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2007）
第四章 从“伟大的卫国战争”到东欧的结构趋同（1941—1956）
1941年7月22日，德国军队突然向苏联发动进攻，毫不含糊地终结了执行了两年的两国旧条约。迅速推进的德国军队迫使苏联政权采取激烈的行动，除了显而易见的军事准备（征兵动员、发布俄国欧洲部分的战争声明，以及诸如此类的事项）之外，还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如工业和农业的军事化转型，许多行业的工厂整体搬迁到东部。士兵、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这一动员中展现的传奇般的努力，只能由一个事实来解释：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场国家的自卫战争。爱国主义和对狡猾的敌人的仇恨是所有官方宣传的主要内容。德国人的进攻最初看起来不可阻挡，但是在战争蔓延到莫斯科期间（1941年冬——1942年）反攻开始逐步明朗化，1943年（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反攻强化了。在国际层面，斯大林与英国和美国结成了联盟。对于他所设想的“世界革命”目标，此时他试图尽量地使他的外国盟友解除疑虑，并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
苏联红军在1944—1945年进攻东欧期间，遭遇了许多抵抗。但是，纳粹占领军在许多地方士气低落，当地人民的各种组织公开反叛他们，某些地方的人民以他们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大片地区。组织化的资产阶级军队在这些事件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在前“轴心国”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其军队由于与第三帝国的合作已信誉扫地，而在同盟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的军队被纳粹占领军重创。同时，有些政府机构或多或少巳经瓦解（尤其是在波兰）。
红军的到来总的来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当红军更逼近的时候，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了起义、群众罢工和游行示威、占领工厂，甚至早期出现了工人委员会。这意味着，斯大林最初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新占领区进行社会改造。
斯大林在1944和1945年的欧洲是旨在军事和领土目标，而不是社会改造目标。——就那些目标是社会的而言，它们在社会方面是保守的。如果当时他意在将波兰“苏维埃化”，那么他既不会接纳如此之多的华沙战前政治家，为分享权力进行协商，更重要的是，也不会使哪块领土是波兰部分、哪块领土是苏联部分的问题成为中心议题。战时“一国社会主义”的结束对斯大林意味着，“友好的”政府统治苏联西部边境的“友好的”地区，保护苏联抵御可能卷土重来的德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
[1]
东欧在1944—1945年到1947—1948年时期的发展，可以概括如下：
——在“人民民主”的口号下，组建了共产党（或替代的社会主义统一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有几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应共产党人之邀（重新）建立的。[2]
——建立了新的中央国家机器，它联合了（并官僚化了）那些在起义期间创造的自我管理机构，并吸纳尽可能多的“进步人士”。
——经济部分实行了国有化；在许多情况下，这并不牵涉对老板们的剥夺。通常，它们涉及接管以前德国占领者的财产和/或工人自我管理的那些企业。尽管实行了国有化，但大部分经济——特别是农业部分和零售商业——仍然由私人掌握。
尽管东欧缓冲区在第一阶段保持了它的资本主义特征，但它仍然处在苏联的直接监管之下。此时，在苏联和它的前西方盟友开始公开展现自身的冲突的压力下，所有这一切都在1947—1948年改变了。“人民民主”的概念在当时获得了新意义。[3]由于这些缓冲区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开始表示出与苏联的强烈相似性，结构趋同的过程开始了。[4]实行了三项内在相关的结构改造：第一，解除资产阶级军队遗留的权力基础。在政治领域，解散了联合政府，清除了独立的农民政党，等等。在经济领域，引进追随苏联模式的“命令—计划”，[5]加强与苏联的双边贸易，大力强化重工业的发展。第二，巩固共产党的单一地位。各国共产党的特点各个不同。有些党，如波兰共产党，是战后的创造，尽管部分干部来源于战前。有些党，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共产党，“解放”前已经是真正的政治力量。但是不管它们的前史有什么不同，所有的共产党1944年以来都经历了迅速的成长。这些共产党的巩固是以两种方式取得的: 通过大规模的清洗[6]，或通过迫使社会民主党合作。第三，垄断的党和国家机器的融合。与共产党的这一“垄断化”相比较，工会全然丧失了它们的自主性，而国家机器得以“净化”。其结果是共产党现在主宰了社会的全部权力基础。
这三项巨大变化同时与1947年9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一个各国共产党的信息交流机构）的成立相结合，后者服务于莫斯科与外国（尤其是在缓冲区）共产党之间的政见协调。[7]然而很快东欧的防疫封锁线出现了一道裂痕。从1948年3月起，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领导层之间的紧张关系迅速扩大。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间一些简要的通信交流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于1948年6月28日被草率地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个被革出教门的党的领导层被斥责为“其政策仇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散布“来自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武器库”的诽谤，和对内追随反列宁主义的政策，此外，它还反对土地国有化。[8]
这一政治分裂主义的背景是复杂的。在该文献中，被认为更深刻的原因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是东欧唯一一个在“二战”期间使自己国家的大部分领土摆脱了德国占领者统治的党。这意味着，南斯拉夫的领导层——如同中国共产党，中共也将在1963年与苏联割袍断义——掌握着自主的权力基础，比其他东欧共产党领导层更不愿意接受苏联共产党的束缚。由于南斯拉夫已遭受斯大林在近邻希腊（它已被牺牲给了西方大国）的大多数政策之害，这为早期阶段就已产生的冲突奠定了基础。
紧跟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的破裂之后，“铁托主义”思潮和偶然有（小小的）同感的党在许多西欧国家出现了。南斯拉夫思想家，如卡德尔（Kardelj）和吉拉斯（Djilas）阐发的苏联批判，在那个圈子里找到了能接受这些观点的听众，而且这些批判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扩大。
与1930年代相比，自1945年起出现了各种结构性的困难：“尽管苏联的内部结构早先经历了一场深刻改造，虽然它的外部处境在广义上依然不变，但是现在其内部连续性面临着其外部地位的一次重大变化”。[9]
第一节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左派社会民主党对西方关于苏联的辩论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此后，讨论者的政治光谱值得注意地收窄了。争论比早先更强烈，现在集中在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大多数文献来自托洛茨基主义者一方，尽管波迪加和他的同道思想家、左派社会主义者等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些年中可被纳入苏联辩护者的吉尔·马尔蒂内（Gilles Martinet）在1947年指出，第四国际及其政治外围应当为对斯大林主义最广泛和一贯的批判负责；比较而言，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的苏联批判已经“休眠”。[10]
出自托洛茨基主义背景的批判者的这一优势，无论如何并不意味着，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可以毫无疑义地自我支撑，并得到发展。相反，第四国际发现自己面对严重的概念问题,这些问题在它的队伍中引发了论战的白热化。如前面提到的，托洛茨基曾设想，苏联的官僚制将会被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否则，它控制不稳的权力基础将会通过一场直接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反革命来巩固自身。在此背景下，他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全面估价对他的预言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毕竟，他曾断言（完全用共产国际的传统），资本主义已经到达其最后阶段。在纳粹军队入侵比利时和荷兰之后，他说道：
除了认为这是一场拖延死亡的剧烈痛苦，资本主义世界没有任何出路。必须准备拖延多年，即使不是数十年的战争、起义、短暂的休战间歇、新的战争，和新的起义。
[11]
资产阶级将会越来越经常地被迫采取独裁主义的政治形式（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同时，工人们将会打破它们的一潭死水，奋起反抗。尤其是战争暴力注定会加速平均押宝式的政治发展：“那些仅仅在昨天看起来岁月漫长的（即使没有数十年之久）的伟大任务，可能在今后两三年，甚至更快，直接在我们面前赫然显现。”[12]这个时期因此是最后的斗争的时期，而恰恰因为这个原因，苏联的形势不可能再原地踏步。
第四国际从战争（和托洛茨基死亡）的结局中有了某些恢复之后，它寻求严格地坚持托洛茨基的预言，即使它很快发现这与现实相冲突。1946年，该组织宣布，对已预言发生的事件的失败，必须用以下述方式进行解释：
即使战争没有立即在欧洲产生出一个我们所预期的那种范围和发展速度的革命高潮，
仍然不可否认，它在世界范围内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因此开启了一个漫长的革命时期。所有自我批判……基本上都是把自己禁锢在发展速度而不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时期的
根本特点上。
[13]
与这一观点完全一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可能性被否定，并预言了一场即将来临的政治革命。
各处收集的实证参数都依据这一“大灾变理论”进行设置，[14]但是没有成功。几年以后，国际资本主义的确表现出复兴的动力，而斯大林主义却被证明比以往更稳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情绪转化为一种接纳态度。但是该运动最重要的领袖米歇尔·拉普蒂斯（Michel Raptis）后来进一步走向修正的世界观。他在1951年发表了一篇短论，预言（也是受朝鲜战争的影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必然性，认为它将可能导致一个持续数世纪的“斯大林主义的”工人国家的历史阶段。[15]因此，尽管他以前不相信斯大林主义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现在则声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斯大林主义将从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胜利凯旋，并导致一个无限期持续的苏维埃模式的政权。这种局部的“修正主义”肯定能够激起对整个蜕化的工人国家论的重新评估，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16]
对正统性的长期严格坚守——虽然有着被托洛茨基认为重要的那种时间因素的拖延——处理东欧事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应当如何理解那些新社会的性质？如果它们被定义为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基于它们与苏联日益增长的结构性趋同，那么这一解释陷入了两个理论障碍，第一个比第二个更有原则性：
1. 一个工人国家，如果它采取正统方式（遵循马克思关于工人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论题），只能在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领导下，从一个自主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过程中产生出来。那么工人国家怎么可能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的，并且是在已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2. 一些国家与第一个工人国家结构趋同的早期情况，一直是和它们并入苏联结合在一起的（乔治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东部波兰等）。托洛茨基因而相信，其他国家的“结构性趋同”将与废除它们的国家边界相结合。[17]
3. 在1947—1951年间，关于这一问题的三个观点是相互关联的。恩斯特·曼德尔最先指出，所有东欧的缓冲区国家，从南斯拉夫到波兰，都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米歇尔·拉普蒂斯同意这一观点，除了所涉及的南斯拉夫以外；在他看来，因为南斯拉夫已经历了国内战争，这个国家是个工人国家。最后，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和伯特·科克（Bert Cochran）将所有被占领的东欧国家都定义为工人国家，但是它们从基础上实现了官僚化畸变。1951年，该辩论以最后提到的这一观点的胜利告终。[18]
如果我们观察第四国际有连续性的官方文本，我们一定可以看到，形成一个确定观点的过程是多么艰难和迟缓。在1947年，缓冲区国家被描述为处于转型状态的资本主义国家：
(苏联的）官僚制将最后证明，不可能成功地实行那种要求摧毁资本主义的真正的结构同化。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实现这种真正的结构同化。
[19]
1949年，这一解释得到了修正：
苏联和缓冲地区的社会具有一种质的差异……即使缓冲地区具有这种质的差异的社会更紧密地接近于苏联社会，而不是“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在同样的意义上，苏联本身在量上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20]
最后，在1951年，巳经抵达了如下结论：
这些国家与苏联的结构同化现在应当被视为已在实质上完成了，而且这些国家也被视为基本上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21]
这一发展的理论后果是，现在苏联不再被看做是工人国家的原型，反倒更适于被看做是一个特例。不过，蜕化的工人国家论本身仍未修正。在这个意义上，“正宗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继续坚持旧的假设。
第二节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的支持者的理论困难，在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引发了反对的思潮。大多数反对者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论。他们从托洛茨基最卓越的政治遗产捍卫者、他的遗孀娜塔莉娅·谢多娃（Natalia Sedova）的理论中汲取支持。从大约1946年起，谢多娃确信，苏联肯定不能被视为一个工人国家，而在1951年，她与第四国际决裂。在一封致该组织的最重要部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公开信中， 她对采取这个步骤说明了她的理由：
他（即托洛茨基）反复指出，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巩固是如何导致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恶化，和一个残暴的、有特权的贵族的胜利。他说，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这场革命将会终结，而资本主义复辟将会实现。
不幸，这正是所发生的事情，即使是以新的和未曾预料到的形式发生。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那里社会主义的真正思想和支持者被如此野蛮地追杀。每一个人都应该清楚，革命已经被斯大林主义完全摧毁了。然而你继续说，在这个坏透了的政权下，俄国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我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打击。
[22]
格兰迪若/佩瑞特
在墨西哥，在他们反对弗朗哥将军的斗争以失败告终后，一个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小组于1940年前后成立了。这些流放者中鼓舞人心的灵魂人物是曼纽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若〔Manuel Fernandez Grandizo, 1911-1989; 他以‘G. Munis’的署名写下了《有机体的别名》（the nom de guerre）[23]〕，他在1936年建立了第四国际托洛茨基运动的西班牙支部。[24]1938年，他被斯大林主义者监禁，但他在第二年策划了逃亡。格兰迪若亲密的合作者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本杰明·佩瑞特（Benjamin Péret，1899—1959），他也在墨西哥生活过一段时间，并且还以笔名Peralta发表了政治论文。[25]
