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第五章 叛逆
在一个较完美的世界里，谈论、谣传、跟风、知识缺乏和情绪化的过度反应会超越金融经济学的范围而受到政治判决。这话也许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当前充斥的是资本主义胜利的情绪。
毫不奇怪，主流经济学家不愿从现实经验中归纳出太多的理论性结论。如果那样做的话，他们可能会被认为是过时的经济学家，就像约翰·麦纳德凯恩斯一样。当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和周期波动的分析被归为平庸的经济周期对策时，其著作中更有趣、更根本的东西也在二战后的几年中被人们全然遗忘了。而发扬了凯恩斯主义思想的现代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把凯恩斯与马克思联系起来的人——也因不合时宜而受到排挤。
对凯恩斯来说，金融市场在分配资本上并非是中性的和有效的，它也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正相反，它是非理性的、不安定的。自相矛盾的是，保守的机构更多地是增加了食利者的财富，而没有改善公共财富的状况。他认为，只有对实际资产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驱动力，但由于实际投资的水平和结构极大地依赖于金融市场状况，所以物质进步只不过是奇异的金融力量的抵押品。
背景事实
也许这次讨论的最佳出发点就是来分析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这也是许多有效市场理论家和MM理论的支持者曾千方百计要证实的：金融投资和实际投资是由“受不同动机影响的不同类型的人”所进行的有显著区别的活动，“他们之间互不关心”（凯恩斯，《著作集》Ⅴ，p.250）[1]。
资本主义并非总是如此。在工业革命早期，公司由个人、家庭或几个合作者经营，他们把利润用于再投资。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技术日益复杂，这种简单的结构变得不堪一击。例如，19世纪早期新英格兰的工厂主发现，虽然他们的利润跟往常一样丰厚，但面对迅速发展和变化的工业，他们却难以应付资金的需求。设备需要购买和维护；对于那些以前能间或给点产品作酬劳的工人，也必须定期支付工资，否则他们就将挨饿（维持生计的农业已不再是城市工人的选择了）。所以，工厂主把企业变成了公司——把代表所有权的股份卖给了外人——目的是为了利用波士顿富商的剩余财富。即便那样，所有权持有人的范围仍旧很小；一个典型的马萨诸塞工厂的控制权一般由三四个亲近的合伙人及他们的家人掌握（坎德勒，1977年，pp.58~60）。
这样的融资方式和所有制结构，因局限于所有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而难以适合修建铁路的融资。只有位于规划路线附近的农场主、商人和制造商以及欧洲货币市场较早参与了铁路的融资。到了19世纪40年代后期，铁路修建商开始到华尔街寻求资金；仅10年之后，所有的现代金融工具——债券、股票、甚至期权——都在美国发展起来，而这都要归功于铁路对资本的需求（坎德勒，1977年，pp.91~92）。
空间和个人关系的界限被打破了。随着改革而带来了一整套新体制：巨大的全国性公司、工薪阶层、专业化管理和复杂的金融市场，这些体制伴随着19世纪的前进而发展。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这个比喻很恰当，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恰恰是货币。
储蓄与投资的分离——以及随之产生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二者之间有可能产生不平衡。凯恩斯几乎把所有这些潜在的不平衡都写入了他的《货币论〉一书中，该书是一部由两卷组成的长篇大作，比他的《通论》还要早6年。虽然后一卷提出的《货币论》观点有些过时，而前一卷除了凯恩斯的崇拜者之外大部人都遗忘了，但它的确包括了许多对思考经济很有裨益的思路。
对现代人而言，储蓄如果不等于投资将是奇谈怪论。按照国民收入会计的定义，两者必须是平衡的。美国商务部的主要统计期刊《当前经济调查》的每期中都会有“总储蓄和总投资”（NIPA表5-1）。1995年的表格转载如下。
| 表5-1 | 1995年总储蓄和总投资（十亿美元） |
| 总储蓄 | $ 1141.6 |
| 私人总储蓄 | 1062.5 |
| 个人储蓄 | 240.8 |
| 未分配公司利润 | 142.5 |
| 固定资本折旧 | |
| 公司 | 454.0 |
| 非公司 | 225.2 |
| 政府储蓄（盈余/赤字） | 79.1 |
| 联邦 | -88.7 |
| 州与当地 | 167.9 |
| 美国接受的资本赠与 | 0.0 |
| 总投资 | 1146.1 |
| 私人国内总投资 | 1065.3 |
| 政府总投资 | 221.9 |
| 外国净投资 | -141.1 |
| 统计误差 | 4.5 |
资料来源：《当前经济调查》，1996年5月，p.18。
从字面理解，这意味着总储蓄——个人储蓄、公司不以红利形式分配给持股人的利润、折旧费和政府赤字的总和——必须等于总投资，包括在建筑物、设备和库存上的商业投资；个人住房投资；加上美国居民获得的外国资产并减去外国居民获得的美国资产。简而言之，凡是不用于消费的收入必定等于投资（当然，塞入坐垫下和掉入下水道的钱是不算在内的）。如果把储蓄定义为未消费的收入，而且总产值仅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那么储蓄一定等于投资，因为消费支出必定等于消费品的销售总额。即，储蓄=投资；否则，货币跑到哪里去了呢？或者如凯恩斯所说，“储蓄和投资只不过是收入和消费差额的别名罢了”（《著作集》ⅩⅢ，p.552）。
在实际当中，储蓄和投资是通过库存的变化来平衡的，上表中的投资包括了370亿美元的库存。在经济状况良好时或前景看好时，企业的产量增加超过需求而形成了库存；在经济不景气时，销售的下降比产量下降得更快（因为企业是根据近期的需求安排生产），导致了库存的增加。前者是计划中的库存，后者是计划外的库存。比如1974年是1973~1975年萧条的中间阶段，库存达到了非居民总投资额的9%。企业经理因受1974年的影响而减少生产并取消了投资计划，1975年的库存减少了，但这是不投资的结果。固定资产投资也减少了。而1975年下半年的经济复苏使销售大大超出了预想，造成了后续几年自发的库存增加——在1976年，达到非居民总投资的9%，占净投资的37%。固定资产投资也增加了。
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顾名思义，是由相辅相成的两部分组成的[2]。在商业会计中，这两部分常常指的是资金的来源和去向；更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收入和支出。政府会计师在计算总账的两边时，对收入（工资、利润等）和支出（消费、实物投资等）分别加总。在理论上，这两个账户应该是吻合的——虽然不是每件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卖掉，但每次出售必定要有相应的收入。可实际上，它们并不完全吻合；在一个规模为7万多亿美元的经济中，对统计数据不精确到分文也并不奇怪。这个误差体现在统计上，虽然对1995年来说不算什么，但有时候可能会达到11位数。另外，因为个人储蓄不能直接计算，只能用总收入和总支出的差额进行估计，因此，所有这些数字都应被看作是近似精确的估计值。
对于这些我们不必追究太多，假设它们是大致正确的，那么按照定义储蓄就必定等于投资了。果真这样的话，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等式关系就如同2+2=4那样地准确、有用，但不十分有趣。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中认为，储蓄与投资的不相等正是经济变革的重要动力，这可就有趣得多了。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以“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关系原理来反驳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货币数量论是现代货币主义的起源，它从经济定理开始研究，最后却发展成了宗教。虽然它有很多变化，但最著名的一个典型公式是：MV=PT。
它指的是，在一段时间内，一般为一年，流通中货币的数量（M）乘以它的周转速度（V，即货币在单位时间内的周转次数）等于价格P乘以交易量（T）。在实际当中，有时用货币供给替代M，用GDP代替PT，速度由于是看不见的而被假定为任何能使等式成立的值。
当然，等式在事后总是成立的。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变量应当取它们已经取的值。它们常常会大幅度波动，而且互相毫不相干。美国对货币有四种定义，从范围最小的现金加上支票存款的M1，到范围很宽的包括国库券和其他短期证券的M4或L（代表流动性）。每种定义都有自己的等式。速度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货币主义者假设它是固定的，但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相反，它的变化极其频繁。周转速度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基本变量，但货币数量论对它甚少涉及。在货币主义者看来，M的变化导致价格和产量的变化；使等式中的数量从左到右发生改变，而V是设定不变的，所以可忽略。虽然现代货币主义学家，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艾伦·格林斯潘的联储职员，都曾试图为他们的学说增添一些动态效果，但在一个多元动态的复杂系统面前，那只是一个平淡、静态和无关痛痒的观点。
凯恩斯的论文
作为对静态货币主义的超越，凯恩斯开始建立一个新模型，把社会收入分为从消费品生产中得到的收入和从投资品生产中得到的收入，而把社会支出分为消费品支出和储蓄。这样就在否认货币主义者的同质性同时把静态特性推向了一个动态的体系。
凯恩斯假设，消费品的价格是由现在所谓的单位劳动成本——单位产量的工资或根据生产率而调节的货币工资和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共同决定。更准确地说，价格变动是由另外两个条件的变动而产生的。该模型的另一个动力就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二者关系的变动也造成了总体经济的变化。
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在决定价格时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关系又是凯恩斯主义和后来的通货膨胀理论的核心[3]。从经验来看，美国的消费物价与单位劳动成本的相关性是很大的。如果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厂商的成本就将提高，如有可能他们就会通过提价来补偿。如果这些厂商不能从提价中得到弥补，他们将被迫采取机械化、与工会关系破裂并向海外转移等行动来保证他们的利润率。
