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与毛主义时代的终结 1969-1976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大会本身是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但就在这些话余音未尽之际，爆发了新的政治斗争，团结化为泡影。斗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提出的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大动乱刺激起来的政治欲望，给斗争火上浇油；但这种斗争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反对官僚权威的斗争不同，中国政治现在已转变成党内官僚领导人之间的派别斗争，完全避开了公众的视线。

林彪的垮台

九大以后，支配着中国政治的两个问题似乎书写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篇章：一个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在由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敌对国际环境中的国际地位问题；另一个是党在文化大革命后体制中的地位问题。两个问题奇妙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二者都源自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而幸存的领导人对这种经验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理解。

乍看之下，很难看出文化大革命与外交政策问题有什么联系。1966—1969年间，中国与世隔绝，先是敌对的美国，后是同样敌对的苏联，千方百计孤立中国。由于忙于国内斗争，毛主义领导人似乎甘愿让中国的外交关系陷于停滞，他们甚至于1967年召回了大多数驻外使节。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正在大规模升级，炸弹已经落到了中国边界附近，美国还威胁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但是，中国所以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像当时有些观察家分析的，是因为美国对越南的入侵造成的威胁所致；^[1]恰恰相反，毛认为，就事关“世界革命”而言，中国国内的斗争要远比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更加重要。恰恰是刘少奇、而不是毛泽东发表了最强烈的抗议声明，警告说，在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随时准备支持越南人民。事实上，毛在1970年坦率地告诉埃德加·斯诺，他决心打倒刘少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刘少奇提出恢复中苏联盟，抗衡美国在越南的威胁，这样就势必要延缓文化大革命的发动。^[2]

在毛主义者看来，世界革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革命的命运，这反映出民族自我中心的膨胀。林彪在1965年写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这篇典型的毛主义文章里，把中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表达得淋漓尽致。该文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引到世界革命进程的全球观念中，提出“革命的农村”，即经济落后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将包围和战胜“先进”的城市，即欧洲和北美。这虽然不过是对世界形势的一种乐观展望，而不是中国要在世界革命中采取行动的声明，但它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时领导人的世界观。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将保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会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榜样。所以，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将取代精神上已经堕落的“资本主义”苏联成为“革命故乡”，苏联在国内奉行的修正主义和国外奉行的机会主义，正在把世界革命力量引入歧途。这样，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孤立就被冠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美称。在这些年里，北京不时发表强烈的声明，坚定地站在世界群众革命运动一边，^[3]同时还全面地痛斥世界各国的反动政府和领导人，从缅甸的“法西斯主义者”吴奈温到法国的戴高乐，当然还有约翰逊和勃列日涅夫。1967年，毛不仅把中国称作“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还提出要把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军事和技术中心”。^[4]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苏联正是按照这种“国际主义”革命观粗暴地干涉他人事务。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北京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强烈地谴责这种侵略行为。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对杜布切克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验毫无同情之心，但中国一贯坚持国家主权的立场，这既是原则，也事关国家利益。苏联对捷克的占领，引起中国对与苏联发生战争的担忧。苏联的侵略，以声名狼藉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为基础。就是说，苏联有“权利”对属于所谓“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对中国来说，这种威胁是现实和直接的。苏联已经含蓄地警告要对中国的核装备（中国在1967年后拥有了氢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最好与美国共同一块动手）。在中苏5000英里的边境线上，苏联陈兵百万，数百枚苏联核导弹巳对准了中国各大城市。边界冲突日益频繁，不断升级。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召开之际，中苏两国军队刚刚在黑龙江省冰天雪地的乌苏里江上发生了激烈的边界流血战斗。

在九大通过的由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中国共产党首次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摆在同样的位置上，两者都是被压迫国家和中国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还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但林彪对苏联也使用了同样严厉的措辞，他谴责“新沙皇”如同希特勒建立“欧洲新秩序”一样建立殖民地，采取“法西斯主义的强盗行为”。但是，林彪乐观地预言说，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面前，都不可避免要走向灭亡。^[5]

对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来说，仅仅是谴责苏联和美国一样邪恶，寄希望于世界革命的奇迹发生，并不足以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周提倡一种新的全球外交战略，它是基于国家主权、和平共处、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传统原则，毫无疑问，周得到了毛的全力支持；这是一种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相应地与美国实行策略缓和的战略。这一战略与美国的利益不谋而合，很快导致了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当然，这种新外交与风行一时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称为救世主式的革命民族主义精神也许更合适）格格不入。在林彪看来，这即使不是对原则的背叛，也是对他热心鼓吹的世界范围的“人民战争”观点在政治上的完全否定。在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特别是与美国缓和的政策问题上，毛和他的法定“继承人”林彪分道扬镳了。

在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问题上，毛与林也发生了冲突。毛和周提出重建共产党，恢复党的权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重建党——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产生一个能取代党的政治组织，而是要不要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党，是否恢复党的垄断地位，是否让大多数文化大革命前的领导人官复原职。对毛、特别是对周来说，党的迅速复原是国内当务之急，特别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导致的不正常的政治后果，即军队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力量的现象。不管解放军具有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优秀质量，但眼前的局势引起人们对波拿巴主义的担忧，毛开始对军队将领的“骄傲”提出批评。此外，对苏联威胁的日益担心，也迫切需要建立稳定的国内政治秩序。毛主义强调在复兴和重建后的党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的团结一致与和解。毛现在公开赞成让文化大革命前的多数领导人复职，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粗暴批斗（和被打倒）的干部全面恢复名誉。实际上，毛现在宣称，他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不赞成对党政干部的“虐待”，指出，干部的不满情绪是重建党的主要障碍。^[6]

北京那些迄今为止躲过了对“极左分子”不断清洗的激进领导人——最著名的是陈伯达——认为，恢复老的“走资派”职务一事过于急躁。新领导人的选择，主要是依据他的行政能力和政治需要，很少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标准。林彪也反对让老干部复出，这倒不是由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情有独钟，而是因为列宁主义党的重建对他的政治野心构成了威胁。文革前的干部复职加强了党的组织，党越强大，林彪决定政策和事务的权力就越小。因此，在党的九大中，林彪提出三年前成立时就由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应继续存在，发挥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事实上，自从1968年林彪指挥解放军野蛮地镇压了激进的红卫兵后，他就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多数成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显然，林彪是利用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抗衡中央政治局的砝码，阻碍重建党的进程。无论如何，林的建议没有成功，中央文革小组于1969年12月解散。

