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回到智利，我们早在一九八四年就开始进行计划了。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我们商量：“咱们几个人组织一个社会经济研究小组吧，给那些由工人所有或由工人管理的公司的工会，或者基督教组织提供‘咨询服务’。我们给他们提供咨询，不过是一种积极的、参与性的咨询，帮助社会，特别是工人、农民和下层民众。”
所以我就和我们的同伴们设计了一个项目，感谢人类进步基金会的支持。我们终于上路了。我还在国际援助中心工作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和人类进步基金会很熟悉。有一天，也曾在国际援助中心工作过的波萊特·卡兰默来我们这里找人，她走进了发展部的办公室。
“我们准备支持一些比较困难的项目，那些没有人愿意支持的项目。”她说。
我记得亨利·鲍泽特和我说：“结果只可能有两种：要么行得通，要么行不通。”我们给波莱特·卡兰默递交了几个项目计划，她和刚刚开始投入工作的基金会管理委员会讨论过之后，他们决定支持我们。
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我和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很多成员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波莱特·卡兰默、皮埃尔·卡兰默、米拉·洛佩兹和阿妮珂，我和他们之间是一种工作关系，也是一种友谊，这种关系在一九九二年我回到法国之后显得特别重要。
就这样，我们因为这个计划到了阿根廷。阿尔伯特·桑切斯回到了他的祖国，古斯塔夫·阿柯也回到了乌拉圭。我们立即和一个巴西人建立了一个网络，我们当时找到了巴西社会和经济研究所，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就在那个时候，马尔克斯·阿鲁达正好要离开巴西社会和经济研究所，他立即加入了我们的研究小组。
我们的研究项目是分析拉美南方地区较大的全国性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在拉美南部地区的工业、金融和贸易策略。我找到智利的帕特里西奥·鲁泽斯，他对我们正在进行研究的项目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我们一直生活在阿根廷，这段经历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主要在家里工作，这样我就有时间照看小伊斯塔。早晨我送她去幼儿园，下午再去接她回家，后来又开始接送她上学下学。热纳维耶芙在法国大使馆领事处的签证部门工作。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充满活力的大都市。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在阿尔方辛政府统治下的阿根廷正开始进入转型时期，其间产生一些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我还参加了马约广场的母亲们的抗议活动，我每星期二中午和她们一起聚集在马约广场的中央，和她们进行交流。我们开始结识新的朋友，在阿根廷到处旅行，我们还去了巴西。我们这段时间的经历很丰富，而且我走近了智利边境，并在边境城市孟多萨见到了何塞和曼纽埃尔，后来又在巴里罗赫再一次见到了他们，我们在那一带的山区和南部的湖边徒步远行，一边走，一边不知疲倦地交谈，这一切都令人难以忘怀。
直到一九八八年，皮诺切特政府于十月五日进行民意调查，我们觉得他将会失败，于是就迫切地想回智利。终于，我赶在这一事件之前，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九日，回到了智利。我持的是法国护照，因为到一九八三年，我在法国已经住了五年，我填写了各种表格，就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我的法国护照上的名字已经按法语的拼写规则由“Gustavo”变成了“Gustave”，所以机场移民局的计算机上没有查到我的记录，我就这样回到了智利。
这样我就得以亲身感受皮诺切特在十月五日的民意调查中的大失败。我记得许多美妙的时刻。在民意调查的前五天，人们举行了一次大游行，参加游行的大约有一百万人，挤满了圣地亚哥宽阔的街道。我们听到了朱安·曼纽埃尔·萨拉特的录音，他当时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想回到圣地亚哥来参加游行，但政府不让他回来。尽管如此，他派了一个人带着他的录音磁带回到了圣地亚哥，这样也就算成了参加这场运动的一分子。
磁带中录了一首诗，朱安·曼纽埃尔·萨拉特称之为“发自心底的声音”，诗的名字叫做《世上本无路，路都是走出来的》，作者是安东尼奥·莫卡多，他朗诵了这首诗。后来这首诗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变成了年轻的一代、甚至不那么年轻的一代人的座右铭。
在智利度过的这段时间也是一段非常丰富、非常美好的日子。我的四个孩子聚到了一起，因为一九八九年一月小加布里埃尔出生之后，何塞和曼纽埃尔就到圣地亚哥来看他。我们一起过节假日，平时也时常见面。我每个月都会去特木科看何塞和曼纽埃尔，我们从智利北方一路旅行到南方，尽量弥补我们以前失去的家庭生活。
我回到智利之后，我觉得一般回国的人该干的我都干了，我先吃了几个热狗，让他们把能加上的东西都加上，又吃了几种三明治，还有很多智利馅饼，一个女人在街上卖这种东西，还有那些用玉米皮包着蒸熟的玉米面团，让我拉了好几天肚子，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但是，待在那儿我真的很高兴，我尽情地享受着回到祖国的感觉。我觉得，如果趁假期的时候去我以前住过的那些地方看看，会特别有意思。小加布里埃尔一岁大的时候，我和热纳维耶芙、伊斯塔、何塞、曼纽埃尔都去了南方的安多法加斯塔，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们找到了我以前住过的考里柯街二七二四号，走进我以前的卧室，我站在那里，环视着我和我兄弟们还有邻居家的孩子一块玩的地方。我注意到从房顶上可以看到海。我们还一起去看了圣路易的学校和我曾经就读过的安多法加斯塔的小学校。