1946年，格兰迪若和佩瑞特继续把他们对官方托洛茨基主义路线有关苏联阶级性质的批判公开化。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是那年4月第四国际一次会议采用的“宣言”。这一宣言最重要的论题是，第四国际的分析——包括关于苏联的分析——已被最近的全部事件证明是完全正确的。[26]佩瑞特撰写了一本对该宣言极具批判性的书，他抨击宣言为一个自鸣得意的文献，与第四国际不相配，并充斥着自命不凡的虚荣（vanité béate）。佩瑞特认为，由于最近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十月革命在苏联创造的成果已荡然无存。官僚的反革命已经获胜，而国家资本主义已经确立。
同样，佩瑞特的这一思想几无可能称得上原创，但是他对官僚精英的描述显现出一些新特点。他虽然放弃了托洛茨基的蜕化的工人国家论，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坚持托洛茨基关于精英不是一个统治阶级而是另一类社会集团的概念。他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线索推断，一个统治阶级，有着发展那种产生它的社会形态（“所有权制度”）的历史任务。因此，它至少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开端发挥了进步的作用。然而苏联的官僚精英并不体现任何进步，只有堕落和腐败，因此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揭示它的性质。佩瑞特在这里提供了两种可能性：
第一，这种官僚只能定义为“一个其最后结构仍处在形成过程中的事实上的阶级”。如果这一阶级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使自己成形，它可能会发挥一种堪比资产阶级的作用的进步作用。
第二，这种官僚只能定义为可与古代印度文化衰落时期的婆罗门相比的世袭阶级。佩瑞特相信，在一个衰落的文明内部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的显著的宗教特征，也只能在苏联看到，在那里斯大林获得了某种先知的地位。[27]
格兰迪若在他的书《面对俄罗斯和世界斯大林主义的革命者们》（The Revolutionaries in the Face of Russia and World Stalinism）中，阐述了“没有一个成熟的统治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观点。[28]
第一，他试图用经济观点说明在苏联存在国家资本主义。其冗长的观点基本如下：在资本主义中，工资价格尽量保持低位，而（物化于剩余价值中的）剩余产品被资本家用于新的投资或非生产性消费；相比之下，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将由全体人民民主地决定，而大众的生活水平将会提高。在苏联的发展中（以拒绝劳动力买卖为特征，为了强制性的投资和官僚制的消费使用剩余产品），没有任何过渡社会特点的迹象，反倒有资本主义的迹象。
第二，像佩瑞特那样，格兰迪若试图以一个历史类比来阐明官僚的阶级地位。他把当代国际资本主义与罗马帝国的衰亡相比较。当那个古老帝国已经进入其衰败阶段，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还没有完成时，统治派系内部发生了权力转换：贵族——那些衰老的、先前趾高气扬的阶级——不得不让位给缺乏家世和历史上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成分。恺撒（Caesar，前100—前44年， 古罗马将军、政治家和历史家。——译者注）和奥克塔维厄斯（Octavianus）是这一阶层的领袖。他们扩张了该国的权力，并因此形成了一道抵御社会瓦解的最后壁垒。格兰迪若认为，国际资产阶级现在正经历着与这些贵族同样的磨难。正像那些罗马人那样，它也在其衰落阶段被迫将权力让渡给控制了它的地盘的成分——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并因此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
从这一观点看，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蜕化的标志：这个资产阶级已经能够扼杀这场无产阶级革命，但还不能成功地登基成为强大的统治阶级。在较晚近的出版物中，格兰迪若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论题，并且似乎颠倒了伯纳姆的“管理革命”论：苏联的管理者们正像他们的西方同僚一样，不是一个统治阶级，反倒是表征了如下事实，即老牌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对事物的掌控，因此为其反动的帮手创造了空间。[29]
詹姆斯/杜娜耶夫斯卡娅
西里尔·塞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一个出生于特立尼达岛的革命者，曾是1938年第四国际的创建者之一；[30]拉娅·杜娜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雷·斯皮耶格尔（Rae Spiegel）的笔名〕，一个美国妇女，曾是托洛茨基一个时期的合作者之一，[31]领导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国家资本主义”反对派。
1941年，围绕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的团体（也以用每人各自的化名命名的“约翰逊—福斯特思潮”而知名），与沙特曼及其支持者一起离开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创建了工人党。但是，这一团体与这个新组织的多数进行辩论（后者拥护官僚集体主义论），越来越牵涉到基本原则。因此，约翰逊—福斯特派在1948年离开了工人党，直到1951年发生了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最后决裂。该团体当时在“面向现实”的名义下独立地继续它的活动。[32]
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在这一时期的全部理论发展可总结如下。在1940年前后，两人已得出结论，托洛茨基的蜕化的工人国家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把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变成了马克思意义上的“拜物 教”。[33]与托洛茨基的这一不完全破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分歧的开端。 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和哲学基础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评价，其中，尤其是与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习俗形成对比，他们转向了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黑格尔。[34]
同时，否定托洛茨基的“国家崇拜”，是与重视生产关系、重视生产关系对现代工人生活的影响结合在一起的。该团体发表了由工人撰写的关于他们日常工作的报告[35]，常常试图将总体化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观与“来自下层的”方法联系起来。
这就导致了一个多少有点儿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论，但这并不是轻易提出的。第一个贡献是詹姆斯做出的。随后，精通经济学并能参考俄国原始资料[36]的杜娜耶夫斯卡娅将这一分析精练化。
在关于该主题的第一篇文章中，詹姆斯就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发展提出了他最重要的观点：工人和农民是依赖工资的。
工资劳动的突出性质形成了生产资料的资本。生产资料被社会的一部分人所垄断，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功能中，其自身有一种独立的生命和运动。
[37]
然而同时，詹姆斯认识到，工资劳动者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还处于统治地位，依据他论述的观点，在那时，工人国家仍然存在。他以下述方式解决了这个明显的矛盾：
在列宁主义的俄罗斯存在工资劳动吗？仅仅是形式；还是存在和不存在？因为工资劳动在一个过渡期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存在的可能性超过了存在。……然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一方面是工资劳动者，另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在列宁主义的俄罗斯这一关系则是：一方面只有工资劳动的形式，因为另一方面拥有所有权的劳动者通过国家掌握生产资料。
[38]
事实上，我们可从这一段话得出结论：同样，不是工资劳动构成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如我引用的第一段话的意思），而是工资劳动和无产阶级主权的缺乏这二者的结合构成了这个社会。
在讨论他举证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色的例子之后，詹姆斯采取了第二个步骤：如果经济和政治权力被集中于一点（中央国家）上，而工人和农民依赖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工资，那么从逻辑上说就存在一个“国家资本家”，一个控制了整个国家、从中能够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后者无论如何不像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那样采取利润的形式，而是采取(官僚）资本主义的“工资”形式。
然而这个论题造成了一个理论问题。不再与另一资本竞争的资本在马克思的意义上不再是资本。如果苏联并不是由许多资本而是由唯一的资本构成，那么怎么能够仍然存在市场竞争？在第二篇文章中，詹姆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在一个新的领域——世界市场去寻求结论：苏联在世界市场与其他国家资本的竞争将意味着，价值规律继续适用于苏联。
（这种）斯大林主义的经济由工资调节，而工资由价值规律支配。由于在现代世界中一个阶级社会的庞大开支；在持续进行的生产技术革命中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追赶其他国家的需要；在自给自足（伴随生产成本的巨量增长）还是对世界市场进行渗透（并因此服从于它的一切波动）之间的选择；帝国主义的争斗和一个落后的经济，这一切迫使斯大林完全像在德国那样看待劳动，把它看做一种商品，按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进行支付。
[39]
无论如何，这个并不完全清楚的段落似乎暗示了三个结论，即：
第一，苏联试图尽量便宜地生产它自己的物品，以免被迫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它们和/或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它们（“追赶的需要”）。
第二，苏联试图获得国外特殊的物品，因为它们的国内生产将使这些物品太贵〔“自给自足（伴随着生产成本的巨量增长）”〕
第三，苏联的劳动力是商品，因为要维持尽可能低的工资（“按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进行支付”）。
杜娜耶夫斯卡娅进一步阐述了詹姆斯提出的观点。她在三篇文章中集中了相当大量的关于苏联社会经济关系的信息，运用俄国的原始资料，并尝试去说明由总人口的2.05%组成的新统治阶级（她在统计上定义其为知识阶层的“最先进的部分”），[40]此后，她在一篇写于1946年末和1947年初的分三部分的论文中还提出了一个更系统的理论。正像沃洛尔早先做过的那样，杜娜耶夫斯卡娅也从一个“证据”——马克思曾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出发。与沃洛尔不同，她求助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另一节，即其中提到全部资本集中化的极限的那一段：全部资本融合到一个大资本家或公司中。[41]
其次，杜娜耶夫斯卡娅再次正好像沃洛尔那样，试图说明这一理论可能性在苏联已成为现实。她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确定，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必须应用资本主义的根本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但是其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必须区别于“常规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在她看来，两个特征适用于苏联。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占有以一种新方式发生（通过中央计划），而另一方面，价值规律以许多不同方式宣示自己：贫富矛盾已然扩大；工人必须按其价值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以防备失去谋生手段；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生产更重要；存在着（隐蔽的）失业；存在着与世界市场其他资本的长期持续的斗争；以及存在着由经济协作问题引发的持续不断的危机。
依照杜娜耶夫斯卡娅，新制度确立于1930年代中期。反革命用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者所期望的不同的方式发生了：不是以暴力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静悄悄的方式。工人的权力逐渐地被侵蚀。当时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和计件工资造成了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最后，在1936年，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的权力已仰仗一部新宪法而合法化，而布尔什维克的老兵在大清洗期间被清除。
对斯达汉诺夫运动和工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等这些多少有些偶然的论述，在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后来的出版物中受到了更大的重视——与前面提到的相类似，他们对现代工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感兴趣。在他写于1950年的书《国家资本主义和世界革命》中，詹姆斯以高度发达的美国企业为一方和苏维埃1936年以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为另一方，构建了一个全面的类比。两类组织都以相似的方式（生产线、计件工资）强迫工人从事精神麻木的苦工，而在别的地方受重视的生产过程的知识，在那部官僚机器中被计划方式用于推动积累过程和训练工人。[42]
如果我们把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的多种相关出版物集中起来，我们将获得一幅画面：苏联是一个庞大的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国家计划压迫和剥削它自己的工人，并在世界市场上与外国企业和国家进行竞争。
卡斯托里亚迪斯/莱福特
从1946年起，出生于希腊的经济学家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与来自围绕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圈子的哲学家克洛德·莱福特（Claude Lefort）合作，在第四国际法国支部中组成了一个反对派。[43]因为他们各自组织的名称，该团体被命名为科尼利厄斯—蒙塔尔思潮（Tendance Chaulieu-Montal）。他们在分别标示着1946年和1947年的两个文件中提出了他们的异端理念。他们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即苏联尽管有许多缺点，然而必须将其当作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国家来捍卫）予以否定，指出，在苏联，一个新精英阶层即官僚已经征服了权力，而且这个精英阶层独占性地追逐它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他们认为苏联是一个新的社会类型，正如同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竭尽全力进行扩张。[44]
最初，卡斯托里亚迪斯和莱福特的理论朝着“第三种历史解释方式”（一种官僚集体主义类型）的方向行进，但是从1948—1949年起，他们把斯大林统治的社会说成“官僚资本主义”，显然没有注意到有任何必要去证明这一理论变化。[45]他们为什么保留了相对有差异的应用于苏联的准确“标签”，这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1949年，《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Socialism or Barbarism）杂志——卡斯托里亚迪斯、莱福特及其支持者在他们于1948年离开第四国际之后出版的期刊——第一期面世了。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特别强调：在苏联，尽管消灭了传统的私有财产，但剥削和压迫仍然持续存在。
卡斯托里亚迪斯把剥削定义为社会关系，其中一个社会集团由于它与生产组织的关系，能够占有部分社会产品，这种数量的占有与它对生产过程的贡献不相等。苏维埃官僚在他眼中构成了这样一个剥削群体。毕竟，官僚控制了生产资料和分配制度，并掌握了社会消费资金，它因此表现为死劳动，凌驾于活劳动之上。它作为一个统治和剥削的集体（不像传统的资产阶级），使苏联不亚于一个资本家，因为资本家的剥削是指
生产者并不拥有由他们处置的生产资料，包括个体的（小手工业者）和集体（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而且活劳动取代支配性的死劳动，通过生产资料人格化的个人（资本家）的中介被生产资料所支配。
[46]
苏联只有唯一一个全能的雇主这一事实，明显地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因为，在竞争的资本主义中挣工资的人可以改换他们的雇主，而俄国工人的自由是受限制的：通常，他们既不可能离开他们的居住地，也从来不可能不介意他们的国家。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地位有点儿类似农奴。
