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特木科监狱之后，我们被转押到圣地亚哥的卡布其诺监狱，在那里淮备所有的文件，领护照，然后等下一班出境的飞机。在圣地亚哥，我见到了我的家人。我的侄子和侄女、我的中学和大学中的老朋友也都来看我。我记得第一班离境的飞机是汉莎的飞机，我们就乘这班飞机流亡海外。
和我一起被流放的有五六个人，其中有男有女，多数都是前往法国。我们在戴高乐机场下飞机的时候，我记得我对那些大玻璃管道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说那是玻璃覆盖的大厅，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换了个天地。我从特木科监狱的棚屋中直接走到电动楼梯和传送带上，你站在上面连走都不用走。而在监狱中，我们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走。
我永远也忘不了鲁尔·狄亚兹、莫尼卡和他们的孩子来机场接我的情景。我离开智利的时候，我哥哥丹尼尔告诉我，鲁尔可能会来机场接我，他最显眼的特征就是秃头。果然，我一下飞机，乘着电梯和那种往上一站就可以向前移动的传送带走出来，一眼就看见了他。到巴黎的第一个星期，我就住在他家里，我们去了巴黎各处的名胜，还去了巴黎附近的一些地方。我记得我们去了沃日广场，香舍丽榭大街，还有枫丹白露的城堡。
我还记得那是十一月底，几乎已经是十二月初了，天气已经非常寒冷。作为难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意识到，已经过了二个月了，我得开始自食其力了。当时，法国政府给我们这些大多是来自拉丁美洲和越南的难民一些少量的经济援助。有时候，我们可以和别人合住在一家小旅店里，而且我们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可以在法语联盟学到些基本的法语。
我意识到，如果没有固定的收入，我就没有办法开始正常的生活，也就是说，我得去找份工作。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一直都是靠我父母供给，蹲监狱的时候，他们也仍旧在帮助我；后来，我们在监狱中集体劳动的时候，我也没有真正具有每天工作、到月末领工资的意识。
我当时想组建家庭，所以找工作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在特木科的最后几个星期，朱丽埃塔和我走到了一起，我们结了婚，想要生孩子。
“好了，现在我的父母、监狱中的难友、鲁尔·狄亚兹、一起流放的同伴、任何人都不能供给我每天的吃喝了，月底也不会有人给我发工资。所以，我要找一份工作。”
这是我找工作的首要原因，但我每天思之念之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最想做的事情，是找到那些帮助我出狱的人们，特别是在盖莱镇的国际大赦组织的几个人，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到了巴黎之后，有几个住在巴黎的智利朋友，比如克里斯蒂娜·奥塞斯，还有来自智利南方的阿洛柯·奇华拉夫，都帮助过我，他们帮助我学习法语，给我当翻译，同时积极地帮助我适应在法国的新生活。
在另外一种环境中碰到这些老朋友，真是太有意思了。克里斯蒂娜是我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一月至一九七四年四月间在特木科和圣地亚哥的时期的秘密联系人，她对我有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态度，一心一意地帮助我适应新的环境。阿洛柯也是我在特木科认识的，实际上我跟他的叔叔和表兄弟们更熟悉一些，他们都是坎口地区的农民领袖。阿洛柯对我也是有求必应，有一种兄弟般的情谊。
我记得阿洛柯和我一起去巴黎第八大学对米歇尔·波表示感谢，他是政治经济学系的系主任，曾经给法国大使馆发了一封给我的邀请信，对我出狱有很大的帮助。当时法国的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去找他，请他写这封信，说这样可以帮助我得到签证。
我请阿洛柯和我一起去拜访米歇尔·波，他刚上完课，身边围了一群学生和其他的教授。我们朝他走过去，我用非常磕磕巴巴的法语跟他说了几句，最后还是由阿洛柯帮我翻译，感谢他给我发的邀请信。我记得当时他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在说“哦，真管用了！我签了那么多给伊朗、巴西和智利的学生的邀请信，从来没有觉得会管用，这次真的管用了，很好。”