我们到了麦吉洛尼斯，霍尼托斯海滩，然后我们越过了安多法加斯塔的一片沙漠地区。在南方，我们也去了卡布加，我们走过丛林、走过湖区，还有南方的温泉地区，那是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年我和里卡多·莫努斯、维克多·莫里分丘还有芒柯一起为了开展农民运动开办第一所政治教育学校的地方。我们还去了奇洛伊，还有瓦尔帕拉索、萨里纳。
那种日常生活的享受实在是太美妙了，而且也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变化，我注意到智利也有冬天，而且也下雨，人们也会着凉生病。日常生活的困难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沉重。但在流亡的生活中，能够回到祖国，回到小时候和青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这一切都帮助我找回过去，重温过去，客观地看待过去的一切，能用一种更开阔的眼界欣赏它，不再那么理想化认为过去的事情是完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那个时候回到智利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后来再回智利，特别是回特木科的时候，我找到了以前的同伴，并看了看监狱四周的地方。在军事政变之后的头几个星期，我、佩恩和宾乔藏在佩尔派·苏科鲁教区。多亏了安西莫的保护，我们才能够藏在那里。后来有一次我回智利的时候，我又重新走过了那些街道。二十年后，我又重新经历了过去。
与此同时，我和一些新朋旧友一起计划组织一个新型的、开放的公民论坛。智利正处在转型时期，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应该能够产生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我认为那个计划从未完全实现。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基础，撒下了新的种子，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这些种子终有一天要生根发芽。
这种经历始于工会自治会所倡议的一次运动，这次运动是由建筑、冶铜、卫生和其他领域的工作者发起的。一些工会领导，如冶铜业的奥斯卡·桑提里谢斯、卫生领域的胡安·维耶尔马斯、建筑领域的米歇尔·冈萨雷斯以及其他领域的工会领导希望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力，从而从工会联盟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和社会党对该组织施加的影响中摆脱出来。
我们几个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名叫“工会自治运动经济学家小组”。小组的成员包括费尔南多·雷瓦、拉菲尔·阿加西诺、纳尔逊·索兹、路易斯·乌拉和其他的几个同事。我们希望能够在智利的社会运动中占据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在工会联盟举行的选举中，我们这个小组独立提交了一份名单，造成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政治事件。但这个小组并不非常出色，而且如他们所说，也没有改变各个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基督教民主党继续掌握着整个转型进程，社会党完全投降了，共产党也受到了严重的排挤，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九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他们的缺乏谋略。他们已经不再是那个能吸引帕波洛·聂鲁达这样的诗人的左翼大党了。
工会自治运动逐渐得到其他社会领域的同情，特别是大学学生、一些环境部门、妇女组织和马普奇地方组织的同情。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和各个政党的论坛不同形式的论坛，因为这些政党建立的论坛是根据以前的计划和过去的形式重新组织起来的，带有明显的宗派主义和独裁主义的色彩。
我记得我和卡里托斯·里波罗纳、胡安·维耶尔马斯、费尔南多·雷瓦和拉非尔·阿加西诺等几个同伴努力想建立几个论坛，这样我们就能打破党派之间的隔阂，走上社会和政治自治的道路。
《开放》杂志和其他媒体的一些记者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试图扩大这个运动的影响。我们起草了一份宣言，这是一份公开文件，由我负责起草。我需要考虑到各种立场，并且需要和各方人士会谈，向他们表明联合起来是可能的。有一次，我们希望为论坛选举出一个协调小组，我们组织了选举。卡罗斯·里波罗纳和我获得了最多的选票。我们两个从来都表现得比较中立，也都曾经是革命者。但作为以前的社会活动者，我们在看待事情的时候有崭新的眼光，我们希望能为新时期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做出贡献，在基督教会的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以及皮诺切特的铁腕统治下的处于戒备状态中的军队的控制下，当时的转型进程越来越走向保守的泥沼，我们希望这次运动能够帮助人们走出这个泥沼。
