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 第十二章 托洛茨基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 1.引言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5正像我们在以上第八章和第十一章看到的那样，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坚持这一观点。他们的经济学遵循《资本论》的结构，集中从商品生产关系的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他们的政治策略也都与加速俄国的西方化进程相一致。列夫·托洛茨基与他们不同，他否定了马克思的观点。25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使他能够比其他任何一位理论家都更好地理解沙皇俄国现代化的结构和矛盾，理解俄国革命进程的本质。托洛茨基把最早出现在民粹主义中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整合在一起，证明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俄国都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 托洛茨基在1904年至1906年首先概述了关于俄国革命过程的理论，35在他一生的剩余时间里，他从未放弃过这一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日趋成熟，尽管此处我们关注的是革命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在他后期著作中的观点能够用来清楚地说明他早期思想时，我们将会使用他的后期著作。由于托洛茨基不存在像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那样的著作，我们这样做就更为必要。此外，由于托洛茨基1917年后的立场与他早期的观点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也有必要考察20世纪20年代他的理论从俄国向所有资本主义落后国家传播的情况。这为理解斯大林主义获胜前苏联的经济论战，提供了最可靠的基础。关于斯大林主义，则将在以下第十五章讨论。 L.D. 托洛茨基小传
列夫·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的笔名），1879年出生于乌克兰亚诺夫卡一个较为富裕的犹太人农民家庭。19世纪90年代末，参加革命运动，旋即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1902年从西伯利亚逃离，成为一名流亡者并与列宁合作。1903年他与列宁决裂，成为布尔什维克最严厉的批评者。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做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两翼和解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他被选为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1917年再次获得这一职位。十月革命成功夺取政权的主要组织者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政府中，最初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 1918年当选为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25年。他在军事领导期间，创建了苏联红军，并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自1923年末起，在党内，领导左翼反对党，反对党内执政的派系。1927被开除党籍，1928年在国内流放，次年被逐出苏联，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斯大林主义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1938年创建了第四国际。1940年8月，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在墨西哥被暗杀。
下一节将集中讨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因为它的最初发展和俄国有关。接下来的第3节考察他为支持不断革命论进行的经济分析。第4节考察托洛茨基的修正主义。第5节阐述他随后是如何让这些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这些因素不仅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协调，而且也为1917年和列宁团结在一起，以及革命后很方便地把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整合进他自己的分析中提供了基础。第6节概述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长处，对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的缺点的分析构成结论部分的主题。2.俄国不断革命的政治学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中，托洛茨基的《总结与展望》代表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激进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宣言。他1905年到1907年革命失败期间在狱中完成的这部著作认为，只要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进一步的群众暴动将会成功。除非嵌入于无产阶级专政中，否则民主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托洛茨基指出，无论是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的“两阶段”革命论，都对阶级动力作了错误的说明，阶级动力将会因任何激进力量重新恢复活动而被释放出来。无产阶级领导权必定是永久性的，而不是像正统派认为的那样，只限于击溃沙皇专制。落后的俄国将不会、也不能经历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 托洛茨基并没有否认俄国面临的问题是民主革命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俄国落后的现状，认为在俄国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任何物质上的先决条件。根除土地问题中的中世纪性质、推翻沙皇专制、实施对剥削的限制措施，既是革命的驱动力，也是历史的中心任务。但是，它们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府的建立。资产阶级无力领导民主革命，或者说无法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进行合作。资产阶级的抵制，迫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且据此实施集体主义的经济措施。成功的民主革命，将“长入”到一个连续的或“不断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俄国将不会经由民主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相反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因此，托洛茨基颠倒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顺序。 托洛茨基认为，农民只能选择追随无产阶级或选择支持反动势力；他们不可能采取一种独立的立场。但是，正是俄国农业的落后性质，使得农民最终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土地问题在沙皇时代肯定无法解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这将确保农民对反对地主和沙皇国家的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土地基础，就是广泛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缺乏，而不是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认为的那样，要依靠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 因此，落后俄国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先于工业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取政权。然而，在托洛茨基看来，在孤立的状况下，是无法维持这一政权的。最终，必然和农民发生冲突，因为农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只限于完成土地革命。维护无产阶级统治所要求的集体主义措施，将导致与农民的分道扬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措施的结果，将会同时削弱这种统治的非无产阶级基础。在此意义上，土地问题既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帮手，也是它的一个主要挑战者。 不断革命论结果陷入矛盾之中，只有革命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并且成为世界范围内持续的“不断的”革命时，这个矛盾才可能解决。但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选择再次受到限制。正如它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角参与到俄国革命中，结果被推动去超越民主革命一样，民族革命也将被迫成为超越国界的革命，因为欧洲国家将努力反对俄国的革命。