斗争的第一线：他在一家工人战斗性特别强的工厂里，作为最接近广大群众的工会干部——会员代表，为了维护阶级利益而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斗争，直到他中了资方的暗算，才不得不离开了斗争的第一线。在这二十多年当中，他经历了英国工会运动的高峰，又经历了工会运动从高峰骤然跌入低谷的过程。本书便是他二十多年斗争历程的记录。
二战后，英国汽车工业在欧洲大陆上的竞争对手不是灰飞烟灭，就是元气大伤，而来自大西洋对岸的竞争对手暂时还构不成强有力的威胁，因此，从战后到六十年代，英国汽车工业进入了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赚取了大量利润，工党为了缓解阶级矛盾，在战后执政并推动了广泛的社会改良，迫使资本家拿出一部分利润来安抚工人，换取劳动力队伍的稳定，所以，汽车工业的工人争得了大量的成果：不仅工资提高了，劳动条件改善了，还赢得了一定的控制生产的权力，以作者所在的考利装配厂为例，这家工厂的工会在计件工资率的制定、工作岗位的安排、工人调动等方面赢得了与资方平起平坐、甚至一度可以否决资方决策的权力。这段时期可以说是英国工会运动的光辉岁月。作者也是在这个时候参加工会运动的。
但是，作者并没有把大部分篇幅用于记录这段充满了胜利与光荣的岁月，而是用在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这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有哪些特点，值得作者这么分配篇幅呢？
由于英国本土几乎没有遭到战火蹂躏，英国汽车工业在战后的欧洲一枝独秀，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欧洲大陆上的主要汽车生产商逐渐恢复了元气，开始同英国汽车工业争夺市场份额，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英国汽车工业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于是，汽车工业的老板们为了加强竞争力，一方面进行资源整合，把几乎全部英国汽车工业整合成了一家垄断公司——英国利兰公司，另一方面加紧向工人反攻，他们要把工人通过艰苦斗争赢得的战果，又重新夺回去：不但要降低工人的工资，取消工人的福利，并且还要取消工人的职业保障，让工人变得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以压低成本；更要彻底夺回对生产的控制权，打垮工人的组织，让工人沦为装配线上的会说话的机器，只能完全按照资方的计划进行生产。
工人也绝不会轻易地将自己的胜果拱手让出，为了保住胜利果实，在以作者为代表的一大批积极分子的率领下，工人与资方以及同资方勾结的工会官僚进行了旷日持久而又艰苦卓绝的拉锯战，他们的战斗性不可谓不高昂，他们的牺牲不可谓不大，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本书十分之九以上的篇幅，都在记述这段艰难的历程。
在描述这段历程时，作者先从“扑灭纷争”法案讲起：工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准备出台限制工会权利的“扑灭纷争”法案；而工会高级官僚尽管口头上高调反对，却在暗地里跟工党政客勾结，准备放任法案通过。最后只是由于群众的强烈反抗，才使法案流产。然而，工会高层官僚三心二意的反抗，却给自己留下了隐患，最终在十多年后自食其果。工党虽然标榜“工人政党”，它的政客却企图通过反工会的法案；工会官僚虽然以工会为基本盘，却巧妙地配合工党政客，百般阻挠群众的反抗，帮助反工会法案获得通过。工党政客与工会官僚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狡猾地欺骗、愚弄工人群众，为本书的结局——工会运动在八十年代中期的空前惨败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在七十年代初，英利管理层在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下，开始向工人发起进攻，准备粉碎工人在此前赢得的胜利果实。它首先向计件工资制下手。计件工资制原本是资产阶级分化瓦解工人的利器，但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后，工人反过来利用了计件工资制，把它变成了自己手中的强力武器。每一个工种、每一个岗位的计件工资率，都必须由会员代表跟资方协商之后才能定下来；工序的更改、劳动速率的快慢，都不能由管理层单方面决定。这样一来，工会就在生产方面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使资方不能够随心所欲地推行生产计划。因此，英利管理层决心取消计件工资制，代之以日基准工作量制。
实行日基准工作量后，由于工人的基准工作量应该有多少、每天是否达到了基准工作量，都不再由会员代表计算，而是由管理层核算，这样一来，管理层从工会手中夺回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控制权，为此管理层甚至不惜开出更高的工资，诱使工人群众放弃计件工资制。而工会也深知这一点，为此发动了长达七周的罢工，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从此，考利工人在此前赢得的胜利果实，就开始一点一点地被资方收了回去。这次斗争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在斗争中，资方和工人又是怎样交手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看。但是，必须指出一点：按照书中的叙述，在斗争中，工人群众一直非常坚定团结，但在工会官僚介入后，群众出现了犹豫、动摇和分裂，最终被打败了。然而，在工人历经了长时间的罢工，最后因为精疲力尽和动摇分裂而失败后，这些工会官僚突然又出来唱高调，要求工人继续斗争！
