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答劳勒 参加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实际上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的严肃争论，如果说资本主义有未来的话，是一件愉快的事。这一争论的参加者都极度反感资本主义，并都同样强烈地为共产主义所吸引，但在需要哪种社会主义带来一个到另一个的转变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与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不同，我们都不认为共产主义将因社会主义革命而得以充分展现。对于它的出现，某种转变和一个无法预知多长时间的时期是需要的。还应当明确的是，我们都不认为，绘制后资本主义未来的详细蓝图是可能的，或幸运地生活在那时的我们的后代必须重视我们所有的看法。还有，后天的首要的基本原则大部分将在超出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中构成，要开始实现这些原则，那些在现状下遭受最大痛苦的人们就必须认识到存在另一种选择，这就是说，他们必须获得对现在、过去和未来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更好的理解。虽然我们的争论集中在未来，但主要的目的总是要影响现在，以便使共产主义的未来成为可能。 詹姆斯·劳勒对我论文的主要批判是我对工人的合作社持一种过于消极的态度，和我低估了由合作社控制的“社会市场”可以解决与资本主义中的市场相联系的问题的程度。（他提到的其他一些“缺点”已在我批判他的文章中得到了答复。）至于我对工人的合作社的批判，它们几乎全是对准这样一种观点，即合作社是建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的经济形式。此外，我对资本主义中合作社的态度是非常混合的。在我的文章中，我乐于承认合作社可以增长，虽然工人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尊严感的增长不会太多。合作社还对这样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的论证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这一论证是，生产没有资本家也可以继续进行和工人具有用于管理他们自己的企业条件。由于合作社常常是在资本家破产或即将迁出共同体的时候开始的，合作社在为工人提供工作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否则，这些工人就不会要它们。 然而，承认所有这些积极的作用，不应使我们看不到参与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合作社与任何私人所有的企业是同类的，这意味着，它们无论以什么必要的方式对待它们的消费者、它们的竞争者、寻求就业的人、环境，以及它们自己的在作为工人起作用的同时又是所有者的工人，都是要使它们的利润最大化。不错，正如劳勒正确指出的，合作社很难把他们手头的工厂搬到墨西哥，但当与它们同资本家所有的公司所有相似的方面相比时，这只是较小的不同。毋庸置疑，存在着例外的合作社，但它们很少，因为由市场确立的奖赏与惩罚的作用太大了以致根本不能忽视，对此我还可以补充说，它们的作用太容易发挥了以致根本不能合理化。通过许诺福利和以低生活水平甚至破产相威胁，市场强迫工人合作社以资本家的方式行事，同时使它们新的集体所有者社会化为不管什么样的它认为成为有效率的竞争者的人。通常会与工人力量的壮大相伴随的阶级意识的增长，成为因市场关系而产生的更为紧迫的动力的牺牲品。因此，使一些人感到奇怪的是，工人合作社中的工人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还没有他们阶级中的其他成员更激进。如果工人合作社的这一存在支持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论证，即资本家不是必不可少的，那它们的实践和产生于它们成员中的大多数人的态度，就允许那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声称工人管理的社会与现在的社会将没有错误的。尽管这种混合的证据，当新的合作社出现于我们的社会时，我通常是非常高兴的。然而，设想一种主要由合作社构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即使是市场的运行只体现在完成的商品上，就像施威卡特模式中的情况一样，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里，我必须表达一下我对劳勒的诧异和失望，因为他没有正视我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批判，即人们在交换中的经历将产生在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同样的神秘化的意识，而没有对他们所处条件的清晰和准确的评解是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无法设想工人合作社在社会主义下将起助长产生这种神秘化的作用。资本家可以无视这一问题——实际上，他们必须这样做。市场社会主义者却不能这样做。社会关系的完全透明只有通过基于合理的、民主的、中央计划的生产才能实现，这将不仅促进这一新时代的工人管理的企业内部的合作，而且还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这与合作社的情况是不同的。 关于市场，劳勒批评我的态度太固执。自马克思那个时候以来，市场毕竟经历了相当大的改革和调整。这表明它是可以改变的。已经出现的以工人的合作社取代资本的所有者的过程已经开始，这将是最大的改革，因为它摆脱了劳动力市场。劳勒将这一变化等同于废除资本主义本身，这表明他把资本主义理解为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劳勒认为，随着资本家阶级的消除，将不存在任何阻止市场以新的形式服务于新统治阶级即工人的利益东西。但如果它不是资本家而是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资本，那又怎么办？ 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马克思不是把他主要著作的名字叫做 “资本主义论”而是叫做“资本论”。遗憾的是，对英语读者而言，他们试图做出的区分被恩格斯对第一卷副标题的错误翻译冲淡了，他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的生产过程”误译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1]无论如何，从这一著作的正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阶级，他多次把后者称为资本的“化身”和“人格化”。虽然我在我原先的文章中涉及过这一问题，但它是值得展开论述的。资本是自我增殖的价值，它不简单是财富或生产财富的什么东西，而是用于创造更多财富的财富。它与用于满足需要的、敬神的，或扩大政治或军事权力的，或获得荣誉或地位的财富明显不同。因为是资本，财富就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只关心它自己的增加的东西。作为财富的一种特殊的功能，资本表现在社会关系中，这种关系要为它工作并在像资本家那样的代理人身上体现出来，这些代理人将在他们的实践中使这种功能具体化。 市场是资本自我增殖过程中一个最早起作用的因素。它是内在于资本本身的，这部分地在于它是什么和它如何起作用，并在它概念的全部含义中都有体现。