九大以后的政治斗争，或至少是林彪与毛泽东的冲突，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军方与文职政权、军队与党之间的斗争，无论这种解释对理解至今尚扑朔迷离的事件多么有诱惑力。由于这场秘密斗争发生在1969至1971年，所以林彪不可能以军方代表、或以军方发言人自居。196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受到文化大革命极左分子攻击时，林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这场攻击，因此招致许多军队将领的怨恨。当时出面保护解放军的不是林彪，而恰恰是周恩来。林彪在军队领导层中固然有追随者，他们极力拉拢其他人一起维护林彪作为公认的毛的“接班人”地位，但与忠诚于毛和周的人相比，他们在人数和力量上都大为逊色。林对毛的挑战，不是军方对文职政权的挑战，而是政治挑战。

然而，这是一场极暧昧和混沌的政治挑战，其中涉及的更多是权力和权术，而不是实际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林彪与毛之间的冲突是所谓“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冲突。如果把林彪当成文化大革命原则的代表，以为他徒劳地反对九大后毛对这些原则的背叛，那就太牵强附会了。虽然后毛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从政治需要出发，把“林彪与四人帮”一起都说成是“极左分子”，指控他们要为“十年动乱”的主要罪行负责，但事实真相是，林与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人是不共戴天的政治敌人。未来四人帮中的成员之一的江青，于1968年和周恩来结成同盟（虽然他们之间也有分歧）共同反对林彪，这一同盟对1971年林彪的垮台起了重要作用。^[7]命运不济的四人帮另一成员张春桥，是1971年林彪流产政变要谋杀的对象之一。^[8]对林彪的指控包罗万有，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共产党思想与政治异端清单中的所有罪名，其中最可信的指控，是说林彪是企图篡夺最高政治权力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正如威廉·约瑟夫评论的：“林彪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凡有利于他自己权力的任何路线和政策他都支持。”^[9]

对党的全面重建与中美关系缓和显然对林彪的权力不利，所以他反对这两项政策。毛与林在这两个问题上分道扬镳，毛进而怀疑林的个人野心和诡秘行事的方式，1970年8月下旬，毛与林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爆发了冲突，更准确地说，公开在中央委员会成员面前暴露了冲突。中国人民直到两年后才被告知领导人之间的这场政治斗争，但这只不过是胜利者对事件和涉及问题的一面之辞。对政策的公开争论已不再时兴，这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作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根据毛后来的说法，林彪和陈伯达（在当时，把他们作为一个同盟至少是出于临时性的策略考虑）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毛形容说，他的对手有两个“纲领”：第一个是设国家主席，自刘少奇被撤职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第二个是在新的国家宪法中加上称颂毛是“天才”的条款。^[10]“突然袭击”包括对周恩来外交和国内政策提出批评的会议发言，所以是突然，只是因为发言内容事先未请示毛。设立国家主席一职的建议，与毛在几个月前决定的新宪法中不提国家主席——实际上就是废除国家主席一职是相悖的。毛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是毛担心削弱周恩来总理在政府中的最高地位，因此不愿意让他的“接班人”林彪当国家主席。建议宣布毛是“天才”是一件令人莫名其妙的事，毛后来称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实际政治问题；称颂毛是天才与文化大革命时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解放军所热衷的那一套是完全一致的，那时，毛作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和与群众直接联系的乌托邦先知，凌驾于一切权力机关之上。1970年，把毛捧为天才，意在创造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将所有的政治智慧和权威都集于毛一身，归之于毛的思想而不是党，以此阻碍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列宁主义原则重建党的趋势。毛很快就看穿了利用对他的崇拜来反对列宁主义建党政策的政治含义，他拒绝把自己当作天才，后来，在谈到这件事的政治意义时，他说：“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11]

中央委员会既没有同意设国家主席，也没有宣布毛是天才。相反，林彪和陈伯达却因为阻挠党的重建进程而受到批判。此外，在明显经过激烈的辩论后，中央批准了周恩来制定的外交政策。经过两个星期秘密会议后发表的正式公报宣布，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12]这是五年多来第一次公开这样的提案。

庐山会议还标志着陈伯达的垮台。长期以来，他一直是毛的私人秘书，颇得毛的赏识，是毛主义出色的理论家。文化大革命使陈上升到权力中心，成为中央五位常委之一，与毛、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并列。现在，他成为这场短暂运动的牺牲品，被扣上“极左分子”的帽子，成了中国的“托洛茨基”。

如何处理林彪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林彪不仅是毛的正式接班人和国防部长，而且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声望仅次于主席本人。自从1927年南昌起义后，他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英雄之一，1928年与毛首次见面后，他就成为毛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此外，在1970年秋季，林能够在军队得到多大程度的支持还是个未知数，促使林倒台的战略直到一年后才见分晓。

当然，毛与林彪的斗争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对中国人民来说，林依然是毛选定的接班人，林继续公开发表讲话，主持官方会议，他的画像在报刊上位置几乎与毛同样醒目。1971年5月1日，林与毛一起站在天安门前面广场的检阅台上，但在表面的团结之下，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毛着手剥夺支持陈和林的政治或军队领导人的职务，其中包括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毛还以对付苏联威胁为借口，把林直接指挥的部队从北京调回到他们原来在黑龙江的基地。

在为林彪垮台作准备的同时，林反对的政策也在实施之中。党的重建工作加紧进行。在党的九大后18个月内，没有能完成建立省级党的委员会的工作，但庐山会议起了清除政治障碍的作用。从1970年12月到1971年8月，所有的省都成立了党的委员会，有效地控制了省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周恩来的新外交也取得了预期的结果。1970年11月，周恩来告诉斯诺，中国政府已对华盛顿提出的恢复一年前在华沙中断的中美会谈的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但最好是另换地方举行会谈。^[13]新的地方将是北京。同年12月，毛对斯诺说，欢迎尼克松到中国来，无论是作为游客还是总统都可以。^[14]毛的邀请很快传到了华盛顿，斯诺也得到允许发表毛与他的谈话，斯诺的文章发表在1971年4月美国的《生活》杂志上。也正是在这期间，林及其支持者在政治局里作了最后的努力，以逆转中国外交政策的进程。但是，“乒乓外交”的时代已经开始，^[15]并很快发展到“务实政治”时代。1971年7月11日，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已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两天的会谈，为尼克松总统次年2月访华作准备；这是中美外交上的双赢。

