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2007）
第三章 从斯大林的“大跃进”到“伟大的卫国战争”（1929—1941）
由于事后诸葛亮之便，而不是由于虚构的历史必然性，人们可以说，在始于1917年、完成于1939年前后的国家建设进程中，新经济政策（NEP）年代是个相对平静的阶段。始于1920年代晚期的“来自上层的”社会革命，是这一过程第二阶段的标志。这一阶段实行的政策，其规模及其绝对的冷酷无情，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苏联的面貌在当时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在1927至1930年间，发生了三个齐头并进的结构性改造。首先，该政权本身成功地获得了切实的巩固。它在内部消灭了围绕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政治反对派，从而在党内和其他方面使中央政治机构免受影响，此时，它的权力在外部扩展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尤其是工会的相对自主性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受到严格限制，完全被改造成了党的机构。第二，1927年出现在农村地区的大范围的紧张局势，导致了粮食市场的局部瘫痪〔尤其是“剪刀危机”（scissors-crisis），影响了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当时新政权不顾风险并迅速采取行动，用极端方法在农村地区实行集体化。这个过程由于延伸到对富农的肉体消灭从而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造成了数量巨大的死亡。第三，1929年4月通过了实行五年计划的决定之后（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已经在1928年1月开始了），建立起一个强制性的现代化计划。重工业（特别是金属工业、机器制造和能源供应）被赋予绝对的优先地位，然而并没有高度重视这一计划对社会整体造成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市场制度被“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s’，亚历克·诺夫（Alec Nove）的术语〕所削弱，并被“计划”、“集体”等取而代之；在政治领域，产生了中央集权化，消灭了民主和多元化的大部分残余。一个单一组织化的社会〔如里格比（Rigby）对它的表述〕已经形成了。
在多样化的社会亚系统中对各个单个组织的整体协调，是其自身组织化的实现，也即通过统帅部的最高层级结构(非常像战时的最高统帅部),去指导并协调控制在特殊的战争舞台上运作的大量的结构组合、分支部门和服务系统。
[1]
在如此形成的社会中，伟大领袖的权力不管怎样依然不是至高无上的。1934年斯大林的竞争者、政治局成员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暗杀之后的大清洗，标志着这一国家形成过程的完成。大规模的恐怖具有两个相联系的后果。一方面，在社会构成中领导精英改变了。沙俄时期的布尔什维克老兵、许多1917年和后来加入该运动的人，以及为斯大林的“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的人，被取而代之。取代他们的管理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历史却具有技术官僚观点的人。同时，斯大林的个人专政越来越坚不可摧。由于这些变化，已在1920年代末出现的被强制的劳动大军，增长极为迅速。与此同时，对“普通”工人的约束引人注目地加强了（工作手册的引进，对旷工者的严厉罚款，单方取消雇佣合同权利的废除，等等），引进了传统的家庭政策（禁止堕胎，宣布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并且艺术、科学和哲学完全隶属于官方政治。
在大约十年期间，苏联就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遵循者无疑很快地承认了这一点，并得出了他们的结论。当然，这些结论也受他们对苏联外部种种发展的观察的影响。
笼罩在1930年代一切事物上的阴影是大萧条。苏联批评者在当地经历的经济困难和苏联向现代化的快速大踏步前进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对比（部分是虚假的），使他们缓和了对俄国人的批评。1931年，考茨基就这一点指出：
这场经济危机在最后一年已经达到了某种疯狂的程度，以致我们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已经发生。与此相对应的是苏维埃俄国不断加强的对五年计划的广告宣传。……人们所渴望的是轻信。由此，在这一非常时期产生了一种需要，即去理解俄国将要在此之上建设其未来圣殿的基础。
[2]
如果这种诱惑是强烈的，那么以下这种情况就并不奇怪：早期的苏联批评者以认错的方式重新调整了他们的观点。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奧地利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他的观点最初与考茨基的观点相接近。[3]但他在1930年代修正了他的观点，并在1936年的《处在两场大战之间吗？》（Between The World Wars?）一书中，捍卫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宣称:“然而，正像伟大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进程导致的牺牲是可怕的，它的结果恰恰是如此令人振奋。”[4]
其次，1933年希特勒发动政变上台，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政权之间的某些共同特点昭然于世（例如，一党制、经济“计划性”等）。此外，两种制度有时看起来仿佛在政策层面上相互影响。[5]莫洛托夫一李宾特洛甫条约强化了这一印象。这些观察激发了一些理论家去思考这两个社会的相同本质。众所周知，非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受到这种诱惑，并在当时为未来的各种极权主义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6]一个议会共产主义者在1939年的一段引文中总结了这一时代思潮：
俄罗斯必须首先被置于新极权主义国家之中。……它具备了极权国家的所有特征……成为那些被迫废除民主的国家制度和转变为独裁统治的国家的样板。俄国是法西斯主义的典例。
这里与任何意外无关，也不是历史开了一个坏玩笑。两种制度的重复在这里是明显而真实的。每一件事都指向该事实：这里我们必须涉及运用于历史和政治发展的不同层面的相同原则的各种表述和逻辑结论。不管党的“共产主义者”是否喜欢它，事实仍然是：俄罗斯的国家秩序和统治与意大利和德国的那些制度毫无二致。人们可以谈论一个红色的、黑色的或棕色的“苏维埃国家”，也可以谈论一个红色的、黑色的或棕色的法西斯主义。
[7]
类似的观点后来被各种各样的学者再次提到，如下述章节将讨论的那样。
苏联社会1929年的结构改造取得的发展契机并未诱使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去把它看成社会主义的变体，奥托·鲍威尔的见解现在开始广为人知，即：再也不能对苏联简单地使用“资本主义”的标签。不知何故，批判理论不得不表述这一事实：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已经出现了某些全新的东西。提到那种全能的官僚政治精英，左翼反对派克里斯廷·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将之描述为一个“新的社会范畴”，要求一种全新的分析。[8]
五花八门的新理论在1929—1941年间被付诸讨论。我将首先论述它们的内容，然后对这些观点的支持者在这一时期的辩论进行检验。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
要了解“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历史最好追溯到十月革命以前。已形成共识的是，该术语是1890年代初首先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创造的，以回应格奥尔格·冯·福尔马（Georg von Vollmar）及其追随者的改良主义观点。后者认为，应当鼓励资产阶级国家采取（国有化）政策，这些政策将会为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做准备。然而他们的对立面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和另一些人主张，资产阶级国家的扩张不可能导致“国家社会主义”，而只会导致“国家资本主义”，从而改变力量的平衡，导致工人阶级的劣势地位。[9]国家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带有分析目的的范畴；相反，这一概念通过两种方式与现实相脱节——“通过强调它与国家社会主义概念的对立和强调后者与一种未来社会的关联”[10]。
在1914一 1918年间，德国的战争经济，由于迄今为止对经济过程空前未有的国家干预（使用暴力强迫企业进行生产，调控消费品的分配，制定最低价格，等等），刺激了对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详尽阐释。那时，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提出了一种解释，即国家资本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和更高的阶段，即国内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 争由国家干预进行有倾向的调节，而资本之间的竞争向世界市场转移的阶段。[11]持其他政治取向的作者，诸如社会民主党的卡尔·伦纳（Karl Renner）和议会共产主义者奥托·鲁尔（Otto Rühle）阐述了同样的理念。[12]
对于1917年后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在俄国存在的程度问题，很快开始在布尔什维克自身的讨论中发挥了作用。团结在《共产主义者》（Kommunist）杂志周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担心正在执行的工业政策将会破坏企业中工人的权力，并因而摧毁革命进程的基础。奥辛斯基（Osinsky）明确表达了这种关切：
如果无产阶级自己不知道怎样去为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创造必要的前提，那么没有人能为它去这样做，并且没有人能迫使它去这样做。……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建立，否则它们将根本不会被建立；另外一些东西将被建立起来，即国家资本主义。
[13]
同一时期前后，列宁也把国家资本主义概念运用于俄国。然而，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与国家资本主义相容。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将会存在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革命者必须尽可能多地借用来自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来自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技术—组织化的方式和真知灼见。[14]在布哈林、奥辛斯基、列宁以及其他人的多种文献中，国家资本主义被非常广泛地解释为以国家干预为主的市场经济。在1930年代关于苏联的辩论中，国家资本主义概念被众多作者所接受，但是，在该过程中，这一概念获得了一个略微不同的和更狭窄的意义：在经济过程中，国家是唯一的雇主。显而易见，这种意义上的转折，是由苏联本身的结构改造引起的，它包括新经济政策以后传统市场的消失，和国家作为有无限能力的权力中心的构成。
在1929—1941年间付诸讨论的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最为流行的。这种流行说明了什么？其答案肯定是，这些理论在本质上仍然非常接近于旧的单线图式。即使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构成一个“普通的”资本主义，却是一个“新的”或“更高的”的资本主义形式，它仍然可以直接塞进那种“封建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旧有顺序中。除了下面所讨论的各种变体以外，仍然有许多相类的文献。这里不讨论这些文献，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没有给所概括的这些变体增添任何东西。[15]
米亚斯尼科夫
1931年初，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加夫里尔·米亚斯尼科夫[16]写了一本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书，他以《流行的欺骗》（The Current Deception）为题出版了这本书。其荷兰版本发表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杂志《新时代》（De Nieuwe Tijd）上。[17]
按照米亚斯尼科夫的观点，在苏联发生了一场暴力的反革命。在工人阶级通过工人委员会最初掌握了政权之后，“世界资产阶级”通过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用三年时间实现了这一权力平衡中的一个根本转折：“工业丧失了活力，工人已经被原子化，因而工人委员会也被摧毁了。无产阶级不再是具有政治和经济领导权的统治阶级……”[18]
因为本土的资产阶级大部分正在消失，权力落入农民和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手中。这种形势无论如何不可能持续很久。
小资产阶级胜利了，但是这一胜利将不意味着进步，而是倒退。小资产阶级只能依靠官僚机构来管理工业，并且由于这一阶级典型的原子化结构，它不可能施行对官僚制的充分控制，并因此不可能防止后者从一个女仆变成一个压迫女仆的女主人。
[19]
在1920年代期间，该官僚制已将自己转变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官僚制的权力基于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并且它不断地追求扩张这一权力。
该官僚制，站立在国有化工业的最前沿，并且它逐渐破坏或吸取私人资本主义剥削的残余，具有将其统治扩张到全部工业领域的倾向。
[20]
于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已然出现，它包括剩余价值生产和剥削。[21]苏联的国家经济整体表现出，它将是一个大工厂，其中不同工作岗位之间的等级化的合作和劳动分工是现在时。[22]
米亚斯尼科夫发出瞀告，反对把这一新资本主义形式与旧的私人资本主义置于同一层面。土地、矿山和工业的国有化，以及它对国家预算的全面控制，意味着这一官僚体制能够比古典资产阶级更为有效地运作。它可以任意引导资本流动，并安排进行投资的财政方式，这种方式除了不阻碍土地所有者和其他企业执行它的计划，并不利于“普通的”雇主。这样，苏联社会就处在一个比竞争性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层次上。
这种官僚制始终不可能管理好商业，但是它总是比资产阶级好些。官僚制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运作并代表了一种比任何私有生产体制都更高的生产形式。
[23]
在国际斗争中，社会主义者因此不得不站在苏联一边。
阿德勒
1932年，从1923年起就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书记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24]，“作为一个同志，而不是作为国际书记”提出了他的苏联理论。[25]阿德勒拒绝考茨基持续不断的卡珊德拉预言[26]以及认错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出了一种比较历史观。
他赞同考茨基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工业和工人阶级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但是因为这种情况在革命后的俄罗斯并不存在，斯大林的“经验”应当被判定为一种尝试：通过整整一代工人的牺牲，实现发达资本主义早期已发生过的原始积累过程[27]，并以这种方式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奠定基础。
如果我们试图理解当代苏联，我们越来越吃惊地发现，在其工业化中，即使私人资本家不复存在，马克思指出的原始积累的特有阶段再次展示出它们的外观。
