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百花齐放：
社会主义、官僚主义与自由

1956年初，党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已处于“社会主义过渡”的尾声。毛泽东在这年的1月宣布，1955年下半年的事件已证明是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胜负的关键。他预言：“到今年（1956年）年底，社会主义的胜利将在实际上得到保证”。^[1]同月，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也欢呼“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来临。^[2]一年后的1957年2月，毛的注意力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当然地把中国社会当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承认这个新的社会制度还有待“完全巩固”^[3]。

至于说1956—1957年的中国社会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只要注意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信他们已成功将中国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当时“共产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来看，他们确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是社会义国家。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废除私有制，由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掌握生产资料，那么中国与“社会主义故乡”苏联一样，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到1956年中期，农业集体化已基本完成，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工商业也于同年底实现了国有化。就连手工业的个体企业也被组织成社会主义的集体企业。与苏联一样，直到1956年底，中国是一个只有两种所有制的国家：城市经济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农村经济则以集体所有制为主。城市和农村都废除了私有制。根据当时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标准，中国的确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在中国已经或即将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认识的基础上，1956年初，党的领导人开始制定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蓝图，把注意力转到因迅速的社会主义化而产生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上。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落后的经济，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社会降临而自然解决。共产党人庆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工业经济依然十分弱小。农业合作化虽然没有给国家造成经济混乱，也没有把农民推到政治上的敌对面，但合作化没有带来农业生产的技术革命。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民依然贫困。没有人相信在普遍落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够长期存在，更不用说繁荣昌盛了，即便毛也这么认为。现代经济显然要按计划发展，但由谁来发号施令，如何实现经济发展，都悬而未决。1956年初，毛作出了与众不同的激进选择，要求彻底放弃经济发展的“苏联模式”，仿佛存心要与正在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唱对台戏。

对毛泽东和毛主义者来说，如何实现现代经济发展，与如何防止由现代经济发展造成的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两者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问题。伴随着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还有从革命的组织形式向统治的官僚形式的过渡。革命胜利后官僚统治的普遍制度化，特别是借鉴苏联模式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新的政治与经济精英的出现，这也许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但却与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目标互相矛盾，与毛主义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的理想更是直接相悖。至少就毛主义者而言，以“百花齐放”而闻名的运动，部分目的是为了解决官僚主义问题。

官僚主义问题反映了一个更大、更普遍的现象，即日益加剧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为国家所篡夺的社会权力将回归社会。但是在人民共和国，情况与苏联一样，“社会主义过渡”产生的恰恰是相反的历史趋势：越来越膨胀的庞大官僚机构日益异化于社会之外，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并非全然没有认识。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号召“用极大的努力……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4]。1957年2月，毛泽东也专门谈到存在于“政府和群众”间的“一些矛盾”。^[5]

共产党人没有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来看待。从1956年到1957年，共产党领导人开始重新估价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民的作用，正视来自人民的呼声。最引人注目、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要求来自城市各界，包括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本质、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等根本性问题。对迅速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来说，“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对工人日益强化的压制性社会和政治控制，是工厂中越来越来严厉的劳动纪律。1956年的罢工，反映了工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罢工是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满引起的。罢工活动比较分散，很快为政府所镇压，但由此却提出了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问题，即根据官方理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问题。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过渡带来的自由不是更多而是更少。有一段时间，共产党似乎愿意承认马克思主义做出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不可分割的承诺。1956—1957年发生的事件，表明了毛主义民主概念的局限性，以及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对思想自由的禁锢程度。

1956—1957年“百家争鸣”时期提出和争论的根本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在人民共和国里，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公开更坦率地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以及涉及人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等问题。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党的领导人在反省“社会主义过渡”和工业化成就时，面对七年来迅速的社会经济变革造成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另一方面，这也是被统治的下层提出的问题，党对此不得不正视。

当时对这些问题或“矛盾”的理解方式、解决或不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1956—1957年公开争论和党内秘密争论所导致的结果，所有这一切对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对理解在这些年中形成的独特的毛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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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颁布的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规定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显而易见，长期以来政府的实践和政策并不受宪法的约束，对待知识分子尤为如此。自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知识分子就不断地被迫进行思想改造和观念转变。如果他们的思想一直没“改造”过来，他们会痛苦地意识到，没改造过来的思想还是以不说为佳。对知识分子屈从于国家意志的重负，宪法也无能为力。实际上，肃反运动和1955年胡风被捕入狱事件，强化了对知识分子的压制，使一年前刚刚宣布的法定“言论自由”的权利成为一种讽刺。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时，得到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现在，在国家强制的思想与政治专制下，知识分子的支持逐渐消失，1949年时的期望化为被动的顺从。

在1955年的后几个月里，党的领导人开始制定旨在重新获得疏远了的知识分子支持的新政策。这不是共产党突然发现给知识分子以自由的恩惠，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尽管毛个人的动机要更复杂，我们下面还要谈到）。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需要更快地发展科学技术，需要更多更好的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决定制定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与此同时，毛提出了农业发展的十二年纲要，号召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开展技术革新。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满，而且噤若寒蝉，很难提供国家需要的合作和智力创新，对知识分子的压制成为发展经济的不利因素。

1955年秋，全国人大的非党内人士代表被要求就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情况准备报告。共产党就如何更好地“团结”知识分子、如何使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等问题，征求了民主党派的意见。1955年12月，毛向政治局提交新的农业发展纲要时，特别敦促知识分子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这是不久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开展的运动的首次号召。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学术机构和团体的非党内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反映了党内领导层在当时的共识。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一直是个理论上的难题。与工人、农民或资产阶级不同，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不可能套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标准，即按照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无论知识分子在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有多么重要，他们只能算是社会“阶层”或“分子”，知识分子在四个阶级的联盟——这是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中的地位也是最模糊的。但是，假如知识分子并不构成一个社会阶级，他们毕竟是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值得怀疑的。为了打消这种怀疑，周恩来试图给知识分子一个前所未有的阶级地位：他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知识分子问题”不再是一个他们在政治和思想上可靠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专业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他说：“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这个问题能够通过采取专门措施来解决。周建议，通过合理的组织和工作安排，知识分子就能更好地“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应当给知识分子提供更好的设备、更多的书和更好的住房条件，给他们较高的工资和待遇，加快晋级，不要让他们参加太多的行政工作和政治学习，以免荒废专长。要增加大学招生数量，制定科学技术知识发展的长远规划。

