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答蒂克庭 过多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长处和短处的争论是抽象地进行的，而与具体的模式无关。虽然蒂克庭和奥尔曼在他们的批判中已试图把问题说的更具体，但似乎他们二人都没有抓住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那些确定的与众不同的特征——这一模式是我希望在这里辩护的具体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1]例如，蒂克庭认为，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经理们在竞争的压力下将不得不强制工人接受低工资，否则就没有利润可言。至于奥尔曼，他认为，资本——作为自我增殖的价值——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下将继续存在。不论是蒂克庭还是奥尔曼都没有理解，“工资”、“利润”和“资本”这些概念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 会主义中所指的是与在资本主义中所指的极不相同的东西。 严格说来，在工人自我管理的企业中不存在“工资”。所有的工人，包括管理者，得到的只是一份“利润”，而不是契约工资或薪水。对这些“利润”的计算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同于在资本主义中。在这两种社会中，利润都是销售收入和成本的差额，但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工人的收人不是成本。它是那种剩余，即在所需投入的物资被购置、折旧费用被留出和纳税以后的剩余。这样一来，经理也就不能强制工人接受低工资以增加企业的利润了。那些利润正是构成他们“工资”的东西。工人也不能坚持高工资以致消除了利润，说一遍，那些工资就是利润。[2]工人不通过更有效的工作或使用更多的生产技术而要提高他们收人的唯一方法，是使他们的经理提高产品的价格，——但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会危及他们的竞爭的地位。[3] 如果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工资”，那存在“资本”吗？奥尔曼遵从马克思，把资本说成是我增殖的价值。这在我看来是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的，即强大的激励机制，既包括积极的激励也包括消极的激励，迫使每一个别资本家把他们的大量利润用于再投资，从而使资本的价值趋于增长（经济危机时期除外)。但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这样的趋向扩张的无情的压力。因此，不存在“资本”，——不存在奥尔曼或马克思所讲的资本。无疑，存在标志着再投资的资金。但这些资金来源于对企业资产的税收。[4]这种税收的税率是民主制定的——不是由市场的力量制定的。这就是说，有关再投资的总体比率是在自觉控制下的，是服从民主讨论的。 应当注意的是，双方总会提出各自的理由。提高投资的比率将使那些要求扩大的企业赚到更多的钱。但提高投资比率意味着提高税收的比率，这会降低每个人眼下的消费。这种权衡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是明确的，这是这一模式的一个长处。在资本主义中也存在对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权衡，因为投资比率的提高只能通过降低工资或提高价格（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但这种权衡是隐蔽的，是不可能服从民主裁决的。[5] 与其继续说明奥尔曼和蒂克庭的具体的批判以及对他们指责的具体的反驳，不如我以一种不同的方法来结束它。为了看清我们分歧的真正所在，让我们设想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大的政治变革，那些掌权的人被大众委托实行激进的社会变革。让我们假设，人民希望社会主义。那该怎么办呢？有趣的是，蒂克庭、奥尔曼、劳勒和我都会给出极为相似的回答。我们也许只是还在是否应把这一新社会叫做“社会主义” 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我们都同意市场必须继续维持——至少在一定时期要维持。因而，新的经济将是某种市场经济的东西。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管理企业？我认为我们都同意是工人。企业中的工人将选举他们的经理（或选举一个委员会来任命经理)。另一种方法一一因为总要有人来负责——是由政府或执政党来任命经理，但我想奥尔曼或蒂克庭不会认为这一选择是合乎需要的。 投资机制又怎样呢？用于新投资的资金从哪来？这些资金将如何分配？无论足奥尔曼还是蒂克庭都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充分考虑，但他们都坚持认为经济需要计划。但经济计划首先要包括投资计划，因为生产格局中的任何变化都必须通过新的投资才能实现。