在书中，这不是工会官僚第一次破坏基层群众的斗争。在保卫计件工资制的斗争失败后，工会官僚立即配合资方，向率领群众斗争的5/55分会下手，打击领头的积极分子，又拆分了5/55分会，让向资方妥协退让的右翼分子掌握分会领导权，后来又配合公司推行“工人参与”制度……甚至可以说，整本书的绝大多数内容，描写的都是以作者本人为代表的战斗性工人，在基层群众的支持下，同跟资方狼狈为奸的工会官僚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虽然官僚有时也会遭到挫败，但总的来看，官僚最终还是得逞了，大批极具战斗性的积极分子遭到打压，不是变得消沉（甚至有人投靠了右翼），就是被开除，最后，群龙无首的群众只能听任工会官僚把自己出卖给资方，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大反攻中，工会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抵抗，曾经拥有强大力量、曾经赢得过辉煌战果的考利工人，就这样跟自己的工厂一起被打垮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工会官僚为什么要配合资方，打击自己的基础——基层工会与会员群众呢？难道他们不是应该为工会会员服务吗？为什么他们总是站在资方一边？
本书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要想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暂时跳出本书的框架，从工会本身的性质来考虑。
归根结底，工会（哪怕是“战斗工会”或“革命工会”）是工人的日常自卫机关，它的作用是在日常生活中保卫工人的权利、为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少的劳动时间、更好的劳动条件……简单来说，就是改良。在长期的改良实践当中形成的工会（确切地说，不仅是工会，而是整个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包括了改良主义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党〕、工会、合作社等等）官僚，已经与自己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若即若离，又跟自己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可以说，工会官僚成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商”：它一方面要依靠工人的力量，向资本家争取改良，另一方面，它又要把工人的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能让工人斗争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此来换取资本家让步；而它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本位利益：它的利益来自于它调和阶级矛盾的能力——既来自于替工人向资本家争取权益的能力，又来自于帮资本家摆平“刺头”工人、扑灭“过火”斗争的能力，而职位越高的官僚，其自身利益越依赖于后者。这种微妙的“阶级中间商”的处境，决定了工会官僚的特殊性质。它一方面要尽量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工人的觉悟，发动工人斗争，这样它才能有足够的底气去跟资本家谈判，为工人争得权益；另一方面，它又要竭力帮助资本家压制群众，使群众的斗争不至于“越界”，维持在可控的限度之内。
所以，在工会体制中，越是高级官僚，战斗性越弱，妥协性越强，因为在长期的改良实践中，他们的利益更多地与资本家绑定在一起，本书中介绍了工党政府企图出台“扑灭纷争”法案、限制工会权利和工人斗争、最后在群众的强烈反对下被迫收回的经过，其中就讲到了原本应当反对这个法案的工会大会高干，是如何与政府狼狈为奸、百般破坏群众反对该法案的斗争的。这里面自然少不了利益输送：工会大会总书记伍德科克当上了劳资关系委员会主席。资产阶级用肥差回报了他的忠诚服务。地位越高的工会官僚，就越少受到群众的束缚，因为他们的职位大多不是由群众选出，而是由上级任命的或是在小圈子里选出的；而且，他们的野心，比如高官厚禄、爵位、庄园、美差之类，也不再是群众能够给予的了。所以，他们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群众的监督与约束，行使向资本家妥协退让的政策。
相反，职位越低的工会干部，特别是工厂一级的会员代表和召集者，就要受到群众的强烈约束，因为他们都是由会员群众选出的（可以参看书中提到的1974、1977年的两次工会改选），平时就生活在工人当中，他们的工作表现、他们能否为工人争取权益，都看在群众眼中，因此，他们必须直接代表群众的利益，哪怕他们倾向右翼，至少在表面上也要做出自己能够代表群众利益的样子。在这里还要提到一个尽管不属于工会的正式机关、却非常重要的机构：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它由厂里的会员代表组成，而会员代表又是最贴近群众的工会干部，所以，它虽然形式上不属于工会机关，却能够对厂内工会运动产生巨大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影响，它实际上是厂内的群众代表机关——也就是说，算是工人苏维埃的某种雏形。从书中可以看出，考利装配厂工会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是在它的影响下做出的。资产阶级报纸甚至认为，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主席是厂内权力最大的工会职位。它依靠群众的支持，代表了群众的利益，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因此自然遭到了工会官僚的打击和压制。工会官僚对以作者为首的战斗性工人的一连串打压和迫害，不仅是要打击这些战斗性工人，更是要破坏会员代表委员会这种几乎不受自己控制的群众代表机关。不幸的是，官僚最后还是得逞了。
基层群众与工会体制中的上层官僚之间的斗争，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改良主义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已经与资本主义统治秩序高度融合，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调节阶级矛盾的重要机制，对于如何控制、操纵、束缚群众运动，已经炉火纯青。我们可以从本书中看到，工会官僚是如何顽强地、细心地逐步破坏具有较强战斗性的基层群众代表机构，打击敢于率领群众反抗官僚的“刺头”，最终让右翼干部掌控了工会，使工人在资本家的大举进攻面前无力组织反抗的。