周还提出，政治问题更多地是党内而不是知识分子间的事情。他批评了“我们目前关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批评了对知识分子“不应有的怀疑”，即动不动就把忠心耿耿的知识分子当成反革命分子来怀疑的倾向。这并不意味着不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控制和“思想改造”，但党将更有耐心，“只要他并不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人民，甚至还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那么，我们在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就还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与此同时，允许知识分子有较大的专业自主权，以更好地掌握对中国现代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科学技术知识。^[6]

党仍然是政治和思想上的主人，但党承认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的主人，鼓励知识分子掌握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党主动采取措施结束周恩来说的知识分子与国家间的“某种隔阂状态”。作为对知识分子这种新的信任，周号召克服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障碍。结果到了第二年，知识分子的党员人数增加了50%以上。1957年，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内的知识分子党员数量比工人阶级党员数量还多。^[7]

毛泽东很可能不喜欢周的讲话，因为新政策意味着要建立一支可以有效地把专业活动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分离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条件是他们不公开表示对国家和马克思主义的敌意。这种政策会加速专业精英阶层的形成，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及经济上的特权地位而脱离群众；这恰恰是毛已经开始扭转、不久还将公开反对的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结果。诚然，毛与周一样，都主张发展现代经济，认识到掌握现代科学的必要性，毛比周更强烈地主张搬掉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党的官僚重负。但是，他提倡的经济发展路线，含有不同的激进社会意义，与党当时正在实行的路线完全不同，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

即使毛觉得周讲话的社会含义与自己格格不入，但周提出的其中一个政治观点肯定是他所由衷赞同的。在周对党对知识分子新政策的解释中，他谈到了有必要结束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他强调“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他批评了“过于急躁、生硬和机械照搬”苏联模式的“宗派主义”倾向，他说，这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他还强调了中国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自给自足”的必要性。这种典型的毛主义观点是对未来的预言，或许，周和毛在当时都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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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在周恩来谈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时，毛泽东正在敦促党采取更激进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将遵循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同时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进程。^[8]党内正在出现的争论不仅涉及到社会经济变革的步骤，而且涉及到变革的性质。当党内多数人还沉溺于苏联的发展模式，把第二个五年计划看成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单延伸时，毛泽东提出了以全面抛弃苏联模式为前提的各项政策。与官僚合理化、城巿工业化和中央集权化控制的思路相反，新的毛主义理论是延安“群众路线”模式普遍化的产物，它的直接动因是毛1955年7月《关于农业合作化》讲话后，农村兴起的民粹主义高潮。迅速的社会主义改造与迅速的经济发展相结合，通过权力下放和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使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同步进行。这种毛主义理论的出现对现存国家和党的官僚机构形成了威胁，受到激烈的反对。1956—1957年，党内就采取什么方针发展社会经济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直到1957年下半年，毛主义理论开始在大跃进中实行后，争论才得以解决（可惜只是暂时解决）。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争论是公开进行的，而党内关于社会经济政策的争论却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但两者有密切的联系。周恩来1956年1月讲话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提的逻辑结果，它意味着建立一支苏联式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这对在官僚机构领导下的现代工业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周及党的多数领导人大都出于经济目的利用知识分子，而毛则是出于政治目的利用知识分子，把它作为群众社会经济运动的组成部分，绕过现存的官僚渠道，来进行激进的社会与经济变革。由于农业合作化的步伐走得太快，党内已经有了对毛的批评意见。虽然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正式批准了毛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毛后来还是指责多数党的领导人对他的建议漠然置之。纲要本身在其后18个月里被束之高阁，而党继续执行稳健的紧缩政策。

毛似乎要宣布，解除对知识分子政治约束的建议，甚至比周的建议更彻底，以准备开始他的反官僚主义运动，但是，由于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带来巨大冲击，“百花齐放”运动不得不推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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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批判，震惊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后来埋怨俄国人“事先没有与兄弟党进行磋商”，各国共产党也都与中共一样对此不满。赫鲁晓夫是在苏共大会闭幕时发表秘密报告的，显然是在最后一刻才作出决定。这篇报告明显是匆忙拟就，许多内容是赫鲁晓夫的即兴演说。但是，报告给中共带来的麻烦，不在于事件本身引起的震惊，而在于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中共党内产生的政治影响。

尽管赫鲁晓夫报告中详尽描述的斯大林的怪异个性和统治方法，可能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感到吃惊，但他们对苏联历史还没有无知到发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发”内容闻所未闻，他们对斯大林犯下的主要罪行其实十分了解，当务之急是如何向普通的中共党员和中国人民解释这一事件。中国领导人该如何解释，他们几十年来一直颂扬的伟大革命领袖，为什么现在被斥为血腥的暴君？不管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私下里是怎么看待斯大林的，在公开场合他们都是极尽颂扬之事，而且历来如此。1939年，毛在庆祝斯大林60岁诞辰时称颂说，斯大林同志是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救星。在这位苏联独裁者70岁诞辰时，毛写道，斯大林同志是全人类和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毛在悼词中说，人类失去了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各国共产党也都用同样的语言赞美斯大林，类似的溢美之辞在其后几年一直充斥着中国的新闻媒体。

如果仅仅是不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讲话，固然可以延缓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但解决不了问题。正如赫鲁晓夫在结束他的报告时告诫的“家丑不可外扬”，结果是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讲话全文。而中国人一直没有公布报告。直到1957年，一位匿名人士翻译了这份报告的英文版摘要，然后写成大字报贴出，中国公众才知道了报告的详细内容。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不久，虽然大家对细节尚不了解，但这份报告的矛头所向，已在中共党内和知识分子中流传开来。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陷入了窘境，因为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们不遗余力地把俄国的独裁者作为偶像公开颂扬。他们也对苏联在打破偶像前没有事先打招呼感到恼火。但与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造成的更严重的政治和理论问题比较起来，个人的窘境就无足轻重了，这一事件使中国正在效仿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与道义上是否合法成为问题。如果社会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较高阶段，苏联的社会主义又是最先进的模式，那么，社会主义怎么会产生像赫鲁晓夫逼真（有选择地）描述的这样一个犯有野蛮罪行的领袖及其领导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来说，它提出了一个更具体、更直接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领袖与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毕竟，赫鲁晓夫报告中的主要论点，以及他对出现的邪恶的“解释”，是斯大林作为一个篡权者，“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通过培养“个人崇拜”使自己免受任何批评。毛1955年7月的讲话和发动合作化运动，是否也是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呢？难道毛泽东本人不也正逐渐成为类似形式的英雄崇拜的对象吗？

