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人民公社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1960

1958年初，在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八年之际，毛泽东确信中国已成功地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诚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实际上，毛认为这种斗争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但倒退回资本主义、或至少是倒退回旧中国社会的现实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对中国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任务已经完成——至少毛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中国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前进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也正是“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不断革命”论要求的进程。毛泽东宣称：“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以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1]新任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对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号召无疑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几年前才刚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还处于初创阶段。毛同意中国依然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但正是从这一事实出发，他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结论。

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尚未巩固，那对毛来说，这恰恰为向更高的社会阶段发展提供了机会，没有必要停下脚步去巩固既存的制度。他相信，正是相对不成熟的社会制度，为更大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能性。相反地，毛认为一个社会制度越是巩固，变革的阻力也越大。毛比过去更加强调“思想意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毛在有系统地对斯大林和苏联理论进行批评（一直未公开发表）时，指出：“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2]在进行社会关系的革命变革中，毛主义的指导原则是“趁热打铁”。^[3]巩固现存的制度——从而拖延向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前进——无疑于停滞和倒退。

毛认为，经济落后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障碍。1958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一穷二白”理论，论证了落后是进行革命的有利条件。不久，他又进一步发挥说，经济越落后，就越容易进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改造。^[4]当然，毛也对经济落后感到忧虑——因此应该正视和克服经济落后，但是，消灭经济落后要与通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变革同步进行。在发动大跃进时，毛号召开展“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既创造经济奇迹也创造社会奇迹——但后者不以前者的实现为先决条件。实际上，正是社会关系和思想的革命转变解放了人的生产力，为“技术革命”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保证经济发展方式与共产主义目标可以协调一致。在1955年合作化运动时，毛提出：“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现在，他更坚定地相信社会革命是经济革命的必然前提，“无产阶级化”必须先于“机械化”。

要试图理解1958—1960年发生的这些异乎寻常的事件，重要的是把握毛关于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些观点。对毛及其追随者来说，“大跃进”（几年前就用过这一词，但只是指生产的迅速发展）现在不但具有经济含义，而且有社会含义。它表达了毛既要使社会关系发生质变、又要使经济发展出现“跃进”的意愿。毛主义认为，大跃进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和思想目标与迅速发展物质生产力的目标是密切相关的，前者被认为是后者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正是在大跃进时期，毛主义明确地否定了斯大林的正统观念，即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制与迅速的经济发展相结合，会自动地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相反，在毛看来，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立即采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培养人的共产主义觉悟，这是超越经济落后条件的前提。也正是在大跃进时期，毛主义成为一种把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规定的经济前提两相分离的学说。

大跃进运动开始于1957年底，运动在1958年初的几个月主要集中于增加工业和农业产量。这场旨在“多快好省”（大跃进时最流行的口号）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是根据1957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的毛主义“同步发展”的经济战略开展起来的。在提高重工业生产指标的同时，这种战略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了加强地方当局和基层生产企业相对的自主权和决策的权威，部分中央官僚经济部门被解散，在“精兵简政”的名义下，机关办公室大门紧闭，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和工厂从事体力劳动。思想教育和道德说教取代了物质奖励，再加上“三年苦干换来共产主义千年乐园”的激励，成为鼓励工人和农民更努力地长时间工作的主要手段。不依靠行政命令，而依靠社会动员来组织广大群众，是运动突出的组织特点，大跃进带有很强的军事工作色彩，人们把“向大自然宣战”的大跃进，比做革命年代的战争，它们都需要同样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

工业领域的大跃进以“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三年前宣布的，但在大跃进前基本上没有实行）为标志。根据这个方针，发展现代工业，以本土技术为主的、劳力密集型中小工业并举。对大工厂的工人来说，这个方针意味着增加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对某些工人来说还意味着收入减少），以完成更高的、不切实际的生产定额。新工业方针“第二条腿”的最典型的特征，是发动城乡亿万人进行的“土法”大炼钢铁运动，在新劳力密集型工业项目中，大炼钢铁是声势最浩大、浪费也最大的项目。其他一些小项目，特别是农村当地的小化肥厂和小煤矿等，虽然声势不大，但更能适应农村的需要。

在农村，家庭自留地的面积缩小了，集体劳动的规模和强度越来越大。数百万城市干部和技术人员来到农村，帮助农民建立和发展地方工业。浩浩荡荡的农民大军被组织起来修建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兴修水利工程运动”开始于1957年秋季，到1958年初的几个月，水利工程规模空前浩大。

如果说毛主义者对经济发展的期望是“乌托邦”式的，那么他们关于中国人民正准备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想法，更是天方夜谭。随着大跃进运动的规模和强度日益增大，毛主义者致力于寻找一种既能实现经济革命——又能实现社会革命的新型社会组织。他们找到了人民公社这种形式。1958年夏季，毛主义者把人民公社当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组织。

