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工业化引发的社会与政治后果

如果我们按照中国共产党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它今天所谓保守的一面，我们就很难理解人民共和国的这段早期历史，也无从评论1949年的胜利者为决心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提出的社会主义目标。无论毛主义的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有多大差别，在长期农村革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来没有放弃未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这种理想正对胜利的革命者最初实行的政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三年里，共产党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过去两千年从未有过的根本变革。到1952年底，共产党认为“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任务（也许尚未成熟，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已基本完成，所以开始准备向革命进程的新阶段前进，即他们所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说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主张在现代社会里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那么，共产党与被其击败的前朝的区别在于，对共产党来说，繁荣富强不是最终目标，它只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至少1952年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经济落后与社会主义

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那么，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教导说，在经济落后的环境里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为先决条件，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物质和社会成就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有成为现实的历史可能性。对马克思（还有列宁）来说，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现代工业组织、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分工的高度专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劳动的协作化模式，都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只有这些进程才能创造出未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经济条件。此外，不能从历史决定论的立场退缩。针对有人鼓吹在资本主义完成它必然的历史任务以前就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观点，以及希望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引起的邪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曾回答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毛泽东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先哲们常常提醒人们，一场“不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充分发展前就企图废除私有制的革命——在历史上将是徒劳的，甚至可能是退步的。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只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平等”的“原始”和“粗糙”形式，它为更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和更有压迫性的政治专制开辟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非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规定的进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他们痛苦地认识到，前工业化时期的落后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但是，他们面临着严峻的历史两难境况：一方面，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使社会主义革命者最终夺取了政权；另一方面，也正是资本主义的失败使执政的革命者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假如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能像日本或德国那样，成功地建立现代工业经济，那么在中国，通向革命的道路就关闭了，因为保守的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地方是不会发生革命的，正如在工业化道路上作为“后来者”的那些国家里发生的情况一样。事实上，在保守政权下工业化的失败，创造了有利于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但也留下了不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所以，共产党既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不发达及经济落后遗产的受益者，也是其受害者。在掌握政权后，他们除了利用政权寻求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外，别无选择。

最先面临这种两难选择的并不是中国人。十九世纪俄国的民粹派把经济落后看作是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优势，他们认为，正是相对缺乏资本主义发展这一点，使俄国在社会和道德方面具备成为社会主义先驱国家的特殊有利条件。俄国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前资本主义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社会主义的体系框架中，通过采用西方先进国家的现代技术，俄国就能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弊端和官僚社会的精神堕落。马克思没有轻易否定俄国民粹派的观点；马克思承认，当中可能存在着一些“落后的优势”，例如文化交流的作用，借鉴国外的情况和使用传统社会生活的公社制等，都有可能缩短现代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2]但马克思最后的结论是，只有当在前资本主义的俄国进行的革命，与西欧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爆发的情况下，这些优势才能在向社会主义转变中发挥作用。^[3]归根到底，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存在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创造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中，即以现代工业和现代无产阶级存在为前提。

马克思的结论成为列宁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前所持的基本理论观点。不管列宁的革命战略观与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大距离，他还是认为，俄国革命是一颗“火星”，它将点燃西欧长期延滞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没有被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一场政治事件，它能否导向社会主义，取决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否及时采取行动。但是，与马克思和民粹派不同的是，对列宁来说，绕过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很快就变成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不仅是理论问题。当预期的西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发生时，在一个经济落后、政治封闭的国家里进行了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无论是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列宁的理论都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列宁虽然对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在历史和道义上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他解决问题的答案，与后来斯大林进行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基本一致。简单地说，列宁的结论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能否生存，取决于它能否运用这一政权去实现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能否在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任务。这意味着首先要迅速实现城市工业化，而城市的工业化又要求有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控制农村，从农业生产中征收城市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列宁对迅速发展经济的关注（1918年中旬后他日益重视这个问题），反映在他常常流露出来的“技术官僚倾向”（集中表现为：他关于“电气化加苏维埃等于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他提出的“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口号；他对“泰罗制”工作效率和管理方式的推崇；强调重工业发展为主轴等；也表现在他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与经济生活的无条件的肯定。虽然在列宁主义中还看不到斯大林主义的残暴和非理性，但斯大林主义在强制的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快速的城市工业化的战略，其理论和政策要点却来自列宁。列宁曾对民粹派的观点进行过无情的抨击，但他现在却不得不承担“通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或更准确地说，一条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道路）的先驱者的角色，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列宁关于革命胜利后的指导理论，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迅速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存在，以及关键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这三者的结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动保证社会主义的实现。1952年，中国共产党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种假设，这是他们全盘接受苏联的发展与组织方式的理论前提。

