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大跃进期间的经济

大跃进的发展战略完全基于毛主义所说的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但毛并没有设想仅凭革命热情就能带来现代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乌托邦狂热的还有典型的毛的经济发展理论。考虑到当时中国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毛的经济发展理论并非像现在人们通常形容的那样不合理。

要理解大跃进的经济原理，有必要区分毛的经济发展理论与这种理论在大跃进时期的实施方式。这种区分部份是人为的，因为毛主义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充分展现出来。但是在分析大跃进时，先作一定程度的抽象分析也许更为合理，因为在想做的事情与实际可以做到的，两者存在巨大的差距。归根结底，对毛主义者的最终的评价，与对所有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必须以他们所做的、而不是他们想做的事情为根据。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中国社会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独特的毛主义理论正是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中形成的：第一个问题是日益严重的城巿失业和农村半失业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而酝酿中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未能提出解决办法。第二个更普遍的问题是如何加速“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进程；由于几乎得不到任何可观的外国投资，问题就变成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中国的主要资源，即人力资源；这又带来了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的效率问题；除了城巿工业化的社会后果以外，毛主义者还质疑继续依赖苏联发展模式是否适应中国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第三个问题，人们普遍承认中国需要“技术革命”，问题在于，在不允许享有特权的技术知识阶层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掌握现代科学技术。

人口 、失业与半失业问题

困扰现代世界经济落后国家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城市化的速度比工业化的速度更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留给当代的遗产，不仅有现代城巿和落后农村的“不平衡发展”现象，还有扭曲发展的城市经济和畸形的社会发展。在城巿里，集中着虚弱的、结构失衡的工业基地， 聚集着大量的人口 ，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现代经济边缘的贫穷而肮脏的地方。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大都市，随处可见这种可怕的社会现象。1949年前中国大城市的情况也是这样。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最初几年的统治中成功地解决了城市中最糟糕的混乱情况，但他们未能解决城市中更根本的“人口膨胀”问题。虽然城巿工业和城市无产阶级的数量在1950年代迅速增长，但城市人口从1949年的5700万人增加到1957年的1亿人，并不全是城市经济发展造成的结果。大量的城市新居民来自涌进城巿、但又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城巿失业与半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

政府不愿意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多数经济决策者都认为，迅速发展的工业会给城巿迅速增加的人口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在这种设想的基础上，他们拒绝进行生育和人口控制（计划生育被批判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放任农村人口涌向城市。

只是在双百运动时期相对自由的思想气氛下，人们才认真探讨人口控制问题，并允许计划生育的提倡者公开发表意见。即使是毛本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最初版本里，也简单地谈到要提倡人口控制。^[1]官方对此事的兴趣表明，他们逐渐开始承认工业化解决不了人口问题。而把城市居民送到农村的形形色色的“下放”运动，亦不过是加剧了农村的半失业问题。

1957年，由于前一年秋季歉收，再加上农业合作化的不协调结果，大量农民涌向城巿，城市的失业问题到了危机的边缘。同时，精简机构运动、军队人员大量复员转业、中学毕业生上大学的名额削减等，使就业情况更加恶化。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规模下放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缓解城市里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不过下放的名义，当然不是说为了解决城市或农村的失业与半失业问题。中国领导人认为，城巿失业是当时经济政策中固有的问题，不可能很快就得以解决。即使是在毛非常乐观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里，也设想用五至七年的时间达到城市的充分就业。中国更正统的经济计划者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承认今后的失业率会越来越高，每年失业人数可能会达到500万人。^[2]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迅速增长， 继续强调发展大规模的资金密集型的现代工业，意味着更高的失业和半失业率。

1958年，毛主义的新经济战略，是要把发展的重心从资金密集型转向劳力密集型——从重工业转向相对投资少、主要依靠劳力投入的农业、轻工业和小型工业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和农村的失业问题；与此同时，这一方针本身还旨在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从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的经济发展战略来看，人口的大量增加，不但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负担，相反还是经济财富。1957年初，毛还热衷于人口控制，到1958年初，他则宣称：“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3]这样，便解决了关于人口控制的争论，计划生育的鼓吹者再次被指责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异端。