农村人民公社

1958年夏季和秋季，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和五亿农民的生活；但是，人民公社并不是某种深思熟虑的计划产物。公社化基本上是自发形成的，在狂热的运动过程中，许多最重要的政策都是仓促制定、或是由当地干部就地决定的。运动的自发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公社化如脱缰之马，势不可当，进一步加剧大跃进的经济混乱状况。

人民公社虽然是毛的新经济战略，并为与共产主义即将来临的乌托邦空想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但没有证据说明在大跃进开始时，毛心目中就已有了人民公社的考虑。仅仅是在大跃进开始前的几个月，毛还预期需要五年或更多的时间，才能巩固现存的农村集体合作社。^[5] 1958年初，毛在讲话和文章中都没有用过“公社”的概念，他也没有明确提倡对社会进行全面的“共产主义”改造。尽管195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决定发动大跃进时，曾号召把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更大的单位，但这一要求主要是为了适应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此前几个月开始）的组织需要，与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全面开展起来以后才出现的，毛也只是到了1958年夏季末才发现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想形式。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干部和贫农自下而上的自发激进行动，与毛和毛主义者自上而下的激进空想主义构成了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与1955年合作化运动时的情况十分相似，两种力量相互壮大，使运动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其发展速度甚至远远超出发动者的预期。第一批人民公社于1958年4月出现在河南省的试验基地。尽管没有北京毛主义领导人的肯定，就不会有人民公社这种尝试，但最初创造公社形式的显然是当地合作社的积极分子。7月夏粮大丰收后，河南、河北和东北一些地区迅速兴起了合作社并为人民公社的运动，这时的并社基本上还是由地方自发进行组织。公社化运动虽然没有得到党的正式批准，也没有中央指示，但它得到了毛主义领导人在思想上的鼓励。创刊不久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1958年7月1日发表了毛主义理论家、毛的个人秘书陈伯达的文章，陈在文章中首次用“人民公社”的概念来形容湖北省不断发展壮大的合作社组织；他说，湖北的人民公社成功地把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结合起来，培养了新型的“多面手”人才，他们“边干边学……懂得一些普通的科学技术知识”，把“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相结合”，在学习先进生产方法的同时，还学习和掌握了基本的管理技能。因此，人民公社正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目标，为“我国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开辟了道路，陈伯达又把这些成就归功于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6]

7月初，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陈伯达发表了长篇讲话，用更激进的口吻进一步发挥了上述观点，他还大量援引马克思、列宁和毛的语录作为论据。他用近乎千禧至福的词藻描绘农村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公社化运动，把革命高潮归结为“先进农民”的创造性，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他还把人民公社的观念和思想也归功于毛：

根据陈与毛的个人关系和思想联系来判断，陈在《红旗》上发表的文章，标志着毛同意（不代表中央必然同意）了正在兴起的公社化运动。到7月下旬，当刘少奇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开始视察北方各省的公社化情况时，运动已全面展开。8月初，毛本人又进行了视察，为公社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动力。报纸显眼地刊登了毛对公社的颂扬以及把人民公社推广到全国的号召。所以，当政治局委员们出席8月17至30日在海滨疗养地北戴河召开的“扩大会议”（除全体中央委员外，还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巿的党委书记）时，他们面对的是又一个既成事实，许多人民公社已经成立，各地正以更快的步伐，争先恐后地建立新的人民公社，报刊早已公开广泛地宣传毛对公社的高度评价。虽然党的许多领导人对此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但他们除了正式批准已经发生的事情外，别无选择；不过，会议的时间长度表明，他们是在激烈的争论后才同意的。

8月29日在北戴河，党的领导人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正式批准了人民公社化的决议。决议提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已经普遍发展起来”，“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决议批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承认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决议认为，“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的规模较为合适。决议虽然接受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制度普遍化、或至少在农村普遍化的主张，但也反映了非毛主义的领导人所持的保留和怀疑态度。决议指出，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防止“强迫命令和急于求成”，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此外，决议强调人民公社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分配制度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虽然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为“逐步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作好准备，但对于什么时候实现过渡却含糊其辞。实际上，决议的意思是需要数十年时间，决议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不仅包括“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还包括“社会生产的极大发展”以及“收入的增加”。^[8]当时发表的毛主义文章，甚至主张立即采用共产主义的劳动形式和组织形式，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指日可待，与这些激进空想的言论相比，8月29日的决议还是一个比较稳健的文件。

公社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和激进程度都超过了党的领导人的预期。年底以前，有75万个合作社匆匆合并成了2.4万个人民公社，几乎所有农村人口都加入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官方规定的要大得多，平均每个公社由5000个农户（约三万人）组成。不过各社社员数量不均衡，少的社有5000人，多的社超过了十万人。许多公社无视8月决议的规定，在社会生活、劳动组织和分配方式上，都采用了共产主义形式。