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与向社会主义过渡

与30年前俄国布尔什维克不同的是，经济发展不济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造成的困境，并没有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什么麻烦。苏联的经验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可以运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落后国家里实现工业化。不过，如果说中国人还能从俄国经验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他们面临的客观经济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尽管中国经济已经恢复到1949年前的最高水平，但中国经济中的现代工业成分还不到沙皇俄国时的一半，而中国人口却是俄国的四倍。即使进行这样的比较，也不足以弄清中国的落后程度。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不但弱小，而且主要是由帝国主义建立的，所以，中国经济比俄国经济更依赖于外国经济。此外，中国的农业技术甚至比革命前的俄国还要原始。中国的文盲率比俄国更高，普遍的教育水平比俄国更低，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情况更是如此。

在中国政府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2年，虽然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但工农业总产值勉强超过1930年代中期的水平。与俄国革命后的同期历史相比，在斯大林开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27年，俄国的人均工业产值比1952年的中国人均高出四倍之多。1952年，中国的人均农业产值仅是25年前苏联的20%。因此，中国从农村获取城市工业化需要的资金数额也要比俄国少得多。此外，中国现代的交通运输设施也比当时的俄国落后得多。

这样，在比俄国实行工业化进程时更不利的经济环境中，中国开始了发展现代工业的历程。如果说俄国缺乏马克思主义规定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那中国的情况就更糟。然而，正是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这一点，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为创造这些条件而进行奋斗。如果说中国比俄国更落后，那么，正是意识到这种落后，促使中国共产党以更大的决心克服落后。正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没有站在历史的进程之外，消极地等待资本主义为革命奠定物质和社会基础一样，执政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依赖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产生社会主义或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此时此地，运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和人力资源，对社会进行改造并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两者必须同时进行。所以，在1953年1月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宣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已经结束，开始社会主义革命阶段。1953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之际，政府正式宣布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虽然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正式的毛主义理论中占有显著位置，而且也预示中国将有一个长期的资本主义（或至少是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中国革命历史中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在仅仅发展了四年后就被突然中止了。无疑，匆忙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长期以来对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持有民粹主义式的敌意，也与他在思想上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的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为先决条件有关。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问题，其部份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背上理论包袱，诸如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中关于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他们也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建立在贫穷的基础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不断强调社会主义要求（即便不以此为必然前提）工业化这个命题，现在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这一点。他当时坚持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是农业集体化的前提，而后者又是“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的前提。^[4]

1953年的时代主题是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本质上是重工业发展计划。诚然，在开始实行五年计划的同时，共产党还宣布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但重点还是发展现代经济，而不是社会关系的转变。“社会主义”在当时意味着逐渐废除私有制，从1953年到1956年，城市经济中尚存的私有成分多数都实行了国有化。在农村，还仅限于把合作劳动形式逐步引进以个体农户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中。直到1955年下半年，随着农业集体化运动加快开展，农村的社会关系突然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但是，至少在整个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质还是加紧实现城市工业化，为社会主义建立经济基础。中国工业化进程全盘采用了斯大林主义的方式、措施和理论框架。

现在看来，中国人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受苏联发展模式似乎不可思议。毕竟，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提醒套用外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危险性，早在1940年他就写道：“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5]中国革命本身，就是毛主义根据中国具体的历史环境的需要，灵活地运用西方理论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历史明证。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自己的奋斗、通过形成自己的革命战略、通过拒绝俄国的指挥，才最终赢得政权。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地位的确立，也是没有听斯大林意见的结果。然而，虽然中国人不信任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却基本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关于革命后的发展战略。苏联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唯一的历史模式，当时的中国人对斯大林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否实现预期的社会目标也没有任何怀疑。至于苏联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从未引起疑问。虽然中国人除了苏联官方的教科书的内容外，对苏联知之甚少，但毛泽东在1940年就在文章里称俄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又宣布，俄国是“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6]这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信念。毛泽东尽管一直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提出批评，但他却引人注目地把苏联发展模式全盘运用于中国。即使当时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没有、也不敢将自己的意见说出来。