为捍卫民族的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势必把阶级斗争扩大到西方，它的革命也将“长入”世界革命。在这里，托洛茨基试图对他的分析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加以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的物质条件存在于工业发达国家，而俄国革命的命运提出了需要十足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问题。就历史过程的结果而言，正统派是对的，但是，他们的错误在于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上：革命将会从东到西发展，而不是相反。西方成功的革命，将消除对俄国革命的军事威胁，使得西方的资源可以用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这些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政治学的内核。但是，托洛茨基并没有将他的分析限于这一层面，他也不可能这样做。正如他所设想的，不断革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无论革命党的纲领是什么，历史事件的逻辑将要么绕过它们，要么吞没它们。把俄国革命带向成功的任务，必然要求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革命的真正本质。但是，过程本身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因为它根植于物质条件之中。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一样，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看是决定论式的。因此，我们转向托洛茨基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为托洛茨基不同寻常的政治学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 3.俄国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托洛茨基对俄国历史整体论述的重要观点，显然是符合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在指出传统俄国具有“半亚细亚”性质方面，他追随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但无论如何，他也没有把自己同列宁明显地区分开来。在对推动俄国现代化力量的概括中，托洛茨基的分析也不很独特，尽管他强调了西方的军事影响。气候因素在托洛茨基那里也发挥了较为重要的解释功能。托洛茨基明显地承认了封建关系的出现，把西方的影响看作是加速并改变俄国的发展、而不是俄国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差异中没有哪一个是特别重要的。相反，托洛茨基对公认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问题的关注，对他独特的政治结论作了根本性的解释。 托洛茨基对当时俄国工业的性质、促使这种性质形成的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影响作了考察，这些是至关重要的。托洛茨基很少关注农村的经济条件，他认为即使在1905年革命之前，俄国农业资本主义也不怎么明显。这使得托洛茨基对俄国工业发展的分析，更接近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分析，而不是接近于列宁的分析（参见以上第九章）。但是，与列宁一样，托洛茨基也关注资本主义发展形式产生的革命潜力。与列宁相同，但不同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托洛茨基的经济分析主要是服务于解决政治问题的。 在托洛茨基看来，地理条件有助于说明俄国社会的亚细亚特征，这意味着俄国传统的城市主要是行政和军事堡垒。城市的商业活动很少，制造业更不集中，作为农业的附属物分布在农村。因此，俄国的城市与欧洲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城市迥然不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造成与欧洲的趋同。相反，它与早期的差别一起，使得20世纪俄国的城市人口主要由无产阶级构成，与欧洲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仍占据重要地位的城市相比，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多。俄国城市的平民特征，反映了沙皇专制工业化过程的“后发”特征、反映了在这个过程中对外国资本的广泛使用和国家职能的扩大。这最大程度地限制了俄国本土资产阶级的发展，资本所有权主要控制在国家或外国人手中。尽管这提高了西方城市的资产阶级特征，但它却削弱了俄国城市的资产阶级特征。同时，工业化没有能够显著地增加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工厂生产往往是大规模的生产，绕过了欧洲工业发展早期阶段存在的现象。反过来说明，这不仅创造了大量的无产阶级，而且这些无产阶级还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 托洛茨基承认城市人口只占少数，但他认为，城市人口的规模并不能反映它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城市创造了与其人口总数不成比例的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并且国家结构的神经贯穿于每个城市。托洛茨基认为，所有的现代革命都是、并且必然是城市领导的。托洛茨基显然比列宁更像马克思，坚持认为农民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使得农民绝对不可能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由此得出结论：在俄国任何形式的革命都将是无产阶级革命，尽管无产阶级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但它有能力摧毁现存的国家机器，并取而代之的是自己设计的国家机器。 这一结论本身，同其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结论类似。无产阶级领导权毕竟是普列汉诺夫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清楚地说明的原则，而且列宁对这一原则也作了反复强调。托洛茨基开辟的新领域在于：强调无产阶级无与伦比的力量以及在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他低估了资产阶级、农民和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对革命产生的限制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他提出俄国工业化独特性的观点密切相关。 我们已经对托洛茨基有关农民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农村引起普遍不满的观点作了考察。对于俄国资产阶级来说，它不仅只是代表了城市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它的利益与现存秩序相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与地主和国家融合在一起，而且在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资产阶级需要一个专制的政府作为自己的保护者。所以，它会抵制最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土地）。这将阻止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并迫使无产阶级把革命扩大到打破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换言之，资产阶级的保守性，不仅对革命产生了限制性的影响，而且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催化剂。 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否认，俄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是，他确实认为，这并不会削弱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力。在这方面，重要的不是俄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指标，而是他在分析中所揭示的这一发展所催生的阶级力量的汇聚。此外，他相信，俄国革命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张是极有可能的。俄国工业同国外资本的联系，使得欧洲关注俄国工业的命运。无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而被迫进行的剥夺，引起欧洲国家的干预，因而也迅速地在整个欧洲大陆的范围内提升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西欧的无产阶级将会帮助俄国的工人阶级。尽管托洛茨基从来没有详细地说明其他国家的资源是怎样与俄国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但是，这种联系使他坚信，他的主张是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连接在一起的。可以认为，俄国的阶级斗争最终同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前提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是相符合的。 贯穿托洛茨基所有这些观点的核心概念是：“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在托洛茨基看来，俄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一些部门的发展不仅超过另一些部门的发展，而且它们还具备了在世界范围内也算得上是最先进的特征。