他给我写了一封致大学校长的信，要求让我入学，尽管入学的最后期限已经过了。新生的入学时间通常在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当时已经是十二月底了。他在信中说，由于我前不久刚到法国，让我入学就可以实现他给我发出继续学习社会学的邀请，现在则是学习政治经济学。
但是，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如何才能继续我的学业，因为作为一个学生，没有人会给我资助。 “嗯，如果你能开始学习，并且能坚持下去，那么在你准备博士资格学历（DEA，五年制教育，续读博士）和博士论文的时候，你来找我。如果你能注册的话，我来指导你写论文。”
我在圣地亚哥学了两年半的社会学，只折合成一年半的学分，因为学分总是按低限计算。这就是说我几乎要从头开始学起，要达到DEA的程度我还要学习四年。我想我还是别断了这条路，所以就去注册入学了，但我知道我得找份工作。
同时，我给盖莱镇的朋友打了个电话。我和玛德兰娜·德沃谈了一会儿，然后就径直去了盖莱镇。那次聚会太棒了！我记得我们谈了好久，他们还给我看了他们的文件柜里面放着的很多明信片，都是我哥哥丹尼尔寄来的，还有我的“囚犯档案”。那次见面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那次聚会之后，我们大家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再见到他们。
回到巴黎之后·法国政府给我们发补助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到期了，我拿着我的难民证去申请工作许可。我拿到了。
“好了，”我对自己说，“我现在可以去找工作了，同时还要找个住的地方。”
我们一起被流放的人总是会互相帮助，我记得我和玛丽娅·特利莎·利维拉聊过天，她有一个朋友，照看着乔治·伍尔丹患有Down综合征的女儿。乔治·伍尔丹创办了很多种报纸和杂志，是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积极的基督教知识分子。那位朋友和他说起了我，说我来法国了，还有我妻子，还说我们刚结婚，正在为住的地方犯愁。
于是我就住进了乔治·伍尔丹家里，他把我们安排在他家的阁楼里，那间阁楼非常漂亮，从窗户一眼望去，可以看到巴黎西南区莫东区很多花园洋房。伍尔丹在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附近一个叫埃利希的小镇上还有一处只有一间屋子的小房子。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坐上火车，从那个小镇下来，走着去了伍尔丹先生的那间算是半闲着的小房子。我们修剪了草坪，把房子打扫干净，把灯和自来水弄好，从此就在那里落下脚了。
我们总算是有个地方住了，但我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朱丽埃塔带来的不多的一点积蓄也眼看就要花光了。后来我认识了埃利希小镇上的一对夫妇，丈夫叫弗朗索瓦·波狄埃，妻子叫玛丽—莉斯·波狄埃，他们有四个孩子，安娜—劳尔、雷米、阿尼埃斯、埃曼纽埃尔。埃曼纽埃尔后来和我儿子何塞成了最好的朋友。我的工作找了很久都没有结果，后来这对夫妻租借给我一辆自行车，我骑着车到了埃利希镇外面，看到有一个建筑工地。他们正在规划新的住宅区，这是当地的说法，其实就是一块一块的地皮，他们接通灯、水、电，甚至电话线等一些基础设施，然后再卖给别人来盖房子。工地上有个人正在拿尺子量东西，看上去像是工头，其他的工人在修路、平地，我还看见了一台挖土机。
“行了，”我对自己说，“我去问问有没有活干。”
我朝那个看起来像是工头的人走过去，用我当时（一九七七年二月或三月）才学会的几句法语跟他说：
“先生，我需要工作。”
他脸上的表情就好像是说，“这个疯子是从哪儿来的？”
“你会干什么？”他问我。
我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一时想不出说什么来，于是就说：“我什么也不会。”
“你说什么？”
“我什么也不会干，但我必须得工作。”
我觉得他肯定看出来我迫切地需要工作，于是说：
“你看，我并不是负责招聘工作的，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下午到公司办公室去吧。办公室就在附近的加纳—埃可吕兹，离蒙特娄不远。你可以问问让·勒菲弗公司的承包方的人，这家公司的口号是：我们为你工作。”
后来，我们这些工人总是说：“我们是为让·勒菲弗工作的人。”要去那儿，我得坐一段火车，然后再走一段路。去这些地方得有辆汽车，所有的工人们都开车去工地，我没车，所以得骑一段自行车，再坐一段火车，然后再走一段路。
比较幸运的是，我碰到的承包方的那个人那天心情比较愉快，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不过这次我调整了一下我的语序：