1958年夏季和秋季是大跃进运动发展的高峰阶段，人们对经济繁荣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希望最大，群众的热情也最高。也正是在这期间，那些延滞了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目标成了直接的目标，毛主义领导人宣布这些目标很快就会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包括“国家自行消亡”的空想在内，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遥远未来，而是时代的迫切任务，而实现这些史无前例任务的担子落在了人民公社的肩膀上。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组织，而且是“把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结合在一起”的、将“工农兵学商融为一体”的新型社会组织。通过把工业和农业、教育和生产、经济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人民公社承担起了马克思主义者传统上赋予“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变革任务。在大跃进时期的毛主义文献里，人民公社不但是生产的组织者，而且是“生活的组织者”，它不仅是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手段，也是当时正在中国形成的共产主义的社会雏型，这种雏型将成长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单位。

人民公社还被视为既是共产主义新人的产物，又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组织，他们“又红又专”，行使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职能，具有建立新社会所必需而又重要的“共产主义觉悟”。紧接其后，毛主义又宣称，他们“每个人都是脑力劳动者，同时又是体力劳动者。每个人都能成为哲学家、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关乌托邦的论点和段落，被广泛引用来支持这种设想。在公社化运动初期，引证最频繁的莫过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偶然提及未来时对共产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

未来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这些乌托邦理想赢得了农民的积极响应，无疑使他们为实现这样的理想而自愿奋斗和作出牺牲。所以，在公社化初期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毛泽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绕过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正常渠道，在他本人与群众之间、在他的关于人民公社的乌托邦理想与群众对社会变革和经济繁荣的渴望之间，建立起暂时的直接联系。

早在人民公社之前，1957年秋季开始的大规模兴修水利运动，已使农村的劳动组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来自不同村庄的农民组成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接受军队式纪律的管束，从事特定的劳动任务，像现代工厂一样进行分工和分配。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规模庞大的生产大队（一般由数千农民组成）逐渐定型，其功能也由农业生产扩大到经营新建立的公社企业和大规模的建设工程。生产大队下属有十多个生产队，一般情况下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队；公社则负责协调各生产大队之间的工作。从理论上说，人民公社基本上是自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社会及政治单位。

农民组织成生产大队后，相应地也要对农村的社会生活进行直接而意义深远的变革，这种变革被称为走向共产主义的进步措施。由于男性劳动者都从事兴修水利、大工程建设以及在新建的农村企业工作，农业生产普遍缺乏劳动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是吸收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和轻工业生产。虽然这种措施是为了缓解劳动力紧张的压力，但其结果却是向男女平等前进了一大步，因此也被说成是人民公社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目标之一。一些措施把妇女从传统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以从事农业生产，以及通常由农村老年妇女营办公社食堂和幼儿园等，被说成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农村男女劳动力都被发动起来参加生产劳动，农民实行了新的公社集体生活形式，这些虽然暂时改变了农村家庭生活的原有模式，但农村家庭还是维持原样。某些混乱状况主要是由于男性劳动者被派到远离自己村庄的地方从事工程建设，与妻子儿女分离而引发的。但是，与当时西方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情况正相反的是，中国并没有废除传统的家庭结构，他们也无意这样做；即使是最激进的毛主义者，也坚决维护核心制家庭，一如他们一直受到极端清教徒性观念的束缚一样。

家庭结构虽然保持稳定，但家庭的自留地却不走运。对共产主义的期望越高，彻底废除个人财产、实行社会平均的呼声就越高，此外，实行普遍的集体劳动方式的逻辑结果也强化了这种呼声。由于绝大多数男女劳动力都参加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时间和精力照管自留地和家畜。1958年初尚占耕地总面积7%的自留地，到同年底实际上已被取消，变成了公社财产，家庭饲养的猪和家禽也充了公。在人民公社化搞得最激进的地方，社员家中从锅瓢碗罐到钟表、家具都成了集体财产，上交给了公社——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如此。

下一步就是按照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来分配剩余农产品，即扣除国家税收和用于再投资、福利事业后的农产品。尽管官方在有关人民公社的决议中规定，人民公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要根据每个人的劳动量进行分配，但是，如何确定集体劳动中的个人劳动量，其实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当时狂热的气氛下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简单地平均分配、或按照实际的和想象的个人需要进行分配，委实更容易得多。年底时，国家制定了分配比例，规定30%的产品实行按劳分配，70%的产品实行按需分配，但这个规定实际执行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实际上，由于缺乏资料，很难判断公社化初期的激进做法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得到实践，因为在国内外，广为人知的只是那些最激进的“模范”公社；在现实中，人民公社之间在规模、财产甚至性质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一些公社不过是原有集体合作社改头换面的形式，另外一些公社则迅速采用了所谓共产主义制度，唯一普遍的特征是密集型的集体劳动和漫长的劳动时间。

当时采取的激进政策和做法只是昙花一现，然而，当时实行的新的工业政策和教育政策，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社会意义。新工业政策是推进“农村工业化”，新教育政策是以“边干边学”为原则的新的农村教育体制。毛主义者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实行这些政策的理论根据。马克思虽然不愿意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绘制蓝图，但他确实曾笼统地描述过（他极少这样做）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相应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情况。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他提出了工人政党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后应采取的十条“普遍适用”的措施，其中包括“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和“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地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谈到教育政策时，马克思敦促实行“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的普遍原则。^[9]虽然毛主义的政策并非必然地出自马克思著作的启示，但这些政策与马克思提出的、并在经典著述中从理论上反复论证过的措施是一致的。当然，毛主义是在与马克思的设想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这些措施的。