与我们的讨论更密切的是第二种关系，即能导致消费不足或需求过剩的储蓄和投资间的（不）平衡。如果投资超过储蓄，对投资品的新增需求将抬高资本品生产行业工人的工资，而别处消费需求没有减少（因为消费减少表明储蓄增加）。消费品的价格将上涨，货币将贬值。相反，如果储蓄增长比投资快，消费需求的下降不会被资本品需求的增加抵消（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可能会逐步提高消费需求水平）。所以，消费品价格会下降，它们的生产商将遭受损失。
价格的“波动是由于投资品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的分离不一定和储蓄与消费的分离一致”。企业家可以独立地决定其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产量（《著作集》Ⅴ，pp.121~123）。
金融市场被两种力量所占据——储蓄者用现金购买“证券”的意愿（或对“存款”和“投资”的选择）和银行系统的贷款能力。如果“公众”——城市和华尔街对有钱人和投资经理的委婉称呼一对未来表示悲观和焦虑，他们将宁愿持有现金而不做长期投资。除非银行系统放松贷款来弥补，否则新投资将受到抑制。价格水平完全依赖于储蓄利率、新投资的成本、公众的悲观程度和储蓄存款的数额。归根结底是投资成本和储蓄之间的差额，公众的悲观程度与银行系统放松程度（或乐观程度和紧张程度）之间的差距。
主流理论常混为一谈的投资和储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决不会自动平衡。用凯恩斯的话说，投资是“开始或维持某一生产过程或获得可变现产品的积极行动”。它是“企业家的行为”。“它体现在固定资本、可变资本或流动资本的附加价值之中”[4]。然而，“储蓄是个人消费者不把货币收入用于消费的消极行为”。在中央银行的领导下，储蓄者和投资者被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了。
在《货币论》的模型中，储蓄和投资的平衡由利率（为了方便起见，先不考虑现实中利率的多样性）或更准确地说，是由围绕“自然”利率波动的市场利率决定。反过来说，自然利率是能使储蓄和投资达到平衡的利率，它能维持投资品的价格稳定（《著作集》Ⅴ，P.139）。如果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储蓄将受到鼓励而投资将受到抑制；反之，投资将相对于储蓄而上升。“繁荣与衰退只不过是信贷平衡波动的体现”（《著作集》Ⅴ，p.165）[5]。当然，这是假设高利率能刺激储蓄并抑制投资为前提；尽管有定理来说明这些，甚至直觉也是这样，但现实表明这种关系并不十分严密。我们姑且不谈此事。
如果信贷市场很完善，那么利率的变化就能很好地平衡储蓄和投资，这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价格使供求达到平衡。如果达不到每个买者或卖者都对“适当”的价格表示满意，那么市场就是不完善的（或不纯粹的）。凯恩斯认为，信贷市场还很不完善；在借款者中总有被银行拒绝而得不到贷款的人，他们成了“不满意的角落”。另一方面，也有的银行找不到能吸收其所有潜在贷款的合格借款者（这在1990年以前是难以想像的）。在3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低利率并未引起信贷膨胀，因为放款人和潜在借款人已被近来的信用崩溃所吓倒。六七十年代的经济界由于受虚幻的完善市场的影响而基本上遗忘了信贷分配的重要概念，但它又在“信息不对称”理论中再次出现。这表明不仅信贷的价格——即利率——对经济很重要，它的可获得性——即数量——也同样重要。在高级市场理论中，弹性价格保证了供求平衡；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不考虑价格的借款需求。
尽管“公众”的情绪能说明一些东西，例如忧虑会使得长期利率提高，但利率的变化“名义上”是由一国的中央银行引导的，当它在决定改变“货币收入的水平”时会调整利率（《著作集》Ⅴ，p.142）。贷款的可获得性以及“不满意的角落”的大小将随着中央银行政策而先后变动。在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信贷需求爆炸，投资失控，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如果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顼，这些变化都将持续下去。相反，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投资和价格都会下降（《著作集》V，pp.176~177）。公众的情绪也能改变市场利率，如悲观情绪将抬高长期利率。
自然利率也是不稳定的，市场利率的变化通常会引起自然利率的反向变动。例如，市场利率下降，自然利率就相对上升，因为企业家预计将来的价格会上涨。未来的价格高能保证未来的利润高，所以新投资更具有吸引力。这同时也引起了未来某段时间内的一种“反应”——投资需求过大将提高投资品价格而抵消了产生高利润的可能性——但短期的影响无疑是刺激性的（《著作集》Ⅴ，pp.l89~190）。
自然利率的变动同样来源于经济“现实”的一面。凯恩斯跟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类似，他们都认为在竞争压力下的企业家所进行的技术和组织上的创新是资本主义进步的核心。但如果银行系统——或更广泛地说是金融家——不支持他们向别人借钱来配合的话，这些创新者只不过是失败的梦想家罢了（《著作集》Ⅵ，pp.85~86）。创新浪潮将提高平均利润率（至少在其他模仿者未涌入创新行业之前的短期内），从而提高自然利率。如果市场利率像通常那样滞后于自然利率的变化，投资将随着创新者而大量涌现。
凯恩斯的异说
在1930年的著作中，凯恩斯对通货紧缩的过程最感兴趣，同时他也反驳危险的传统金融建议。正统观点使英镑于1925年回到与黄金按极高比率兑换的地位，坚挺的货币打击了英国工业并使失业率增加。凯恩斯担心中央银行不敢降低利率。凯恩斯反对正统的紧缩，他以得克萨斯议员引以自豪的方式来庆祝繁荣。凯恩斯说，莎士比亚去世的时候很富有，而他生前的日子也是“充满丰厚利润的繁荣时期——在美国之前的最伟大的增长时期——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大都曾活跃于轻快、欢乐以及统治阶级对经济无忧无虑的自由氛围之中，是利润的膨胀造就了他们”（《著作集》Ⅵ，p.137）。莎士比亚时代的金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凯恩斯对正统金融教条的不断攻击在这些新卡尔文主义的日子里重现了，因为工厂倒闭，失业严重，财政拮据，中央银行紧缩银根。凯恩斯认为，如果企业家把他们的钱用来过奢侈的生活，这是丝毫不必担心的，这些钱将作为消费行业的利润而回到他们的阶层中去。在这样的活跃气氛里，投资会自我循环。以下引用的这段话会使一个货币主义者尖叫出来：
我曾听说过一个观点：在萧条时期，社会实际财富的增长比繁荣时期还快，但表面看来却不是这样。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因为财富积累的高增长必定伴随着高投资率。因此，我更赞同D.H.罗伯特逊先生的观点，即，如果没有持续的繁荣给资本积累带来的刺激就不可能有19世纪的物质进步；而不赞同金融清教徒——有时他们是一些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缓解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抵制情绪——他们从投机盛行、企业亏损、价格降低、实际工资提高以及大量失业等一切萧条的景象中暗自满足。不错，需求是创新的根源，企业界只有在危难的冲击下才能实现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但这并不能充分证明后一种观点的正确；因为有些其他方面的进步只能在乐观和昌盛的气氛中才能成熟（《著作集》Ⅴ，p.246）。
繁荣不是自发而来的，而节俭运动是危险的。无法保证储蓄运动所增加的存款会成为生产性融资，它们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库存，或者货币涌入市场，而不是真实世界，从而引起股票价格膨胀。况且，从美国的各种减税记录来看，鼓励储蓄是难以奏效的。如果实际投资没有增加，储蓄过量就会被消费品生产商的损失抵消。“储蓄的增加不会带来任何形式的财富增加——储蓄只能使人在消费者和财富持有者之间来回变化”。受损失的企业为补上缺口而不得不借款；不幸的是，新增加的储蓄没有用于新投资而是用来弥补缺口了（《著作集》Ⅴ，pp.l21、154~157；Ⅵ，pp.l85~186）。在以招徕储蓄为社会目标而全然不顾储蓄如何找到投资途径或如何避免潜在风险的时期，以上的分析是中肯的。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指责各国中央银行在二三十年代利率降低得过于缓慢。在一战后的几年中，大量的储蓄如清水泼地，给在伴随着恢复战前金本位努力的货币贬值中蒙受损失的企业提供了资金（《著作集》Ⅵ，p.185）。凯恩斯还指责联储用高利率扼杀了20年代的牛市。在1930年，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将进入最严重的危机之前，凯恩斯认为衰退主要是由20年代末的货币紧缩造成的，“其次才是”由于股市自身的崩溃。高利率打击了投资并鼓励了储蓄——这是双重打击——股市的崩溃使得两个账户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希望心理学能起作用，他认为牛市会使人们感到更富有而可能去消费，不太可能继续储蓄，熊市则刚好相反。中央银行家们不必担心现行的证券价格（那是由股市决定的）；相反，他们倒该注意保持新增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著作集》Ⅴ，p.230；Ⅵ，p.176）。书中并未解释如何进行平衡；也许中央银行会专著于自然利率，但这是无法看见的事情。凯恩斯忽略了金融疯狂的危险性——规模惊人的欺诈和浪费。虽然在紧缩时期宣扬信用扩张是令人振奋的，但在伴随着广泛贫困的繁荣市场中，这是难以原谅的，况且还没有提及隐约出现的生态危机。
传统的慰藉
凯恩斯的基本等式中隐含着不稳定因素，或至少是不稳定的可能性。与MV=PT的简单相等不同，在他的系统中，消费与储蓄之间、储蓄与投资之间、公众情绪与央行意图之间都充满了潜在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生产过剩、资本品与消费品工业的不平衡和紧缩性掠夺等观点的再现。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于中央银行家引导整个系统安全渡过难关的能力充满信心。
尽管他强调了不平衡的关系，但“在理论的深层却仍是在鼓吹正统”（雷琼霍夫德，1992年）。《货币论》中早就提到过强大的自我调节力量。例如，有些时候，对前景感到悲观的投机者可能不再抛售债券，因为他们发现利率已经上升而能够再次购入了。在另一个传统观念中，是价格的调节而不是产量的调节，使得资本和劳动力闲置程度不再增加。