“我需要工作，但我什么也不会干。”
我觉得他还算比较喜欢我，而且可能也对我比较同情。
他说：“好吧，那就来干点儿不需要什么技术的活儿吧。”
我的工作是扫地，清扫正在施工的工地。工人们在干活的时候，会把水泥啊、水啊、石子什么的弄得到处都是，我跟在他们屁股后头把这些东西清理干净，保持工地的整洁。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但大约过了一个半月，这个工程就完工了。工头把我找了去问我；
“你有汽车吗？”
“没有。”
“你看，小伙子，我们可能不能再留着你了。不值得。”
我觉得他可能注意到我不大干得了这种重体力活。我记得当了一阵清洁工之后，我被调去给挖掘机司机当助手，干活的时候得用铁锨和镐头。别的工人教给我怎么用铁锨和镐头。铁锨和镐头显然是人人都应该会用的最普通的工具，可是，就是这种非常原始的工具，如果你不会用的话，那干一会儿就能只得你动不了。干活的时候有一整套的技巧，加起来像是一种艰苦的训练。我记得我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得慢慢地伸胳膊，因为我的胳膊根本就快动不了了。
我忽然记起来我和智利的工人们和农民们握手的时候的情形。我注意到我的手也变样了。说真的，我觉得那些工头们也注意到了。他们后来跟我说：“你干不了这个活。”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可能我根本不配当个工人，对他们来说，雇我也根本不合算。不管怎么说，他们明白地告诉我，“我们就到这儿为止吧。”· 我又失业了。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琢磨，“到哪儿去找份新工作呢？”不过，我还是四处去找。玛丽—利丝·波狄埃的一个朋友是当地家乐福超市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她跟我说：
“嗯，我可能在那儿给你找份工作，你去那儿负责把罐头上架吧。”
“行啊。”我说，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
于是我就开始在当地的家乐福超市工作，但为了这份工作我必须得买辆车。我记得我买的是辆Simca 1000，这车几乎没有什么减震，开上十分钟就能让我的后背下部疼半天，但好歹早晨我能开着它去上班。我在那儿有两份工作，一份完了再干另一份。第一份工作需要早起，因为早晨五点开始，我们就得给园林部把树从车上卸下来。我比较喜欢在园林部的工作，因为是在户外工作，周围都是绿色植物，但在早晨五点从车上卸树着实是件累人的活。在园林部工作了两三个星期之后，我被调到超市里面工作。我在里面负责猫粮和狗粮的货架，那是超市盈利最高的部分之一。
过了几天，我开始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我在这里干什么？整天就在这儿往货架上摆猫罐头狗罐头？”
白天整整一天，我都要不停地整理货架，把罐头上的猫脸和狗脸转到前面来。人们来买东西的时候，从来不拿最上面的，总是拿中间的，所以就会把货架弄乱，我就得走过去，把那些猫罐头和狗罐头整理好。
我越来越觉得这份工作没意思。但好在超市里的工人都和我年纪差不多，他们和我一样也都没什么一技之长，我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逐渐开始了解法国社会。后来，通过几个住在埃利希的西班牙朋友，我认识了另外一个朋友，他也住在这个镇上，是电话安装公司的一名主管。一天下午，我去找他。
“我想在这儿工作。”我说。
我前面说过的那种情形又发生了，我对安装电话一窍不通。但当时，也就是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之间，法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更新法国的电话系统，因为当时使用的电话系统已经落后了。这次更新产生很大的影响，五年之内，法国国内的电话装机量从五百万门增加到二千五百万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客户申请装一部电话，要等上二至四个月，最长的甚至要等上五个月。到了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间我从电话公司辞职的时候，大部分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你申请安装一部电话，我们第二天就能给你装上。
