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我们对当代世界是怎样看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第二编新思维和世界

第三章我们对当代世界是怎样看的？

↘我们现在何地？
↘新的政治思维
↘我们通向新思维的道路
↘“莫斯科之手”
↘新思维的国际潜力
↘争取诚实而公开的对外政策

我们现在何地？

　　我们是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着手进行改革的。70年代的缓和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我们的和平呼吁没有得到西方统治集团的响应。苏联的对外政策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军备竞赛在加速进行。战争的威胁增加了。
　　为了回答怎样才能实现好转这个问题，必须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事态会这样呢？世界发展到了什么样的分界处？为此需要对世界的全景做清醒而切合实际的观察，从那些惯常的模式中解脱出来。照我们的说法是，要用新的眼光看一看。
　　我们共同的世界，当代人类的世界，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呢？它是一个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充满各种对立倾向和尖锐矛盾的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社会变动层出不穷、科学技术革命包罗万象、经济和原料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尖锐、信息变革突飞猛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发展和进步的空前的潜力与极其严重的贫困、落后、中世纪制度同时并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大片大片的“紧张地区”。
　　从前，一切都很简单。有几个大国，它们确定自己的利益，使之保持均衡，能均衡就均衡，不能均衡就打仗。国际关系就建立在这几个大国利益均衡的基础之上。这里有一块世袭领地，那里有一块世袭领地，还有第三块世袭领地。但是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战后40年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构成世界政治图景的是：相当数量的一批历史不长却走过了很长一段进步发展路程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大一批有着各自的利益、历史、忧虑和问题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由最近三四十年获得政治独立的上百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所组成的汪洋大海一般的“第三世界”。
　　好象很明显，每一类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按照最简单的逻辑，所有这些利益好象都应该在世界政治中有其合理的反映。但是，实际上恰恰不是这样。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谈话者说，让我们看到并注意到现实情况是：有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和一个社会主义世界，还有一个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那里有几十亿人。问题大家都有。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问题要多上百倍。对这一点也要考虑到。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它们有好几十年沦为殖民地，为自己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独立，现在想要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自由支配本国资源，建立独立的经济和文化。
　　比方说，单从苏联或美国、英国或日本的利益出发，能不能指望建立正常的公正的国际关系呢？不能！需要利益均衡。现在却不是这样。现在，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了。“第三世界”发生的一些过程足以彻底动摇整个国际关系体系。
　　谁也不能抹煞社会主义世界、发展中的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要知道，的确有这样一种所谓的观点，即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偶然现象，现在是该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的时候了。这样一来，“第三世界”也就俯首听命了。一切将恢复原状，今后又可以靠牺牲别人来享福了。但是，逃回到过去，这不是对未来的挑战的回答，而是由于恐惧和缺乏自信心所产生的冒险主义。
　　而我们不仅仅用新的眼光观察多彩的、多维的世界这一现实。我们不仅仅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我们还看到一个主要的趋势——国际社会各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趋势。这就是当代发展的辩证法。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互相矛盾、多种多样的，但又是互相联系、在许多方面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建立起来很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好象是摸索着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而建立的。
　　我们的时代另一个同样明显的现实，是出现了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尖锐，这些问题对于文明社会的命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说的是对自然界的保护。是环境、空间和海洋的危急状态，是我们星球并非无限的传统资源。这里说的是原有的和新发现的可怕的疾病，是人类共同焦虑的问题，即如何消灭地球上广大地区的饥饿和贫困。这里说的是在认识宇宙和世界大洋方面的明智的合作，是利用已获得的知识为全人类造福。
　　我本来可以多谈一点，说明为了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在我们方面，就一国所能达到的水平做了些什么。在谈到我们的改革时，我已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这些问题。凡是取决于我们的，我们一定做到。
　　但是，光靠苏联一国还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才一再指出这一点，呼吁国际合作。我们抛弃那种“计较威望的”似是而非的考虑，十分负责地说：在现代世界上我们大家越来越需要互相依靠，谁也离不开谁。既然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现在被一个共同的命运拴在一起，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利用它的资源，交换这些资源，看到这些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必须爱惜这些资源，保护自然界，保护我们的生活环境，那么这就是我们大家所面临的现实。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必须建立有效的、以平等为原则的国际程序和机制，以保证合理利用地球资源这些全人类的财富。
　　由此我们发现我们是相互依存的，发现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为了自我保存，为了它今天、明天和世世代代的幸福迫切需要共同作出努力。
　　最后，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认清的现实。人类在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了。从前发生过战争，可怕的战争。战争夺走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城市和乡村只剩下一片废墟和灰烬，整个整个民族连同他们的文化一起被毁灭。但是，人类的延续尚不成问题。可是现在，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
　　逻辑上不能成立的事，即多次毁灭全人类这种事，现在在技术上已经能够办到了。现有的核武库大得等于给地球的每一个居民储备了一份装药，一旦爆发就能把他周围一大片地域化为灰烬。今天一艘战略潜艇具有的毁灭力相当于好几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潜艇就有好几十艘！
　　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以至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地球上继续这种竞赛，尤其是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太空，势必加快核武器积存和改进的速度，而这种速度本来就已达到疯狂的程度了。世界的局势会变得不以政治家们为转移。局势将为偶然性所左右。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相处，树立新的政治思维，因为今天的情况甚至与三四十年以前都完全不同了。
　　从帝国的立场来看待对外政策，这种观点已经到了该抛弃的时候了。苏联不能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美国也不能。可以暂时地加以压服、强迫、收买、摧毁和破坏。但这只不过是暂时的。从长期政策，从大政策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能使别人屈服。就是说，惟一可行的是建立平等关系。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认清的一点。除我上面说到的核武器、生态、科学技术革命、信息技术等等的现实之外，这一点也要求人们互相尊重，对所有人都尊重。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一个复杂的、但不是没有希望的世界。我们认为，一切都可以解决，但每个人都要重新认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行动要负责。