中国所以倒向苏联，除了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基本信念外，还有一些直接和实际的原因。中国领导人认为，俄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对中国的工业化计划至关重要。中国几乎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国家中得到任何援助，特别是在冷战年代。他们只能期待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1950年2月，在毛首次（前后两次）访问莫斯科期间，两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随后俄国开始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俄方在条约中同意向中国提供50套重要设施。在由俄国经济专家管理的工厂里，要求采用苏联的经济模式和管理组织形式。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俄国的援助，更重要的是俄国的技术和中央计划的经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1953年、1954年和1956年这几年，双方又签署了新的协议，以满足这些需要。虽然，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的援助比中国希望得要少得多，援助的政治条件又高于中国的预期，但在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工业发展中，俄国的援助仍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

采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与中国对自身国家安全考虑密切相关。早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很久之前，毛就宣布，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将必然地“一边倒”。他在1940年提出这个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7]无论毛主义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政治上对俄国人多么不信任，但共产党中国倒向哪一边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人在内战期间支持蒋介石，特别是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都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与苏联在政治上结盟的必要，政治上的联系又促使中国加大了仿效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力度。

正是毛泽东本人率先号召走苏联道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8]正如列宁曾提倡“向资本主义学习”一样，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流行口号是“向苏联学习”。毛主义者当时相信，他们仿效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模式，学习的是现代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技术，当时群众集会喊的口号是“让我们现代化、苏维埃化”。

1915—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正是毛的思想逐渐形成的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就是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科学”与“民主”。现在，中国共产党人也以同样的虔诚和热情，期待俄国教给中国现代技术和现代社会主义。毛主义者对苏联模式的期望不久就将破灭，正如40年前青年毛泽东及他的知识分子导师对西方资产阶级模式的期待已经破灭一样。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结果(1953-1957)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以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有高度集中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指引，就能够实现工业化。根据这样的思路，1953年1月，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照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社会关系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或毛主义所称的“无产阶级化”，在工业化后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中国领导人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的一般观点，即工业化要求城市化。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争论展开的。但是在1953年，当中国开始追求“繁荣富强”和社会主义道路时，这些理论观点都是被作为前提而获普遍接受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详细内容直到1955年中旬才公布——自相矛盾的是，也正在这个时候，毛主义者对这些理论前提产生疑问，但它的总体大纲在1952年秋的党中央会议上就决定了。^[9]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几乎是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期望能在工业产量和就业方面获得与苏联相似的发展速度。^[10]在期望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毛预期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社会必需的经济基础，然后在二十世纪的其余时间，“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强大国家”。^[11]

1952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以决定生产目标和指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和指标。以后几年，又陆续成立了各类更加专业化的中央经济部门，进行计划与控制的机构，作为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补充。比起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的计划经济的重心主要放在重工业的发展上，如钢铁、机器制造、燃料、电力、冶金和基础化工业等。国家对工业投资只有11.2%用于轻工业（消费产品），88.8%用于发展重工业。^[12]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其合理性——1949年前，中国工业经济总体上十分落后，工业经济中的现代成分由帝国主义支配，又是以依赖于进口原料的加工业为主，使结构严重失衡。^[13]因此，重工业基础的建立，是消费工业和农业技术现代化发展的前提，但国家对农业经济的投资量却是微不足道的。^[14]

从1953年到1956年，剩余的城市私人企业已全部国有化，但农业的社会化被视为一个依赖于城市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漫长过程。李富春说：“要使劳动农民和手工业者彻底摆脱个体的小生产的道路，而转向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发展大道，这就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艰苦工作，通过一些必要的过渡形式，才能逐步地完成。”^[15]

在致力于发展日本人在满洲建立的重工业基地的同时，政府强调必须“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基地〔相对于上海、广州这样的通商口岸而言〕，并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在五年时间里将建成的694个工业建设项目中，有472个分布在内地。其目的是逐步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使新建工业靠近原料生产地和消费、分配地区。^[16]

俄国同意提供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被中国计划决策者看成“工业建设计划的中心”，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样板。^[17]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热情洋溢地赞扬苏联的慷慨大方，一如他们后来切齿地谴责苏联的背信弃义。在当时，最典型的说法是“苏联兄弟般的援助”和“最伟大和最崇高的国际主义的表现”。^[18]

实际上，苏联的财政援助十分有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只占中国经济发展总投资的3%。对于同意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俄国人只提供了不超过三分之一的费用。^[19]