这样，我就成了一名电话布线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名助理电话布线工。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叫提埃利，我就给他当助手，他开一辆雷诺的多用车，我们把电话线、电话等所有的东西都堆在车后面。我能够找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当时安装电话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术。安装电话并不怎么费体力，但需要大量的人手，所以法国人雇了很多人，其中有法国人、阿拉伯人还有葡萄牙人和拉美国家的人来布线、接线、打孔、装线，还要到客户家里，把线布到书房里、客厅里、卧室里。
通常情况下，安装电话的都是私营公司，所以你不一定非得是法国人。因为虽然这家名为PTT的电话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法国电讯——对电话网进行运营和管理，并且提供设备，但包括交换机、电话设备和电缆安装在内的所有工作，都是通过招标由中标的私营公司来完成的。
就这样，我开始在电话安装公司工作，呃，协助提埃利工作。我们开着车到预定的工作地点，把电缆取出来，开始布线。就是干这个活的时候我学会了怎么从车顶上往下拿梯子。如果你抓梯子的方式不正确，你根本就取不下来。提埃利告诉我很多工作中的小窍门，用他告诉我的方法干活就很快，很麻利，我们干活必须得比较麻利，因为我们每天必须在枫丹白露、蒙特娄、莫兰附近的几个城镇和整个巴黎城南安装四五部电话。
我在工作中学会了怎么在窗框上打孔，怎么用40—50厘米长的钻头在拉·布里地区农民住的那种大房子的厚墙上打孔，学会了怎么钻安装电话插座所需的那种很小的孔，我学会了不少东西。过了一个月，主管问提埃利：
“嘿，这个人能自己干了吗？”
“能，他肯定投问题。”提埃利说。
到了星期一，有人给了我一把钥匙和一辆那种多用车，我就开始自己干了。但因为当时人手特别多，他们总是分配两个人一组，所以后来我就和另外一个人搭帮一起干。
克罗德·马里塔帮了我很大的忙，他不仅教会了我说法语，干活的时候也是把好手。他的父亲是个石匠，他会盖房子，砌房顶，在法国，那是很受人尊敬的手艺。这些石匠多是来自意大利，他们把手艺传给儿子，这就是为什么建筑公司多是家族企业。
克罗德是个心灵手巧的小伙子，他有一点神经质，但我们是非常好的搭档，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好长时间，算起来差不多有三年。这一个星期他开车来接我，下一个星期我开车去接他，因此我必须去考个驾照，此前我用的一直是智利的驾照，这驾照的样子比我买的那辆车看上去更像是伪造的。所以我必须尽快拿到新的驾照。我上驾驶课的时候用的是自己的车。
克罗德干活很麻利，这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们相处得也很好。我们早晨总是很早就起来去干活，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活就干完了。
这样，我就能在五点半的时候从枫丹白露坐上火车，到巴黎的里昂火车站下车，正好赶在七点上课之前十分钟到万森大学，下课之后再去里昂火车站坐火车回到枫丹白露，半夜的时候才能赶回家。第二天早晨六点到六点半之间，我又得起床去工作了。
就这样，我得到了我第一个学位，然后又得到了硕士学位和博士资格，到了一九八一年，我就准备好写论文了。当时万森大学为在职人员和边做工边读书的学生专门开设了很多课程，所以我能上好几门课。
幸运的是，在我的身份还是难民的时候国际援助中心就曾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包括给予我一份奖学金。当时在国际援助中心负责难民和奖学金的是多罗苔·卡萨里和克莱尔利丝·奥特。
我们把奖学金存了起来，到了写论文的时候，我就请了四个月的假，专心致志地写论文。我记得我当时还在犹豫：“我是用西班牙文写呢？还是用法文写？呃，还是用法文写吧。”
写论文的时候也很幸运，玛丽—莉斯和弗朗索瓦·波狄埃帮我校读了我的论文，并指出了其中的错误，这对我来说帮助很大。我的教女的父母也帮了我很大的忙，他们一大家子人住在附近的一个镇上，我是她女儿帕丝卡尔的教父。我隔一行空一行地把论文写在三个大笔记本上，他们逐字逐句地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甚至还出钱到镇上找人把我的论文打印了出来。