自然利率也是一个传统观念，尽管凯恩斯允许市场利率相对于它能有所背离。这个概念与克鲁特·威克塞尔有密切联系，他热衷于追求“中性的”货币体系个按照假想的无纸币的世界来运作的体系。威克塞尔认为，危险在于信贷系统可能使市场利率低于自然水平以便支持贷款需求，这样会增加货币供给而加剧货币贬值。自然利率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和现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如果能以5%的利率借款，而投资于实际资产（或代表实际资产的债券）之后可获得7%的回报率，那么有先见之明的投资者会聚集到银行而争相获取贷款。但凯恩斯所担心的是货币紧缩。
自然利率与利润率之间的这种关系把我们带回了一个比威克塞尔更为传统的世界：利率是由利润最终决定的，而不是由储蓄和投资间的平衡来决定的。李嘉图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这一发现：“市场利率将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利润率的概念，利率的发展过程同时为我们展现了利润的发展过程”。李嘉图评论道，不幸的是，国家“出自错误的政策观念”而常常阻碍利率上升到一个适当的水平，结果使它们只能成为利润率的体现。
李嘉图承认，利率“最终由利润率决定，而在短期内则是依赖于其他因素的变量”。与虔诚的数量理论家类似，李嘉图认为货币存量的变化会影响价格水平而进一步影响利率，这与贸易的短期波动所引起的影响是一样的。例如，由于供应丰富，或者需求下降或者货币供应数量下降，而使价格下降，那么制造商的库存将会增加。为了应付必要的开支，企业将用借款来弥补损失，而这样会使市场利率提高。但是，企业在这些压力之下常能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或者价格回弹，使企业恢复生机；或者他们破产而消亡。“货币和利息重新获得了它们的实际价值”。与李嘉图一样，凯恩斯的《货币论》虽然肯定了中央银行调节的巨大作用，但也承认价格变动是使等式恢复平衡的途径。
在《货币论》出版之后的几年里，通过对这些传统观念的重新考虑，凯恩斯渐渐明确了产量的变化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他在1931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一国的经济在低生产水平和低就业水平的“虚假平衡”中会走向停滞（《著作集》ⅩⅢ，p.356）。这反驳了传统经济的核心特征，即：供给永远不能超出需求，因而在长期中不存在劳动力和机器的闲置。但闲置是明显存在的，虽然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仍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这一奇妙的自我平衡体系中，劳动力的闲置只可能是自愿的。
货币主义：货币就是一切，货币一无是处
在1932年和1933年，凯恩斯开始提出“生产的货币理论”，他曾以此作为1933年一篇短文的标题。18世纪和19世纪的传统经济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无视货币的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仅认为货币是“实物和实际资产进行交换的中性媒介，而不是根本的动机和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水平对于生产、消费或借贷意愿都没有什么影响。但凯恩斯指出，工资是“粘性的”，不像商品价格变化得那么快，债务合同也是以货币条款为依据，这表明在价格下降时，企业将面临无力偿付工资和债务的困境。传统学说中，有人认为价格下降不影响实际交换因此是中性的，还有人认为价格下降会增加需求而具有刺激性。凯恩斯总结说，在货币呈中性的世界中“危机是不会发生的”。有人在萧条的1933年写道，这种假设“恰好抛开了真正需要研究的事实”（《著作集》ⅩⅢ，pp.408~411）。
右翼代表人物费雷德里希·哈耶克把“货币中性”一词引入英语，错误的认为它是源自威克塞尔；但它其实是荷兰和德国作者在本世纪20年代的产物（费雷德里希·哈耶克，1932年，pp.27~28；巴特金，1992年）。这个学说虽不以这个词组命名，但可追溯到18世纪中期的大卫·休谟（“货币的数量无论多少都对结果没有影响”）；关于这一理论有两种很著名的论述，涵盖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分别属于约翰.斯图文特.穆勒（“社会经济中，没有在本质上比货币更无意义的东西了”）和欧文费希尔（“货币只是一层面纱”）。
正面引述穆勒和费希尔的观点之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雅格布森·施瓦兹（1963年，p.696）还是在面纱上发现了一个由政府撕开的漏洞，这一般是由中央银行在试图扭转市场的最终判决时所犯的错误造成的。这些错误大都误导了刺激经济的目的，比如，弗里德曼和他的支持者都认为六七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各国中央银行的过度慷慨引起的。他们都认为：为了满足需求而超出一国经济实力去过度扩张信贷将导致通货膨胀。但这一论点忽略了政府在过去试图刺激经济的另一原因，即：历史性的高失业水平（它还忽略了货币的内在动力，后面会谈到）。弗里德曼和施瓦兹还认为，资本主义最害怕的危机——“大萧条”——是由联储的紧缩政策造成的。这个论点为市场体系的内部运行机制——如20年代的生产过剩和收入两极分化——做了开脱，在意识形态上是令人乐观的：膨胀性或紧缩性的危机都有可能发生，但这全是政府的错。
弗里德曼（1962年）过去曾主张中央银行需要通过法律或《货币宪法》来保证每年以3%~5%的比率不断增加货币的数量。而30年后，弗里德曼的信念似乎动摇了，他说：“可以从货币数量变化与货币收入变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得出结论，即，控制货币数量可以抵消使货币收入不稳定的力量。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具有诱惑性的，但不幸的是，货币与收入在短期内的关系并不密切，货币数量的变化与其他因素的变化之间有较长的滞后，再加上政策目标之间的分歧，都阻碍了这种抵消作用”（弗里德曼，1992年）。这是他现在告诉我们的。
数量理论家们都一致认为，货币在短期内不呈现中性只是一种特例：新的货币投入一定能在短时间内提高价格，从而提高了人们的信心、利润和产量。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这种刺激只能是暂时的，不久就会出现新的平衡。换言之，如弗里德曼（1968年）在他的经典论著《货币政策的作用》中所说的，中央银行只能盯住名义数量，而非实际数量：“实际利率、失业率、实际国民收入水平、实际货币量”等都是超出其控制范围的。“物价水平是决定名义收入的货币力量与决定实际收入的实际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弗里德曼，1970年）。也就是说，价格和产量，货币力量和实际力量，是彼此独立而不是相互决定的。因此，虽然货币在短期内有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却是中性的，长期的趋势与短期趋势的叠加之间有根本的不同，其中的原因是有些神秘的。而数量理论家同货币中性论者对通货膨胀都抱有同等的热情，其中的原因也是同样神秘的。如果货币的价格无关紧要，那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呢？如果通货膨胀——在弗里德曼的观点中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货币现象”——很重要，那么货币就不可能是中性的，难道不是吗？
1979年，保罗·沃尔克升任联储主席，从那时起，货币主义就在美国官方盛行，然而到1982年货币主义却被抛弃了，其原因表面看来是技术上的，但实际是由于美国经济下滑，金融系统声誉败坏，以及墨西哥正处于崩溃边缘（格雷德尔，1987年）。事实上，沃尔克采用货币主义是为了把利率提高到史无前例的水平，靠深度的衰退来阻止通货膨胀，并以此平息劳工的不满。
同一时期，撒切尔政府在英国实旅了更为原始的货币主义。根据弗里德曼的建议，铁夫人认为，“只需对产量和就业稍作削减”就可轻松地摆脱7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格里莫尔，1992年，p.50）。这种自信的理论依据当然是所谓的货币中性论，即：“中央银行的紧缩不会影响实际产量，只会对价格有所改变”。但事实上，英国和美国同样陷入了深深的长期萧条之中，这给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英国带来了更严重的长期损害。英国的工业生产到1985年才恢复到1979年的水平。美国相对要好得多，这无疑要归功于里根政府赤字政策产生的巨大刺激作用；到1983年就业和生产已经弥补了萧条时期的损失（参见表5-2）。如果弗里德曼的宏大主张是正确的话，那么美国和英国的萧条也就不会发生了。
| 表5-2 | 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率 |
| | 英国 | 美国 |
| 货币增长 | | |
| 1975~1979年 | 14.9% | 6.8% |
| 1980~1984年 | 11.3 | 7.6 |
| 变化 | -3.6 | +0.8 |
| 通货膨胀 | | |
| 1975~1979年 | 15.7 | 8.0 |
| 1980~1984年 | 9.6 | 7.5 |
| 变化 | -6.1 | -0.5 |
注：货币是所定义的“货币加准货币”，主要包括通货、活期、定期和储蓄存款。等于美国定义的M2。通货膨胀指的是消费物价的上涨。所显示的数据是《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2年公布的年度变化率的算术平均值。
也许弗里德曼会认为这些只是短期的错乱，是可以接受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美英两国以及智利政变后的全世界，货币主义都是政府有意识采取的压迫劳工和收入及资本权力再分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说明不能再以为货币在长期内也是中性的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萧条和复苏阶段也反驳了货币主义者的信条，如表5-2中数据所示。英国的通货膨胀比货币增长下降得更快，而美国的货币增长在上升，但通货膨胀却在下降[6]在后面谈到货币来源的理论时我们还会再作讨论。
货币改变一切
在证明了货币的非中性以及货币主义是愚蠢的之后，应该回到有关凯恩斯的论题上来。在写《货币论》和《通论》的数年期间，凯恩斯发现货币能证明萨伊定理是无效的，该定理称“供给能创造自身的需求”。以下是李嘉图（1911/1987年，pp.192~193）的一段著名论述：
