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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致命的失误
1982年11月，我又遭到了打压。这次是因为我犯了一个致命的失误。我没有及时更新自己的重型货车执照，结果在一次违章停车时被查出来了。我有十年没开过重型货车了，最近才重新开起来（我把车壳运往长桥），所以我忘了更新执照。这是会员代表的老毛病了，我们总是操心别人的事情，却忽略了自己。
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这事是我自己不对，我不会去质疑管理层的处分，如果我被解雇的话，也只能自认倒霉，至少我不会让别人为了保住我的饭碗而罢工。但是，经过认真讨论之后，我改变了主意。这里面有两个要点。首先，更新重型货车执照是雇主和雇员的共同义务。没有及时更新执照，管理层和雇员各占一半责任，他们凭什么解雇我？其实，管理层自己也没发现我的执照过期了，直到警方警告他们，说他们也有可能因此而受罚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一点。其次，以前也有人犯过同样的错误，但是从来没有人被解雇。哪怕是因为严重违反交规导致驾照被吊销，也不会被开除。
但是，在我得知自己的错误后，我就觉得自己一定会被解雇，事实也确实如此。解雇我的决定是爱德华兹做出的。他们用了老一套的办法来对付我。监工和管理人员在周四做出了处分决定，而我只能在周五下午提出申诉。但是工厂在周末关门了，所以我的申诉就被驳回了。鲍勃·弗莱尔坚决支持我。但是我的案子很快就转到了戴维·巴克尔手里，而他恨不得让我早点滚蛋。没过多久，他就想趁机把我赶出工会。
巴克尔向管理层提出了投诉，但是，这个问题取决于工人会不会为了保卫我而采取行动，而这又是另一回事了。巴克尔向管理层声明，工会“不赞成”解雇我，并按照程序，提前五天通知管理层，说工人可能会罢工。他说他会向会员们发表声明，解释工会的态度。在此之前，所有工人都只知道管理层方面的意见，这都是媒体和监工灌输给他们的。
货运司机准备举行表决，决定是否罢工
星期一早上，鲍勃·弗莱尔跟货运司机开了会。货运司机举行了表决，有四分之三的人赞成罢工，于是他们决定在五天后举行罢工。当天的《牛津邮报》对此做了报道：“我们从周一开始罢工！考利装配厂货运部的110名工人在今天做出了这个决定。”
当天晚些时候，戴维·巴克尔宣布，这个问题将由全厂群众大会来决定，而群众大会可能会在周四举行——正好是在五天的预告期之内，在货运司机罢工之前。巴克尔还说，在开完群众大会后，货运司机还得重新投票。巴克尔说，他会向全体会员发出通告，叫他们来参加群众大会。
当巴克尔发出通告后，他的通告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管理层的宣传在厂里铺天盖地，可是巴克尔的通告却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反驳，纯粹是走过场。看了他的通告，大家只知道我被解雇了，他已经向资方表示“不同意”了。鲍勃·弗莱尔召开了运输工会会员代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发表了自己的声明，解释了事实经过：
……过去二十年里，从没有人因为违反道路交通规则而遭到﹝公司﹞处分，对此管理层连一个反例都举不出来。哪怕是因严重违反交规而被长期吊销驾照的司机，也只是被调去做厂内的运输工作，直到又可以重新申请驾照为止。其他在驾照方面出了错的司机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也就是说，艾伦·索内特遭到了区别对待，这显然是在迫害他。
在及时更新执照这件事上，管理层和司机负有共同责任。按照法律，公司应该承担一半责任，他们怎么能解雇一个只负有一半责任的人呢？
这个声明跟巴克尔的通告钉在一起，在全厂散发。管理层对此怒不可遏。他们叫弗莱尔叫去，叫他交出起草声明的委员会的名单，准备处罚委员会。在激烈的争吵中，弗莱尔没有泄露一个名字。
巴克尔反对货运司机罢工
星期二早上，戴维·巴克尔说他反对货运司机单独罢工，因为这个问题对货运司机来说“太大了”。他宣布将在星期四早上举行全厂群众大会。鲍勃·弗莱尔坚持要求在星期三提前召开会员代表会议。
那天晚些时候，巴克尔和弗莱尔吵起来了，吵得很凶。他拿出了管理层的投诉信，信中说弗莱尔不肯交出委员会的名单，叫他对此采取措施。他命令弗莱尔交出名单，让他交给管理层！鲍勃拒绝了，巴克尔就去找管理层，表示自己与委员会的声明完全无关，并准备对此进行调查，找出起草声明的人。