比较起来，苏联的技术和中央计划经济的经验比其财政援助更有意义。俄国人为尽快安装样板工厂提供了必要的设备和管理需要的人员（包括培训中方人员）。此外，苏联还提供了建立各类其他工厂和建筑项目的详细设计图纸和技术信息。195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向中国派出了12000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六千多名中国学生在苏联的各所大学学习科学技术，七千多名中国工人在苏联的现代工厂里实习。这样，中国人就不必完全依靠自己薄弱的技术资源。不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97%的基本建设投资是中国人民自己筹集的”。^[20]

1952—1957年间，中国工业发展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已经不算低的14.7%。^[21]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年增长率为18%，根据西方一些较为保守的估计，增长率在16%。^[22]中国整个工业总产值几乎翻了一番多。主要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更高，例如，钢材产量从1952年的131万公吨增加到1957年的448万公吨，水泥产量从286万公吨增加到686万公吨，生铁产量从190万公吨增加到590万公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公吨增加到1.3亿公吨，发电量从每小时72.6亿千瓦增加到193.4亿千瓦。^[23]此外，中国第一次生产了数量有限但意义重大的卡车、拖拉机、喷射式飞机和商船。总之，事实说明中国人是苏联模式的出色学生，中国在1952—1957年间的工业发展速度远比苏联在1928—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发展速度要快。^[24]

与此同时，城市工业的就业人数也大量增加。1952年时有约六百万工人（包括建筑工人），到1957年，产业工人阶级的人数达到1000万人。^[25]在五年时间里，中国的城市人口也从7000万人增加到约一亿人，在北方和西北地区新兴的工业化城市里，人口增长速度更快。1957年，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已有13个，而在1949年时只有五个。

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和稳定的现代工业基础，虽然与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还很弱小。但是，这种成功付出了社会代价与经济代价。绝大多数代价是中国农民承担的，城市的工业化主要是建筑在剥夺农村的基础之上。城市的工业化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农业生产却停滞不前。根据官方很可能夸大了的数字，1952—1957年间，粮食产量以每年3.7%的速度增长。根据国外的估计，增长速度约为2.7%，勉强赶上2.2%的人口年增长率。然而，城市工业化的资金主要来自农村，国家征收高农业税，农民被迫以国家规定的低价把大量的粮食出售给国家粮库。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1950年代的工业化都是杰出的经济成就，但与历史上所有的经济进步一样，它是建立在社会的某一部份对另一部份的剥夺基础之上。城市工业化没有解决长期存在的城市失业与半失业问题，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数以百万农民自发涌入发展中的城市，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毛泽东和其他人一样积极地投入到迅速发展城市工业化的事业之中。但是，在这一工业化的进程中，还没有出现独特的“毛主义”发展模式。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独特战略的“毛主义”还没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只是作为对苏联式工业化导致的社会和政治结果的反应，才有了毛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政治后果

采用苏联工业化模式必然要求采用苏联式的政治组织和国家管理形式。集中的经济计划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官僚化和常规化。毛主义对管理简单化的偏好让位于复杂的日益专业化机构。革命政党的干部转变成管理者和官僚职员。工厂里的工人越来越受到工厂管理者的控制。“游击队”多面手的革命观念，为备受推崇的专业化和技术专家所取代。在新的等级制和新型的社会不平等面前，旧的平均主义观念彻底破碎。工业化要求严格的纪律、社会稳定和经济理性，这使坚信群众创造性的革命理念黯然失色。为了直接的经济发展目标，社会主义目标正被搁置并局部仪式化了。革命者成为官僚统治者的趋势开始于1949年，但现在这一趋势成为潮流。计划经济的目标日益决定着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总体特征；虽然这里没有斯大林主持的工业化过程中的非理性和暴行，但这正是斯大林主义的典型发展。

在国家机关的扩展与集权过程中，特别是在负责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与管理的政府部门的建立过程中，官僚化的表现最为明显。1952年11月，成立了类似斯大林的国家计划部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任国家计委主任是高岗，他是东北地区政治和经济的沙皇。东北地区是受苏联影响最大的地区，也是最普遍采用苏联政治和经济方式的地区。1954年，新成立的国务院作为中央政府的主要机关，取代了原来的政务院，正式建立了官僚化的集中体制。国务院的权力，也即是国家权力，集中在它的常务委员会手中，常委会的成员几乎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统辖和指导着一大批处理经济事务的专门机构，包括各种各样临时的或常设的委员会（如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等），以及许多中央经济部门。数量最多、权力最大的部门都是与重工业发展相关的部门，例如，单论负责机器制造业就有六个独立的部门。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另一个政治结果是1954年成立的国家监察部权力的扩张。监察系统官僚机构遍及各地，它的职能是监察工业经济部门中的低效益和腐败现象，防止地方偏离国家经济的指导和指标。它与秘密警察机构密切合作，与苏联情况相似，秘密警察的权力随着国家监察部权力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在罗瑞卿任部长的公安部领导下的秘密警察，从未有斯大林俄国秘密警察那样大的恐怖权力。然而，1950年代中期在中国开始出现的总体政治结构，越来越类似于苏联中央集权制下的“垂直”官僚统治形式，恰如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十分相似一样。