9月，在基辛格访华后的两个月，林彪从公开场合消失了，在其后的十个月里，官方对此事未作任何解释。直到1972年7月28日，官方才首次下发了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说明。据说，林彪发动了一场未遂的政变，企图杀害毛泽东。政变失败后，他和妻子、儿子及其他同伙乘坐一架喷气式飞机企图逃到苏联，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生。

当然，没有任何方式证实或否定官方的说法，跟许多类似的事件一样，人们对这一事件的了解只限幸存者和胜利者有选择地提供的说法和文件。能够合情合理确认的，仅是1971年9月在中国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导致对军队和政府机构上层的一场清洗，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1人被解职，不管是死在9月13日坠毁的三叉戟飞机上，还是死于别的时间别的地点，林彪确实是死了。^[16]

在最近几年里，北京和其他地方公布了大量关于林彪的“揭密”材料，但这些材料除了进一步叙述了被指控的阴谋夺权的细节外，有关1971年9月这场危机的起源和性质，提供的内容并没有超出1972年夏季人们已经知道了情况。勿庸置疑，庐山会议后的第二年，在中国最高权力层发生了一场阴谋与反阴谋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生活性质一个不幸的评注。但是，不能当然地认为林及其追随者从一开始就是阴谋家。看来很可能是毛出于权力和政策的考虑，在政治上采取主动，决定除掉林及其同伙。在1970年下半年，毛开始清洗林在军队和政界的支持者，1971年初，他改组了北京军区，确保该部队的可靠性。1971年8月18日，他开始了对南方各省的“视察”，此行的目的显然是在反对林彪的斗争中，争取各军区领导人的支持，为一个月后与林摊牌作准备。在视察中，毛称他一直是保护林，对林实行“治病救人”方针。他认为林有改过的可能性，但又预感地补充说：“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17]

很显然，毛打算彻底结束这场斗争，对林是否能“悔改”已不抱任何希望。面对毛这种颇具威胁的政策手腕，林很可能破釜沉舟，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实施据当局说早在一年前就已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暗杀阴谋。根据北京后来的说法，1971年9月初，阴谋者“企图用火焰喷射器、40毫米火箭筒进攻毛主席专列，炸毁专列计划要通过的苏州附近的硕放桥，或者从空中炸毁专列，或者袭击专列停靠的上海站附近的一个油库”。如果所有这些精心策划的步骤都失败，下一步就是当毛到上海时，让他的一位警卫员开枪杀害毛泽东。^[18]不过，周恩来在1972年下半年会见一个来访的美国报业编辑代表团时，承认《五七一工程纪要》并未付诸实施。实际上，不存在什么暗杀毛和实施政变的行动。相反，由于害怕阴谋暴露，林彪仓皇登上了后来坠毁于蒙古的那架飞机。^[19]但是，不管林的动机和行动可能是什么，他的垮台，以及他在党内、军内和革命委员会支持者的倒台，^[20]扫除了巩固文化大革命后毛和周希望建立的政治秩序的最后障碍。

林彪垮台以后，这位一度是毛法定的“接班人”便被扣上了一大堆“极左”的罪行。他除了阴谋杀害毛、实行军事独裁外，还妄图与苏联结成“罪恶联盟”，反对毛给党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政策和毛外交政策中的“革命路线”。林彪还被指控夸大了群众的自发性；过分强调生产中人的主观精神因素的作用；把大寨经验绝对化，鼓吹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从而破坏了农村的稳定；煽动对毛的个人崇拜，让人们死记硬背毛的语录而不是认真学习毛的著作等。1972年，在一些外国观察家眼中，林彪是被揭露出来的最典型的“极左分子”。^[21]确实，中国的高级官员在当时告诉来访者，林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22]也许，对极左异端的批判，更多地不是为了揭露林彪，而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的继续从文化大革命向后退却的政策。

在林彪垮台后的两年时间里，中国加快了纠正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步伐。它的首要标志是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党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与文化大革命前完全一样。不仅仅是党组织得到恢复，大多数老领导人也官复原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作为“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批斗和打倒的干部又重新启用，越来越多的干部被恢复名誉，而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行为”，都是林彪阴谋策划的结果，除此之外，官方没有给出别的解释。大多数原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及其副手重新身居要职，但为了避免麻烦，他们离开了1966年时他们任职的省，被安排在别的省就职。^[23]总的来说，老干部和保守干部力量，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权力机关的年轻激进干部的力量。那些著名的“牛鬼蛇神”如1967年武汉事变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恢复了名誉，1972年公开露面，被任命为军区领导人。过去由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也恢复了活动。重新组建的共青团取代了红卫兵，改组后的工会代替了工人代表大会。

随着党的重建，革命委员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小。事实上，革命委员会已不合时宜，因为原来由它代表的群众组织基本上不复存在。但出于行政管理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如果正式取消革命委员会，难免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所以，革命委员会还是保留了下来。与此同时，自从林彪在军队的支持者被清除后，人民解放军逐渐从文化大革命期间奉命接管的政治权力中退出。1971年，毛在南方视察时再次明确地指出，党要指挥枪。他告诫军队将领：“你们要过问军事……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要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嘛。”^[24]十年来，毛一直把人民解放军作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但是，现在的时兴口号是人民解放军学习“党的优良作风”、“向全国人民学习”。