工人流动性的有限的可能性，是与近乎全面缺乏对剥削的制约相关的。在竞争的资本主义中，工资水平和其他就业条件由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谈判产生，而苏维埃官僚可以单方面地强制实行这些条件。无可否认它受制于某些限度（例如，维持工人生存的最低保障），但是它的操控能力仍然极其强大。作为他们的零件，被剥夺了自治组织和生存保障降低到最低值的工人只有两种反抗的可能性：偷窃（成品和半成品、工具等）和通过生产劣质产品所表达的冷漠。
卡斯托里亚迪斯提出，整个状况——它可以被描述为权力绝对集中于一个社会小集团和“人类劳动生产力中可怕的危机”的矛盾统一[47]——在一个意义上是俄国工人本身的错误。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认识到，1917年以后剥夺资本家只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否定的动力”。毕竟，肯定的那一半，应由全部管理向工人阶级让渡来构成。俄国工人没有彻底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因此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抑或他们的不作为）造成了官僚的权力。
工人们认为，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剥夺了资本家（往往仰仗于布尔什维克的愿望），占领了工厂之后必将是把管理移交给政府，移交给布尔什维克党，移交给工会领袖。通过这种做法，无产阶级正在它奋力创造的新社会中放弃它自己的根本作用。
[48]
卡斯托里亚迪斯和莱福特以这种方式接近了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的观点。诚然，他们并没有提出两个美国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很多问题（例如世界市场问题），但是他们对企业层面权力关系的重视类似于约翰逊—福斯特思潮。因此，科尼利厄—蒙塔尔思潮和约翰逊—福斯特思潮相互保持联系，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且《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杂志发表了这些美国人的论著。[49]
克利夫
伊格尔·格卢克斯坦（Ygael Gluckstein，1917—2000），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以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50]）为笔名写作，自大约1947年起在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组织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反对派。他起初在1947年批判了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和官僚的集体主义论之后，于1948年以《斯大林主义俄国的性质》（The Nature of Stalinist Russia）为题发表了对他自己观点的一个详尽说明，这是一本有多个修订和扩充版、被数次重印的书。克利夫通过1944年后的东欧事件调整了思想。如果像某些人宣称的，那些缓冲区国家是工人国家，那么，正如他所总结的，斯大林就是在那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建立没有无产阶级自己行动的无产阶级国家，就会是可能的。克利夫认为自己遭遇了两个互相排斥的逻辑可能性：要么，东欧缓冲地区构建了真正的工人国家，于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也可以由他人来实现；否则，只有工人阶级能够解放自己，于是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就无法维持。在这一悖论中，他自己的选择是明确的——
当我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论时，我并不通过对价值规律在俄国、经济统计学在俄国的冗长分析达到它。没有任何这类东西。我是通过简单的陈述来达到它，即如果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的行动，那么你就不可能有一个有权指令社会发生什么的、没有工人的工人国家。于是，我必须在托洛茨基所说的东西——托洛茨基的核心是工人阶级的自我主动性——和所有权形式之间进行选择。我决定抛开决定该问题的所有权形式。
[51]
克利夫回到了托洛茨基1933年以前捍卫的观点，即唯一能使关于工人国家的讨论有意义的事情在于，是否需要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力并拥有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掌控。一旦不存在这个情况，人们也就再也不可能说存在一个工人国家，不管人们说它“蜕化”与否。那样，人们就可以把工人国家的概念运用于1917到1918年时期的俄国，因为当时它有一个社会性的自主化行政系统，但是，不能将之运用于那以后的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构成了革命性质的改变：官僚制开始以此为起点高速实行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大批无产阶级的产生和资本积累）。[52]
克利夫将斯大林体制下所巩固的国家资本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理论极限”。[53]正如一个工人国家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资本主义最后的过渡阶段。人们可以用以下图表表述这一思想：
|
传统资本主义
————————
国家资本主义
过渡阶段 ………………无产阶级革命
工人国家
————————
社会主义 |
既然不可能以渐进方式从统治阶级那里夺取资产阶级武装，因而国家资本主义向工人国家的过渡本质上必然是暴力的，克利夫相信，相反的过渡（据说1928年前后已在俄国发生）也可能没有暴力的。这里唯一的需要是，军队的内部民主制逐渐瓦解，并代之以一个来自下层的失控的指挥结构。[54]
那么，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有哪些特点？克利夫表示，他已相当透彻地研究了相关的当代文献，[55]把形形色色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元素结合在一个与众不同的综合方式中，这在最初看上去显得非常协调一致。他支持希法亭的观点，苏联的价格机制不表达自发的经济活动，只不过是一条（不完全是武断地决定的）传动带，国家机器以此调节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劳动分工。他分享了杜娜耶夫斯卡娅和詹姆斯的观点，相信个体企业在俄国不是自主的经济单位，而仅仅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从属的齿轮。[56]如果人们认为苏联处于孤立中，排除对国际背景的考虑，那么它就会极像“一个大工厂”，受一个中心的领导。如果人们在分析中包括了世界关系，那么这个大国有企业的资本主义特点就显而易见；当时众所周知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苏联，堪比任何一个寻求在竞争关系中生存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
然而克利夫并未放弃这一分析。当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已不考虑苏联和外国竞争者之间真正的竞争本质时，他提出了自己关于这一主题的理论。他的出发点是下述观察：
到目前为止，俄国的落后已经排除了一切有关俄国产品泛滥于外国市场的问题。另一方面，俄国市场则通过惟有军事力量才能摧毁的外贸垄断，阻止了外国商品的泛滥。
[57]
不过这一状况可以用来说明，作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苏联并不与其他外国资本竞争。而如果是这个情况，那么谈论“资本”在根本上还会有意义吗？克利夫认为，他可以通过假设国际竞争并不靠商品发生，而是靠以军备形式的使用价值发生，来中和那种明显的反对意见。这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的“创新”——这毕竟只涉及依靠已经实现的价值的竞争（商品的有效销售）——得到了克利夫下述方式的辩护：
价值表达独立生产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俄国坚持参与竞争的成果，是通过将使用价值提升为一种目标来表达的，该目标在这一竞争中取得了胜利。因此，使用价值一旦成为目标，将仍然是一种手段。
[58]
波迪加
阿马德奥·波迪加（Amadeo Bordiga，1889—1970），意大利共产党前领导人，1930年被该组织开除，曾在有关政治问题上完全保持沉默，直到墨索里尼确实垮台。[59]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他的影响力减少到只局限于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少数几个边缘性政治团体， 但是他立即着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出版活动。波迪加大力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永恒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不变的本质，正像他对这些原则的解释），他把从最新的历史事件中汲取教训视为最重要的任务。
在这一批判的历史重构的过程中，对产生于十月革命的那个社会的分析占据了中心地位。从1946年起到1970年他去世，波迪加发表了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关于苏联的文章，后来被收录入书。如瑞切斯（Riechers）的评论所述，所有这些作品的巅峰，处于1953年斯大林去世和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之间这一时期。[60]波迪加把自己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相区别，后者致力于获取对苏联详尽的经验辨析。
除了一篇用笔名“Alfa”发表的早期短文[61]，波迪加最重要的著作（大多数用化名发表）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他的政治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党的会议上所做的演讲。这些冗长的讲话部分连载于该党的机关报《共产主义纲领》（Programma Comunista）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波迪加1954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俄国和革命》为题发表；[62]以及1955年4月24日和25日在那不勒斯，1955年8月6日和7日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发言，以《今日俄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为题发表。[63]
第二类，是带有虚构性的对话。每一个对话（看上去实际上更像是自言自语）都分成三个“时期”，并解释了作者对苏联方面刊发的一个文本的立场。相应的出版物是《与斯大林的对话》（1952），对斯大林同一年的论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判，[64]以及《与死者的对话》（1956），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的回应。[65]此外，波迪加论述了 以前的所有类型的问题，多少附带地论及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66]在波迪加后期全部论述中显示出来的对苏联的巨大兴趣，是整个“波迪加主义”思潮所共有的。这种全情关注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深刻意见分歧引发了1952年的分裂。[67]
波迪加认为，1917年革命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反封建的革命，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其中资产阶级（农民也被认为与之结盟）和无产阶级形成了暂时的同盟。这样一场革命，由于无产阶级的重要贡献，可能导致三个结果：
第一，胜利（最初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福音）——由该运动转变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这是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模式。
第二，胜利后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接踵而至。
第三，失败——造成旧的专制主义制度的复辟。[68]
布尔什维克在为上述第一个结果而奋斗，但并不成功。由于1920年代期间激进势头的退潮（特别是在西欧和中欧），国际资产阶级可以去实现第二个变量。在一个“漫长的回旋期”中，它的产生显然没有更多地流血，不是对权力精英形式上的替代。[69]因此，封建束缚迅速让路于剧烈展开的资本主义。
因而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已把苏联视为后资本主义的复合体，而克利夫及其追随者认为他们可能发现了一种“先进的”资本主义，波迪加则认为只存在一个非常“初始的”资本主义，用他的话说，“一个并非从资本主义而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70]1952年，波迪加甚至将斯大林主义社会的发展水平与1848年以后的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相比。[71]
在他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苏联的描述中，波迪加采用了一个非常异质的（特殊的）资本主义概念。在他的定义中，比如存在还是缺乏一个统治阶级的社会学因素，和关于国家干预性质的政治因素，根本不起作用；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由按照一般等价物（货币）计算收支和争取投入产出之间的差异最大化（“利润”）的企业组成，资本主义就存在。这一定义宣称摆脱了谁剥夺了这一“利润”的问题：
当产品在市场上销售或被“解释”为企业资产、被理解成一个独特的但非常之大的经济孤立体，同时劳动者的报酬被置于负债方时，资本主义始终是存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伴随着复式簿记的经济学。资产阶级个人不是一个人类个体，而是一个公司。
[72]
对于我们，现代世界中的每一个商品生产体系，在与劳动力相关的领域，也即工人在生产公司中类集的领域，都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
[73]
基于这一总体概括的定义，波迪加以逻辑一贯性来“证明”苏维埃经济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显然并不困难。苏维埃国家在性质上区别于“常规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事实，如前所述，对波迪加不具任何重要性。毕竟，国家属于上层建筑，在对生产关系的特定叙述中无法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国家在苏联并不体现一个独立阶级的权力，它最多只能被视为这种权力的代表。
与伯纳姆相反，波迪加称，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国家官僚永远只构成统治阶级的工具，但是从不化身为统治阶级本身。超出工具范围，谈论苏联的统治官僚没有任何意义，尚且有另一个理由：人口的大多数受雇于国家。[74]尽管资本主义已经胜利了，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并没有因此崛起。国家只是一个仲裁者，一种工人阶级通过它受剥削和压迫的“竞争渠道”。从这一状况中得益的真正代表是俄国的农民和国际资产阶级。[75]
第三节 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古特曼
约瑟夫·古特曼（Josel Guttmann，1902-1958），曾在一段时间被看作是捷克斯洛伐克最有前途的青年共产主义者领袖。他是自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1年创建起就加入该党的积极分子，当时他19岁。八年以后，他被选入政治局，并担任该党机关报《红色权力》（Rudé Právo）的主编。随后在1931年被任命为共产国际的政治书记。然而这一段耀眼的政治生涯在1932年戛然而止，当时古特曼开始批评德国共产主义者执行的对希特勒的策略。他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一种他开始觉得有吸引力的思潮。1933年，他被开除出党的所有领导机关。[76]
古特曼1938年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后经由哥本哈根和伦敦前往美国；到达那里之后，他积极地参加了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移民中的政治讨论，并发展了他自己的苏联理论。他第一次在移民同僚卡尔·魏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住所的著名会议上提出这一观点，并随后在1944 年以Peter Meyer的笔名发表。[77]古特曼反对那种非此即彼（tertium-non-datur，拉丁语，意为“没有第三种可能性”。——译者注）的观点，认为它或明或暗地隐含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家和（蜕化的）工人国家论理论家的根本前提。他们指责缺少对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在苏联的特点进行的特殊定义，并推断已存在一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比较而言，古特 曼愿意认可第三种可能性，即他们对苏联的两种否定性解释都是正确的。正如“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国家”的支持者所正确指出的，资产阶级和价值规律的统治在苏联是缺位的，但也正如“国家资本主义”所正确指出的，社会平等、自由和民主在苏联同样是缺位的。他相信，唯有这两个观点的结合，才能对斯大林主义形态提供真正的洞见。
开始看来似乎是，他们的两种否定性观点都是正确的，而当他们从这些观点非常危险地跳跃……到他们的结论时，两方面都是错误的。也许俄罗斯既不存在资本主义，也不存在社会主义，而是第三种事物，某种在历史上相当新颖的东西。