当然，我觉得有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是有些同事希望我们能具有巴西工党那样的影响。当巴西工党的领导人鲁拉和马可·奥雷里奥·加西亚来圣地亚哥的时候，我们和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谈。
他们告诉我们：“不要试图重复巴西工党的经验。首先，巴西和智利不一样，其次，巴西工党本身已经出了问题，他们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具有的那种不断发展的社会创造力已经开始减退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些前共产党和左派革命组织活动者试图利用这种新的社会力量，以使之为自己所用。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们在九十年代开始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对曼弗雷德·马克思·尼夫被推举为候选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一九九三年的大选中，他获得了超过百分之七的支持率，获得比共产党更多的选票，这反映了一部分智利人打破旧的政治、宗派格局的愿望。
但打破旧的格局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牵涉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可能是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的恐惧心理。在智利社会中，在难以预知的一段时间内，一种深深的恐惧——对被压迫的恐惧，会一直延续下去，此外还有独裁统治通过暗杀、毁尸灭迹、流放和迫害等手段对智利社会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也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这些社会问题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意识，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使人们不能真正地喜欢什么，也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因为这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情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态度中、在和亲人朋友的之间的交谈中表达出来的一系列的感觉，就像是报纸、广播和电视中的那种自我审查一样。
这使我想起了一九九六年我和儿子何塞与曼纽埃尔聊天的时候说过的话。那之后的七个月，我就把当时的谈话写了下来——我是在比利牛斯山中的一个名叫希维斯的小镇上写这段文字的，这个小镇属于加泰卢尼亚地区，离色—德—乌尔盖尔和安多尔·拉·维拉不远，那天，天气很好，我坐在屋子的前廊上，四周是用古老的石头砌成的院墙。
那次聊天的时候·我们说起我们这个时代的紧张激烈的历史环境。一九九六年的时候，我和何塞在特木科的大街上边走边谈，我们路过大学书店，就走了进去，在里面发现一本路易斯·塞普维达写的书，书名是《南美列车》，我在六月里刚刚读过这本书。书是妻子热纳维耶芙给我的，在去蒙特利尔的拉瓦拉开会的路上，我仔细读着这本书，心里非常激动。我当时看的是第三章，在这一章里，路易斯·塞普维达开始讲述他在特木科监狱中的经历，说这两年半的时间是他一生中最为艰苦的阶段。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翻到书的封底，上面有他的照片，我想像中他没有留胡子。我发现他在狱中的那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也正好关在那所监狱中。路易斯·塞普维达生于一九四九年，我生于一九五○年·我们是一代人，也在同一座监狱中服刑。他的叙述非常感人，他有一个特点，这恐怕是我们熬过那段时间的一些人身上共有的特点，那就是，我们总是努力在恐惧和痛苦的处境中保持一点幽默感，并且相信未来，这样我们就能更乐观地看待生活，虽然同伴的死在我们是抹不去的痛苦的记忆。
我和何塞、曼纽埃尔站在大学书店的前面，我对他们说：“你们看，这儿有路易斯·塞普维达的《南美列车》这本书，你们要不要看？”
何塞很快就把这本书看完了，可能是因为我告诉他路易斯·塞普维达和我一块儿蹲过监狱。几天之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何塞跟我说：“爸爸，如果你和你那些朋友十八岁的时候，我也是十八岁的话，我会和你们一起并肩战斗，因为你们有一种东西使你们愿意为之战斗。”自然，儿子的话很让我感动，一个十八岁大的孩子跟父亲说这样的话，那是无比珍贵的礼物。
有意思的是，何塞又说了另外两个想法。“对，但你们应该换一种斗争方法。你们不应该像你们以前那样直接和军事独裁正面冲突。因为那样，那样他们就会杀害你们、迫害你们、流放你们。”说起智利的历史的时候（我当时正在帮他复习历史课程，因为他马上要进行学业性向测试了），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你记得一八一○年前智利革命者进行的独立斗争吗？他们第一次向西班牙人发动攻击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反攻，智利人转移到了孟多萨，有些人留在了中部的河谷地区，但在孟多萨，由于得到了圣马丁的支持，所以他们能够重新组织起来，并最后杀回来打败了西班牙人。”
何塞想告诉我的是，我们在一九七三年应该退下来，重新进行周密的组织，然后东山再起。他的看法是对的。我跟他说：“何塞，当时的情况是，你根本无法弃船而去，因为在一条将要沉的船上，谁弃船而去，谁就是懦夫。”他反驳我说：“对，但你应该能够忍受别人骂你是懦夫，但首先应该明确你是想图谋东山再起。”