党的重建，在逻辑上要求减少对毛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具有两面性的现象：一方面，它是人民社会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它并不简单地是人民对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国家权力的崇拜，而是人民完全地把自己（和自己的权力）都隶属于某一个人的最高权威之下，把这个人当作是集体意志和全部智慧的具体化身；另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是动员群众反对统治他们的官僚机构、反对权威合法化的主要武器。尽管毛未必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异化性质，但他十分清楚个人崇拜的政治作用。1970年12月，他在与斯诺谈话间，再次坦率地承认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第一次在1965年），但他又说，在与不受他领导的官僚机构的斗争中，个人崇拜是一件必要的武器；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了，到了给个人崇拜“降温”的时候，但这需要时间。他说，要使人民克服“三千年崇拜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很困难的。^[25]毛把“个人崇拜”与封建传统联系起来，表明他充分认识到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认识到个人崇拜所以能兴起，是因为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为旧的农业传统支配的农业国。他的这番评论说明，他是利用文化落后的条件来使自己的权威神秘化，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权威。

1971年后，个人崇拜实际上已经“降温”。虽然仍不乏公众和官方对毛和毛思想的阿谀之词，但现在的重点是强调党的绝对权威（暂且不提一贯正确）。当然，党是在如今更倾向于列宁主义的毛的领导下，以毛的思想指导。个人崇拜的狂热一面被归罪于林彪。诚然，林是个人崇拜最热心的鼓吹者，但是，在1970年以前，没有证据表明毛曾反对过一度是他“亲密战友”的这种做法。

林彪死后的几年，周恩来制定的外交政策，虽然付出了中国宣称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沉重代价，但却给国家带来了丰厚的利益。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不愿意也无法再继续它实行了二十多年的阻挠政策。1972年2月，在众目所瞩的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两国发表了《上海公报》，承认了中国自1949年后坚持的立场。公报保证将最终实现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要求美国逐步从台湾撤走其军事力量，承认台湾的前途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由于水门事件和两国国内政策中其他一些难以预料的因素，拖延了这些协议内容的实施。与此同时，中国完全地实行了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当孟加拉国发生暴乱时，中国继续与巴基斯坦政府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1971年，在斯里兰卡发生革命起义时，中国对班达拉奈克夫人—如既往；1972年美国对越南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圣诞节轰炸”时，中国政府只是在口头上提出抗议，但他们充分地克制自己，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保持礼貌关系。各式封建君主和军事独裁者（许多人曾被北京斥责为法西斯主义者：有的甚至更糟）纷纷前往北京访问，受到热情款待。中国与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希腊的法西斯军人政权也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在毛时代的最后几年里，中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有力支持者，中国还是原来“社会主义阵营”中少数几个依然与智利军人政权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而正是这个军政权野蛮地推翻了阿连德的马克思主义政府。1976年初，在安哥拉事务中，中国又与美国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站到同一条战线上。

中国新外交政策取得的这些未免有些尴尬的进展，以及中国步入国际权力政治世界的舞台，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有任务都服从于这一目标。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面临苏联的直接威胁而采取的这种策略，最后被提到了一个这样的原则，中国声称：世界各地革命运动的利益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一个具有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特征的原则，也是一个反映了毛主义中浓厚的民族主义内容的原则。

中国在1970年代初期的外交政策，至少就与美国的关系而言有了新变化，但它的国内政策并没有变化，其主要特征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激进路线谨慎地退却。1968—1969年，曾尝试过恢复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政策，但随后又放弃了。1970年，经济政策（主要由周恩来制定）的重点是稳定地、有秩序地促进经济增长。在农业方面，农业学大寨的主要目标是建设“大寨县”，重点不是进行社会变革，而是改进农业技术。在工业方面，文化大革命中被免职的管理干部重操旧业，加强管理权威，严格劳动纪律，建立健全工厂的各项规章制度，与“无政府主义”和“极左现象”作斗争。对外贸易和进口国外技术明显增长。^[26]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的步伐加快，到1973年，据说“政府各部委现在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干部掌权”。^[27]文化上的禁锢也明显地松弛，一些西方交响乐队到上海和北京演出，部分被查禁的书籍和电影重新面世。只有教育领域还在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时的激进改革（虽然1972年曾局部恢复了高校入学考试）。除此以外，总的趋势是返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但正如后来事情的发展揭示的，党内不是所有的派别都能无保留地接受这种趋势。

不过，1973年8月24日到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毛和周实行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大会事先没有公开宣布，会议比以往更加保密。但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开表明，虽然林彪垮台了，但现在的领导人依然忠实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和原则，而林彪背叛了这些原则，实际上，他从来没有代表过这些原则。王洪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是十大的两个主要文件之一。让王洪文作这一报告的决定，也主要是为了保持文化大革命的连续性；王洪文原是上海一个工厂的干部，年轻的党员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使他青云直上，进入了最高领导层。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毛主持大会但没有正式发表讲话。但很显然，他极力在以王洪文为代表的“激进派”与周恩来为代表的“稳健派”之间保持平衡——即使还谈不上调和。

周恩来和王洪文都煞费苦心地强调九大制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管九大的政治路线如何空洞乏味，它是连结现在的领导与文化大革命的纽带。两人都强调党的绝对权威和不可替代的先锋队作用。周恩来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一切归党的领导。” ^[28]王洪文更进一步阐述了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概念，重申“党是领导一切的”。当然，王洪文同时强调了毛主义关于党的各级干部必须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的原则。他还宣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杀头，不怕离婚，要敢于反潮流。” ^[29]这不免有一丝文化大革命的味道。不过，在林彪事件以后，恐怕少有人敢于进行这种挑战了。无论如何，十大最主要的目的是批准按照正统的列宁主义原则进行党的重建。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的这次大会制定的各种文件，反复强调的都是“党是领导一切的”（常用大号黑体字）。

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重新确认，因此，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历史就有必要重写。所以，修改后的党章庄重地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30]王洪文还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整党运动”。^[31]

周恩来用人们熟悉的泛泛语言阐述了国际形势（“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32]，但是，外交部长姬鹏飞及其助手当选为中央委员，意味着周的务实外交政策实际上获得了批准。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明显减少了。

