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1977）
第5章 法西斯主义
五十多年以后，在此期间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已有能力去分析法西斯主义，了解它的国际背景，并研究法西斯主义制度在德国和其它国家也包括在意大利的上升和没落，我们也已经有了比1921年或1922年的任何观察家可能形成的关于法西斯主义性质的更为清晰的看法。只有葛兰西逐渐认识到，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现象，同时也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所支持的社会制度如果要同可观察的事实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一致，就需要对之进行一种精致的分析。
1919年初，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初露端倪，当时，墨索里尼已奠定了法西斯主义运动，把它建立在某些社会集团基础之上，这些人在1914年和1915年期间支持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意大利参战而领导的那场战役，他主要从退役军人中汲取力量，这些人对市民生活大失所望，经济上不满，由于在和谈会议上意大利失去了他们认为应得的领土。因而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他们企图把极端的民族主义同对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模糊要求结合起来，并自视为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使它们免除革命的破坏。1919年4月他们烧毁了米兰社会主义者报纸《前进》办事处，这就是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可是，在1919年秋季选举中，很显然，他们没有成功。在此后的两年期间，墨索里尼系统而有效地扩大了他的支持基础。另一方面，他致力于争取更多的尊重，并赢得工业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与此同时，他又把法西斯组织建设成一支有力的队伍，这支队伍即使不是经常得到警方和其它政府机构的积极支持，也是得到了他们的默许，他们在意大利北部许多地区成功地威胁着他们的敌人，煽动人们对革命的恐怖，在那些社会主义者在地方政府中已有强大势力的省份，这种情况更甚。因此，他们使社会主义者进行正常的集会和政治活动越来越困难。到1922年葛兰西赴莫斯科时，似乎出现了内战的局势。
葛兰西知道意大利人之间的相互争斗是多么的残忍：
“意大利的阶级斗争总是具有某些人在‘人类’经历未成年时所具有的那种粗劣的特性。残忍和缺乏同情是意大利人两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从儿童式的多愁善感发展到最粗鲁野蛮的噬血行径，从狂暴的愤怒发展到冷酷地计算残害对方。”[1]
[1]《武力因素》，见《新秩序》1921年4月26日；《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第151页。——第66页脚注1
在葛兰西看来，法律和秩序的崩溃是自由资产阶级国家破产的信号，也是它本身行将崩溃的信号。“国家的解体，法律的终结，社会的分解，”1921年5月，《新秩序》上的一篇未署名文章（很可能出自葛兰西之手）写道，“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对今天政治形势做出估计，这些情况如果不标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可以发号施令、创造和维持国家生存的阶级的灭亡还标志着什么呢？”[2]在这种环境中，社会每一阶层都寻求竭力保障自己生存条件的方法。无产阶级，
“不能在资产阶级的法律中，即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武装力量、法庭、行政机关）中寻求保护人和保障其生命、自由、个人完整以及面包等基本生活权利的因素。无产阶级有权建立自己的法律，创造自己的抵抗和防御机构。”[1]
[2]见《新秩序》1924年5月11日。——第66页脚注2
[1]《真正的辩证法》，见《新秩序》，1921年3月3日；《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第860页。——第67页脚注1
但是，现存国家的垮台，作为自由社会之基础的民意的扼杀对资产阶级来说，也产生了一些后果，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些后果之一。“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暴力的非法后果，国家的复兴则是这种暴力的合法后果。”[2]葛兰西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可以用来保持其权力和保障其经济制度现存的唯一方法，而这一制度已经被战争搞得十分紧张。“法西斯主义是以机枪和手枪来解决生产及交换问题的一种尝试。”[3]
[2]《对这件事的反应》，见《前进报》1920年11月24日；《新秩序》第366页。——第67页脚注2
