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
8．石油危机与三日工作周[1]
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大打击。阿拉伯军队在赎罪日战争中被以色列击败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产油国便减产25%，并对美国和任何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在短短几周时间里，油价飙升了三倍（从3美元涨到12美元），使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混乱。油价低廉的时代戛然而止，建立在低油价上的战后世界也大受打击。
对于汽车工业来说，这可能是灭顶之灾，很可能导致裁员甚至关厂。这种恐慌迅速蔓延，5/55分会担心资方可能会在在圣诞节假期宣布关厂，便在放假前举行了紧急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决议供会议讨论；这个决议号召工人在资方宣布裁员或关厂的情况下占领工厂。这个决议里有一部分体现了社工盟的立场——它日益趋向极左——但占领工厂绝对是极端情况下的正确选择。会议一致支持这个决议，并决定：在圣诞节假期，如果管理层做出任何事关工厂未来的决定，就召集全体会员，召开会员大会。
几天后，代联委讨论了这个决议。这次讨论比分会紧急会议上的讨论更加艰难，但是大家都承认形势的紧迫性，并接受了决议中的要点。
然后，我们惴惴不安地把这个决议提交给了运输工会牛津地区委员会（Oxford District Committee），它准备于第二天晚上开会——而委员会的书记正是巴克尔。出人意料的是，牛津地区委员会也像代联委一样，虽然并不全部赞成决议的各项要点，却赞成一旦资方宣布关厂就占领工厂的建议，还同意如果假期内发生情况就召开群众大会！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显然是时代的标志。
虽然资方并没有在圣诞节假期内扬言关厂，但石油危机仍在继续，到了1月7日，爱德华·希斯宣布在整个产业实行三日工作周——这一下子就让四百万工人陷入了失业或半失业的境地。1月9日，鲍勃·弗莱尔向联合执行委员会提交了我们的一旦资方关厂就占领工厂的政策，再次令我们出乎意料的是，它居然被采纳了。
占领工厂
最后，在实行三日工作周的时间内，英利公司并没有关闭工厂。但是，装配厂的3000名日雇工[2]却占领了工厂，时间长达十天。管理层推行三日工作周的方式，违反了一项关键协议，占领工厂便是对管理层的反击。推行三日工作周的法律规定，任何妨碍三日工作周的实行或落实的协议，都将自动中止。这项规定在英利内部引起了巨大争议，斯托克斯在开始采用三日工作周时宣布，公司不会推行这项规定。
这对日雇工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有个叫做四日留用协议（Four-day Retention Agreement）的东西：如果工厂由于厂外原因而停工，那么在停工的头四天里不会遣散日雇工。而在三日工作周实施后，每周停工两天，这个协议又对每一次停工期都有效，所以，只要这个协议能得到维持，日雇工在实行三日工作周的时间内就不会被裁掉。
管理层也承认，这个协议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然而，虽然斯托克斯发表了声明，但管理层并不打算在实行三日工作周的时间内履行这个协议。结果，他们关闭了工厂，遣散了日雇工，又不发一分钱，违反了协议。群众大会经过表决，决定占领工厂，直到管理层遵守协议为止。
占领工厂是种全新的体验，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表决后的第二天早上，大约700名日雇工在早上七点开始占领工厂。几处大门都被锁住了，我们就从安全班组（safety shift）用的门进入工厂。厂里的一切都上了锁，电力也断了。当时还是一月，天还没亮。我们花了点时间才打开照明，把重要的设备都发动起来。天大亮的时候，我们叫所有参加占领的人都到主食堂去开会。克利夫·斯莫尔从区办公室赶来厂里，宣布支持占领行动。
过了几天，管理层同我们接触，想跟我们谈判。他们想废掉四日留用协议，给日雇工提供生产工人已经接受的条件——连续干满六个月，就多留用14天；干满一整年，总计可留用21天。这个条件明显不如现有的协议好，所以被大家驳回了。
1月16日，约翰·塞蒙兹给占领工厂的工人写了封信，对工人进行了政治攻击，他在信中质问工人：“难道日雇工们想被极端分子利用，沦为他们的政治爪牙吗？”我们回答说：“我们唯一关注的政治决定，是政府推行三日工作周的决定。我们目前关心的是考利管理层能否履行斯托克斯勋爵的承诺——在石油危机期间将会遵守协议。”
1月25日，占领行动进行到第十天的时候，管理层又来找我们谈判了。他们提出，只要工人停止占领，就提供更优厚的遣散条件。大多数工人都愿意接受这个条件，占领就这样停止了。日雇工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但他们迫使塞蒙兹做出了妥协。
