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 彼得·弗莱雅《匈牙利的悲剧》 九、第二次苏军干涉 “11月11日，维也纳。
在杜那族馆，我们一致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避难于英国领事馆，该处离旅馆有五分钟行程之遥。苏军已发出最后通碟，期满将炮轰布达佩斯。领事馆里有地窖，它除非被直接击中，否则是安全的。巴雪尔·台维生躺在床上读古罗马大史家——泰锡图的名著，不肯起身；但最后他还是接受了多数人的决定。穿过了伏罗斯马底广场，此时坦克在喷火，喷射机在头顶怒吼，我忽然以一种像乡愁似的痛苦回想起上一次来此地的情形——还只在八月间，却好像隔世之久了——那时我曾在如今休业、荒凉的人行道旁的小店里饮用过咖啡。“我正由布达佩斯出来，在那边的六天中，我目睹了匈牙利新生的自由悲惨地被苏军所扑灭了。” “市内广大地区，尤其是工人阶级地区，实际上变成了废墟。布达佩斯受了四个整天、整夜不停不歇的轰炸。我亲眼看见那个原本可爱的城市被轰炸，打击，摧毁，流血，以致被征服。这对于每一个同样地热烈爱社会主义的苏联与匈牙利人民的人，都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
坦克每天在街上巡逻，对各个建筑作短距离的直接射击。每晚它们都退了回去，重炮则继续轰击。在领事馆内，人们的脾气变得很坏。领事弗拉哀先生大骂《工人日报》及其倒霉的记者。英国广播公司的伊伏·琼士与台维生，则劝说双方息怒。星期二，我们在白天能够离开领事馆并出外视察了。向东走五分钟，大破坏的情景就开始见到了。 “今天布达佩斯人是挨了饿。许多人简直快饿死了。每早晨八时，全城成千成万的人静静地排着长龙，等买面包。商店与餐室仍不开门，工人们不肯中止总罢工，虽然那个新的‘工农政府’拼命向他呼吁。”
我回到了杜那旅馆，只见我的房间里布满了碎玻璃片。对面人行道上躺着一具死尸。早餐是一小片面包与一杯茶。午餐与晚餐也都是无物可吃的。布达佩斯的市民当然比我们获得更少食物。没有人相信这个故事，说最初几天内位于数里外索诺克的卡达尔政府，曾经发出邀请来铸成这场大屠杀的。 “尸体仍躺满街上——这些马路让坦克车‘耕耘’过了，布满了血战后的遗物：瓦砾，玻璃与砖片，弹壳与弹箱。虽然匈牙利革命在第一阶段上遭受了可怕的损失，但是布达佩斯市民们对苏军的进攻作了殊死的，英勇与注定失败的抵抗。布达佩斯的工人，兵士，学生甚至小学生们，都发誓要抵抗到底。每一个在布达佩斯的外国记者都吃惊于那抵抗竟延长了如此之久。”
每天我们都是互相间这样说：“明天一定会完结了。”然而这场坦克对徒手的战争竟是如此地不易取胜呢。 “在公共建筑与私家住宅中，在旅馆与炸毁了的商店中，那些人民每街每巷地，步步为营地，寸土必争地和侵略者作了战。11天来争自由的燃烧着的精力，在最后熄灭时并发成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大火焰。饥饿，瞌睡与绝望的自由战士们，用了脆弱得可怜的配备，和携有压倒优越武器的苏军作战。他们从窗后，从无遮蔽的马路上，用步枪，自制手榴弹与‘莫洛托夫鸡尾酒’、T54型的大坦克对抗。民众截断了街道，构筑了障碍物。夜间，他们借着房屋燃烧的光亮在作战——火灾没有人去加以控制，让它在一排排的房屋上蔓延过去。”
伤者挤满了医院，医生没有麻醉药给病者施行手术，炮弹呼啸而过，机关枪嘎嘎不停。我是痛心疾首地看到那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竟向一个骄傲而不屈的民族作战。 “星期日与星期一，笨重的炮轰声，不绝的坦克枪炮声与伤者的呻吟声混成一片，此时连平民与救护伤者的人都不免于战争的灾难了。苏军坦克向购买面饭包的‘长龙’开了火。迟至星期四日，我还亲眼看见了一个年纪70的老人尸体，躺在一家面包店外，一双刚买得的面包还紧捏在他的手里。有人用红白蓝的三色旗半掩了他的身体。苏军抢劫阿斯托里亚大旅馆，直至二楼，连门房休息室里的衣服都给拿走了。他劫掠了埃及大使馆；他们射死了一位南斯拉夫的外交官，正当他从大使馆窗口探首外望的时候。另一方面，五粒匈牙利的子弹打碎了英国领事馆的五扇玻璃。这些事情是在白热的战斗中发生了的。现在，我必须指明：苏军却正在努力与人民亲善了。一些苏军的普通兵士曾经在最后的二日内对人说：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来到的地方是匈牙利。他们最初以为他们开到了柏林，正跟德国法西斯作战呢。”