同时，它们又综合在单一的社会形态中，这种社会形态中的其他部门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进度。这不是偶然的：存在着功能整合的特点。因此，落后的农业中剥削的加剧阻碍了它自身的发展，但是却有利于创造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飞地”。传统农业问题的恶化，使得农民在革命中跟随在无产阶级后面。反过来，无产阶级的领导，将保证传统农民暴动的成功。相似的情况对阶级团结并不总是必要的：在情况存在差异的形势下，阶级之间的结盟可能源自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 尽管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是复杂的理论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些思想的不同方面，但总体说来，他们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列宁试图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广泛性与欠发达的本质；而托洛茨基则强调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背景下，它的集中程度及其发达形式。对列宁来说，工农联盟是基于俄国的落后这一共同的条件，托洛茨基则恰好相反。这种差异的后果之一，就是“落后”这一观点本身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尽管托洛茨基本人经常使用这一术语来描述俄国，并且他设想的革命被认为是“对落后的革命”，但是，托洛茨基分析的逻辑表明，这些定义是不恰当的。他的观点的核心是，一个姗姗来迟的现代的俄国，造就了一种在欧洲既是发展得最为现代的、又是发展得最为迟缓的经济结构。正是这种不平衡的形式，提供了理解俄国的历史和未来的线索。 对托洛茨基来说，前途就是不断革命。但是，他确实含蓄地承认，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具有与不断革命相抵触的性质。特别是俄国国家机器的现代化，使它变得比传统的专制主义更加强大。作为变革的主要的代理人，它使有产阶级对它的服从达到极端的程度，并且引进了一些与完善其统治方式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在这一意义上，俄国的革命是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与现代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尽管托洛茨基从来没有使用这些术语来说明问题，但是从他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些结论，并且应当能够被用来证明他的信念：不断革命是俄国唯一可能的前途。实际上，这种不明确性，在他后来的思想中注定要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将在以下第7节考察这一点。但是，在1917年之前，托洛茨基具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特征，尽管他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特征的是有疑义的。 4.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把对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特殊道路的描述，建立在不平衡发展的逻辑基础上，说明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明显地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尽管托洛茨基承认民粹主义并不是没有洞察力，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民粹主义是托洛茨基得出他的结论的重要影响因素。像俄国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托洛茨基也经历过赞同民粹主义思想的阶段，而且也很典型的是，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就再也没有转向民粹主义思想。事实上，他有关农民革命能力的观点，使他的理论明显地呈现出反民粹主义的特征。因此，在说明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特征时，我们必须寻找其他方面的影响。 其他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亚历山大·赫尔凡德（其笔名帕尔乌斯更为著名）的思想和1905年的事件。托洛茨基相信后者证明了前者的思想，并超越了前者的思想。帕尔乌斯是一位俄国犹太人，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度过的，他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他到1924年逝世，一直表现出标新立异的倾向。他概略地叙述了大量包含在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主题， 55毫无疑问，他深深地影响了托洛茨基思想的形成。然而，具体的影响程度则不清楚。在1904-1906年期间，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联系密切，并且详细地讨论了俄国革命的所有问题。考虑到托洛茨基的学识，这种影响是否是单向的是值得怀疑的。托洛茨基把相关的见解发展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在这样做时，他超越了帕尔乌斯，帕尔乌斯不相信俄国的工人政府能够构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而不只是彻底解决民主任务的手段。托洛茨基并没有直接接受帕尔乌斯思想中的某些因素，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使民族国家过时了、这些发展将造就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的观点。后来，托洛茨基接受了这种观点（我们将在以下一节看到），这使得他的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主流马克思主义。然而，即使那时，他也因为同正统派的彻底决裂，而不断地受到批评。 毫无疑问，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了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的概念和俄国的情况联系起来，最早是由大卫·梁赞诺夫在1903年提出的，这一观点主要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上，即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十分发达，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参与到俄国革命中去。梁赞诺夫通过对1848-1850年间马克思策略发展的分析，来支持不断革命思想的针对性（参见以上第七章）。我们并不知道托洛茨基（或帕尔乌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梁赞诺夫的实际影响，关于俄国革命的激进性质和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的观点，是20世纪早年托洛茨基所生活的环境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观点很少准确地被表述过。正统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为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的统治将受到怎样的限制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参见以上第八章和第十一章）。当1905年革命爆发时，无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上升曲线向托洛茨基表明，实际的约束可能已经被克服了。 作为“不断革命论”的基础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思想，也不是由托洛茨基本人，或是由他同帕尔乌斯一起带入俄国马克思主义中的。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早期著作中，只是简单地预见到这一概念（参见以上第八章和第九章）。更重要的是，梁赞诺夫认为，沙皇专制不只是旧社会的残余，沙皇专制还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他也承认，土地条件能够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支持。考茨基也指出俄国的国外投资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认为俄国革命必然显示一种历史的独特性。最为重要的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他的著作准确地聚焦于沙皇时代工业化的不同方面，为托洛茨基的分析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参见以上第九章）。但是，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中广泛地引用考茨基的论述时，从来没有表明他在理论上受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恩惠。考虑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的阵营，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考虑到《19世纪的俄国工厂》这部著作的分量，认为托洛茨基不曾读过，或者这部著作不曾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然而，托洛茨基的思想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同正统派是彻底决裂的。