劳动力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苏联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为建设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前提的现代工业基地筹措资金）的任务主要是靠剥夺农民完成的。斯大林有意识地决定从“集体化”的农民身上拿走工业发展计划必需的资金，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完全服从于创造一个巨大重工业基础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人们相信，现代工业基础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产生“辐射”效应，最终使整个经济现代化。

和苏联的情况相似，195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资金也主要来自农村。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广大农民依然处于生存的最贫困线边缘，在这情况下开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并继续采取斯大林的发展战略，正如第二个五年计划所提出的，这样能否使中国实现现代化是很成问题的，至少，继续照搬苏联模式，就意味着实行越来越强制的剥夺农民的政策。避免因城市利益去剥夺农村，是毛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通过大规模地发动尚未充分发掘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农民），可以更快地积累资金，也更合理地分配投资。

1958年采取的经济方针，不是要放弃重工业的发展，更不是一般地对现代经济采取卢德派^[4]的否定态度。中国人的确希望像钢铁、化工和机器制造业这样的资金密集型战略工业能够比以往发展得更快——但不能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相反，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将共同发展，以“同步发展”——大跃进的主要经济方针——的方式快速发展。对先进的工业部门还将继续大量投资，但与此同时，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三个经济部门将有机地共同增长，互相促进。概言之，毛的战略是，促进轻工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这对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至关重要，农业产量提高了，又会进一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这是国家为重工业发展积累足够资金的根本前提。在三个经济部门有机地相互促进的理论基础上，毛曾说过：“你如果是真想发展重工业，那你就要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5]从这一观点出发，产生了把“同步发展”作为建设现代经济最快途径的政策。

“同步发展”在几乎所有的经济世界中显然都是最好的发展道路，但毛的政策是否可行尚有待观察。没有人会质疑所有经济部门以当时流行的“多快好省”为发展愿望，问题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一般认为，现代工业某一部门的迅速发展只能以牺牲其他部门的发展为代价——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也接受这种理论的社会结果。但如果不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怎样才能为轻工业和农业的“大跃进”提供资金？毛主义回答说，同步发展的关键是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建立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正确的思想指导，就能在一场全面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利用尚未充分开发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其作用。工业中新的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和农业，不但不需要新的投资，还可以创造出资金， 这是毛主义的主要观点之一。

中国的主要人力资源、特别是尚未充分利用的人力资源位于农村，所以，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战略重点是农村而不是城市。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即使是在最好的年景，也只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一部分；如今，促进农村的工业发展将会使农村的劳动力充分得到利用。农闲季节时大批剩余劳动力，将转向所需资金不多的中小型工业，农村里诸如粮食加工业、工具制造、简单的消费品生产、页岩油生产以及小化肥厂等劳力密集型企业。也将与农业生产一同发展。这些地方性的工业项目，不仅可以有效利用农村的人力资源，而且还使工业企业更接近原料产地（从而减轻了对简陋的交通运输系统的压力），消费不适合城市大工业使用的质量差的原料，鼓励立足于当地需要和条件的技术革新，加快支持大型建设工程和工业项目的资金积累。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被认为是符合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的选择。地方工业的发展会促进中国比较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农村的工业化将是消除工农差别和城郷差别的第一步。