斯大林主义的经验是通过没有私人资本家合作的原始积累实现工业化。[28]
既然该过程的历史承担者——自由资本家——是缺席的，那么国家权力必然取代他们的位置。该专政的社会功能因此是:“工人们本身的隶属地位，使原始积累在他们头上实现，而工人们反抗强加于他们的那些牺牲的每一种尝试，都被扼杀于萌芽状态。”[29]
整体上，他相信，一方面由于有可能支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那些更发达的国家没发生革命，另一方面由于这场革命发生的那个年代俄国私人资本主义的虚弱性，已存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必然会发展起来。
由于这一结论，计划经济现象也被赋予了一种不同的理解：
计划经济的转变，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构架中是唯一可能的。现在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并不以社会主义为其前提，而只是以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竞争的否定性标准为其前提，并完全可能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
[30]
这种解释在（左派）社会民主党范围内拥有广泛的支持，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威林（Rafail Abramovich Rejn）的回应证实了这一点，他是孟什维克移民领袖之一，他注意到，阿德勒的分析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解释本质上是相同的。[31]
魏格纳
1933年，赫尔穆特·魏格纳（Helmut Wagner，1904—1989），一位左派社会民主党记者和教师（于1934年底从德累斯顿逃往瑞士）[32]，写下了一本名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论文》的书。这些论文部分是1932年以来“红色战斗机”（Rote Kämpfe）——一个受议会共产主义影响的非法小团体——举行的讨论的结果。[33]
鉴于高尔特、潘涅库克和其他人早期已强调过，东欧和西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魏格纳向前迈进了一步，把俄罗斯看作是欧洲和亚洲之间一个地理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纽带。欧洲和北美一起，形成了“主动的帝国主义发展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东亚构成了“被动的帝国主义掠夺物的殖民地中心”。这两个中心具体体现了国际阶级斗争的轴心，并共同影响了俄罗斯的发展。[34]在俄国经济中，一个包括封建因素并持续到1917年的亚细亚农业和现代的欧洲工业结合在一起。[35]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这一特殊结合为俄国革命创造出了错综复杂的任务。[36]
事实上，俄国革命肩负着没有资产阶级支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它必须完成资产阶级的任务，因为这首先是一项推翻专制主义，清算贵族阶级的特权并形成现代国家机器的挑战。[37]所有这一切必须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产生，因为这个阶级使自己依附于沙皇制度，并因此甚至在它自己的革命完成之前巳经变成了反革命分子。[38]
一个“阶级三角”接手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39]：庞大的农民群众组成了“被动的基础”，数量较少但富有战斗性的工人组成了“斗争的手段”，而少数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革命的主要头脑”。[40]布尔什维主义成功地组织了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并夺取了权力。但是，1917年建立的新政权因此从一开始就处于不稳定的地位：它必须确保作为它基础的两个阶级彼此不发生公开冲突，尽管他们的部分利益相矛盾。[41]面向两个阶级，国家机器的自主化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沙俄政府的国家机器在两个占有阶级之上独立地统治，因此，新的布尔什维克国家机器开始使自己独立于它的两个阶级基础。俄罗斯走出了沙俄帝制的绝对主义环境，步入布尔什维克的绝对主义环境。
[42]
这一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由这个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在两个阶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一种资本主义。苏联的国家政策因此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之间摆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强制性的集体化只是靠暴力牵制这些矛盾，但到此时为止，这些矛盾仅仅是“使经济困难增长到经济矛盾爆发的危险基点”[43]。
苏维埃经济的功能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其基础由商品生产组成，其总体目标是利润率，运用资产阶级的激励和奖赏制度，工人创造剩余价值。[44]
的确，俄罗斯国家并未显示出任何人民阶级成为单独的和直接的剩余价值生产的受益者，而是国家通过整体的官僚寄生机器，把这一剩余价值据为己有。除了其自身相当昂贵的维护费用，剩余价值还提供用作扩大生产，支持农民阶级，和用作解决国家外债的手段。……俄罗斯的国家经济……是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独特历史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并因此与甚至最大和最发达的国家所不得不展现的生产类型不相同，代表了更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类型。
[45]
1936至1937年，魏格纳在流亡瑞士期间，将他的论文详尽阐发为一个大篇幅的但未发表的手稿，题为《布尔什维克权力政治的基础：论布尔什维主义社会学》（Foundations of Bolshevik Power Politics: On the Sociology of Bolshevism）[46]。他用鲁道夫·施普伦格（Rudolf Sprenger）的笔名发表了他的发现的一些部分。[47]一般来说，这些出版物是与其“论 文”前后一致的。
沃洛尔
“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贴在苏联身上，实质上并未得到米亚斯尼科夫、阿德勒和魏格纳的赞同。他们只不过声称，苏联体现了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主义剥削等，但是并未对证实这一解释提供进一步的观点。毫不奇怪，这个弱点迅速地被卫道士们抓住了。[48]及至1930年代末期，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理论意义上渐渐变得更为深奥和微妙。1939年，美国的《现代季刊》（Modern Quarterly）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无产阶级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国家？》[49]的分析文章。其作者瑞安·沃洛尔（Ryan Worrall，1903—1995），一个澳大利亚的托洛茨基分子[50]，竭力为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创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为了强调其理论正统性，沃洛尔提到三个来自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
1．“被卡尔·马克思的学生们如此忽视”，在《资本论》第3卷的两个地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被定义为：生产资料集中由少数所有者掌握，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化，世界市场的创造，
[51]商品和剩余价值生产。
[52]特别标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第二个东西是，“剩余价值生产是直接的目的和生产的决定性动机。”
[53]
2．马克思在他关于股份资本的分析中已经表明，也见《资本论》第3卷，在股份公司中，企业的经理们成为其他人的资本的“指导者”，而那些提供资本的人只保留了所有权的名头。这样，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界限内被“废除”了。
[54]
3．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Anti-Dühring）中，不仅预见了股份资本的成长，而且预见了把私人企业主太大的投资（例如，在铁路部门）委托给国家去组织的趋势。按照恩格斯的意思，这两种发展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资本关系并未被它消灭，反而只是得到了强化。
[55]
从1中，沃洛尔总结出，私人所有权（尤其是生产资料的）不必是资本主义“在其每一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从2特别是从3中，他推论出，“朝着生产资料国家所有权方向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可能导致“私有财产的事实上的废除”，而资本主义的本质仍然同样不变。以他对经典著作的求诉，沃洛尔看来尤其想要证明，国家和资本融合为一个统治总体的社会，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传统内部是一种理论可能性。列宁也引用这一论述为证。
沃洛尔下一步是打算为这个观点——即这种理论可能性在苏联已经成为现实——举一个可信的例子：经济和政治权力核心的一种历史性的独特融合已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真正发生了。在这点上，沃洛尔定理可总结如下：
（1）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不构成一个资产阶级。毕竟，它的结构并未表现出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有任何相似性。
（2）然而这种官僚制的功能与资产阶级的功能是同样的。
客观地说，它的社会目标，是在俄罗斯进行资本积累——商品生产，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将这种剩余价值实现变成国家利润和将利润转化为更多的国家财产——特别是采取生产资料形式的更多的资本；更多的工厂，更多的机器，更多的矿山，等等。
[56]
（3）如果该官僚制从属于工人阶级，也就是说，如果苏维埃或其他的工人民主形式掌控了该官僚制的政策，苏联将会是一个工人国家。然而并非如此，而“事实恰恰是让一个‘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国家替代了一个工人的国家”[57]。
（4）苏联制度并不输出资本，并不剥削任何殖民地。它因此不是帝国主义的，尽管它是资本主义的。
（5）苏联制度比一般的资本主义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它已形成了“一个过渡阶段，其中私有财产原则已被废除，而生产资料只由一个安排不稳定的官僚制支配而不赋予无产阶级”[58]。
（6）苏联资本主义可能是从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为从大约1923年起，已经产生了“遍布整个十年”的暴力的反革命。由于客观因素（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世界市场的影响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主观因素（即在关键性的1923至1929年期间，托洛茨基和其他人的反抗水平已经式微）的结合，这场反革命是可能的。[59]
尽管沃洛尔的论点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唤起了柯尔施的观点（“静悄悄的反革命”），但他显然是使用“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第一人，他的贡献是创新性的，他的概念不仅是描述的标签，同时也是分析性的。对于他，一个工人国家和一个积累的政权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谁掌握了政治权力。他认为，一个资本主义积累的政权，不可能同时也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即使是工人阶级自己做出对它自己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决定。
波洛克
1941年，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1894—1970），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60]经济学家，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即原来的《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 forschung）上发表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这本刊物中，他不仅继续了他在1920年代已经开始的苏联研究[61]，而且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和计划经济的评论。1932年，波洛克已经坚信，资本主义将能够通过计划编制技术找到新的平衡。[62]并且，在他1941年的稿件中，波洛克把这一理念发展成一个总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该理论最初是受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的经验所启发，而波洛克对这一理论的整体是否 能够有效地运用于苏联的问题踌躇不决，因为与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比，苏联社会的旧资本家群体和国家没有发生任何联合，并且其生产资料反而是对以前的有产者阶级的剥夺。波洛克因此审慎地表达了他对于“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否适合处在现阶段的苏联”的怀疑。[63]然而这一保留并没有阻碍他把苏联置于其思考之中，例如，他说，在苏联，其国家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要比德国更发达。[64]
除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种种极权主义变体之外，波洛克还构想了各种民主变体的可能性——不过这些变体暂时仍然只是对于“我们的经验所给予我们的极少数线索”的假设性解释。[65]他的观点中提到的国家资本主义术语不仅是指政体形式，而是指更一般的状况：它涉及一种不再是私人资本主义的然而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其中利润动机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国家从私人资本家那里接管了基本功能。
在国家资本主义中，自发的市场活动巳被消灭。在它的地盘，国家调节已经产生：总计划指出了所想要的生产、消费、储蓄和投资；价格不再自由浮动，而是行政上确定；个人和群体的赢利兴趣服从于总计划；创意活动和即兴创作被基于科学的管理所取代；经济的“运行规律”再也不发挥任何有意义的作用。[66]在企业中，私人资本家被剥夺了权力。管理工作变得与资本一样独立；企业的功能被让渡给国家，或无论如何完全由国家决定；旧资本家，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被国家施展使用，只是作为食利者留下来。[67]物品和劳动力的分配，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完成：通过直接配置，企业联合的合作，互相关联的配额制度，等等。
既然在这一制度中不再存在任何经济“运行规律”，那么也不可能存在任何经济制约：“当一切经济活动的协调受一个有意识的计划所影响之时，旧有意义上的经济问题不复存在……”[68]这些独特的制约具有非经济的本质：例如，充分的原材料供应、生产经验、职工；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不同社会立场的形成，不同的权力策略等；以及来自底层的压力。[69]关于涉及的这些极权主义的变体，可能形成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区别，那里新统治阶级已显现为“要害位置的官僚在商业交易中的勾结，国家和政党与残留的既得利益结盟”，而苏联的官僚体制的精英并不依赖这些生产方式中的私有财产残余。[70]
