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
33．工人奋勇斗争，领导背后叛卖
1980年夏季，英利轿车又要准备进行工资调整了，仍有很多人的工资达不到标准。政府规定，公共部门的工人加薪不得超过10%，然而通货膨胀率却达到了17%。过去两年里，英利工人的加薪幅度还达不到通货膨胀率的一半。公司搞过“等额工资”，然而这只是为了引诱工人接受新的工资等级而发放的一次性款项，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考利工人的情绪正在逐渐高涨，“阻止状况恶化”（stop the rot）成了车间里的口号。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拦路虎——联合谈判委员会思想保守，缺乏代表性。我们为此找过中央干部，但是他们充耳不闻。因此，考利装配厂的会员代表们便决定，就这个问题向厂里的运输工会会员发出呼吁。会员代表们写了一个请愿书，要求英利各家工厂的会员代表举行代表会议，选出全新的联合谈判委员会。
有2800名会员在请愿书上联署。然而，中央干部甚至不承认收到过这份请愿书。但是，还是发生了一件好事。运输工会在联合谈判委员会里有几个席位，在其中一个席位的初选中，鲍勃·弗莱尔击败了比尔·罗奇。至少我们现在可以在联合谈判委员会里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联合委员会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工资调整的问题，并做出决定：提出全面加薪20%的要求，而且不得附带任何条件。这个要求是根据通货膨胀率制定的，而且还考虑了有许多人的工资还达不到标准的情况。联合谈判委员会接受了这个要求，并于9月19日将其递交给了管理层。管理层提出的条件是加薪6.8%，他们说现在只能加这么多了。联合谈判委员会决定暂时休会，“考虑一下”。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制造工联正在为制造业的最低工资进行谈判，他们认为自己或许能从谈判中争取到一些东西，对英利管理层施加影响。
车间工人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管理层提出的加薪6.8%的条件是一种挑衅。在我们厂里，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在失望之下，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以绝对多数否决了加薪6.8%的条件，并要求联合谈判委员会尽力斗争，争取全面落实工人的要求。
制造工联赢得了加薪8.2%的协议，联合代表委员会以为这会对英利公司造成影响，便立即与公司重开谈判。爱德华兹却说：“条件不变，一分钱都不会多给。”然后，联合谈判委员会就在10月20日向召集者会议做了报告，但没有提出建议。召集者会议也犹豫了，决定先咨询各个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的意见，再重新开会讨论。
在考利装配厂，我们的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要求在英利轿车的各个工厂里举行一连串的群众大会，决定是否接受公司方面的条件。召集者会议重新召开时，鲍勃·弗莱尔和阿瑟·哈珀在会上提出了这个建议，出人意料地获得了通过。于是，就在同一天——10月30日，英利轿车所有工厂都举行了群众大会。这些大会都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加薪6.8%的条件，并决定通过全面罢工来逼迫公司方面接受工人的全部要求。赞成罢工的有42000人，反对的有21000人。在考利和长桥，绝大多数的人都赞成罢工。
严峻的挑战
这次表决的结果，不仅是对爱德华兹的严峻挑战，也是对保守党的工资政策的严峻挑战。当时，福特工人也提出了可观的工资要求，58000名英利工人完全可以跟福特工人并肩战斗，在工资方面发起反击。
但是，这需要一个前提：联合谈判委员会将会贯彻罢工投票的决定；这个前提并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然而，这里是英利。当联合谈判委员会开会讨论罢工投票的结果时，鲍勃·弗莱尔建议把罢工的日期定下来，却被彻底驳回了！联合谈判委员会决定在11月3日星期一那天重新召开召集者会议。鲍勃·弗莱尔和阿瑟·哈珀在召集者会议上再次建议执行罢工投票的决定。经过一番斗争后，他们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会议决定举行全面罢工，并提前七天通知管理层。
第二天，鲍勃·弗莱尔受到了考利管理层的强大压力。管理层说，弗莱尔在联合谈判委员会和召集者会议上建议落实罢工的决定，这是不可容忍的行为，如果他再这样做，就要“受到警告”。这是在威胁他：如果再这样做，就会像德里克·罗宾森一样被解雇。
两天后，联合谈判委员会彻底退缩了，决定抛开罢工的决定，重新与管理层谈判——而鲍勃·弗莱尔作为联合谈判委员会委员，也附和了这个决定。他被绑架了。