毫无疑问，他的思想最初出现时，这种评价是正确的。在我们考察托洛茨基反对他的批评者并捍卫自己的观点之前，关注一下马克思著作中的两个特征是有意义的，托洛茨基可以从中寻求支持。这两个特征虽然不会消除认为托洛茨基严重偏离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指控，但确实可以使人认为这种指控只在一般意义的性质上是成立的。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尽管托洛茨基是一位激进的创新者，但他同时也在突出马克思思想的深层结构。 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概括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概念。转型时代是两种生产方式交织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中的时代。它们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进步的生产方式获得了超前的发展，而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发展则滞后了，最终带来的危机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解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坚持认为，这有利于建立在单一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新的有机体的形成。但是在其它地方，他承认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可能是更加普遍的现象：例如，马克思认为，西欧的封建制源自古代奴隶制与征服了罗马的德意志野蛮部落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渗透。马克思也注意到，19世纪的英国这一“典型”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不要求贵族必然丧失他们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在另一个极端，他认为法国农民代表了“文明中的野蛮”。这是他鄙视农村生活落后的一种表现，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对农村渗透的迟缓。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的更具一般性的阐释之间存在矛盾，在这种阐释中，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概念是隐含的和受到限制的。因此，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被视为是为了提供一个更具一般性的框架而进行的第一次有意识的尝试，在这个框架中，马克思承认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复杂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保持了一致。托洛茨基自己从来没有明确地宣称这一点，但他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特别是在他把分析拓展到世界经济层面和非俄国的外围资本主义之后（我们将在以下一节讨论这一点）。 事实上，托洛茨基为了对抗更为正统的批判而进行的辩护中，包含了不同类型的观点。他宣称，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研究社会关系的科学，而不是文本的注释，因此他自己的思想应当在这种思想是否准确地说明了俄国革命的阶级动力的意义上加以评价。为达到这一目的，托洛茨基阐明了这些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他否认他曾断言俄国可以直接从专制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或者说，不断革命意味着可以跨越民主革命阶段。不断革命的概念没有混淆革命过程的必然阶段。它不像批评家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把不同发展类型混合在一起的理论，而是俄国历史过程本身就是这样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像正统派描述的那样理性，这给革命提出了无法回避的真正的问题 托洛茨基确实声称，不断革命论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因为这一思想源自马克思1848年革命期间的观点。这不是一种冒险主义，尽管在19世纪中期不断革命并不成熟，但是通过考察1789年、1848年和1905年革命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嵌入社会主义革命是这一时代的内在属性。这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拉萨尔、考茨基、卢森堡，甚至普列汉诺夫所承认。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论，同对孟什维克理论的毁灭性批判和同对布尔什维克观点稍微不太有利的评价联系在一起了。孟什维主义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一个正式的与俄国发展的独特性无关的历史类比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不存在独立的革命的中产阶级。因而坚持孟什维克主义，就意味着采取了一种客观上反革命的立场。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也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布尔什维克的保守性只在革命成功后才显现出来。一旦投身于无产阶级，农民就无法抑制自身的激进主义。并且，没有认识到实施反资产阶级措施的革命，随后就会被动地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开辟道路。 1906年到1917年间，托洛茨基强化了他的主张，表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他在《总结与展望》中作出的最初的说明，主要来自俄国的立场，并没有在国际资本主义的结构内说明俄国的现代化。他也没有以一种严格的方式，把俄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联系起来，没有理由证明，当俄国的革命成功时，欧洲的条件将有利于俄国革命的扩展。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的先决的物质条件的确存在于先进国家，但他也注意到，对俄国来说，阶级斗争在决定革命的爆发方面至关重要，但他对西方的阶级冲突的发展几乎没有说出什么内容。然而，到1917年时，托洛茨基做了许多有损他这些观点作用的事情，因此他的观点更接近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接近于布哈林和列宁的思想（参见以下第十三章）。托洛茨基对自己的理论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是在1917年之后作出的，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托洛茨基可以宣布，他已经建立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理论。 5.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托洛茨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已经终结，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其结果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出现，反过来造就了一个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但是，托洛茨基认为，一旦资本实现了对世界统一的支配，主要国家就将被迫卷入一场争夺霸权的斗争。在1914年之后，在世界历史上，唯一的选择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卢森堡较早的时候已经表达了这种观点（她也深受帕尔乌斯的影响），而且布哈林、列宁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得出了与托洛茨基类似的结论（参见以上第六章和以下第十五章）。纯粹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全球体系，所有的民族国家已经联系在一起，并受到它们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整体结构的支配。对托洛茨基来说，无论对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是如此。彻底地摆脱这些关系，是任何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革命无法完成的任务。挽救一个国家的革命的唯一出路，在于把革命扩大到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国家，并逐渐削弱国际资本。托洛茨基现在主张，革命者应当根据他们对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影响，来评价自己的革命行动。求助于任何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时代的错误。现在，正是全球性的生产力和它受到的民族国家生产关系的制约，在发挥作用。这些力量将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战争的手段，威胁并破坏过去的进步发展。 