同时，波洛克详细阐释了这一模式，他的密友和同事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写了一篇关于权威主义国家的评论，许多年以后才发表。[71]很有可能，这一评论部分是受他与波洛克的一次观点交流的启发[72]，而这一交流可能有助于阐明波洛克理论的意义。霍克海默比波洛克更尖锐，他在表述为一种“混合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和斯大林主义的“整体的中央集权制（integral étatism）或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之间划分了一道界限。当时，在法西斯主义下，私人企业仍然存在，即使它们的运行领域受到限制，并继续消耗大部分剩余价值；而在一个整体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integral étatism socialisation）中，社会化则是通过政令实现的。
私人资本主义被消灭。从此以后，红利只从政府合同中收取。官员和部门之间小规模的斗争，只是作为该政权革命的过去的结果，而不像法西斯主义那样，由于官僚体制内部成员的社会出身和关系的差异而复杂化。这些差异在法西斯主义政权中导致了许多 摩擦。整体的中央集权制并不是权力的退却，而是权力的发展。它能够排除种族偏见而存在。然而，生产者——虽然资本在法律上属于他们，但“他们仍然是工资劳动者即无产阶级”——注定都一无所有。工厂的管辖被扩展到整个社会。
[73]
按照霍克海默的解释，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两个发展阶段：法西斯主义的“混合形式”和斯大林主义的“整体形式”。通过把这一区别追溯到波洛克的理论，波洛克对于把苏联和纳粹德国归于一种模式的迟疑就变得可以解释：该理论最初集中关注纳粹主义，而纳粹主义还没有表现出国家和资本全面融合的特征，同时该理论仍然试图开脱苏联的模仿行为，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某些模糊。
第二节 托洛茨基：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一个全新的理论是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提出来的。[74]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发展的认识过程是格外复杂的。他的大量作品清楚地表明，尽管可以在他的思想中辨识出许多矛盾和摇摆，[75]但是他坚持了贯穿于整个时期、作为其思想核心的统一论证形式，这一论证可以形式化如下：
1．（必然是暴力的）社会革命，只能被一场（必然是暴力的）反革命所废止。
2．十月革命是一场暴力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它导致了一个工人国家。
由1和2中得出结论：
3．只要没有发生暴力的反革命，苏联仍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工人国家的性质。
托洛茨基把所有官僚化和蜕化现象装进不断改变的理论框架，这些假定成为其理论框架的不变的核心理念。当官僚精英专政日益变成一种恐怖之时，为了维持这一解释，托洛茨基不得不将其政治范畴的内容削足适履地适应正在演变的政治环境。既然“工人国家”对于他来说从根本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称法，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他意味着与“工人民主”完全一个样，托洛茨基最初无法想象一个并不（丝毫也不）掌握政权的工人国家。迟至1931年，他宣称：
在工人阶级中，十月革命是有生命力的和强大的;牢牢确立的是阶级思维的习惯；在老一代中不能忘怀的传统是革命斗争的教训和布尔什维克战略的结论；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中，怀有对从前的统治阶级及其政党的仇恨。在他们的整体构成中的这些趋势，不仅是未来的储备，而且是今天的生动力量，它保护苏联成为一个工人国 家。……
承认目前的苏联为一个工人国家，不仅表明资产阶级只能依靠武装起义来征服权力，而且表明
俄国无产阶级尚未丧失使官僚制度服从于它、重新复兴这个党、更新这个专政政权
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一场运用改良方法和走改良道路的新的革命。[76]
由于思想上的这种“改良的”观点，托洛茨基多年来拒绝脱离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去写作，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使自己与敢于在第三国际之外组织起来的各种具有相似目的的思想保持距离。[77]
在1933年希特勒夺取权力之后——一件德国共产主义者感到相当无奈的大事——托洛茨基逐渐抛弃了他关于党和国家可能改良的想法。[78]但是，这样做给他自己造成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他曾认为，缺乏一场暴力的反革命证明了苏联仍然是一个工人的国家，但在另一方面，该政权的改良现在不复可能，而因此一场新的革命提上了历史日程。为了清除这种明显的不一致，托洛茨基看来已采取了考茨基关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旧划分[79]：托洛茨基论证道，因为工人国家已经在俄罗斯建立，未来只有政治革命是必要的，它必须去清除制约计划经济的自由运行和进一步发展的种种障碍。
1936年，托洛茨基完成了《什么是苏联和它正在向何处去？》（Chto taki SSSR i kuda on idet）的手稿，之后数年，这本书在几个国家以《被背叛的革命》为名出版，如法文版（La révolution trahie）、英文版（The Revolution Betrayed）和德文版（Verratene Revolution）等。[80]这一著作——并自那以后——保留了一个重要的（时而肯定时而否定的）参照点即托洛茨基坚持工人国家的概念；同时，他寻求把官僚化现象结合进他的理论。正像以前一样，他的出发点是：苏维埃政权及其种种矛盾不可能被定义为社会主义的，而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性政权”。[81]这在当时解释了为什么苏维埃国家具有一种双重性质：“就它保护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权而言，它是社会主义的；就它以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实行生活物品分配和随之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而言，它是资本主义的。”[82]
因为社会主义特征支配了生产领域（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工业国家化、计划经济），因为那是为什么说一个工人国家仍然是有意义的唯一原因，所以，依据定义，官僚制的根基不可能定位于这一生产性的领域内。它们必须建立在分配领域，那里存在着短缺并因此盛行资产阶级的分配概念。
官僚制统治的基础是社会在消费物品方面的贫乏，带来由此产生的每个人反对全体的斗争。当商店里有足够的物品时，购买者无论什么时候想来就可以来。当只有极少物品时，购买者被迫排队。当队排得很长的时候，派一个警察维持秩序就是必要的。这就是苏联官僚体制的起点。它“知道”谁将得到某些东西和谁必须等待。
[83]
在这一意义上，在一个革命后的国家中，生产力越不发达，那里官僚制的社会势力自然就会越大。官僚因此将会独占特权就是顺理成章的。
没有一个掌有财富去分配的人总是忽略他自己。因此，在社会需要内部已产生出一个过度滋长其社会需要功能的机构，并成为一种独立的因素，随之成为对整个有机体有极大危险的根源。
[84]
在任何其他历史情境中的确都不存在的这种官僚制〔托洛茨基有时将它说成“社会等级制度”，而另一些时候说成“（社会的）阶层”〕，取得了相对于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这样一种程度的独立性。即使列宁活得更长，也只能控制这种蜕化，而不可能做得更多。简言之，“官僚制沉重的臀部比革命的头部有更重要的价值。”[85]
托洛茨基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他自己的观点中有某些矫情的东西。计划经济和工人民主必须结合在一起，这对于他一直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另一个，这一个就不可能维持，因为只有在一个民主体制中，值得信赖的信息和来自相关所有人的最佳努力才会得到保证。这解释了为什么他在其理论中建立了一种世俗的观点。正如他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描述的，一个蜕化的工人国家不可能会长期持续。在1938年，他评论道：
民主……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在生活中实现它做准备的一个和唯一一个可能的机制。……在斯大林的审判词中被指称的“阴谋破坏”，是现实中专横的官僚手段的恶果之一。明显的失衡、浪费和困境的表现形式，预示着破坏计划经济真正基础的危险不断上升。
[86]
不久前写到这一点时，他已警告过：
这个“官僚制变体”目前正在准备鲸吞工人的国家，不留下任何残余……如果无产阶级及时驱逐苏联的官僚体制，那么它将在其胜利后找到生产的国有化方式和计划经济的基本因素。
[87]
对托洛茨基而言，官僚制的蜕化根本就是个短期现象。正如皮埃尔·弗兰克（Pierre Frank）正确地指出的，“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斯大林主义是一个偶然的意外，不是历史的持久创造”。[88]因而托洛茨基比喻该官僚制是“胎死腹中的孩子”或“癌瘤的生长”，可以并应当用外科手术处理掉；他还把苏联比做一辆小汽车，虽然它已经撞坏了，但是经过机械工修理之后，还会再次开动。[89]
在对托洛茨基的评论中，他对历史时代的这种理解几乎总是被忽略。如弗里茨·斯泰因伯格（Fritz Sternberg）所提出的，这种当时的局限性是否能够主要解释为托洛茨基个人心理的产物，是值得怀疑的。[90]一种更可靠的解释是，这是托洛茨基确信计划经济与官僚制专政根本不相容的一个直接结果。
在这一背景中，指出托洛茨基对国际形势的全面估价也是重要的。在托洛茨基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其最后阶段。当他在1938年成立第四国际并委之以“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这一传承重任时，这个政治文献被冠名为《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The Death Agony of Capitalism and the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经济低迷，对于托洛茨基意味着生产力不可能再增长。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停滞，已经表现出越来越野蛮的和原始的特征：
人类生产力停滞。新的发明和进步已经不能提升物质财富的水平。……资产阶级自身看不到任何出路。……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弗吉尼亚帽子（Phrygian cap)标记下就像在德国的纳粹党十字记号的标记下一样继续腐朽下去。只有推翻资产阶级才可能打开一条出路。
[91]
尽管是斯大林主义专政，但苏联展现出的迅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与总体的社会腐朽画面的清晰的、积极的对照。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和一个腐朽中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同样是在与资本主义各国武装冲突事件中实现他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诉求的根本基础。
在托洛茨基看来，1930年代末期的世界形势是这样的不稳定，所以由于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迫近，资本主义和斯大林官僚制二者的存在，都会受到一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挑战。在短期内，只有工人的权力可能拥有未来。因而，1938年他以下述方式表达了他的预言:
如果这场战争被挑起，正如我们坚定地相信的那样，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它肯定不可避免地导向推翻苏联的官僚制，并在一个比1918年更高得多的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重建苏维埃民主。……然而，如果被迫承认目前的战争将不会引发革命，而是引起无产阶级的衰落，那么仍然存在着另一种选择：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腐朽，它与国家的进一步融合，以及无论何处它都会被依然由极权主义政权维持的那种民主替代。
如果是那样的话，苏联官僚可以将它自己转变成为一个新剥削阶级，它将反映“文明的衰退”。[92]这样，托洛茨基将旧格言“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解释为两个短期选择。中间道路是他无法正视的一种前景，沿着这一道路，无产阶级将不去实现世界革命，苏联的结构和资本主义的结构都将完整地保持它们的本质。
第三节 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关于苏联已经变成一个全新社会类型的理论，对此的首次尝试通常归功于布鲁诺·里齐（Bruno Rizzi），他在1939年发表了对这种类型的一个解释。[93]然而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出，在斯大林的“大跃进”开始后的第一年，类似的思想已经由他们之中的罗拉（Laurat）和韦尔（Weil）提出来了。[94]
罗拉
吕西安·罗拉（Lucian Laurat，1898—1973），原名奥托·马什尔（Otto Maschl），生于维也纳。1918年，他是德国—奥地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莫斯科作为大学讲师进行了一段教学后，他在1927年左右离开共产主义运动并定居法国。他在那里很快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从 1930年代初开始成为亨利·德·曼（Henri de Man）的“计划主义（planism）”的倡导者。[95]
在1931年题为《苏联经济》（The Soviet Economy）的书中，罗拉提出了一个常为大家忽视和错误解释的苏联社会分析。[96]事实上，他第一个为苏联社会已产生了一个新类型的观点创造了一种详尽的理论基础。[97]依照罗拉的观点，十月革命绝对已然是社会主义的。对于俄罗斯1917 年并没有“成熟到”社会主义（如考茨基、高尔特和鲁尔已论证过）的说法，他认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无论是否高度发达，原则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被称为“成熟”。毕竟，社会主义要求合理使用该星球所提供的全部资源。因而罗拉相信，对该问题的更正确的观点是：倘若它的革命已然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俄罗斯就已经为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98]
在1920年代，未受过民主规范检验的官僚精英曾试图加强他们自身，除了因为缺少一场西欧革命以外，还归因于缺少无产阶级的干部。宪法确立的解除官员职务的权力因此仍然是一个形同虚设的规定。该官僚制的癌症可能恰恰是因为官员不可能被替换而安居于所有国家机构中。
（该官僚制）越来越丧失了它与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系。它把自己树立为被剥夺的资产阶级资产的不可改变的监护人，和还没有足够能力管理他们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指导教师。由于一个例外的历史情境赐予了它幸运的全能地位，并通过把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理论转换成党
凌驾于阶级之上，它铆足了劲把自己树立为永恒的监护人。
[99]
这样产生的社会制度有着许多与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的东西。初看上去，人们甚至可能有理由认为苏维埃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毕竟，它拥有全部工业和银行，并购买工人和被雇用者的劳动力。然而罗拉并不相信这涵盖了该制度的本质。讨论预先设定，阶级对抗的资本主义，是在一个阶级拥有生产方式而其他阶级只拥有劳动力的意义上。但是苏联并不是这种情况，至少它的非私有化部分（国有部门和劳动者集体所有部门）不是。