管理层现在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下午晚些时候，监工们在生产线上散发了管理层的新传单，传单上说戴维·巴克尔已经声明，他与会员代表们的声明完全无关。星期三的《牛津邮报》发表了头版报道《英利对工人们说：不要上了煽动者的当》（Don’t be misled by agitators, BL tells workers）。里面是这样写的：
考利装配厂的工人今天收到了警告：一小撮极端分子正在为了自己的目的，企图煽动一场争议。奥斯丁·罗孚管理层反复声明：罢工不会使上周被解雇的艾伦·索内特先生重新获得雇用。
伊恩·福斯特（Ian Forster）先生在两天内连续给工人写了两封信，他在第二封信中说：“公司之外与工会之外的极端组织企图把这件事渲染成一起迫害，他们大错特错了。一个自封的、没有正式权威的运输工会会员代表委员会散发了一份蛊惑人心的文件。运输工会地区书记已经表示，他对此毫不知情，也与此毫无关系，他准备进行调查，查清这些人是谁。”
工人为了保卫我而举行罢工的意愿遭到了沉重打击。星期三早上，运输工会的会员代表们开会时，他们表示完全支持我，支持货运司机的罢工决定。他们还经过表决，决定在第二天的群众大会上号召全厂工人投票赞成罢工。
巴克尔从中作梗
到了午休的时候，巴克尔来到厂里，再次插手。他抱怨会员代表们没有邀请他参加刚刚举行的会议。他还说，因此他不打算出席明天早上的群众大会了。这样一来，就根本不可能在群众大会上举行罢工表决了。1974年我第一次遭到打压时，没有专职干部的支持，我们就搞不起来罢工。
然后，巴克尔无耻地利用了这种局面，他企图迫使弗莱尔让步，让他能够参加未来的会员代表委员会会议。他对弗莱尔说，要让他重新考虑，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必须修改运输工会会员代表委员会的章程，让专职干部重新获得自动出席会员代表委员会会议的权利；在上次年度大会上，专职干部失去了这种权利。其次，自从工厂里的工会组织壮大以后，形成了一种传统：只有在召集者的邀请下，专职干部才能到厂里来，他现在要求鲍勃中止这种传统。弗莱尔直接拒绝了他的讹诈。
会员代表委员会散发了第二份传单，反驳了管理层的声明，但这样做还是不够的。我被禁止参加群众大会，形势已经非常糟糕了。鲍勃·弗莱尔在群众大会上不得不承认，巴克尔不会出席大会，这对大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尽管弗莱尔发表了强有力的演说，罢工的建议还是被否决了，赞成罢工的只有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夜班工人的群众大会决定支持罢工，有六成的人赞成，但是夜班工人的人数太少，不足以扭转白班大会的决定。
货运司机在星期五早上开了会，讨论了群众大会的决定。巴克尔已经通过《牛津邮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下星期一罢工，他们就不会获得运输工会的支持。我被禁止进入厂内，没能出席这次会议。在这种情况下，罢工的建议遭到了否决，但是票数只差一点点。当时担任货车司机的会员代表的珀西·特林德和里奇·阿什莫尔（Ricky Ashmore）都很难受。他们都以为货运司机一定会投票赞成罢工的。但是，这次表决的结果，彻底消灭了罢工的可能性。我被解雇了，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这也是爱德华兹最后的大手笔。几周后，他也离开了英利，到墨丘利通讯公司[1]去当总经理了。
“洗手”罢工
尽管装配厂工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打算为了保卫我而举行罢工，但是，爱德华兹在厂里实行的“恐怖管理”，却让他们越来越愤恨。1983年3月底，工人的愤怒爆发了。
厂里有个持续了四十年的老传统：每一班的生产线工人在打卡下班之前，可以用三分钟的时间去洗手，现在管理层宣布，他们准备废除这个传统。这样一来，生产线就可以一直运转到每一班结束的时候，而不是提前三分钟停工。
管理层辩称：为了推行新的奖金制度，必须落实生产考核（Audited Plant Status），所以要废除这个传统。英利的其它工厂已经废除了这个传统，为了保持一致，他们也要在装配厂废除它。
装配线上的五千名工人闻讯后怒不可遏，他们全部离开工作岗位，举行了群众大会，并经过表决，决定举行无限期全面罢工，只有五个人投了反对票。惊人的大罢工就这样开始了，它让全厂停产了整整一个月。令人诧异的是，这次罢工得到了戴维·巴克尔的支持，他还成了罢工的主要代言人。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管理层（在巴克尔的帮助下）成功地打垮了激进分子，所以他们就不那么需要巴克尔了，他们开始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对待巴克尔。