中国领导人对上述问题思考了一个多月后，才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出评论。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方式发表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评论；这篇文章可能出自毛本人之手。社论很笼统地谈到了斯大林的“失误”和“错误”，基本上没有透露赫鲁晓夫报告中批判的内容。文章一方面称赞苏联新领导人“对过去的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又称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领袖，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贯彻执行了列宁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方针。文章承认斯大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更多是含蓄地批评赫鲁晓夫没有好好解释这些错误是如何产生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捍卫斯大林在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也是从侧面捍卫正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文章还试图解释（和辩解）“个人崇拜”问题。^[9]

在解释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产生斯大林的邪恶这一点上，中国人的评论与赫鲁晓夫的讲话一样，难以令人信服。但毛泽东不同于赫鲁晓夫，他不愿意把斯大林与斯大林时代分开。赫鲁晓夫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把苏联社会主义的所有成就都归功于党，归功于群众和列宁主义，把那个时代所有的失败和恐怖都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他反复重申，罪恶是由于“个人的独断专行”造成的。另一方面，毛却坚持认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特点。”所以，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应当归功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失误他也负有责任。由于斯大林功大于过，斯大林的历史形象总的来说应是正面的。因此，文章强调说：“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他关于保卫列宁主义和正确地总结苏联建设经验的许多著作，我们都需要当作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当然，人们要带有批判性地研究斯大林的著作。但是对毛主义者来说，斯大林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尽管他不是一个完人——至少公开的记录就是如此。^[10]

毛还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了解释，但解释的目的不是要从政治层面正视这个问题，而是把它归咎于历史。他解释说：“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崇拜，是因为“旧社会带有毒素的思想残余”，它“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由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因此，“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但可悲的是他过分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并受到落后思想的影响。文章暗示，这种情况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因为中国共产党“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无论如何，防止出现个人崇拜问题的必要措施是现成的——在“民主”与“集中”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党的领导人要谦虚谨慎；贯彻“群众路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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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暂时解决了斯大林问题后，毛即着手处理党的领导层和党的机构对他提出的激进社会和经济政策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他认为，党已褪化成一个保守的因循守旧的官僚机构，恢复党的革命精神的途径之一，是从外部向党挑战。这一任务首先落到了非党员的知识分子身上。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把知识分子从思想和政治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虽然毛看到，知识分子有限度的不安和反抗能带来一定的好处——而是为了恢复党的生机。在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致辞中，毛泽东重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5月26日于北京召开的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了毛主义的这项新政策。^[12]

“百家争鸣”的概念适用于科学家，而“百花齐放”的概念适用于作家和艺术家；这种区别是意味深长的。据说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所以科学家可以提倡和探讨不同观点的科学理论，不必担心政治上的干涉，目的是促使科学进步，它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另一方面，对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来说，对自由范围的界定则十分模糊。诚然，自由的允诺是对全体知识分子而言的。陆定一说：“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他声明，新政策“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3]。然而，自由的保证又受到种种限制。虽然艺术家和作家在艺术风格和题材选择上可以自由“鸣放”——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优先，却不是唯一允许使用的方法，但是，他们不能自由地决定作品的社会内容和政治内容。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历史和哲学作品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们是有阶级性的，因此，在一个“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国家里，这些作品还要受到政治监督。此外，自由只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艺术和文学作品的生产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新的宗旨。陆定一没有涉及谁是“人民”、用什么为人民服务——以及由谁来决定的问题。此外，“大鸣大放”运动的目的早已预先规定了 。陆指出：“只有经过公开辩论，唯物主义的思想才能一步步克服唯心主义的思想。”^[14]自由的“思想斗争”可以进行，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获胜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等于零。

但是，毛泽东通过陆定一的讲话要发动的运动，不是又一场整顿知识分子思想的运动。这一次，他调整了方向，需要整顿的是共产党；非党内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陆定一的讲话充满了对党员的傲慢和无知的尖锐和辛辣的讽刺：

由于宣布了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科学家们开始批评党的干部对科学的干涉和无知。苏联的正统观念也遭到质疑，对在政治上仍然很敏感的遗传学问题，科学家们展开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自由辩论。但总的来说，知识分子对让他们自由地“大鸣大放”持谨慎态度，一次讲话不足以消除六年压制产生的恐惧。陆定一的讲话本身也不可能完全打消知识分子的顾虑。他反复谈到胡风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思想， 只能产生唇亡齿寒的效果。他还警告说“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也没有做完”^[16]，其效果与上面同出一辙。此外，陆还仔细地在“朋友”与“敌人”、“人民”与“反革命分子”之间划了界限——界限不清的界限。用什么来保证知识分子公开发表的观点不会被用来当作他们是“敌人”或“反革命份子”、而不是“人民”的证据呢？

多数党员干部公开的敌意更让知识分子发慌。毛虽然鼓励知识分子大胆发表批评意见，但他们日常工作中接触的党员干部可不会进行这样的鼓励。正如民盟主席、北京政府的部长罗隆基后来对问题的解释所言：

虽然如此，到了1956夏季，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在作家协会和文学杂志组织的专门座谈会的鼓舞下，开始就纯粹文学意义之外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批评的矛头主要是官僚主义的弊端和官僚机构的臃肿，批评充满了毛主义期待的时代精神。他们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廉价的乐观主义”，呼吁恢复十九世纪的西方现实主义，暴露而不是掩饰真实的社会情况和群众生活的疾苦。他们批评党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一年前胡风曾因之入狱的许多思想，现在随处可闻，1950年代初写成后出版不了的作品现在付梓。在北京大学1956—1957学年的课程表上，排着凯恩斯的经济学课和罗素的哲学课。一直被认为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异端的计划生育问题（知识分子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异端，但自从1954年后，官方内部一直悄悄地研究和提倡计划生育）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提倡。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式批准（较之同意还进了一步）了开展双百运动，尽管如此，党的绝大多数机构和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运动，知识分子批评官僚主义的文章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即毛泽东的政策对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构成威胁。11月发生反斯大林主义的匈牙利事变，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运动的敌意。虽然中国与匈牙利的情况毫无类似之处，但他们还是对两国发生的事件进行类比。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自由导致工人反对共产党国家的暴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强烈骚动，尤其是在年初中国工人发动了空前的罢工浪潮之后，难道不会引起同样的后果？中国领导人是否真的担心会发生匈牙利事变姑且不论，但匈牙利革命却给了他们反击的借口。同年底，党的机关警告，“毒草”正在百花中蔓延。对党内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评突然变成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右倾主义”的批判。1957年初的几个月，双百运动受到压制，应邀对党进行批评的知识分子，静候着党内官僚的报复。