我的政治经济学论文的题目是《智利军政府统治下的资本积累和工农运动》。论文有五百五十页厚，我在其中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智利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也就是说，论文中包括了军政府初期的情况。我记得当时我的妻妹玛丽娅·克里斯蒂纳给我寄来了很多报纸杂志和统计数据，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样我就得到了写论文所需的一切材料，写好之后，就把论文提交了上去。我记得很清楚，我在一九八一年一月把论文交给了米歇尔·波，并给他留了一个便条：“米歇尔，这是我的论文。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如果通不过的话，我也不能重新再写了，因为我们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我必须得去工作了，还有就是我的第二个儿子曼纽埃尔也快要出世了。”曼纽埃尔生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一日。我的第一个儿子何塞生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带着两个孩子，还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如果再要重新写论文的话，实在是太困难了。
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了米歇尔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古斯塔夫，论文很好。可以交到评审委员会了。”我在一九八一年四月进行了论文答辩，并顺利通过了。从那以后，我重新回到电话安装公司去当我的工人。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因为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一年，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里，我在拉·布里地区的莫兰、蒙特娄、库罗米埃、枫丹白露、纳木尔，还有巴黎城南地区的公寓和房子里安装了几千部电话。我有机会看到了很多人家里的情况，不仅有法国人，还有很多移民家里的情况。我们主要在胥尔维勒和莫兰这样的“优先城市化地区”装电话。我不仅学会了如何使用各种工具和材料，而且喜欢上了用双手劳动。另外，我认识了很多人，能走进他们家里，和他们能共处片刻，因为安装一部电话需要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两个小时。
那个时候，我已经对工人的生活非常习惯了，但必须承认，这份工作比较辛苦，而且我也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我得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应该找个和我所学的相关的工作，应该学以致用嘛。
人的一生中总是会碰到很多机会·我记得克里斯蒂娜·奥赛斯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
“古斯塔夫，国际援助中心的开发部有个工作，他们需要找个人负责拉丁美洲的事务。赶紧申请吧。”
我申请了。总共有四十多个人申请这个职位，我排在第二。但是，几个月后，国际援助中心开发部进行了重组，总秘书长坚持要我来担任这个职位，他们重新进行了招聘，我这次排在了第一位。
我从一九八三年七月开始在国际援助中心工作，这是我生活中崭新的一页。我在国际援助中心的开发部一直工作到一九八六年六月，整整三年的时间。和我一起工作的有亨利·普瓦扎，让·玛丽·法杜，玛丽—诺埃尔·勒诺瓦和秘书羽尔旭拉，我们组成了一个和谐的、非常有干劲的小组。此外，国际援助中心的工作气氛和我此前在电话公司的气氛非常不一样，因为这个工作除了专业方面的要求外，还有比到月底领薪水更重要的地方，因为工作中要涉及到世界很多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
我负责拉丁美洲、巴勒斯坦和非洲的几个国家。我们过三四个月就要出一次差，这给我提供了去世界各个地方的机会。我去过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巴西、海地、阿根廷、乌拉圭，还有非洲的塞内加尔。
我在国际援助中心工作的时候遇上了热纳维耶芙。她是联络部的秘书，后来做总秘书长的私人助手。我一看到她就深深地爱上了她。我和朱丽埃塔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早都成了噩梦。她惟一的愿望就是回到智利，她离我一天比一天遥远。我完全无法找到我们当初刚结婚的时候的那种柔情。我们的关系很快恶化，最后不得不离婚了。
热纳维耶芙和我生了一个女儿伊斯塔。一九八六年，我们去离智利很近的阿根廷旅行。朱丽埃塔一九八四年带着何塞和曼纽埃尔回到了特木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