十大面临的最困难问题是解释林彪的垮台。1972年，林彪和陈伯达被说成是“极左分子”。但是，官方很快发现这种说法难以自圆其说，对文化大革命两位主要领导人的这种指控会引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怀疑，或导致对现任领导人是否能真正代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和原则的怀疑。因此，林彪和陈伯达很快就又成了“极右分子”，被正式开除出党。林彪的罪名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陈伯达是“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老牌反共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周恩来的报告中用了大段篇幅把林彪与刘少奇联系在一起。^[33]林彪被指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毛说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他竭力鼓吹“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荒谬观点。林彪的罪恶目的就是使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似乎这些罪名还不够，周恩来指责说，林彪的罪行可以追溯到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早期生涯中。早在1929年，毛就对林彪“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但是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34]不过周没有解释为什么毛用了四十多年才发现林彪的真相。这就是号称忠于人民、相信群众的党的代表大会对林彪作出的裁决——相信群众并不意味着需要告诉群众关于他们领导人的真相。虽然很少有人为林彪的死感到痛心，但林彪事件及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加深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在中国社会中郁积的政治虚无主义。

十大对党章作了修改，最突出的当然是删除了林彪是毛选定的接班人这段令人难堪的文字。为给个人崇拜“降温”，新党章还删除了1969年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威力的浮夸句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威力就是向党造反的同义语。不过，为了体现文化大革命的连续性，新党章保留了毛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预言。这些观点在1973年与毛强调的政治团结、统一和稳定似乎十分不协调。

最后，十大充分肯定了自林彪垮台后党的政治领导，强调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紧迫性。十大设立了五位党的副主席，他们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和李德生，^[35]建立了在毛领导下的所谓集体领导体制。主席和副主席，再加上朱德、张春桥和董必武，组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着一个已有2800万党员的党。

批林批孔运动

十大非同寻常地只开了短短的五天时间。十大闭幕后不久，就产生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在政治上埋葬林彪比文化大革命时处理刘少奇的问题更加棘手。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而林彪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官方决定在林彪一长串罪名后，再加上一条他是孔夫子的信徒，这进一步增加了为林彪垮台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难度。

1972年，毛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郭沫若，发动了一场表面看来是关于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学术争论，争论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公元前一千年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性质和时间。争论不久就集中在孔子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作用问题上。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不但儒学在当代是反动哲学，而且孔子其人在其所处时代也是反动分子，他的学说，阻碍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进步。1973 年夏季，报刊杂志都普遍刊载了批判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文章。在党的十大于8月召开之后，对二千多年前死去的孔子的批判，与对两年前刚死去的林彪的批判结合起来。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批林批孔”运动支配着官方的舆论和公众生活。在这场奇怪的运动中，发表的文章中充满了晦涩难懂的历史影射和复杂的文学比喻，但是，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歌颂秦王朝（秦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的历史进步作用和秦始皇，肯定秦朝奉行的独裁的法家学说；相应地批判了代表垂死的奴隶主贵族利益、妄图让中国永远处于政治和领土分裂状况的历史反动派孔子及其学说。秦始皇（他曾焚书坑儒）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秦始皇成为中国最伟大的统一者，不管他使用的方法有多么残忍，他的行动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这场政治运动要表达的政治含义是十分清楚的：毛泽东作为现代的秦始皇，^[36]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建立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实现了经济发展，因此，毛顺应并代表着历史变革的客观规律和力量。林彪则恰恰相反，他是旧儒家在当代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卖国的、亲儒家的大臣吕不韦），他反对历史进步力量，政治上搞宗派主义，领土问题上是分裂主义，代表着陈腐的观念和旧的社会关系。这样，林彪成了二千五百年旧传统观念的继续人。似乎是为了给这桩历史公案盖棺定论，官方报纸郑重地宣布，林彪家里还悬挂着儒家格言的条幅。

然而，“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批判林彪和孔夫子，运动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由谁领导中国步入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中国朝什么方向发展。运动的意义不在于它对历史编纂真的有什么贡献，因为事态发展表明，这是毛时代最后一场搅起轩然大波的政治斗争。对峙的一方是老干部，他们多是老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和打击，他们把周恩来总理视为领袖和领路人；另一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政治权力的干部，他们竭力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即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其中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以“四人帮”闻名的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和王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老干部与文化大革命新贵之间的冲突，围绕着官僚机构的权力和整个社会政策两个方面展开。在1971年反对林彪的斗争中，两派曾结成临时同盟，都透过林彪的垮台获益。毛曾试图把两派的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未必要调和矛盾，但尽力保持两派的平衡。在1973年的第十届党代会上，毛给了周恩来和王洪文同等的发言时间。但是，不论批林批孔运动是怎样发动的、它最初的目的是什么，运动成为激烈政治角逐的战场。斗争打着对历史进行学术研究的旗号，但双方都抓住一切机会抨击对方的政策。在表面的历史争论中，谈论的是公元前三世纪的宰相，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周恩来本人及其政策成为斗争的焦点。周恩来的支持者把周比作历史上秦始皇忠心耿耿的宰相李斯，他努力发展经济，提倡技术革新，是消灭诸侯割据后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总设计师，实行法治。另一方面，周恩来的反对者强调的是李斯坚定地反对儒家的反动思想这一方面（他主张焚书坑儒），影射地攻击周恩来给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老干部平反的政策。这样，让老干部回到原工作岗位，就是把潜在的反革命分子重新安插进国家机关。这场所谓历史争论涉及到的现实问题还有教育改革、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进口国外技术等。所有这些领域的斗争都采取借古喻今的方式，晦涩难懂。争论主要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展开，绝大多数中国人如堕云天雾海，运动对他们来说只是参加批判会，人云亦云地声讨早被遗忘的儒家。

到1974年秋季，评法批儒的文章越来越令人费解，运动已是强弩之末，逐渐为人淡忘。运动的发动者和参加者，都很难说清楚这场运动到底取得了什么结果。但是，究竟是哪一方在历史争论中占了上风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1975年1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明，周恩来和老干部显然在政治上占了上风。然而， 在批林批孔运动余音未尽之际，周恩来患了不治之症。由于肺癌的折磨，他于1974年5月住院治疗。他在病床上继续顽强地处理国家事务。毛与周一样，也快走到生命尽头。1974年底，81岁的毛身体状况明显恶化，他常向来访者说他准备“去见马克思”。折磨了他长达十年的帕金森症已无法遮掩。^[37]由于人民共和国的两位伟大领导人将不久于人世（两人都于多灾的1976年去世），政治继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在毛时代的最后18个月中，两派为争夺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