新的政治思维

　　在从1985年4月以来的两年半里，我们在对世界形势及其好转的途径的认识上前进了很大一步。我下面还要谈我们为根本改善国际气氛所采取的实际步骤。而现在先谈一谈最本质的问题。
　　我们在我们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得出一个概念——当代世界是互相矛盾、但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实质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所以我们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也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确实，我们仍然是各不相同的——这里指的是社会抉择、思想信念和宗教信念、生活方式。差异当然会存在下去。难道我们要为此而决斗吗？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为了地球上的生命，跨越把我们分开的差异岂不是更正确吗？我们已经作出自己的抉择，既以承担义务的声明，又以具体行动来确立新的政治思维。
　　各国人民已经厌烦紧张局势，厌烦对抗了。他们愿意寻求一个更安全可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能保留各自的哲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观点，保持各自的生活方式。
　　我们睁大眼睛看着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看到，陈规旧套仍在起作用，军国主义及帝国野心借以滋生的旧思维根深蒂固，把别国仍旧看作只是自己的政治等活动的客体，不承认别国有权作出自己的抉择，有权制定独立的对外政策。
　　我们决不赞成提出什么超激进的方法去解决涉及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问题，尽管有的地方大概需要这类方法。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不想这样做，不想加剧对抗。比方说，我们不赞成西方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现存的关系的性质，但我们并不号召去破坏这种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加以改造，必须摆脱新殖民主义，因为新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它的剥削手法更加巧妙而已。必须创造条件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支配自己的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且，这样做并不是为别的什么人，而是为它们自己。
　　国际关系，如经济方面的、信息和生态领域的国际关系的正常化应该在广泛国际化的基础上进行。西方似乎想要在“七国”和“五国”的范围内，也可以说是在自己内部，在“自家人”中进行活动。一些破坏联合国威信的做法显然也与此有关。例如，他们断言联合国失去了特色，快要垮台了。这话是在今天说的，即在世界上出现很多变化，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国家极不相同的利益，寻求这些利益的均衡已是当务之急的时候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搞好国际合作的经验的联合国的作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
　　不错，联合国的努力并不总是有成效的。但是，在我看来，正是这个组织才是寻求各国利益均衡的最合适的场所，否则世界就不会稳定。
　　我知道，在一天之内不可能什么都变样。我知道，我们和西方都会保留处理具体局势的不同方法。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我所说过的情况——现在世界各国人民就象山坡上结组登山的运动员。他们或是一起继续向顶峰攀登，或是一起跌进深渊。为了使这种情况不致发生，政治活动家们应该超越狭隘理解的利益，意识到目前局势的极度紧张。正因为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必须对整个国际形势及其所有组成因素重新认识。
　　在现今的世界上，按1947年的办法，即按杜鲁门主义和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来制定政策是不行的。应该用新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况且历史在催促我们，我们没有时间再慢悠悠地走了。明天可能就晚了。后天这个日子可能就根本不会有了。
　　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的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这一结论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质，因为它意味着同战争与和平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要知道，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直被用来为战争辩护，使战争具有“合理的”意义。至于核战争，则是毫无意义，毫无合理之处的。在全球核冲突中，既不会有战胜者，也不会有被战胜者，而必然毁灭的将是世界文明。说实在的，这甚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争，而是自杀。
　　其实，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现在非核战争就其毁灭性的后果来说也可以同核战争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对核战争的评价用于这种大国武装冲突的“方案”，也是恰如其分的。
　　可见，现在完全是新的形势。在世界政治中以实力为依据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甚至好几千年。这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根深蒂固，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它们则失去了任何理性根据。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的这一公式在当时是经典的，现在则已经完全过时了。这一公式只能进图书馆。由于生活的要求，历史上第一次把全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把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由于国际矛盾不可能用军事办法、核战争办法来解决，所以产生了新的力量和安全的辩证法。现在用任何军事手段——使用武器，进行威胁，不断完善“剑”和“盾”——都不能保证安全。想要取得军事优势的新尝试令人觉得可笑和荒唐。现在，有人又想通过太空来取得这种优势。这是一种因军国主义集团在政治上起着过大作用而保留下来的令人震惊的过时想法。从安全角度来看，军备竞赛是荒谬的，因为它必然导致国际关系不稳定，最终导致核冲突。由于军备竞赛使大量资源不能用于其他需要，所以降低了安全程度，使安全遭到了破坏。军备竞赛本身就是和平的敌人。通向安全的惟一途径是政治解决和裁军。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对等的安全是以水平越来越低的战略均势来保证的，从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可能使某些人感到恐慌。他们说，这样一来，军界工业界集团该怎么办呢？它可是在为这么多人服务，提供这么多收入的啊！对这个问题，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瓦·列昂捷夫的最近一部著作专门做了分析，他证明军国主义者的理由从经济学观点来看是站不住脚的。谈一下我的看法：在军界工业界集团中为每一个就业机会所花费的资金要比民用工业多一两倍，也就是说在民用工业中可创造三个就业机会。这是第一。第二，今天的军事经济部门是同民用部门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可以为民用部门做很多事情。就是说，有积压的成果，所以它们能为和平目的发挥自己的潜力。第三，苏联和美国本来可以好好考虑重大的共同的计划，把我们的资源、科学潜力、智能潜力联合起来以解决造福人类的种种课题。
　　新的政治思维还要求承认一个浅显的道理：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它只能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否则就不是完全的。安全的惟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比如说，为了美国的利益。难道苏联就应该认为它的安全不如美国的安全重要吗？难道反过来就对我们有利吗？我要十分明确地说，我们不希望这样做。这就是说，敌对各方必须成为伙伴，共同去探索达到普遍安全的途径。我们看到新思维正在许多国家，正在社会各个阶层形成的迹象。这也是很自然的。这是因为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达成互利的协议和在共同的最高利益——不让核灾难发生——的基础上相互妥协。这就是说，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
　　新的政治思维同样不容违背地决定了军事思想的性质。军事思想应该是严格的防御性的。这是和如下一些新的或比较新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如：军备合理够用、非进攻性防御、消除各军兵种的不均衡和不匀称、两个集团的进攻军队集团互相脱离，等等。^[1]我们时代普遍安全的原则基础，就是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尊重别人并对自己的社会持客观的、自我批评的观点。人民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美国，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苏联。就是说，必须使政治立场摆脱意识形态上的偏执。
　　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
　　除核威胁外，新的政治思维还把解决其他一切全球性问题，包括经济发展问题和生态问题在内，看作是保证建立稳固而公正的世界的不可分割的条件。用新的方式思考——就是说，特别是要看到裁军和发展之间的直接联系。
　　我们赞成在变裁军为发展因素方面国际共同作出努力。在给1987年8月底在纽约举行的讨论这一问题的国际代表会议的信中，我曾写道：“‘裁军是为了发展’这一基本原则的实现应该而且能够团结全人类，有助于人类全球意识的形成。”
　　在1986年11月我访问印度期间，印度共和国总理拉，甘地和我共同签署的关于没有核武器和非暴力的世界的原则的德里宣言中有一段话，我想在这里引用一下：“在核时代，人类应该树立新的政治思维，树立提供人类生存可靠保证的世界的新构想。人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安全更公正的世界上。人类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命运，而不是做核恐怖和核绝望的人质。必须改变业已形成的世界形势并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没有暴力和仇恨、没有恐惧和疑虑的世界。”
　　现在有重大迹象表明，新思维正在形成，正在形成对世界已经到达何处的新认识。这一过程很艰难。但最困难的是使这一认识能在政治家们的活动中，在他们的头脑中得到反映。但是，我相信，新的政治思维会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因为它是由当代现实产生的。