如果不是为了消费和销售就没有人会去生产，而且如果不是为了购买对他立即有用的其他产品或是对将来的生产有用的产品，他也不会去销售。通过生产，人们必然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或他人产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
但在现实世界中，一个“人”的销售只是为了积累货币，而且他也可能不愿用这些货币来交换消费品（“立即有用”）或资本品（“对将来生产有用”）。在货币不产生自发影响的传统世界里，产品和证券价格的变化能使利率与其他资产的收益相匹配。然而凯恩斯认为，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由它的力量所决定，价格的变动是为了使其他资产的边际收益率降至利率水平”（《著作集》ⅩⅣ，p.103）。
在传统理论中，凯恩斯认为，生产要素是假定不变的；所讨论的只是要素的使用和相应的收益。知识被假设为可靠的，并且：
事实和预期被假设成确定的，并且是可以计量的；风险得到承认，但却不十分重要，而且风险被假设为可以精确计算的。对概率的计算只是作为背景而提及，概率被假设为能使不确定性呈现出与事实一祥的可计算状态；这类似边沁主义者哲学假设人类受总体道德行为的影响，而能计算痛苦和快乐以及优点与缺点（《著作集》ⅩⅣ，p.112）。
在现实世界里，不确定性是无法被驯服而成为可统计的。当未来很不确定时，投资者将不会轻举妄动，他们宁愿以大量持有现金的形式来保存自己的财产。不确定性因素在货币非中性的世界里会导致各种麻烦。
凯恩斯与前人不同，他认为预期是经济决策的核心。例如，他的“有效需求”概念。凯恩斯将有效需求定义为“企业家预期通过雇佣人员而获得的总收入（或收益），包括将来转移到其他生产要素上的收入”（《著作集》Ⅶ，p.55）。正如维多利亚·奇克所写的，这个词组并不幸运。有时它被曲解为“受个人购买力支持的需求”而不是主观需求，即一个人靠出卖全部劳动所获得的工资而转化成的需求（想像一下就可知道，主观需求可能是无穷的）。有效需求是企业家的预期销售总收入，是制定生产决策的基础——但生产决策（雇多少人，工作多长时间，生产多少等等）又很大程度地决定了需求，因为正是来自生产的收入带来了需求（奇克，1983年，pp.64~65）。
同样，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和放贷者选择把储蓄投入长期资产或是持有现金都很大程度地依赖预期。通常，经济主体对未来的预期是来自规律和近期历史，他们推定“现在对将来更具有引导意义，这要超过根据以往经验而进行的直接检验”（《著作集》ⅩⅣ，p.114）。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梦想之外，在一个经常上下颠倒的世界里经济生活是不可想像的，所以这种自欺是一种稳定力量。在动荡时期，储蓄者和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由于认为动荡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而对未来都作了最坏的打算。当人们对未来担忧时，他们会畏缩不前并且以安全的形式来保存自己的资产；一般是持有现金或类似现金的东西，而不是股票、债券和工厂。
在传统世界里，预期总是理性的，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并且“剩余资金是零”（《著作集》ⅩⅩⅨ，pp.215、256~257；加，p.26）。而在凯恩斯的世界里，预期不一定是理性的，资源可能被长期闲置，而且剩余资金也可能大于零。或者，如乔治·夏克尔在总结凯恩斯的《通论》时说，“购买生产工具就是对产品的未来销量下赌注。企业家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信心而拒绝下注，他们偏向于以货币形式保留财产而不去生产产品”（引自摩尔，1988年，p.249）。传统观念是错的；经济并不一定停留在充分利用资本和劳动的状态。
凯恩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最严重的问题是依赖很高的投资水平来保障充分就业，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因素和货币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企业家只有在新投资的预期收益高于贷款成本时才会进行投资；用凯恩斯的话说，就是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必须高于银行的利率[7]。
尽管这不像一个特别新奇的概念，但其中至少有两方面是很令人感兴趣的。首先是投资决策以货币为中心的观点；凯恩斯在生产为消费需求服务这一点上避开了主流学说。“企业除了使结束时的钱多于开始时的钱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目标了”（《著作集》ⅩⅩⅨ，p.89）。其次是投资决策以预期为中心的观点；预期不论对错，理性或非理性，都关系重大。
不仅企业经理的预期影响投资；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也必须与利率进行对照，而且“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现象”（《著作集》VII，p.202）。《通论》抛弃了利率平衡储蓄和投资（或平衡储蓄供求）的观念，排除了它和利润率的密切关系，并且还抛弃了自然利率的概念。如果自然利率是指维持平衡状态的利率，那么就会有多种自然利率，而每个利率都对应一个不同的就业水平——“而且，总的来说，在平衡状态下，我们找不到主要利率”[8]。凯恩斯认为，如果要有一个特殊利率的话，它就是充分就业所对应的那个利率（《著作集》XII，p.243）。经济分析和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找出并达到这个最佳利率。
利率是与中央银行的松紧程度以及货币需求有关的函数。凯恩斯把货币需求称为“流动性偏好”。《通论》认为流动性偏好依赖于三个动机——交易动机，即，个人和企业开支对现金的需求；预防动机，即，为防备未来不确定因素而对现金的需求；投机动机，即，用现金寻找市场定价中的机会而增值（比如买入价格偏低的股票）。凯恩斯后来又加上了第四个融资动机，即，企业家在投资项目的初始阶段对现金的短期需求，是“在计划和实施之间所需的信贷”（《著作集》XIV，pp.216、218）。在经济不景气时，比如30年代，恐慌使得流动性偏好上升到了空前水平；每个人都希望持有安全的现金而不敢轻举妄动。
再一次，带着感情
凯恩斯在《通论》中解释流动性偏好时，强调了放贷者和投资专家等金融主体的心理状态。当预期呈悲观时，只有很高的利率才能引诱放贷者出让现金；而当预期乐观时就不用太高的利率了[9]。根据传统的新教伦理，利息是对不消费的回报。而凯恩斯认为利息是对冒风险以及降低流动性的“不储藏”的回报。正如凯恩斯在给D.H.罗伯特森的信中强调，对货币的需求要比储藏的欲望更重要。流动性偏好也受“计划和活动的规模以及成本高低”的影响。在其他条件（如中央银行政策）不变时，货币需求可能因繁荣时期的热情或恐慌时期的焦虑而增加，因此会使利率提高。
情绪是凯恩斯投资理论的核心，《通论》的第12章“长期预期的状态”，是凯恩斯对金融热情所作的最著名的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投机市场的最为精彩的分析之一。凯恩斯认为，情绪的巨大波动以及无知人群判断的多变决定了资产价格，而这些错误信号引导了实际投资，进而损害了繁荣。市场上聚集着对自己拥有的或投资的企业知之甚少的分散投资者。企业财富“短暂而无规律地日复一日波动，给市场带来了过度的、甚至是荒谬的影响。美国制冰公司的利润在夏天呈季节性高涨，它在夏天的销售价格要高于在冬天的价格，冬天几乎无人买冷冻制品”（《著作集》VII，PP.153~154）。冰的故事听起来很有趣，但规律仍然是规律；零售商的股票价格随每周预计销量而变化，而跟最终实际销量基本无关。职业投资者和投机者不再关心严肃的长期预测了，他们把心思全都放在“如何能按传统方法领先大众一步估计出即将发生的变化”上面了。
这样，专业投资者被迫去关心那些在消息和气氛中所能感觉到的即将发生的变化，通过这些，经验显示出市场上的大众心理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以所谓的“流动性”为目标而组建的投资市场不可避免的结果。在正统金融学说中，肯定没有比迷信流动性更反社会的了。它忘记了一点，对社区整体而言，投资的流动性是不存在的。专业化投资的社会目标应该是打击黑暗势力和扫除充斥我们未来的无知。而今天最专业的投资的真正个人目标就是“抢占先机”——美国人表达得是如此贴切——去瞒骗大众，把不好的、贬值的和过时的东西甩给别人（《著作集》VII，p.155）。
这种游戏——凯恩斯把它比作“快手”或“老姑娘”或“音乐转椅”——是“第三级游戏的一种，我们以全部的才智去预测公众是怎样预期公众意见的。我相信，一定有人正在练习第四级、第五级或更高级别的游戏”。或者如他在《货币论》中说的，关键是能“实现不再需要推理”（《著作集》VI，p.323）。这再准确不过了。一些能反映其正确性的事实就是：凯恩斯不同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他是个聪明的投机者，为自己以及剑桥的同事挣了不少钱[10]。
这些旋涡看来可能是愚蠢的、颓废的或无用的，但它们的危险性在于对实际投资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稳定而投机者只是泡沫的话则无伤大雅。但如果企业成为投机旋涡中的泡沫，情况可就严重了。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成为赌博行为的副产品时，事情可就糟了”（《著作集》VII，p.159）。凯恩斯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20年代的美国而写的，但看起来他似乎是在描述过去的15~20年里美国以及其他更多的国家的情况。
从狭义的观点上看，他是错的。股票价格的变动对实际投资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只要它们跟经济有关，就能反映（而且通常是放大）利率以及信用的变化，进而影响实际需求，最后才影响到实际投资。第4章对q理论的分析以及对莫克、施勒弗尔和维施尼（1990年）著作的回顾表明了投资随销量和现金流等基本变量而变化，不论是在公司水平还是在总体水平上，股票收益几乎不能提高他们模型的解释能力。另外，莫克等人总结说，“股市能预测经济的长期前景并引导长期投资的观念难以得到数据的支持。”
感谢上帝，凯恩斯关于股市根本力量的直觉描述是准确的，但股市对投资的影响并不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华尔街人以及他们宠爱的学者有强烈的兴趣去驱使经理们更着迷于抬高股价。作为长期战略，这似乎是可怕的错误。
但如果只盯着股价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就会把问题看得过于狭窄了。股市不仅跟价格有关，它还涉及整个公司的控制权，即，单纯地从金融上考虑而通过股票交易机制来实现公司的买卖、兼并和清理。所以，无知、贪婪和狂热的乌合之众的判断的确对现实世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即使是较少受关注的新股东的判断也是如此。积极的并购和食利者的判断定性地影响公司的政策，而这些单凭投资数据是难以衡量的。我们将在第6章回到这个话题。