苏联工人和雇员在
他们自己的企业工作……在那些企业的资产平衡表上被占有为利润的款项，不能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它们并没有回归到一个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而是归于集体……
[100]
官僚寡头政治团体因此实际上并不拥有作为自己财产的生产资料: “它作为资本主义遗产的监护人和工人的指导教师分配产品。它出卖它的劳动力，正像它的奴才们一样。”[101]
尽管拒绝这种资本主义理论，罗拉仍感到运用马克思为了分析资本主义所发明的术语有助于他对苏联经济的深入分析。因此，他声称苏联官僚制确实独占了“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名下的资产阶级并不做同样的事。同样，他认为价值规律仍然“在社会主义部分内部”发挥作用，[102]即使他先前已得出过与马克思一致的结论：在资本全面垄断化的条件下，也就是当竞争已经被消灭时，价值规律是“几乎不可能发挥作用的”。[103]
罗拉还利用从马克思的资本分析中汲取的概念，抨击官僚寡头（他把它候补为一个社会等级或一个阶级）的社会立场问题。这里的出发点是生产劳动也即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概念。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下，流通的代表被排除于生产劳动范畴之外，从事非生产劳动。[104]但是罗拉认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仍然有对社会机能有用的共同特点。官僚制精英的劳动与此相反，因为它通常完全没用：
三个人做一件工作，当一个人就能不费力地做这个工作时，另外两人就不再是有用的。在这一条件下，另外两个工人的工作不仅是非生产性的，而且是无用的，不仅是“昂贵的虽然是必要的花费”，而且是时间的浪费。……官僚们，在合乎比例的数量中，无论如何他们也许是有用的，但当他们的数量不成比例地大的时候，就成为寄生虫。……流通的运营间接成本，因此在俄国比在西方国家增长更剧烈。
[105]
官僚们的大部分工作的无用性质，被认为导致了工人工资和官僚薪酬在性质上的差别。官僚在本质上是寄生性的。
(官僚们）是有强制力的，为了维护他们的收入……蚕食国家收入的其他领域；他们截留了工人的部分个人收入；他们占有越来越多的、应当构成工业积累基金的那部分利润……
[106]
因为缺少竞争和来自下层的民主控制——也就是缺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的矫正——这一寄生状态可能会毫无节制地产生溃烂。
总而言之，人们可以说，对于罗拉而言，苏联是一种“异化形态”（不完全是在考茨基的意义上，但略微与之相关），其中，工人理论上拥有生产资料，但是企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一个统治性的寄生的官僚阶级所掌握。在这一背景下，罗拉完全否认柯尔施关于已经发生了资产阶级关系复辟的观点，就并不令人惊讶了。毕竟，没有任何东西复辟，而一些全新的东西已经开始存在。
那种将俄国革命与早先的革命区别开来并且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革命的东西，是在夺取权力之后，在革命本身的进程中，出现了新的统治性的特权阶级和形成了这一特权阶级的经济地位。
[107]
在他的这本书的续篇中，罗拉再次明确地提出了如下问题：“另一种人剥削人的形式是否准备好自己去替代资本主义的剥削？”[108]毕竟，将一个社会描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条件，不仅在于它的经济是有目的的和中央指导的，而且在于是没有剥削的和民主地产生决策的。两个条件都不适合苏联。官僚制精英形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一个剩余价值的攫取者”[109]。
在后来的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破产吗？》（Is Marxism Going Bankrupt?）的书中，罗拉含蓄地谈及马克思对路德派的描述——把现代的计划技术与一部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可以用不同方式运作的机器相比。这些“中介政权”（他以此不仅包括了苏联，而且同时包括了意大利和德国）以一种政治上性质完全不同的方式利用这部机器。然而，这将阻挡不了民主社会主义者学习日益显而易见的“新事实”，从而把它们运用于自己的目的。虽然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本质不同——“在德国和在意大利，统治阶级是布鲁托—技术官僚（pluto-technocratic，布鲁托是罗马神话中的阴间之神——译者注）；在俄国，它是官方—技术官僚（bureau-technocratic）”[110]——但它们仍然有共同之处，即在经济机构的领导权和财产权二者之间，不再有任何中介联结；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具体体现了“资本家阶级的腐败”。[111]同时，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并在更大的规模上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做准备。通过集中化、积累和计划技术，它们明确地创造了如下可能性：工人将依靠一场“新的颠覆”夺取权力，并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计划社会。
韦尔
作家和哲学家西蒙·韦尔（Simone Weil，1909—1943），1930年代初的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曾因1934—1935年间在雷诺汽车工厂工作期间的事件而著名[112]，在她1933年的文章《我们正在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吗？》中，显然紧紧地追随着罗拉的早期工作。她把罗拉对“由官僚体制操纵的剥削机制”[113]的分析，与当时日益流行的关于经理和技术官僚权力增长的观点结合起来，[114]结果提供了一个“熟读同志们思想的朴素理论”[115]。
韦尔分析的出发点是日益增长的劳动和专业化的分化，这一分化在资本主义的许多场域中宣示自身；这一趋势的后果是个人失去了在总体上理解社会的能力。他们已被禁锢在一个社会领域中，不再可能探究逻辑和历史。作为一种平行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专业领域：对大量碎片化活动进行协调。这一分化的后果是“行政功能”和官僚机器异常迅速的增长。
这正是一个也可以在企业中见证的过程，脑力和体力劳动加速分离。在劳动力的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资本主义的旧矛盾之后，第二个矛盾因此产生出来，它取代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导致了社会的三重分化。
今天，围绕着企业，存在三个非常清晰的社会阶层；工人——企业被动的工具，在经济体系走向腐朽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统治地位的资本家，和那些相反得到了技术支持的行政管理者，技术的发展只会增强后者的权力。
[116]
她认为，如果资本家被逐出这一体制，工人掌权的体制不会自动取而代之。更大的可能是这样一种“剥夺剥夺者”（这毕竟不影响执行和协调两种功能之间的新矛盾），它会把这些行政力量转化为一个独裁官僚制的特权阶级。而一个具有绝对垄断地位的社会阶层，将不会自动地放弃这一垄断。
以行使行政功能来定义的社会阶层，将永远不会接受拥有合法财产的政权开放，让工人大众有权使用这些功能……无论哪种类型的所有权剥夺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俄罗斯工人的英雄主义由此遭遇背离。
[117]
官僚制统治一旦建立，让所有生活领域服从其权力的内在趋势开始展示其自身。在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仍然保留了某些自由的地方，这种官僚政权则具有渗透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那种不可遏制的趋势——不同意见被改造成一种精心培育的盲从，而个人价值让位于国家宗教。
韦尔同样相信，这一走向的趋势在苏联之外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这种“三重官僚制”在每个地方都茁壮成长：工会、企业和国家。“罗斯福新政”已经引人注目地强化了对经济进程的官僚干预；而在德国，企业和国家官僚制的绝对融合似乎正在发生。韦尔因此预见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未来，尤其是因为所有的群众政治运动——不管他们称自己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统统沿着同一方向运行。但是，无论所有的一切可能看起来如何令人气馁，默认这种不可避免都是错误的：“如果，最可能的可能性是我们必将毁灭，那么让我们坚信，我们不这样活着，就不会毁灭。”[118]
里齐
1939年，意大利人布鲁诺·里齐（Bruno Rizzi，1901—1985），一个正徘徊在波迪加主义（Bordigism）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边缘地带[119]的鞋商和中途辍学的学生，秘密出版了《世界的官僚化》（The Bureaucratisation of the World）一书。这是一本后来长期影响了关于苏联的辩论，特别是通过小道消息不胫而走的书。这本著作在一个时期像谜一样鼓舞着各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流派。不仅作者自己藏在谜之中——他只将自己署名为“Bruno R.”，而且，该书的复制本在出版后很短的时间，就被法国警察局以文本中有敏感段落为由查抄了。[120]《世界的官僚化》起初出名，只是因为托洛茨基正好在被暗杀之前的一次争论中抨击了这本书。[121]尽管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在1947年揭示了里齐的身份，[122]但只是到1950年代末期，这本书才在更广的范围内出名。[123]我们现在知道，先于他这本书的出版，里齐已经进行了几年对苏联本质的反思。1937 年，他已经写了《苏联向何处去？》（Where Is the USSR Going？）这是一本他后来认为提出了真正的问题但没有得出对这些问题的好答案的书。[124]
在里齐的书中，西蒙·韦尔的主题回归了：里齐也觉察到官僚制的权力到处在齐步前进；同样，他把苏联描绘为官僚已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里齐的观点缺乏韦尔提出的官僚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里齐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他只是觉察到有这一走向的“趋势”的地方——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辨识出一个稳定的官僚阶级。
正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里齐认为资产阶级是“一个已消逝的社会力量”，它在政治上已完全被迫处于防卫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像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相信的那样，社会主义革命（不过更正确地是“官僚的集体主义”）提上了日程。为了分析这一新的社会构成，里齐在他的书中形成了三个部分的概念：苏联、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只有第一和第三部分最后纳入了《世界的官僚化》。中间部分从未发表过。[125]
关于苏联，里齐断言，官僚统治阶级在那里已将自己确立为十月革命遗赠的结果：“这种国家占有赋予了官僚对所有那些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占有，尽管这些财产已社会化，但是一点不少地全部属于这个新统治阶级。”[126]由于这一新的集体占有社会财富的方式，官僚的集体主义超越了阻碍资本主义功能的那种无法解决的矛盾（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所以将这一矛盾提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剥削仍然保留，却以阶级对阶级的剥削取代了人对人的剥削。”[127]
在从私人剥削到集体剥削的过渡中，里齐对一个从无阶级的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反向过渡作出了诊断。
财产，在属于所有人之后，（当下不存在的）古人首先集体转移到共同体，然后变成了私有财产。现在，看起来好像财产再次呈现出一种集体的形式，但却是作为阶级的财产。
[128]
在官僚集体主义中，剥削——更确切地说，剩余价值的占有[129]——通过国家机器而产生，它同时也构成压迫。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因此融为一体。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再取决于资本家，而取决于买方——垄断的国家。工资由计划确定。同样的方式也被运用于物价。因此现在要求工人“自由”（在从生产资料中“获得自由”和摆脱个人依赖性的双重意义上）是错误的：“苏联工人有了唯一的主人，他不能再出卖他的劳动力商品，他是一个没有任何选择可能性的囚徒。”[130]里齐因此发现了一种与奴隶劳动非常精确的相似性。
剥削恰恰像在奴隶社会中那样发生。工人为已经买了他的那个主人工作，他变成一种资本利益，他是必须被照顾、被圈养的牲畜，而他的再生产与他的主人有极大的利害关系。
[131]
只有一个与古代奴隶们的重要差别：俄国工人被允许服兵役——一项“旧式奴隶没有的特别待遇”。
里齐的苏联方法主要是描述性的，缺乏一种因果联系，乃至那个方向上的一种适度尝试。似乎他最关心的是去设计许多静态的概念，它们可被用于与其他解释的辩论。他的苏联论述因此为批判托洛茨基及其“代理人”纳维尔保留了许多空间。[132]
关注美国新政的那部分也没有用分析方式提供什么东西。里齐关于新政意味着一个新统治阶级崛起的论题只是尚待证实的，而不是已经证实的。然而，这一论题符合他的总体理论，即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被官僚集体主义所战胜，官僚集体主义同样构成了社会主义之前的最后历史阶段。
大宗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中央集权化，为了一个与个人投机不同的目的的经济计划和生产，体现了官僚集体主义主要的吸引焦点。……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个社会因其使命必须以一种制度安排的方式，提高它的全球总产量。
[133]
这种官僚制国家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个历史上最后的统治阶级是如此接近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所以它拒绝作为一个阶级和作为所有者的身份！”[134]
该官僚集体主义的统治者们比资产阶级更接近工人阶级。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因此必须抛开对希特勒痛恨和憎恶的全部情感。因为既然他们将工业生产合理化，这些领导人就履行了一项进步的任务。他们也不过是历史的工具，个体渴望解放的“伟大的囚徒，踏进了一个金色的牢笼”[135]。
我们相信，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们在心底和作为人，不喜欢他们的政权，他们也不喜欢在他们的生活中被某种孤立的和戒备的臣民归结为人性分裂，不喜欢以他们的个人警卫和他们的崇拜者为中介被表现。他们已经接受了该事实，包括为了政治需要和摆脱社会需要这两个方面……
[136]
伯纳姆