建立人民公社所属的小工业的计划取得了正面的成就，但不应把这些成就与1958年开展的“土法”大炼钢铁运动的奇观混为一谈。土高炉浪费了大量人力，不久就被放弃了；但与此同时建立起来的声势不大的农村其他小型工业，却往往充满活力和创新。这些小型工业依靠当地的人力和原料资源，采用较原始的技术，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别的地方不生产的小商品，充分利用了本来有可能浪费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好地迎合了当地农村的直接需要，实现了建立这些小工业的目标。虽然这些小工业最初免不了存在浪费、低效和失败的现象，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通过公社经营的制造和修理农用工具的小企业、生产化肥和农药的小化肥厂、小规模的发电站以及当地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中国农业从这些小工业中受益匪浅。无论是农村社会还是国民经济，都从地方煤矿企业、小炼油厂的生产以及地方生产的消费品中，获得了利润，它们正是后毛时代取得巨大成功的“乡镇企业”的前身。

新教育政策与重视农村工业化发展，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由地方兴办的各种业余教育学校——“红专”大学、夜校、业余培训项目以及各式各样的“半工半读”学校。地方办教育的指导原则是“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主要目的是为农民提供从事地方小工业生产所必备的基本技术知识和文化知识，为以后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作准备。教育计划以当代中国关于教育的激进观念和经验传统为依据，包括五四运动时为年轻知识分子提供的“半工半读”学校（毛当时也参加了这种学校）、民办学校和延安时代的其他教育模式。^[10]

新型的农村学校体制除了服务于当地直接的需要外，还被视为实现毛主义“让群众成为技术的主人”的理想的手段，减少了农村对城巿专业大学和学校的依赖，抑制了技术知识阶层的增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消灭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目标作出了贡献。在当时乌托邦精神的感染下，各种基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校被形容是“用来培养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保证他们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新人” ^[11]。报刊宣传说：“红专和业余大学不仅仅是为了适应暂时的需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这种新型学校不但是结合两者的理想形式，而且“使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教育的萌芽”^[12]。新教育体制还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理论根据，马克思说：“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恩格斯也曾设想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根据社会的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13]

公社化运动中的空想色彩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和经济领域，它还同样浸染了政治领域——毛选择“公社”这个词作为新型社会组织的名称决非出于偶然。“公社”一词源于马克思对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把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样板。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公社”一词代表着一个全新的政治权力和组织形式的概念，即武装的劳动群众砸碎了既存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即马克思说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后，用人民的“劳动组织”取而代之，把国家篡夺的社会权力完全归还给社会。在马克思对公社的描述中，武装的人民群众代替了常备军和警察；国家官僚机构被摧毁，代之以行政职能和立法职能合一的群众机构；行使社会必要的行政职能的不再是被任命的官吏，而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劳动人民的成员，他们在履行职责时，只领取一般工人的薪金，没有任何特殊地位和特权，处于人民的经常性监督之下；国家权力不再是集权制，而是掌握在由各自治地方公社组成的“自由的联邦”手中。^[14]政治权力经过这种改造后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由此，马克思勾划出通向无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轮廓，在这一进程中，国家本身也不复存在。毛主义在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人民公社时，也正是持这样的理论。

马克思的巴黎公社模式在毛主义实践中的反映之一（扭曲的反映），是人们工作与生活的军事化。毛在1958年1月宣称，“我们的革命就像打仗一样”，到7月，公社的农民像部队一样组织起来，在大喇叭播放的进行曲伴奏下，排队出工劳动。当时流行的口号不但要求群众要集体化，而且还要“军事化”、“战斗化”和“纪律化”。虽然工作的军事化，在理论上是以马克思关于由武装群众支配的共同体公社为根据，但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这种做法使农民筋疲力尽，他们不得不忍受难以忍受的体力消耗和不断延长但不切实际的工作时间。

与马克思关于公社的设想尚算一致的，是恢复了民兵并武装农民，这些做法与人民公社化和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正好吻合。^[15]在当时官方的宣传中，把国内“与自然的斗争”和对付外部入侵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如1958年8月的《红旗》社论所说：

虽然在金门和马祖岛爆发直接战争的危险很快就过去了 ，但民兵运动一直继续到1959年底，有二亿人参加了民兵，3000万人配备了老式的步枪。^[17]全民皆兵的复兴（根据废除常备军的巴黎公社理想采取的行动），不久就引起了关于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作用问题的一场政治斗争。

