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1977）
第6章 里昂提纲和南方问题
从葛兰西归国到入狱前的两年半时间里，法西斯政府的迫害不断升级。葛兰西一直致力于共产党的领导工作，拓宽它的基础，并使它适应秘密活动等实际问题。他担心苏联党的内部分歧，他担心与托洛茨基的绝裂会波及意大利及共产国际内的其它党。尽管他对第三国际党的路线的解释使他取代了布尔迪加的领导地位，但他真切地希望不要把布尔迪加从中央委员会中开除出去，并真切地希望保持党的团结。他这一时期的理论著作因而必然地集中于解决困难和日常的组织与策略问题。然而有两个文件，根据这两个文件，我们可以清楚1925年至1926年间葛兰西的立场，但这些文章也涉及葛兰西在囚禁期间将要致力解决的重大课题。第一份文件就是所谓“里昂纲领”，该文件葛兰西起草了一大部分，并在1926年1月于法国里昂召开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做了修改，当时，在意大利召开这样的党代会是不可能的。第二份文件是葛兰西被捕时尚未完成的名为《关于南方问题的一些探讨》的文章。
里昂提纲和那次会议上关于它的讨论，既标志着葛兰西战胜了布尔迪加，也标志着葛兰西追随共产国际的路线。在那次会议上，据说葛兰西发言四小时，而布尔迪加则发言七小时。提纲也体现了最近两年多葛兰西据以重新建党的原则。在里昂代表大会上，葛兰西一如既往地强调，党必须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能象布尔迪加所坚持的那样，成为同它所要领导的群众相脱离的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一个组织。既然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越来越表明他们无力组织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因而他承认，来自下层的统一战线就是必要的，在统一战线中，由于共产主义者的献身精神和榜样作用可以使工人阶级其他政党和组织的群众加入进来。法西斯主义者的经历证明，只有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党才是唯一可能替代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形式。此外，葛兰西还相信，意大利比西欧其它先进的工业国家更容易推翻资本主义。为了创造一个既可以在法西斯主义迫害时期，也可以在革命的准备阶段生存下去的政党，他认为第三国际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必要的。党应建立在紧密地组织起来的基层组织基础之上，而对葛兰西来说，这些基层组织将是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工厂委员会。
里昂会议决定是经验丰富的政治领导人葛兰西所取得的极大成就。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尝试，这就是企图把忠实于第三国际路线同这一路线在意大利特殊条件下的现实结合起来，把群众的参与同维护党的纪律协调起来。里昂提纲在关于知识分子在党内的作用以及党争取“领导权”的方法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清楚的，党只有通过高度的组织机构及时对客观形势的高度理解，才能获得对其他集团的“领导权”。
葛兰西在1926年一篇论南方问题的文章中以更加理论化的方法发展了这些观点。葛兰西在都灵的早期经历使他确信：农村必须期待城市的拯救。他不久就使自己同城市生活相一致。正如他都灵的一个最敏锐的非社会党朋友所说，“他来自乡村，却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传统，他真挚而顽强地努力向城市居民的现代化发展，以取代撒丁那种不合适宜的病态传统。”[1]但在他看来，城镇和乡村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葛兰西对城市和农村关系的关注解释了他成熟时期政治著作的许多关键思想，这些思想中既包括他所谓领导权性质——根据这种方法，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实行领导，并将其价值观念强加给多数人——的论述，也包括关于意大利国家的性质以及关于十九世纪意大利复兴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在葛兰西看来，多少有些不稳定的统一之基础性质的论述。
[1]皮埃罗·高伯蒂：《政治著作》,（都灵，1980年版）第1003页。——第81页脚注
都市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它的行动影响农民的生活条件。诸如他们曾抵制关税保护，这种关税保护对农民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它使农民转而将不适于生产谷物但却可更好地用于其它目的的土地种植谷物。