凯恩斯：一个异端
流动性偏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储蓄水平转移到储蓄如何分配的问题上来。在凯恩斯时代乃至今天，正统观点一直认为应该鼓励高储蓄率，从而能够廉价地获得新的投资资金。这是暗示投资资金的短缺。凯恩斯认为，尽管投资可以通过现金的短缺而“阻塞”——在融资动机下很难聚集借款——但不能通过储蓄的短缺而阻塞。他把这称为“我在此领域的最基本论断”。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长期投资能为自己提供资金。凯恩斯写道：“投资的增加总是伴随着储蓄的增长，但储蓄增长永远不可能领先。资金的使用和信贷的扩张并没有替代储蓄的增长，反而为它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它是储蓄增长的父母而不是兄弟。通过抑制消费来减少现金压力的企图——正统的储蓄倡导者在20年代和90年代的处方——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会使收入减少并最终降低投资。”此外，“开支像储蓄一样能释放出资金，而这些释放出的资金可以同样用于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生产”（《著作集》XIV，pp.216、219、222、229、232、281~282）。货币必须循环，而不应冻结。
与《货币论》一样，《通论》的观点也带有坚决的扩张性：只有消费而不是节省才能创造财富。伦理学者，无论是卡尔文主义者、新古典学派或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凯恩斯的这个观点，这似乎是他故意引起的反应。第23章的大部分是关于重建历史宗族主义精神的内容，其中官方所反对的有：重商主义、非道德主义者、消费不足理论者、高利贷法倡导者——甚至还有货币怪人西尔维奥·格塞尔。
在非道德主义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在1723年被米德塞克斯郡的大陪审团定为蛊惑人心的伯纳德·曼德威尔的《蜜蜂的寓言》。书中的诗文和述评“呈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当一个繁荣社会的市民突然产生了放弃奢华生活的想法，国家也为此减少了军队，以利于节约”（《著作集》VII，PP.359~362）。这个社会陷入了紧缩和绝望。凯恩斯指出，“曼德威尔的小说并不是没有理论依据的”。曼德威尔在他的述评中认为，一个家庭虽然可以因为储蓄而富裕，但一个国家却不能这样——亚当·斯密也似乎思考过类似的情况，但他的观点与曼德威尔正好相反：“个人家庭的谨慎对于一个伟大王国来说很少是愚蠢的。”把曼德威尔的建议用到一国之中就是要推行一个欣欣向荣的经济，鼓励制造业、艺术和农业都去最大限度地生产，而且去培育“大地的果实和大众的劳动，二者的结合是比巴西的黄金和波多斯的白银更加实在、更用之不尽的真正财富”。
对此凯恩斯添了一些自己的话：
毫无疑问，这种不快情绪招致了那些持相反意见的道德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长达两个世纪的非难，他们认为自己的节俭学说更崇高，即，除了个人和国家的储蓄和节约之外再也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了。豪华的“招待会、壮观的展示会、凯旋门等等”让位给了精打细算的格莱德斯通式的金融以及这样一个国家体系，它“无力支付”医院、广场、庄严建筑，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文物，更不用说美妙的音乐和戏剧了，而所有这些都只能来自于私人的慈善或个人的慷慨。
凯恩斯的话告诉我们，一度繁荣的曼德威尔的观点渐渐从受人尊敬的圈子里消失了，直到马尔萨斯的出现。他跟凯恩斯一样，反对斯密的“节俭能增加资本”的观点。马尔萨斯担心大量贫困会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使资本和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马尔萨斯认为，要扭转这种衰退趋势，应鼓励“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这样能产生刺激经济的效果（《著作集》VII，p.363）。
这里，凯恩斯看起来很像是自己阶层里的叛逆。马克思（1963年，pp.170~172）认为，曼德威尔和马尔萨斯反对斯密把劳动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复制了“它曾与之斗争的封建的或专制的一切”——寄生精英。曾为早期资本家辩护的斯密发现这个阶层本身就是个障碍；他们没有贡献任何有用的东西，只是消耗社会财富而交所报偿。这个观点在上层并未被完全接受。用马克思的话说，“‘高级’工人——如政府官员、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等——中的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性的而且本质上是破坏性的，他们感到，无论自己从经济上被归于粗人和仆人阶层，或是被当作实际生产者身上的寄生虫都同样令人不快。”这种在资本家和社会累赘之间的“折中”为“游手好闲者和寄生者找到了一个最佳位置”。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和曼德威尔是后来的辩护者，因为他们认可非生产性阶层的寄生，甚至认为他们的过度消费是有好处的。曼德威尔甚至认为“邪恶”是我们社会生命的本原，“无一例外是所有贸易和就业的坚强基础、生命和支持”（马克思，1963年，pp.375~376）。
虽然凯恩斯宣称自己永远是非道德主义者（《著作集》X，p.447），但他的著作并没有称颂邪恶，而且他出于人道也没有去推崇寄生阶层的力量。但他在货币应如何投资的问题上常常畏缩不前。虽然他承认，“建筑房屋或类似的行为”更好，总比财政部把“钞票塞入旧瓶子里”，先埋起来，然后再通过投标让人们把它挖出来要好（《著作集〉VII，p.129）。当然，他是在讽刺，但讽刺实际上是为了表达一种不便直说的真理。凯恩斯在后来的《通论》中说，在一个失业率为10%的经济中，没有理由认为其余90%的受雇者是被严重错误地雇用的；悲剧跟生产什么无关，而只跟生产不足有关。尽管凯恩斯揭露了市场不能自我调节，但他说，假如“曼彻斯特体系”能意识到其全部潜力的话，那么他的目标是要指出“经济力量自由作用所需要的环境的本质”。如果计划当局把一切都安排妥当，那么“经典理论就会复兴”（《著作集》VII，pp.378~379）。尽管后凯恩斯主义者哀叹冒牌人士对凯恩斯的平庸滥用，但他们的祖师实际已很好地示范了应从哪儿开始。别忘了他曾把强调竞争而反对消除竞争的格塞尔推崇为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化身。
然而，在主张有必要“对投资进行某种全面的社会化”的段落后的几页里，这位辩护士认为，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对于经济运行是弊大于利，而且建议“食利阶层和无用的投资者采取安乐死”（《著作集》VII，pp.375~378）。但《通论》对于什么是“投资的社会化”没有做明确解释。但凯恩斯保证，它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更可能的是，由国家来决定投资水平和投资回报。凯恩斯在给郝特利的信中有一些更详细的说明：“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想像，社会的储蓄转化为对私人企业的贷款，但国家投资委员会也许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控制大部分的投资。私人企业只需要储蓄的很小一点就能解决问题了。而建筑、运输和公用事业是大规模新增资本的惟一出路。”公共部门投资将使资本如此丰富，以致于失去了稀缺价值，利率可能降到零，而且无用的投资者将消失。这些都可以循序渐进地完成，而不需要革命，“不用打破社会的基本传统”（《著作集》XIV，p.49）。
但是，这个计划即使有许多矛盾和漏洞，在资方的眼里仍然是革命性的。如凯恩斯所说，私人投资大多是依靠自身的资金积累的，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忽略了我们周围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发展过程。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资本可以变得丰富起来，但在一个以货币利润为目标的生产体系中——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就属于这种体系——却不会这样。食利者虽然对社会可能是不起作用的，但他们毕竟是生产性资本的所有者，并且是经理们的放贷人。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甘于“安乐死”，因为他们至少自30年代中期以来从未想过自己会有末日。雇主也并不赞同一个充分就业的体制；那样工人就无法控制了。
读了凯恩斯的著作，人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资本主义背后的动力是人的情绪，悲观或乐观的预期；而社会现实只有通过惊奇、愉快或悲伤改变了人们的期望时才显得重要。这跟凯恩斯对世界的高度赞美是一致的，但他反对他认为的：
边沁学派的奇妙玩意儿，能显示出不同方案的全部可能结果。首先用一个数表示方案的相对优劣，用另一个数表示其可能发生的概率；然后把所有方案对应的两个数先求乘积再求和，这样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用这种方法就可创建一个基于不确定信息的神秘体系，从而能把未来变成与现在一样的可计算状态（《著作集》XIV，p.124）。
凯恩斯有个观点；即，把根本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统计风险就是有效市场学派所做的。但在这个方面，他回到了剑桥大学的本科时代，“除了我们自己的和别人的思想状态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要紧的，当然主要还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著作集》X，p.436）。
因为对边沁的这个反应如此极端，以至于凯恩斯把自由竟争资本主义的理性计算方法归于为哲学家的发明，而不是归于无感情无人格的市场机制的产物。同时他还把作为对资本主义市场所激起的最尖锐最系统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描述为“对边沁主义之荒谬的最后推演”（《著作集》X，p.446）[11]。