联合谈判委员会重新与爱德华兹进行谈判，但他不肯让步。他与各工会的总书记开了会。这个会开得非常奇怪。莫斯·埃文斯生病了，由阿列克斯·基特森[1]代替他来开会，基特森说，运输工会执行委员会刚刚通过表决，决定正式支持罢工。这个消息震惊了其他人。跟爱德华兹商量后，他们纷纷劝说运输工会撤回对罢工的支持，因为在肯尼尔沃斯会议上，工会方面可是向公司保证过要让公司盈利的。基特森当场就软了，放弃了运输工会的立场。然后，包括基特森在内，所有人都跟爱德华兹一起签署了联合声明，要求撤销罢工，并继续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爱德华兹特别强调，“有意义”并不等于开出更高的价码，然后他才同意加入“有意义的”这个词：
在工会中央干部与管理层的会面中，公司方面表示非常担心重大罢工会导致的后果。双方都承认，他们对于英国唯一一家重要汽车生产商的成功与竞争力负有独特的义务。而且双方都承认，不能削弱英利轿车的竞争力。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重新交给联合谈判委员会与管理层，让他们通过有意义的谈判来解决，并及时达成最终协议，从1980年11月1日起生效。在此基础上，中央干部们建议取消原定于11月11日星期二举行的罢工。
各工会的总书记在签署联合声明后，又跟等在接待室里的联合谈判委员会开了会。他们同意支持联合声明，并准备召开召集者会议，在会上建议取消罢工。他们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在新的谈判中“测试公司方面的意向”。这是一派胡言。公司的意向早就一清二楚了！第二天举行的召集者会议以同样的理由支持联合声明，并在表决中获得了三分之二的赞成；随后，召集者会议下达指令，抛开了得到42000人赞成的罢工决定，并取消罢工。
鲍勃·弗莱尔参加了整个过程，当他在厂里的会员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时，会场上的气氛十分凝重。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行动！就连右翼分子都不支持他，因为他们也得对自己的会员负责。他大错特错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没有道歉——他并不擅长道歉——但他坚决保证，以后一定会在联合谈判委员会会议或召集者会议上为了原来的要求而斗争。
所谓“有意义的”谈判，不用猜就知道是扯淡。管理层开出的条件是一次性加薪15英镑，而且不是直接照发，是以每周多算五个绩效分（bonus point）的形式，分12周发放。回归正途的鲍勃·弗莱尔坚决反对这个条件，他差点获胜了。经过激烈的争吵后，联合谈判委员会以14票对1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决议，建议召集者会议接受管理层的条件。在召集者会议上，会议主席霍利没有给弗莱尔丝毫机会。他发明了一条新规则——只有一个联合谈判委员会委员可以在召集者会议上发言，而那个人当然就是他自己。召集者会议以绝对优势通过决议，在一系列的群众大会上建议会员接受管理层的条件。
当鲍勃向考利装配厂的会员代表们汇报时，大家都很失望。这次会议不但拒绝建议会员们接受管理层的条件，反而重新讨论了不具备代表性的谈判机制——正是这种机制导致了接二连三的退让投降。这次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
本次会议不信任联合谈判委员会或召集者会议。他们无权抛开42000名会员自作主张……我们要求取消英利现有的谈判机制，这种机制不具备代表性。我们要求举行代表会议（每500名会员选举1名代表），这样才能体现每个工厂的会员数量。联合谈判委员会应当由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向代表会议负责。
在新一轮群众大会中，大多数英利工厂的表决结果都跟上一轮一样。比较重大的变化发生在长桥工厂，那里的工人经过表决，决定接受管理层的条件，但赞成者仅占微弱优势。由于在投票中采用了“赢者通吃”的规则，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工厂的工人在表决中决定接受管理层的条件，哪怕赞成者仅占微弱优势，在计票的时候也会把全厂的票数都算成赞成票，所以，长桥工厂的表决结果改变后，就会对全局产生巨大影响。
长桥的表决结果很有争议。工作委员会——事实上就是代联委执委会——在长桥会员代表全会上建议接受管理层的条件，但在表决中以140票对180票失败。然而，杰克·亚当斯却不肯接受会员代表委员会的决定，并建议绕开会员代表委员会，将这个问题提交给群众大会决定。然而，在群众大会上，赞成和反对的票数都非常接近。亚当斯声称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也有好多人声称大多数人投了反对票。《伯明翰晚邮报》（11月18日）报道了表决后的情况：
在共产党员德里克·罗宾森被解雇后接任召集者一职的亚当斯先生在表决结束后遭到了怒气冲冲的激进分子的围攻。他们高喊“这是叛卖”、“表决没有通过”和“还我罗伯
[2]”。亚当斯先生重申了英利董事长的警告：如果举行罢工，英利董事会就不会向政府申请高达8亿英镑的拨款，并关闭好几家工厂。
在考利装配厂，代联委不肯相信这一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讨论当前形势。形势确实非常糟糕；但是，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群众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谴责了以前发生过的一切，并决定为建立更民主的、更有代表性的谈判机制而斗争。
本恩派在工党内部造反
