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 彼得·弗莱雅《匈牙利的悲剧》 八、革命与反革命 本书第三章里，我们讨论了匈牙利革命的原因。我们的看法是：革命不是所谓的“反革命派”事先准备好的阴谋，而是最大多数匈牙利人的真心起义，因为他们的生活再也不能忍受了——这个起义是过去37年的历史给做好了准备，并且是被共产党中斯大林主义诸领袖的“乌龙”、罪恶与奸诈所激发出来的。有些人愿意接受这个看法，还有些人则斥责苏军的首次干涉，但为苏军的第二次干涉辩护，认为这是遗憾的，痛苦的，却是必需的。辩护者的理由有三。第一，他们说，在星期六，即11月3日改组的纳基政府右倾太过，而且有更向右倾的危险，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些人物，他们不但要中立匈牙利，而且企图恢复资本主义民地主制度。第二，他们说，反革命继长增高的危险，遍及全国的反动派的日益增长的活动，纳基政府无力加以阻止，以致苏军不得不出来干涉。（人们常常引用11月3日明真蒂主教的广播作证。）第三，给苏军的第二次干涉作辩护的人说，白色恐怖在全国猖狂，苏军的及时行动救了共产党员的生命。对此三论据，我将逐一试作答复如下。 在苏军进攻前夕纳基政府的性质，以及参加政府各政党的立场。但尼尔·诺曼曾在一篇文章中加以分析，登载在1956年11月23日的《论坛报》（Tribune）上。我下面的文字里将借用他的一些译文。原本由三个共产党员与四个非共党员组成的“里层内阁”，现在代之以新政府，其组成的成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共产党）二人，社会民主党与小有产党各三人，彼多斐党（即国家农民党）二人以及——诺曼没有提到的——革命委员会代表一人，即柏尔·马莱脱上校，此人担任了军政部长，后来被俄国人拘捕的二代表之一。照这样子看来，仿佛这变动意味着一些共产主义者的下沉，人们会想到联合政府中的非共产主义者是不可靠的，他们不能保有社会主义，会替法西斯主义开道。 要回答这个想法，我首先必须指出：这个联合政府是1947年以来匈牙利历届政府中最真实地代表了匈牙利人民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民阵线的政府，如果它有机会得到考验，无疑是会获得所有国民委员会的信任的。第二，联合政府中三个非共党的负责领袖所做声明，没有予人以任何根据，使他们可以受到“社会主义敌人”的指责。在第一期新出版的Nèpszava（11月1日）报上，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娜·凯斯利这样写着： “社会民主党……已经争取到生存的机会，它是向这样一个政制争取来的，这政制自称为人民民主，但无论形式与实质都是既非人民的亦非民主的。我们以深刻的敬意欢迎那些使本党得能复生的英雄们。成千的年青的知识分子们与工人们，他们挨饿受冻地战斗着，受着那自由与独立匈牙利这一观念的鼓舞。……我们从一个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让我们别把这个国家变成为另一种颜色的监狱吧。让我们看守住那些工厂、矿山与土地，它们一定要继续保留在人民手里。”（加重圈是我加的——弗莱雅。）
小有产党首领倍拉·考瓦克斯于10月31日对该党的配克斯区党的首次会议发表演说，其中有如下的话： “谁都不应梦想回返到贵族，银行家与资本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去不复返的了。一个小有产党的真正党员不能依照1939年到1945年那个路线来思想。”
11月3日，彼多斐党的总书记兼纳基政府的阁员之一，费伦克·法卡斯（《工人日报》在11月5日称这个党为“半法西斯的”）说，有许多问题是为政府一致同意的，其中有如下一点： “从所有社会主义的成就中，政府将符合人民的愿望，保留一切在自由的、民主的与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能够而必须利用的东西。”
苏军进攻之后才12个小时，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就发出了一个可耻的声明，表示了初步的但是全盘的拥护，理由是说：为纳基所支持的中立要求便是滑向右方的证据，是“苏联的……公然敌对”，是“对反动势力的……不断让步”。实则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南斯拉夫能够选择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参加任何集团，那为什么匈牙利人民就不能同样地既有中立，又有社会主义呢？我是完全同意诺曼的结论的。他指出当苏军进攻前夕组成的纳基联合政府，其所延揽的各个政党，非但不是“反动势力”，而且是“唯一能够对付分散的法西斯派的一种力量，它能对付最近出现于革命群众中的，不断犯罪的（这些罪恶为每一起义分子所痛恶的）一小群一小群的法西斯派或单纯的流氓。他们为数不太多。他们不可能将自己组织起来。只有一个获得绝大多数匈牙利人支持的政府，有如最后一届的纳基政府似的，才能发现他们与对付他们。”