梅纳德和卡尔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凯恩斯之所以对“生产的货币理论”感兴趣，部分是因为他看过的一篇对马克思经典公式M-C-M’的述评（《著作集》XXIX，pp.81~83）。马克思用这个公式说明，资本家把货币M投入生产——涉及劳动力和资本——创造出商品C用于销售，如果一切正常，就获得比开始投入的货币要多的M’。凯恩斯很惊讶，因为这和认为企业家生产产品是为了交换产品（或按现代观点，具有辩护色彩的说法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传统观点相对立。在资本主义中，满足需求是追求利润的正面结果，或者用现代语言说，有计划地创造需求是不怎么正面的结果。
凯恩斯是从二手资料中看到这些的，因为他发现原文像古兰经一样不可理解：“沉闷、过时、而且学术争论味道太浓”（《著作集》XXVIII，p.38）——虽然比罗尔夫·荷利斯（1985年）说凯恩斯读过的马克思论著要比他自己承认的或他的同事所知道的要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凯恩斯把马克思列在货币狂人之下——这使得熊彼特（1936年）惊呼：“尽管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充分意识到，把他和西尔维奥·格塞尔、梅杰·道德拉斯划在一起是亵渎了马克思的伟大”[12]。
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是一种“哄骗”（《著作集》XVII，p.268），是“过时的”和“错误的信念，它不分主次地把无产阶级抬高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无论有什么错误都是生活的本质，他们携带着人类进步的种子”。这个受到憎恨的学说不能“改变人类的本性”，不能使“犹太人不如以前那么贪婪，或使俄罗斯人不如以前那么奢侈”（《著作集》IX，pp.258~259）。他认为工人是“粗野的”，虽然他承认他们不像“可能的那样丑陋”（普利曼，1989年，p.7）。文明不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结果，而是根据“少数人的意愿建立起来的一层薄薄的外壳，只是由精心设计的规则和传统所保持着并狡猾地延续着”（《著作集》X，p.447）。他富有魅力地总结道：“阶级斗争将发现我是站在受教育的资产阶级一方”（《著作集》IX，p.297）。
“受教育的”一词是有趣的标志；它显示了英国贵族对那些从事交换的普通人的不屑一顾；尽管他的经济著作中大部分是反对金融的偏见，但他的内心比他的名声更接近城市绅士的圈子。他的傲慢有时是惊人的，而这是另一个阶层标志。与“把无数小人物组织起来并用毒箭武装他们”的马克思不同，凯恩斯认为，跟他类似的人可以通过漠不关心的世故态度来应付任何事情。他说，马克思主义“过分高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是我，我会处理得很好”（《著作集》XXVIII，p.34）。
实际上，他认为《通论》已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解决了经济问题。正因如此，他认为自己打败了李嘉图和马克思。对凯恩斯来说，两者都属于“古典经济学”的“自我调节学派”（贝荷瑞斯，1985年），都没有很好地把握流动性偏好和高利率对投资的阻碍。在此处马克思和李嘉图被联系在阳光之中，但其他地方却是在阴暗之中：“马克思主义是来自李嘉图经济学的一种可圈可点的影响，即，认为资本主义中的个人主义在实际中是不可行的”。在两种情况下，这种相提并论与福科特的论断同样奇怪。福科特（1973年，p.262）宣称：“马克思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的斗争只不过是儿童游泳池中的风暴而已”，因为它们共同拥有一个结束历史的梦想。福科特有理由把经济学看成是19世纪的事物。但这种理由却不适用于凯恩斯[13]。
凯恩斯不可能读过马克思（1973年，p.410）对李嘉图等人的简洁批判，因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发表在《通论》出版后的第三年。马克思说，“他们把生产直接等同于资本的自我实现——因此忽略了消费中的障碍和流通中的障碍”。但凯恩斯的说法会使那些熟读《资本论》的人感到奇怪，毕竟李嘉图并不像马克思那样充满热情地去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
但凯恩斯可能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读到这些，“那些像李嘉图一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绝对化了的经济学家感到这个生产模式为自己创造了障碍，他们试图从地租理论而不是从生产中寻找产生障碍的根源”（马克思，1981年，p.350）。如果寄生的地主们破产了，积累也能继续快速地进行。可以说，凯恩斯不是在自然中寻找障碍，而是在资本家的思想中和中央银行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取向中寻找障碍[14]。如果投资者破产了，那么积累仍能飞速继续。从这个角度看，凯恩斯与李嘉图的共同点更多一些，尽管凯恩斯可能不愿承认。
凯恩斯与矛盾
《通论》中用了5页（《著作集》VII，pp.353~358）来为格塞尔这个公认的货币主义狂人平反。凯恩斯认为他是叛逆，被正统所不齿但却认识到了某些东西（当然不是全部，因为没有抓住流动性偏好这个中心）。凯恩斯认为格塞尔是“创立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首创者，“是对放任自由政策的反应，然而格塞尔是站在与马克思不同的理论基础上反对放任自由主张的，他抛弃而不是接受了经典假设，鼓励而不是废除竞争”。对格塞尔来说，支付利息阻碍了资本的积累。如果利息能变为零，那么积累将加速并因此而出现普遍的繁荣。
但是，如果不采取比凯恩斯所想像的更为激烈的方式来变革资本主义的话，利率当然不可能降到零，食利者也不可能会安乐死，金融创新也不会停止。这令人想起了熊彼特（1939年，第2卷，p.613）的发现：金融创新是“资本主义演进中在金融上最具特色的特征之一……它不仅是技术上的。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中的一部分”。对流动性和创新的攻击就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核心的攻击，这也是为什么凯恩斯的建议被主流经济学一致反对的原因——主流经济学很少与之争论，根本就是不屑一顾。许多凯恩斯主义者看来被这种明显的轻视所迷惑了，他们简单地相信，某种思想占主导地位只是由于其优点。
在这个连许多左翼人士都认为马克思主义超越规范的时代，凯恩斯成了被广泛接受的典型，尤其是在金融占主导地位的当今。任何时代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像他那样详细地分析了金融市场本身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如阿多诺评价弗洛伊德那样，“正像所有伟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他避开了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并忽略了和谐外表所掩饰的矛盾事物。但他反映出了社会现实中的对立特征”（兹泽克，1994年，p.4）[15]。更热烈的情绪——要求投资的全面社会化——提供了激进主义的要求，但却是以一种平和而优雅的形式，去化解而非打破统治秩序。凯恩斯是个很有诱惑力的作家。但如迈克尔·普莱曼（1989年，p.1）在他写的对研究凯恩斯很有用的书中所说，凯恩斯“听起来很激进，实际上却不是”。
例如，他常说的“不确定性”这一概念被他的忠实追随者视为真理。这个概念主要描述了现实中的人在作投资决策以及在生活中的许多其他方面的情况，而不是单纯地解释数学模型中的希腊字母。这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所说的“确定性”相对应。但它也只能解释这么多。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它是货币存在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人们会很乐意用借据（由承诺担保）来进行交易，而在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世界里，货币（由国家担保）才是债务的基本解决办法[16]。尽管这不无道理，但这使得货币庸俗化，剥夺了货币作为资本主义杜会基本组织原则的力量。
但凯恩斯的真正问题在于他的世故和破除传统风格中所潜伏的天真和保守。在发现“企业家们”正专注于挣钱而没有其他目的之后，他不知怎的就断言食利者将赞成他们的安乐死。让我们比较一下这个空想和一个150年前的发现：“在英格兰，剩余财富在稳定地积累，并趋向于采取货币的形式”（马克思，1981年，p.543）。这是个实际的趋势：不论货币的经济作用是什么，它在社会中的作用肯定不是中性的。积累货币是每个资本主义公民的美好愿望。凯恩斯用了一半的心思来理解这一点，然后用另一半心思想不知不觉地把这个基本趋势从现实中掩盖掉。在揭露了一些真实的矛盾后，他又假装提议去解决它们。
更有甚者，在《货币论》和《通论》各自都发现资本主义并不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之后，凯恩斯（1936年，p.379）却在《通论》的结尾中声称他的目标不是要推翻“曼彻斯特体系”而只是要释放它的所有潜能。
对当前体系的抱怨并不在于它已经为900万人创造了各种就业机会，而是在于它本该对剩下的100万人也创造就业机会。现存体系在决定投资的容量上而不是方向上是失败的。因此，我同意格塞尔的看法，填补传统理论的缺口的结果并不是要去除“曼彻斯特体系”，而是要指明，经济力量自由作用所需环境的性质，以利于其实现生产的全部潜力。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剥削劳动、贫富差距、滥用资源、社会混乱和文化庸俗，而在于它的不完整——即10个中有一个被剥削了其全部的欢乐。如果给了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充分的权力，他们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遗憾的是，资本家没有让他们这样去做。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确做到了——这不是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者所指的那种意义，而是安东尼奥·内格利（1988年）所阐明的意义。这是凯恩斯（《著作集》XIV，pp.112~122）在1937年撰文回应《通论》的批评时对不确定性的解释：