因此，对托洛茨基来说，尽管俄国革命一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直到1917年,这种观点才与一个更加综合的视角联系起来，在这种视角中，他能够对正统派对他的思想进行的最猛烈的批评进行反击：在世界经济已经得到成熟发展的意义上，俄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机才是成熟的，不存在其它的评判标准，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全球体系。事实上，托洛茨基明确地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经济纳入自己的分析之中，这意味着所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现在都可以被证明。对于认为这些主张没有得到运用的异议，可能反驳的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指明准确的参照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包括考茨基、希法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但不包括卢森堡）——都倾向于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型是与单个民族的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但这种看法无法从《资本论》中找到支持。在那里，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一般”，而不是特定的民族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而且《共产党宣言》明确地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全球体系。此外，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理论。那么，它怎么可能只限于诸如民族国家这样的特定的历史制度呢？ 但是，托洛茨基主张，“后发优势”确实仍然在发挥作用。帝国主义战争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因而开启了向全面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纪元。精确地看，这种过渡从哪里开始，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俄国的不断革命恰好适合于领导其它国家走上这条道路，因为在一个充满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结构中，会更强烈地感受到战争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此外，由于俄国既是一个半殖民国家，同时也是一支帝国主义力量，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将会通过消除一个剥削区域而严重削弱西方的经济，并加剧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所有这一切与托洛茨基早期的观点并不矛盾，而是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他把俄国资本主义视为帝国主义关系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他相信革命的传播效果得到加强。托洛茨基的观点的发展，引起了对同后一个问题相联系的问题的思考。他认识到先进国家也展现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重要特征。只有美国接近于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其它的西方国家仍然存在从来没有被实现的民主革命的一面（参见以上第四章、第九章和第十一章）。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而不会完全不同于俄国的不断革命。最终，可以预见俄国革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即使对先进国家也是如此。 但是，托洛茨基强调了俄国与边缘资本主义地区的相似性，这些地区包括1917年之前的巴尔干地区、20世纪20年代一般意义上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因此，他把俄国的经济发展视为典型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代表，对所有这些地区和国家而言，不断革命的模式都是适用的。这意味着基于与俄国相同的原因，民族主义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都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它们同样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获得成功。而且任何地区的胜利，都将在地缘上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通过减少剥削区域沉重打击国际资本主义，加速革命向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蔓延。毫不奇怪，托洛茨基逐渐把20世纪看作是不断革命的时代。 6.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毫无疑问，托洛茨基的主要思想成就，是他对沙皇俄国工业化导致的政治发展的理解。他比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准确地预言了推翻沙皇专制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顺序：1917年的历史与他十年前的预测大体一致。此外，托洛茨基比其他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更敏锐地认识到，这样一场革命将要面临的困难，因而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困难出现时，他更有可能不会低估这些困难，即使他并没有为克服这些困难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尽管在革命后的年代，托洛茨基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和反复，但他的理论的深度和连贯性都远远超过布哈林和斯大林。 对托洛茨基政治经济学的广泛支持，来自具有最强烈的理论倾向的西方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他对沙皇俄国工业发展的详尽分析，就是以类似托洛茨基使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他对专制统治下工业化逻辑的描述与托洛茨基相类似。他把俄国发展的独特性作为大陆模式的一部分，充实了托洛茨基对1789-1905年欧洲革命序列的分析。此外，通过对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对理解落后地区的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的强调，格申克龙对托洛茨基把他的理论应用到俄国的西方地区提供了支持。当然，这种理论的普遍化对马克思自己的分析提出了重要挑战。尽管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正在普遍化的生产方式，但是在托洛茨基看来，作为历史转型的发动机，它并不像马克思本人暗示的那样强大有力。在这一点上，经验证据明显地支持了托洛茨基：在英国和法国——马克思眼中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样本，旧制度的主要因素在整个19世纪一直存在。这已经成为现代欧洲史学的主题。 也可以为把托洛茨基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一般理论应用于俄国的东方地区提供支持。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带来了资本占支配地位的全球经济，但是，它并没有像《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相反地，正如托洛茨基理解的那样，它产生了一个复杂的分工的等级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通常使自己适应资本的要求，而不是被它消灭。因此，托洛茨基的著作，可以被视为是194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的最早的例子之一。 托洛茨基更为具体的“时代概念”的有效性显然是值得怀疑的：1914年并没有引发大国之间的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稳定的资本积累，并没有像托洛茨基认为的那样已经结束，而且正式的殖民帝国已经瓦解。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能够适应转型形式，它的灵活性比托洛茨基预计的要大。然而，20世纪上半叶托洛茨基的观点，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历史是一致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见证了一系列最漫长、最深重的危机。这不能被视为是纯粹偶然的情况造成的结果。在托洛茨基设想的形式中，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为了有效地运行，资本主义要求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一个类似于民族国家在自己疆域内形成的组织。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组织的重要雏形是由英国的海上霸权提供的。自20世纪中期开始，一个更加全面的美国霸权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在这两段时间之间，由单一民族国家行使国际霸权的经济基础并不存在，并且类似的替代组织也不存在。结果，欧洲军国主义势力高涨，国际经济遭到大规模的破坏，爆发了彰显帝国主义野心的两次世界大战。 此外，也就是托洛茨基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为理解这一中间阶段为什么是一个过渡期提供了基础。