[3]《意大利和西班牙》，见《新秩序》1921年3月11日；《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第101页。——第67页脚注3
总之，尽管法西斯主义符合旧的统治阶级的意愿，但旧的统治阶级也不是他们的唯一基础。1924年8月，葛兰西在写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特征在于它组建成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这一点在1921年5月法西斯主义势力开始增长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了：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什么？它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最低层，即穷兵黩武、无知者和冒险家阶层的暴乱。对于他们来说，战争给予他们以这样的幻觉，即战争是有利可图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些人一直被政治和道德腐败的国家推动着。”[2]
[1]《意大利的危机》（1924年8月13日-14日给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载于《共产党的建设》（都灵，1971年版），第33页。——第68页脚注1
[2]《法西斯主义政治》，见《新秩序》1921年5月25日；《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第167-168页。——第68页脚注2
葛兰西常说，小资产阶级就象科普林《丛林札记》中胡说八道的猴子部落一样，没有基础，具有破坏性。对组成旧的统治阶级的工业家和地主的反革命意愿来说，小资产阶级是反对革命的天然工具。由于这个缘故，葛兰西相信，把法西斯主义掌握政权说成是一场革命这是错误的，因为新的制度没有阶级基础。葛兰西也相信，这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法西斯主义基本上同资产阶级统治的其他形式没有区别。为了保持他们的社会及经济地位，资产阶级准备摧毁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自由国家。“历史已发展到这样的时刻，它迫使资产阶级放弃它所创造的东西，这样的时刻在意大利已经到来。”[1]如果法西斯掌握政权是死抱权力不放的资产阶级已处于绝望境地的征兆，那么他们的统治仍然注定要让位给无产阶级革命。法西斯主义再坏也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现象。正如葛兰西后来所说：“很明确，这场危机就在于这样的事实，旧的东西正在消亡，新的东西尚未诞生。在这个新旧政权交替时期，出现了最复杂的现象。”（《狱中札记》第311页）[2]正如1924年他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所说的那样：“法西斯制度并未能阻止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的到来……法西斯主义只不过延缓了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在法西斯主义失败后将会受到真正的欢迎。”[3]
[1]《合法性》，见1920年8月28日《新秩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第306页。——第69页脚注1
[2]汤姆斯·A·贝奇：《葛兰西和领导权理论》，《观念史杂志》第36卷，1975年4-6月。——第69页脚注2
[3]《意大利危机》，见《新秩序》1924年9月1日；《共产党的建设》第30-31页。——第69页脚注3
这最后一句话是理解这些年来葛兰西所思考的许多问题的钥匙，这些思想旨在发现使革命普及并赢得群众对革命党的支持的新方法。当他赴莫斯科时，意大利形势正在恶化。1923年初，几乎所有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包括布尔迪加都被逮捕，尽管同年年末大多数人被释放，它仍表明当时反对党的行动是多么困难。此后，党被迫一步步转入地下活动。当葛兰西在莫斯科然后在维也纳从病中恢复过来时，他比留在意大利的一些同事更乐观些。（他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他克服了极为严重的疾病，及他在俄国的所见所闻，他同国际领导人建立的直接联系振奋着他。1923年，他在维也纳写道：“每天……人们创造新的生活、新的道德、新的关系、新的思维方法并提出新的问题……这一景象使得我对我的祖国及其未来更为乐观。”[1]这个信念在他个人感到孤独并易于倦怠时受到了损害。“我收到意大利同志的许多信，”他在给朱莉娅的信中说，
“他们希望在我这儿得到信仰、热情、意志力、力量。他们相信我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他们相信我一定拥有这份丰厚的礼物，因而我一定能对他们慷慨解囊。”[1]
[1]《给芝诺·芝尼的信》，见巴奥罗·斯普里阿诺的《意大利共产党史：从布尔迪加到葛兰西》第343页。——第70页脚注
[1]《给朱丽娅的信》，见1924年3月6日《葛兰西的2000页书》第2卷，第23-24页。——第71页脚注1