我们通向新思维的道路

　　我们并没有教训别人这种奢望。我们听够了别人喋喋不休的说教，我们的结论是：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教我们掌握新思维的首先是生活本身。我们自己逐渐接近新思维，逐渐掌握它，用新的方式认识自己对战争与和平、两个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习以为常的观念，深入思考全球性问题。
　　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30多年以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新的世界大战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关于有可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这一意义重大的结论。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推迟即将发生的冲突，不仅仅是延长“和平喘息时机”、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克服某一国际危机。我们的党宣告，它坚信可以而且必须消除战争威胁本身，可以而且必须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当时，我们声明说，战争决不是社会革命必要的前提。我们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变化，阐发了和平共处原则。
　　在缓和年代，我们试图在乎等的国际对话和合作的基础上充实这一原则的具体内容。正是在这一时期，签订了一系列重要的条约，从而真正结束了欧洲的“战后”时期，改善了苏美关系，这一切对整个世界形势产生了影响。
　　缓和的逻辑本身是由于越来越充分认识到不可能在核战争中取胜而产生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早在五年前我们就向全世界声明：我们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也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这一深刻的观点的转变是同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同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有关系的。这是向新的政治思维的转变，向对当代世界上阶级原则和全人类原则的相互关系的新认识的转变。
　　新思维——不是心血来潮的结果，不是耍小聪明。这是深刻思考当代世界现实的结果，是理解到对政治的负责态度必须有科学论证的结果。是放弃了某些从前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公理的结果。态度不客观，为了达到眼前的目标而迁就事态的发展，分析形势时缺乏科学的严密性，——这一切曾使我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
　　可以说，新思维来之不易，是我们通过痛苦的思索才得到的。我们是从列宁那里得到灵感的。每当我们向他请教，重新“阅读”列宁著作时，他那洞察现象实质、发现世界过程最复杂的辩证法的能力令人感到惊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列宁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但他善于看得更远，超越这些任务的阶级界限。他还不止一次地表述了全人类利益比阶级利益优先这一思想。对这些思想的深刻性和重要性，我们到现在才充分理解。正是这些思想为我们的国际关系哲学，为新思维提供了养料。
　　有人会反驳说：各个时代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都研究过“永恒的”全人类的价值观的思想。不错。但当时这是一些“头脑里的设想”，注定要成为空想、成为幻想。在20世纪，在这个充满矛盾冲突的100年就要结束的时候，人类应该承认迫切需要把全人类原则作为时代的主要的绝对命令置于优先地位。
　　对外政策，对内政策也是一样，自古以来放在首位的是阶级利益。当然，阶级利益通常被某种别的东西冠冕堂皇地掩饰起来——被当作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或同盟利益，被说成是为了“共同幸福”或出于宗教动机，因而显得模糊不清。但是，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而且在其他许多头脑清醒的人看来，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同盟的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中占主要地位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决定的。这些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的尖锐冲突，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导致武装冲突和战争。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人类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战争史。今天，这一传统径直导致核深渊。全人类都在一条船上，要沉要浮只能是在一起。因此，裁军谈判不是赌输赢。要赢大家都贏，要输大家都输。
　　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
　　有的人可能对共产党人如此强调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观感到奇怪。的确，用阶级观点对待一切社会生活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常识。这种观点在今天也完全符合阶级利益对立的阶级社会的实际，完全符合贯穿着这种对立的国际生活的实际。直到最近以前，阶级斗争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中轴，目前在分为阶级的国家里情况仍然如此。与此相应，用于社会存在中的主要问题的阶级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中仍占主导地位。全人类原则这一概念被看作是最后一个阶级的即工人阶级的斗争的效能和最终结果，工人阶级在解放自己的同时也把整个社会从阶级对抗中解放出来。
　　但是现在，随着大规模杀伤（普遍灭绝！）武器的出现，出现了在国际舞台上阶级对抗的客观极限，那就是完全毁灭的威胁。于是，第一次出现了实际的而不是抽象的、今天的而不是遥远的全人类利益——拯救文明免遭灾难。
　　根据新思维的精神，在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新修订的苏共纲领中做了一些修改，特别是我们认为不能再保留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一定义。