他承认，相对于美国而言，欧洲战争削弱了重要的好战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到20世纪20年代，在同欧洲相联系时，美国已开始展示它的经济力量，它的长期利益在于瓦解所有的殖民帝国，以便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托洛茨基没有意识到这对他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因为他坚持西方资本主义陷入了一场仅靠自身无法从中解脱的危机。相反地，他坚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断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相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是唯一的选择。但是，与大多数持同样的总体的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在个别孤立的要点上，他对未来持有的观点具有更少的决定论的特征。 7.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的不足按第二国际时期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托洛茨基思想中的非决定论特征，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缺点的潜在来源。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以及不断革命的概念，源自历史“特殊性”的观念，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停止证明它们的重要性。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的主张势必受到削弱。因此，托洛茨基体系的主要困难在于，他在承认历史特殊性的支配作用的同时，试图提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托洛茨基具有简化对自己论点中的关键之处进行解释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特征的真实程度。 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的许多特征中看出这一点。托洛茨基对不断革命论的最初表述，是把它当作必然的事件的序列。然而，在1917年革命取得明显胜利时，托洛茨基因为采纳了布尔什维克的唯意志论而削弱了它。这是对他先前立场的重大逆转，他先前的立场倾向于建立一个结构松散的群众政党，本质上是孟什维克式的。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孟什维主义中包含的机会主义的危险，但是，他相信当新的群众起义爆发时，客观事件自身的力量将会迫使孟什维克采纳不断革命论。结果，“取代”的威胁——布尔什维克党取代阶级成为革命斗争的主体——被视为一个更大的危险。二月革命之后，大多数孟什维克采取的阶级调和政策，最终使他相信列宁在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集中化的党组织问题上的毫不妥协是正确的。如果只是从隐含意上理解，托洛茨基现在不得不接受不断革命并不是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列宁描述的通过“普鲁士”道路完成俄国的现代化显然是可能的。自此以后，托洛茨基就这一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强调“主观”因素是革命成功必然的前提条件。事实上，他的观点简化为俄国之外革命力量的失败是领导不当的结果，并且如果没有列宁，俄国革命本身也将会夭折。这是带有复仇性质的唯意志论。 托洛茨基在把不断革命论普遍化时也存在类似的缺陷，不断革命论源自对俄国经济发展的深刻的分析。在把它应用于更广泛的地区时，他没有为这种理论提供类似的分析，他以帝国主义在整个东方再生产出了类似俄国的那些特性为由，撇开了实际的民族的特殊性。毫无疑问，马克思遗产中的某些因素推动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渗透之前，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特征的观点，推动了这种情况。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托洛茨基在把自己的理论普遍化时存在的肤浅性，在1945年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实际革命中显露无疑：没有哪一个革命遵循了不断革命的模式。东欧是通过红军的占领苏维埃化的；中国的革命是通过城市知识分子组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获得成功的；古巴革命、越南、埃塞俄比亚和其它地方的革命，很少展现出无产阶级领导的迹象。 此外，借助于托洛茨基首先明确表达的这一概念，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欧洲之外的国家的结构和历史的多样性。按照托洛茨基的方法，甚至比托洛茨基更接近于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展现了内在于托洛茨基最好的著作中的非决定论特征。在他们的手中，世界经济成了不同模式接合的拼盆，而马克思主义自身被简化为理解这个拼盘必须的“工具箱”。就算是同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最初主题的连续性被保持了，它也只是通过诉诸于专制政党的所谓的权力，寻求在不存在苏联过去那样情况的地方复制苏联的历史。因而马克思主义成了东欧政治结构和第三世界民族运动的借口。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和托洛茨基还存在另一处明显的联系。在他早期著作中，最主要的缺陷在于把不断革命与社会主义联系的方式上。托洛茨基声称，只要革命被扩大到国际范围，俄国不断革命的成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步。但是，他从没有为这种观点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而且根据普列汉诺夫清晰表达的相反的观点（参见以上第八章），这种“疏忽”尤为麻烦。这种省略与托洛茨基的后革命社会的观点有关。尽管它不反对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人道主义式的描述，但是，在他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中，这种人道主义是普遍缺乏的，在过渡中，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等同于废除私有财产和结束商品生产，而对生产的专制管理仍然不变，15因此，直到20世纪40年他的生命结束时，托洛茨基仍然把苏联描述为“工人国家”（尽管是一种退化形式的），这恰恰是因为没有恢复私有制。 托洛茨基试图通过把革命扩大到国际范围复活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也因其总是倾向于简化他对争论中的关键问题的解释而受到诟病。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基础问题，没有被加以详细说明。到底它是一个规模经济问题、消费不足问题，是垄断的超额利润产生的剩余资本问题，还是其它一些问题，他从来没有明确地指明。在某些方面，托洛茨基的视角与卢森堡的有点相像。有时候，他暗示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长期的市场短缺问题。如果这是托洛茨基的观点，这还容易理解；在一战前，帕尔乌斯持这一观点，并影响了卢森堡和考茨基（参见以上第四和第五章）但是，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明确阐述帝国主义对抗背后的经济机制。因此，他对危机的分析差不多成了一种循环论证：战争是矛盾的唯一证据，而矛盾又被用来解释战争。 这与他后革命的立场存在某些联系。托洛茨基没有对不同的帝国主义经济进行区分；尤其是在对战争中的帝国主义关系进行的说明中，缺乏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概念。他相反表明，所有的“大国”都面临着几乎同样的问题：为有效利用它们的生产力找到充足的市场。这意味着他的视角与列宁的截然不同，列宁强调帝国主义力量的不平衡发展，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战争理论的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理论上的这种差异，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爆发激烈争论的基础，因为对国际经济的理解成为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参见以下第十五章）。 毫无意外，建立在这一脆弱的基础之上的世界革命的方案，不可能是有效的。相比之下，倒是1917年托洛茨基为俄国制定的策略得到了证明。但是，正如我们注意到的，这种战略的成功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党获得的，托洛茨基并没有低估这一点的重要性。但是，他确实声称列宁逐渐接受了不断革命论的有效性，并且在关键时刻使它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信条。这未免有点夸张，因为列宁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布哈林的影响，布哈林运用不同于托洛茨基的理论，得出了与他相一致的结论。在转向十月革命之前列宁观点的重大转变之前，我们在以下一章，先探讨布哈林的著作。 第十二章注释：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 明显否认的内容，参见Trotsky,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1923-5) (New York: Pathfinder, 1975),p.96-7;205-6; The 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1977; written in 1930) p.1219; The Living Thoughts of Karl Marx (Greenwich, Conn.: Fawcett, 1963; first publisned in 1939),p.46. 