毛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以经济权力的下放为前提。1957年秋季，曾进行过经济权力下放的工作，当时中央政府及其经济部门把相当程度的管理权限下放到省巿一级和大型企业（与斯大林去世后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的改革相似），但比较起来，1958年实行的毛主义政策更加彻底，要全面剥夺中央官僚计划部门的职权，把经济权力下放到基础生产部门。毛主义认为，要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和人力资源，就必须下放经济权限，由地方行使经济决策权。只有人民群众在自己的组织中参与经济计划，才能充分发挥他们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权力下放和强调地方的发展，不意味或至少不表示要放弃国民经济计划，特别是涉及到现代经济部门更是如此。国家甚至还制定了更加宏伟的重工业发展规划——“两条腿走路”的新工业方针，设定以本地技术与本地资源为基础，同时实现内地大工业和中小工业的快速发展。由于中小型工业都是劳力密集型企业，所以不会影响到对重工业的投资比例。

技术革命

通常人们说毛泽东的“反技术的偏见”，不是说他对现代科学技术有成见，而是说他对现代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担心。事实上，大跃进宏伟的经济蓝图，正是以快速采用大量先进的和中等的技术，以科学知识普及和教育发展为前提，没有人比毛更重视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在发动大跃进时，毛在欢呼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同时，对国家的经济落后感到痛惜，1958年1月，他宣布：“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6]

然而，对毛和毛主义者来说，经济目标不能脱离社会和政治目标。虽然没有人对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必要和迫切提出异议，但毛主义者关注的是怎样掌握，及由谁来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毛担心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过分依赖苏联的技术，1956年，他警告说，对于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7]。这里说的“外国”，无疑是指苏联。1958年，他更加明确地提出：“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他全面地批评了模仿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说：

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付诸实施后，毛决心打破对苏联的技术依赖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这不仅因为苏联提供的许多技术不适应中国的情况，尤其不适应新经济战略重点发展的农村小型工业，而且主要因为担心中国对苏联经济和技术的依赖会导致政治上的依赖，这种心理也是由来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映。^[9]此外，经济和政治依赖会导致心理依赖，心理依赖又遏制了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在毛主义看来，照搬外国的东西会使人的精神受到束缚，产生消极思想，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以及生产力的解放），需要“自力更生”精神。因此，毛关于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的要求，是旧的民族自尊心与新的经济考虑两者结合的反映，这种要求蕴含着大跃进时期的主题——“自力更生”的原则。

虽然党的多数领导人和非党内的知识分子与毛一样，希望结束照搬苏联模式的状况——实际上，双百运动中人们就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但其中许多人对毛提出的技术发展方针持保留态度。毛的方针概括起来，就是在不依靠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情况下，自行发展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党的经济计划者而言，这种方针近乎于荒唐；对技术专家来说，这是对他们职业的威胁。

但对毛来说，科学技术在政治上不是中立的事物，如果对之不闻不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导致技术精英集团的形成，培养官僚主义，产生社会不平等现象。虽然党的领导人在1956年就免去了科学技术的“阶级属性”，毛在1958年1月又恢复了科学技术与政治和社会的联系，他警告说，关于“红”与“专”的关系，容易产生不问政治的倾向，“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10]在毛说的“技术革命”里，只有政治而不是技术人员，才能保证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符合社会主义的目的。

两年前，即1956年，在谈到技术人才时，周恩来认为问题主要是技术知识分子人数太少，缺乏专业技能。而毛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不产生特权技术阶层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毛提出的解决方式出奇地简单以致于流于空想——工人和农民群众自行掌握现代技术。而且，这些还将是在日常的生产活动中实现的，边干边学，掌握必要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再把新学到的知识，根据当地具体条件，直接运用到生产实践中。不会再有什么“专家”，只有“又红又专”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新一代能工巧匠，才会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既能从事科学和文化工作，又能从事体力劳动。这样，就会产生毛说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所以，“又红又专”不是简单地意味着获得了技术专长的“红”的干部，或是获得了“红”的政治觉悟的技术专家（虽然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而是一种能够全面实现的普遍理想。正如中华民族将要在科学技术上独立自主，不依赖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人民也要自力更生，在科学技术上不依赖于技术精英，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一场群众运动。大跃进期间的群众集会中最流行的其中一个口号是：人民群众是文化和科学的主人；大跃进正是在这样的乌托邦气氛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