[78]
在论及国家在经济中的统治作用、饥荒和实际工资下降、收入不平等、工人的无权状态和缺乏政治权力之后，古特曼得出了苏联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结论。但是，这个统治阶级是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类型。古特曼的解释可呈现为下表：
| | 资本主义 | 苏 联 |
| 生产资料 | 通过私有财产权利控制 | 通过社会行政权利控制 |
| | 由私人雇佣管理 | 由等级制的集体管理 |
| 劳动力 | 工人可以选择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谁（在有限的时间内） | 工人的劳动力无限期地从属于集体剥削者 |
| 工资水平 | 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的界线被竞争的劳动市场和经济规律的自发运作所决定 | 总产品和剩余产品之间的界线由官僚剥削的努力所决定。工资水平被压到更低的限度，在此之下工人阶级处于灭绝的危险中 |
古特曼还在与资本主义的简单的商品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比较中，确定了苏联的中间阶级〔集体农庄的农民、劳动者贵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等〕。然而苏联的中间阶级的存在无法防止统治者和工人之间的阶级界限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封闭。依赖裙带关系、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和继承的财富，未来的官僚阶层主要由官僚的子女组成。
与早期的理论家们相比，古特曼很能看出该官僚制度的结构性的矛盾和失衡。首先，他确定了积累过程中的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每个统治阶级成员的社会位置——他的地位、工资等，有时甚至包括他的生命和肢体本身——都仰赖于计划的实现，而且因为物品的投入和产出价格由上方决定，所以每个官僚都感到要强迫降低工资和提高工作速度。[79]但是，由于低工资，工人营养不良，减少了劳动生产力，因此也减少了社会产品，以至于官僚必须再降低工人的生活标准，去实现计划产出量。
其次，资本主义的缺位和社会主义的矫正方式（一方面是价格和利润，另一方面是民主统治）意味着，整个计划过程变得混乱无序。
“唯一来自上面”的管制和批评无法替代公共管理。如果来自上面的指令即使亳无意义和无法实行都不受批评，那就不得不弄虚作假去执行它们。专制制度迫使每个人去说谎。……即使用最好的统计学，计划经济的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它们变成了统治。
[80]
古特曼说明该官僚制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和在反对纳粹德国的斗争中维持，是依靠了计划经济提供的如下优点：在紧急形势下，所有人员和物资可以被集中在一项任务上，没有任何社会障碍挡道。
如果苏联社会将产生向社会主义的真正过渡，那么像托洛茨基建议的一场政治革命是不够的；需要一场总体的社会革命，它将在质上改变那种生产关系。
第四节 “无标签”的种种解释
1950年代初产生了一种有意思的理论发展。几个来自西德的独立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从1930年代起用以描述苏联的种种标签。他们认为这些标签太过粗陋，并试图阐明比旧方法更“开放”的新理论。这些作者不是太重视寻求正确的描述，而是去寻找一种可能与观察事实相符的理论。他们中仍珍视早期理论的人认识到，把一切传统“标签”都归于苏联比较勉强。因此，比如赫尔穆特·弗莱舍（Helmut Fleischer），他曾指出苏联已经发生了资产阶级的蜕化过程）说：
如果适当地思考这个政权的历史起源和历史地位，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只能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两点远比人们可能选择的名称更根本。
他因此拒绝使用如“国家资本主义”、“蜕化的工人国家”和“官僚的集体主义”等标签。[81]
这一（短暂的）反教条主义是与1949年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分裂和联邦德国以“独立工人党”（UAP）命名的铁托主义运动的出现相联系的。[82]虽然独立工人党只是一个短期现象（该党只存在于1950至1951年），虽然铁托最重要的思想家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为这一时期各式各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辩护，[83]但是它所体现的对共产主义正统性的侵蚀似乎也激发了其他许多更大胆的解释。新异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中以及在围绕独立工人党的圏子中处处可见。
斯泰因伯格
经济学家弗里茨·斯泰因伯格（Fritz Sternberg，1895-1963）[84]从1926年起就是国际知名学者，他的主要著作《帝国主义》（Imperialismus）对1950年代初的苏联分析做出了一些贡献。从这些著作可以看 出，斯泰因伯格明显不再像20年前那样接近托洛茨基，而且同时已提出了他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变体。
在他1951年出版的概括性广泛的著作《研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on Trial）中，斯泰因伯格适当地关注变化的世界形势，概括地分析了俄国社会自1917年以来的发展。首先，有意义的是，与其他许多人不同，他反对一切贴标签的倾向。俄国（斯泰因伯格几乎从不提“苏联”）已经在国内终结了封建关系，同时消灭了资本主义。 同时，它所建立的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像任何东西。相反，一个压迫性的党的专政已经产生，它接续了一些沙俄帝国的传统。在政治上看，这种矛盾状况的结果是一个混合的社会形式（依照斯泰因伯格的看法，这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它混杂了进步的和反动的潮流:“企图用一个名称来概括它（比如，新的国家形式）是徒劳无益的。把俄国发展的一面误认为另一面，容易发生误导。”[85]
在他对十月革命后的发展的重新解释中，斯泰因伯格也注意到其他人已确认的许多方面：该党专政的社会基础的缩小，比如表现为工会的阶层化、在世界市场上的那种独裁倾向，等等。在这一解释中，他指出，这种党的专政最初（在列宁的领导下）主要是对准旧剥削者的，但已越来越发展成一种专政，它通过对工人和农民生活标准的强大干预，强制推行工业化进程。
对这些众所周知的观点，斯泰因伯格添加了两个新要点。第一，他相信，惟有人们认识到农业集体化的结果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同，才能正确理解农业集体化。也就是说，国家拥有农业集体的机械（拖拉机和各种工具）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些集体像旧中国的乡村社会那样依靠国家。搞不清楚这些判断是否受魏特福格尔的影响。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斯泰因伯格通过解释水利方面的相似例子，的确是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接近了东方专制主义理论。
其次，斯泰因伯格打算把战后苏联对东欧的扩张称为“红色帝国主义”，带有限定的条件，即指一个受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影响的完全不同的帝国主义。当资本主义在它的殖民地实现了与大土地所有者的联盟时，苏联推动了一场土地革命；当资本主义操纵限制其殖民地的工业化时，苏联相反刺激了工业化；而资本主义为了寻求高利润销售其商品剩余进行扩张时，苏联经受着物品短缺，并且没有任何必要把物品销往其他地方。简言之，“红色帝国主义”的社会内涵完全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内涵。依据斯泰因伯格，这也意味着，对于苏联，不存在扩张主义的内在必要性，尽管这样一种扩张对于维持该政权肯定会有某种效用。
同年，斯泰因伯格还出版了另一本关于苏联的书，题为《它这样终结……》（So It Ends...）。在这本著作中，他在全面推进同类观点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他不再提及一个结合了进步和反动潮流的社会，而说成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必须在全球的每一层面上（政治的、军事的和意识形态的）与之进行斗争。[86]
赛康
1952至1953年，新闻记者迪特尔·赛康（Dieter Cycon，1923— ）[87]在《火花》〔Funken,弗里茨·兰姆（Fritz Lamm）及其追随者的独立左派社会主义者月刊〕上，用缩写名字“D.C.”发表了一些锋芒毕露的文章。在对各种反驳〔由亨利·雅柯比（Henry Jacoby），化名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和荷兰社会主义者弗里茨·基夫（Frits Kief）提出〕的回答中，赛康后来扩展了他的一些分析。
赛康对斯泰因伯格的著作的理解，[88]至少像后者一样认真。在回应对他的批评时，赛康争辩如下：
多数观察者认为，我们对苏联的进步知道得太少，而且我们知道的那一点点也是不完整的，并且总是从一种特殊的观点去看。说到底，我们正在对待一个历史上独特的经验，没有可比性。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参照点，用那些肯定能及时被证明是错误的常识，来仔细地得出一些结论。
[89]
在苏联自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的发展中，赛康发现了运行中的三个关键因素：共产党内一个小领导集团的独裁权力；强制性的工业化；以及伴随这一工业化的一个具有技术和经济功能的主要阶层的出现，他将这个阶层指称为“新知识阶层”。
由于大型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复存在，这个新知识阶层在社会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知识因此成为一种比财富更大的资源。它是一个包括了在收入和社会权力上差别极大的大规模职业群体的阶层。尽管就平均水平而言，他们在物质上都比工人和农民富裕，但是他们内部差别如此之大，以至其最低层的生活水平接近于工人的生活水平。相互的社会界限因此是相当不固定的。
新知识阶层能够争取和保持他们地位的最重要的方式是他们的职业知识。在这个范围内，这种知识越来越形成社会垄断（因为作为非新知识阶层子女的其他人不太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知识精英能使自己与社会其他部分相隔离，并将自己转变成真正的统治阶级”。依据赛康，这个走向的趋势已显而易见，然而这个过程决没有完结:“具有大大小小功能的数百万管理人员决没有成功地使这一阶级形态稳定化”。[90]
赛康并没有明确回答该阶级形成过程究竟是否会达到其稳定点的问题。他的观点似乎的确是指向另一方向。他注意到，苏联经济自大约1930年代以来的“显著增长”可能是由于三个因素的结合形成的：投资品生产的优先性；一个非常低的生活水准（由于相对抑制消费品领域的生产能力）；以及大范围的恐怖行为（必须强迫全民接受那些不得不做出的牺牲）。[91]
在1950年代初，赛康称这一政策巳经取得了成果：重工业达到了高水平，国家的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可观。因此，正像最新的五年计划目标建议的那样，到了更多地注重消费品部门的时候了。现在，计划有可能既提高新知识阶层的生活水平，从而巩固它的统治阶级地位，也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从而促进平等（这还可能减少恐怖行为）。
苏联领导层可能会选择这些选项的哪一项，取决于这个社会等级制度最高层的权力关系。赛康发现了以党的领导层为一方和以经济官僚及国家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更多的权力，顺着阶级国家的方向发挥作用；前者则操控着这一发展。 党的领导阶层高踞于形成中的新阶级之上，抵制官僚阶层的膨胀，并试图通过各种清洗使社会体制更有活力。通过在广泛的人口阶层中寻求支持，它试图控制住官僚制。赛康似乎有信心取得这一工程的成功。至少，他的一篇文章设想，总体生活水平从1960年代起将会有很大提高。[92]
弗勒利克
保罗·弗勒利克（Paul Frölich，1884—1953）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老兵，曾是魏玛共和国国会中的共产党议员代表，并在后来（1932年）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他从1934到1935年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先是在法国，后来在美国。在重返联邦德国后，他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此外在《火花》即赛康也发过稿的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93]
在他生命的最后年代，弗勒利克继续写作一本关于斯大林政权本质的书。这一未完成研究的片段很晚才发表，[94]但是通过在西德政治出版社的一些书稿和他与其他左翼社会主义者的相同观点，弗勒利克理论的重要成分在1950年代初已广为人知。弗勒利克在他致罗斯道尔斯基的一封信中称苏联是“一个新的历史现象！”并补充道，“将为这一现象建立名称。同时，如果人们设想该问题”[95]，像大多数作者一样解释斯大林主义专政的起源，解释关于西方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严重程度，“这个名称能够做到”。但是与大多数人不同，弗勒利克从客观原因推论这一缺乏：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别处，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至今并不存在。俄国革命因此在试图建立社会主义中不得不失败。其结果是：
一个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个中央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但是，它是一个已经突破了资本主义屏障的制度，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的规律不再适用于它。而这个计划经济以最残酷的矛盾和最野蛮的统治方式在一个社会中实现，这完全是社会主义时机未成熟的结果。
[96]
在作者身后出版的那些片段中（与他生前发表的反思部分相同、弗勒利克试图通过研究与“第一流的”统治官僚机构（例如中华帝国）的差异和类同，更深刻地认识苏联官僚制。他的理念出发点是：明显稳定的“中国”类型官僚制，只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有限的、相对平衡的社会形态中存在。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官僚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现象。在这个从十月革命产生的社会中，弗勒利克发现了大量不稳定的均衡的一种结合体，它将会在或短或长的期限内走向动荡不安。
第一，目前匮缺的中间阶层将能够吸收和疏导官僚“机器”与人口的大多数之间的矛盾。例如，当专制主义国家不断从特权阶层和剥削农村人口的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取得长期支持时，“极权主义的”苏联官僚制却形成了一个国家机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联合体。这使统治阶级成为一个非常残酷的和压制性的政权，一旦人民大众开始动员起来，其政权地位就将受到挑战。
第二，该官僚统治阶层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的精英阶层，它保持自己对教育的垄断，并开始呈现出一种组织严密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各种特点。这最终将对精英的行动能力和政策决策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统治能力在什么地方变成一种可靠的特杈，其承载者的道德将不可避免地耗竭殆尽。意志力、付出巨大牺牲的准备、一个人与自己个性的不计后果的斗争，当然还有作为统治阶层的态度的坚定性，肯定都将变得麻木不仁。操控成为一种常规。然而如果这部机器变得墨守成规，它就会变得不可能适应新的条件。
[97]
第三，精英的僵化导致一种渐进的官僚化。工人以及在那个官僚体制内的各种阶层，都被剥夺了行动自由和争取自由能动性的可能性。那时，阴谋诡计和奴颜婢膝开始决定行为密码。
第四，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的出现，窒息了任何一种形式的独立思想。批判成为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橡皮图章式的教条主义。过去曾作为衷心搜集讨论意见的论坛的党，现已蜕化成一个只允许唯唯诺诺的人发出和听从命令的集团。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意味着，在非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中的这个非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官僚专政是极其脆弱的。虽然不能排除该政权在相当一个时期仍然会“不可动摇”的可能性，但它的垮台被断定是不可避免的。
科夫勒
利奥·科夫勒（Leo Kofler，1907—1995），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麦克斯·阿德勒（Max Adler）的学生，阿德勒评价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确认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确认他从青年时期起就已属于该党”[98]。1947至1950年他曾在东德工作，后来前往西德。[99]在重新定居之后，他很快撰写了几本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书。1951年，他用Jules Dévérité的笔名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arxist or Stalinist Marxism？）。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加入了反对那些宣称计划经济的存在和全能官僚制的崛起有着因果关系的人的辩论。1952年，科夫勒的《卢卡奇的例子》（The Case of Lukács）即关于这个匈 牙利哲学家的评论面世了。在他看来，卢卡奇是对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最伟大的批评家和最伟大的理论家。[100]他随后立即出版了《斯大林主义官僚制的本质和作用》（The Essence of Role of Stalinist Bureaucracy）一书。