3、 参见L.Trotsky, 1905(New York: Random House,1971;first published in 1909) p.v; and L.Trotsky, Our Revolution (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1973; 由写于1914-1917年的论文构成). 4、 L.Trotsky, Result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69; 写于1906年) in L. 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69), pp.29-122. 5、 托洛茨基基本思想的总结参见如下著作: 1905, p.v; Permanent Revolution (firstpublished in 1930),p.76-281; My Life(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1970; 首版于1930年) p.171-2; 221-2, 370; and Stalin ( New York: Stein & Day,1967;在1940年托洛茨基去世时仍未完成）p.439-40. 6、 Results and Prospects, pp.78, 101, 129; 1905, p.315. 7、 Permanent Revolution, p.193; History, p.331. 8、 托洛茨基把1905年革命的失败归结为（农民）军队对国家的忠诚；见 Our Revolution,p.156;1905 pp.55, 98; 255; 263; 295; 325. 9、 Results and Prospects, p.63. 10、 Ibid, pp 76, 105, 115. 11、 1905, pp.35, 76; History, p402. 12、 Results and Prospects , p.30, 105. 13、 Ibid, p.108. 14、 R. B. Day, Le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认为托洛茨基指出的把革命扩展到西方国家的主要观点是基于政治方面的需要，而非经济方面的需要。根据Day 的观点，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是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完全支配农民，而不是生产力欠发达这一核心问题。有证据显示，这是托洛茨基1906年的观点；参见Results and Prospects, pp.82-99.和R. Larsso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Stockholm: Almqvist and Wiksell,1970), pp.290-2, 338. 但是，证据决不是决定性的；并且，即使Day的解释可以接受，我们也难以相信他的另一个相关论点，即托洛茨基首先提出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1914年，托洛茨基就这样做了，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论点在逻辑上遵循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世界经济的分析（参见本章第5节和以下第十五章）。 15、 在大多数其他理论家看来，托洛茨基有时候对未来的可能性显示出更为灵活的态度；比如，参见：1905,pp.279-83. 16、 1905, p. 8. 17、 Our Revolution, pp.69-72; Results and Prospects, p.37-45; 1905, 3-11; M.Sawer, 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pp179-81. 18、 Results and Prospects, p.37-51; 1905, pp.3-22; History, pp.25-37. 19、 1905, pp.31, 177; History, pp.67-8, 858. 20、 1905, pp.43, 236, 294, 390; Our Revolution, pp.153. 21、 Results and Prospects, p.52, 61, 72, 193; 1905, pp.98, 103, 187, 277; History,pp.30. 22、 Results and Prospects, p.72. 23、 Our Revolution , pp.173, 175, 201; 1905, pp.40; History, pp.872, 1174. 24、 Our Revolution , pp.173, 175, 201; 1905, pp.40; History, pp.872, 1174. 25、 Results and Prospects, p.63; Permanent Revolution, pp.180-1; My Life, pp.223. 26、 Results and Prospects, p.76; History, pp.65-6, 71-2; Sawer, Marxism, pp. 184-5. 27、 B. Knei-Paz, ' Trotsky, Marxism and the Revolution of Backwardness', in S. Avineri (ed.),The Varieties of Marxism,( The Hager: Martinus Nijhoff, 1977),pp.65-81. 28、 托洛茨基对这一点的认识，参见 History, pp.30,472,906. 29、 Results and Prospects, p. 37f, 62ff; 1905, pp.3f, 332ff. 30、 History, pp.471, 1175. 31、 See Z. A. B. Zeman and W. B. Scharlau, 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A. I. Solzhenitsyn, Lenin in Zurich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6). 32、 对帕尔乌斯的思想的说明，参见 Zeman and Scharlau, Merchant; I.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pp.98-116, and H. Schurer,'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Lev Trotsky', in L. Labedz (ed.), Revisionism(London: Allen and Unwin,1962), pp.67-76. 33、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pp.219-20. 34、 Larsson, Theories, pp.182-95, 303-4. 35、 Our Revolution, 1905. 36、 Larsson, Theories. 37、 Ibid, pp256-68, 301, 311, 319-21. 38、 K. Marx, Cir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pp.19-23. 39、 K. Marx, Grundrisse(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pp.278. 40、 K. Marx, Pre-Capitalism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4) edited by E. J. Hobsbawm; P. Anderson, Passage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Verso,1974) ; K. Marx, '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in K. Marx and F. Engles, Se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0),vol.14, pp53-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8-705页。 D. Mitrany, Marx Against Peasants(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51); M. Duggett, Marx on Peasant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 1975, pp159-82. 41、 Results and Prospects, p.34, 60, 80. 42、 1905, pp.302;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p.168, 178, 208. 43、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p.230, 239. 44、 1905, pp.317;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p.254; History, pp.334. 45、 K. Marx, The Revolution of 1848(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p.330; Results and Prospects, pp.130;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p.130; Larsson, Theories, pp.17-107. 46、 Results and Prospects, pp.52-61. 