当他返回意大利时，从许多方面看来，党的形势都极为严峻。在1924年4月的选举中，葛兰西回到了议会，而这次选举使左派遭到严重的阻碍并使法西斯主义分子成了议会中最大的政党。然而，葛兰西仍旧坚持他的信仰，“就象沙皇在俄国的行径一样，法西斯主义事实上创造了持久的革命局面。”[2]但他为这样的事实担忧，这就是，共产党仍旧作为弱小、孤立、没有群众基础的小集团，怎样才能抵抗不断升级的法西斯主义的侵犯。
[2]《给芝诺·芝尼的信》，见巴奥罗·斯普里阿诺的《意大利共产党史：从布尔迪加到葛兰西》第343页。——第71页脚注2
他从布尔迪加关于党的思想开始去分析党的这一弱点。由于布尔迪加拒绝承认那些曾支持过旧的自由制度的政党同法西斯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因而他把共产主义者同其它反法西斯主义的集团完全隔绝开来。在把改良主义者看做“资产阶级的左翼”的观点上，布尔迪加和葛兰西是一致的，但葛兰西逐渐认识到，在主要任务是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时期，为了赢得群众的支持，共产党人就必须努力去扩大自己的感召力——向农民寻求支持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可能，甚至应向自由资产阶级的一些阶层寻求支持。
为了实现这一点，党就需要改变自己的性质，葛兰西在维也纳时写道：布尔迪加，
“不承认党是一个辩证过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群众的自发运动通过中央的组织和指导凝聚起来，但这种凝聚只能是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革命形势顺利发展，革命浪潮达到它的顶点，或者说，当党中央决定应该发动攻势并走到群众中去激励和推动他们采取行动时，群众将能够赶上局势的发展。”[1]
[1]巴奥罗·斯普里阿诺《意大利共产党史：从布尔迪加到葛兰西》第305页。——第72页脚注1
根据葛兰西的观点，党必须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革命前的中间阶段，党必须准备服从工人阶级的态度，而不能象布尔迪加所认为的那样，把党立足于“对未来的历史阶段的期待上，在这一历史阶段上，党的任务是引导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做最后的冲刺。”[2]党当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且也是唯一有能力集中工人阶级所采取的所有活动形式——包括工会、党的出版机关、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单位而做到这一点，党就必须同无产阶级大众打成一片，并取得他们的信赖，无论他们是党员还是非党员。
[2]巴奥罗·斯普里阿诺《意大利共产党史：从布尔迪加到葛兰西》第483页。——第72页脚注2
这并不等于说革命的念头应该被取消，或者说党应该采取老社会主义者所采取的方法，即同现存秩序妥协来寻求群众的支持。但是，革命要取得成功，革命党就不应成为孤立的少数派，就必须拥有群众的力量作为后盾。如果真的做到这一点，形势就会好起来，因为法西斯主义制度尽管已经延缓了革命，但它仍然正在为革命奠定基础。葛兰西在莫斯科的一次讲演中说——这段话在墨索里尼倒台二十年后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个关键原则——在法西斯主义统治失败后，
“我们将进入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距离这一时期的到来还将有一个或长或短的遥远时期。很难说，也很难预料意大利局势将如何发展，但我们可以断定法西斯主义的解体将标志着夺取政权的决定性的斗争的开始。”[1]
[1]巴奥罗·斯普里阿诺《意大利共产党史：从布尔迪加到葛兰西》第279页。——第73页脚注
直到1926年11月葛兰西被捕时，他才看到这一时期可能接近的信号。他相信，分裂小资产阶级同葛兰西认为构成法西斯主义力量基础的那些集团的联盟机会已经出现，因而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将遭到削弱。但即使这种情况发生了，也不能同竭力维持法西斯时期以前的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妥协，尽管葛兰西知道合法的反对派所支持的自由制度和秩序比横行霸道、凶残毒辣的法西斯主义要好。
葛兰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怀疑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软弱性。1924年夏，墨索里尼面临一场重大危机，这时，很显然，群众在迫在眉睫的形势中，对野蛮暗杀改良派社会主义者代表马奥蒂（Matteotti）做出了反应，议会中的反对党以拒绝参加其会议、全体退场或前往阿文丁（Aventine）召开另一个会议等方法以示抗议。但他们除了做做这些姿态外，别无办法，他们发现自己无力推翻墨索里尼。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共产党议会代表团（该团一开始就参与了阿文丁分裂）领导人的葛兰西决定他和十八名共产党代表返回议会以直接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这是葛兰西唯一的一次在议会演讲的机会，这是一个令人注目的景象。听众是充满敌意的法西斯主义者，包括墨索里尼自己在内，他们紧张地听着从葛兰西低低的声音和快速发表的讲话中讲出的每一个字眼。