在后一本书中，作者时而倾向于铁托主义，试图戳穿苏联社会的本质。尽管科夫勒正如铁托主义者那样，将斯大林主义官僚说成一个有特权的社会阶层，[101]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基于社会主义原则的计划经济内行动，[102]不过，科夫勒不同意这一官僚制在本质上是寄生性的观点。毕竟解释不了它主动争取和捍卫特权的事实；真正的问题涉及允许官僚获取如此之多权力的环境，它能够使官僚积累这些特权，并能够使特权保留数十年。[103]
科夫勒认为，即使是一个从具有长期民主传统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出来的革命后的社会，也将不得不应对种种严峻的内在困难。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的评论相一致，科夫勒假定，在这些环境下，在新生产方式和保留下来的旧分配方式（货币、资产阶级的公平）以及官僚制之间的矛盾将会继续存在。不过，在一个民主过渡社会，决策将从下层产生，计划经济的官僚式蜕化的可能性将因此被排除。[104]
然而，在苏联，另一个大问题使这一状况变得复杂了。第一，几乎完全没有民主传统。那些将能够阻止向一种新的独裁发展的少许力量，在国内战争中被摧毁了。第二，1917年前后的俄国的确不具备工业发展的先进水平。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资本积累和消费品生产趋于相互增长（一个科夫勒并未详细解释的概念），而积累的发生并不以损害消费为代价。然而，在一个欠发达的社会如苏联，两个经济部类之间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原始积累——生产资料的生产组成——在损害消费品生产的情况下发生。官僚制因此肩负了为这一鸿沟搭桥的矛盾任务，并至少确保不让这一矛盾爆发。表面上，它充当了一个客观的仲裁人，只关注这一总体的利益，也就是在积累和消费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但是实际上，它反对群众的利益，捍卫积累的利益。在这一政策框架中，它肆无忌惮地将它的权力扩张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包括文化和精神领域。[105]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官僚相比，是由曾经是“理想主义的”和主观上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组成的。科夫勒鉴别出其某种与早期资产阶级官僚（在16和17世纪）相似的特征。正像那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官员（因为他们都卷入了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顽强斗争）一样，斯大林主义的精英也曾是献身的和乐观的。这两个社会集团都表现出那些马克思和韦伯所认定的早期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
积累的狂热、勤奋和这一态度的道德底色，不仅在它自己的阶级中，而且首先在工人群众中，有一个实现基本以纪律约束为主的教育效果的目标。
[106]
毋庸讳言，科夫勒将这一相似特征（他并不想扯得太远，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缺少禁欲者的狂热和个人节俭的努力）与以下事实相联系：两种官僚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都是工具性的。[107]凭借这一分析，科夫勒得出了以下结论：斯大林主义，由于其官僚制和恐怖行为，“迟早”将会消失。[108]积累和消费之间的鸿沟一旦被填平，一个在民主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就可能会出现。
第五节 各种争论与相互批判
多伊彻争论
进入1940年代，讨论主要围绕着苏联制度如何产生、它应当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在广泛的历史清理中定位的问题进行反复思考。参与者对于这一社会形态结局的思考存在两种主要看法：要么工人阶级将在适当的时候很快解决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要么这种专政将会长期持续，然后逐渐使自己变成累赘。
波兰犹太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907—1967），直到大约1940年才成为第四国际的成员（化名Josef Bren），[109]他提出了关于该官僚制将在1940年代期间垮台的一种全然独特的构想。当他的有关斯大林的传记最终在1949年发表时，这个构想已变得很清晰了。在这部不朽的著作中，多伊彻无疑抛弃了他关于可能甚至大概有一场走向民主的快捷革命的看法。[110]他在其写于1953年斯大林死后的第一个月的《斯大林以后的俄国》（Russia After Stalin）一书中，详尽地解释了这一预言的细节。在这里，他捍卫和改造了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多伊彻认为斯大林主义——他在其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和“半亚细亚的”成分——作为一种历史上不可避免的工业化的绝对权力，曾以迅疾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结构。既然强制积累的工作已经完成，这种政治权力也将愈益趋于过时。
斯大林主义巳经耗尽了它的历史功能。如同其他每一个伟大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已无情地运用强力和暴力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并确保了它的存活。一个过去建立的政权为其持续性依赖于社会习惯的强力。一个革命的制度靠强力创造了新的习惯。只有当它的物质架构稳定地确立和巩固时，它才能够依靠它自己内在的活力；它才能从原先保卫它的那种恐怖中获得解放。
[111]
按照多伊彻，伴随着斯大林之死的种种变化，为从政治—文化“上层建筑”到新经济“基础”的深远调整，拉开了一道序幕。
尽管他不排除斯大林主义再度复苏的可能性，但多伊彻相信，这种倒退由于其在结构上的多余，本质上只可能是短暂的。作为第二个可能的情节，他构想了一个军事专政的建立。如果斯大林主义的解体导致了混乱并削弱了社会纪律，它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拿破仑式的”政权，将会离开原来的经济制度，而以一种权威主义的方式改造其上层建筑，并相当可能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好斗的姿态。然而，如果第三种选择失去控制，这一变体仍然只有一个被现实化的现实机会。对于多伊彻，第三种选择是最可能的：由马林科夫（Malenkov）领导的改革者，将实行一种向民主方向的渐进演变。
在1930年代，托洛茨基倡导一个反斯大林的“有限的政治革命”。他不是将这场政治革命看作一个已全然羽翼丰满的社会反叛，而是看作一个把矛头对准那些使这个国家恐怖化的政治警察和小宗派的头子的“行政行动”。托洛茨基悲剧般地领先于他的时代和他的未来观中的预言，尽管他不可能想象斯大林的亲密合作者会按照他的计划行动。马林科夫政府现在执行的恰恰正是托洛茨基构想的“有限革命”。
[112]
多伊彻在各种背景下重复了这个“来自上层的民主化”理论，并至死不渝地坚持这一观点。[113]
毫无疑问，多伊彻的解释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有分歧。当托洛茨基可能将一场“政治革命”仅仅想象为工人阶级来自下层的造反运动——按照他的设想，没有任何一个精英会自愿放弃他的权力给他人——时，多伊彻则认为，（部分）官僚是革命主体。丝毫不令人意外，这一修正主义推动了来自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猛烈批判。《第四国际》杂志将多伊彻比做爱德华·伯恩斯坦，并指责他的空想：
马林科夫的“有限革命”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多伊彻虚构的产物。当新的血腥清洗在苏联开始，马林科夫的军队用坦克和机械步枪来回应反抗的东德工人和大规模逮捕罢工者之时，多伊彻的新书几乎墨迹未干。
[114]
然而，这一批判并不妨碍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相信多伊彻的非正统理论的一些方面。那些人的大部分——包括像伯特·科克（Bert Cochran）和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那样的人——很快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15]
多伊彻还在托洛茨基主义阵营之外挑起了激烈的争论。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反共杂志《证据》（Preuves）上尖锐地攻击他。阿隆反对多伊彻的预言，认定“渐进民主”这一理念不适合充当拯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1917年梦想”的全新尝试。而更大的可能是一种波拿巴主义专政的到来，一种阿隆以某种乐观主义去欢迎的前 景，因为按照他的观点，军事领导人将会寻求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116]
多伊彻在天主教左翼杂志《精神》（Esprit）上对阿隆、附带也对他的托洛茨基主义批判做出了回应。在这一答复中，他以一种原则性很强的方式反对所有作者（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方面的），后者都把苏联描述为一个僵化的垄断集团。多伊彻比在《斯大林以后的俄国》一书中更强烈地捍卫他的观点，即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专政，它曾强势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只要国内和国际形势是理性稳定的，随后它将能够基于它自身的力量使它自己民主化。多伊彻强调他的分析的制约条件。关于工业化和民主要求之间的联系，他评论道：
我所说的一切，是那种趋于提高群众的民主愿望的工业化。当然，这种愿望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阻挠和抵制。
[117]
他同样强调，他的有关巨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必要性在苏联已经消逝的论题，应当被解释为仅仅是论及一种趋势。掌握特权的少数，在一个较长的时段，没有兴趣维持社会对抗和社会镇压。收人的重大差别（因此是精英的特权）在强制的工业化进程中已经补偿了强烈的物质刺激需要，并因此带有“更广泛的国家利益”。既然已经克服最初的社会贫困，收入内部的逐渐拉平将变得值得努力。这种再分配不会导致精英的损失。政治不自由，也已使该体制变得功能紊乱（多伊彻并不明确支持这一观点），该体制将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而灭亡。如果国际紧张局势加剧，那么可能导致民主化受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国内也将出现强烈 的紧张状态，社会不稳定可能导致产生一个俄国的波拿巴问鼎权力，这可能复活战争的幽灵。斯大林在国内的恐怖行为已与他的相对“和平”外交政策结合起来，如果新的波拿巴产生，这一结合将会被颠倒过来:“他将被迫去国外寻找对（俄国）国内紧张状态的解决方式”。[118]
在几个月内，美国独立社会主义者杂志《异议》（Dissent）发表了《精神》上这篇文章的一个略有删节的译文，[119]导致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讨论。受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出生于德国的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认为，如果存在用民主意识教育工人大众的自治工人组织，工业化可以单一地、独立地导致民主化。斯大林主义使工人们受到更好的教育这一事实，在这一背景中没有任何意义；而教化的可能性惟有靠民主教育来提高。多伊彻关于能够实现一种更平等主义的收入分配的观点，也是科塞批判的目标：
如果大多数物品在俄国是“自由的物品”，就像去说水在美国东部，无需任何竞争性争夺就可能获得，但是这样的话，人们还需要认真地去讨论这个选择吗？
[120]
只要苏联还没有变成工人的天堂，精英（科塞将它作为一个阶级）就会寻求保持他们自己的权力。他注意到，统治阶级从不会自愿放弃它的特权，除非在现实的和具有强烈威胁性的革命发展的形势下。
亨利·莱巴希利（Henri Rabassière，即Heinz Pächter）从另一角度构成他的批判。他不否认俄罗斯某种民主化的可能性，但认为存在着根本的结构局限性。与多伊彻和早期的批评家相反，莱巴希利提出了分析改革的一种循环模式。据称精英中存在着与特定集团即工业部门或文化利益集团相关的不同的部分，只要部分官僚找到了他为这样一个亚集团谋取特殊好处的理由，中央计划制定者就会评估相关措施是否与该计划的其他部分相兼顾。如果是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民主化”；如果不是，那么该亚集团的官僚就被打上“叛国者”的印记。“宽松”和“紧张”阶段因此交替反复：
“宽松”和“紧张”的不断循环制造了派系小集团和对它们的否定，吸引新的管理人员进入这个行政旋涡并摧毁他们。……这非常不同于民主制或波拿巴主义——多伊彻单独为苏联在斯大林主义的短暂“复辟”之后设想的两种选择。
[121]
既然这两种不同的循环都是从真正的社会变化中产生的，那么它们都不符合外交政策的特定内容。
皮埃尔·多列士（Pierre Tresse）在他的批判中，强调多伊彻在提出苏联体制有充分的灵活性去适应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渐进过渡时运用的标准问题。如何证明多伊彻推论的正当性，即这样一种和平的转化只可能在苏联而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中发生？
两个互相牵制的确定的社会集团，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对立，并因此继续展开相应的社会斗争。这些斗争能够趋向于，或者可以说在事情的纯粹发展过程中自动地被克服吗？在这样一个转化过程中，这些要被克服的障碍在俄国要比在西方更大还是更小？这种体制是更灵活还是更严苛？这些是多伊彻先生在他能够如此愉快地提出斯大林主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122]
最后，保罗·维林（Paul Willen）认为多伊彻归纳得太快，因而以荒谬告终。当然，把官僚制精英看成一个铁板一块的集团是不对的；在社会高度紧张的时代，人们的确不能排除精英中的个体成员——倘若他们就是危急形势所要求的领袖类型——转变立场和加入大众的可能性。但是，依据这样一种思想事实上能得出什么结论？如果一个人断定不是整个官僚制都一致反对改革，那他就肯定不会由此推断出官僚将引领民主化过程这个结论吗？换言之，多伊彻似乎太多地认同据说有好意图的精英，而太少地认同被压迫的大众。[123]
多伊彻用一个反驳总结了这场讨论，对其思想进行了另一种系统说明，[124]然而没有回应他的批评者提出的所有观点。他完全以托洛茨基的模式，把苏联官僚描述成一条“巨大的阿米巴”，不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中，而是从消费领域中获得它的特权。因此精英的权力基础是极其不稳定的：这些特权的价值（这些特权和它的强度将会得到精英的保护）仰赖于社会总体的富裕或贫困。因为苏联现在处于从“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似乎是多伊彻从普列奥布雷斯亨斯基（Preobrazhensky）那里借来的一个概念[125]〕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积累的过渡中，所以消费品部门可以开始大力增长，精英和群众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可能缩小。多伊彻认为，如科塞所论证的，即使没有形成一个总体富裕状况的前提条件，人们也应当认识到，这样一种发展将会有平等主义的结果。很明显，收入分配在未来仍将会是倾斜的，但是比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倾斜较少。争取国民收入的争斗因此变得较不具有爆炸性，（随着）国民面包的增长，为了“分享”的竞争确实逐渐变得较不野蛮和更文明化；这些分享可能最终会变成“公平”。[126]
上述因素能减少压迫，并伴随着民主化。显然，工业化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自动的联系，但是更富裕意味着社会矛盾将会变得不太尖锐，能够在某种共识的基础上实行强有力的统治，并允许更多的公民自由。无论如何，最持久的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在美国和英国那些相对最富裕的国家，不是历史的偶然。苏联官僚是否会在社会矛盾的减少中看到放弃其特权的充分理由，是多伊彻不可能用确定的事实肯定的某种东西。对它将会在什么程度上促进改革，他特意将之留作一个开放的问题。然而，他的确认为，官僚制能有某种剧烈的改革这一事实，不可能像维林所宣称的，被解释为对精英的投降。多伊彻坚称，正相反，“我的第一位的忠诚——需要说这个吗？——不是对那些官僚的，而是对那个世界的那些被压制、被迫害和被欺骗的人民的。”[127]
对伯纳姆的回应
伯纳姆的《管理的革命》1941年发表于纽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后在西欧大陆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该书的法文版以L’ère des organisateurs为题、在德国以Die Revolution der Manager为题于1947年面世，公众反应空前热烈，而大量书评感人至深。[128]我在这里约束我自己只讨论一些较突出的评论。