这样说来，奥尔曼和蒂克庭也许会同意我的投资需要“社会控制”的一般公式。由于这时已不存在可从他们那里吸引投资资金的资本家，这些资金看来只能通过税收（明的或暗的）产生。这些资金现在必须以注重紧迫的问题的方式输送回经济中。我认为奥尔曼和蒂克庭没有任何理山反对通过国家银行对这些资金进行分配。 简而言之，我看奥尔曼和蒂克庭没有理由反对在刚刚革命后的时期建立那种我称之为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也许想要争论这一模式的种种技术上的特征，但他们原则上没有理由反对一种以企业由工人民主管理和投资由社会控制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他们也许不想把它称为社会主义，但他们将不得不承认，对于这样一个时期，即社会主义政府刚刚掌权、能够并愿意实行更符合他们的社会主义定义的激进变革的时期，他们是提不出其他东西的。类似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争论涉及的是下一步怎么办。让我先来谈谈蒂克庭的方案。蒂克庭认为，我们在资本主义下的大量的浪费——军费开支、广告、产品的重复生产、不必要的销售渠道——会被很快地消灭，这将导致几乎的人在消费上的明显的提高(当然，除了以前的资本家，可以预测，他们此时必须参加劳动才能生存）。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使一些重要的部门摆脱货币经济。医疗服务和教育可以立即实行免费，药品和公共交通很快也可这么办。在适当的时候，住房和公用事业设备也可作为免费商品提供。 在这些发展进行的时候，生产部门将继续增加对机器的使用，使对繁重劳动的需求减到最低限度，从而使人们寻求真的有益的、创造性的工作。由于人们日益在劳动中享受到更多的快乐并减少了盲目消费的快乐，我们很快就能发现我们自己处在“富裕”的状况中，即手头有足够的商品满足每个人现在的合理的需求。因而，我们将不再需要对什么东西收费。计划者，运用调查和公民投票的方法，就可以弄清人们需要什么。这些商品将及时生产出来并送到零售店。人们到这里来自己取用。不再有市场，不再有货币，不再有短缺。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没发现这一方案像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案那样荒谬。我不认为这些需求是贪得无厌的以致短缺是永远不能克服的，也不认为我们总有一天能生活在大多数人实际上享受着他们劳动的乐趣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的。然而，对这一详细的方案我的确持严肃的保留态度——我必须承认，它与我本人若干年前提出的方案极为相似，那时我正在试图描述社会如何可能产生从工人自我管理的市场社会主义向充分的共产主义的过渡。我不再认为这种方案似乎是可能的——是合乎需要的。首先，它大大低估了摆脱我们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浪费的困难。例如，说消除武器生产，这很容易，但即使这是可行的（即整个世界突然成为一个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还存在对在那些与武器生产有关产业工作的数万工人怎么办的问题。他们是不能简单被解雇的。这样做不仅将是对社会主义所许诺的实现充分就业的一个背叛，而且这一做法还会极大地侵犯国内的需求，因为这样一来，所有依赖向这些工人出售产品的产业都会发现它们本身在衰退。而重新安置这些工人则是不容易的，对那些设计出来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生产设备也不容易找到其他的用处。将大量“资本”输入到那些帮助他们转变的领域是必要的，但资金不会奇迹般地来自对“浪费”的消灭，而必须通过税收才能产生，即来自其他工人的消费。蒂兑庭看來没有抓住关于当代经济的一个似非而是的事实。它要花费金钱——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花费劳动和资源——消灭浪费。在长时期内，这种经济及其中每—个人的境况可以是较好的，但在短时朗内，人民必须付出代价。 比他低估减少浪费的困难和代价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蒂克庭低估了消火繁重劳动的困难。我觉得知识分子尤其易于犯这种错误，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是享有例外的特权的。如果一个人是现职的教授，那他就有工作的保障、体面的收入、较长的假期甚至休假年，对其所教课程的内容通常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对其所在系的管理可经常发表重要意见，等等。他想要相信，我们劳动的这种条件可在几年内顺利地扩展到绝大多数其余的劳动大军。 (实际上，我们中的多数人在抱怨我们的工作，因而，我们想要的是甚至比我们自己的条件更好的、为几乎每一个人迅速获得的条件。）但这只是近似幻想的表示愿望的想法。我不否认，如果工人对他们的设计有某种控制，那大多数工作将比它们现在更好；我也不否认，最终大多数繁重的劳动能被机械化、被重新设计或被轮换，以致从事它们的人能真正感到对他们工作的满足。 