主要议程是由法西斯政府介绍取缔弗里曼森（Freemasons）法议案。葛兰西在冷静地回顾了自1970年以来的意大利历史和自由国家的作用后，他重申了他的观点，由于法西斯主义制度不是以新的阶级为基础，因此，法西斯主义者没有进行革命，而只是更换了执政的班底。他抨击了反弗里曼森法在法律上的伪善性：“影响你们的并不是弗里曼森法@弗里曼森法将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一翼。这项法律是针对工人和农民的，他们将依据该法律所提供的一切来清楚地了解它。”他的发言不断被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主义领导人打断，有时他甚至失去了论辩的思路。最终，在回顾上述观点之后，尽管有点证据不足，但他仍旧勇敢地宣称：“革命运动将征服法西斯主义。”[1]
[1]葛兰西的讲演刊登于1925年5月23日《前进报》，再版于《共产党的建设》，第85页。——第75页脚注
1920年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以及对工厂的占领结束后，葛兰西曾确信，革命党需要的是更严格的纪律和更严密的组织。1922年后，由于法西斯主义者巩固了他们的权力，而共产党却显然没有吸引群众的支持，因而他又回到这一思想，即党应奠定更宽广的基础。有两种赢得群众支持的方法：第一种是争取仍然追随社会主义者的工人阶级成员；第二种方法，也是葛兰西有时认为更重要的方法，这就是争取农民，葛兰西自青年时期起在撒丁就特别注意这个阶级。
为了寻求拓宽共产党的基础，而不是象布尔迪加所拥护的那样，使党成为杰出人物的小集团，葛兰西运用同莫斯科第三国际领导人分析欧洲一般局势相类似的术语来说明意大利局势。其结果是，布尔迪加失去了第三国际的支持；葛兰西返回意大利不久便就任党的总书记。同时，由于已确认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正确方法，因此，一个新的企图就是，争取塞拉蒂和追随他的社会主义者。这一措施部分地取得了成功，事实上，意大利社会党再次发生分裂，塞拉蒂及部分追随者加入了共产党，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还未被争取过来，共产党人仍旧是少数党。
葛兰西返回意大利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一些挫折，尤其在德国，试图于1923年秋季举行的共产主义暴动成为彻底的不幸。同时，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关系的破裂已开始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反响。当葛兰西取代布尔迪加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时，布尔迪加仍然作为不肯屈服的批评家批评“来自下面的统一战线，”以及由葛兰西所说明的该统一战线的内容。葛兰西此时正在为联合所有工人（不管他们在政治上归属于谁），尤其是为联合农民而工作着。虽然布尔迪加仍然是党的中央委员，由于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危机的加剧，许多人都发现布尔迪加的傲慢和不可调和的独立性同托洛茨基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在葛兰西看来，党内分裂的危险导致党员对其领导失去信心。“布尔迪加的态度同托洛茨基一样，”葛兰西写道，“具有灾难性的影响，当布尔迪加这样一个重要的同志坚持向一边倒时，在工人中就产生了对党的不信任，使失败主义抬头。”[1]
[1]巴奥罗·斯普里阿诺：《意大利共产党史：从布尔迪加到葛兰西》，第441页。——第77页脚注
葛兰西为党怎样摆脱同塞拉蒂和社会主义者以往所积下的夙怨而焦虑。新的党报被审慎地命名为《团结》。在法西斯压迫的黑暗环境下，他感到党必须依靠俄国的支持，他希望在国际国内都保持团结，因而，他非常担忧俄国共产党的分裂。他对托洛茨基批评俄国正在发展的官僚主义抱有一定的同情，但他尤其对俄国领导人自相分裂的行动感到苦恼。“今天，你们正在自我破坏，”1926年被捕前不久在给俄国领导人的信中他写道，“你们正在降低党的威望，并十分危险地破坏着在列宁的推动下苏联共产党已取得的指导作用。”[1]他谴责“左派”——托洛茨基和布尔迪加制造了这些分裂，他相信，在这个危急关头，团结是必不可少的。他再次陷入了纪律和自由之永恒的二难推理中，他对调和二者关系并不感到失望。他相信只要不导致公开的分裂，那么党内各集团间就有商讨和争论的余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团结和纪律都不是机械的和被迫的，二者都必须基于忠诚和信心，而不能象被围困的敌人小分队那样，策划着逃跑并来个出其不意的突围。”[2]在他给俄国共产党的信发出的几个月后，葛兰西便被捕入狱，因此，他作为政治领导人的活动生涯宣告结束。因而，他不象他的朋友陶里亚蒂，陶里亚蒂赴莫斯科并在斯大林时期生存了下来，也不象塔斯卡，塔斯卡在流放巴黎期间出版了葛兰西给苏联领导人的新，在开除出党后，他成为党的最辛辣的批评家，而葛兰西则在也不必面对斯大林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那种考验和紧张局面了。
[1]《葛兰西的2000页书》，第1卷，第832页。——第78页脚注1
[2]巴奥罗·斯普里阿诺：《意大利共产党史：秘密的一年》，第55页。——第78页脚注2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