当权派的妄想病
当时，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已经改名为革命工人党（革工党，WRP）。杰里·希利认为，社工盟已经成熟了，不能只当一个“同盟”，应该把它转变为一个党——更准确地说，应该把它转变为“先锋”党，因为希利对其它左派都抱着宗派主义的态度。
社工盟牛津支部支持改名，但我们许多人都已经对这个组织失去了信心；希利对石油危机做出的极左反应，更是让我们寒心。他认为英国已经濒临军事政变——他说这会毁灭工会。
现在看来，希利的观点可能是痴人说梦，但在当时来看并非如此。当时，妄想病在英国的当权派中很流行。矿工的战斗性日渐高涨，把他们吓得要死，他们觉得叛乱马上要发生了。盎格利亚电视台[3]有一档节目叫《谁说这一定不会在这里发生？》（Who Says It Can Never Happen Here？），曾在工党内阁里当过大臣的查尔丰特[4]勋爵在这个节目上回顾了过去：
大家都模模糊糊地觉得，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都要完蛋了，社会要崩溃了，传统价值观、遵纪守法的美德、尊重权威、尊重法律，这些统统都要完了。有些躲在幕后的人——他们向来不怎么抛头露面——建议，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军队接管，成立军政府。
就连特务机关都相信哈罗德·威尔森是苏联间谍，并制定了针对他的阴谋。据科林·华莱士[5]揭露，特务机关参加了污蔑威尔森和其他政客的行动。据《和平新闻》[6]揭露，特种空勤团[7]创始人戴维·斯特林[8]中校一直在鼓吹建立一支志愿部队，一旦发生总罢工，就出动这支部队镇压。甚至还有人想让蒙巴顿[9]勋爵或爱丁堡[10]公爵出面成立民族团结政府。
托尼·本恩也说他自己一直遭到监控；为了同左派作斗争，军情五处[11]把越来越多的奸细安插进工厂和工会。但是，这一切都不应该让任何左派得出英国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结论。考虑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旦举行大选，工党就会上台。
我们的组织太高调了，所以希利的狂想对我们这些在考利工厂里活动的人造成了损害。我们并没有到处宣扬军事政变马上就要发生，但这是我们所属的组织的路线，当我们最需要维持自己的信誉的时候，它却损害了我们的声誉。我们想跟希利好好谈一谈这个问题，但根本没用。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彻头彻尾武断的。矿工再次举行大罢工，迫使希斯辞职并举行大选后，希利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路线。因此，革命工人党在参加大选时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保守党正在准备建立独裁”。
威尔森改变了方针
威尔森在1970年大选中失败后，不得不重新考虑他对待工会的立场，以前他提出了“扑灭纷争”法案，对工会采取了对抗性的立场。如果工党要想重新执政，他还得需要工会大会的支持。因此，工会大会—工党联络委员会（TUC-Labour Party Liaison Committee）在1971年成立了。成立它的建议，是由休·斯坎隆和杰克·琼斯提出的，用迈克尔·福特[12]的话来说，它的作用就是“……不让威尔森政府后期出现过的那种党与工会之间的紊乱再次发生”。
联络委员会得到了工党左派的支持，工党左派一直在要求对工党的全部政策、工党同工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激进的反思。联络委员会的主席由威尔森担任，但驱动联络委员会的主力是斯坎隆、琼斯和托尼·本恩——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琼斯和斯坎隆当时仍处于比威尔森左的立场，但正在向右滑动——而在那个阶段，琼斯向右滑动的速度要比斯坎隆更快。但是，托尼·本恩正在倒向左派。在1971—1972年间，托尼·本恩担任工党主席兼影子内阁工业大臣，极力推动“反思”，并提出了著名的主张：“要从根本上、并不可逆转地把权力和财富转移到劳动人民手中”。
在威尔森看来，联络委员会是个控制工会、让工会服从未来的工党政府的要求的工具。但是，在工党与工会内，左派的力量日渐强大，粉碎了他想把联络委员会的讨论限制在他期望的政治范围之内的企图。联络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远比他原先的预想更左的政策。
1973年，联络委员会发表了宣言《经济政策与生活成本》（Economic Policy and the Cost of Living），这是它的关键文件，公众称之为“另一种经济战略”（alternative economic strategy）。它提出了一个接管25家主要公司、并对大企业加强控制的国有化纲领。它要求废除《劳资关系法》，撤销国家劳资关系法庭。它要求增加工人的权利，并建立独立的仲裁机构——这个机构最后发展成为了咨询、调解与仲裁中心。