　　过去通常认为，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于两个社会体系之间的矛盾。在1917年以前，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资本主义体系，然而，在这一个体系中的各国之间却爆发了一场世界大战。还有过其他一些战争。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同体系的各个国家却结成一个同盟，共同反对法西斯并且将它击败了。面临法西斯威胁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利益高于它们之间的社会政治分歧，并为“超越体系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说，在面临更为可怕的危险的今天，分属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也能够而且应该为了和平，为了解决全人类、全球性的课题而共同合作。
　　我们在阐述我们的和平哲学时，也用新的眼光看待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过去，战争往往是革命爆发的传爆药。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成为普法战争反响的巴黎公社，或日俄战争促成的俄国1905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掀起了革命风暴，这场风暴的九级浪就是我国的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欧和亚洲掀起了新的革命浪潮以及强大的反殖民主义的革命。
　　这增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逻辑的力量：帝国主义必然引起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军事冲突合乎规律地在一系列国家中造成社会不满的“临界质量”，即革命形势。由此就作出一种在我们国内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由帝国主义发动，必定导致新的社会动荡，这些社会动荡将消灭资本主义体系，这同时也意味着普遍和平的到来。
　　但是，当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当核战争的结局只能是普遍毁灭时，我们才作出了战争与革命之间因果关系已消失的结论。社会进步的前景是同防止核战争的前景“同时并存”的。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把革命主题和战争主题清楚地“分开”，在新修订的我们党的纲领中删掉了如下两句话：“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仍然敢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就将不再容忍使他们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消灭和埋葬帝国主义。”这个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论点，已不符合核时代的实际而被取消。
　　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竞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竞赛可以而且必须限制在以合作为必要前提的和平竞争的范围之内。这一体系或那一体系的优点，应该由历史来作出判断。历史对一切都会作出判断。让每个民族自己去分辨哪一制度更好，哪一意识形态更好。这一点让和平竞赛去解决，让每个体系去证明它符合人的利益和需要的能力吧。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是极其不同的。好就好在不同。这是竞赛的动力。这种理解是符合和平共处思想的。这也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
　　大体上说，就是这些主要的里程碑标明了我们向新的和平哲学、向阐明当代全人类原则和阶级原则的新辩证法迈进的道路。
　　但是否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对核威胁和其他某些全球性问题不再做阶级分析了呢？我坦率地回答：并不是这样。不能不考虑在世界舞台上活动的各种力量的阶级差异，不能忽略阶级对抗对国际关系、对人类所有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影响。
　　我们看到，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有着侵略和军国主义的情绪和行动，他们的阵地是很坚固的。他们的支柱就是强大的军界工业界集团，而这种军界工业界集团的利益深深地扎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这个集团从武器生产中获得大量利润，受损失的则是纳税人。而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些钱没有白花，必须使他们相信存在着觊觎他们的幸福生活和整个“民族利益”的“外敌”。由此也就产生了实力政策这种不明智的不负责任的政策。“实力，实力，实力”——难道在我们这个核时代能这样行事吗？现在武器积存得够多了，只要动用一小部分，人类就会不复存在。上面说的也就是那种“冷战”思维。这种思维的根源在于生产武器的垄断组织的具体经济利益，在于不想舍弃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军界以及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官僚机构对政策的影响。
　　有人会问：是什么原因使苏联拥有并且不断改进武器和军队呢？我是我国国防委员会主席，确切了解情况，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国从十月革命以来就一直处于进攻威胁的压力之下。请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国内战争并不是没有外人参与，14国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防疫线”、外交上不承认（美国直到1933年才承认）、东方的军事挑衅，最后是一场来自西方的毁灭性流血战争，即反法西斯的战争。我们不会忘记美国军界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苏联的原子武器进攻计划。现在，我们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首先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是首先建立一个又一个新的武器系统呢？提出下面的问题也决不是无的放矢：为什么现在美国政府不想停止核武器试验而要美国人把大量金钱用于“星球大战”计划呢？难道这一切能算作和平意向吗？我再说一遍，请设身处地想一想，并请回答，如果是你们，那会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真心实意地准备裁军，但是，是在对等安全的公正基础上的裁军，还准备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实行合作。但是，当我们想起痛苦的教训时，我们就不能采取单方面的重大步骤，因为我们担心这种步骤会诱使“全球性国家利益”的爱好者得寸进尺。在我们看来，现在主要的是让人类的自我保存机制发挥作用，促使和平、理智和善意的潜力增长起来。