1957年2月底，毛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对知识分子的报复推迟了 ，双百运动以更激进的方式复苏。毫无疑问，毛的这一长篇讲话是社会主义时期“毛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文献。要理解它的意义，就必须回到1956年后期党内有关社会经济政策的分歧，分歧把党分成了“毛主义”和“非毛主义”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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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国领导人在庆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成就的同时，着手准备将于1958年开始实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中国经济的计划者尽管也调整了某些形式，但仍然遵循苏联的发展模式。虽然这些调整并非毫无意义，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框架和指导思想，依然与指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模式基本一致。优先发展重工业，并相应地强调当务之急是培养现代科学技术人才。^[18]工业化意味着城巿工业化和城巿化，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正如周恩来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热情地宣布的：“我们将要建设许多新的城巿和扩建许多原有的城市。”^[19]此外，一般认为，建设现代的工业基础是进一步朝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根本前提。这样，毛由于过早地强行推进农业合作化而受到指责，因为落后的工业条件不可能完全满足社会主义农业对机械化和技术的需求。

毛反过来加强了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评。他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只会强化前四年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已经产生的不良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后果。这意味着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巩固已形成的专业化精英和官僚精英，现代化的城巿和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差距更加拉大，推迟激进的社会变革，以及意识形态上的衰变。1956年4月，毛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他的建议，即他《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原文十年后才发表）。这篇讲话用词隐晦，但明确要求放弃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并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战略。同过去一样，还是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但投资将集中用于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除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先进的工业外，还要发展落后的内陆和偏远地区的工业；除大规模的城市重工业外，重点将放到发展中小工业上；除中央部门的行政指令（及下放到地方部门的控制）外，相对自由的地方企业将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单位；更多地发展劳动密集型的项目以代替资金密集型项目；用精神鼓励代替物质刺激。迅速的社会变革与迅速的经济发展同步，这两者的决定因素是群众的创造性和思想觉悟。不是要放慢现代经济发展的步伐，实际上，是要加快发展步伐，但发展的方式、产生的社会和政治意义都与过去大不相同。^[20]

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文件，基本上没有反映毛关于经济发展的非正统的观点。由于毛当时已不像过去那样在党内享有绝对权威，因此他的意见才有可能被忽视；无论一个人可能享有多么崇高的个人威望，但一个庞大的常规官僚机构很难听命于某一个人的意志。1955年，为了实现迅速发展集体化的计划，毛曾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直接向农村干部和农民发出号召，这一举动引起党内领导层的不满。1956年的形势不再有助于这种“绝技”的再现，赫鲁晓夫在2月对斯大林和“个人统治”的弊端的抨击，削弱了毛的地位。1945年后首次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八大，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的；正是刘和邓而不是毛，向大会作了主要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新党章中删去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的话。八大重新设立了1937年曾被取消的总书记一职，进一步削弱了毛的权力。邓小平被任命为总书记，他开始行使对党的组织机构的控制权。毛后来指责说，党的多数领导人在1956年“不理会”他的意见，这种说法是有充分根据的。毛依然享有巨大的个人声望，但党内已大权旁落；他依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大师，但不再是政策大师。

正是当毛在党内政治上相对无权，他又认为保守的国家和党的机构阻碍着激进的社会变革，1957年2月毛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样，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分歧与政治权力问题便联系在一起。消除官僚机构对毛提出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反对，是毛的当务之急，2月讲话的目的就在于此——它确立了毛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触发了一系列毛将自己置于党之上（至少是党的领导层之上）的政治事件，毛再次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直接向“人民”讲话。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旨在重新恢复双百运动，运动在过去两个月被党的官僚机构匆匆压制下去。毛的讲话不是在党的会议上，而是在最高国务会议（即国家机构）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正如他在1955年7月通过非党论坛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一样，毛此时又一次绕过党的正常渠道宣布新政策和新理论。在这两件事上，毛的立场都没有得到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支持，党中央两次面对的都是既成事实。毛的2月讲话直到6月才正式发表（经过修订的版本），但原文的主要内容很快就在知识分子内部流传。

党的机构已经把不同意见压制下去，而且致力于清除1956年下半年有限的“争鸣”产生的“毒草”，毛这时发表这篇讲话，其意义不仅在于重新邀请知识分子畅所欲言，而是在于他讲话的出发点是认为党不是当然地具有对正确思想的垄断权，因此，党需要听取来自党外的意见。之所以有必要把双百运动继续开展下去，不仅是为了发挥知识分子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矛盾不是新发明，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和永恒的——这就是长期以来毛主义理论的主要原则。毛就“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与“敌我”矛盾的区分，也不是新提法。假如毛仅仅是重申这些众所周知的观点，那他的讲话也就不会产生任何政治或思想上的轰动效应。这篇讲话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威胁——在于提出了两个新命题，这两个命题是未来文化大革命的预兆。在毛列举的许多矛盾中，他特别强调的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矛盾不仅仅普遍存在于政府与群众之间，而且尤其存在于“领导者”与“人民”之间；而“领导者”不单纯是指下层官僚机构的官员。毛没有排除与人民发生矛盾的领导者可能是党的高层领导人，也没有排除在某些问题上领导者可能是错误的而“人民”是正确的：“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是毒草。”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这样。^[21]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思想斗争的考验，才能够区别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既然党和党的领导人都有可能犯错误，党就应该接受来自人民的批评。毛宣称：“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既然所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都属于人民的范围，那么党听取批评意见的范围和领域也是非常广泛的。这样，从理论上讲，凡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知识分子，都有批评共产党的自由。那些“取得人民信任”的“民主党派”在“互相监督”的政策下，享有“监督共产党”的权利。^[22]