同年，布鲁诺·里齐写就了《世界的官僚化》，关于苏联的辩论在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迅速展开。1937年，内部冲突已经产生：当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两大领袖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和约瑟夫·卡特（Joseph Carter，即约瑟夫·弗里德曼）采取了略微有些持异见的姿态，他们声称，“在马克思主义赋予这一术语的传统意义上”，苏联不可能再被视为一个工人国家。[137]他们中的哲学家伯纳姆[138]在后来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论战第二轮的重大事件是红军入侵芬兰。正统托派想要支持苏联，因为他们赞成无条件地保卫这 个“蜕化的工人国家”；他们的对立面却认为，入侵芬兰作为一种侵略行动，应当受到强烈的批判。[139]伯纳姆运用一种理论原理支持后者的观点，指出苏联是一个新型的阶级社会。与他持共同思想的人，除了提到的约瑟夫·卡特之外，还包括迈克斯·沙特曼（Max Shachtman）， C.L.R.詹姆斯（C.L.R. James），欧文·豪（Irving Howe）和索尔·贝洛（Saul Bellow）。一场冲突激烈的辩论随后发生，已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用几篇文章介入了争论。[140]也正是托洛茨基指出了伯纳姆观点和“”思想的相似性。1940年，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分裂了，而围绕伯纳姆及其副手沙特曼的团体创建了工人党。[141]不过，同年伯纳姆也退出了这个新组织，他在辞职信中声明：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系斗争，它的结局，和工人党的最近组成，以我自己的情况，是回顾我自己的理论和政治信仰的不可避免的机会。这一回顾已展现了，我无法靠术语的任何引申来把我自己或让别人把我看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42]
随后一年，1941年，伯纳姆的名著《管理的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出版了。虽然因为它的作者的缘故，这本书不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我将在这里讨论它，因为它不仅仍受马克思主义非常强烈的影响，[143]而且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44]
在《管理的革命》中，伯纳姆把不同的兴趣集中在一起。一方面，这本书体现了他对其苏联分析的深入阐释和证明，他在前一年曾以托洛茨基运动成员的身份为苏联辩护。另一方面，这本书也是他曾发表的有关美国新政的早期分析的继续。自1935年以来，他全面观察了新政的发展、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及官僚制在政府和私人企业中的扩展，在托派的理论刊物《新国际》（Tne New Internatioanl）上用“约翰·韦斯特（John West）”的笔名发表著述。[145]在其最初的设想中，《管理的革命》表现出与里齐的《世界的官僚化》的惊人相似。这种相似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沙特曼和纳维尔竟然指控伯纳姆剽窃。[146]不过这一指控无法证实， 并且难免不中肯，因为正如韦尔的文稿所表述的，这一思想可以说已经“在流传”。[147]在《管理的革命》——一本据其作者说既不包括一个未来纲领也不包含一种道德伦理的书[148]——中伯纳姆肯定了一个对西蒙·韦尔来说曾经只是一个可怕前兆的确定事实：新官僚阶级的统治正在世界范围内无情地确立其自身：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一个有以下特征的时期，即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正经历一种不寻常的高速变化。这一转型，是从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社会类型，转向一种我们所称的管理社会类型。这一转型期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相比，可以预料是短暂的。这个日子或许屈指可数，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随着这个新社会的巩固，可以预测到那以后大约50年结束，也许还要更快。
[149]
这里比里齐的例子要更清楚的是：最初看上去与单线论（即资本主义之后存在两种可能性：社会主义或新阶级的统治）决裂的新阶级社会理论，是怎样受到法西斯主义以及与其相似的斯大林主义的发展的影响，产生了建立一个新单线图式的趋势愈益明显，只是这一单线链条的连接环节有部分改变：其顺序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然后到一个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阶级社会。
通过讨论已失败的革命（德国和巴尔干半岛的革命）和一场与预言的后果全然不同的造反（俄国），伯纳姆说明，资本主义的衰落并不自动导致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观的这一失败，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高估工人阶级的作用相联系的。就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预言来说，不仅人口的无产阶级化的确没有发生，而且工人的结构性无权地位还由于他们的技能缺失而日益强化。一方面工人的学校教育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和生产的领导层已在企业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出现。这意味着即使企业所有者将会消失，工人也不再可能自己领导生产过程。
在技术上说唯一真正有能力消灭资本主义的人是经理们——生产过程的领导者。这些未来统治者的身份，是由伯纳姆精确描述的。他并不是指高技能工人和化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等，而是专指严格意义上的经理们。
我们常常会把他们看作“生产管理者”、运作经营者、主管、行政工程师、监督技术员，或看作政府中的……行政官员、部门专员、办公室领导，等等。
[150]
管理层的统治在苏联是最发达的，但在其他地方同样迅速上升（德国、意大利等）。在他们的社会类型结构中，该国的管理阶级面临三个问题，即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贯穿全世界），群众的服从地位，以及他们自己之间在通过民族国家走向世界统治的道路上的斗争。解决这些问题的顺序，国与国不同。俄国图式表现如下：
（1）资本家阶级在国内迅速弱化到无力状态……（2）群众铺路石持续多年处在走下坡路和一盘散沙的状态；（3）今后（虽然已经未雨绸缪）与正在崛起的管理世界领域的其他部分的直接竞争。
[151]
德国运作了一种不同的图式。在那里，群众的服从地位产生在资本家权力消失之前。美国发生的转型图式与德国类型而不是俄国类型相似，尽管北美的这一进程据认为产生得更为缓和，而那里的资本主义依然也更为强大。
什么是一个现实化的管理社会的外部特征？在诸如这类社会中（伯纳姆尤其想到了这一背景中的苏联），管理精英已经成为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可由两个根本特征辨认，即“第一，……阻止他人有权使用那些掌控（拥有）对象的能力；第二，在掌控（拥有）对象的产品分配中的优惠待遇。”[152]第二个特征来自于第一个特征。因为只有如果一个人拥有了生产资料，他才能占有它的成果。在这一意义上，伯纳姆很清楚，苏联的管理者们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
俄国革命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场管理的革命。……今天的俄罗斯，就其结构方面而言，是一个最大限度地沿着管理的道路前进的国家。
[153]
在管理的经济中，货币不具备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它不再发挥个人资本的功能，而在交换过程中起不太重要的作用。在国有部门控制的各个领域（健康医疗等），货币的作用降低了。在理论上，为货币作用的这种降低划定一个限度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实践上，就收入差别能够由它制定而言，货币仍将保留。
例如，伯纳姆在极力重温里齐观点的一段话中总结道，工人将不再是有双重自由的工人。拥有生产资料的自由显然还保留了，但是出卖或拒绝出卖劳动（伯纳姆不使用劳动力的表述）给一个单独的资本家的自由是缺乏的。
管理的社会以一种计划方式运行，并且是在高于资本主义的意义上。一如苏联和德国所证明的，它能够解决大量社会经济问题（群众失业、生产衰退）。群众获得了略高一点的生活标准，尽管这并没有保障。与此同时，管理的社会仍将经历严重的紧张状态，因为它仍然是一个对抗性社会。
伯纳姆在他的书中做了几个关于未来发展过程的预测。在全球政治中，将出现三个权力中心：美国、德国和日本。[154]苏联将分化为两个部分。其西方部分将成为德国影响范围的部分，而其东方部分将落入日本的影响之下。而且，管理社会将逐渐变得较为民主，它仍然展现独裁的特征。毕竟独裁阶段对于征服权力和巩固权力是唯一必要的（伯纳姆在这里描绘了一个与专制主义国家的相似点）。如果这一阶段成功了，那么民主化由于两个理由就成为绝对必要的，即，（1）如果群众具有他们的利益不被忽视的感觉，有计划的经济只能有效率地运行；（2）一定数量的民主有可能释放各种反抗力量的能量。
沙特曼
迈克斯·沙特曼（Max Shachtman），伯纳姆在与托洛茨基的派系斗争中最初的支持者，[155]他的论文《俄罗斯是一个工人国家吗？》对1940年的辩论做出了贡献。与伯纳姆相反，沙特曼的观念出发点是：十月革命曾经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获得的成果只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之后才丧失了。托洛茨基相反的观点（从来不存在对1917年诞生的工人国家的暴力颠覆）受到了沙特曼依据这一观察事实所作的反驳：斯大林主义的确立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如他所补充的，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相比，斯大林主义的确立“实质上是不流血的和非暴力的”）。[156]
沙特曼描述了财产形式和财产关系在分析上的区别。如果国家控制了大部分生产资料，那么一种特定的生产形式继续存在，它仍然能与各种财产关系相结合：“即使我们可以提及苏联的国有化财产，这仍然确定不了那种财产关系是什么。”[157]当时已提出了谁控制了这个国家的问题。如果国家由无产阶级掌握，那么无产阶级通过国家掌握了财产，就存在一个工人国家。如果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剥夺，那么还认为存在一个工人国家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他相信苏联的例子是后一种情况。这种官僚的反革命“意味着该制度的建构全面失控，工人阶级已经终结了它的国家”。[158]拥有一个新统治阶级的官僚制财产关系和官僚制机构，就是其结局。
当时，里齐和伯纳姆把官僚阶级看做是全球未来的统治者，而沙特曼认为还牵涉到一种短期存在的和有地区局限性的现象。在他看来，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诸因素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结合：实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俄国不发达的生产力。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反抗将导致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将意味着苏联将在不久的将来寿终正寝。在20世纪，所有的事件和现象集中“被压缩在一个时间点”。这个官僚制因而将会很快崩溃，因为它构成了一个“不稳定社会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已经是经济发展的羁绊”。[159]
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反动的障碍”；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将保留这一财产形式（生产资料和交换的国有化），但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财产关系。然而，如果资本主义破坏国有财产，那么可以想象，社会主义者将为反资本主义的苏联辩护。
苏联作为凯旋的帝国主义将实行的这样一种转变，必将对世界的社会发展具有广泛和持久的反动影响，给资本主义和反动派一个新的生命延长期，极大地阻碍了革命运动，同时因为我们不知道，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要延迟多长时间。由于这一观点，并由于处于这些条件下，为苏联甚至是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的苏联辩护，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160]
因此，苏联的“财产形式”是进步的，但财产关系则不是。
卡特
约瑟夫·卡特（Joseph Carter，1910—1970）[161]认为，他的同志沙特曼的分析是混乱的，因为这一分析将“俄国是一个新的、反动的经济制度的观点和那种相反的观点（“俄国工人的革命建立了一个进步的经济，但又被官僚统治所扭曲”）结合起来。[162]在他看来，无论在战时或在平时，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的辩护都乏善可陈。“从历史的观点看，俄国采取了一条从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建立的政权向后倒退的异化路径。”[163]他宣称，沙特曼曾通过描述所有权形式和所有权关系的区别，试图逃避这一结论；但是，这个区分没有意义。
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及“财产形式”时，他们总是指财产的社会形式，即财产关系，如封建的财产（和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的财产（和经济）形式，社会主义过渡期的财产（和经济）形式，等等。
如果沙特曼为了让这种新俄国现象更清晰，选择引进“财产形式”和“财产关系”的术语学区别，他只能基于一个条件这么做：
通过说明他不是用“财产形式”指“财产的社会形式”。此外，这个答案并不清晰而且混乱；另则，财产形式
就是财产关系。
[164]
卡特把斯大林主义的特征描述为官僚集体主义，一个后来也被其他“新阶级社会”的理论家所用的概念。在官僚集体主义中，统治阶级，也即官僚，试图靠强力扩大社会剩余产品，以增加其自身的收入、权力和地位。“强迫劳动因此是现今俄国生产关系的一个固有特征。”[165]和其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卡特认为苏联是一个效率很低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要低于在一个民主计划的制度内可能实现的增长。即使苏联已成功地提升了其国家的工业水平，但是其年增长率日益下滑，而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官僚制的关系和相关的国家恐怖主义应承担责任，因为这些因素造成了“生产的持续破坏；相互依赖的各种工业产量的比例失衡，以及因此导致的大规模经济浪费；生产的低效率”。[166]
在国际上，苏联发挥了“一个巨大的国民信托组织”[167]的功能，不允许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它的国内市场，并努力去推翻资本主义，作为“解放它自身局限于国内的生产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以便它能够充分受益于发达的西方的技术，并取代西方的地位成为前进的世界经济的一个应有的部分”。[168]
佩德罗萨
美国托派党的内部和周边关于苏联的广泛讨论，在1941年产生了一系列论文，特别是在《新国际》杂志上。[169]绝大多数人为已在本章讨论过的各类观点辩护。不过，一个例外是马里奥·佩德罗萨（Mário Pedrosa）——化名M.勒布伦（M. Lebrun），一个暂住美国的巴西艺术批评家——的来稿。[170]在他题为《苏联社会的群众和阶级》的论文中，佩德罗萨同样强调苏维埃国家而不是社会阶级的核心地位，并提出了下述假设：
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并且也许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也由于使自己打破了这一限度，每一个国家的固有趋势（脱离它自身，使自己凌驾于阶级之上，凌驾于社会之上)，在俄罗斯已然是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这一统治阶级过于软弱而无法实行它对官僚——这个国家化身——的统治，这种发展进程已然是可能的。官僚确认自己和国家为一体。官僚以对自己的这种确认，已经获得了一种绝对的发展，以致它可以作为一个官僚系统而运行。
[171]
官僚起初是国家公仆，现在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已将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转而反对那个社会并试图使所有社会阶级原子化，变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使用这些术语的那种意义上的“自由国家”。[172]这一发展是“极其短暂的”，因为，尽管官僚想把自己构建为一个阶级，但是它到那时为止仍缺乏一个独立的经济基础。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表现出来的生产不足的危机，迫使官僚去寻找经济扩张的方式。