在这个时期，工党的党员数量迅速增长，思想也在不断激进化。在两年时间里，它发展了80000名新党员，并且正在向左倾斜。在七十年代的工人斗争影响下，会员代表运动大有进展，在工党内部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工党的左倾。
工党左派正在通过基层动员委员会（Rank and File Mobilising Committee）进行斗争，争取让党内体制更加民主化；基层动员委员会是工党内部一个具有广泛根基的机构。在1981年2月召开的工党特别大会上，它赢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包括：自动重选下议院议员，党首和副党首由选举人团选出。这些成果加强了基层对工党的控制，能够赢得这些成果，离不开工会的强力支持。
1981年4月，托尼·本恩宣布竞选工党副党首，他的竞争对手是右派候选人丹尼斯·希利。副党首选举将在10月的工党代表大会上举行。
本恩面向基层党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竞选运动。他跑遍全国，到处在公开集会上发言，这些集会的规模之大，是近些年来罕见的。工党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于保守党，如果本恩当上了副党首，工党在大选中的胜算就会大增。
他还在工会中广泛进行了竞选活动。当时的邮政工会总书记汤姆·杰克森还向工党抱怨说，本恩打算在邮政工会代表大会上召开次要会议[3]。最后本恩还是召开了次要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600多人。在科技管协代表大会上，半数代表都出席了本恩的次要会议，代表大会还支持他，反对主席团。
那天晚些时候，约翰·希尔金[4]，一个得到运输工会支持的下议院议员，也出来参选副党首。他出来参选，是为了从运输工会的庞大票数中分流一部分，阻止本恩当选。他给那些温和左派提供了避难所；那些温和左派既不想给希利投票，但也不想给本恩投票。
1981年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围绕本恩的斗争
在1981年7月举行的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最引入注目的政治问题，就是本恩竞选副党首一事，以及运输工会要不要支持他参选。我作为5/293分会的代表，鲍勃·弗莱尔作为5/55分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
莫斯·埃文斯的病还没好，所以继续由阿列克斯·基特森代行总书记一职。基特森当时还是工党主席，所以他受到了工党党首迈克尔·福特的巨大压力，叫他一定要让运输工会支持希尔金参选。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多少人支持希尔金，所以基特森就打算把这个问题交给执行委员会解决，因为执委会更中意希尔金。为此，他让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一个议案，要求代表大会不要对是否支持本恩做出决定——也就是说，要等到代表大会闭幕后，再让执行委员会做决定。
他们精心设计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如果代表们想要支持本恩，就只能在执行委员会提交议案之后，针对这个议案提交一个修正案，再就这个修正案进行表决。然而，代表大会刚一开幕，大会主席斯坦·彭博顿（Stan Pemberton）就宣布，执行委员会已经撤回了自己的议案，因此常任规则委员会作出了裁决：针对执行委员会的议案而提出的支持本恩的修正案已自动失效。这样一来，在代表大会上就根本不能发表对本恩的看法了。
这个决定让全场一片哗然，左派要求重新审议议程——要想挑战常任规则委员会的决定，这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彭博顿拒绝对其进行表决——因为谁都能看得出来，只要举行表决，就一定会通过——他说这个问题要留到星期四再讨论。
从那一刻开始，在代表大会上，只要有人提到本恩，就会赢得满堂喝彩。鲍勃·弗莱尔（在讨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时）用了一半的篇幅，要求对本恩进行投票，并请求大家给本恩投赞成票。他赢得了广泛的响应，但主席团却斥责他“哗众取宠”。丹尼斯·希利举行了一场支援希尔金的次要会议，只有35人出席；本恩举行的次要会议却有300名代表出席！
到了星期四，彭博顿依然不肯就是否重新审议议程进行投票。全场再次哗然。在第五分区代表团的催促下，我要求撤换大会主席。然而这正中彭博顿下怀。显然，在以前的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大会主席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挑战。彭博顿把这个问题变成了是否信任他的问题。他夸张地让出主席的位子，呼吁大会支持他，反对我的指控，就好像我在暗示他是强奸惯犯一样。尽管代表大会的真实意图是支持本恩的，但我还是在投票中惨败了，争取让代表大会正式支持本恩参选的斗争也失败了。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还是赢得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成果。5/293分会提交了一个议案，号召医务工作者占领医院，以此来阻止关闭医院；并要求由工党执政的各个地方议会拒绝执行削减公共开支的政策。这个议案遭到了主席团的强烈反对，但最后还是获得了通过。这个议案是这么说的：