这个文件当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它的工资政策。它反对由国家对工资进行控制，却鼓吹所谓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也就是说，工人要与政府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而这个协议的一部分，就是工人要自愿限制工资。它是这么说的：
我们承认，如果工资与生产力的增长相脱节，那么限制工资的政策是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的……因此，工人和政府需要达成一个广泛的社会契约——这个契约每年都要根据形势的变化与新出现的机遇而进行更新。
这个文件得到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支持，却遭到了威尔森的反对。1976年工党代表大会采纳了这个文件。
又一次矿工大罢工
1974年1月，矿工举行表决，以81%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再次举行无限期罢工的决定，这是在矿工在两年内举行的第二次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这次罢工彻底动摇了希斯政府。希斯宣布将于2月28日举行大选。希斯说，大选将解决“谁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问题，他期待自己能赢得大选。
工党对此的反应是发表了一个非常激进的竞选宣言。它直接体现了工会内不断高涨的战斗性和联络委员会的工作，吸纳了“另一种经济战略”的要点。它强调必须控制物价、限制投机，并发誓要让富人把财产吐出来——据说丹尼斯·希利是这么说的：“要把富人榨得一滴不剩”。
它承诺控制资本输出，并将为公共事业提供资金。它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国有化计划：“我们将接管造船业、修船业和海运工程业、港口、机身与航空发动机制造业……还有制药、公路货运、建筑、机器工具等领域，以及北海的石油与天然气。”将成立一家国有控股公司，即国家企业委员会（国企委，NEB），推动国家干预，它有权对一切经济领域投资。而这个宣言中争议最大的部分，仍是有关工资和劳资政策的部分，这部分的核心就是“社会契约”。
谁统治英国？希斯的灾难
大选在1974年2月28日举行，当时矿工的罢工仍未结束，结果希斯大败。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问题，也得到了著名的答案——不是你！大选产生了一个任何党派都不占绝对优势的议会[13]。希斯还不想让位，还想组建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但是阿尔斯特统一党和自由党都不想跟保守党组阁，所以他最后还是辞职了。威尔森赢得了大选，但他领导的是一个少数派政府。
大选过后，当权者的妄想症还是没好。统治阶级当中有不少人都觉得，一个真正的左翼工党政府上台了。有些人还做了安排，准备带着财产出逃。企业家圈子里有不少人在讨论通过撤回投资或集体拒缴公司税等方法来撼动工党的统治。但是，威尔森组阁后，他们却松了一口气。威尔森内阁并不是由一帮布尔什维克组成的。罗伊·詹金斯[14]当上了内务大臣，丹尼斯·希利当上了财政大臣，吉姆·卡拉汉当上了外交大臣，迈克尔·福特当上了就业大臣；芭芭拉·卡塞尔当上了社会服务大臣；哈罗德·莱沃[15]当上了经济顾问，雷格·普伦蒂斯[16]当上了教育大臣，雪莉·威廉姆斯[17]当上了消费者事务大臣。
托尼·本恩被任命为工业大臣，这引发了争议。他很快就组建了一个左翼班子，他让埃里克·赫弗[18]当副大臣，让迈克尔·米彻[19]担任议会书记[20]，让斯图亚特·霍兰德[21]、弗兰茜丝·莫雷尔[22]和弗兰西斯·克里普斯（Francis Cripps）当顾问。托尼·本恩的任命，并不能决定威尔森内阁的性质，却在各大公司的董事会里激起了狂怒。
工党接手的是一个经济烂摊子。“巴伯[23]暴涨[24]”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工党要面对的是仍在继续的石油危机、暴涨的通货膨胀、不断增加的贸易赤字。这些因素，以及工党在议会中只拥有相对多数，使威尔森获得了不履行竞选承诺的借口。为了推行社会契约，工会大会在迈克尔·福特的请求下，决定接受希斯的第三阶段工资政策——而这个政策还要执行六个月。在保守党推行这个政策时，他们全都痛骂它，可是工党上台后，他们又要支持它了。
威尔森对矿工作出了让步，几乎接受了矿工的全部要求，结束了矿工大罢工。虽然矿工争得的涨薪幅度超出了政府规定的上限，但是工会大会却作出决定，其他工人群体在提出加薪要求时，不得援引矿工的先例。然而，工会大会的这个决定却没能坚持贯彻下去，因为涨薪幅度很快就达到了平均20%的水平。也就是说，第三阶段工资政策实际上已经完蛋了。