随着正式的国家官僚机构的规模和权力不断增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开始削弱，党的作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采用苏联“一长制”的工矿企业中，这种声势十分明显，虽然除东北地区外，一长制的采用都没有达到苏联那种极端和狂热的程度。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有效经营，要求有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体制和建立在技术专长标准基础上的责任制。适应这种需要的关键是有一个专业的、职责和权限明确的工厂厂长，他负责贯彻来自上面中央政府的指令，有能力在自己作主的企业中完成这种指令。“厂长负责制体系”的需要是苏联时代特征的反映，列宁的话赋予了这一制度以合理性：“任何大工业——它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源泉和生产基础——必须无条件地具备能够指挥数百人、数千人甚至于数百万人的严格的统一意志。但是，如何才能保证意志的统一？只有成千上万的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意志。”^[26]采用苏联的管理体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逻辑结果，它反过来加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因为“一长制”建成了一条从北京的中央政府到最基层的各个企业的指挥链。

这种体制对工厂党组织的作用和在工厂工作的工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弗朗茨·舒尔曼指出的：

职业化的工厂厂长主要是从1949年前的技术知识分子中选拔的，因为很少党员具备必要的经济工作经验。那些具备这些技术专长的党员首先是一个企业管理者，然后才是党的领导者。工厂厂长主要对中央政府各部的经济指令负责，工厂党组织对厂长的政治制约力越来越小。地方党的官员和干部也没有能力向厂长的权威挑战，他们也要向上级党组织负责，最终同样是向管理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党的领导人负责。虽然反复强调厂长要在“党的思想领导”下工作，但这种要求只是流于形式。毕竟，厂长的权威是党给的，党在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以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目标为中心。

对于工人来说，工业化进程意味着服从越来越严格的各项劳动纪律，它还在工人队伍中造成了日益增大的工资差别和地位差别。比较熟练的工人被任命为车间和小组的负责人，成为监督从前伙伴的监工。工资政策也越来越强调物质刺激，给熟练工、有专长的或效率高的工人发放奖金。1956年的“工资改革”集中体现了这种趋势。根据技术熟练程度和效率确定工资标准，工人间工资差别更加悬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工会在代表工人利益方面还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到了1950年代中期，工会成为贯彻国家政策、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工具。

城市工人的政治地位从一开始便理所当然地模糊不清的，在一个从农村革命中诞生的社会里，情况必然如此，因为工人在革命中无所作为。1950年代中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无产阶级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却变得更加模糊。虽然工业化给工人带来了经济和物质上的利益，但实现工业化的方式使工人对自己工厂事务的发言权，较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还小。独断的管理体制使工人管理工厂的社会主义原则成为空想，政治生活的普遍官僚化又进一步使工人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远离在理论上是由他们“领导”的国家，远离在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

党的社会成份和吸收党员的方式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这类数字说明不了真正的政治权力杠杆置于何处及由谁操纵。1949年，针对党员基本上都是由农民组成的情况，党的领导人强调要大力吸收城市无产阶级成员入党。但是，使“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为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似乎收效甚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57年，被官方认可是工人的党员勉强占党员总数的13%。知识分子的党员数量远远超过工人党员数量，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步伐也较发展工人更快。自从1949年后，党员的总数翻了四倍，从300万发展到1270万，但多数新党员都来自农村。^[28]此外，1950年代中期发展党员的重点，是那些已经在社会经济领域处于重要岗位的人，以提高党的影响力。在党员发展上，优先考虑的是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在同样条件下，熟练工人比非熟练工人优先入党。