伯纳姆的著作包括两个主题：（1）基于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垮台，那里已出现一个新的阶级社会；（2）同样的阶级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或无论如何尽可能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复制自己。批评家们一般都同意第一个论题，即使不正确，至少部分正确。他们不赞成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发展意味着与资本主义决裂，以及这个新阶级社会将迅速扩张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观点。[129]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月刊《未来》（Die Zukunft）发表了雅克·汉纳克（Jacques Hannak）在1947年底写的一篇文章，文中部分支持了伯纳姆的看法。[130]就美国的批评者如何描述苏联已出现一个新阶级社会，汉纳克说，人们几乎都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想要为“管理的革命”也将在其他各地取胜的观点提供证据时，伯纳姆的推理就站不住脚了。汉纳克指出，只有在一个相当落后的社会背景下，企业领导和技术官僚才能够发展成统治者，而在资本主义更高度发达的范围它的权力似乎减弱了。恰恰在美国，与罗斯福新政相比经理们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事实，在这方面是极有启发性的。汉纳克因此认为，伯纳姆的宿命论无法确证，而且他过多地从管理者必须扩张他们权力的社会前提出发去进行概括。
德国议会共产主义者威利·汉恩（Willy Huhn）为伯纳姆的理论提供了一篇长文。汉恩的主题基本上是：伯纳姆已经正确地说明了管理者们正在增长的权力，但是伯纳姆不正确地从那种权力中推演出资本主义的消亡。汉恩接受如下观点：管理者的崛起唯一描述了马克思曾说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废除”的表现——作为财产所有权的资本和作为实际存在的企业管理的资本之间的分离。如果国家篡夺自治的所有制功能（并因此成为一个“真正的总体资本家”），并在高层次上实现与企业领导层的融合，这并不意味着与资本主义的决裂，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汉恩提出，人们可以赞同伯纳姆的如下观点，“跟随在资产阶级之后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管理阶级”，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必须认识到，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与之直接有关。因为伯纳姆认识不到这一点，他被迫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头足颠倒。定义一种生产方式，毕竟是一个确定经济结构的问题，而这决定于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在苏联正像在西方一样被异化了。而伯纳姆肯定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曾宣称，管理社会的这一不同类型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但在这样做时，上层建筑标准被称作决定性因素：国家和生产资料之间的法律关系被认为比基础、经济结构更为根本。汉恩的结论是清 楚的:“伯纳姆的确给许多人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印象，但恰恰没有采取马克思的独特视角。”[131]
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法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在劳工国际法国支部（SFIQ）的月刊《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上发表了他评论伯纳姆的观点。布鲁姆也相信，管理社会并没有超出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的范围：工人并没有在其中得到解放，各种工资劳动法规仍然禁锢着工人，只是他们的雇主不一样。资本主义的毁灭只有当它的一切相关方面都被消灭时才会发生，包括彻底消灭捆绑在私有制上的、表现于“人类行为全部形式中的不平等”之中的“道德关系”。斯大林主义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只不过证明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可能同时正在拥有被消灭的资本主义”。[132]
在美国，布鲁姆的著作发表在《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上，[133]彼得·迈耶尔（古特曼）对此作了回应，并利用这个机会批判所有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如果国家是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人们谈论资本主义能有意义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一旦通过资本的绝对集中，所有竞争已 全部消失，那么价值规律在任何方面都不再适用：那时商品价格不再与价值相关联，跨经济部门的生产资料分配不再受利润调控，企业不创造利润也能生存，无政府主义的生产让路于有计划的协作。劳动力市场不复存在，因为工人们只能把他们的劳动力卖给唯一的雇主，即国家。其结果是，虽然如布鲁姆所正确地说明的，继续存在剥削和不平等，但不能说存在（国家）资本主义。
不同的阶级社会总是以
特定的方式——统治阶级以这种方式迫使生产者生产他们的剩余产品——相区别。资本主义剥削的特定方式是，通过自由的工人为了劳动力的价值出卖劳动力；新阶级社会的特定方式是，通过国家奴役工人。
[134]
最广泛的辩论发生在一本引人注目的法文月刊《国际杂志》（La Revue Internationale）的专栏中，曾有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各种不同的左翼思潮的代表全都在这里发表过他们的观点。编辑们〔以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的笔名〕在1947年6月发起了这场讨论，称伯纳姆为剽窃者，他的著作没有任何东西超出对里齐的《世界的官僚化》的复制。[135]
经济学家查尔斯·贝特尔海姆（Charles Bettelheim） 一马当先，他的成熟观点稍后将在本研究中受到检验。他拒绝承认伯纳姆关于雇主权力衰落和经理权力上升的分析，因为它极其肤浅。贝特尔海姆认为，前托洛茨基主义者曾经虚构的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相似性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希特勒政权下的国有企业要比伯纳姆所说的起着更不重要的作用；而如果采纳管理革命的理论，人们将如何解释德国人在已占领的苏联地区解散集体农庄（kolkhozy）和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
而且，贝特尔海姆发现了伯纳姆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一个不能容许的修改。按伯纳姆的方式，阶级不是根据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定义的，而是作为接受了不同部分的社会收益（一种分配标准）的集团来定义的。对于伯纳姆，苏联存在不同社会阶层有截然不同的报酬层次这一事实，是讨论“阶级”的充分理由。不过，伯纳姆根本不与人分享这一解释；他发现在收人较好的群体中仅仅部分工人阶级相对得到了较好的报酬。苏联的快速工业化和随之产生的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已无情地导致了由大多数工人承担的“（收入的）重大牺牲”和对受高等教育者的“经济刺激”。苏联大部分有特权的职能人员也正是该计划的执行者，而他们随时可能从他们的位置上被解职。伯纳姆视为一个新阶级社会的表现，正是一个“无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无法预料的方面：虽然反抗阶段具有平等主义的特点，但是历史教导我们，长期的非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使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成为必要。[136]左翼社会主义者吉尔·马尔蒂内（Gilles Martinet，生于1916年）把伯纳姆纳入这些辩护腔调中。[137]
老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埃梅·帕特里（Aimé Patri）曾在别处表露过他对伯纳姆的钦佩，[138]他为新阶级社会理论辩护。他从提出如下这一问题开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上是否根本上可以存在一个“管理者”统治阶级（一个沃洛尔和杜娜耶夫斯卡娅早期曾已明确阐述过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国家与生产机构（如在私人资本主义中）分离的情况下，国家的官僚制始终是一个上层建筑因素，并因此不可能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但是，在国家与经济完全相融合的情况下，事情就不一样了，生产和交换是集体组织的过程。那么，公共服务人员可能转变为政治经济统治阶级。
与私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比，一种不同的积累结构支配着这个“没有政治民主的经济计划政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事情都依赖资本之类的增长，并因此仰仗经济发展。因为生产者、市场依赖和来自劳动组织的反抗之间的竞争，增长过程低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有事情都围绕着消费即全部创造物运转。在一个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中，正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管理者进行统治，但是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那些束缚。在这个意义上，管理者社会是一个“‘有自由的’资本主义”。[139]
如贝特尔海姆所称，在苏联，身居高位的官员可能一夜之间失去他们的地位这一事实，并不是一个否认新精英的阶级性质的论据。毕竟，这些长期的巨大的矛盾不也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下的老板们之间吗？正如一个资本家可能破产，经理就有可能被他自己本阶级的成员所取代。
皮埃尔·贝塞涅特（Pierre Bessaignet）把他的火力对准了贝特尔海姆和马尔蒂内。他在两人身上发现了两个必须反对的观点：财产一旦被国有化，社会主义就存在了；而且，国家机器能够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服务。按贝塞涅特的看法，这两个观念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断裂”。作为对第一个观点的否定，贝塞涅特用沙特曼提示的表述公式，提出了生产关系和所有权关系之间的区分。生产资料被国有化的事实，至多说出了关于社会产品被（国家）独占的方式问题，而不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社会主义意味着自由联合的生产者（他们自觉地和有目的地控制社会过程）。
针对第二个观念，贝塞涅特作出了下述在他自己看来是正统的推理：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框架内，工人阶级需要国家机器巩固它对旧统治阶级的专政。随着这一巩固过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以建立。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化，使得必要的独立国家越来越多余：“如果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工人国家——仍然存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创造出来。国家必须是国家消亡的场所。”[140]在社会主义关系下，国家为了统治部分工人阶级反而得到强化，将会是不可思议的。并且，一旦贝特尔海姆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捍卫一部分工人阶级的特权，那么，因为这一理由，国家就是有特权者反对无特权者的工具。总体上，贝特尔海姆和马尔蒂内曾通过将这个统治阶级表述为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社会阶层，来试图证明苏联的官僚经济是正当的。
在对批评者的集中答复中，[141]贝特尔海姆和马尔蒂内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区别。在过渡社会，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工作过程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差别，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但是，这一劳动分工目前全面存在于工人阶级内部，并因此与阶级对立无关。此外，在一个过渡社会，生产不可能立即变成纯粹以消费为导向；首先，生产机构需要进一步扩展。即使这个过渡社会并不需要对付外国侵略，这种扩展仍将是必要的。把这看作新阶级社会的“证据”——帕特里用过的方式——是错误的。
强制性的积累和这种劳动分工意味着，在过渡社会的工人阶级内部存在不同层次的酬劳。特别稀缺的资质必须得到更好的收入。很明显，这造成了滥用和腐败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这些现象发生，这就是社会的寄生病，而不是制度性的剥削。
在定义一个社会的本质中，相关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财产关系，贝塞涅特的这一论题，被贝特尔海姆和马尔蒂内斥为“乌托邦”。在社会主义革命后不可能立即建立一个自由联合的生产者的社会。首先，必须改变财产关系。而只有当工人国家掌握它的经济时，它才能够开始改造生产关系。贝塞涅特的第二个观点（国家作为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工具）也受到了反驳。不用说，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一个最纯粹的压迫机器。但是，同一理论也规定，国家具有第二个任务：调节统治阶级和那些统治阶级之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因此一个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无论如何也可能需要国家机器。
贝特尔海姆和马尔蒂内用呼唤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推出他们的反批判，以致得出“当代共产主义的危机”有可能被战胜的结论。他们认为，非同寻常的是，斯大林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都承认他们的分析受制于一个历史观点：革命后的社会在国际上的孤立。斯大林用国际孤立为其国家的过度膨胀辩护；托洛茨基把国际孤立视为蜕化的原因。当然，国际孤立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过渡社会内生的运作规律。这是一个超越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方向的问题。必须揭露斯大林对之保持沉默的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但是对这一社会的分析，不能只满足于托洛茨基的“固化的制度”，而需要一种积极的态度：
在现实环境中，继续进行对苏联制度的批判分析，而不突出苏联成就的重要性和它所包含的演进的可能性，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
[142]
曼德尔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批判
在1946至1951年期间，著名的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1923—1995）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理论的观点。他从很早开始已作为最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家出现[143]，他后来又在许多文本中重申和不时扩充这些观点。
他在这一领域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他为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起草的题为《今日俄国问题》（1947）的决议。[144]在这一文本中，曼德尔怎样采纳一些对立面的观点去反对另一些对立面，一目了然，当时它们似乎对捍卫蜕化的工人国家论是有用的。为了公正地举出一个例子，我们重新发现了贝特尔海姆的观点，即纳粹德国和苏联在结构上相互区别，因为希特勒政权感到有必要在占领后的俄国地区改变生产关系所有制，曼德尔把贝特尔海姆的这一观点描述为当代“修正主义”的“最完美的‘前斯大林主义’表述”。[145]
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曼德尔提出的主要否定理由是，该观点是先验的。第一，它假定俄罗斯是资本主义的，于是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之间的种种相似性就被用来支持这一预设的正确性。曼德尔认识到，一些与苏联相似的重要发展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特别是，生产资料日益增长的阶层，国家经济的专制倾向，走向计划的和“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但是他认为，这不构成证据。毕竟，这里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过渡经济之间的种种类似，像这样一种过渡经济将存在于每一个工人国家，直到阶级完全消失和共产主义最终实现。[146]
在每一个过渡社会，价值规律都仍在运行，因为仍然生产商品。但是这一规律在那些社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运行：价格不再取决于平均利润率，货币不可能再被转化为资本。这一思想的正确性还要用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矛盾来解释。因为这些不可能说明，首先官僚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资本家”阶级，同时，这些理论允许从资本主义的毁灭中形成的那种所有制关系持续下去，并又镇压了一个新产生的农村资产阶级。此外，这一理论不能解释，所有制关系如何能够没有一场相伴随的社会革命就被推翻。但是，对于“国家资本家们”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苏联之外的那些斯大林主义政党，按照这一理论，它们一旦在某处夺取权力，就将立即从工人政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这一信条是对该理论最显著的批驳”。[147]