也许，人民公社化最激进（人民公社一时非常接近马克思的巴黎公社模式）的方面，是它具有改组和行使政治权力的职能。1958年发表的毛的理论文章，强烈地主张要把人民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尽管公社中没有什么无产阶级。^[18]人民公社取代了乡政府行使管理职能，官方对此的解释是为了使公社成为“行使国家权力职能”的政治单位，它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最理想的组织形式”。^[19]毛主义强调，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组织，而且是把“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结合在一起”、“融工农商兵学为一体”的组织。毛主义还特别强调，人民公社具备把社会基本经济单位和基本的“国家权力机构”结合起来的统一功能，又称这是使国家的内部职能（至少在理论上是由人民公社行使）逐步走向消亡的开始。^[20]在人民公社化初期广为宣传的所有乌托邦目标中，最富有空想性质的莫过于“国家消亡”，但这也许得到了农民的积极响应，它适应了农民传统上摆脱官僚专制统治、获得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心态。

当时发表的毛主义理论文章经常引经据典，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模式。1958年9月，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章是这方面的典型，文章说：“人民公社与乡的合并，即把经济组织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这与巴黎公社非常接近。”^[21]比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模式的影响来说，更重要的是毛主义在理论上赋予人民公社的政治职能和人民公社化的现实，对现存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的职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假如人民公社真的按照毛最初设想的那样发展，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中央政治权力——即像马克思在评论巴黎公社时所说，将那些被国家篡夺了的社会权力归还给劳动者。人民公社化反官僚主义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在大跃进前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很快便对这种威胁作出了反应。12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他们捕捉到第一个遏制人民公社化激进势头的机会。这次会议是处理有关农村经济和组织方面面临的困难问题的，这些问题恰恰是在毛主义鼓励下的农村干部匆忙贯彻毛的政策时所造成的。

第一次退却

1958年夏季，农业生产取得了大丰收，农民的热情普遍高涨，人民公社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实施的。但到秋末之后，由于粮食短缺，运动受到挫折，农民的劲头也明显下降。人民公社的草率建立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缺少有专长的人员去管理整个公社复杂的财务工作以及新引进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来自富裕合作社的农民，对与贫穷合作社合并后的平均主义十分不满，为了发泄不满，他们没有把牲畜交给公社，而是宰了去吃。社员们普遍对任意摊派劳动、分配不公、食堂的低效率管理及其他公社机构十分不满。由于农业劳动力都被抽调参加工业、水利和其他工程的建设，农业生产常常受到忽视，造成粮食短缺。国民经济的计划被打乱，导致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和分配失衡，负担过重的交通运输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财政政策的制定以浮夸的生产报告为基础，工业原料奇缺。地方干部的“命令主义”使劳动成为一种强制行为，而不是人的自觉活动。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生产指标而延长劳动日，使农民精疲力竭。人民公社化的现实，与大跃进最初依据的合理使用劳动力的原则背道而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的公社生活和自愿参加劳动。

由于经济困难日益严重，群众不满情绪也渐增长，党的领导人于11月28日在武汉举行会议，研究如何稳定经济的问题。12月10日，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基本上还保持夏季和秋季的高调，重申人民公社将是中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22]但决议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旨在限制公社化中社会与政治激进行为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克服了毛的反对后通过和实施的，标志着一场激烈政治斗争的开始，而斗争亦在第二年夏季达到高峰。

武汉会议决定采取的重要措施，包括重新明确以“生产大队”为生产和核算的基本单位，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公社化前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合作社，虽然工厂企业还归公社所有。决议详尽地论述了 （用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区别，明确规定人民公社依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产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实行按需分配。决议强调，共产主义道路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进程，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水平为前提，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与此同时，决议警告人们不要急于求成，不宜过早地采用共产主义措施，也不可幻想超越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决议还相应地要求恢复房屋、家具、生活用品和小家具等家庭财产的个人所有权，恢复自留地作为对粮食生产的补充，把小家畜和家禽还给农民。为了抵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充当急先锋的当地农村干部的影响，中共中央还要求重建党组织和国家行政机关在农村的权威。

1959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进一步淡化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建立了中央对运动的严格控制。这些会议与武汉会议一样，都是由刘少奇主持。武汉会议上，中共中央宣布了毛主动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决定，1959年4月，刘少奇正式接任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这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趋势。毛还担任着更为重要的党主席一职，但他已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党的机构。他后来抱怨说，自从武汉全会后，他就“大权旁落”了。^[23]

毛也许被别人当作垂暮之人般对待，但他本人却依然十分活跃。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围绕着人民公社的社会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辩论，毛主义者试图重振大跃进激进主义政策的做法没有成功。4月，毛个人向地方党委发出指示，批评武汉会议的决议。但是，12月会议后开始的退却仍在继续，到1959年夏季，大多数人民公社仅是形式上的管理机构。公社食堂已被废除，农民把更多的精力花费在自留地上，农村私人集贸市场（1957年下半年被取消）又重新出现。虽然北京领导人不遗余力地恢复中央计划和政治控制，但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原材料短缺和交通运输困难严重地阻碍了工业生产，春季和夏季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旱涝灾害（受灾面积达全国可耕地的一半），使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蒙上不祥的阴影。