但这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此外——在这里我们涉及到我与其他几位论战者的一个主要的分歧，当然是与蒂克庭和奥尔曼的分歧，也许甚至是与劳勒的分歧——我认为，我们将永远不会达到经济上的刺激可被完全取消的时候。我也许是错的。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将没人能知道，因为它将不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发生。无论如何，我认为指望这种可能发生的事·甚至把它看得极其重要，是愚蠢的。下面我将转向这个问题。 我认为，蒂克庭方案的第三个问题，是他急切提出尽可能多的尽快摆脱货币经济项目。我想这种要求是意识形态的驱使。因为一个人反对市场，纵然他被迫承认其暂时的必要性，想让这些项目摆脱市场，是在这样做并没有充分理由的时候。例如，蒂克庭想要免费提供住房。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想法。先保证每个人有地方居住，直到创造出有体面收人的工作再资助穷人的住房（他们在革命后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是一回事。说每个人的住房都应是免费的，则是另一回亊。这种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住房在质量上全都大体相同，人民在这方面的要求将是相当一致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合乎需要的住房就将还必须配给，但不是依靠价格而是依靠某种其他的机制。如果住房的配给依靠的是价格，那个人或家庭就能配置他们自己的房地产，就能决定它们的某些重要特征，决定他们愿付多少额外的钱用于更大的空间、庭院、车库、更好的风景、更方便的处所、更高质量的工艺、更美的外观，等等，等等。要注意，在缺少价格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通过调查或公民投票决定住房的需要的，因为一个人怎样知道如何回答这种调查呢？可以要求每一个人详细说明他或她梦想的住房，但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计划者需要知道各种特征有多重要，以及个人愿意做出什么样的权衡——如果不是富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每个人都可拥有他想要的住房，因为并不存在真正的价格上的差别，也不存在任何位置上的强制。（任何一个想要房子的人能在他穷困潦倒时有一栋房子吗？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我们就不让一个人拥有这样一栋房子吗？我们举办住房抽彩给奖吗？） 蒂克庭可能会以他足够的智谋提出另一种分配机制，这是可能的。但所要冋答的重要问题是：允许按价格分配住房有什么错？如果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收人买得起体面的住房，没有人能通过不动产的投机而暴富——这些是我们的新社会能够保证的条件——为什么我们要把住房从市场中拿出呢？除非这样做是来自对市场本身的意识形态上的反感。 让我提一个与蒂克庭的从资本主义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方案不同的方案。让我们再从我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开始，我论证过，它对我们两人来讲都是第一阶段。正如蒂克庭所坚持的，我们当然可以很快实现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的制度。当然，我们说“免费”并不意味对社会是没有成本的，而是说所筹的全部费用来自税收收入。我们也许还想在养老金问题上也这样做。每个人退休后都应保证过上像样的生活。 这可能是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在短时期内，但也许甚至是在长时期内，我们在免费商品方面想做的全部。也许还有一些东西应该免费提供给每一个人，但这些必须依据情况的基础来决定——而不能假定只是因为它们可以免费提供，它们就应免费提供。城市大众的公共交通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公共汽车和地铁可以免费提供。这不存在过分的、浪费的使用的危险。但它们是否应免费要取决于住房的格局和市民的抉择。“免费的”交通意味着要求非使用者为使用者出钱。如果一个共同体想要选择这样的制度，其依据是这将为那些要摆脱对私人机动车过分依赖的人提供刺激，那就这样做。但这一制度的实行应基于拥有过多汽车的有害影响，而不能基于究竟何时可能使一些部门脱离市场的内在需要。在革命后，最优先考虑的必须是引导对那些糟糕的城市和乡村的贫困地区进行重大的新投资，以便在那里重建住房和教疗设施，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多建一些新企业。其目的是为每个人提供一份像样的、生产性的工作。在盈利的、自我管理的企业能建立起来以前，政府本身必须作为主要的雇用者。 我们不应自认为，这一任务将会简单、容易地筹措到来自通过消除资本主义的“浪费”带来的存款的资金。