针对官僚集体主义论，曼德尔反对把它变成“通常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根本基础”的问题。如果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是一个“阶级”，那么它缺少历史上其他阶级的全部特有特征：
1. 历史上每一个阶级都是以在生产过程中——在历史过程的一定阶段——的独立的和基础的功能，并以它自己植根的社会经济结构为特征的。
2. 历史上每一个阶级代表历史进步的一定阶段，包括那些崛起于历史衰退时期的阶级，它们的任务是保护技术成果等。每个阶级代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一个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演进中的特定阶段。
3. 历史上每一个阶级，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看，都是履行必要功能的必要的历史元件。
4. 历史上每一个阶级，都提出它对权力的候选资格——而每一个统治阶级更是如此！——都意识到它的作用，具有它自身特殊的意识形态和特点；并在其社会构成中获取最低限度的稳定性，一种它努力传承给后来数代人的稳定性。
5. 依照马克思，显然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形态能够单一地基于它的更高收入、它的政治特权和它（对教育等的）的垄断成为一个阶级。
[148]
所有这些特点都不适用于苏联官僚制。这一官僚制并不植根于生产领域，而是分配关系的寄生的副产品；它不孕含任何历史进步，而是相反去阻碍它；它不代表任何新的财产关系，而是维持从十月革命产生的那些关系；它并不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并缺少一种稳定的社会构成。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与阶级社会的常规状况相对比，这个所谓的“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以特权来表达，是直接与有效的经济作用相反的。
“官僚集体主义”（人们从不讨论任何有关他们虚构的这种社会类型的运动规律和各种矛盾）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产生了全面瓦解马克思主义的威胁。如果他们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毕竟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并未提上当下的议程，而且在现实中工人阶级不可能统治自己。
这一早期文本对官僚集体主义的批判，似乎比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批判更系统，对后者，这种经济观点仍然是相对发展不足的。四年以后，当曼德尔发表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详尽辩护时，情况才发生了变化。[149]大量来自南斯拉夫的出版物提供了机会，被否定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得到了辩护。[150]曼德尔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下述相反的观点：
第一，在资本主义下，货币同时执行了三个功能：它是一种流通方式，一种价值手段和潜在的资本。在资本主义中，每一笔货币都具有该特点，在被贷出时，它以一部分社会剩余价值（利息）增值。在苏联，正如在任何过渡社会，货币保留了前两个功能，但已经大部分丧失了它的利息功能（利息仅仅作为非法的高利贷或作为由计划建立的国家贷款的条件而幸存）。[151]
第二，在资本主义内部，价格在盲目运行的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垄断价格等）的影响下围绕价值上下浮动。在苏联，这些波动取决于计划，而价格是积累最重要的调节者。
第三，在资本主义中，积累完全被定向为利润最大化，一种在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中达到了极限的状况。这一规律意味着，资本趋于向利润率比例最高的那些经济部门转移；它因此历史性地从基础工业转移到外围。在苏联，正好相反，仍然是重点强调重工业。
第四，在资本主义中，技术创新并不是有规律地运用于工业，因为这些创新以贬值（资本的破坏）对垄断部门的大量资本产生了威胁。在苏联，创新被尽快地在工业中实行。
第五，在资本主义中，工业化国家资本输出的产生，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后果。苏联不产生任何资本输出；相反，该官僚政权从它的附属国输入（公开地，或通过掠夺）工业和农业资本。
第六，在资本主义中，作为生产的生产和由利润追逐所引导的消费品生产之间比例失调，发生了循环危机；在苏联，不存在这种形式的经济运动。
依据曼德尔，所有这些情况证明，在苏联运行的并非单一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但是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同样的观点正当可信：
恰恰是苏联能够持续25年以上建设了世界上第二最大工业体这一事实，应当对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充分证明了俄国社会的非资本主义特点。由于资本的压力在世界规模上积聚，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这样一种发展。只是因为俄国，由于它对外贸的（国家）垄断、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断裂，才能外在于“垄断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影响，产生俄国工业的空前增长。
[152]
第六节 总结
苏联出乎意料的稳定性和缓冲区国家的结构趋同，把一种艰难的选择强加给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支持者：或者他们不得不修正托洛茨基的观点，或者他们继续支持它，同时放弃那种暂时的因素。许多人选择第一个选项。
在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支持者的思潮内部，“异端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开始发挥突出的作用，大范围的理论变体出现了。这些理论变体不仅涉及产生于资本主义的那些原因，而且涉及归结于资本主义的那些特点：
第一，当克利夫、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认为苏联是一个大资本时，波迪加发现了大量较小的资本。
第二，当波迪加、格兰迪若和佩瑞特相信苏联不存在任何统治阶级时，克利夫、卡斯托里亚迪斯和莱福特采取反对意见。
第三，当克利夫、格兰迪若和佩瑞特把苏联视为代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时，波迪加认为它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
在新生产方式理论家中间，明显有两个相关的发展。第一，存在着古特曼描述“新的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动力机制的尝试；第二，德国存在着“不贴标签”分析苏联的各种尝试。在后者涉及的范围中，形形色色的作者强调各种不同的方面。斯泰因伯格和弗勒利克试图通过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或革命前的中国的类似，改进他们的观点；赛康尤其专注于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初生状态的新统治阶级；而科夫勒则强调官僚“阶层”成为原始积累过程的合作者。
[1] Westoby 1981, p.10.
[2] 关于匈牙利，Hugh Seton-Watson举例概括道:“在最初几个月的一个奇特的悖论是，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坐在红军宣传车里到处逛的共产主义宣传队的工作。”(Seton-Watson 1956，p.191)同时与Klement Gottwald在1945年就共产党的作用所做的一次讲话相比照：“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在现阶段，我们遵循着民族与民主……的路线而不是社会革命的路线。”引自Brzezinski 1961,p.27。
[3] Heiter 1986.
[4] Heiter 1986.
[5] 五年计划的引进给经济趋同已经实现的时刻提供了一个标记：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在 1949年，波兰和匈牙利在1950年，罗马尼亚和东德在1951年。
[6] Fejtö估计有2500万人，约为总成员的四分之一，被从东欧共产党中清除，有12.5万到25万人被关进监狱。Fejtö，n.d.p.246.
[7] 当共产党情报局在波兰城市Szklarska Poreba建立之时，东欧的共产党和两个最大的西欧共 产党（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出席。
[8] 1948年3月20日至6月28日这一时期的相关文件再现于Bass and Marbury 1959，pp.4-46。
[9] Beyerstedt 1987，p.232。
[10] Martinet 1947, p.14.
[11] Trotsky 1940b, p.218.
[12] Trotsky 1940b, p.220.
[13] 1946年的决议《新帝国主义和平和第四国际党的建设》是由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起草的。
[14] 特别是见Cliff 1947。克利夫的稿件是对Germain1947a的一个回应。曼德尔在这篇文章中宣称：“在这个资本主义衰败的时期，英国工业不再可能有超越复苏阶段的上升，和获得真正的繁荣。”克利夫在他的回答中否定了这一点。
[15] Pablo 1951.《论拉普蒂斯（1911-1996）》，见Richardson1996。
[16] 这被指出于Bleibtreu-Favre 1951, p.60。
[17] 例如见Leon Trotsky的《芬兰事件（1940）资产负债表》，重刊于Trotsky 1973。
[18] Conner 1973, p.6.
[19]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7.
[20]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9.
[21] Fourth International 1951.为了把它们与苏联相区别，缓冲区的国家不被称为“蜕化的工人国家”，但是，工人国家从其起点就是“畸型的”。
[22] 见娜塔莉娅·托洛茨基（Trotsky 1951）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信。与这些信一起，《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娜塔莉娅·托洛茨基的信的回答》发表了。注释是迈克斯·沙特曼在 Shachtman1951b中提供的。
[23] Sinclair (no date), p.338; Prager 1978, p.432.
[24] 格兰迪若是墨西哥西班牙移民的孩子。1930年，他回到西班牙，并在那里成为政治积极分子。见Broué 1982a, p.16，注释；Gramonte 1977，pp.513-17；Guillamón Iborra 1993。
[25] 佩拉尔塔（Peralta）是佩瑞特（Péret，1899—1959）笔名的证据，是在荷兰社会历史研究所（IISH）的档案1946年复印件上的笔迹中发现的。该注释原文说明：“佩瑞特：在墨西哥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和‘Fomento Obrero Revolucionario’（一个有着很难翻译的名字的组织，大约是‘革命工人促进会’的意思）的战斗成员本杰明·佩瑞特（Benjamin Péret. G. Munis）的笔名。”（这段注释原文为法文，由作者发现并引用，最后协助本译者译出。——译者）。关于佩瑞特，参见Goutier 1982。
[26]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1946.
[27] Peralta 1946, pp. 3-9.
[28] Munis 1946.
[29] Munis 1975，特别是pp.48-62。
[30] 詹姆斯（1901—1989）1932年从特立尼达移居大不列颠，在那里做板球记者的工作。1936 年，他与他人共同创建了托洛茨基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者联盟，并在1938年参加第四国际创 立大会。从1938年底起，詹姆斯住在美国。1952年，他被拘留，并于1953年被驱逐出美国。随后，他在英国住了五年，并于1958年回到特立尼达，在那里担任了多年西印度群岛联邦劳工党的书记。詹姆斯成为著名的黑人解放的理论家，并写作了《黑人雅各宾派——Toussaint L’Ouverture和圣多明各革命》（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1938）。见Buhle1986 和1988；Boggs 1993。
[31] 传记数据在Anon. 1987; Anderson 1988，Markovic 1988。
[32] 据我所知，还没有关于约翰逊—福斯特思潮的任何实质性的学术研究。多种相关出版物提 供的信息始终是不一致的，尤其是在涉及与第四国际重新恢复联系的地方。Jerome和Buick在1967年写道：“在1947年，约翰逊—福斯特派重新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是在1951年再度离开”（p. 68）Ashton Myers 1977年写道：“曾与沙特曼一起离开的C.L.R.詹姆斯，回 到社会主义工人党两年，即1948年和1949年，只是再一次被开除”（p.200）；罗宾逊1983年称：“当时，在1942年……一个集中围绕着詹姆斯和拉娅·杜娜耶夫斯卡娅的团体，约翰 逊—福斯特派，离开了‘沙特曼派’。后来，在大约（原文如此）1949年，约翰逊—福斯特派将重新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只是两年以后再次毅然变成独立的派别。”（p.389）。我通过詹姆斯本人的陈述构成我自己的解释。在《侵犯性的社会主义社会》（The Invading Socialist Society）的第二版前言中，他写道：“约翰逊—福斯特派是1940年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从社会主义工人党分离出来的一个团体，并与成为工人党的部分在一起。然而，在工人党内部，我们还发现，不仅仅是反对迈克斯·沙特曼的折衷的跳跃还必须阐明我们的观点，反对托洛茨基的那些观点，即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在以仪式般的强调重申的观点。这样做的期间，1947 年我们发表了《侵犯性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恰恰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严肃态度，导致我们离开工人党随心所欲的即兴发挥，并在1948年重返社会主义工人党。”James，1972，p.1.而在一篇标记着自1967年起的以“黑人权力”冠名的文章中，他陈述道:“……在1951年，我的朋友们和我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演绎前提无可挽回地和根本性地决裂了。”（James，1980a，p.235）。
[33] “因此，为了去找到一个相似物，我们必须逃入迷雾一般的宗教领域。在那里，人类头脑的产物显现为赋予了他们自己生命的自主形象，它进入了二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与人类的关系。于是，它处在作为人的双手的产物的商品世界中。我称这为拜物教，它们一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就把它自己依附在劳动产品上，而它因此不能与商品生产相分离。”Marx，Capital, I, p. 165.
[34] 特别见James1980b、最早出版于1948年。在这本书中，詹姆斯用黑格尔的《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作为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辩证批判的指南。
[35] 最著名的是工人Paul Romano（Phil Singer）写的“自我证明”。见Romano和Stone 1946。
[36] See Dunayevskaya1944, 1945.
[37] Johnson 1941a，p.55.
[38] Johnson 1941a，p.56.
[39] Johnson 1941b，p.214.
[40] Forest 1942-3。我在第三篇文章谈及，p.57。
[41] “在任何既定的工业部门中，如果所有的个人资本都投向被融入单个资本的那个地方，集中化将到达其极限。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只有当全部社会资本统一掌握在单个的资本家或 单个的资本主义公司手中，这一极限才会抵达。”Marx 1976, p. 779.
[42] James 1969, pp.39-46.
[43] 希腊经济学家卡斯托里亚迪斯（Castoriadis，1922—1997）在短时期局限在一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之后，加入了Spiros Stinas的托洛茨基主义小组。1945年，他移居巴黎，在那里他长期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ECD）工作，同时使用假名成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圈子里的积极分子。莱福特（生于1924年）在1943年当学生的时候，已经组织了一个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地下小组。他拜M.梅洛.庞蒂为他的主要老师研究哲学。从1946年起，他与卡斯托里亚迪斯开始政治合作。见（Castoriadis 1975；Lefort 1976—1977; Liebich 1977；Ciaramelli 1987; Busino 1989; Gottraux 1997; van der Linden 1998; David 2000。
[44] Chaulieu and Montal 1946.