三月底，丹尼斯·希利出台了预算案，虽然他声称这个预算案能保证“从根本上把财富转移到劳动人民手中”，可它却抬高了物价，打击了穷人。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3亿英镑，代价是限制货币供应，紧缩经济。尽管联络委员会做了很多工作，货币主义[25]还是来了。
然而威尔森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同工会领袖建立新的关系。这就是“反思”的目标，不久后我们就在考利感受到了这种新关系造成的影响，以及关于“扑灭纷争”法案的协议造成的影响，现在工党政府可以推行“扑灭纷争”法案了，而且琼斯和斯坎隆也就此向工党做出了郑重的承诺。
右派突然发难
在装配厂里，管理层打算在运输工会里拼凑一个以雷格·帕森斯为首的多数派，让这一派人拥护管理层，同厂里的左派作对。我们发现，帕森斯——他已经在1971年同左派决裂了——在1974年初给杰克·琼斯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已经改变了政治观点，现在想为“粉碎厂里的极端分子”出力。左派弄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后来帕森斯也发表了这封信。信中讲了他参加和退出社工盟的经历，讲了他现在对工党充满信心：
……有人请我跟考利厂区的其他领头人去参加讲座和会议，讨论产业工会和工人面临的各种政治问题……所以，我和其他人参加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工人同盟的组织……
一开始，我似乎找到了纯正的、以革命手段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我为之深深着迷。我接受了产业鼓动和政治鼓动的训练，通过小册子、通讯甚至日报来进行定期的宣传。
我周游全国，进行组织、论战和演讲。我负责协调各大工业区中的联络人，企图把战斗性较强的会员代表和灰心丧气的工会会员发展成为组织成员……
但是，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考利的汽车工厂，特别是装配厂，那里的工会领导职位都被这个强有力的、纪律严明、组织良好的革命运动的同路人占据了。现在，像我这样的工会活动家已经脱离了这个极端组织，不再参加它的活动，并采取了更为现实的立场。
我吃了很多苦头，付出了很大的个人代价，才明白了这一点，但我很庆幸我终于能摆脱了。我现在觉得，肯定还有一些人对这种组织感到不满，却又不完全了解它的深层动机。他们需要一个好理由才能摆脱组织，却又缺乏勇气，或是害怕遭到报复。我想粉碎那些受外部势力指使的人……
我认为，工党政府是源泉，它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这封信让琼斯如获至宝，他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给帕森斯写了回信，说这封回信“完全是私人和私下性质的”，并建议帕森斯跟布莱恩·马瑟斯联系。雷格·帕森斯、戴维·巴克尔和布莱恩·马瑟斯见了几次面，决定让帕森斯代表右派，在厂里同左派竞争召集者的职位。对厂内左派的可耻攻势就这样开始了，这场攻势持续了三年，为了把我们从有影响力的职位上赶走，本书中介绍的每一种花招都被用在了我们身上。在这场斗争中，受益最大的是管理层，损失最大的是工会运动。
不过，要想发动这场攻势，他们还需要得到运输工会各级干部的坚定而可靠的支持——上至杰克·琼斯，下至戴维·巴克尔。但这里有个问题，巴克尔是车身厂的专职干部，不是装配厂的。装配厂的专职干部是比尔·汤普森，他原来是汽车工会的人，汽车工会并入运输工会后才成了运输工会的人。虽然他不是左派的人，但对于这场攻势来说，他也是靠不住的。因此，资格比汤普森更老的巴克尔，就在琼斯的支持下，准备把汤普森在装配厂的专职干部职位夺过来。
[1] 1973年11月，矿工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举行了全国大罢工，要求大幅加薪，导致电力供应紧张。为了应对罢工，节省电力，保守党政府于1973年12月13日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就包括实行三日工作周：从1974年1月1日开始，工厂在每个工作周里只能连续开工三天，而且在开工日不得加班。这一措施在1974年3月7日中止。——中译者注
[2] 日雇工（dayworker），即按日计酬的临时工。——中译者注
[3] 盎格利亚电视台（Anglia Television）是英格兰东部的一家电视台，总部设在诺维奇，1959年10月27日开播，播放范围覆盖诺福克、萨福克、埃塞克斯、剑桥郡、北安普顿郡、贝德福德郡等地。现名ITV盎格利亚（ITV Anglia）。——中译者注