随着经济形势日趋严峻，毛主义者和党内其它领导人的政治斗争也日益激烈。斗争围绕着毛主义者后来说的“两条道路”展开：一条据说是复辟资本主义，另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过这两条政治路线还有待于进一步划分。8月初，在中共中央于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斗争首次（还有多次）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庐山会议

在庐山会议上，中共领导人面临着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前途、毛的政治未来、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围绕这三个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后来暂时得到解决），毛泽东与彭德怀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彭德怀是一位资深的老革命家，自从1928年率部到井冈山与毛会合后，他在军队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1959年春季，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份，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对苏联和华沙条约各国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成为庐山事件开始的序幕。彭向赫鲁晓夫和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表示了自己对大跃进政策和毛的领导的不满（恰恰与苏联的不满巧合）。彭和其他军队领导人认为，中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政策与国防政策及中苏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中国的军事安全需要一个合理的经济发展计划（使彭领导的职业化军队实现现代化），需要尖端武器和苏联的核保护。大跃进对此构成了威胁，它破坏了中国的工业和技术发展及中苏同盟；而且，毛关于大力发展民兵的思想亦对职业化军队构成了更直接的威胁。

6月中旬，彭返回中国后，即对大跃进的各项政策提出了全面的批评，他的批评集中体现在一个月后直接写给毛的《意见书》中。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计划的崩溃、党脱离群众的现象，以及各种强制性的经济和政治措施，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毛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24]。

尽管彭不可能参与任何所谓俄国人反对毛的密谋，但看来毛和其他领导人不这样认为。因为恰恰在彭6月结束对苏联的军事访问回国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的中苏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将向中国提供现代军事技术，据说还包括一枚原子弹样品。也正是在彭呈交他的《意见书》时，赫鲁晓夫于7月8日在波兰发表讲话，首次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是那些“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或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人幻想的产物。^[25]无论如何，毛确信，彭德怀已经“背着祖国，里通外国”了。^[26]

应当指出的是，毛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作用并不是全面肯定的。7月23日，毛在庐山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就土法大炼钢铁运动（他说这是场“灾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进的过于仓促作了自我批评：“我是一个1070万吨钢，9000万人上阵，这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27]然而，毛的这个讲话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既作自我批评，又从总体上捍卫大跃进的政策，特别是人民公社，既号召继续推进公社化运动，又诉诸政治威胁。他依然认为，农民中有着极大的“共产主义积极性”，重申自己对人民公社及其前途的信心（又承认自己在过去犯了错误）。他否认他本人和党脱离了人民群众，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同志：“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毛进而提出了他最严厉的政治威胁，他说，如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行了，“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28]

毛非常尖锐地划分了两条政治路线，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政治局和中央可以选择的政策范围。毛不仅迫使党在他与彭之间作出选择，而且还把他个人对党的领导问题，与他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和他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联系在一起。由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不可能冒一场大规模政治动乱（也许甚至是内战）的危险去解除毛的职务，他们除了重申毛的最高政治地位，至少在形式上支持他的政策外，别无选择。尽管毛不在乎一场全面的对抗以求彻底解决问题，但他的绝大多数对手毕竟要维护现存秩序，不想火上浇油，在经济混乱的情况下再制造政治动乱。他们没有彭德怀那样的勇气，无论刘少奇和其他人如何赞成彭的批评意见，但支持彭会引发难以预见的后果，所以，他们都转向了批判彭德怀的斗争。

这样，当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2日正式召开时，彭发现自己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他对大跃进的批评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毛决意让彭在政治上名誉扫地。由于党的领导人普遍怀疑彭卷入了赫鲁晓夫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党内无人敢拒绝毛的要求。对绝大多数中共党员来说，无论内部分歧有多大，在涉及中华民族主权和独立原则上，他们的态度与毛一样坚定。因此，庐山会议通过了谴责“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把这一事件与1950年代初期的高岗反党阴谋联系在一起，谴责他对大跃进的批评是诽谤。彭被撤销了国防部长职务，他的支持者也分别被撤销了军内领导职务。9月，当时比较出众的毛主义者林彪接任国防部长。

8月26日发表的《庐山会议公报》十分坦率地承认了大跃进的失误，公报特别批评了当时已经放弃的土法炼钢铁运动，批评了无视中央计划和指示的现象；公报还承认，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核算程序，1958年的生产增长额被严重夸大。官方宣布的粮食产量从原来说的3.75亿吨降到2.5亿吨，而实际的粮食产量可能只有2.15亿吨。^[29]此外，庐山会议决议号召继续开展大跃进运动，重申了人民公社的合理与合法性。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被归咎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排谤人民公社的成就，夸大人民公社的缺点。决议要求重新恢复公社食堂，缩小农民自留地面积。不过，庐山正式批准了武汉会议的决定，把生产大队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公社所有制的理论至少在当时被否定了。