[45] 表明卡斯托里亚迪斯和莱福特并没有论及“国家资本主义”。卡斯托里亚迪斯后来解释说，他把“国家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几乎完全无意义的表述”，制造了“一场灾难性的混乱……因为它使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在私有财产、市场和竞争消失之后仍然保留着，这是荒谬可笑的。”Castoriadis 1973. pp.20-1；英译本，第9—10页。
[46] Chaulieu 1949，p.34；英译本，第13页。
[47] Chaulieu 1949，p.47；；英译本，第141页。
[48] Chaulieu 1949, p. 35；英译本，第97页。
[49] Paul Romano（Phil Singer）和Ria Stone（Grace Lee）写作的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作为《美国的工人》一文在《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1949-1950年第1-7期上连载。1958年，围绕詹姆斯和《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杂志的团体合作了一本书。见Lee，Chaulieu和Johnson 1958。背景信息载Boggs 1998, p. 62。
[50] 格卢克斯坦/克利夫1917年生于巴勒斯坦。从大约1938年起，他成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于1946年移居英国。1947年，他被引渡，并定居于爱尔兰。但是，因为他的家在英国，他定期访问英国，并参加了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讨论。1952年，回到英国，在那里成为工党内部的社会主义评论小组国际社会主义者，以及更后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与同名的美国党相混淆）即脱胎于此——的领导人。该信息基于1979年7月9日在伦敦对作者的一次访谈。进一步见Cliff 1979和2000，和Sarney 2000。
[51] Cliff 1979，p. 21.
[52] Cliff 1948，pp.59-60，81；2003年重印版，第56、75页。
[53] Cliff 1948，p. 62；2003年重印版，第58页。
[54] Cliff 1948，p. 82.
[55] 参见Laurat的《马克思主义和民主》（Marxism and Democracy，p.16；2003年重印版，p. 15），伯纳姆的《管理的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p.61；2003年重印版，p.57）和希法亭的《国家资本主义批判》p.97；2003年重印版，pp.128-129。
[56] 在一个短时期，克利夫维持了与杜娜耶夫斯卡娅的同志式关系。罗伊·查理诺尔报道，两人曾就关于苏联理论中的“劳动分工”达成一致：“我有一封拉娅（杜娜耶夫斯卡娅）的来信，说她在1946年（第四国际的）第四届世界代表大会上会见了克利夫。他们同意她将投入时间研究哲学问题，而克利夫将考虑经济问题。”Challinor 1995，p.27.
[57] Cliff 1948，p. 99；重印于2003年，第91页。
[58] Cliff 1948，p. 100；2003年重印版，p.92。许多作者声称，克利夫的理论类似于官僚集体主义论，因为二者都假设价值规律在苏联内部不适用。（参见，举例来说，Hobson和Tabor 1988，p. 369。）尤其在克利夫和约瑟夫之间，显然存在突出的相似之处，他们把苏联定义为“巨大的国民托管组织”（Carter，p. 218；见上述第三章），但是这一解释没注意到克利夫设计他自己理论的最重要的原因，即因为在他看来，官僚集体主义的理论不可能解释苏联的经济增长。克利夫称官僚集体主义是一种“仅仅是否定的”并“因此是空洞的、抽象的因而是武断的”理论。（Cliff 1948, p.156）
[59] 有两个关于波迪加的政治传记：de Clementi 1971和Livorsi 1976。两个传记都可以理解地 对波迪加早年的“光荣岁月”投入了特殊的关注。也见Camatte 1974 and 1975；Grilli 1982； Goldner 1991；Peregalli和 Saggioro 1995 和 1998；Bresciani 2001。
[60] Riechers1977，p. 157. 也见Camatte1975，p. 8：“至于涉及他所称的‘俄国问题’，他写过很多东西……特别是在1954—1957年那个时期，当时他对这个问题非常着迷”。
[61] Alfa 1946.
[62] Bordiga 1954—1955.在博洛尼亚会议上的短报告，载Anon 1954。
[63] Bordiga 1955a, 1955b、1955—1957.关于那不勒斯和热那亚那些会议的信息出于Anon. 1955a和1955b。在“那不勒斯”和“热亚那”的一系列文章后来作为增补部分重新发表于Bordiga 1976。
[64] Bordiga 1952a. 作为一本题为《与斯大林对话》（Dialogato con Stalin）的书出版。见Bordiga 1953。
[65] Bordiga 1956a and 1956b.
[66] 例如, Orso 1948—1952。
[67] Vega 1952；Damen 1977；Burnnet 1981，p.180. Damen 将苏联的资本主义等同于美国的资本主义，而波迪加明确地否定了这个观点。
[68] Bordiga 1951.
[69] Alfa 1946，p. 35.
[70] Bordiga 1953，p.29.
[71] Bordiga 1952b.
[72] Orso 1948—1952（1948年11—12月期间），第497页。
[73] Bordiga 1953，p. 17.
[74] “……在国家资本主义中，所有人都是官僚”，Bordiga 1952c。这一陈述必须被看作修辞夸张；在全书中其他的地方，他找到了使普遍的公共服务相对化的途径。
[75] Bordiga 1976，p. 507.
[76] Lazitch and Drachkovitch 1973，pp.137-8；Rupnik 1976；和Broué 1982b。
[77] 魏特福格尔在1970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在这里，我（在美国作为移民——本书作者马歇尔·范·林登注）在这所房子里，第一次接触了……激进的分裂主义者、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坐在那张椅子里的那个男人做了一个关于苏联“是一个阶级社会”的分析，这给凯斯特勒（Koestler）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带有我们天生注定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和半列宁主义的观点，认为这一质疑极其严重。”Greffrath 1979, p. 328。亨利·雅柯比在他的回忆中写道：“君特·雷曼（Günther Reimann）带我们去会见卡尔·魏特福格尔。到了那里，我们遇到了约瑟夫·古特曼（昵称Pepik）和布拉格共产主义党前领导人卡兰兹拉（Kalandra）。”“他一开始说话，人们就佩服他的清晰和敏锐。他详细作了关于苏联作为一个阶级国家的解释。管理和控制是统治阶级所掌握的私有财产。他后来用彼得·迈耶尔（Peter Meyer）的笔名在《政治学》（Politics）杂志上对此做了广泛的说明广知。”Jacoby 1983，p. 120.更多可利用的信息载Ulmen 1978，pp.266，566。不过，这个作者错误地称古特曼后来把他的名字改为“Gordon”。Meyer(Josef Guttmann)1944，p. 49；Greffrath 1979, p. 328.
[78] Meyer 1944，p. 49.
[79] 逻辑上的必然环节是，如果仍然维持在该计划之初就存在的价格和工资，该计划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古特曼并不同意这个说法。
[80] Meyer 1944，p. 83.
[81] Lenz 1950. 这个“Lenz”是赫尔穆特·弗莱舍的笔名，是在弗莱舍注明的1987年2月3日致那个作者的信中显露出来的。
[82] 见论这一题目的Kulemann 1978。这个党肯定不会被建于1962年的右翼极端主义的独立工人党所迷惑。
[83] Djilas 1951。
[84] 更多的自传资料载Grebing 1981，pp. 582 - 92。
[85] Sternberg 1951，p. 172.
[86] Sternberg 1952.
[87] 赛康从1948年起就是《斯图加特报》（Stuttgarter Zeitung）的编辑。1951到1953年，他在《火花》上发表作品。从1957年起，他在政治上演变成右派。1969年，他成为保守派日报《世界》（Die Welt）的外国事务专栏的首席记者。这一信息根据伯恩德·克莱姆（Hannover）标注1986年10月22日致作者的一封信，和 Kreter 1986，第94-96、190页。
[88] 见对Sternberg 1951的评论，载于Cycon 1952b，第6页。
[89] Cycon 1953b，p. 9.
[90] Cycon 1952a，p. 4.
[91] Cycon 1953a, p. 8，赛康的文章激起了相当大的争论。我特别提到Franck 1953a；Kief 1953； Cycon 1953b；Hellmann1953；Weinberg 1953；和Leonhard 1953。关于这些文稿，从我研究 的观点看，Susannne Leonhard 的文章是最有意思的。与赛康形成对比，持以下观点：苏联官僚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的和自我再生产的精英，但是看不到把它命名为一个阶级的任何理由，因为它是过于异质性的和内部分化的。她认为，苏联工人还未形成一个阶级，因为不再存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多样的购买者，也不存在争取自由的组织的可能性。她在整体上把苏联描述成一个发展的专政（没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关于Leonhard 1895-1984的生平，见Weber 1984，她在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度过了许多年。
[92] Cycon 1953a.
[93] Klemm 1983.
[94] Frölich 1976.
[95] 弗勒利克1950年6月20日致罗曼·罗斯道尔斯基的信，载于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罗斯道尔斯基档案文件。罗斯道尔斯基论文的案卷保管人Wilbert van Miert，善意地提醒我注意这封信。
[96] Frölich 1952, p. 13.
[97] Frölich 1976, p. 152.
[98] Dévérité 1951，p.5.着重为原文所加。
[99] 自传资料载:Garstk and Seppmann 1980，pp.11-26。也见这一文选中《关于利奥·科夫勒生活和工作的记载》一文，第305—309页。
[100] Kofler 1952a.
[101] Kofler 1952b，p.25.
[102] Kofler 1952b，p.73.
[103] Kofler 1952b，p.24.
[104] Kofler 1952b，pp.19-22.
[105] Kofler 1952b，pp.23-4.
[106] Kofler 1952b，p. 45.
[107] Kofler 1952b，p. 45.
[108] Kofler 1952b，p. 73.
[109] Bornstein and Richardson，1986，p. 50，注释97。多伊彻虽然曾反对建立第四国际，但他仍然加入了它。见Syré 1984，pp. 56-7。
[110] Deutscher 1949.
[111] Deutscher 1953, pp.96-7.
[112] Deutscher 1953，pp.164.
[113] 例如，Deutscher 1955b，尤其是第113—130页和第173—228页；Deutscher 1967。
[114] Cannon 1954，p.13.不久以后，外围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表达了强烈的批评，他们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或官僚集体主义的理论。见Cliff（Ygael Glucksteiin），1964—1965和Jacobson（来自Shachtman学派），1964—1966。
[115] 围绕着科克（Cochran，1915-1984）的反对派从1953年开始独立地组织起来，建立了美国社会主义者联盟。从1954年直到1959年，他们出版了一个杂志《美国社会主义者》（The American Socialist）。早期对多伊彻的一个（无保留的）辩护见Clarke1953。后来的一个无保留的辩护见Braverman 1954。
[116] Arokn 1953.
[117] Deutscher 19543.
[118] 关于多伊彻—阿隆争论的一个评论（非常赞成多伊彻的观点）见Pouillon 1954。
[119] Deutscher 1954b.
[120] Coser 1954，p. 240.
[121] Rabassière 1954，p. 246.
[122] Tresse 1954，pp. 402-3.
[123] Willen 1955.
[124] Deutscher 1955a.
[125] Preobrazhenskij 1926，pp. 86-152.
[126] Deutscher 1955a，p. 27.
[127] Deurscher 1955a，p. 39.
[128] 参见，例如Romano 2003。
[129] 我不考虑奥威尔（Orwell）1946年的文稿。奧威尔的论文更多地关注伯纳姆的“权力崇拜”， 而不是他对苏联的分析。
[130] Hannak 1947.
[131] Huhn 1950a，p. 22.
[132] Blum 1947a，p. 7. 原文为意大利语。
[133] Blum 1947b.
[134] Meyer 1947，p. 319.
[135] Naville 1947. 如我在第三章提到的，这是第一次曝光“Bruno R”的真实名字。
[136] Bettelheim 1947.
[137] Martinet 1947.
[138] Patri 1947b.
[139] Patri 1947a，p.100.
[140] Bessaignet 1947，p. 108.
[141] 超越了在《国际评论》中引用过的文稿，同时也参见Martin 1947的一篇仍然很少表现出理论重要性的短文。
[142] Bettelheim and Martinet 1948. pp.41-2.
[143] 曼德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革命的社会主义抵抗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1945年后成为托洛茨基第四国际最重要的领导人和最重要的理论家。从1945年起，他作为记者和通讯记者为多个报纸（Het Parool, L’Observateur, Le Peuple, La Gauche及其他）工作。他从1954至1963年还担任比利时工会联盟FGTB的经济顾问。他在1963至1967年期间在索邦大学研究经济学，并在1972年以著作《晚期资本主义》（Der Spätkapitalismus）获得博士学位。见 Gorman 1986，pp. 209- 11；Stutje 2004。
[144] 注意在曼德尔的草稿文本和第四国际采用的决议之间显著的相似性。见Germain 1947b和Fourth Internatioanal 1947。
[145] Fourth Internatioanal 1947，p. 272.
[146]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7，p. 272.
[147]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7，p. 272.
[148]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7，pp. 272-3.
[149] Germain 1951a，1951b，1951c.该文在德国激起了一场讨论。曼德尔的对手是左派社会主义者海因茨·迈耶尔（Heinz Meyer），德国共产党老负责人恩斯特·迈耶尔（Ernst Meyer）的儿子，他以Oeconomicus或Oconomicus的化名写作：见Oconomicus 1951；Germain 1951d; Öconomicus 1952; Germain 1952, p.48。对曼德尔的另一回应是Huhn1951。迈耶尔的分析，在许多方面让人从根本上回忆起波迪加：1. 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特点的定义过于宽泛（然而，Meyer本人相信三个标准是充分的：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劳动者是工资劳动者；劳动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2. 国家资本主义的官僚不是一个统治阶级或占有阶级，而只是一个完全匿名的资本托管人；3，国家资本主义在那些能够被看做国际资本主义薄弱链条的国家中只有一次机会。
[150] Djilas 1951.
[151] 曼德尔用托洛茨基的一个早期评论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见Trotsky 1933，pp.222-3。
[152] Germain 1951b，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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