“莫斯科之手”

　　一个苏联领导人的一句有名的话（尼·谢·赫鲁晓夫气头上说的：“我们要把你们埋葬！”）几乎成了西方的老生常谈。应该向国外读者解释一下：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国土地问题专家进行过一场尖锐的争论，有人曾挖苦地把这种争论（就争论的重大的政治背景来说）称为“谁埋葬谁”的争论。大概正是由于这场争论就传开了赫鲁晓夫所用的、在各方面都是不恰当的说法。
　　但是，就是对这句话也要从赫鲁晓夫整个讲话的上下文来看，不要认为这样说就是有要打仗的含义。他指的是两个体系的竞赛，想要说明社会主义不怕同资本主义比，说明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看到他为改善国际局势所做的真诚努力和具体建议一再碰壁，不能被人理解反而遭到反对，他心中有气。
　　但是，现在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说：同西方进行裁军问题谈判，既然涉及经济利益，就要有非凡的耐心。还可以补充一句：如果我们苏联根据某个外国领导人的片言只语来判断这个国家的政策，那早就该打起来了。但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不该没完没了地在已故的人的一句话上做文章，并把这句话当成了我们国家的立场。
　　人们引用白宫的一位神秘的引经据典者的话，大谈列宁有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和打算征服欧洲的“学说”。关于这种议论，我应该说：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某个苏联领导人，都没有这样的“学说”。有时某些地位很高的讲演人引用的所谓“引文”，是拙劣伪造的结果，至少也是无知的表现。
　　关于“莫斯科之手”这种臭名昭著的提法，我想谈一些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未来是属于没有人剥削人、没有民族压迫和种族压迫的社会的。未来是属于社会公正、自由和个性全面发展原则的。但是，是否把这些原则作为方向，是否在改造自己的生活中遵循这些原则，如果遵循，那么是以什么形式和什么速度来进行，——这一切都要由每个民族自己去决定。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2]恩格斯的这些话是关于我们对各式各样的“革命输出”的态度的准确提法。要知道，正如列宁所说，革命是在千百万人得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时成熟的。革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并在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所决定的时刻爆发的。”^[3]列宁把“按定单”制造革命、“排先后次序”、事先规定革命日期等种种尝试斥之为“招摇撞骗”。
　　我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在自己的发展中经过若干个阶段。起先是原始公社制度，然后是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代替封建主义的是资本主义。到20世纪开始有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确信，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历史阶梯上的合乎规律的梯级。这是一个必然的世界过程。就让西方的人们认为资本主义是文明的最高成就吧！这是他们的事。我们对此不能同意。真理究竟在谁一边，还是让历史来裁决吧！
　　革命和解放运动是在民族的基础上产生的。革命和解放运动也是当群众难以忍受贫困和无权地位时，当民族尊严受到损害和独立抉择的权利遭到否定时才产生的。如果人民群众起来斗争，那就是说，他们的切身利益遭到了侵犯。问题不在于别的什么人有野心和搞阴谋，不在于“莫斯科之手”。其实，这个神话也是凭空虚构和居心叵测的编造，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