“都灵由于面包价格上涨的威胁而进行的罢工有助于治愈撒丁和卡莱伯里（Calabria）毁林种谷的灾难性狂热，这种说法并不自相矛盾。这种狂热归因于错误地相信谷物价格的上涨会马上引起土地利润的增加，而这些土地上的树木只需从地表层下的水分中汲取营养，并且，它们在未来的经济运筹中将会成为真正最有利可图的财富的源泉。”[1]
[1]《教士文化》，《前进报》1916年7月7日，引自安东尼奥·葛兰西《南方问题》。——第82页脚注
当俄国革命爆发后，葛兰西迅速地认识到，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城市工人阶级应成为革命的先锋，但正是农民从根本上造成了革命的高涨，这些群众给予革命以最大的支持。因而，1923年以后，他愈加关心创造一种新的方法，以使意大利共产党拥有比布尔迪加所设想的更为宽广的基础。很自然，他应该了解如何是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的问题，但是无知、贫穷、孤立的农民依靠自己只能感到无目的的不满，而控制这种不满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她们按照自己的革命直觉去行动只能导致灾难。
“贫苦的农民从没有耕种过、或耕种条件极坏的土地上能得到什么呢？没有机器，在其工作的土地上没有房屋，没有可以维持到收获季节的贷款，没有收割所需要的合作制度……为了把他从高利贷者的魔爪下解救出来，一个贫穷的农民可以因掌握土地而期望得到什么呢？起初，它可以满足他对土地的原始贪欲，其次他会认识到，靠他的手无法耕作，只有使用机器才能耕种土地；然后他又认识到需要种子、肥料、工具，想到未来将要在那块没有房屋、没有水、流行疟疾的土地上度过的日日夜夜，农民就会认识到他们的无能、孤独和绝望的处境，他们就会成为强盗而不是革命者，称为‘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而不是为‘工人’和‘农民’得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1]
[1]《工人和农民》，见《新秩序》1920年1月3日。——第84页脚注
唯一能够解放农民，并把他们造反的天性归顺到建设性的目的上来的方法，就是同城市革命的工人进行合作。根据意大利的现状，这就意味着北部工业地区和南部落后、不发达地区的联合。它也是挽救意大利统一的方法。根据葛兰西的观点，正如意大利十九世纪复兴时期中产阶级曾是“全民族的”阶级，是创造意大利统一的历史工具一样，今天，意大利无产阶级也应成为“全民族的阶级”，它将使统一称为社会和经济现实。葛兰西于1925年写道：
“当北方无产阶级强大起来时，就会出现革命的形势；如果北方的工人阶级是软弱的，农民们将同小资产阶级达成合约，同样，意大利南方农民对意大利北方工人来说则代表着力量和革命的推动力。北方工人和南方农民是两股庞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应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这里来。”[1]
[1]《给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见巴奥罗·斯普里阿诺的《意大利共产党史：从布尔迪加到葛兰西》，第470页。——第85页脚注
很清楚，这一任务并不容易，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农民必须指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诸如小城镇中的医生、律师、药剂师，尤为严重的是指望教会作为他们的政治领导。如果共产主义者企图打破这些传统的势力核心对农民的束缚，他们就不仅要在农民中组织革命的因素，在农村建立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而且他们还必须实行迄今为止由资产阶级和敌对的教士所实行的知识界的领导。
葛兰西一直称赞罗马天主教的组织和宣传。在1919年和1922年，他曾有兴趣注视人民党——企图在南方农民中建立的通俗和进步的天主教党——的兴起与衰落。如果共产党打算成功地取代天主教运用其教义在农民中产生的影响，它就必须去竞争，不仅要创造具有同样历史重要性的意识形态，而且还要使自己成为等同于教士阶层的知识分子阶层，以便说服农民，使他们确信他们二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拥有共同的基础、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愿望。葛兰西对争取农民支持的必要性和对意大利南北方关系问题的反思，给他带来这样一些问题：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历史传统和历史变革的性质；统治集团在群众中实施领导权的方法。这些问题将耗费他整个后半生的时间。1926年，当他被捕时，他正在为这些问题中的一些实质性理论问题进行研讨，并提出了许多课题，这些课题在未来十年中都在他的狱中日记里得到体现。当他被迫终止政治实践时，以往在党内的政治实践经历给葛兰西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