它是流通的一个因素，通过它,，资本产生的价值流动于一系列通过那种只能返回它最初时更大量财富的经济的交换中。买和卖是它运动的模式，而货币则作为每一交换行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增殖制度之间的媒介。马克思的《资本论》力图揭示这一全过程的特征，其方法是阐明它对一切进入其道路的事物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它像一个漩涡，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能从中完全逃脱。作为资本积累的一个因素，市场（以及它的组成部分——价值、商品、货币）充分分享资本的权力以包围并转变它所包围的东西。 在他为社会主义保留某种类型的市场的尝试中，劳勒要我们回想一下资本主义并没有创造市场。无疑，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商品交换，某些进行这种活动的地方被称作“市场”，但不是每一个生产剩余产品并进行某种交换的社会都能被说成拥有市场。例如，以物易物，无论是在个人之间还是在整个社会之间, 都不构成市场，因为这种情况下的交换行为与被交换的商品得以产生的过程没有有机联系。它对生产没有影响，生产对它也没有任何影响。对一个社会而言，要拥有在经济中起作用的市场，仅仅生产出某些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是不够的。只有当一部分物品是为了销售的目的而生产它们的时候，才值得谈市场，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出现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裂缝中的资本的最初征兆。因为资本的年代比资本主义的年代久远得多，资本主义的名称我们是指那种其中资本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财富的形式的文明。然而，一旦资本以及与它相伴的市场的全部力量被释放出来，人类对资本导致的全部苦难的最理想的缓解，可能来自以生产人们所需东西的合理计划取代通过市场起作用的价值自我增殖而彻底消灭它。不这样的话，各种各样的部分的改革都将要冒被拉回到漩涡中的危险，因为现已发展到庞然大物的资本的逻辑，本身就再宣称要摧毁一切企图控制它的手段（今天的各种经济法规和福利国家），并把要使其改变方向的激进尝试转变为其本质功能的新的体现（明天的市场社会主义)。 劳勒几乎没有谈到资本。然而，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资本的力量和它增殖的能力，而不管是谁在把握方向，是资本家阶级、是国家还是工人的合作社。一旦物品生产出来是为销售和赚钱，这将使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生产出来更多的商品去销售和赚更多的钱，一旦这种节律被确立起来，它本身就是应对大量资本主义相关的罪恶负有责任的节律，而不是对当今享受其好处的资本家阶级负有责任的节律。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家可被更新，而资本却不可被更新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市场的反对是如此顽固的原因。[2] 于是，我与劳勒在工人合作社和市场问题上的分歧，就展现了一种更为根本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的分歧。劳勒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主要是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而我则把它理解为一个主要由资本支配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反对我们的统治者，而且反对那种统治者于其中，并通过它、为了它而进行统治的制度，在这一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已远离了其他类型的激进分子。由于那种制度产生了资本家的权力和他们的意图，并促进这二者的再生产，因而资本处于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主义”意指的最本质的部分。社会主义在劳勒看来主要是一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但在我看来，它首先是一个资本的逻辑已被那种其压倒一切的目的的是为了社会需要的生产的逻辑所取代的时期。在这一新的逻辑充分起作用并成为公众意识和日常实践的一部分之前，它必须是计划的，新的规则和规定也必须到位。因此，在革命后社会的第一阶段需要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和民主的中央计划。 在这篇答劳勒的文章的开头我说过，虽然我们的争论集中在未来，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影响现在以便使共产主义的未来成为可能。我们双方都期望的那种世界，将不是由今天的人们创造的, 而是由那些在创立一个更好的明天的斗争中成长的人创造的。那么，我在政治上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意见，是它以为工人就是现在工人——并以这种方式丢下他们不管。就现在所谈的人而言，他们不会促进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中看到的社会主义的萌芽成长到它们完美的状况，而只会把它们重新安置在同一环境中。教会工人如何成为他们自己的资本家已经取代了社会主义意识的提高。 今天的工人对合作社的反应比对合理的经济计划思想的反应更好，这并不使人意外。由于大多数工人被他们在市场中的经历神秘化的太厉害了以致不觉可以有一种替代它的东西，他们会赞同改善他们竞争地位的改革。但这不像劳勒相信的那样是一种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证，而是要更进一步增加直指市场的批判火力的另一个理由。这不像劳勒暗示的那样，是为让公司们摆脱困境的一个托词，而是为了以把它们摧残人的行为与私有制和市场的逻辑联系起来的方式批判它们。因为只有在多数工人理解使他们遭受苦难的最大的问题来自资本的支配和市场的作用，而不仅仅来自资本家阶级的统治时，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提到政治日程的首位。当我们最有害的社会问题与市场的内在联系——正像那些合理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抉择——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各地都可能比以前更容易看出时，在这个时候，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却站出来把工人的注意力转向别处。提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本身就是对问题的一种看法，市场社会主义隐瞒了它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可以做的更好。即使我们失败了，历史也将不会忘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 注释 [1] Istvan Mesaros, 《超越资本主义》，Monthly Review Press, 1996,第 980页。 [2] 关于资本主义、资本家和资本之间的区分的精采论述，以及它们的区分对这一讨论的更完备的含义，参见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