比社会组成成份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在转变成一个官僚组织，革命精神逐渐褪化。在1950年代中期，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党的干部性质和作用的变化。“干部”这个词，狭义地说，是指在一个组织内担任领导的负责人。在实际生活中，它是指在党的组织，或在党领导的机构及群众组织中担任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干部这个概念包含着比革命领导者更广泛的含义。理想地说，干部是无私的人，具有正确的革命价值观，能献身于革命目标；他是一个“多面手”，有能力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能迅速地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和要求；他“又红又专”，但首先是在政治和思想上“红”，其次才是“专”；他忠诚地执行党的政策，但又能独立地、创造性地工作；他遵守党组织的纪律，但又密切联系群众，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干部“既是群众的先生，又是群众的学生”，实际上，在当群众的先生前必须先当群众的学生。理想的干部与那些“在办公桌打盹”的官僚或是在桌子后发号施令的官员截然不同。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拥有一大批基本符合毛理想的革命领导人标准的党员干部。这些党员干部是一批献身于革命目标和革命理想的人，他们不是为了度假或是谋一份职业才投身革命。

在革命者成为统治者的1949年后，干部的现实（且不论干部的理想标准）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在新国家机构中任职的干部，不得不承担政治和经济管理中更为具体的任务，新的职务要求他们具备专业知识。在革命环境下曾是群众领导的党的干部，正在成为统治群众的国家管理者——而且主要是在办公桌上管理，这进一步加深了新管理精英与被管理的群众间的隔阂。1949年前，党吸引和吸收的是革命者；1949年后，党吸引的是那些把党员身份当成在政府中进身之阶的人。此外，1949年后，越来越多的具有管理和经济工作经验的人进入日益膨胀的政府部门，变成了干部，他们后来所以被吸收入党，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新的国家机构中的领导位置，他们的政治信仰反在其次。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受工业化职业规范和价值观影响的“新干部”，使那些坚持朴素价值观和革命英雄主义理想的“老革命”相形见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技术员、工程师亦取代了革命者成为新的社会楷模，“新”“老”干部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加剧。“老革命”曾批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官僚化是对革命传统的否定，有悖于社会主义理想。政府部门官员则批评老干部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不能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合理分工和职责。老干部来自于革命战争环境，在生活和工作方式上，他们习惯了艰苦朴素和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人民共和国初期，他们享受的生活待遇比较平均，政府给他们提供住房、食物和基本生活必须的一小笔津贴。然而，到1955年，干部级别被分成了26级，相应地每月工资也从30元到560元（12美元到224元）不等。至少在城市中，工资主要是根据干部在工业化进程中作用的大小来决定级别的。官方为新的、不平等的薪制解释的理论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还是处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就要求实行按劳分配，不能搞按需分配。那些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老革命干部被说成是鼓吹“绝对平均主义”的异端。

党和干部的官僚化顺应了时代的普遍趋势，是追求现代工业化过程中的产物，它的主要特征是对现代科学和专业技术化力量的信仰。“合理化”、“系统化”和“制度化”是当时流行的口号，反映了傅高义说的“与打游击思想分道扬镳”。^[29]实际上，也是对毛主义革命遗产的变相否定。在工业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布的目标逐渐变成仪式化的东西。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的宣传和信仰依然如旧，但是，真正的行动目标是迅速发展工业，真正起作用的价值观是最有助于工业化的价值观——经济理性与管理效率的价值观。

高岗事件

虽然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也愿意采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他们决不能容忍苏联利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获得对中国政治上的支配。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防止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攫取革命胜利的果实，他们曾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隐藏在人民共和国史上第一次党内政治清洗背后的，正是这种担忧——它是中苏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预兆。1953—1954年政治清洗的主要受害者是东北党政领导人高岗。虽然当时没有明言，但清洗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对东北的政治影响。

在革命战争年代，高岗对毛主义的信念显然是无懈可击的。1930年代初期，作为中国西北农民游击队的领导人，高岗是陕北红军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5年底，毛带领红军长征的幸存者到达陕北根据地。在战争年代，他与毛密切合作，巩固对党的控制。在延安时，他是中央西北局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他与林彪的部队一起被派到东北，成为东北地区党政领导人。他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52年，他被任命为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因而负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贯彻实施。

高岗在政治上的垮台和他的追随者被清除出党外一事，是在195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并于1954年2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认可。高岗被指控在东北地区搞“独立王国”（也就是说，独立于北京的政府），并且密谋夺取国家政权。据说高岗以自杀作为对这些指控的回答。直到一年多后，即1955年3月，这次清洗才正式向人民公布，反映出人民共和国把政治决定作为机密来处理。