关于“不确定性”，请听我的解释，我并不是只把已知的确定事件和可能的事件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轮盘赌游戏并不是依靠不确定性；同样地，一种价格上胀债券的前景也不依靠于此……即使天气也只是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我用这个词的意义在于：欧洲战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或铜的价格以及从今往后20年的利率，或一项创新的过时，或1970年的社会体系中个人财产拥有者的地位。关于这些事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能提供可计算的概率。我们就是一无所知。
以上所举的例子，尤其是最后一个——“在1970年的社会体系中个人财产拥有者的地位”——很重要，这好像是30年代危机中对投资者的指责。在第一世界，60年里我们很少见到类似事件。这是内格利所理解的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和国家作用的论述：
投资风险必须消除，或降低到常规水平，国家必须担当起保证经济的基本责任。国家必须防范将来对现在的干扰。如果这样做的惟一方法就是立足现在而规划未来，以当前的预期为根据来计划将来，那么国家就必须扩大干预并充当规划者的角色，而经济由此步入了法制……国家不会保证将来事件的确定性，但能保证常规的确定性……实标上，这个体系的生命不再依赖于企业家精神，而是取决于从对未来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那么，国家的作用就是使预期能够稳定——保证不会产生萧条，而且保证（只要能保证）私人财产拥有者在体系中的地位。从这些方面看，伪凯恩斯主义者玩了个把戏——对体系以政治方式进行管理而没有从本质上使之政治化。权势集团从凯恩斯那里吸收了他们需要的，剩下的却扔在了一旁。
后凯恩斯主义者
虽然本章中我多次提及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但只是提及而已。有两个内容值得注意——内在货币理论和明斯基的著作。在主流学派中，二者都很少被承认，更不用说广为人知了。
货币来自内部
在传统经济学中，不论货币主义者还是折中的主流学派分支都认为，货币供给（定义不很确切）是由私人交易系统“之外的”中央银行所决定；这是货币的外生理论。联储或其分支把货币注入这个体系，银行、家庭和企业各自运转。内生理论的信徒认为货币供给是信贷需求的函数，它本身是经济活动水平的函数。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银行系统创造了人们所需要的货币量，尽管这个过程究竟有多大的弹性还没有定论[17]。
罗伯特·波林（1991年、1993年）把后凯恩斯主义分为两种：供给学派和结构学派。供给内生论者认为，中央银行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提供银行系统所需的准备金才能满足私人信贷需求；这意味着对信贷缺乏有效的抑制。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尼古拉斯·卡德尔和巴兹尔·摩尔。结构内生论——吸引了波林和我——认为中央银行抑制信贷增长的企图常常被创造性的金融所化解。
仍然健在的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摩尔（1988年2中.139）使一个好的思想走得太远了。正如下述超现实主义的段落所体现的：
货币调节的过程，正如资料显示的批准增加货币工资一样，被货币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错误地看成是中央银行积极的干预政策的结果。流行的观点似乎是，货币当局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总体经济上，特别关注失业水平。
摩尔认为，正相反，中央银行只是被动地批准了私人贷款者的决定。事实上，联储一直在密切地监视着实际的经济。例如1992年12月22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有：
这次会议所回顾的信息提醒我们，第四季度经济活动正在可喜地增长。消费支出因工资收入和信心的上升而有很大增长；个人家庭住宅的销售有相当增长；企业资本设备开支增长强劲。工业产值也有稳定增加，就业也有增加。近期的工资和价格数据不太令人满意（工资在提高，这是一种危险），相应地，降低通货膨胀的趋势会使经济增长有减缓的可能。
这份记录进一步报告了关于就业、周平均工作时间、工业产值、零售业、企业投资、建筑业以及贸易的状况（这里可显示一下其详细程度：重型卡车的俏售急剧上升，企业购买说明近期轻型卡车的销售会有可观的增长；另一方面，飞机整机的交付疲软）。所有这些关于实际经济的讨论要优先于对金融和货币事件的讨论，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后者。中央银行运行着一个巨大的产生和分析经济数据的机器，它非常自信地重新评估官方的统计。一个联储经济学家曾告诉我，这使得每月都要照例更新商务部和劳工部的数据。每个数据的突然变动都会受到注意并进行反复思量。
那些结论是基于公开发表的联储记录。据德鲁大学经济学家埃德温·迪肯斯（个人交谈）说，他曾读过全部副本——那是在事件发生20年后才公开的，而且几乎没有人读过——政策制定者被工资上涨和劳工的斗争所深深困扰。他们不仅关注着通常所说的宏观经济的状况；还关注着过去所说的阶级斗争的状况。当
联储认为经济过热时，它就会通过降低货币供应增长率并提高利率来实现紧缩政策。这样做的目的是放慢经济，但紧缩与放慢之间常会有脱节。大约四十年前海曼·明斯基（1957年）的一篇名为《中央银行与货币市场的变化》的经典论文中已对这个缺口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明斯基指出了那段相对沉寂时期的两个创新，即，联邦货币市场使得扩张性银行能和有盈余的银行借款，以满足超过其自身储备限制的需求，以及希望利用剩余资金赚钱的非金融公司增加，无论是作为信用的提供者还是使用者。两个创新都是对短期利率上升的反应。如明斯基所写的，短期利率促使参与者“找到新的融资方式和替代现金资产的新物品”。他强调，市场的创新将使得中央银行的工作复杂化，因为紧缩政策可能被新的工具所抵消。明斯基在后来指出（1975年，p.76），创新使得资产价格逆着利率上升的不利影响而继续上涨（而且经济会继续扩张）。
明斯基在40年前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创新的扩展，“混合的变化将会导致一个内在不稳定的货币市场，以致于繁荣稍有逆转就会引发金融危机”。这需要中央银行的安全网扩展到整个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而不仅是把商业银行列入其法定管理的范围。与通货膨胀作斗争要承担可怕的金融成本，因此联储将被迫在系统较稳固的时候犯放松的错误。
也许明斯基有点超前——1945年以后出现的第一次金融危机是1966年的信贷危机——但他描述的机理是正确的。首先是六七十年代通货膨胀的上升，接着是当墨西哥的失败快要导致世界金融体系崩溃时的沃尔克禁令。但沃尔克的紧缩是要把利率提得非常高，并且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比任何人想像的还要长，才使得经济停下来。可见创新者在抵消中央银行政策上是多么的在行。创新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繁荣，而利率保持着历史的高水平（尽管有下降趋势）。60年来，资本从未得到如此充分的动员，事情很清楚：虽然穷人不能指望从新的经济秩序中获得好处，但食利阶层，除了个别臭名昭著的人以外，大都能得利。明白了这些之后，资本以60年未遇的形式活跃起来了。
当然，明斯基的创新不能永远逃避中央银行的紧缩政策。也许当时对整个事态的最有意义的看法是由一位中央银行家艾伦·赫姆斯（1969年，p.73）表述的，他那时是资深的纽约联储副主席，当时货币主义者的挑战还很微弱，但正在上升。他说：“在现实世界里，银行扩展信贷，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存款，然后再寻找准备金。问题在于联储是否或如何调节准备金的需求。在很短的时期内，联储对提供准备金别无选择；但长期之内可以明显感到它的影响”。无论对机械的货币主义，还是对像摩尔那样的极端内生论者的无限弹性的幻想都是一剂解毒的良药。虽然联储像所有的中央银行那样强大，但仍不是全能的。
为什么这件事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呢？如果内生货币理论家是正确的——他们的确也是——那么货币与商业是不可分的；货币中性论是个幻想。这个结论意味深长。它从体系的中心而不是在体系之外找到了金融不稳定并出现危机的趋势，而弗里德曼和其他人则总是在体系之外寻找原因，把金融不稳定的原因归咎于国家。它使得常规的货币政策更难控制，因为“货币”变成了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它还使得激进的改革要比议员所想像的更难，因为金融政策的目标是变动的，而且很难从生产和所有权中分离出来。
马克思（1973年，p.126；1981年，p.674；参见布鲁诺夫，1976年，pp.80、98）预见到了现代凯恩斯的内生论者，认为（针对李嘉图和传统的数量论）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是由经济活动而不是其他东西所决定的。信贷的延伸只是比货币交换进了一小步，但这是很重要的；一张借据可能在任何达成一致的合作者之间交换，而银行的介入只不过是使这种交易正规化。这一点即使在金本位制下也是正确的。这些自发的协议使得货币和信贷可以相互渗透，这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的货币供给如此具有弹性。当然，马克思认为，在危机中这些信贷的扩张变得毫无价值，因为每个人都在争夺黄金；但这种危机在本世纪尚未发生，因为中央银行已学会了如何抑制危机，并且使短期政府债券如黄金一样好。
明斯基
在所有继承了凯恩斯主义传统的现代理论家中，最有趣的一位就是明斯基，他毕生的事业都专著于探索金融与现实世界的关系[18]。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对货币内生论的贡献；还值得再用几页来描述一下他的其他成就。
在凯恩斯《货币论》的指导下，明斯基按照其划分的工业和金融的范围提出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双因素理论，一个是当前产量，一个是资本资产，两者共同决定了经济活动水平。短期预期决定了将使用的生产能力；长期预期决定了是否扩大产量。后者随时间的推移而更为重要；投资失误的经理，特别是那些借钱投资的人，将忍受损失的痛苦。如果这种损失继续扩大，那么整个系统将面临紧缩性崩溃的危险。《通论》的读者很熟悉这种分析，但当凯恩斯温顺地为教科书和政客写作时，这一点却不见了。
明斯基所分析的一个严重问题，至少是在应用于美国现代经济时，是借款极少用于实际投资。所以，尽管借贷和投资决策具有长期效果，但它们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美国和大多数第一世界的经济中，投资主要是靠利润留成的内部融资方式。企业经理在近年来的长期投资中显示出了极大的不情愿，因为他们害怕被经济萧条中的产量过剩所困扰；投资越来越趋向于短期而快速见效的设备。