本次代表大会坚决反对削减公共服务开支，并支持反抗削减公共开支的直接行动。凡是通过直接行动和占领来保卫工作岗位与公共服务的工人，都会得到运输工会的支持，运输工会将号召工人罢工，以支持占领行动，并为占领行动的胜利创造最好的条件。另外，凡是拒绝执行削减公共开支政策、拒绝提高利率或拒绝向银行支付利息的由工党执政的地方议会，都会得到运输工会的支持。
当时，西伦敦的圣玛丽医院（St Mary’s Hospital）正要被关闭，而这家医院的员工大都是运输工会会员，就在对5/293分会的议案进行讨论的前一天，这家医院的员工占领了医院，对这个议案的通过产生了重大作用。在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主席团的意见居然遭到大会否决，这可是很少见的事，我们对此感到很吃惊，而媒体也跟我们一样吃惊。《太阳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绰号“鼹鼠”的过激托派分子艾伦·索内特在昨天为左派赢得了一次重要胜利。在这位富有争议的英利会员代表的操纵下，英国最大的工会经过表决，决定发动大规模罢工，阻止政府削减开支。这次表决是在布莱顿举行的运输工会年度大会上进行的，而且还遭到了运输工会领袖们的强烈反对。这个态度强硬的动议要求工会发动罢工，支持那些通过直接行动和占领工厂来保卫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工人。这个动议还保证，任何反抗削减公共开支政策的工党地方议会，都会得到运输工会的支持。
代表大会闭幕后的几周里，由于未能争取到让代表大会支持本恩参选，在运输工会会员中间造成了混乱。事实证明，执行委员会也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它最后决定，在工会内部“征求意见”。然而，这种做法的效果仍是很可疑的，因为执委会已经决定了，它不会根据工会内部的意见来做决定。
工会内部支持本恩的声浪非常强烈，最后连执委会也倾向于本恩。但是，他们经过表决，决定“恳求”——而不是命令——工会的温和左派代表团在工党代表大会上给本恩投票。最后，他们在第一轮投票中支持希尔金，而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本恩。工会最终还是按照代表大会的意志投了票。本恩在竞选中落败，但他的表现令人惊叹。在第二轮投票中，本恩的得票率是49.5%，而希利也只得了50.4%——双方相差不到1%。
英利又关闭了几家工厂
在此期间，爱德华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裁员，这是三年内的第三轮裁员。英利轿车要裁员5000人，还要关闭几家工厂。在关厂名单中，最大的工厂是索利哈尔的罗孚SD1工厂。这家工厂五年前才刚刚建成，造价高达一亿四千万英镑。坎利工厂关闭后，被转到索利哈尔组装的TR7就此停产，而罗孚Saloon[5]将转给考利生产。按照这个关厂计划，完成关厂任务之后，英利轿车的轿车生产将集中在长桥和考利。
联合委员会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关厂问题。唯一一个准备进行反抗的工厂是罗孚SD1工厂。米克·克拉克——他是跟德里克·罗宾森一起受到处分的两名联合委员会委员之一，现在是SD1工厂召集者——在会上说出了大实话。他说，我们在1977年（肯尼尔沃斯会议上）“上了爱德华兹的当”，支持了他，这个问题都是我们自找的！
这次会议照例通过了抵制转移业务的政策。SD1工厂的会员代表们努力保卫工厂，并在索利哈尔组织了示威游行，全部蓝领工人和白领职员都参加了，但是，SD1工厂最后还是被孤立了；关厂计划没有受到多少抵抗就进行下去了。
[1] 亚历山大·哈珀·基特森（Alexander Harper Kitson，1921年10月21日——1997年8月2日），工会官僚。当过卡车司机。1959—1971年担任苏格兰商用车辆驾驶员工会（Scottish Commercial Motormen’s Union）总书记，1966—1967年担任苏格兰工会大会主席，1968—1986年当选为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80—1981年担任工党主席，1980—1986年担任运输工会副总书记。——中译者注
[2] “红色罗伯”（Red Robbo）是德里克·罗宾森的外号。——中译者注
[3] 英国政党在举行代表大会时，有时会为了某些特殊目的，而举行一些非正式的、不列入正式议程的会议，这种会议就叫次要会议（fringe meeting）。——中译者注
[4] 约翰·厄内斯特·希尔金（John Ernest Silkin，1923年3月18日——1987年4月26日），工党政客。毕业于剑桥大学，二战期间曾在海军服役。1963—1987年当选下议院议员。1966年7月4日——1969年4月30日出任下议院议员领袖兼财政部国会秘书，1969年4月30日——1970年6月19日出任公共建设与工程大臣，1974年3月7日——1976年9月10日出任地方政府与计划大臣，1976年9月10日——1979年5月4日出任农业、渔业与粮食大臣。——中译者注
[5] Saloon是一种三厢式车身轿车，罗孚生产的Sallon主要有P5系列。——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