相比起给所谓“民主党派”提供进入政治舞台的机会而言，对列宁主义党的一贯正确性提出的质疑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如果现在普通群众能够自由地批评党，那么，除了毛本人外，又有谁能作他们的代言人？毕竟，毛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还是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此外，作为人民革命的领袖，毛与人民有着他人无法企及的特殊联系。因此，如果人民能够自由发表意见，那么毛无疑是他们最杰出的代言人。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把自己从列宁主义党的戒律中解脱了出来，使他能以人民代表这种独一无二的身份从外部对党提出批评，他亦很快就进入了这个角色。 如果说党不是一贯正确（所以要接受人民——和毛泽东——的批评）的观点暗含着对党的权力机关、特别是那些反对毛的政策与计划的人的威胁，那么另一个命题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威胁。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思想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已经建立，阶级剥削已被消灭，因此，在基本一致的人民中间依然存在的社会差别和社会矛盾，两者在性质上是非对抗的，这是毛这篇讲话的主要前提。但是，毛对这个前提作了限制，他指出，“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还存在。虽然主要不是与剥削阶级的残余、而是与其思想影响进行斗争，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3]虽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太可能发生实际的较量，但两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已足以说明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一观点是毛主义长时期发展的逻辑顶点，按照思想态度而不是客观社会标准来划分阶级和阶级斗争——它标志着严格的思想决定论的出现，此后，它支配着毛主义。这与几个月前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阐述的官方观点直接发生矛盾。“八大”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已经决定性地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阶级差别已经缩小成“只是同一阶级内部的分工问题”。^[24]

毛恰恰在他力主恢复双百运动之际宣布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这是不祥之兆。既然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实际较量，而是不同阶级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这就为把曾表达错误观点的人说成是“阶级敌人”开辟了道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也就能很快转化成人民与敌人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这样，就可以用“强制的手段”取代“细致的说理的方法”。“大鸣大放”的第二阶段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结束的。

新理论对毛在党内的对手具有同样的政治威胁意义。如上所述，如果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也不是一贯正确，那么同样可以说他们也有可能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果阶级斗争现在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那么就可以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党内的思想和政策分歧，党自身也能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政治舞台。这些观点的政治含义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才完全明晰，但是在1957年，毛已为最后的结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其后的岁月里，他步步朝着最后的结论靠近。

双百运动的复兴是毛2月讲话的第一个政治结果，但不是立竿见影的。运动受到党的组织的抵制，知识分子也持怀疑态度。很难想象党的干部对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矛盾的运动会有什么热情，尤其是毛把党的官僚主义行为说成是矛盾的根源，号召通过群众对领导的批评和监督解决这种矛盾。党组织的抵制增加了知识分子的疑虑，他们怀疑毛的号召会不会是个圈套。历史学家翦伯赞形容说：

但毛的态度不变。虽然毛的2月讲话没有公开发表，但《人民日报》已披露了讲话的主要观点。党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保证会真诚地欢迎批评，各大城巿都在3月和4月召开了座谈会。毛在一次知识分子集会上，再次强调共产党欢迎、也需要批评，他敦促党中央正式同意开展“大鸣大放”。4月底，党开始了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弊端的整风运动，运动采用“和风细雨”方式，但整顿的对象显然是共产党，非党内的知识分子则成了进行整顿的人，批评的焦点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这一突出的政治问题。

一旦党的领导和干部受命不得干涉人们自由发表意见，3、4月在官方组织的会议上欲言又止的涓涓细流，在5月和6月初就汇成社会批评和政治批评的洪流。官方对批评意见没有进行反驳，似乎证明党的领导人真诚地欢迎批评意见的承诺的严肃性，因此，批评越来越大胆，意见也越来越尖鋭。运动的发展也越来越带有自发的色彩。除了“民主党派”和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外，一些其他社会组织也召开了非正式的会议。报纸大量报道了批评的意见和讲话，但是更尖鋭的批评是贴在学校里和公共建筑墙上的大字报。人们感情冲动，用越来越严厉的语言表达长期受到压抑的思想和感情。

一时间，气氛很像1919年五四运动初期的情况，当时，整个国家都弥漫着摆脱过去压迫的解放意识和反对旧思想、旧体制的自由情感。确实，许多参加运动的学生都把自己比作五四运动的先驱。但与五四运动不同的是，双百运动被禁止从城巿知识分子圈扩大到城市其他阶层的群众，没有召开过让工人、农民参加的座谈会。虽然一些知识分子也谈到了群众的生活条件，为群众的利益呼吁，但运动基本上只限于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范围内。

在允许知识分子进行批评的短暂日子里，知识分子的意见无所不有，小至对日常事务的不满，大到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批评。许多知识分子只限于呼吁专业领域的自由权，其他一些人则直接论及根本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诸如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公开讨论这个问题。1954年的宪法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无论是宪法还是毛义理论，都规定了民主党派的自由和参政权利。然而，在政治实践中，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民主党派只有同意中国共产党秘密地作出的各项决定的“自由”。对于重大事件，共产党既不事先与他们协商，也不允许他们反对。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级人民代表会议，情况都是如此；因此，有人问道，“统一战线”、四个阶级的“民主专政”以及共和国宪法意义何在？还有人对党组织和党员滥用职权的行为提出了详尽的批评，进而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一党执政的合法性，以及共和国政府与党事实上没有任何区别的问题。虽然大多数提出政治敏感问题的人，都小心翼翼地说自己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但他们还是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反对“党对国家的垄断”。

还有呼吁实行“社会主义法制”，正如当时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一样。有人问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居住自由、特别是“不可侵犯”的“公民人身自由”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人们详细列举了对这些自由权利的种种侵犯，胡风事件也被反复提起。为什么不经过法律审判程序就逮捕胡风？还有建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在三反和肃反运动中发生的非法拘捕事件。人们还要求，现在应邀参加“大鸣大放”的人不会遭到类似的厄运。

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抨击。例如，人们批评说，1950年的婚姻法的内容和精神都未得到贯彻执行，甚至一些党员还继续用封建态度对待妇女，中华全国妇女民主联合会对依然存在的压迫妇女现象不闻不问。