1959年秋季到1960冬季继续进行的大跃进，不过是这场运动的回光返照。毛在庐山会议上的胜利很快就被事实证明只是徒具其表。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旱涝灾害席卷全国，歉收后粮食短缺接踵而至，使毛的号召和思想鼓动化为泡影。面对严冬的威胁，农民开始抵制公社食堂和取消自留地的做法，士气低落的农村党员干部也不再愿意强制推行这些措施。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还不时以大跃进的词藻作为点缀，但此时采取的政策实质，是审慎地从人民公社向后退却，官方默许了物质刺激和自由市场的再现，农村生产组织也退回到以小队（实际上就是过去的互助组）为基本生产单位。由于城巿中也发生粮荒，工业生产因原料供应和分配问题而严重受到影响，直接的经济需求取代了空洞的社会理想，成为指导城市工作的原则。前一年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时的乌托邦狂热和群众的积极性不复存在，现在，人们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

到了1959年底，毛不得不承认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被迫接受了（非常不情愿地）结束大跃进的必然结局。在11月下旬传达到农村党组织的毛的一封信中，他不再谈及促使大跃进发动的“不断革命”原则，而是淡淡地要求人们要注意“现实的可能性”，这封情绪低落的信意味着大跃进的寿终正寝。在其后的几个月里，毛虽然还担任着党中央主席一职，但他已悄然退出了党的日常事务管理和政治生活。由政治地位日益突出的刘少奇主持党的工作，党和国家组织重新建立自己的权威，毛默许了这种情况。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毛此时已不再认为党是进行革命社会变革的可靠工具。1959年9月，他指责说，“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30]。同年底，他也许得出了“资产阶级”（他使用这一概念并不严格）已经支配党的结论。但无论如何，到1960年，毛已不再全面统治着党或是国家，不再决定具体政策。庐山会议上的胜利硕果仅余他的门生林彪对军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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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最后一幕是1960年初在城市中建立“人民公社”，但此时运动的宗旨和目的与大跃进初期相比已完全不同。1958年夏季和秋季曾在城巿中建立了一些人民公社，但城市的公社化运动到1958年12月就停止了，原因是城巿生活的复杂性及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城市公社化运动比在农村受到的阻力更大。^[31]1960年在城巿再度建立人民公社，用的还是大跃进的乌托邦口号，但目的已不再是社会革命，而是为了经济生存。城巿人民公社是为了解决粮食和其他消费品短缺采取的权宜之计，它的作用是重新组织供应和分配渠道，将城巿里的失业人员、青年和妇女组织起来，在仓促建立起来的车间里生产日用品，或在城市郊区的菜园子里种庄稼。农村人民公社尽管只是表面形式，但还是一直保留下来，而城市的人民公社则在1961年经济形势好转后就立即全部取消了。

然而，在形势好转以前，中国的城巿居民和农民不得不忍受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灾害最严重的一年；1960年的自然灾害比上年更严重 。台风在中国南部省份和辽宁省造成了严重的水灾，黄河（水量只有常年的三分之一）流域中下游地区饱受旱灾之苦，害虫威胁着农村大片地区。全国60%的农田都遭受涝灾或旱灾，农业生产直线下降，饥荒威胁着整个国家。工业生产由于经济作物被毁而下降，交通运输情况恶化。大批劳动力被抽调到灾区救灾，但由于食物短缺日趋严重，劳动群众的体力衰竭，情况普遍恶化。

1960年夏季，赫鲁晓夫突然撤走了在中国约二百五十个企业工作的1400名科学家和专家，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危机。几年后，苏联官方才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当然，真正的原因是中苏关系恶化。在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后，撤退专家的行动加速了两国的最终决裂。俄国人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和放弃“苏联模式”的做法感到愤怒，而中国对在1958年的金门马祖危机、1959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联人袖手旁观愤恨不已。1959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在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了“峰”会后访问中国。他对人民公社的冷嘲热讽以及彭德怀事件，不仅加剧了两国的敌意，而且也恶化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个人关系。赫鲁晓夫访问结束后，两国也没有发表例行的会谈公报。但是，1960年4月，中国方面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专著，可能出自毛之手。这部专著实际上是一份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国内政策问题上独立于苏联的公开宣言。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党代会上，赫鲁晓夫激烈地指责了中国，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击苏联，中苏分裂正式公开化了——至少是在各国共产党面前公开化了 。几星期后，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他命令苏联专家撤返回国，而且显然指示他们连技术图纸也一块带走。

这一举动不仅震惊了中国人，连苏联专家也都感到吃惊。化学家米哈伊尔·克罗契科——他也是苏联两次派往中国的科学代表团成员——这样形容说：

克罗契科生动地描写了苏联对中国的桀惊不驯所施的惩罚造成的直接经济影响：

对经过了两年自然灾害、农业歉收和组织上的普遍混乱的中国来说，俄国突然中止技术援助是对中国经济的又一个沉重打击。这样，中国“亲密的社会主义盟国”给中国1960—1962年间的“困难时期”雪上加霜。由于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2亿吨急剧下降到1959年的1.7亿吨，1960年又下跌到1.44亿吨，饥饿笼罩着中国大地。1961年粮食产略有回升，但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7年大跃进前的水平。只是到了1970年代初期，人均粮食产量才恢复到大跃进前的水平。^[34]