新思维的国际潜力

　　我们决不把新思维看作某种完备的体系。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找到了真理，别人对此只能表示赞同，或者表示反对，即采取我们所说的错误立场。不。即使对我们自己来说，新思维也是一个我们要从中继续学习、不断积累新知识的过程。大家知道，列宁认为，要把世界经济过程的相互联系分析清楚，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够。从那时起，世界变得极为复杂！新思维的形成要求不仅要跟志同道合者，而且要跟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与我们不同的人进行积极的交往。
　　这是因为他们也是本民族的历史经验、文化和特点的体现者，这些民族现在都是世界发展的主体，并且有权持独立见解和积极参与世界政治。我确信，当代的政治家们应能很容易接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潜力，否则他们的活动就必然带有地方狭隘性和民族局限性，甚至更糟。
　　正因为如此，我们赞成广泛对话，赞成对比观点、进行争论和辩论。这样可以启迪思想，使思想不致停滞在习惯的认识上，受这些认识的局限。而主要的是使新思维的国际内容得到充实。
　　特别重要的是“来自不同的世界”、职业和观点各不相同的人聚在一起互相交流。
　　如果他们都关心人类，那他们的争论和各式各样的互相矛盾的论据就不会妨碍他们取得一致意见，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得出共同的看法。他们就象是用缩微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这样的可能性。
　　这一点在学者、作家、艺术和文化工作者的会见时表现得最清楚。他们对世界的前途、人的使命、人的潜力的关注和担心，他们的道德力量，他们为还不符合人的生存条件的一切而感到的痛苦，都是十分真诚的，而且具有专家的权威性。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财富，在我们的时代，科学、知识在探索大自然和生命的奥秘，实际上决定着历史的运动。所以我甚至要说：政治家和科学界、文化界代表的非正式的、积极的交往是时代的嘱托。
　　但是，同这样一些人的交往不仅仅使我们在理论上、哲学上得到充实。应该承认，这样做对近几年来所采取的政治步骤和所做的决定都是有影响的。
　　我清楚记得我在1985年11月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大会代表团的会见。他们是乔·沃尔德（美国）、特·克尼彭贝格、苏·哈布里勒（荷兰）、阿·恩格伦德尔（奥地利）、亚·米·普罗霍罗夫（苏联）。在场的还有院士阿·彼·亚历山德罗夫和叶·帕·韦利霍夫。我是在去日内瓦第一次同里根总统会晤前不久同他们交谈的。他们向我转交了以这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名义写的一封信，我们进行了十分重要的谈话：谈了使用核武器可能造成的后果，谈了禁止核试验的意义，谈了太空军事化的危险。我们谈到通过裁军达到安全的道路是同争取人的应有的生存条件所做的努力互相联系的。
　　我记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们曾提出这样一个见解：现在需要勇气不是为了准备战争，而是为了确立和平。这次会见从道义上加强了我们为同美国总统会晤而准备采取的立场。
　　还有一个例子。在“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莫斯科国际讨论会（按与会者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来说是没有前例的）上，我接触了一些可说是国际知识界杰出人物，了解到他们的情绪、思想方法和主张。同他们的交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在政治局和我的同事们一起讨论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我们还决定作出新的重大妥协——解决雷克雅未克的一揽子问题，从中特别提出欧洲中程导弹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大家知道，苏联多次延长单方面暂停核爆炸的期限。我要说，这是认真研究国外各方面的知识界人士对苏联领导人的大量请求的结果。我们十分认真地体会他们的不安，理解他们的论据，因为我们明白，拟订责任重大的政策，不能不考虑那些几乎是社会上最有权威的人士的意见。我认为，一个政策如果不从对人类前途的思考（真正的知识界的使命就在于做这种思考）中获取创造力的话，那么这种政策就是不道德的政策，它不应受到尊重。
　　应苏联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的邀请，世界文化的著名活动家参加了伊塞克湖讨论会，这次会议给我们关于新思维的内容的思考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我会见了讨论会的参加者。我们交换意见的主题是：人道主义与政治、核时代政治活动中的道德与智能原则。我当时曾说：人们从过去的不幸中汲取了教训，他们积蓄力量，集思广益，克服困难，战胜贫困，忍受牺牲，重新振作起来，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去除笼罩我们全人类大厦的核威胁，那将会怎么样呢？我担心，一旦犯了错误，我们将没有可能加以纠正。这是一项最高任务。这就说明，为什么世界文化的智能潜力和道德潜力应纳入实际政治之中。
　　“世界医生防止核战争”国际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世界的社会意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运动的发起人是美国的B·劳恩教授和我国的叶·伊·恰佐夫院士。参加这一运动的还有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成千上万名医生。我早些时候曾会见过劳恩教授，这次，在莫斯科的例行代表大会之后，我会见了运动的全体领导人。对这些人说的话决不能置若罔闻。这些人做的事受到人们很大的尊敬。这是因为他们说的和做的完全出于真知灼见，出于提醒人类注意所面临的危险的强烈愿望。
　　从他们提出的论据、他们所掌握的极为科学的数据来看，似乎任何政客作风都没有容身之地。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都没有理由不考虑他们的结论，都不能无视他们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把世界的社会意识提到了质的新高度。