最引人注目的批评，是用共产党自己的社会主义标准来批判共产党的行为。尽管因为所谓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双百运动时期的批评很快销声匿迹，但实际上，人们批评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恰恰是共产党没有遵循自己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则。对共产党来说，最具有威胁性的，是双百运动中，有人批评共产党背叛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革命理想。这些批评形式不同，但结论却是一致的，即共产党已经抛弃了革命传统，正在成为一个“新阶级”，正在加大而不是缩小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一位领导人这样形容说：

人们批评党员干部采取旧时达官贵人和国民党官僚的态度，享受着类似的特权，住的是豪宅，雇着佣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读书，享受专门的度假圣地、娱乐设备和医疗保健——所有这些都与群众无缘，以群众的利益为代价。一位批评者问道：“谁在享受高级生活标准？是党员和党员干部，过去他们穿的是草鞋，现在他们坐小汽车，穿毛料制服。”^[27]结论正如一位老革命在致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中所言：“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虽然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阶级，但这个阶级的萌芽正在形成和发展。”^[28]党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农民，以及党占有越来越多的不相称的劳动群众生产的产品份额，这意味着将再现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分裂。

对共产党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来说，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不是脱离社会发展的性质与内容的抽象原则。自由也不是知识分子独享的权利。自由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之一，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手段。全体人民享有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对于遏制官僚主义的发展、防止新的官僚统治阶级的形成与巩固、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都是必需的。一个享有特权的执政党吸引着那些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野心家和官僚。只有消灭了特权，才能吸收真正的革命者加入共产党。因此，他们要求减少专职官员的数量，废除他们的特权，让群众监督国家机构和党的机构，由群众参加管理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在党内外实行“社会主义民主”。

批评家们不限于谴责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他们还指出，在人民中也出现了不愿意看到的不平等现象。他们批评党对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视而不见，默认了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他们叹息工人不能参加工厂的管理、没有自由工会以及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造成分裂的新工资级别制度。

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批评与毛主义对国家和社会的批评实在异曲同工。就在双百运动开展之际，毛也严厉地批评过脱离群众、抛弃了“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党的官僚机构的特权；在2月讲话里，他提出，领导的“官僚主义行为”是引起“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原因。他宣称“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毛对官僚主义的抨击变得越来越激烈，很快，他就不仅仅指责“官僚主义行为”，而是要求消灭“官僚主义阶级”，与1957年的批评者一样，他发现这个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毛在1957年就批评说：“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29]他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城乡差别的发展。他在2月讲话里简短地谈了这个问题，指出：“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30]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毛主义各项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用平均主义方式来缩小城乡差别，消除城市特权阶层；甚至就在1957年内，毛便着手缩小城市工人中间的工资差别，推翻1956年的“工资改革”。

然而，1957年春季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们，不久就被当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反右运动中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从而悲剧般地结束了双百运动。毛领导了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运动，运动的受害者中有很多人对中国社会的条件、以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缺陷，持有与毛相似的观点。具有讽刺和可悲意味的是，正是毛邀请知识分子参加“大鸣大放”运动，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政治提出的批评与毛基本一致，但也正是这样而为毛所迫害。毛虽然在平均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目标上与知识分子相同，但他不赞成他们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观点。毛不愿意承认，建设政治民主制度，从制度上保证思想自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事实证明，这正是“毛主义理论”的致命缺陷之一。

除了抨击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现象外，双百运动还涉及到其他一些为毛很快采纳和支持的批评意见，特别是涉及到面对苏联及全盘采用苏联模式的批评。一些人抨击俄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拆除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迫使中国承担朝鲜战争的代价，对给中国的经济援助附加政治条件和高额利息。1957年，这些人被痛斥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分子”，但在三年以后，毛和其他领导人用更严厉的语言谴责苏联。还有一些人批评在学校里“机械照搬”苏联的全部课程和教科书，“盲目模仿”苏联的科学与工业的理论与技术，这种批评正好发生在毛主义全盘抛弃“苏联模式”的前夕。教师与学生批评中学和大学里的等级差别和形式主义的作法，这正是毛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抨击教育制度的内容。人们抱怨当局忽视群众保健预防工作，医生的主要精力都用于照顾党的官员，传统中医不受重视等等；毛不久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人们还批评政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城巿”，1957年夏天，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文学评论家陈企霞被指控参与了一个反党阴谋，指控的证据包括一份报告，其中说到农民或许会因为“城乡生活水平的过分悬殊”而造反。六个月后，毛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运动的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缩小城乡差别。

大学生是双百运动中最激进、最不受约束的批评家。所谓的“大学风暴”在5月19日开始于北京大学，学生们忙于在校园建筑上和教室里张贴大字报，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教室里空无一人。“大字报战役”的主要场所作为“民主墙”而为人所知，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第一份中译稿就出现在这里，是译自纽约《工人日报》的节选本。运动在这里发展成集会、游行和露天大会，活动的中心地点是校园里被更名为民主广场的地方。像五四运动一样，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效仿北京学生的榜样。学生的批评意见与老知识分子的意见基本一致，只不过学生更强调缩小党委在大学的权力，消除苏联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此外，学生的“大鸣大放”更具有政治色彩。大学生成立了一些准政治组织（例如百花社），这些组织散发传单，组织集会，出版油印小报。讨论会常常变成了“批斗会”，党员干部和学校管理者成为斗争对象。一些学生领导人很快便在全国闻名，其中最著名、最敢言的是培养干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她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抨击“新的阶级”制度，指出除非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到6月初，日益发展的学生运动（已从大学发展到中学）火药味越来越浓，甚至出现了暴力行为。有报道说，一些学生占领了大学办公室，攻击党和政府机关，扣留学校干部和党员干部作人质。学生们还模仿五四运动的先驱，企图“走向人民”，去组织工人和农民，但没有成功。

虽然刚刚萌发的学生运动在6月中旬就被制止，但学生如此迅速地自发组织起来参加反对当局的政治活动，预示着未来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现象以更大的规模重现，但政治环境和政治目的已迥然不同。1957年的“大学风暴”比起九年后毛发起的运动，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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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标志着双百运动的结束。此前，党的权威报刊一直未发表社论性的文章，只限于报道批评家提出的意见。现在，《人民日报》宣称，“右派”滥用他们的自由权利去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赏。相继发表的社论具体驳斥了“大鸣大放”时出现的各种观点，警告出现无政府主义的危险，强调要用阶级斗争对付那些在运动中自我暴露的敌人。6月中旬，知识分子用来批评党的座谈会变成了党的干部批判批评家的论坛。反右运动开始清查党内外持有异端的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了一年时间。“百花齐放”仍然是官方政策，但目的不再是栽培鲜花，而是为了根除“毒草”。