正如我在前边所论证的，消除这种浪费也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那种认为绝大多数公民将感受到他们消费水平的立即提高的见解是不正确的。情况很可能足，对很多人来说，消费也许会降低，或没有提高，因为必须努力筹措的这些资金只能来自税收。 对几乎每一个人来讲，直接增加的将是工作的保障和参加其企业的管理的机会。这种改革是没有成本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还将导致更大的内部效率。 将立即增长的还有富有意义的参与共同体事务的机会。从形式上看，这种机会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已经存在了，但是现在，公民将首次获得有保证的流向他们共同体的投资资金，对这种资金的支配轮到他们了。这一新的机会可望加强地方政府。 现在让我们快速进到今后五十年左右的将来。假定我们的内城已被重建，我们公民医疗和受教育的机会已实现了平等并得到提高，我们的共同体已经稳定。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地期望我们的企业获得的新的投资将用于减少劳动时间（缩短工作,延长假期，雇员有休假年）和使工作更具创造性和兴趣，而不是用于增加收入。假设我们达到了这一点——革命后五十年我们可能会接近这一目标——那时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他们的收入足够使他们摆脱经济上的忧虑，允许他们过按他们的标准来看是好的生活。不会有很多人说他们已有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权衡还是必须做的。一些人会存钱以购买更大的房子；另一些人则想到各处去旅游；一些人愿意沉湎于高价的业余消遣；另一些人则只是满足于“节约过苦日子”；一些人愿意举办大型宴会；另一些人则愿意为世界上尚在努力克服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遗产的地区广泛提供国际援助或帮助建立基金项目。 让我们假定，广大群众不仅感到经济上的保障，而且绝大多数人还感到他们工作的主要动机是工作所提供的那种满足。这不说工作是游戏，或者说他们不喜欢更长的假期，全面说来是他们对其工作感到满意——即使他们挣的钱比现在少一些他们也愿意做这些工作。这就是说，工资的多少已不是主要的动机。 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实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为什么我们还想进一步改组这种经济呢？姑且承认，它还是一种市场经济。企业仍然出售他们的商品，工人仍然获得收入。仍然存在着货币，甚至存在着竞争——尽管不是那种残酷无情的竞争。这种经济是可靠而稳定的它不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或灭亡的规则所驱使。人们可以享受他们的生活而无须更多地担忧经济问题。 我认为这样一种社会值得称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一社会已脱离了“必然王国”而进入了 “自由王国”。人们在极大程度上真正做到了工作“各尽所能”和消费“各取所需”。在这一点上，我们具有了马克思理想的合理内核。它的细节与马克思的设想也许不那么一致，但我不认为马克思会感到十分失望。不论怎样，只要这一社会得以实现——并确实对世界其他地方成为可实现的模式——我就会为这样的观点论证：马克思的充满希望的远见已被证明是正确的。 注释 [1] 在我开篇的论文中，我还概略地叙述了罗默的模式，但由于蒂克庭和奥尔曼都没有直接谈到那种模式，在这里我只能把我的评论集中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上。 [2] 应当注意的是，在我提出的模式中，企业不允许将他们的“利润”重新投资。全部“利润”要返还给工人。用于新投资的所有资金来自由税收产生的投资基金。 [3] 企业不可能通过降低他们的价格，因而，实际上，通过降低他们的工资去竞争。是的，从理论上汫——这种“损人利己”的策略没有排除。 然而，正如资本主义企业很少通过降低他们的利润幅度（相反，是降低他们的成本——其中之一是劳动）去竞争一样，这样的做法在工人中将会普遍采用似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行为的自我毁灭的性质太明显了。 [4] 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存在着“资本资产”，即由一个企业的工人控制的物质生产资料，但不存在作为一种具有内在扩张趋势的抽象实体的“资本” [5] 投资和消费之间在资本主义下总存在一种权衡的问题是不真实的，尽管通常情况是这样。如果既存在闲置资源又存在失业人口，有时就有可能同时增加投资和消费。（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下也会是这种情况。 [6] 参见我的 《是资本主义还是工人控制？一个道德和经济的评价》一书，纽约，Praeger, 1980,第219-220页。【不清楚这个脚注在译文中的相应位置——上传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