“我们即使保持中立，也愿意和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最诚实的与最友善的经济关系与文化关系。我们也要和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经济与文化关系。” 说到这里，我们就遇到了第二个问题。反动派力量是否越来越活跃了？当然是的。那么，是否有发生反革命的危险呢？当然也不能否定这危险。11月11日，当我抵达维也纳的那一夜里，奥国共产党员告诉我说，有带了美国武器与受过美国训练的二千名匈牙利流亡客已越过边界，进入西部匈牙利，去从事战斗与鼓动。但是，反革命危险与反革命胜利却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横着一件强有力的与重要的障碍物，我个人是愿意信任这个障碍物的，那便是：匈牙利人不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那个意志。这正像勃罗斯·任敦在11月17日的《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上所写的： “凡是在革命时期在匈牙利的人，都不会不感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即：匈牙利人没有回到资本主义制度去的愿望与意思。”
你切莫忘记，那些要保留社会主义并加以改良的人，手里拿着武器；他们是武装了的工人，武装了的农民，武装了的学生，武装了的兵士。他们拥有枪炮，坦克与弹药。他们有非常好的士气。他们有力量镇压任何一个暴动，如果有人试行复辟的话。可惜人家不曾让他们有机会去证明这一点。恰恰是共产党的机关报Szabad Nèp ,在10月29日愤怒地驳斥了莫斯科真理报上的文章“反对匈牙利人民的冒险失败了”。Szabad Nèp的文章说，布达佩斯发生的事情不是反对人民的，它不是一次冒险，而且它显然没有“失败”。凡所要求，只是要求社会主义的民主罢了。真理报说起义是由“西方帝国主义者”煽动而成的，那是“侮辱了布达佩斯的全体居民”。造成了这一“流血、悲惨而崇高的斗争”者，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而是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们自己的“错误与罪恶”，首先，乃是它不能“确保那民族独立的神圣火焰”。对于那种叫喊，即对“反革命”使苏联不能不实行干涉的这个说法，Szabad Nèp事先作了如下答复： “青年们将能保卫那些胜利品的，他们用鲜血的代价获得了它们，即使是那些曾经和他们一起战斗了的反革命分子如想取消这些胜利品，青年们也会抵抗它们，‘学生与工人们’曾经证明出他们代表了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它能够成为领导的与不可代替的力量……从示威和战斗的一开始时候起，他们曾多次声明过……而且在战斗过程中他们又曾证明过……他们不反对民众的统治，他们不是法西斯派，不是反革命派，也不是匪徒。”
至于大主教明真蒂在11月3日所作的广播（梅文·钟斯在11月30日的《论坛报》上曾加以冗长摘引的），那根本不能算安屈鲁·罗士坦所称的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也不是像约翰·高兰所形容的是什么“反革命政变的真实信号”。明真蒂一般上是拥护纳基政府的，他唯一提到私有财产权的一句话是用这样的话来开始的：“我们要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正如钟斯所说，这演说令人“记起……工党的政策声明”。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苏联公报的虚伪。该公报说，苏联军队采取行动去反对的是反动派与法西斯派；说他们之曾经受到匈牙利人的欢迎是无可争论的事实，其实人家用以迎接苏军的乃是武装人民的白热的、爱国主义的狂怒，而抵抗他们到底的则是产业工人。11月5日的苏军公报说：“苏联军队正在重新建立秩序……我们苏联的兵士们与官长们是你们无私的朋友。”其实，主要是匈牙利的无产阶级和苏联的坦克作了战，它们到来，乃为的是要摧毁革命秩序——而这种秩序已经被匈牙利人以工人委员地的形式建立起来了。在我11月11日发出的电讯中，我提出了如下的问题： “如果说为了镇压反革命必须出动苏军干涉，那么最后一星期中几次最激烈的抵抗竟发生于乌奇佩斯的工人区，发生于布达佩斯北部与席贝尔南部——这两处在战前都是共产党的堡垒，该如何解释呢？或者，我们又怎样解释斯大林伐洛斯——那个著名的钢铁城市的工人们宣言？那个宣言说：他们将保卫他们的社会主义城市，保卫他们亲手建成的工厂与房屋，反对苏军侵略。”
