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风雪之碑：日本近代社会运动史》

四　从山川主义到布哈林提纲


1　“山川主义”的出现
　· 阶级运动大众化
　· 资产阶级政治斗争
　· 不要太重视议会运动
　· 不要急于组成共产党
　· “二段革命”并非必要
2　《上海一月提纲》
3　”福本主义“的登场
4　被《布哈林提纲》所克服
　· 　共产国际的电召
　· “正统派”与“劳农派”分裂的原因



1　“山川主义”的出现


　　一九二二年七月组成的第一次日本共产党，其辉煌的指导理论家是山川均。他依据第一次日本共产党的决议，把第三次共产国际大会的口号“到群众中去”应用到日本，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号的共产党机关杂志《前卫》发表《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变》一文，其后又陆续发表《方向转变及其批评》、《方向转变的小资产阶级的解释》、《给天上的社会运动家》、《方向转变的危险性》、《无产阶级战术的基础》、《无产阶级的政党》等论文。所谓“山川主义”的主张，可在这许多论文中发现。现在看看其要旨。

阶级运动大众化


　　第一，他提倡阶级运动的大众化，日本无产阶级运动截止一九二二年，始终由少数先锋，明白认定以废除资本主义为最后目标，为了脱离资本主义的精神支配，在思想上进行阶级意识的贯彻与纯化。结果，少数先锋把主力部队的大众远远丢在后面，只管自己前进。现在先锋与大众间的联络将被敌人切断，先锋将不能率领大众了。所以今后的无产阶级运动，必须由这种少数人物带着彻底而纯化的思想，重新回到远远丢在后面的大众之中。山川均如此主张，反对极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感情上的革命主义。他认为要实现“到大众中去”这个口号，必须使当前的运动立足于大众的现实的要求上面。他说：
　　“我们以废除资本主义为目标。我们知道除了废除资本主义以外，无论什么改善，都不能解放我们。但是，假使无产阶级大众并不要求废除资本主义，而只要求改善目前的生活，则我们当面的运动，必须以这种大众的现实要求为基础。”
　　他竭力主张，必须努力在当时日本有组织的劳动者三万人（先锋）与未组织的劳动者二百万人（主力部队）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并且对于三百万家族的佃农，也必须具有指导力。

资产阶级政治斗争


　　其次，他提倡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斗争化，反驳当时具有相当势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所提倡的政治运动否定论。他认为现在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对人民的生活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地和资产阶级做政治斗争，如果仅仅消极地在思想上否定资产阶级政治，其结果适足以肯定、支持和援助资产阶级政治。仅仅小心地抱着废除资本主义的这个理想，是不够的；他强调：“这也没有意思，那也没有意思，像这样的消极的、回避的、怀疑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必须舍弃，改为积极的、战斗的、实际的。”他竭力主张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这样说：
　　“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政治权力，都是经济统治的凝结物或综合体。即使在资本主义已进入烂熟期与衰老期的各国，劳动阶级仍不容占得绝对的胜利，资产阶级仍继续其统治，原因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力有政治组织。因此，无产阶级运动，不能仅仅与资本家阶级的经济统治斗争，而将他们的政治统治置之不顾。……劳动者在要求增加工资两成而罢工的时候，他们原不是存心做政治斗争，而是存心和资本家在经济上的统治力量做斗争。可是治安警察法出动了，警察力出动了，司法权出动了，结果，劳动者方面，就在不知不觉之间变成和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权力斗争了。”

不要太重视议会运动


　　第二，他否定议会主义，而主张社会革命。他说：
　　“所谓‘转变方向’，同时需要把无产阶级的斗争，扩大为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为争。不过‘转变方向’的精神所要求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是战线的扩大与延长，决非想以政治运动完全代替经济运动，亦非要以议会运动完全代替工厂运动和农场运动。当然更非因为经济上的直接行动失去了把握才有此必要。若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尤其议会运动，结果使无产阶级对经济斗争的信念发生动摇，或者在无产阶级大众间植下一种迷信，使他们相信在议会中的改良的立法能够解放他们，甚至使他们相信无产阶级最后的要求与绝对的胜利，可以在议会主义的范围内实现，这样，的确是从革命主义堕落到议会主义，从无产阶级运动堕落到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
　　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后目的，即无产阶级的绝对胜利，是政治的目的，政治的胜利。与这种政治目的和政治胜利完全分离的经济上的直接行动，总之是以局部改良为目的的斗争，即改良主义运动。这种局部斗争，与无产阶级的最后目的即政治目的连结在一起时，才产生革命的意义。我们必须重视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对于议会运动却不能过于重视。我们必须把资产阶级表现其政治势力的议会和议会运动，最有利地利用于下述目的：即把无产阶级的大众，在政治上团结起来，施以政治训练，推进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决定性斗争。但我们对于议会将给予我们什么，却不能作何种重大的期待。”