公布的情况里丝毫没有提及对高岗的东北“独立王国”所象征的苏联政治渗透的担忧。虽然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高岗阴谋夺取国家政权这一模糊指控，但确有大量事实证明，高岗与俄国人有密切的政治关系。苏联人在战后对东北地区军事占领虽然早已结束，但依然对东北施加重要的影响。在苏军占领期间，他们把东北地区的大量工业设备作为“战利品”运送回国。后来苏联帮助恢复了东北的重工业基地。苏联控制着1950年建立的中苏合资木材公司，继续控制着中国东部铁路（及其下属经济企业）和大连港及旅顺港。直到斯大林去世和高岗被清除后的1955年，中国才收回了控制权。在高岗统治东北时期，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一直在东北处于支配地位。据说高岗早在1945年就曾带着使命访问过苏联。^[30]1949年7月，他又以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再次去了莫斯科，与苏联就一项经济协议问题进行谈判，这比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正式成立及1950年2月毛与斯大林的谈判，还要早了几个月。此外，高岗最积极地提倡采用苏联工业组织模式，这些模式在东北地区、也即中国的重工业中心引进得最早，也采用得更为彻底。

高岗事件的部分事实正像官方所公布的那样，地方向中央政府要求自治权，这是中央政府难以容忍的。但是，高岗的东北“独立王国”与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在历史上，东北地区一直是苏联向东亚地区扩张的关键目标。北京控制东北地区，就意味着排除俄国人的控制。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高岗便被清洗，这不完全是巧合。正是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人明显的软弱，才使北京有信心清除高岗，清除苏联在东北的影响。北京的举动使两国关系有了暂时的改善，两国关系比过去平等一些，其标志就是1954年下半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以及苏联同意放弃他们在东北的地位。

高岗的垮台是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上难解的事件之一。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毛把东北的前沙皇当作斯大林在中国的主要代表看待。高岗事件发生几年后，在一次秘密谈话中，毛在尖鋭地批评苏联在过去几十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时说，“斯大林很欣赏高岗，还送他一辆汽车，高岗每年8月15日都给斯大林发电报。”（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向苏联投降的日子^[31]）毛还谈到，东北和新疆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在人民共和国的两个“殖民地”。^[32]

继高岗后，负责上海地区（中共华中局）党政事务的饶漱石也被清洗。饶还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时的委员之一。饶和高岗一样，也被指控为经营“独立王国”，与高岗结成联盟阴谋篡党夺权。没有证据表明饶漱石与苏联有联系或有亲苏倾向。他和高岗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控制着中国两个主要的工业中心：东北和上海。为什么两人结成了后来被谴责的“高饶反党阴谋集团”，至今仍是一个谜，如同被指控的阴谋的性质一样令人不解。

肃反运动

1955年3月的党中央全会还决定开展一场普遍的、大规模的官僚清洗运动，即肃反运动，或者叫“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这场运动一直进行到1956年上半年。在高岗事件之后，“暗藏”一词具有不祥的含义。如果连髙岗、饶漱石这样身居要职的人都是反革命阴谋分子，那任何人都可能是怀疑对象。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不同，肃反运动主要是肃清“伪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反动分子的党内运动。受到怀疑的党的干部被拘留审查，与过去采取的“整风”运动方式相似，被审查者要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联系作出书面或口头的详细“交待”。1955年下半年，约有十五万名党政干部受到审查，恐惧的气氛笼罩着官僚机关。成千上万名被认为持有“错误观点”的人，被带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送往“劳动改造”营，通常都不经过司法程序，而是由行政命令决定。到1956年中期，多数人获得释放，官复原职，官方一般就对他们的错误指控进行道歉。

肃反运动的部分目标是清除被怀疑为高岗、饶漱石集团成员的人。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恢复党中央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成立经济、政治官僚机构的控制。由亲苏的专业人士控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被大幅度削弱，工厂企业中厂长的权力也受到限制。建立了党对各种经济管理机构，特别是国家监察部门的严密监督机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党对监察部门的监督意义深远。肃反运动的许多做法与斯大林对官僚机构的清洗有相似之处，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肃反运动缩小而不是加强了日益膨胀的秘密警察的权力和独立性。正如后来官方解释的：“（肃反）运动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把公安机关置于党的领导之下。”^[33]

肃反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对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僚主义痼疾却用处不大。解决官僚问题的唯一社会主义药方是由人民群众控制官僚统治机构，而肃反运动的目的显然不在于此。毛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官僚弊端仍然如故，而且还在发展——在毛领导的共产党内部发展。