无论如何都不会使我忘记斯大林格勒，也不会使我忘记苏联军队对全世界所曾作过的贡献。可是这支军队的官兵们却让人家教唆在布达佩斯干了龌龊的勾当，这勾当显然是被他们中间许多人所憎恶的。一般说来，他们受命干这勾当时并没有干得过分。我个人相信那件射击买面包者“长龙”事件可以这样解释：因为许多自由战士是穿着便服的，又因为在白热的战斗中一队排列好的人群从行进中的坦克上望过去会仿佛是有威胁性的。我这里记下了苏军一切过火行为的真实例子，为的是可以和那个所谓射击儿童病院的荒唐的与完全虚伪的故事（此事后来为三大通讯社所否认）比较一下，其实这种例子并不多。 “一所所的建筑物上仅是些像眼窝般的弹洞。大多数商业区的大街上，差不多每一扇窗都给炸坏了。城内几所最可爱的建筑，门面都给残酷地破坏了。”
在1945年，苏联军队以解放者的资格来到了这里，他们要求:
布达佩斯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他们派了几位军官，坐了插上白旗的车子，来向纳粹提出此建议。纳粹等待车子开入射程，便向车中人射击。俄国人是一寸一寸攻占了格勒山的。现在他们又回来了，却是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扮演着野蛮人，压迫者与自由扑灭者的角色。 “已经是星期四了，我访问了第七区游击队的总部。苏军的坦克就在外面转角处，头戴皮帽20岁左右的小伙子站在一家旅馆门外，弹响着他们的冲锋枪的柄托，仿佛把它们当成了真的吉他。等到坦克临近时，他们便溜进了旅馆——这里面简直是一个贮藏得相当丰富的武器库，不过各色武器都拿在工人和学生们手里，准备着旅馆一旦受到攻击，他们便从后门溜出去，继续战斗。”
这些孩子们的大胆代表出抵抗运动的整个精神。《星期泰晤士报》的安东尼·泰利，他的妻和我三人跨过了“火线”（事实上当然没有真正的火线，不过是袋形抵抗阵地罢了）而不自知，进入的区域，离国民戏院五分钟行程之遥，这里依然继续着炽烈的战斗。我觉得有点胆寒，可是泰利一定要设法前进，不理那些巡游的坦克和乱飞的子弹。他冒险进入了列宁Körút，那是一个激战中心，他前我后，在砖石和发臭的尸体中爬进去，我们拼命缩小自己的形象，让人家看过来是不值得射击的。在被毁的95家电影院之一的门口，隐匿着一个戴钢盔的自由战士，叫我们赶快离开那里。“好的，”泰利说，“我只想弄弄明白，究竟他们手里有没有反坦克炮，现在知道了，那家伙手里就拿着一尊。”我在恐惧中竟没有注意这一点，数分钟后，我们刚好来到了那旅馆面前，人家邀请我们进去会会司令员，这是个26岁的军官。他承认抵抗是无望的。但他们必须抵抗到底，必要时，可分散为单另的个人，他自称控制着整个烟草街区，我们对他的话不甚相信，但他派了一个穿卡基布棉袄的工人将我们送出他的“区域”。11月10日，星期六，战斗显然已经过去，虽然抵抗仍以不屈不挠的总罢工形式继续着。布达佩斯人又跑出街上，为所见的大破坏而悲泣，阴沉地望着苏军巡逻队，目送它们的坦克走着蠕动、隆隆地爬行。新闻记者们决定，这是该走的时候了，因为首都与外部联络的电话线都不曾开放，而一星期内的故事却必须立即传播出去。我们等候出境许可证时那种如何激动的情形，倒不是匈牙利悲剧的一部分，它可算是齣喜剧，最好还是在别的地方讲吧；当我被指排坐于一辆美国汽车中，因而与一个反共的美国记者争位的斗争，亦属于喜剧之列。11月11日，大约午后二时，我们动身，在我们驰离国境之前，经过了九处检查站，一到维也纳，我即行用电话将上面引证过的消息打给《工人日报》。半小时后，我的妻来了。“你好吗？”她问。“我好，”我说，“我的报导怎样了？”“主编连编辑部的同事都不让看，”她说。在当时当地，我就知道我必须辞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