为了防止有人利用毛泽东尚未正式发表的2月27日讲话作为继续批评党的根据，6月18日毛修订后的讲话正式发表，为压制批评声音进行论证。公布的版本附了一个说明，称作者对原记录稿作了“一些补充”，补充的内容中将可以容忍及不可容忍的意见区分为六项准则。这些事后的标准模糊得足以把任何一个批评者逐出“人民”行列——而且只能由党来决定某一观点是加强还是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是有利还是有害于“社会主义改造”。从当时的讲话的原始录音稿（其中部分片断当时见于波兰）判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增删。例如，毛在2月讲话中说：斯大林犯了错误，他把内部分歧当成外部对抗，导致了恐怖统治，杀害了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6月发表的版本删去了这段话，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准备将迄今各种“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删除的还有毛的警告，他说，用恐怖的方式处理内部的对抗性矛盾，会使这些矛盾变成以国家敌人的形式出现的对抗性矛盾，就像匈牙利的情况那样。而6月版本却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在反右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被指控模仿匈牙利的裴多菲倶乐部，妄想在中国煽动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暴动。毛在2月讲话中批评了那些反对双百政策的党员干部，把他们的反对归结为“害怕批评”。因此，他说“没有必要担心双百方针会产生毒草”，并补充道， 即使是毒草也会是有益的，相比之下，在6月版本中，他强调需要辨别“香花和毒草”。官方出版的版本要比原来讲话的口气更加严厉，这样做是出于压制知识分子的需要，因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已经超出官方能够接受的程度。

反右斗争的最严厉的打击对象首先是那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罗隆基和章伯钧（两人都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是最公开的靶子，尽管他们都是最谨慎的批评家。经过无数次报纸的公开批判和整风会议后，他们被迫承认自己组织了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见不得人的阴谋”。最初的坦白被认为是不彻底的，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作出交待。虽然“大鸣大放”时期不过才一个多月，但他们的忏悔却一直持续到1959年春季。这种公开交待与斯大林时期的俄国对待不同政见者的作法类似。例如，在“坦白”了各种令人难堪的政治罪行和思想罪行后，罗隆基在结束自我批判时说：“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领导党，对不起民主同盟的几万个同志……我要彻底改造自己，并且今后要忠诚老实的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来为中国人民服务。”^[31]章伯钧在详细地检査了“我的反动政治纲领”后屈辱地说：

反右运动中，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儿子对他进行公开批判后，又进行了自我批判：“我诚恳地承认我的错误，请求人民给我处分，我向人民投降。”^[33]

在斯大林的俄国，自我鞭挞的“坦白”往往被当作判处死刑的证据。中国则不同，在经过一段心理折磨考验后，惩罚也随之结束。1957年，罗隆基和章伯钧都被撤销了部长职务，但还是恢复了他们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地位，1959年，又恢复了他们全国政协代表的资格。

学生在5、6月间是最激烈的批评家，但官方党对他们的处理是比较宽大的，也很少让他们作公开的交待。官方党的政策是，青年学生是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是被旧社会残留的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诱入了歧途。一些学生领导人被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但大多数定为右派分子的学生仍然被准许在党的监督下留在学校。

受到最严厉对待的是那些提倡自由反映现实生活的左派作家和艺术家。他们与党的官僚长期相处的经验，使他们比大多数知识分子更加多疑，他们只限于间接地对毛正统的文学艺术观点提出批评，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幸免于难。在反右运动中重新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文学界独裁地位的周扬宣布，双百口号不是像“某些资产阶级作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自由化的政策，而是一个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斗口号”。“社会主义文化”的战斗发展，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作家进行压制的战斗。周扬需要了结与老对手的宿怨，其中的一位受害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丁玲，她也许是中国最富创造性的一位作家。她早年就加入了共产党，1930年代，曾因政治异端在国民党监狱中被关押了三年。现在，丁玲因被指控煽动反党活动、搅乱了青年作家的思想而被划成右派。她被开除出党，在作家协会的职务也被撤销，遣送到北大荒进行“劳动改造”。她的作品也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消失了。类似的命运也降临到那些不愿意坦承政治罪行的其他文学作家头上，作家协会成为惩罚异端作家的警察机构。

这样，对双百运动的镇压，摧毁了中国建立在普遍民主基础上、伴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希望。它强化了党对国家权力垄断的事实，撕掉了“民主党派”可以在国家政治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后一层外衣。它使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缄口默言，在政治和思想上对知识分子进行更严厉的压制；它恢复了毛主义观念在文学艺术界的至尊地位，但却窒息了中国的思想界和艺术界。

为什么党和毛背弃了自己关于一个更民主、更自由社会的诺言，又破坏了自己关于决不报复那些应邀自由地“大鸣大放”、公开向党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的庄严保证？其动机确实令人费解，时间的流逝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就双百运动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当时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整个运动都是共产党领导层为清查不同政见者而设下的圈套，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 一旦他们自我暴露便立即给予惩罚。反右运动确实使双百运动变成了这种情况，某些党的领导人后来也宣称，这就是运动本身的目的。7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党是故意让“毒草”出笼的，以便摧毁毒草的栽培者。1958年5月，刘少奇在解释双百运动方针时说：“我们允许社会主义的毒草出笼，让人民通过比较的方法，认清这些毒草的实质，产生义愤，团结起来连根铲除它们。”^[34]

这种事后的解释，对维护一贯正确、团结统一、始终如一的列宁主义党的形象大有好处。但1956—1957年时的党不是磐石般的统一体，当时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双百运动是毛不顾多数党的领导人的反对而力主发动的，所以不存在党为什么背弃自己诺言的问题，因为党从来没有作过任何承诺；问题在于为什么毛在作出允诺后又违背自己的诺言，这个问题的两部分都不易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在发生东欧动乱、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后，毛要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气氛以防止中国出现类似暴乱，但当双百运动看来要威胁到共产党政权时，他又收紧了政治缰绳，这也许不无道理。毛在1957年2月讲话中，或至少在6月的修改稿中，明显反映出对匈牙利革命的深切关注。不过，虽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有可能影响双百运动第二阶段的时间安排和结果，即2月讲话和5、6月的“大鸣大放”，但事实上，还是在1956年秋的波兰动乱（中国支持这一反苏联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前，甚至在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发表关于斯大林秘密报告之前，毛就已经在提倡双百方针了。毛的动机看来比“让人讲话”的理论更加复杂和矛盾。