1955年，在知识分子中开展的肃反运动火药味更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内官僚权力正不断增长。在知识分子中进行肃反的先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论家胡风的批判运动。胡风是著名思想家鲁迅的追随者，长期以来，他对共产党官方文艺政策和党对作家、艺术家的干涉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他是左翼文学运动时期最著名的非党内人士之一。他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家的争论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中期。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风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对党的政策也表示赞成，但继续反对用政治来窒息艺术和文化的创造性，警告说这样会造成“文化沙漠”。因此，就像自1930年代后期一样，他因为“主观主义”和背离毛主义文艺原则的“资产阶级”倾向继续受到批判。他在左翼运动时的主要对手周扬，现在是牢牢掌握党的文艺和文化事务大权的沙皇。

1949年后，胡风的著作很难出版，他的许多支持者也成为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和后来的“文学改造”运动的受害者。但他本人依然被视为一个革命作家来对待，他的错误思想也被认为可以通过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改正过来。的确，在1953年知识分子相对比较自由的短暂时期里，胡风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执行理事。感受到这种宽松自由气氛来临的胡风很是乐观，1954年7月，他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批评党在文艺界的官僚限制文艺的发展，呼吁给作家和艺术家以表现自己创作才能的自由。但到同年底，对这份报告的公开讨论变成对胡风进行批判的全国性运动。胡风被当成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先是他的老对手周扬领导批胡风运动，在周恩来公开谴责胡风后，全党都投入了对胡风的批判。1955年春季肃反运动开始后，胡风问题又升了级，从思想上的异端成了政治上的颠覆分子，据说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特务。同年7月，他被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

胡风从历史舞台消失后，反对“胡风主义”的运动继续进行，运动的真正目的是加强对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控制。运动使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沉默的同时，也引起了知识分子对党产生了深深的不满情绪。

社会后果

既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采用的基本上是苏联模式的，那么产生相似的社会后果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重要的社会后果是出现了新型的不平等。

迅速的工业发展，或至少是工业迅速发展采用的模式，必然导致两类新官僚精英（虽然仍处于萌芽时期）的出现，他们在其各自擅长的领域里掌握着越来越大的权力。一类是政治精英，是由迅速成为管理者和职业官员的党的领导和干部组成，分布在控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扩大的国家机关中。另一类是技术精英，是由工程师、科学家和厂长组成，他们负责日益扩展的现代经济组织的经营。这两类新的社会集团主要为职业和专业规范所支配，马克思主义目标和共产主义价值观对他们作用不大。地位、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差别，使他们越来越脱离工人和农民。^[34]

对工人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造成了压抑日重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不管工厂是由职业化的厂长管理，还是由作为管理者的党的干部来管理，工人都不得不服从提高生产率所要求的越来越严格的劳动纪律。他们不但必须在工作单位服从强制性的管理，而且还要在居住地接受居民委员会的类似管理。此外，由于建立在劳动技能和生产率基础上的工资和奖金的差异越来越大，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不平等现象。

不平等的现象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上。城市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农村进行剥夺的基础上。城市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农村经济却基本上停滞不前，因此，现代化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差别越来越大。

深受苏联方式和课程影响的新教育体制，也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趋势。正规教育的发展给人印象至深。1949—1957年间，小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从大约2600万人增加到6400万人）。大学入学人数翻了两番，从11.7万人增加到44.1万人。城市人口在新教育机会的受益远远超过农村人口的受益。虽然官方的教育政策是优先工农子女入学，但中学和大学的入学考试制度还是有利于特权阶层的子女，即出身于旧的资产阶级、党政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家庭的子女。为了适应工业化的需要，总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大学教育制度，首要的重点是理工科。与苏联的教育制度相似，中国高等教育的功能是不断制造出享有特权的技术知识分子。

在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政府还宣布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虽然发展现代经济和工业的目标十分明确，但社会主义的含义则越来越含混。中国社会似乎是远离而不是接近革命曾许诺的那个社会主义前景。工业化的结果是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越来越明显。新出现的社会精英承担了新出现的工业制度需要的复杂劳动。在日益官僚化的党的领导下的国家机器更加强大、更具压制性。现代工业发展曾被认为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化本身成了首要目标，社会主义目标被推到了更遥远的未来。

毛与“毛主义”很快被迫面对第一个五年计划造成的手段与目标的两难困境。正如毛主义革命是在农村诞生和发展一样，毛主义者再次把目光转向农村，从农村复兴社会主义目标和衰退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