(它）像一只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下蛋的母鸡一样不安定。它想要给自己找到一个适当的、稳定的经济社会基础，它能基于此自由自在地伸展自己，并确保自己在历史上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阶级的持久地位。
[173]
一方面，这导致了渴望冒险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它也诱使这个官僚体制把小块土地和轻工业私有化。
希法亭
1940年，孟什维克的杂志谈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发表了一篇文章的俄语译文，沃洛尔在其中阐明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但是该杂志同时发表了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撰写的批判性回应，希法亭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174]希法亭的稿子〔稍后也用英语和德语发表在《在其他事物之中》（inter alia）〕重申了他在希特勒问鼎最高权力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结论，这些结论涉及在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发展。[175]
尽管存在一些与里齐、伯纳姆和佩德罗萨的明显近似，希法亭的理论却是独树一帜的。在希法亭看来，官僚不可能是一个统治阶级，因为其构成的异质成分过多，没有形成共识的机制。
各个地方尤其是在苏联的官僚，由一个多样化因素最多的混合物组成。它不仅是该词汇最狭义的政府官员（也就是，从最低阶的雇员到将军们乃至斯大林本人），而且是各工业部门的指导者和这样一些职员，比如，邮政和铁路的雇员。这个多样化的群体如何能够实现一元化的统治？它的代表是谁？它如何通过决议？哪些机构由它支配？
[176]
这种官僚制不可能是一个社会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希法亭赞成托洛茨基的意见。但是，与后者相比，希法亭不把官僚制看做是依赖工人阶级及其工人国家的一个寄生的有机体，而宁可看做是国家领袖斯大林的工具。这个乔治王时代的暴君已经使国家公仆和全体人口一起臣服于他自己。
由于这一发展，经济不再是决定政治的因素，政治也不指导和主宰经济。国家已经将它自己与所有阶级彻底根绝关系，并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这一理论标志着希法亭思想的显著转向。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曾经表示出对这个国家的极大的信心（据我等人的看法，过大了）；但是，很明显，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实践推动了一场倒退。然而希法亭最初的信仰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国家必须服从于经济，现在已经显而易见，这样一种服从导致了独裁。[177]尽管如此，希法亭思想的一个不变的主题在他的文章中仍然是明白无误的：国家终究是一个无阶级的制度，在一定的权力关系下可以或好或坏地去运用；无论运用国家权力的是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是一个全能的独裁者，对这个核心理念都影响不大。
第四节 批判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批判
阿德勒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理论，受到了德国共产主义者H.林德（H. Linde）依据前斯大林主义观点的批判。这位作者提出了两个反对观点。第一，该论题按其论述包含有一个术语上的矛盾。毕竟，马克思观点中的原始积累意味着“一种积累，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178]这意味着一个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序列：首先是原始积累，然后是资本主义。依照林德的说法，其逻辑结论是必然的：既然苏联存在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原始积累，否则，已经发生了原始积累，那么就不可能坚持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的观点。[179]第二，对马克思来说，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原始积累的一个根本特征；[180]然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正好实现了其反面，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
什么是集体化？它不是小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它是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集中统一，在小生产者的社会化中，这些生产资料（不算国家支配集体经济的那些生产资料）仍然是集体财产，而不是在他们共同的集体的所有权之外的、该集体的个体成员的私有财产。
[181]
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结构的论题受到少数作者的激烈反对。移民国外的孟什维克奥莉加·杜曼涅夫斯卡娅（Olga Domanevskaya）指出，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由竞争和对利润的追逐构成。相比而言，这些因素在苏联不起主导作用。这里最根本的是如下事实：经济主要由国家领导。[182]希法亭补充指出，苏联的工资和价格都不是以市场制度的同样方式形成的；它们不是通过自发的过程（供应和需求）建立的，而是由国家确定的，并以那种方式指导经济：
形式上，价格和工资依然存在，但是它们的作用不再相同；它们不再决定生产过程，该过程现在由一个确定价格和工资的中央权力所掌控。价格和工资……现在组成一种技术的分配形式，与不可能再分类为商品的产品的直接个人配置相比更为简单。价格已成为分配的符号，而不再是经济中的一种调节因素。一旦维持价格分配形式，就产生了功能的全面转变。
[183]
苏联官僚制孕育了一个新资产阶级的论题，也受到托洛茨基基于社会学的否定：
官僚既没有股份也没有债券。它是按一种行政等级制的样式被聘用、补充和更新的，不受它本身的任何特殊的财产关系所支配。个体官僚不可能把他在国家机器剥削中的权力遗传给他的继承人。官僚在滥用杈力的形式下享受其特权。它隐瞒其收入，它伪装成甚至不存在的一个特殊群体。它对国家收入巨额分配的剥削具有社会寄生性的特点。
[184]
这个关于“静悄悄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发生的论题（一个如我们所见，起源于柯尔施），被托洛茨基以历史不平衡性为由进行了批驳：
关系到权力从一个阶级手中向另一个阶级手中让渡的灾难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论题，不仅适用于革命时期，即历史疯狂地席卷向前的时候，而且适用于反革命时期，即社会向后倒退的时候。他断言，已被渐渐地从无产阶级转化成资产阶级的苏联政府，可以说只是把改良主义的影片向后倒放。
[185]
如我们所见，沙特曼提供的相反观点是：斯大林的反革命是“灾难性的”和暴烈的。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批判
伯纳姆以生产资料已基本国有化为基础，批判了苏联工人阶级尽管在政治上被“剥夺”、在经济上仍然是统治阶级的论调。他提出了一个可供讨论的观点，即这里所涉及的一个以有待解决的问题为论据的观点：
我们问他们（也即该理论的辩护者），苏联是哪一类国家？他们回答，它是一个工人国家。我们问，为什么它是一个工人国家？他们回答，因为存在国有财产。我们问，为什么国有财产使之成为一个工人国家？而他们回答，因为一个工人国家是一个存在着国有财产的国家。
这在形式上，完全是那些人告诉我们《圣经》是上帝的话的那些观点的同义反复。我们问他们，你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他们回答，因为《圣经》自己说它是上帝的话。我们问，但是怎么证明它是真的？而他们回答，因为上帝不可能说谎。
在这两个例子中，结论均在前提中得到认可；该观点完全是循环论证，并且什么也不可能证明。
[186]
托洛茨基的相同论题也受到批评，因为他认为国有财产对于一个工人国家是一个不完全及格的条件。在这一背景线索中，里齐指出，资产阶级国家也日益采取国有化和计划手段，而且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将最理所当然地把这种“十月革命的创新”运用于自己的目的。[187]J.R.约翰逊进行了类似的批评：
托洛茨基与追随他的我们无法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区分：第一，国家掌握生产资料，国家仅仅是像信托、银行、卡特尔（carter，指联合企业——译者注）那样的经济形式；第二，国有制是一种纯粹的法律关系，这只是告诉我们，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品是国家的职责；第三，一个工人国家也就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这最后一点根本不是法律问题，而是生产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问题，它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工人阶级是不是主人？这第三个范畴包括了其他的两个。但是无论单个还是两个一起，前两个范畴都不必然地包括第三个。……
在国有财产形式中，工人阶级可以像在1921年那样成为主人，或像在1941年那样被奴役。[188]
与刚刚提到的观点一起，另一个相关的观点紧接着提出来了：托洛茨基在其理论中已分割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但是在一个工人国家的情况下，这种分割恰恰是不可能的。用约瑟夫·卡特的话说：
无产阶级是一个无财产的阶级。它对经济的支配和它对社会的统治只能通过首先贏得政治权力。正是通过其国家权力，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并为消灭一切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条件。没有政治权力，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统治阶级。
[189]
新生产方式诸理论批判
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观点，反对任何一种称官僚是一个新统治阶级的理论：
一个阶级不能单单由于它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而定义，而是由于它在总的经济结构中的独立作用和由于它在社会经济基础中的独立根基而定义。每个阶级（封建贵族、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创设出它自己特殊的财产形式。官僚缺少所有这些社会特性。它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它没有独立的财产根基。它的运作基本上系于阶级统治的政治技术。一个官僚制的存在，以其特殊的重要性，在其所有丰富的形式和差异中，表现出每一个阶级政权的特色。官僚制的权力具有一种得自于他人的特征。官僚制与一个经济统治阶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靠后者的社会基础养活自己、维持自己并与这个阶级相结合。
[190]
W.肯特（W. Kent）对托洛茨基的这一反驳提出了一个反批评，即托洛茨基曾无理地宣称，旧社会关系是普遍适用的：
如果承认，在欧洲历史上，官僚从来不是一个统治阶级，而且它总是服务于其他统治阶级，那就意味它永远不可能成为它自己的阶级吗？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新事物吗？ 200年前，在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一个聪明的“理论家”正好也可能说过：什么，资产阶级成为一个统治阶级？荒唐！资本家，正像我们一向都了解的，他们——商人和放债者——永远只服务于王公贵族！
[191]
杜曼涅夫斯卡娅对这个国家已使自己脱离了工人阶级的观念进行了批评，在她看来，这部国家机器并不具备这样一种自主性：
如果人们设想一个新阶级形成的可能性……那么(必须)作为先决条件的是某一种在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之间公开确立的和长期持久的关系。人们必须可以想象，国家机器是他们在一个更大或更小范围内的联合。在现实中，这里不存在这种情况。苏联机器特有的(负面)特征是人员成分的持续流动，国家工作人员从一个管理部门转向另一部门，从机关转向生产过程，而反之亦然。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情况，这部国家机器的实在群体，是从真正的工人中形成的，相互变动发生在工人阶级和国家机器之间；在那里展示着替换过度热心的官僚的社会意义，这些官僚已经以某种方式违犯了工厂的法纪，“返回工作台”。这个过程的经验是，尽管存在着走向官僚化的倾向，但是该机器基本上不可能长期把自己与周边环境分开，(并且)没有变成与无产阶级相敌对的各种势力的工具。
[192]
里齐和伯纳姆把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归为同类的结论（韦尔已大致预见到了），受到托洛茨基和沙特曼两人的质疑。两人都承认，两个政权在不和中表现出许多共同特征（恐怖、秘密警察、政治结构，等等），但认为在财产关系层面上的根本差别是可以辨识的。两人均指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允许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继续保持，并因此以一种与斯大林不同的社会基础进行运作。[193]
第五节 总结
随着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巩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中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所有苏联的批评者现在似乎都深深地意识到，这些在“工人的祖国”发生的事件，不可能再以一种不假思索的方式认可经典的单线顺序。最抵制这种旧图式的那些人，是发觉苏联是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的一个特殊变体的作者；相信他们自己能够在苏联发现一种新的社会类型的理论家们进一步进行了一些大胆的表达。
现在存在三种不同的解释十月革命的方式：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抑或“造成了一个掌权的新统治阶级”的革命。取第一种解释的人，把这个革命看成随之而来的一次官僚蜕化，或一个替代的资产阶级和官僚的反革命。以下图表总结了这些变体和代表这些观点的作者：
| 十月革命的本质 | 后来的发展 | 作者 |
| 无产阶级革命 | 官僚的蜕化 | 托洛茨基 |
| | 资产阶级革命 | 沃洛尔 |
| | 官僚的反革命 | 沙特曼 |
| 资产阶级革命 | | 魏格纳 |
| 官僚革命 | | 伯纳姆 |
1920年代，当时还没有一个批评者称能够识别出一个公开的、暴力的反革命，到1930年前后，人们明显感觉到苏联的社会变化是如此剧烈，所以各式各样的作者此时都已经相信，这样一种发展巳经发生了。
每一主要的理论思潮内部发展出不同的版本，除了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只是在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中单线延续下来，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追随者和支持新的社会类型论的那些人，尤其在两个问题上观点截然不同：
1．苏联是独特的，还是与法西斯主义社会存在着结构相似性？对于这一问题有三个不同的答案：一些人（阿德勒、沙特曼）从独特性出发，另一些人认识到（波洛克、霍克海默）苏联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形式变体是另一个变种，还有些人（里齐、伯纳姆）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断定为本质上是同一的。
2．官僚已经是一个统治阶级，抑或还不是？这个问题也有三种答案：希法亭认为，官僚不可能在结构上变成一个阶级，佩德罗萨则在官僚制中发现了一个竭力把自己转变成阶级的社会集团，而米亚斯尼科夫、里奇等人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1] Rigby 1977, p.53.