看到我被这种道义和政治上指责深深触动，何塞说：“不过，爸爸，其实我不应该乱加评判，因为我当时并不在场，我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任何社会和政治活动，我们在智利已经窒息了。我想学工程学是因为我知道我以后能凭这个找到工作，生活不会有什么麻烦，爸爸。我和别的年轻人聊过，我的那些朋友，没有几个人能谈这些问题，因为我一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嘿，别说这些破事儿。’我们能干什么？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这个问题重重的、乏味的社会中。”
我觉得这是现在最让我担心的问题，首先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儿子，他们就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另外也因为我自己也体会到这一点，我和我的孩子伊斯塔和加布里埃尔朝夕相处，有着同样的感受。我也看到他们所处的社会中有一种个人的、异化的倾向，这表现在他们的饮食习惯、穿着方式、电视节日、还有学校中的教育等等。你必须时刻要注意从新的角度来看问题。
尽管如此，和全世界不计其数的年轻人一样，我儿子身上集中的这种创造力和精力将会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无法预见的变化，这将对在我们这个充满多样性的、经历着巨大转型的社会中保护和平生活做出贡献。
我记得我问了何塞另外一个问题：“嘿，你这些关于过去、关于现在、关于将来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他回答我说：“你记得，爸爸，以前我们在巴里罗赫散步的时候，你给我们讲故事，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小孩，六岁？七岁？八岁？十岁？嗯，我一边听你讲，一边就形成我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对！”曼纽埃尔也说，“你应该给我们讲那些故事，爸爸，可能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
一九九二年七月，我们回法国之前，在一个名叫佩纳罗伦的镇上，一群由流浪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组织了一次运动，他们想占据山坡上的一片地方。
我们要在星期六上午回法国，启程之前，我在星期四早晨参加了这次佩纳罗伦高地的占地运动。大约有三千多户贫困的家庭住在棚户区内，挤在二米乘五米见方的小木板房子里。他们组织起来，占据了那片土地。我是和工会自治会和经济学家小组一起去的，一起去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团体和几个非政府组织，我们团结起来支持那些占地者。
在拉美生活了六年之后，我们一九九二年七月回到了法国。我们在阿根廷生活了两年半，在智利生活了三年半。回到法国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复杂。热纳维耶芙想回去，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她想让小加布里埃尔和小伊斯塔生活在法国文化的环境中。小加布里埃尔已经四岁了，伊斯塔八岁，她觉得孩子们长大了。
此外，我们的“科恩南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调查项目”得到的经济支持并不充裕。人类进步基金会给了我们长期的支持。由于马尔克斯·阿鲁达的努力，我们从“德国人帮助巴西人”组织也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在凯特·奥布莱思的努力下，另外一个合作机构，爱尔兰的特洛凯尔也给了我们支持。但我们这个项目必须不断重新提出申清，而结果总是个未知数。我觉得无沦如何，我们应该自力更生，因为我们给工会提供劳资谈判方面的咨询服务。我们提供的咨询服务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收入，“科恩南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调查项目”的经历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是一个地区性的小组，从一九八八年开始，我们就利用计算机远程网络在科恩南部的四个国家做了许多私有化、跨国经济和外债方面的研究。此外，这个小组在外国投资和银行系统重组方面提出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建议。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我们的研究结果不仅对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有用，而且也建立了欧洲、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联系网络。
我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我也能理解热纳维耶美为什么在拉美生活了六年之后决定回到法国。她母亲病了之后，她回去的愿望更强烈了。我在智利生活得很愉快，我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体验，我们对新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也贡献了我们的力量。另外，我还可以和何塞、曼纽埃尔经常在一起。让四个孩子生活在一起，这太重要了。但我不能不顾忌我妻子的感情和对现实的认识，不能不顾忌她的看法。我跟自己说：追随一项政治计划是非常重要的，追随一个女人则是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