面对着官僚的压制，群众也不是毫无还手之力，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苏维埃”——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依托它开展斗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较有效地抵挡了工会官僚对自己的压制。但是，当阶级斗争的形势在七十年代发生巨大变化时，基层积极分子却没有能够及时反应过来，没有针对新的形势提出新的斗争方法与组织形式，尤其是作者自己——尽管他是一个号称以“革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锋党”的重要干部，并且担任了较长时间的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主席，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与俄国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苏维埃的相似性（工人苏维埃在1905年革命中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是基层群众的代表机关），没有设法加强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跟资本家和工会官僚作斗争。或许在他心目中，“苏维埃”只会在革命形势来临时才会出现，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领导的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也能起到苏维埃的作用。
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作者参加过1975、1977、1979和1981年的运输工会代表大会，在这四次大会上，作者多次提出了具有较强战斗性的提案，试图推动运输工会左倾，在1981年代表大会上，作者还试图让运输工会支持“左派”托尼·本恩竞选工党副党首。然而，运输工会和工党——尤其是其上层——早已与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融合，它们拒绝了来自基层的“向左转”的呼声，就算作者提出的提案能够获得代表大会接受，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从工会运动和工党内部改造它们，推动它们“左转”的一切尝试，全都失败了。
群众并不是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在六十年代后期，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在此期间涌现出的新一代战斗性工人，他们对传统的改良主义机关（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工会）并不信任，企图寻找新的出路。到了七十年代末，改良主义虽然还能束缚住工人群众，但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1978—1979年的冬季，爆发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使整个英国几乎陷入瘫痪。被称为“宿怨之冬”的这次大罢工，让资产阶级意识到改良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掌控正在减弱，改良主义恐怕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有效地约束工人斗争了。于是，资产阶级把撒切尔推上台，开启了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大反攻。
作者也承认，撒切尔刚上台时，左派没有人认识到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所有人都觉得这不过是一次意外。然而，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却向改良主义的根基发起了猛烈进攻：不断通过反工会法律，逐步剥夺了工会的权利；不惜以毁灭英国制造业为代价，将大量工业转移到国外，从物理上消灭了工人阶级赖以存在的基础；镇压了1984—1985年的矿工大罢工……最终的结果，是英国工会运动遭遇了一百多年来最惨重的失败，至今都没能恢复过来。而在国际上，资产阶级也在高奏凯歌：苏联在阿富汗陷入了泥潭，最终覆灭了。
在本书描写的这段时期的开头，越南人民军向南方发动了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地面攻势，此时，英国汽车工人也赢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薪酬和劳动条件；而在这段时期的结尾，苏军在阿富汗陷入了泥潭，最终黯然收兵，不久后苏联也覆灭了。同时，撒切尔正在对英国工人阶级大开杀戒。这绝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是同一个斗争的不同方面。
本书或许没有给读者在阅读时产生的种种疑问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本书仍然包含了丰富、详实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细节，它可以使读者通过一个基层积极分子的视角，了解到“拉锯战”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而这正是中国工人阶级所急需的。仅凭这一点，它便具有译成中文的价值。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同志、朋友的帮助和鼓励，没有他们，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我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我要特地感谢为我购书和扫描的伯尔尼库斯。我还要感谢本书作者艾伦·索内特同志，他对我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耐心地一一作答，并慷慨地为中文版写了序言。
龚义哲
202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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