47、 1905, pp. viii, 55; Results and Prospects, pp.65, 105, 110; Permanent Revolution, p.179; Deutscher, op. cit., p.178; Larsson , op. cit.,pp.256-76; B. Knei-Paz,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71-2; 列宁的某些观点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托洛茨基的看法；参见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0-70), IX, p.236; 参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225页；也可参见Larsson, op.cit., pp.252-304. 48、 Results and Prospects, pp. 29, 73, 77, 116; 1905, pp.275, 286, 302, 322, 336;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p.126, 189;也可参见 History, pp.323, 1025; and Stalin, pp.422-434. 49、 Trotsky, The Age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New York: Dell, 1964) edited and introduction by Deutscher, pp.71-83; Trotsky, The Bolsheviks and World Peace(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1973)( written in under the title of The War and International). 50、 Age, pp.79, 81, 187; Bolsheviks, pp.236; Living Thoughts, pp.49. 51、 1905, pp.322;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p.146; History, pp.1219-1257; Living Thoughts, pp.47. 52、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255; History, pp.907, 1025; Age, pp.167, 186. 53、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129, 133, 254; History, pp.991; Age, pp.121, 145, 252. 54、 Trotsky, Political Profiles (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 1972) (composedvery largely of essays written before 1917) pp.28-9; Bolsheviks, p.213; Age, pp.119, 128, 130, 167, 196, 230, 248; History, pp.39, 63, 269, 477, 507, 1025; Living Thoughts, pp.48. 55、 Political Profiles, pp.8, 31, 77, 125; Age, pp.73, 123, 181; Bolsheviks, p.24, 42, 80, 101, 103, 183, 212; Living Thoughts, pp.43. 56、 Permanent Revolution , p.148, 194, 196, 205, 246, 276; Age, pp.192, 229, 241, 293; History, pp.19, 35, 889, 899, 906, 909, 912.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之前，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论一般化的倾向比较明显。参见 L. Trotsky,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Monad Press,1972) vol.1, p.222, 236-7; vol.2,p.284. 57、 Age, pp.129, 236. 58、 History, pp.907. 59、 尤其是参见A.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60、 A. J. Maye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New York:Pantheon,1981); B.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P.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0); P. Anderson, ' The Figures of Descent', New Left Review,161, January/February1987, pp.20-77; G. Ingham, Capitalism Divided? The City and Industry in British Social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1984), 也可参见以上第十一章。 6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62、 A. Brewer, Marxism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63、 有关这些问题参见G.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p.31-3, 110, 115-17; G. Lichtheim, Imperialism (London: Allen Lane, 1971) pp.29, 66, 71-9, 86, 88, 90-1, 93, 120; J. A. Mose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London: Prior, 1975); M. White, Power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6) pp.42-3, 55-6, 73, 75, 84, 101-4, 137-8, 144, 184, 200, 280, 290, 293, 297; V. Kiernan, Marxism and Imperial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4) ch.3. 64、 Trotsky, Europe and America (Colombo: Lanka Samasamaja, 1951)(written in the mid-1920); see also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1, pp.104, 181-4, 193-6; vol, 2, p.328. 65、 1905, pp. 327-45; History. 66、 沿着这一思路对托洛茨基思想的不同批评，参见P. Beilharz, Trotsky, Trotskyism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London: Croom Helm, 1987). 67、 L. Trotsky, Our Political Tasks(London: New Park, n.d）(写于1904年); Political Profiles; Results and Prospects, pp.30, 114; Permanent Revolution, p.173; 1905, pp.104, 251; Age, p.87;,My Life, pp.148, 161, 204, 218, 333; M. Liebman, Leninism Under Lenin (London: Merlin,1975) p.78.但是，在1917年期间，列宁明显偏离了他早期的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观点；参见以下第十三章。只有在内战期间，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承诺明显地显现出来。 68、 Challenge (1923-25) , pp.164-258; My Life, pp. xxxi, 176, 330; 也可参见Deutscher, The Prophet Outc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240-51. 69、 T. Cliff, Permanent Revolution (London: Bookmarks, 1983) ; M.Lowy, The Politics of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1981);Deutscher, Introduction, in Trotsky, The Age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New York:Dell,1964) pp.13-40; J.Molyneux, Leon Trotsky' s Theory of Revolution (Brighton:Harvest,1981) pp.44-6. 70、 比如，参见：Age, pp.360-5. 71、 J. Molyneux, Trotsky' s Theory; Result and Prospects, p.88; Permanent Revolution, p.132. 72、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Pathfinder, 1972;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73、 R. B. Day, Le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pp.12-14; R. B. Day, The ' Crisis' and ' Crash': Soviet Studies of the West (1917-1939)(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p.43-4; Zeman and W. B. Scharlau, Merchant. Also see chapter 15, section VIII, be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