　　至于苏联领导，我要说，我们对代表当代世界各式各样观点的人的意见（甚至批评）都很感兴趣。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我们检验了新思维的潜力和我们政策的求实精神。在这种交往中呈现出来的观点的接近或一致，证明我们的新看法和人类中实事求是思考问题的人们的探索是方向一致的。
　　我们认为，学者、文化工作者以至整个知识界的国际接触日趋活跃，他们开展各种职业运动，这表明他们试图带动各民族和各国人民的优秀力量，帮助这些力量了解当代世界并表达对世界未来的看法，以便防止会同时殃及所有人的灾难。
　　这里涉及的不仅是裁军，不仅是意识和社会的非军事化，而且也涉及如下一些全人类的问题：生态危机、能源和资源的前景、保健、教育、粮食和人口、信息侵略，等等。我们就所有这些问题同学术界和文化界人士、同社会各界权威人士进行了接触，从中找到很多共同点，获得很多有益的东西。
　　我想说，现在已经有了交往、会晤、经常交换意见的必要性——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必要性似乎应该成为政治家和学术界、文化界代表们的正常需要。
　　前不久，我曾经同著名的拉丁美洲作家加布里艾尔·加西亚·马克斯交谈过。这是一位思想极为深刻的人。他思维的视野是全球性的，只要读过他写的一本书，就可以对此确信无疑。在交谈中发现，在谈到苏联的改革时，也能够深入探讨当代任何一个国际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是因为整个世界都需要改革，即需要来一个质的变化，需要再向前发展。这样的人的意见很有分量。他的意见很鼓舞人，因为它反映千千万万的人——白人、黑人、黄种人、地球上所有的人的思想、忧虑和情绪。就是说，我们在国内着手做的事情，也可以有利于其他各国的人民。
　　对于我这个共产党员来说，经常同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们交往是很正常的。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交往的性质有很大改变。我们逐渐“戒掉了”党际外交辞令，这种外交辞令过去往往是往真话里掺糖，甚至把真话藏进潜台词。
　　不管共产主义的敌人对共产主义是怎么想的，这个运动的产生和存在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为了维护人的真正权利，为了地球上的公正。这个运动具有巨大的人道主义潜力。因此，我们同精神一致、世界观一致的朋友们进行的交流所谈到的思想、看法、意见以及互相间的善意批评，对于新思维的形成和加深，对于在政策中正确利用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情绪的国际经验的全部财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欢迎近几年来为数极多、形式多样的社会运动——工会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反战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对国际政治的直接影响急剧增长。这些运动有要求、负责任地闯进过去的外交禁区。
　　这些运动要求从第一手得知国务活动家们的意图，这是公正的，因为在国际生活各个主要方面，事态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这些国务活动家。世界工会联合会是最大的工会中心组织，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千百万劳动者的支持，我曾经会见过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团。代表团向我转交了世界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其中有向我和美国总统的呼吁。在我看来，这个文件的意义在于：它所表达的工人阶级的意志反映了全人类对确保和平的关切。从这个文件中，从和工会领袖们坦率而内容丰富的谈话中，我得出一个信念：工人阶级通过本阶级的利益来代表整个社会发展利益的这一历史使命，在新形势下依然存在，而且会继续存在，尽管新的形势与这一使命初次被认识时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1987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应邀出席。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代表大会，有来自150多个国家的妇女参加。在代表们的发言中，在同她们交谈时，使人深深感到她们那种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令人难忘的个人参与感。的确，和平思想今天在以保护和延续人类为天职的妇女身上，找到了最无私的、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来自群众的捍卫者。我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无论从情感上说，或从政治意义上说，都有很多收获。
　　我每天都收到几十封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呼吁书和电报。有来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来自市长、议员和商人的，最多的是来自普通人的信件，有代表夫妇俩的和全家的。有很多集体的呼吁书，有孩子们写的信，有集体的，也有个人的。有时简直令人十分感动：信中附有短诗、成部的长诗、图画、自己做的小纪念品、证书、某个学校的毕业证书或者小组、俱乐部的奖状，甚至还有祈祷文。尽管表达人的各种感情和思想的方式多种多样，但都流露出对世界前途的担心，希望人类能有比生活在核灾难阴影下更好的命运。
　　尽管我十分繁忙，我仍然尽可能地写回信。这些请愿书和呼吁书中对我们最主要的，是对苏联的信任，对我国现行政策的信任。我们珍视这种信任，并且将以我们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做到不辜负这种信任。
　　同全世界的人们的这种交往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既然才智卓越的、正直的人们都在考虑文明的现在和将来，都在为之操心，决心为保护世界并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世界而献出自己的才华、知识、时间和激情，那么文明的前景就不是没有希望的。
　　总之，我们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新思维的基础之上，而决不想把自己封闭在我们习惯了的思想和我们所固有的政治语言的圈子里。我们决不是要所有的人都来信仰马克思主义。新的政治思维可以而且应该吸取各国人民的经验，确保各种文化传统的互相充实和交流。