这次罢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几乎用不上纠察队。在4月6日星期三那天，又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经过表决，决定继续罢工，赞成继续罢工的人高达九分之八。就连巴克尔都发表了激进的讲话。管理层声称，罢工影响了“大师”[2]车型的投产——当时厂里生产的几种车型是蒙泰戈[3]、罗孚[4]、欢声和大使[5]，并且正要推出大师。巴克尔在大会上说：“如果经济成功要以奴役为代价，那这个代价未免过高了。”一周后，再次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这次大会依然坚决要求继续罢工。巴克尔在会上说：“你们要让公司知道，你们不是牲口，他们不能随意使唤你们。”
受到罢工影响而停工的非生产工人也给罢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牛津邮报》采访了他们，并在4月16日星期六发表了采访。采访中写道：“继续罢工——我们支持你们。在这场争议进入第四周的时候，《牛津邮报》采访了六个停工的工人，其中有五人都是这么说的。”
《每日镜报》在4月22日发表了一篇明显站在罢工一边的社论，指出了这次罢工的意义：
英国利兰的问题非常明显。问题并不在于工人该不该在上班时间用六分钟去洗手，而在于管理层以后是否还能随意使唤工人。在前任董事长迈克尔·爱德华兹爵士的领导下，英利高管赢得了一系列胜利。最重要的会员代表“红色罗伯”被解雇了……许多工人失去了工作。在撒切尔夫人统治下的英国，这本来应该是新的劳资关系的典型面貌。然而，现在考利的五千名工人在温和派领袖戴维·巴克尔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反抗老板……英利高管应当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不该听信政客那些关于新的劳资关系的废话。
4月23日星期五那天，管理层采取了破坏罢工的措施。他们宣称，到了下周二还不复工的工人，就会被统统解雇。会员代表们看穿了他们的虚张声势，并号召工人在星期一组织大规模纠察队，反击管理层的最后通牒。这次行动搞得声势浩大，没有一个人进厂上班，管理层退缩了。
于是，管理层又去找莫斯·埃文斯和特里·达菲。太阳下山前，他们谈出了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工人的三分钟洗手时间将在几周后取消，同时还要推行新的奖金制度——反正它都是要实行的。面对着这种局面，巴克尔马上退缩了。他向群众大会提交了这个方案，但是“没有提出建议”——这是一种狡猾的说法，意思就是建议大会接受。大会接受了这个方案，经过长达五周的罢工后，工人连三分钟的洗手时间都失去了。
鲍勃·弗莱尔退休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1983年12月的召集者改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鲍勃·弗莱尔马上就要退休了，他不可能再干满一届了。左派推出的候选人是艾弗·布拉金斯。鲍勃还想干一阵子；但他这么多年来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正是变革的好时机。
艾弗·布拉金斯曾长期担任会员代表和副召集者，一直都表现得很有战斗性，所以，在他竞选召集者的时候，没有人能打败他。他获得了会员代表们的广泛拥护，完全可以向管理层发起强有力的抵抗。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在短短几年里，他急剧右倾。他成了运输工会执委会里的主要右翼分子，并取代了巴克尔，当上了负责这块地区的专职干部。
[1] 墨丘利通讯公司（Mercury Communications）是英国一家国营电话公司，1981年成立，1997年并入大东通信公司（Cable & Wireless Communications）。——中译者注
[2] 奥斯丁大师（Austin Maestro）是英国利兰推出的一款小型家用掀背轿车，1982年投产，1995年停产。1998年被罗孚集团出售给一汽颐中汽车公司生产，改称“陆豹”。——中译者注
[3] 奥斯丁蒙泰戈（Austin Montego）是英国利兰推出的一款家用轿车，1984年投产，1995年停产。——中译者注
[4] 这里的“罗孚”是指被归入罗孚品牌的一系列车型。——中译者注
[5] 奥斯丁大使（Austin Ambassador）是英国利兰公司推出的一种大型家用轿车，1982年3月投产，1984年停产。——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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