双百方针是以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支持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乐观前提为基础。显然，毛在1955—1956年期间的讲话和著述的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民粹主义的角度出发，把“人民”看作有机的整体，六亿人民“团结一致”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人民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以及人民对这种利益一致性的自觉意识，是毛反复强调的观点。虽然长期以来毛不信任知识分子，他还是相信，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35]“矛盾”问题的主要方面不在知识分子，而在于党的干部“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36]毛在1956年2月提出的设想（虽然有自相矛盾之处），是在“所有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平稳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37]对党实行自下而上的批评和接受来自党外监督的双百方针，有助于使党的领导人不脱离人民，平稳地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毛认为，在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过渡中，来自群众的批评会带来更高程度上的团结一致。他还认为，高度团结的人民会懂得，“自由”不应逾越社会主义“纪律”的界限，“民主”应该与“集中”相结合。

双百方针的另一个思想基础是毛主义长期以来对斗争观的信念。斗争既是目的，又是社会主义过渡所需的正确思想所赖以发展的基本途径。关于马克思主义，毛强调说：

因此，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依赖于马克思主义者勇于接受错误思想的挑战。如毛所说：“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39]没有错误思想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滞不前，革命精神也会衰退。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所以有必要进行这种阶级斗争。实际上，即使不存在这种阶级斗争，它也会被制造出来。

一方面，大力强调斗争的必要性——而且是无休止的斗争——似乎与毛的这一主张相矛盾，即团结一致的人民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地解决沿途出现的任何非对抗性矛盾。但另一方面，毛坚信，正是通过斗争，“人民”才能提高团结一致的自觉性，在更高程度的思想改造基础上实现更高程度的团结，始终遵循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毛主义关于团结一致的人民和平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以不断斗争和思想改造为前提。不仅是“人民”和党外知识分子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党本身更需要进行改造和整顿。来自党内外的批评意见会促进斗争，即使（特别是）批评意见是错误的，批评本身也有助于使日趋保守的领导层和越来越官僚和僵化的党组织恢复生机。

在5、6月间批评的性质和激烈程度，证实了党的许多领导干部最坏的担忧。毛对团结一致的人民和支持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尽管他后来也重复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许多观点，他还是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缺点的批评，当成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最让官方恼火的是青年学生直言不讳的批评，他们成长于1949年后的新社会，很难把他们的错误思想归咎于旧社会的影响。

把双百运动的结束归因于党内从一开始就反对毛政策的保守官僚们，或许不无道理，因为他们最害怕自由的批评，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压制双百运动，报复批评者；但这样一来，就开脱了毛迫害响应他的号召的批评者的历史责任。事实表明，毛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无法容忍超出所谓“社会主义纪律”模糊界限的批评意见。早在5月25日，毛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就表达对运动发展方向的关注，他警告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当运动在6月似乎有导致社会和政治动乱的危险时，他毫不迟疑地动用党和国家的权力发动了反右运动。他斥责报纸刊登了“反映资产阶级观点的有害文章”。他在夏季几个月发表的讲话中，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强调加强“纪律”（而不是“自由”）和“集中”（而不是“民主”）的必要性。^[40]尽管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根本就不同意开展双百运动，但毛也决不是让大家在运动中自由发表意见的倡导者。

如果说对双百运动的压制和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标志着某些观察家所说，毛关于全体人民形成新统一战线的“自由化”理论是失败的，而他党内保守对手则胜利，那么，恰恰是在毛双百方针的前提中就蕴含着这一失败。“人民”是团结的统一体，以及和统一体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两个假设本身就埋下了迫害异端的伏笔。如果人民在其目标和利益上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意味着他们发表的意见也会大致相同；而那些发表违背了人民社会主义利益的意见的人，就应被逐出“人民”的行列，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应被剥夺，因为这项权利只能给人民，不能给“敌人”。至于“敌人”，毛在他修订后的讲话稿中轻松地说：“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41]既然决定一个人是否属于“人民”的最终标准是看其思想态度，因而“言论自由”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最受限制、最无力的权利。此外，双百运动的目标不是以自由表达意见本身为目的，“大鸣大放”只是达到更高程度社会政治统一的手段；双百运动所依据的毛主义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如果批评有导致分裂的危险，那么毛主义的逻辑和必然反应就是通过运动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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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运动虽然以毛的失败和党的机构的胜利告终，但毛主义者很快就把反右运动变成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工具。反右运动以压制和惩罚知识分子批评者开始，但在7月下旬在青岛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宣布要采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把运动从城市扩大到农村，目的是巩固合作化，打击农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反对允许发展自留地和自由市场的右倾政策。到初秋，实际上已经禁止农民在自由市场出售农产品，退出了合作社的农民也被劝说或强迫重新加入。毛对农村的政治控制普遍加强。

毛的最后一击是把党的反右运动变成对党内“右派”的大规模清洗。中共中央于9月正式批准了清洗运动。毛借助于群众路线的原则，对官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保守力量发动攻击。自1957年初开始的“下放”运动声势越来越大，由于党政干部都被下放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城巿各级机关几乎空无一人。反右运动进行到1958年时，有一百多万党员受到了开除、留党察看或警告处分。毛主义者在运动中重新控制了党的机构。与此同时，毛的社会经济政策也得到党内最高层的认可。在越来越激烈的反右倾的政治气氛下，提倡可能被视为保守的政策在政治上是危险的。10月初，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毛激进的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解决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实际上，这也意味着放弃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直接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毛主义占上风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推翻了1956年初的工资改革。物质刺激被当作右倾错误受到批判。1957年11月，实行了新的更加平均的工资政策，新政策突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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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百运动期间，中国抛弃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开始走上了中国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宣布在意识形态和社会领域方面与苏联及斯大林传统分道扬镳。然而，中国虽然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却未能相应地摆脱政治和思想领域内的斯大林模式，这是一个严酷和可悲的历史嘲讽。对1957年5、6月中进行“大鸣大放”的批评者的镇压，使摆脱斯大林政治与思想模式的希望化为泡影。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是通向双百运动曾允诺的政治民主与思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