[2] Kautsky 1931, p.342.
[3] 见他对考茨基的布尔什维克批判的肯定评价：Bauer 1919。
[4] Bauer 1936，pp.13and 37。Croan已经明确地指出了鲍威尔的认错倾向和世界形势之间的 联系：“一场正在深化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蔓延，正在使欧洲各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 想观点黯然失色。……唯有在这一背景中，鲍威尔乐观主义的心理和政治作用……才可能得以理解。……太阳正从东方升起”（Croan 1962，pp.292-3）。作为一本论述鲍威尔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专著，见Löw 1980。
[5] 例如Sxhwarz（1951）注意到，劳动手册大约在同一时间被引进纳粹德国（Reichsgesetz，1935 年2月26日）和苏联（1938年12月30日颁布），然而，“……苏联的劳动手册，一旦改变了纳粹德国的模式，不再可能执行它们在第三帝国执行的功能”（p.101）。
[6] 见Adler and Paterson 1970。
[7] Rühle 1939, p.245.
[8] Rakovsky 1929, p.131. 这个俄国人最早认真地论述了“一个新的社会学范畴”。
[9] Huhn 1952-1953, pp.170-80; Olle 1974a, pp.103-12; Ambrosius 1981, pp.9-18.
[10] Olle 1974a, p.107.
[11] Stehr 1973; Haynes 1985.
[12] Renner 1917; Steuermann 1931.
[13] 这里的引证依据Daniels 1960, pp.85-6。
[14] Olle 1974a, pp.121-31;Ambrosius 1981, pp.29-33;Borilin 1929.
[15] 例如，Steuermann 1931, pp.183-212; Mänchen-Helfen 1932。
[16] G.T.米亚斯尼科夫（G.T.Miansnikov, 1889-1946?），金属冶炼工人，1906年后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从1918年起，他采取了左翼反对派的立场；他在一段时间是“工人反对派”的著名倡导者。1928年，他逃离苏联到法国，在那里逗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6年，他回到苏联，据猜测被处死。见Sinigaglia 1973和Avrich 1984。
[17] Miasnikoff 1932; 也见Miasnikoff 1939。
[18] Miasnikoff 1932, p.40.
[19] Miasnikoff 1932, p.44.
[20] Miasnikoff 1932, p.84.
[21] Miasnikoff 1932, pp.82-3.
[22] Miasnikoff 1932, p.111.
[23] Miasnikoff 1932, p.110.
[24] 阿德勒（Friedrich Adler, 1879-1960），1911至1916年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1917年在图谋行刺Karl Graf Stürgkh总理后被判入狱。他于1918年获得自由，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创始人。见Braunthal 1965 and Ardelt 1984。
[25] Adler 1932, p.4.一个短暂时期之后，阿德勒基于统一立场对考茨基进行了雄辩的批判，并称他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压倒性的多数说话，见Adler 1933。
[26] 卡珊德拉，希腊神仙，凶事预言家，据认为是不为人相信的预言家。——译者注
[27] 关于“所谓的原始积累”，见马克思的《资本论》（Capital）第1卷第24章。
[28] Adler 1932, p.9.
[29] Adler 1932, p.10.
[30] Adler 1932, pp.11-2.
[31] Abramovitsch 1932, p.145。关于孟什维克观点的更深人的讨论，可以在Wolin 1974；Anon1981a，pp.131 -204和Liebich 1981中找到。
[32] 1941年，魏格纳移民美国，几年后他与马克思主义决裂。Röder and Strauss 1980，pp.787-8： Müller 1977，pp.66,155 note 480;Buick2004。
[33] Ihlau 1969。伊洛（Ihlau）认为，这些“论文”作为蜡纸印刷版单独在非法的德国组织中散发，而且它们“从不在任何地方出版”（p.95）。然而这是不正确的。1934年，这些“论文”在《通信速率》（Rätekorrespondenz，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德国期刊）和芝加哥的《国际理事会通信》（International Council Correspondence）的美国版中发表（见Wagner 1934）。两个版本包括67篇论文。在德国版本中最后的论文共计68篇，遗漏了论文60。在美国版本中，这个数字是从1至67，这样论文60相当于德文版中的论文61。美国版本在编辑前言中说明，这些论文是由“荷兰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小组”集体写作的。也许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论文“多次被暂时归于荷兰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小组（the Group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s of Holland）”（见Jaap Kloosterman，“注释’，载Pannekoek 1972, p.198）。这里引用的这些“论文”依据于美国版。
[34] 论文5。
[35] 论文6。
[36] 论文10。
[37] 论文9。
[38] 论文13。
[39] 论文18。
[40] 论文17。
[41] 论文30，31，35，36，37。
[42] 论文44。
[43] 论文57。
[44] 论文58、59。
[45] 论文59。
[46] 这个题目是在Ihlau 1969, p.101, note232中被提及的。注明日期1936-1937，是依据了一本用笔名发表的西班牙文小册子。（见Sprenger 1947，p.3）
[47] Sprenger 1933-4，pp.314-20;Sprenger 1940。
[48] “因为人们既无法否认苏联不存在私人资本主义，但是人们也无法肯定那里的社会主义统 治，可以说残留下来的唯一东西是国家资本主义。”（Linde 1932，p.3）
[49] Worrall 1939.
[50] 见Worrall Tribute 1996。
[51] 参考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的下述段落（p.375）：“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关键事实: （1）生产资料集中由少数人掌握……（2）劳动本身作为社会劳动的组织化……（3）世界市场的建立”。
[52] 参考下述段落:“两个典型的特征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来自其起点。首先，它产生出作为商品的产品。……”
[53] Capital, vol.III, pp.1019-20.
[54] 参考下述段落：“三、股份公司的形成。由此：……2．……它是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界限内的废除。3．实际运作中的资本家转化为纯粹的管理者，掌管他人的资本，并负责把其他资本所有者转化为纯粹的所有者，纯粹的货币资本家。”（Capital， vol.III，p.567）
[55] 特別是参考下述段落:“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本质上是一部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国家总资本的理想化身。它越进入对生产力的掌握，它越是在实际上成为国家资本家，它就剥削越多的公民。工人仍旧是工薪劳动者—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并没有废除。勿宁说它走向了尖锐化。”（Engels 1878，p.266）
[56] Worrall 1939，p.12.
[57] Worrall 1939，p.12.
[58] Worrall 1939，p.13.
[59] Worrall 1939，p.18.
[60] Jay 1973; Dubiel 1975; Wiggershaus 1994.
[61] Pollock 1929.
[62] Pollock 1932.
[63] Pollock 1941, p.221, 注释。
[64] Pollock 1941, p.221, 注释。
[65] Pollock 1941,p.200.
[66] Pollock 1941,pp.204-7.
[67] Pollock 1941,pp.209-11.
[68] Pollock 1941,p.217.
[69] Pollock 1941,pp.217-9.
[70] Pollock 1941,p.221.
[71] Horkheimer 1942.
[72] 波洛克和霍克海默从1911年起就是朋友，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直到波洛克1970年去世。见e.g. Gumnior和 Ringguth 1983, p.13。
[73] Horkheimer 1942，p.19；英文版，p. 102。“仍然是工资劳动者即无产阶级”的简要解释是参考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见注53）。
[74] 列夫·布朗斯坦（Lev Bronstein，1879—1940），托洛茨基的别名，俄国社会主义者，在1905 年革命中作为圣彼得堡苏维埃的领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1913年起领导mezhraiontsy——一个试图统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他于1917年7月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并领导协调发动十月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从1918年至1925年，他是战争部人民委员。在1920年代，他在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他于1921年被开除出党，并在1929年被驱逐出俄国。1938年，他创立了第四国际。1940年，他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标准传记是Deutscher 1954d，1959 and 1963。
[75] 对托洛茨基思想中大量变化和矛盾的分析在McNeal 1977中，特别是第31—33页。
[76] Trotsky 1931，pp.11 -2；英文版，第224—225页（黑体字由MvdL标注）。
[77] 一种看法认为，托洛茨基批判了与他有共同看法的Rosmer和Monatte，他们想要组建他们自己的组织。（见Trotsky 1925）典型的是其随后在1929年的一个访谈中的论述:“我想要建立一个第四国际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社会民主党国际和共产国际二者都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不需要中间的（两个和两个半国际）或另外的（第四个）国际。”（Trotsky 1929，p.108）
[78] 托洛茨基通过类比推理方法证明他的这些观点变化：正如在法国革命中，“共和（Thermidor）”将会产生导致“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关于这一类似性，见Law 1982；Bergman 1987，特别是pp.83-98；Caillosse 1989。
[79] “从本质上说，在俄国，在第一个范例中，不是社会革命的问题，不是关于一个从属性的社会阶级征服政治权力、为新生产模式扫清道路的问题，而是关于一场政治革命，关于清除种种政治障碍——这些政治障碍阻碍了巳经存在的生产模式的自由运作——的问题。”Kautsky 1904- 5，p.675.
[80] 在俄国的最早手稿保存在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中。
[81] Trotsky 1937b，p.52.
[82] Trotsky 1937b，p.58.
[83] Trotsky 1937b，p.110.
[84] Trotsky 1937b，p.111.
[85] Trotsky 1937b，p.94.
[86] Trotsky 1938d，p.19，引证根据英文版，第127页。
[87] Trotsky 1938a, p.18.引证根据英文版，第67、69页。
[88] Frank 1977c,p.21.
[89] Trotsky 1939.