一个在几年前悄然复出于政治舞台的人物成为这场斗争中的中心角色。在1970年代初期，随着文化大革命前大批干部复职，邓小平也回到了国家领导岗位。当这位党的前总书记在1973年春节的官方宴会上露面时，人们几乎忘记（至少在公开场合）几年前他还是在政治上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当时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邓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七年之后，他被重新任命为周领导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又进入中央政治局。1974年春季，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在会议上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中国属于第三世界。^[38]在1975年1月初的中央会议上，邓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月下旬，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在国务院12名副总理中名列榜首，显然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

周恩来对他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事业所做的最后贡献，是热切地呼吁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在世纪末进入“世界前列”。邓小平继承了发展了’四个现代化”的方针。这一方针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毛提出的到2000年使中国成为一个“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强大国家”的蓝图。周恩来在1975年1月13—17日召开的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上，再次重申了这一崇高目标。这是自1964年后人民共和国正式的“最高权力机构”首次召开的会议。二千八百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对自从上次人大会议后国家发生的巨大变革投赞成票，颁布新的国家宪法，像通常一样，批准党中央在一星期前召开的会议上已经决定的方针、政策和人事变动。重病缠身的周恩来离开医院病床，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了过去25年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使周恩来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巨大的声望），表达了对中国未来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勾划了“四个现代化”的总体蓝图。毛泽东仍然住在他的家乡湖南省，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可能是出于健康原因， 或是对会议议程表示不满，或是仅仅是表示自己将退出政治舞台。^[39]

周恩来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中国过去的经济进步，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没有对中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他报告说，1974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加190% ，其中钢产量增长120% ，原煤产量增长91%，石油产量增长650%，发电量增长200%，化肥产量增长330% ，拖拉机产量增长五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51%。周恩来还宣布，自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中国人口增加了60%，但粮食产量增长了140%。^[40]上述数字与多数外国经济学家所作的估计相近；不过，这些数字固然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没有揭示出中国经济存在的越来越严重的结构问题和其他问题，后毛时代的领导人则不得不加以正视。^[41]

四届人大通过了一个新的相对简洁的宪法取代了1954年宪法。新宪法有许多重大的修改，概括了过去20年发生的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以及毛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在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假设下（这一假设不久就面临挑战），人民共和国不再被定义为“人民民主国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对国家的绝对权威不仅是事实，而且成为法律。1954年宪法申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新宪法补充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此外，新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权力机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42]“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新宪法还重申了毛主义的一些具体原则、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观点和“继续革命”的理论。新宪法正式规定人民公社是农村政经合一的主要组织形式，但承认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宪法认可了公社社员拥有自留地以满足家庭需要的权利。革命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但主要是作为行政管理部门，而不是决策机构。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的“三结合”原则被重新定义为“老中青三结合”，这无疑反映了对政治稳定与接班人问题的考虑。自从刘少奇被打倒后一直空缺的国家主席一职，索性废除了事。国家元首的职责由年迈的朱德元帅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名义履行。新宪法删除了1954年宪法的某些自由权利，最突出的是“公民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学和艺术创作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和“居住与迁居的自由”，这反映了当时总体上实行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新宪法又增加了公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的权利，鲜明地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根据毛的指示，新宪法补充了工人有权罢工的条款。但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示威自由一样，这些权利能否真正受到尊重是另一回事。

然而，虽然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能否兑现的前景并不比过去乐观，但周恩来在1975年1月却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后文化大革命体制，为中国向毛和他之后的时代平稳过渡作了安排。周恩来和老干部显然在中央全会和全国人大会议上都占了上风。新任命的国务院29个部长，绝大多数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干部，其中多数人在个人关系和政治上都与周恩来过从甚密，只有文化部长一职为左派所有。邓小平在政治上引人注目的复出，标志着老干部全面得势。邓小平似乎当然是周恩来——也许是毛的接班人。

“四人帮”的兴衰

仅仅在四届人大闭幕后的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周恩来在1975年1月促成的团结局面便破裂了。极左领导人为争夺权力作了最后一击，在2月又发动了一场学习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运动的目标直指周恩来，或更准确地说，直接攻击邓小平。在周恩来长期患病卧床期间，邓小平成为实际上的政府首脑。

最出名的极左领导人是张春桥（自封为流产的上海公社领袖）、笔杆子姚文元（他的那篇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王洪文（上海国棉二厂的普通干部，在1973年党的十大时进入最高领导层）和江青（毛的夫人，号称是中国的文化旗手），后来以“四人帮”闻名。不过，在被当成“帮”（1976年10月）之前，他们都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成员，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和王洪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 年，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老干部和文化大革命左派领导人基本上平分秋色。然而，极左领导人的权力远没有表面上看来的大，更没有达到垮台后其对手所说的那种程度。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影响主要限于文化界和舆论界，他们充分利用这些媒体夸大自己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国家和军队的权力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干部手中。四人帮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他们的政治生命，最终依赖于毛的保护和支持，而此时的毛泽东已重病缠身，身体状态每况愈下。

不过，毛对四人帮的态度是矛盾的，主席与这些声称是他最忠实的信徒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四人帮”一词正是毛本人提出的，在1975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了他们在一年前搞的阴谋活动，告诫这些所谓的信徒不要搞成“四人帮”。^[43]看来，毛很可能在总体上赞成四人帮提倡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但不赞成他们的政治手段。事态的发展表明，毛肯定没有把他们作为可以依赖或接受的接班人。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四人帮操纵毛谋取自己的利益，^[44]实际上，很可能是毛有意识地鼓励四人帮提出关于社会阶级和和政治权力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最后导致四人帮的政治垮台），但又把这些问题留给未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去解决。^[45]

无论是什么情况，四人帮并不简单地就是毛用线绳操纵的玩偶。尽管他们不代表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他们代表的也决不仅是自己和本身的政治野心。他们不了解农村，农民对他们也知之甚少；在城巿工人阶级中，他们能获得的支持十分有限；文化大革命中曾听命于他们的群众组织早已被镇压，而那些代表着多数工人群众的保守组织，从一开始就支持党的老干部和军队。四人帮所代表的只是那些产生于文化大革命的官僚，尤其是数百万在文化大革命中入党或提拔起来的比较年轻的下层干部，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左派，自1967年开始对极左分子不断进行清洗后，左派基本上荡然无存。他们是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和四人帮一样醉心于权力）， 善于察言观色，能够紧跟不断变幻方向的毛泽东路线，为自己的仕途开辟道路，一位评论家贴切地把这些人称为“既定的左派”。^[46]如果说邓小平代表着老干部，他本人是老干部复出的具体体现，那么四人帮代表的就是新干部的利益。1975—1976年日益加剧的拜占庭式政治斗争，基本上是老干部和新干部为争夺党和国家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毛的存在给这场斗争增添了一层宫廷阴谋的色彩，除此之外，老干部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处于上风。