人家不但没有答复我的问题，而且问题本身就遭到了禁压，不能见到天日。控制了《工人日报》的斯大林主义者们赞成用炮火反对“红色席贝尔”的赤手空拳的英雄，以此输出“社会主义”。他们在巷战障碍物的敌对双方选择了错误的一边。为苏军干涉作辩护的第三个论据是：“白色恐怖”既在匈牙利猖狂施虐，如果苏联拒绝干涉将是“不人道的”。究竟是否有人曾向苏联呼吁请求干涉，这问题一直无法断定，我们暂且不谈。现在让我们来弄明白，到底什么才叫白色恐怖。正像红色恐怖是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对于反革命敌人所作的有组织与有系统的镇压，白色恐怖乃是资产阶级专政方面对于其革命敌人所作的有组织与有系统的镇压。 安屈鲁·罗士坦等人，称11月1、2、3日这三日的匈牙利情形为“白色恐怖”，那么他若亲眼目睹了真正的白色恐怖，愿上帝保佑他们吧！1871年凡尔赛军队压平巴黎公社之后，在战斗或非战斗中屠杀了二万到三万名男女成人与孩子，造成了残暴与受难的可怕景象。梯哀尔馋涎三尺地说：“他们的尸体铺满了大地”。另有二万人被运走，七千八百人被送至海滨各个狱堡。这是白色恐怖。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后，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者与犹太人受了酷刑与屠杀，在奥高梵尼及萧伏克实行了极可怖的暴行。这是白色恐怖。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杀死了五千名有组织的工人。这是白色恐怖。自从希特勒上台到法西斯德国败北，不知有几百万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会员，犹太人与基督教徒被屠杀，这是白色恐怖。布达佩斯的一部分居民为秘密警察的罪行逼到发疯程度，因而渴望消灭共产主义者——那是完全确实的。遭难人中有无辜的，也有有罪的，这也属实情。这是一个痛苦的与可悲的事实。但将一些共产党员的被杀（一切观察者都同意：此事仅限于匈京）描写为“白色恐怖”，认为因此必须请苏联军队进来干涉，那就是片面的与宣传方式的描写匈牙利的情形。布达佩斯被杀的共产党员究竟有多少？20？50？我不知道。不过总比被私刑处死的秘密警察要少些，要少得多。在伦敦举行的《匈牙利的惨情》展览会上，以及在我所见过的几百幅的照片中，不曾看见过一个被私刑处死的共产党员。许多照片中却让人看到了被私刑处死的穿制服的秘密警察（注）。有一套照片是关于一个穿便服的妇女被群众所迫害，大家说她是秘密警察的奸细。照片旁边写的文字则说群众终于放走了她。 现在可用作间接证据来证实共产党员被谋杀的，只有安特烈·斯梯尔的文章中所提出的那一点了。这文章曾译载在11月24日的《世界新闻》上。斯梯尔于11月12日到达布达佩斯，即在苏军第二次干涉之后九天才到的。他的原文登载在11月9日的《人道报》上。我心里早已知道，因为和柯次，等人谈过话，知道那被杀死在布达佩斯共党总部内的40个人是秘密警察，可是读了斯梯尔关于七个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被杀害的情形之后，仍不能不觉得可信与可怕的。但是斯梯尔，显然是在完成着一个宣传家的不愉快任务：把少数暴行，加以极大限度的利用。他故意说群众进攻党部开始于10月30日，为的是可以把苏军撤退的日期“倒填三天”；他描写“那些野蛮的破坏者如何进攻建筑在格勒山上的解放纪念碑”，其实那个主要雕像根本不曾碰动；而最糟的，他用了如下的古怪与歪曲的方式提到了秘密警察及其罪恶： “那边的许多人最初都不相信党和它的积极分子受到攻击，他们只相信群众的攻击是针对了秘密警察的，关于他们，人家散播了最荒唐的故事。”（着重号是我加的——弗莱雅。）
我会见过斯梯尔，对于他，不论看成是同志，新闻记者，小说家或战士，我个人都怀有很大敬意。但若我不指出上引文字中经我圈出的那句话是不对的，那我自己会变成不忠实者。关于“白色恐怖”的真相，任敦曾经如此讲过： “在外省各地，受到肉体攻击的只有那些秘密警察。（见11月17日《新政治家》）我没有看见反革命者。我看见那些政治犯被释放……我看见了在群众的报复的怒火中平素的杀人者被人所杀……但是没有‘白色恐怖’。共产党员自由自在地在街上走，秘密警察给人家倒挂着。然则反革命在哪里？‘白色恐怖’又在哪里？（见11月16日《真理》）”
企图辩护苏军第二次干涉的一切理由都不能成立。就算纳基确实对法西斯方面让了一连串的步，就算反革命已经胜利，就算白色恐怖业已猖狂，那也必须说，必须公开与着重地说，从苏联立国的社会主义原则立场看，仍无理由去进行干涉的。苏联侵略者匈牙利不但从匈牙利人民观点看是不道德与罪恶的，它而且肆无忌惮地破坏了列宁所说的“起码的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永远矢忠的这个原则，那就是说，一个民族如果压迫其他民族，那它自己便不能自由。”1956年11月4日，我们看见了苏联领袖们蔑视了列宁的警告：“即使在琐碎小节上，都不可倾向于用帝国主义方式对付被压迫民族，以此完全毁坏了我们整个诚实的原则，我们保卫反帝斗争的原则。”（注） 11月14日《工人日报》上登载了一帧照片，标题说：“匈牙利的白色恐怖”。照片中“有一个被私刑处死的共产党员的尸体，地点在被捣毁了的布达佩斯党部。”该报另外还有一帧照片，关于这同一尸体的，因为很清楚地看得出那死者是穿了秘密警察制服的，所以没有刊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