[90] “托洛茨基不再对俄国最近的大事做客观分析，但已变成试图去回答该问题（我，托洛茨基，会像我在1905年和1917年所做的那样回到俄国吗？我会成为一场新的反斯大林主义革命的领袖吗？）的个人因素中的成分。这种个人因素就是他所述说的所有事情的背景，尽管他当然从未用过多的话来表述过它。”（Sternberg 1963，p. 156）
[91] Trotsky 1938c, pp. 1-2；英文版，第111、113页。
[92] Trotsky 1939, p. 4；英文版^第8—9页。
[93] 一个新近的例子充分说明：“……里齐可能求诉的主要思想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概念：共产主义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形式（用他的术语‘官僚的集体主义’），这个社会形式的存在是由它本身受‘新阶级’统治的事实所决定”（Westoby 1985，p.2）。对这种统治的一个反对意见是 1977年的葡萄牙文的文选《苏联的性质》（A Natureza da USSR），西蒙·韦尔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94] 新阶级社会理论最大的可能是在1930年代上半叶更广泛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圈子中已经 产生了。因此，杜曼涅夫斯卡娅（Domanevskaja）在1935年写道：“某些苏维埃制度的批评者”声称“取代资本家阶级，一个新统治阶级已经出现了”。他们说：“这个国家拥有生产资料和国家官僚制，它只按照自己的利益掌管生产资料，剥削工人阶级。”（Domanevskaja，1934- 1935，p. 272）
[95] Hautmann 1971，pp. 80,105,125,256；Lefranc 1966，pp.72-3.部分自传参见Laurat 1965。也见Harmel 1973，Est & Quest 杂志关于罗拉的主题专刊。
[96] 完全无法解释的是，说：“罗拉自己为苏联作为帝国主义大国和国家资本主义那两种理论辩护。”Graa 1971，p.385注释。
[97] 在一个贬低罗拉创造力的尝试中，托洛茨基提出，罗拉犯了剽窃错误：“很可能，罗拉直接或间接地从米亚斯尼科夫那里借来了他的理论，只是使之带有一种迂腐地‘习得的’样子。” （Trotsky 1933，英文版，第112页）托洛茨基的指责因为两个理由看来是错置的：（1）米亚斯尼科夫的文献未达到罗拉的理论深度（只涉及一个小文本），（2）米亚斯尼科夫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辩护。
[98] Laurat1931,pp.15-23.
[99] Laurat1931,p.162.
[100] Laurat1931,p.81.
[101] Laurat1931,pp.168-9.
[102] Laurat1931,p.167.
[103] Laurat1931,p.78.
[104] 一个在流通中挣工资的代理人“工作得像其他人一样努力，但是他的劳动内容不创造价值和产品。他本身是生产的部分杂费（间接运营成本）”（Marx 1978，p. 209）。
[105] Laurat1931,pp.171-2.
[106] Laurat1931,p.175.
[107] Laurat1931,p.155.
[108] Laurat1931,p.4.
[109] Laurat1931,p.8.这段显然与《苏联经济》（L’économie Soviétique）中的主题——即官僚阶级像工人阶级一样出卖其劳动力——相冲突。当人们看到罗拉将他的最初观点与官僚制通过其部分寄生的特征占有“剩余价值”的观点相结合时，这种不一致性就消失了。
[110] Laurat1939,p.210.
[111] Laurat1939,p.210.
[112] Davy 1956；Cabaud 1960，pp.11-42；Rees 1966；Krogmann 1970；Accornero et al.1985.
[113] Weil 1933，p.314.
[114] 那个时代的一个著名的标记是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1932年出版的一本书，突出了经理们正在上升的权力。
[115] Weil 1933，p.314.
[116] Weil 1933，p.315.
[117] Weil 1933，pp.315-6.
[118] Weil 1933，p.318.
[119] Westoby 1985.
[120] Westoby 1985，pp.16 -7. 见Rizzi 1939，第三部分，第四章：“犹太人问题”，在那里人们可以读到：“希特勒是对的而我们是错的。我们应当校正我们自己并成为反犹主义者，因为我们是反资本主义者。”（p. 296）也见Adler 1985—1986，他提供了里齐的敏感段落的英文版（pp.109-13）。
[121] Trotsky 1973，pp.1,4,10,11,52.
[122] Naville 1947.
[123] 也参见本书第五章。
[124] Rizzi 1937.有关这本他最著名的书的前史，里齐写道：“我们始终远离了我们的同志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是在1938年11月《国际季刊》（Quartrième Internationale）的第9期中才被认可，我们在那里发现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并且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吗？》。一个月以后，我们得到了一份标注着1938年6月的《国际季刊》特刊，内有纳维尔、托洛茨基和克雷波的稿件。我们因为写了这本书，在那里成为羡慕的对象，因为与这些同志们的思想相比，这些被赞扬的思想我们早三年就已经提出来了。”R[izzi]1939,p.334。
[125] Westoby 1985，p.13.
[126] R[izzi]1939,pp.25-6；英文版，第50页（修正译本）。
[127] R[izzi]1939,p.47；英文版，第63页。
[128] R[izzi]1939,p.46；英文版，第63页。
[129] R[izzi]1939,pp.48,64；英文版，第64、75页。里齐使用“剩余价值”术语，与“剩余产品”形成比照，尽管他否认了苏联是资本主义的。大概这正是术语的粗疏性，对这个词不应附加任何重要意义。
[130] R[izzi]1939,p.71；英文版，第80页。
[131] R[izzi]1939,p.72-3；英文版，第80页。
[132] 纳维尔或将这一“名头”归结于如下环境：在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他是托洛茨基立场的最卓越的捍卫者。1937—1938年，纳维尔捍卫正统思想，反对埃文·克雷波（Yvan Craipeau），后者将苏联官僚制称为一个新统治阶级。见Naville 1938和Craipeau 1938。里齐自己说明，他受到这一讨论的影响（见注122）。
[133] R[izzi]1939,p.253.
[134] R[izzi]1939,p.254.
[135] R[izzi]1939,p.345.
[136] R[izzi]1939,p.343.
[137] Burnham and Carter 1937.托洛茨基以其的《不是一个工人国家，也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吗？》（Trotsky 1938a）作了回应。里齐在R[izzi]1939，pp.33 - 5中提到这一讨论；英译本，第 55—57 页，也见 Bubis 1988。
[138] 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1905—1987），哲学家，1933年加入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迅速升迁到领导位置。见Nash 1976，pp. 87-91，Borgognone 2000，Kelly 2002。
[139] Macdonald 1958，pp.17- 8.
[140] 托洛茨基的稿子被收入Trotsky 1973。
[141] 迈尔斯（Myers）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39-1940年的这一危机和分裂的大致说明，见 Myers 1977，pp.143-171.
[142] 该辞职信被发表在Trotsky 1973，p.207。
[143] 见伯纳姆在第一章中提到的他所运用的标准。
[144] 甚至在1947年一个孟什维克作者谈道：“伯纳姆脱离他过去的社会主义信仰已经走了很远。然而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他坚持了马克思的方法……”Sapir 1947，p.366.
[145] 阿什顿·迈尔斯（Ashton Meyers）介绍，“John West”是伯纳姆的笔名。见Myers 1977，p.104。伯纳姆撰写的关于罗斯福和新政的文章包括：West 1935a，1935b，1935c；West 1936；Burnham 1938b，1939。
[146] 里齐本人也感到被伯纳姆掠美了，“当他自己1941年的畅销书发行的时候，他称后者运用了剽窃手段”。Rizzi 1972，p. 92.
[147] Westoby 1985，pp. 24-6，伯纳姆自己注释道，他的理论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一项开创性的和个人的创新”，“在持续20年期间，该理论的许多成分已经包括在各种各样的论文和书中，对此我必须答谢全部的亏欠，而无法在此提到特别影响了我的每一个特定的个人。”Burnham 1941，p.7.也见Draper 1999，p.30。
[148] Burnham 1941a, p.8.
[149] Burnham 1941a, p.71.
[150] Burnham 1941a, p.80.
[151] Burnham 1941a, p.210.
[152] Burnham 1941a, p.59.
[153] Burnham 1941a, pp.220-1.
[154] ①里齐顺带预言了“大约七八个封闭的自给国”。R[izzi]1939，p.343.
[155] ②沙特曼（Shachtman, 1901-1972），在1920年代是美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后来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核心之一。其详细的传记信息见Drucker 1994。
[156] Shkachtman 1940b，p.199.重印的沙特曼论文载Shkachtman 1962，pp.37-60，是一个校订版，为了符合沙特曼后来采取的政治观点进行了调整。
[157] Shkachtman 1940b，p.197.
[158] Shkachtman 1940b，p.198.
[159] Shkachtman 1940b，p.201.
[160] Shkachtman 1940b，p.205.
[161] 论卡特，见Trotzki 1988, p.1119，注释2。
[162] Carter 1941, p.220.关于卡特—沙特曼争论，也见Drucker 1994, pp.131 - 8；Haberkern and Lipow 1996；Callinicos 1996。
[163] Carter 1941, p.219.
[164] Carter 1941, p.219.
[165] Carter 1941, p.218.
[166] Carter 1941, p.218.
[167] Carter 1941, p.218.
[168] Carter 1941, p.219.
[169] 在沙特曼的文章之后，《新国际》在1941年第7卷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应当如何定义苏联本质的文章：Alvin 1941a和1941b；J.R. Johnson 1941a和1941b；Coolidge 1941；Kent 1941a和1941b；Lund 1941；Carter 1941。
[170] 马里奥·佩德罗萨（Mário Pedrosa，1905—1982），是从1930年代早期开始的巴西托派小团体最重要的领导人。1938年，他与C.L.R.詹姆斯和另一些人一起，成为第四国际的创建者之一。1940年，佩德罗萨是加入沙特曼反对派的第四国际领导层中唯一的非美国人成员。勒布伦就是佩德罗萨的假名的报道，可能是在“第四国际基金会会议”，1979，p.57中被发现的。更多的信息载于“Mário Pedrosa（1905—1982）”；Cahiers Léon Trotsky, no.10（1982）；Dulles 1973, pp.421,457；Dulles 1983, p.167；和Castilho and Neto 1996。1980 年，佩德罗萨成为巴西工人党（PT）的第一个党员。
[171] Lebrun 1940，p.88.
[172] 多半或许是佩德罗萨记住了下述段落：“合乎逻辑地说，一个自由国家是一个其国家相对其公民而言是自由的国家，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拥有专制政府的国家”。Engels 1875，pp.63-4.
[173] Lebrun 1940，p.91.
[174]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早先是一名开业医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文稿，其中最著名的是《金融资本》（Das Finanzkapital，1910）。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并追随其右翼于1922年返回社会民主党。他是1924—1933年德国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以及1923年和1928—1929年的财政部长。他1933年移民瑞士，然后到法国。1941年，据猜测被盖世太保谋害。见Gottschalch 1962，pp.13-31。有用的传记信息载Kurata 1974。
[175] 例如，Richard Kern 1936a, 1936b。希法亭似乎已经在孟什维克的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文章，尤其是在与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卡娅（Boris Nikolaevsky）的讨论之后。见Sapir 1979，p.367。希法亭在致考茨基的一封信中表述了他的自治国家理论的核心:“当然，国家组织及其利益是一个因素，它获得了独立性并且特别是在独裁时代致力于战胜其他的社会利益。”Hilferding 1937.
[176] Hilferding 1940.这是1940年对Uoroll的一个回应。引证依据发表于《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 p. 268）的美国译文。
[177] Stephan 1974, p. 141.也见Gottschalch 1962，pp. 242 - 61 和James 1981。
[178] Marx 1976，p. 873.
[179] Linde 1932，pp.26-7.
[180] “因此，所谓原始积累，除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什么也不是。它表现为‘原始的’，是因为它形成了资本和与资本相应的生产模式的前史。”Marx 1976，pp.874 - 5。
[181] Linde 1932，p.27.
[182] Domanewskaja 1934-1935，p.271.
[183] Hilferding 1940，pp.266-7.
[184] Trotsky 1937b, 英文版，第236页。
[185] Trotsky 1933a, p.2；英文版，第102—103页。
[186] Burnham 1938a.
[187] R[izzi]1939,pp.38-9.
[188] Johnson 1941a, pp.54-5.
[189] Carter 1941, p.218.
[190] Trotsky 1937b, pp.112-3。也见Domanewskaja，1934-1935，p.272.
[191] Kent 1941a, p.179.
[192] Domanewskaja，1934-1935，pp.272-3.
[193] Trotsky 1940a; Shkachtman 1940，pp.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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