[4] 阿林·阿瑟·格温·琼斯（Alun Arthur Gwynne Jones，1919年12月5日——），1964年10月23日——1968年10月17日任外交大臣，1968年10月17日——1970年6月19日任外交与英联邦事务大臣。1964年11月11日受封查尔丰特男爵（Baron Chalfont）。——中译者注
[5] 约翰·科林·华莱士（John Collin Wallace，1943年6月？日——），生于北爱尔兰兰多尔斯镇（Randalstown），曾就读于巴利梅纳学院（Ballymena Academy）。1961年参加英国陆军预备役部队（Territorial Army，地方军），后来加入了亲英的北爱尔兰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特殊警察部队（Ulster Special Constabulary），1972年加入英国陆军阿尔斯特防卫团（Ulster Defence Regiment），担任该团心理战军官。在七十年代，他参加了英国情报机关在北爱尔兰的大量行动。1973—1974年，他参加了英国情报机关中的右翼分子针对部分英国议员进行抹黑的“发条橙”行动（Clockwork Orange），1974年10月，他拒绝继续为“发条橙”行动工作，1975年他将“发条橙”行动的部分关键信息透露给了新闻界，公众才得知这一行动的存在，随后他为了避免受到纪律处分而辞职。在八十年代，他进一步披露了大量跟“发条橙”行动有关的文件。1980年，他被当局陷害，以杀人罪被起诉，并于1981—1987年被监禁。——中译者注
[6] 《和平新闻》（Peace News）是一家和平主义杂志，1936年6月6日创刊。——中译者注
[7] 特种空勤团（Special Air Service，SAS）是英国陆军的一种特种部队，1941年7月由戴维·斯特林创立。——中译者注
[8] 阿奇巴尔德·戴维·斯特林（Archibald David Stirling，1915年11月15日——1990年11月4日），生于军官家庭，1937年7月参军，在二战期间多次参加敌后特种作战，二战后曾在多个国家担任军事顾问。在七十年代中期，他秘密建立了一个地下组织“大不列颠75”（Great Britain），准备在政局突变时接管政权。1974年8月，《和平新闻》曝光了这个计划，他只好放弃。在七十年代末，他又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企图从内部破坏工会运动。——中译者注
[9] 路易斯·弗兰西斯·阿尔伯特·维克托·尼古拉斯·蒙巴顿（Louis Francis Albert Victor Nicholas Mountbatten，1900年6月25日——1979年8月27日），英国海军军官、政治家。1947年2月12日——1948年6月21日任印度总督，1955年4月18日——1959年10月19日任第一海务大臣，1959年7月13日——1965年7月15日任国防参谋长。1979年被爱尔兰共和军击毙。——中译者注
[10] 爱丁堡公爵，即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中译者注
[11] 英国安全局（Security Service，SS），通称“军情五处”（Military Intelligence,Section 5，MI5），是英国的情报及国家安全机关。——中译者注
[12] 迈克尔·麦金托什·福特（Michael Mackintosh Foot，1913年7月23日——2010年3月3日），工党政客，1974年3月5日——1976年4月8日任就业大臣，1976年4月8日——1979年5月4日任枢密院议长兼下议院领袖，1976年4月5日——1980年11月10日任工党副党首，1980年11月10日——1983年10月2日任工党党首。——中译者注
[13] 在1974年2月28日的大选中，工党赢得了下议院的301个议席，保守党297席，自由党14席，其它党派23席。没有一个党派能在下议院占据过半议席（318席）。——中译者注
[14] 罗伊·哈里斯·詹金斯（Roy Harris Jenkins，1920年11月11日——2003年1月5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18日——1965年12月23日任航空大臣，1965年12月23日——1967年11月30日任内政大臣，1967年11月30日——1970年6月19日任财政大臣，1970年7月8日——1972年4月10日任工党副党首，1974年3月5日——1976年9月10日再次担任内政大臣，1977年1月6日——1981年1月19日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1981年率领部分中派脱离工党，于3月26日成立了社会民主党，1982年7月7日——1983年6月13日担任社会民主党党首，1988年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后，于1988年7月16日——1997年12月19日担任自由民主党上议院党团领袖。——中译者注