然而，毛时代最后一轮政治斗争虽然在本质上是不同利益的官僚集团的斗争，但围绕着它的意识形态斗争所提出的问题，却具有更广泛的重要社会意义。根据毛的指示于1975年2月开始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焦点是社会不平等与政治权力之间关系这样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极左理论家仍然强调上层建筑的极端重要性，强调社会关系的革命转变是正确的经济发展方向的关键，但是，他们现在把这种观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解释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作于1875年的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奉为经典，这是马克思论述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问题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在《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指出前者不可避免地“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痕迹之一就是“资产阶级法权”，这种法权造成新社会里个人收入之间的重大差别（依据个人不同的生产能力）和其他社会不平等现象。毛主义理论家抓住“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大做文章，不是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留下的必然遗产，而是把它当成对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威胁。毛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张春桥（他早在1958 年就写过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47]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中国的商品经济、八级工资制、农村中私有和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各个方面、生产过程中日益扩大的地位差别等领域。他们的结论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修正主义、产生“新生的剥削阶级分子”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物质基础。因此，要保护所谓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即文化大革命的平均主义果实（数量本来就少，能保留下来的就更少）就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国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有必要缩小“三大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乡和工农差别），从而防止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简单地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意味着国家在分配领域实行更加平均主义的政策。

极左理论家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导致斗争双方围绕当时的主要政策展开了一场无休止的论战，斗争是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当时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经济发展战略；正在实行的工资制度；教育方针，特别是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引进国外技术；知识分子政策；农村的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老干部的复出等等。这场斗争贯穿于整个1975年，在此期间，作为第一副总理、因而也是实际政府首脑的邓小平，尽自己最大努力贯彻周恩来在1975年1月提出的现代化纲领。邓对当时毛主义的理论观点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各项政策的正确与否，都要用经济标准来衡量，或他所说的，看它“是阻碍了生产力还是解放了生产力”。为了这一目的，他于1975年秋季让国务院发布了三项政策性文件，要求通过加强管理和劳动纪律，整顿工业，通过积极引进国外技术，迅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恢复高等教育体制。^[48]虽然这些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就其社会效果来看，只能扩大而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在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及其他问题上，双方理论家都求助于马克思的经典权威。但是，双方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教条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双方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不过，最后解决老干部与文化大革命分子之间争端的，不是看谁能更巧妙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看谁掌握军队。但在最后裁决作出之前，从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还在持续进行。双方剑拔弩张，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在严酷的派别斗争中，党纪国法遭到践踏，政治权力和专政手段的滥用越来越普遍。任意拘捕和不受任何限制的秘密警察活动，使全国、特别是城巿笼罩着担忧和恐怖的气氛，就此而言，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应负主要责任。他们虽然不像后来指控的，实行了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因为他们没掌握这么大的权力，但在其权限范围内，他们确实使用了强制和恐怖的政治手段，尤其是在他们牢牢控制着的文化领域，对知识分子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此外，在四人帮的主要政治基地上海和由康生和汪东兴控制的秘密警察机构内，情况也是如此。

不过，虽然四人帮的政治行动受其实际权限的制约，但他们的理论对当时的政治恐怖却起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显明的特点之一，是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中独裁的方面，由于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所以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强化中央集权。张春桥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49]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所以要实行张春桥说的“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就是说，要加强国家的专政和镇压功能。极左理论家竭力渲染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色彩，鼓吹国家可以任意实行专制，“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革命的暴力，不但不反对，而且加以赞扬”^[50]。在对巴黎公社的评价上，他们突出赞扬其“革命暴力”。在理论上，巴黎公社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典范，但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现在更多地是赞扬巴黎公社的镇压职能，而不是它的“群众民主”和“生产者自治”的原则。实际上，在极左理论家看来，巴黎公社的典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再适用，因为公社过分沉溺于对阶级敌人的“仁慈”，没有充分行使国家的镇压权力。

毛主义理论家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中得出的总结论是，国家、国家领导人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尤其是决定着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当然，在此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力颂扬古代中央集权制的秦朝、秦始皇和法家的目的，也是突出国家的决定性作用，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中，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被推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这充其量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荒唐的曲解。

伴随着起落消长的派别政治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勉强维持到了1975年底。其间，秋季还有过一场短暂的评通俗历史小说《水浒》的运动。《水浒》是毛最欣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一，^[51]它写于十四世纪，描写了宋朝一群造反的绿林好汉的业绩，其中的一位头领背叛了造反者，向朝廷投降。据说，批判小说的“投降主义”，有助于防止现实中出现背叛民族和阶级的危险。毛也许对林彪事件一直耿耿于怀，但一些人却利用评《水浒》把矛头指向邓小平——批判他提倡用中国的原料（煤和石油）换取国外技术的所谓阶级投降主义罪行。

不管评《水浒》运动发动者的意图是什么，这场运动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斗争都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打破国内政治僵局的是周恩来的逝世，这种方式出乎人们的意料；周的逝世，宣告了毛时代政治史上最后一章的结束。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周恩来在病榻上顽强地处理国家事务，1976年1月8日，他因癌症去世，享年78 岁。在中国举国哀悼周恩来的日子里，他的成就和才能也得到了西方舆论界的广泛赞扬。接替周恩来任总理的既不是邓小平（周选定的，人们也普遍这样猜测），也不是第二副总理张春桥。显然，毛既不信任老一代革命领导人，也不信任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被任命为代总理的是鲜为人知的公安部长华国锋；华国锋是一位忠实的毛主义者，或至少毫无疑问地忠诚于毛。华的主要长处是他与斗争的双方在政治上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老一代革命家对华的任命还是满意的，但四人帮却不然。无论如何，华国锋的主要任务是把政府凝聚在一起，把派别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自从邓小平在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致悼词后，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但在大字报和报刊上，邓小平的名字随处可见，他又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卞义道路的当权派”。倒是江青又给邓加了一个新罪名——“国际资本主义的代理人”。4月，左派分子又有了再次在政治上打倒邓小平的机会。