争取诚实而公开的对外政策

　　苏联领导力求用新的方式行事。在这方面我首先要提到的是对话。没有对话，就很难谈什么取得互相理解。在我们采取新思维的原则之后，我们就把对话作为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鉴定这些原则的最基本的手段。此外，我们还借助对话来检验我们的主张、倡议、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本身是否切合实际。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对话”这个词虽然与“改革”一词不同，不是俄语中固有的词，但近几年来却在外交词汇中稳稳地立住了。而政治对话本身也开始在国际关系中起着空前的重要作用，
　　我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两年半内，同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议会和政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的领袖，同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不同级别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会晤和交谈不下150次。
　　这也成了我的许多担任苏联领导工作的同事的正常活动。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所大学校。我认为，对我们的大多数交谈者来说，这种对话也并不是无益的。在对话中形成并巩固了当代世界非常需要的那种文明的国际关系。
　　另外，我们想在国际交往中使一些用词恢复它的真正的本义。我们宣布我们奉行诚实而公开的政策，这指的是诚实、正派、真诚，我们在实践中遵循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本身不是新的——是我们从列宁那里继承下来的。新就新在我们尽力使这些词的含义不再象当代世界上十分流行的那样模棱两可。新就新在现在出现的局势使这些原则成为大家必须遵循的原则。
　　我们实际上已经排除了我们同外国对话者在非公开场合谈的与我们公开声明公开做的这两者之间的任何不一致。我承认，我不赞成那种令人费解的外交辞令，在会谈或交换信件之后使你弄不明白对方到底想说些什么。我赞成公开的政策，赞成务实的政策。这种政策不应该有双层底，因为政策的可预见性是国际稳定的必要条件。在外交事务上多一点儿光，多一点儿公开性，少一点儿阴谋诡计和花言巧语。现在谁也骗不了谁。这一点我还要反复向我的西方对话者说清楚。
　　今天要求领导者能正确估计现实，有清醒的头脑，有高度的责任感。也就是必须有一个严肃的政策，而不是玩弄政治——这是政客作风。
　　想来，国际关系上的新作风会扩大国际关系的范围，使之远远超出外交过程本身的界限。除政府外，议会也越来越积极参加国际接触——这也是一个好兆头。它说明外交领域内出现民主化的趋势。我们今天的特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就是舆论界、国际社会团体和各国社会团体广泛地进入外交领域。公开的、人民的外交——直接诉诸各国人民——正在成为国际交往的正常手段。
　　我们使用公开外交的方法，——这并不是耍花招。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军备竞赛的一切负担都落在人民群众身上，更不用说国际冲突可能产生的后果了。我们希望各国人民能够理解苏联的立场。
　　这里要提一下政策与宣传的相互关系这一尖锐的现实问题。我们曾经多少次听到对我们的外交倡议有这样一种回答，说“这是宣传！”。应该承认，在我们这个大众信息时代和普遍关心各种国际问题的时代，外交建议的提出总是要这样或那样伴之以宣传。这些建议应该给人“留下印象”。例如，美国领导人早在他们正式提出建议之前就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大肆宣传他们可能采取的步骤，同时总是把这些步骤描绘成“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的”步骤，等等。但是，问题全在于这些建议的真正性质是什么，目的何在：是否考虑到如何实现，是否切合实际，是否估计到各有关方面的利益，或者提出来只是为了跟着掀起一个宣传浪潮。至于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我们的一切倡议都是实事求是的建议，用列宁的话来说，是“行动的口号”，而不是“宣传的口号”。
　　在这里，我可以问心无愧地重申1985年8月我回答《时代》周刊的问题时所说的话。如果人们真的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纯粹是宣传，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予以还报呢？我们停止了核爆炸。那么，你们美国人，为了报复也该同样做。另外，还应该给我们一个“宣传打击”——比如说，暂时停止某一种新的战略导弹的研制工作。而我们是会以同样的“宣传”来回答的。如此等等。请问，进行这种“宣传”竞赛损害了谁呢？
　　两年半是一个不长的时间。但是，从各方面来衡量，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却充满深刻的内在内容。这方面什么是主要的呢？人们可能说，新的政治思维仍然艰难地在世界政治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说得对。人们可能说，旧事物的惯性仍然比新趋势强。这也说得对。但主要的一点还在于国际关系的改革毕竟有了一个困难的开端。我们相信，世界将向好的方面转变。已经在转变。

^[1] 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地走上了这条道路。1987年5月29日在柏林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它们通过了《关于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军事思想》这一原则性文件，文件中揭示了这一思想的防御性特别突出的实质。文件中说，只要我们不成为武装进攻的目标，那么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对任何国家或国家同盟采取军事行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无论对欧洲国家还是非欧洲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对任何一个国家，对任何一国的人民，华沙条约缔约国都不以敌人相待，它们准备一无例外地把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建立在互相考虑安全和和平共处的利益的基础上。
　　华沙条约各国不追求拥有超过为防御目的所必需的武装力量和武器装备。它们将严格遵守够用原则——够用来保卫自身安全的原则。它们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建议坐在一起对比两个同盟的军事思想，以便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意图。得到的回答是沉默。——原注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原注

^[3]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00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