[15] 诺曼·哈罗德·莱沃（Norman Harold Lever，1914年1月15日——1995年8月6日），工党政客，曾担任过一些不太重要的经济职务，1974—1979年担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中译者注
[16] 雷吉纳尔德·厄内斯特·普伦蒂斯（Reginald Ernest Prentice，1923年7月16日——2001年1月18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20日——1966年4月6日任教育与科技大臣，1966年4月6日——1967年8月29日任公共建筑与建设大臣，1967年8月29日——1969年10月6日任海外开发大臣，1974年3月5日——1975年6月10日任教育与科技大臣，1975年6月10日——1976年12月21日再次担任海外开发大臣。1977年投靠保守党，1979年5月7日——1981年1月5日担任社会保障大臣。——中译者注
[17] 雪莉·薇薇安·特蕾萨·布里坦·威廉姆斯（Shirley Vivian Teresa Brittain Williams，1930年7月27日——），娘家姓凯特林（Catlin），工党政客，1967年8月29日——1969年10月13日任教育与科技大臣，1969年10月13日——1970年6月23日任副内政大臣，1974年3月5日——1976年9月10日任物价与消费者保护大臣，1976年9月10日——1979年5月4日任财政部主记长兼教育与科技大臣，1981年随罗伊·詹金斯脱离工党，创立社会民主党，并于1982年7月7日——1987年8月29日担任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后，于2001年6月7日——2004年11月24日任自由民主党上议院党团领袖。——中译者注
[18] 埃里克·塞缪尔·赫弗（Eric Samuel Heffer，1922年1月12日——1991年5月27日），生于赫特福德（Hertford）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当过电工、皮革工人和木工。1939年参加工党，1941年参加英共，1948年因领导非正式罢工而被英共开除，不久后重新参加工党。1974年3月7日——1975年4月9日担任工业副大臣，1983年10月31日——1984年10月26日担任工党主席。——中译者注
[19] 迈克尔·休·米彻（Michael Hugh Meacher，1939年11月4日——2015年10月21日），工党政客，1974年3月7日——1975年6月12日任工业副大臣，1975年6月12日——1976年4月5日任卫生与社会保障副大臣，1976年4月5日——1979年5月4日任贸易副大臣，1997年5月2日——2003年6月13日任环境大臣。——中译者注
[20] 议会书记（Parliamentary Secretary），全称议会副国务秘书（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是英国政府部门的第三把手，仅次于大臣和副大臣。——中译者注
[21] 斯图亚特·金斯利·霍兰德（Stuart Kingsley Holland，1940年3月25日——），英国经济学家，工党政客。曾在牛津大学、萨赛克斯大学执教，1979年5月3日——1989年代表工党当选下议院议员。——中译者注
[22] 弗兰茜丝•莫雷尔（Frances Morell，1937年12月28日——2010年1月10日），原名弗兰茜丝·梅因·盖勒威（Frances Maine Galleway），工党政客，曾于1974—1979年在工业部担任特别顾问。——中译者注
[23] 安东尼·佩里诺特·利斯伯格·巴伯（Anthony Perrinott Lysberg Barber，1920年7月4日——2005年12月16日），保守党政客，1963年10月20日——1964年10月16日出任卫生大臣，1967年1月10日——1970年6月20日出任保守党主席，1970年6月20日——1970年7月25日出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1970年7月25日——1974年3月4日出任财政大臣。——中译者注
[24] 1972年，财政大臣巴伯为了使保守党在1974年或1975年大选中获胜，发表了一个预算案，结果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史称“巴伯暴涨”（The Barber Boom）。——中译者注
[25] 货币主义（monetarism）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该派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经济活动与物价具有决定性作用，主张政府只应控制货币供应，而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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