不要急于组成共产党


　　第四，他说日本的客观形势，因为无产阶级的大众和先锋，都未充分生长发达，所以先锋党即共产党不应马上组成，必须致力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大众化和政治斗争化，等待大众与先锋的发达成长而在大众运动的过程中予以组成。就是说：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包容的。但增加包容力一事，其意即根据无产阶级中意识比较落后的部份的需要，采取对此做很多让步的纲领。同时，无产阶级政党是率领无产大众与资本主义争夺最后胜利的指导力量，是表示无产阶级前进方向的指导精神，是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军旗。其旗色必须尽量鲜明。所以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至少要在现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竭尽最大限度的革命的纲领。根据这个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势必是无产阶级中阶级意识最进步的少数先锋份子的政治结合体。
　　这两个要求，未必什么时候都不相容，但至少在某种时候，为了两者中的一方面的必要，必须多少牺牲另一方面的希望。根据日本现状，无产阶级政党当前任务，如前所说，是务必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致涣散，把无产阶级置于有组织的劳动者与农民的指导之下。至于在怎样的纲领之下，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当然也很重要，但这毕竟是次要的东西。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必须在其第一步上，圆满完成这种任务。假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将这第一步站稳，则走上其次重要的第二步，就很容易了。总之，如果无产阶级不被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所分化，而能在有组织的劳动者与农民的指导下，组成独立的政治势力，则向什么方向前进，差不多已是没有疑问的事了。
　　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实行其随形势发展而来的当前历史任务时，最有效的纲领就是最好的纲领，同时也是目前最革命的纲领，从日本现状和以该特殊状况为根据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当前任务来看，只在文字上最大胆地表现无产阶级的最后目标与要求的纲领，未必是革命的纲领；唯有在实行无产阶级的这种当前任务上最有效的纲领，才是革命的纲领。”

“二段革命”并非必要


　　最后，他认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已达到最后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资本主义的阶段，资产阶级已确立了政治上的统治权，所以今后的日本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他坚持着这个所谓一段革命论。
　　他观察资本主义一般的发达迹象，认为新兴资产阶级虽然反抗封建制而确立了资本主义，同时已获得了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但随着轻工业的发达，资本主义变更了过去的战斗性，而变成和平的性质，以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作为经济上的信条，以民主主义作为政治上的理想；但资本主义一发展到重工业，自由竞争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又变成了垄断主义与保护政策，这样，和平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政治则虽然仍具有民主的外形，但资产阶级独裁却渐渐露骨起来了。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特征，他这样说：
　　“日本的资产阶级脱离官僚和军阀的保护而独立，确实地掌握政权，还是最近的事。而且在资产阶级政权确立的时候，日本的资本主义己为世界大势所趋，达到了第三个阶段即帝国主义与反动主义的阶段。换言之，资产阶级政权确立时，日本资本主义的心理，己不是自由与民主，而是资本主义末期的特征即焦躁、反动和对日益抬头的无产阶级发动攻势。而且其所必需的政治形态，已不是民主主义，而是最露骨的独裁制。所以日本资本主义，过去既不曾使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发达，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完成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的必要和机会。”
　　他又比较日本的资本主义与俄国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化更落后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国，政权完全在封建的官僚军阀手中。因此，截止同年的二月革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把官僚与军阀作为共同的敌人而奋斗。三月革命的结果，成立了代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克伦斯基政权，但是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却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制度尚未根深蒂固之前，把它推进为无产阶级革命，结果就发生了十一月的第二次革命，将其主张付诸实行；但在一九二二年的日本，因为事实上资产阶级的政权已经确立，所以在日本，没有像俄国那样经过二段革命的必要，应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他的暗示。以上所述五点，即“山川主义”的特征，它在《上海一月提纲》中受到严厉批评。