众所周知，1960年代初期，粮食短缺造成的营养不良和疾病，夺去了许多生命。人们一直以为，这个共产党国家建立了一套有效合理的粮食储备制，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大量进口的小麦，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现象。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后毛时代，开始出现目击者关于当时各地饿死人情况的叙述，官方也含蓄地（但拐弯抹角地）承认当时发生了饥荒。^[35]此外，1980年代初期官方发表的死亡率统计数字表明，1959—1961年死亡率大大上升，人口统计学者据此计算，约有一千五百万人死于与饥饿相关的原因。考虑到还有别的因素，一些学者估计死亡人数达三千万之多。^[36]

不幸的是，饥荒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适现象。贾斯珀·贝克尔在他关于大跃进饥荒一书的第一章（题为“中国：饥饿之邦”）中写道，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有记载的“主要”饥荒就达1828次，随着时间推移，饥荒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1876年，中国北方的一次大饥荒，导致1300万人死亡，按人口比例来计算，死亡率比大跃进时期还要高。^[37]贝克尔写道：“对在前半个世纪在中国的许多（外国）人来说，饿死人的现象已是屡见不鲜的事了。”^[38]

多年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人们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彻底根除了中国历史上循环出现的饿殍遍野现象。在事情过去二十多年后才逐渐为世人知晓的大跃进的真实历史，打碎了人们的这种信念。虽然当时的饥荒程度和范围至今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血的代价”^[39]。

作为大跃进的主要发动者，毛泽东无疑要对大跃进导致的人类灾难负上主要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像现在流行的对毛的看法那样，把毛比作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的刽子手。事实并不像贝克尔或其他人所暗示的，指毛是有意要屠杀农民。^[40]非故意并没有预料后果的政治行为——无论其后果有多严重，与有意识的、自觉的屠杀比较，两者在道义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抹杀这种区别，无助于理解这类世纪灾难的道义准则。

除了粮食短缺外，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气氛也是导致运动最后悲剧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上级党组织要求发射卫星的强大压力下，农村干部谎报农业产量的数字。各级官僚机构都刮起了后来说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得到的产量数字远远超出实际产量。即使是后来进行的“核实”生产结果的运动，得到的产量数字也是被极力夸大的数字。在农村有大量余粮这种错误的假定下，国家放弃了一直实行的稳健政策，大幅度提高了粮食征购（即农民必须以国家规定的低价向国家粮库交购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产量已大幅度下降，但国家征购的粮食定额却增加了。^[41]直到1960年后，北京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削减了国家征购的粮食定额。然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着大片农村地区了。

地方干部竭力掩盖粮食短缺和饥荒现象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在大跃进初期，政治上的考虑迫使他们夸大粮食产量，现在，在大跃进快接近其悲剧性的尾声时，他们唯恐承担经济失败的政治责任，又极力掩盖日趋恶化的地方形势。在继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政治环境下，心怀恐惧的地方干部向上级隐瞒了农民的艰难困境，^[42]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许多遭受天灾人祸的地区始终没有得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物资来得太晚，数以百万计人因此而死亡。

多年以来，毛主义一直把大跃进的失败（就其承认的失败而言）归咎于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毛本人十分清楚地看到动机和效果之间的巨大差别，也看到他提倡的政策与实行政策的方式之间的巨大矛盾。1959年2月，他在谈到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实践时，提到了斯大林的错误，他说：“斯大林对农民竭泽而渔，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毛病。”^[43]在同年晚些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了（也含自我批评）公社化及抽调劳动力中存在的草率和混乱情况、干部的“命令主义”以及对中央计划的破坏。他承认，当时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44]。然而，毛与那些将他视为导师的农村地方干部相似，对个人政治上的考虑最终压倒了对农民福祉的关注。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决清洗了彭德怀，继续坚持开展对彭批评的激进政策，似乎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业绩。在毛的坚持下，“共产风”再度刮起，造成巨大的人类悲剧，毛对此无疑负有主要责任。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人们曾寄予巨大希望。中国因此赔上惨痛的经济和生命代价后，1960年，大跃进以毛泽东政治上的失败而告终。大跃进留下的是一份苦涩的遗产，它使农民和共产党之间的彼此信任荡然无存。大跃进加速了中苏联盟的破裂，使中国在国内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又面临一个日益险恶的外部国际环境。中国南半部为充满敌意的美军基地包围（从南朝鲜、日本、冲绳、台湾直到东南亚），现在，它的北部又面临来自苏联的威胁。无论是国内危机还是国外威胁，都要求有非凡的治国之才。但是，当中国进入又一个十年时，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却陷入一场势不两立的内部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