4月初，随着中国传统悼念亡者的清明节的临近，大批北京市民涌向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纪念周恩来。巿民们来自工厂、学校、政府部门和附近的农村人民公社。他们的行动违反了政府的禁令，政府宣称，清明节是陈旧的封建习俗，禁止人们在天安门广场陈放花圈。在四天时间里，涌向天安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但带着花圈，还在广场张贴颂扬周恩来的大字报、诗词，还有人发表演说，其中许多内容都是批判四人帮的。清明节前一天，即4月4日是星期日，数十万群众来到广场，悼念周恩来。到黄昏时，宽阔的广场成了花圈和大字报的海洋。在第二天黎明前的夜幕中，巿政府派遣工人匆忙地把花圈和大字报装上卡车拉走。第二天，数十万愤怒的群众在广场举行示威抗议，这虽然违背政府禁令，但暴力事件发生的很少，因为许多警察和安全人员都同情示威者。大多数示威者被劝说和平地离开了广场，但到天黑后，仍有数千人留在广场，他们受到工人民兵的袭击，一些人受伤，许多人被捕，数百人被投入监狱。^[52]

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运动”，它在以后几年里成为强有力的政治象征——象征着人民对专制国家的反抗精神。但是事件的直接结果是4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虽然人们看到的是富有斗争精神的广场示威者，举起右拳行共产主义敬礼，高唱《国际歌》，^[53]但政治局会议还是宣布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成为煽动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了他的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是邓小平第二次被从政治上打倒的受益者，他被政治局正式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尽管还有待于全国人大在形式上正式批准），擢升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成为毛的接班人。

接踵而至的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官方报刊称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在1975年周恩来病重时领导国务院所做的工作被斥为“右倾翻案风”，他制定的关于现代化的政策文件成了“三株大毒草”。批邓运动名为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但运动最缺乏的就是群众参与。但是，与运动同时进行的是秘密警察的镇压活动，便成千上万群众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

当批邓运动进行到1976年夏天时，毛的病情恶化，他亲手创立的社会似乎面临崩溃。工人的罢工、怠工或是旷工浪潮直卷城市，工业生产直线下降，群众情绪低落，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斗争又死灰复燃，犯罪现象和社会秩序问题严重。1976年7月28日，中国北部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之一，地震中心在北京东部约一百英里的新兴工业城巿唐山，城市被夷为平地，占全巿人口四分之一的二十多万人死于地震。中国历史上有一种传统说法，大自然灾害是王朝崩溃的前兆，为了消除这种传说的影响，北京的极左领导人命令幸存者要开展批判天命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迷信活动，指示他们要继续开展批邓运动。在“自力更生”的旗号下，北京拒绝接受国际援助，救灾的任务主要落在人民解放军肩上。在其他各省的支持和配合下，解放军确实有效地开展了救治伤员和恢复经济的工作。到秋季初，唐山的主要煤矿和钢铁厂都恢复了生产。

毛泽东最后一次在官方场合公开露面是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随后他便退居于他的书房。由于疾病折磨，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有时甚至神志不清。他的活动只限于在他的寓所内短时地会见来访的外国贵宾。毛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的政治事件中的作用一直是个谜，但很可能直到1976年初春他还对许多重大方针行使着最后裁决权。但到6月，他显然已经难以为继。官方宣布毛不再会见外宾。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终年82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灰烬中像凤凰一样再生的中国政治和军事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几乎马上就采取行动斩断了他们与激进的毛主义传统的联系，当然，他们是以毛的名义、打着毛的教导的旗号这样做的。10月初，在对毛的悼念活动刚刚结束之际，政治局便清洗了内部的激进成员。在一场军事政变中，四人帮被逮捕，他们的罪名甚多，其中一条是阴谋篡党夺权。^[54]已经接替周恩来担任了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接替了毛的位置；但华国锋既不是作为革命领袖，也不是作为一名国务活动家登上政治舞台，他不过是一个官僚政府机构的看守人。

1976年不仅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还标志着在思想和政治上成熟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历史使命的终结。文化大革命及其灾难性的结果，吞噬了许多老一代革命家（以及国家领导人）的生命，先是文化大革命最初要整的那些“走资派”，继而是毛主义领导人，他们最初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随后成为不断进行的反“极左分子”运动的牺牲品。毛的两个既定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都出自完全不同的原因，丧身于大动乱之中。在漫长革命历程中，已经有许多革命领导人及其家人为之献身，幸存下来的老革命家现在也因年迈或疾病而相继过世：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董必武于1975年4月去世；自从延安时期就有“中国的贝利亚”之称而追随于毛的康生死于同年12月；与毛长期默契配合的周恩来去世于1976年1月；红军之父、作为革命的正义与团结的崇高象征的朱德于1976年7月逝世，享年90岁。老一代革命家中最年轻的邓小平第二次被从政治上打倒，而这一次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随着毛的逝世，五四一代共产党革命家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们是一批在一个最古老的国家里实践最现代的革命理论的先行者。历史学家无疑会把他们作为最著名的、最富有理想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记载，因为他们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最富有生气的革命的领导人，因为他们领导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也是最落后的国家开始了现代变革。1949年的胜利使他们赢得了政权，然而，这却是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它的人民忍受着极端悲惨的贫穷，处于绝望的境地。在极其可怜的物质基础上，他们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奠定了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

本书后面几章还将进一步探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老一代革命家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既现代化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无论他们在晚年如何苦于目的和手段的分裂，第一代革命家始终坚定地为实现他们在青年时代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目标而奋斗。无疑，新一代领导人将会继续追求中国的现代经济和现代政治的发展，并且，他们最终也许会成功地实现艰巨而又光荣的“繁荣富强”的国家目标。但是，后毛时代的领导人是否会像他们的前任那样，充满热情地继续为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奋斗？这是毛时代结束时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