2　《上海一月提纲》


　　对一九二四年三月解散第一次日本共产党的决议，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办事处提出了异议，于是荒畑寒村、佐野学等赴沪协议，给果于翌年即一九二五年一月产生了所谓《上海一月提纲》，并在同年八月组成“共产主义者集团”，该提纲在指出福本和夫的错误之前，先指出山川主义的错误，并力言日本共产党应立即组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有立即实行的必要。这一点，在理解福本主义和明了福本主义取代山川主义的情形上，是很重要的。该提纲是：
　　“过去一年中，在日本，反对专制主义的运动抬头，该运动现在日益高涨。（中略）在这样的时候，即在反对专制主义运动扩大的时候，帝政主义必须由有组织的劳动者与农民的联盟的力量才能破坏。缺乏集中日本全体共产主义者的组识，此事对革命运动是一种极大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可以说是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危险。……
　　鉴于上述日本革命形势的扩展，对于共产党组织工作未曾十分努力的同志的错误，现已明了。这些同志说：为了在将来组织共产党起见，先有耕锄地面的必要，然后去组织。这种耕锄地面的过程，是整理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必须与工会和知识阶级中的共产份子，做个人的和小集团的接触，使这种个人和小集团成为未来共产党的构成要素。这样，整理委员会才能结合这些素，而完成日本共产党的组织。这些同志的这种过错，是和解散党的错误具有密切关系的。……有些同志的意见，认为日本共产党的解散，其原因与其说在于指导者的过失和党的内容的错误，毋宁说客观的条件才是更重大的原因。这种意见是十足的错误，因为这种意见包藏着直接到达机会主义的危险。并且上述这种见解，又足以使日本的同志之间产生下面一种倾向，就是不组织党，而只在观念上，为未来的党而准备共产主义要素。……
　　这些同志，以为在现在没有组成不合法的党的必要，并且在日本现在的情形下，要有不合法的党，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现在要一般地组成共产党，是不可能的。……
　　依照这些同志的见解，要组成我们自己的共产党，唯有在日后打倒专制主义之后才可能；在专制主义颠覆之后，才有为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从事斗争的必要，并且到了那个时候，站在旁观地位的人，将离开我们，这时才有组成共产党的必要；到了这时，因为可以实行民主主义的自由，大众的共产党便有组成的可能。”


3　”福本主义“的登场


　　福本和夫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号《马克思主义》杂志上，最初发表一篇论文叫《论经济学批判中资本论的范围》，对河上肇和福田德三的论文加以批判，其后，几乎每期都发表哲学立场的论文。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号的杂志上，用北条一雄的笔名，发表《关于统一无产者的马克思原理—转变方向应采取怎样的过程？我们现在正在走着怎样的过程？》。这是最初向山川均挑战。该论文，在理论上肯定了一九二五年五月的日本劳动总同盟第一次分裂，和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的组成，同时奠定了其后数年间成为日本共产党指导理论的所谓“福本主义”的基础，可以说是一篇划时代的论文，颇值得注意。
　　其后，福本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和五月两期《马克思主义》上，用北条一雄的笔名发表《必须从转变山川均的转变方向论做起》，骂山川均为经济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折衷主义者。同年四月，他加入“共产主义者集团”，十二月四日第二次日本共产党组成时，就任中央委员兼政治部长，又兼宣传部、政党部和知识阶级部委员长等要职，一直在理论方面活跃到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被捕时为止。
　　“福本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科学》等杂志所载论文，以及《社会构成及变革的过程》、《唯物史观与中间史观》、《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等著书看来，便可明了，他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即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史观，而力言其实践的必要，特别力陈革命意识的必要。
　　其方法论，一言以蔽之，即“先有一般的结论，根据这个结论，把对象分析降至最单纯的范围。再从那里升至具体现象。”例如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问题，先有“包容大众”，“获得政治性”等一般的结论；关于组织形态和纲领问题的探求，降至马克思的结合原理，所谓“分离结合论”，然后从那里再升至意识斗争和理论斗争。他特别把理论斗争认为当前所必需，必须根据马克思的结合原理，从事结合前的分离工作。
　　这是他把唯物论哲学及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照样应用于日本的现状。《怎么办？》一书，是在一九〇二年当时的俄国情势中，强调革命家应有不合法的组织，而解释组成共产党的原理。福本力陈日本也有组成先锋党即共产党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符合上述《上海一月提纲》指示之点。一方面，他又从认识论到社会的变革，用一贯的理论，罗列奇矫的文字，强调革命意识，于是大受当时左翼青年的欢迎，风靡共产主义阵营。
　　“福本主义”除了从哲学论出发，达到现实的政党组织论，肯定了日本劳动总同盟的第一次分裂以外。又鼓励一切左翼团体分裂开来，这对于现实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福本主义”是分离结合论，不论对政党或工会，都盛倡分裂主义，结果造成许多“福本主义者”，尤其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阶层，都受“福本主义”迷惑，满以为只要一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即能成为全身马克思主义武装配备的领导人。学生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立即去当工会领袖，机械地实行了“福本主义”。于是渡边政之辅等许多工人出身的党员对“福本主义”颇为不满，后来“福本主义”终被认为是宗派的分裂主义，而遭受种种非难与攻击。
　　再者，福本认为当时的日本资本主义“正在迅速没落”，而山川均的日本资本主义观，则认为“还在上升，所以革命形势尚未迫切”。这两种主张对立着。


4　被《布哈林提纲》所克服


　共产国际的电召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第二次日本共产党的组成，是根据“福本主义”的；但共产国际日本特派员杨逊，竭力反对“福本主义”。党内主流虽然是“福本主义”，但也有荒畑寒村等信奉“山川主义”的人，此外还有主张“为劳动者的劳动者党”的渡边政之辅一派。共产国际为了在莫斯科批评检讨“山川主义”与“福本主义”起见，于同年（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电邀两派代表赴苏。结果，福本派福本和夫、德田球一、渡边政之辅、佐野文夫、中尾胜男、河合悦三等六人，自一九二七年二月底起，陆续赴苏；山川派则因为共产国际只指定荒畑寒村一人去，认为只有一个代表，不利于自己的一派，所以中止派代表，改由山川均用“星”这个化名，提出意见书。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提出日本问题，推布哈林为提纲起草委员长，马菲和片山潜等为委员。七月下旬起草完毕，即在同月十五日的全会上提出提纲草案，而获得通过。该提纲的要点，曾发表于同年八月十九日的《红星报》，渡边政之辅于十月中把它带回日本，十二月一日在枥木县日光山中召开报告会，承认了该提纲。该提纲被称为《布哈林提纲》、《二七年提纲》或《七月提纲》，在《马克思主义》第四十七号上作为附录而发表。

“正统派”与“劳农派”分裂的原因


　　布哈林提纲对“山川主义”的批评是这样的：
　　“日本共产党指导部的主要错误，第一是过低估计共产党的作用，没有理解共产党的作用，又过低估计其在劳动运动中的特殊重要性。他们认为共产党多少能代之以左翼工会的组织和大众的工农政党，这种见解彻底错误，是骑墙主义。若没有独立的、思想健全的、有规律的而且是集中的、大众的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决不能获得。所以对清算主义倾向的一切形态，尤其是对“星”（指山川均）同志政策上所表现的那种形态做斗争，才是日本共产主义者的第一项任务。”其次，该提纲对“福本主义”的批评是：
　　“把共产党消解为工会运动的左翼，固属错误而不祥，但令无产阶级的大众组织游离，也同样错误。黑木（即福本）同志提倡的‘分离结合理论’，不外乎是这种政策的表现。而且它与列宁主义，根本而又绝对地不同。黑木同志不去分析日本共产党当前具体任务和历史赋予的解决方法，却由擅自造成的抽象出发，不努力理解现实的关系，却埋头于理论原则的发展与应用。”
　　该提纲整体看来：它把日本的客观形势认为革命已近，认为日本革命先应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同时强调共产党的必要；在以下几点，反山川色彩极其浓厚。它对“福本主义”，一方面在战术上指出其错误，一方面在战略上又加以肯定。同时该提纲是一九三二年决定的所谓《三二年提纲》的基础，并形成了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谓“正统派”与“劳农派”对立的原因。这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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