但在80年代，经理们并不羞于贷款；在此又印证了明斯基的分析。按照既适用于企业和家庭等单个经济单位又适用于整个经济的分类方法，明斯基把金融结构分为三种类型：“安全型”、“投机型”和“危险（旁自）型”。“安全型”的单位能从当前收入中轻松地解决其所有债务利息和本金；“投机型”的单位可以支付利息但必须借入新资金，或者通过变卖资产和增加新贷款才能偿还本金；“危险（旁自）型”的单位在没有新资金补充的情况下无法支付利息，更不必说偿还本金了[19]。
经济按照“安全——投机——旁自”这个次序发展，直到产生一个糟糕的金融事件使投资者恐慌而重新谨慎起来，新的循环又开始了。从美国近期的经验看，20年代末正是从投机型转向危险型的交界时期，直到大崩溃和随后的大萧条给体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那一次的经历几乎使每一个人都害怕负债，而二战后30年内美国经济的出色表现意味着企业和家庭几乎不需要从外部融资。但是，明斯基认为，那种黄金时代使得人们更加自满而逐渐减少了对负债的恐惧：“稳定表明正在向不稳定发展”。这个公式有时被称作明斯基式的自相矛盾。不久，这种新的轻率行为产生了繁荣景象，而并不体现出金融紧张的迹象；个体单位和整体经济，正在从安全型转向投机型金融结构，债务也随之增加。允许犯错误的余地逐渐变小了。尽管安全型金融结构易受到现实世界的冲击而破坏——企业可能面对新的竞争，或者家庭会面对一段时期的失业——但它们能够抵御金融波动。而投机型单位不仅易受到现实世界的冲击，也同样易受金融市场的影响，因为他们需要新的贷款来偿付以前的本金。如果利率迅速上涨，或者信贷难以得到，一个投机的个体就会陷入危机了。
虽然难以画出一条准确的历史曲线，但在70年代的某段时间内美国经济似乎进入了投机型领域，因为金融危机成了经济周期的突出特征（沃金罗尔，1980年；沃夫森，1986年）。但在各种情况下，联储都出面干预而不让金融危机扩大；私人机构可能会破产，但当局绝对不允许这种地方性危机蔓延成一个大范围的紧缩性崩溃。另外，庞大的政府和它的赤字开支为经济铺平了道路，阻止了失败由小变大。用明斯基（1986年，p.251）的话说，这“批准了受威胁的金融方法”，结果会鼓励那些投机者在下一个上涨周期开始时就进行新的冒险。因此，70年代的纵容给更加繁荣的80年代埋下了伏笔，而80年代的美国经济已毫无疑问地进入了危险型阶段。公司频繁地被兼并，债务已是无法偿付了，只有变卖资产或靠神灵保佑才能避免破产。家庭同样也陷入了这种境地，因为采取的抵押方式是——最后的支付只能在第一个抵押到期时兑现。
明斯基的模型对近期的历史是如何描述的呢？尽管90年代初的衰退很明显是“危险型”结构的后果，但当局还是控制住了这个危机。在1989年和1994年初之间，联储艰难地降低了利率并保持了一段时期。同时，美国政府通过最终信托公司动用了公积金2000亿美元才解救了储蓄和贷款业。这些行动使金融系统免于全面崩溃，但与30年代不同的是，债务没有勾销。由于利率降低，债务变得容易处理，但债务的本金却有着不同的情况。最好的衡量方法就是比较债务水平与支持债务的收入。对于非金融公司，1995年的总负债几乎是税后利润的11倍——与1986年的22倍相比是个进步，但仍是五六十年代水平的2倍。对于家庭，数据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进步：在1995年，消费信用等于税后收入的91%，是联储自1945年开始收集这种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高于七八十年代的水平。
用明斯基的话说，商业部门好像从危险型回到了投机型，但家庭还是在没有任何节制地继续探索新的危险领域。这些数字表明了一个信息，美国经济对高利率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在短期利率足够高的情况下，投机型单位就变成了危险型单位”（明斯基，1978年），而危险型单位则垮掉了。
明斯基强调了导致不稳定的金融因素，这几乎是事后的总结。一个更为公正的说法认为：金融结构是经济危机扩散的中心问题。对一个高度杠杆性结构的冲击——企业、家庭和国民经济——使得那些在约定时很合理的债务变得难以解决。对一个系统性危机而言，冲击往往是大范围的——呈现为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资本剧减和政治危机。一个眼光长远的危机分析家会想到：生态的危机将导致农作物歉收或灾难性气候变化，这可能造成物价的飞涨或生产的萎缩。不论原因是什么，一个安全型的金融结构可以应付这样的威胁，而一个危险型的结构却无法做到。
货币、思想和物质：心理文化枝节
货币是一种诗。
—华莱士·斯蒂芬森
借款者要付出双倍的代价。
——土耳其格言 |
凯恩斯对心理和情绪的重视使我们以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不清晰和不科学的方式去思考经济。这种狭隘的视野对忧郁的科学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
詹姆斯格兰特（1992年）在一本书中写道，信贷是头脑中的货币，尽管它不得不采取物质的形式。在耗费数十亿美元解救危机时，头脑中保持奇特估价的时间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长。
现代信用文化的起源可追溯到70年代初纸币与黄金的脱离。这种文化在1983~1989年的疯狂中渐渐发展起来，在1986~1992年的萧条中衰落，在1993年又重新发展起来。它的根源是基于流动资产永不停息的假设。总会有人愿意在明天从你手上以高于今天的价格买下过度高估的资产。来自信用倡导者的两个著名定理解释了这个观点。在70年代末，提倡向第三世界贷款的花旗银行主席沃尔特·瑞特森以“国家永远不会倒闭”（库兹涅斯基，1988年，p.5）来反驳怀疑论者。80年代的贷款商，垃圾债券的最高领导迈克尔·米尔肯在入狱前常争辩说，资本不是稀缺资源，资本是丰富的——稀缺仅仅是人们的想像而已（布鲁克，1988年，p.272）。
这种信用文化与19世纪的一位苏格兰银行家G.M.贝尔的描述迥然不同（马克思，1981年，p.679），他认为其同僚是比传教士更好的道德家：
金融建制是道德和宗教机构。年轻的商人是怎样由于经常担心他的银行家用警惕和审视的眼光注视自己而不加入放荡和奢侈的行列？他难道不为欺诈和撒谎而感到内疚，不害怕被怀疑之后他的银行家将限制或停止提供资金吗？难道这些友好的劝告不是比牧师更有价值吗？
马克思写道（1973年，p.232），“对金钱的崇拜包括了自身的禁欲主义、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即经济和节约，这是对世俗的短暂行乐的轻蔑……因此，英国的清教和荷兰的新教同赚钱之间就有了联系。”用凯恩斯的话说，是对黄金无法抗拒的渴求。
这种简朴令生活中充斥着商品的现代人感到惊奇——虽然货币受虐狂式的调整计划一点也不过时。另一方面，货币和宗教走到了一起——尤其是当货币以承诺形式而不以实物形式出现，也就是在货币成为信用（“信用”在拉丁语中的意思就是“我相信”）的时候。信用协议是双方诚意的表示：没有欺诈，双方都相信债务人将还本付息。这是对未来下注。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家的身上找不到这种神学上的微妙之处，他们甚至承认欺诈的可能性，并且不允许背离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
在历史上，对信用的过分想像常受到黄金的限制，这是一种让人一看就觉得它是“天然的货币”并且纯净得足以通神的金属。马克思（1973年，p.727）写道：
贷币体系本质上（以黄金为基础）是天主教徒，信用体系本质上是新教徒……商品的货币存在完全是其社会存在的根源。信仰起了很大作用。对货币价值的信仰体现了商品的内在精神，对生产方式及其必然趋势的信仰以及对生产的个体化的信仰则体现了自我定价壹本的人格化。但是，信用体系与货币体系基础的脱离不像新教与天主教脱离得那么远。
货币把神圣与世俗结合起来；美元上印着：“我们相信上帝”也就不奇怪了。
这种把高与低、物质与精神的结合，足以把一个金融专业的学生变成弗洛伊德。按照传统的心理分析，货币是黄金，而黄金是经过转化的废物，即肛门的象征。虽然这种观点目前很普遍，但90年前的读者却会认为这是个令人惊讶的话题。弗洛伊德（1908年）在注意到“有序、顽固和节俭”这个三位一体的特征之后，就开始写关于肛门特性的文章。弗洛伊德认为这种不太神圣的三位一体——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标志——是来自于对肛门及其产物的本能兴趣。弗洛伊德说，有序使人“形成条件反射，能判断什么是不干净的、恶心的而不应是身体的一部分”。而顽固则体现了幼儿在被命令把凳子扔掉时的不情愿。
而节俭的本能根源也许是最有趣的。弗洛伊德注意到，货币与俗话和俚语中的污秽物之间有丰富的联系。在英语中有表示“铜臭”和“利欲熏心”的词语。在一些传说中，“魔鬼给他情妇的金子在他离开后变成了粪便……我们还听说过寻宝与排便之间的联系，而且每个人都熟悉德语中‘挥霍者’的形象。事实上，甚至古老的巴比伦教义中也说过金子是'地狱之粪便最后，弗洛伊德认为，“可能是人们所知道的最贵重的东西与最不值钱的东西之间的对比……导致了粪便与金子之间的特殊联系。”
弗洛伊德的早期追随者——主要是亚柏拉罕、富雷兹和琼斯——在大师的光辉照耀下沿袭着这条肛门之路。对金钱的积累就是以极大的快感保留粪便的变相冲动，而生产商品则是排泄粪便在精神上的派生。用富雷兹（1976年）的话讲，金钱是“能发光的无味、脱水的污秽物”[20]。
在心理上把污物与金钱等同起来是由社会地位较低的前现代银行家们提出的。通过使用跟粪便无关的推理方法，货币学家乔格·斯迈尔（1978年，p.221）认为，“货币作为一种工具，与各种特定的结果无关，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人们关注的核心以及划分阶级的标准，而这些与个人的或特定的目标是无关的”。斯迈尔举的例子包括：罗马和雅典的奴隶在释放后成了银行家，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西班牙的摩尔人和遍及欧洲的胡格诺教徒、教友会信徒以及犹太人都是如此。在80年后再读斯迈尔的书，一个人会思忖这样的问题：银行业的社会声誉是如何随着信用的发展而提高的？
即：它是如何从黄金中发展演化出来的？诺曼·O·布朗不是最流行的作家，但他发现弗洛伊德的正统学说中存在缺陷。他对货币的分析既有神圣的方式也有非神圣的方式。对布朗（1985年，p.297）而言，货币和宗教是对身体突变的抽象。不论是否为了金子和财富，这种抽象都是“对生命和身体的否定……体内的生命转化为物质越多，所剩的生命就越少，物质积累的不断增加代表着生命损失的不断增加”。
布朗认为，交换关系充满了罪恶，债权-债务人的关系充满了施虐和受虐狂。在这一点上，布朗同意内兹克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残忍的体系”，并且“放贷者享受着残忍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内兹克，1967年，第2篇；现代的解释确定了债务与施虐和受虐及宗教的关系；“债券”向债务人强加了被称为“契约”的规则）。古时候的债主“能对债务人的身体进行随意的侮辱和酷刑；例如，从身体上割除与债务相等的部分”。债主可以“享受对弱小者发泄的权力，包括色情的猥亵”。内兹克可能尝试过这些享乐。
对布朗来说，债务是由现在对以往所支付的病态贡品（当然，后现代的我们常有意或无意地看到信用是盗用未来的一种方式）。但作为崇拜身体的人，布朗仍反对把需求抽象化了的古老的心理分析方式。作为早期的分析家，保罗·斯克德尔（1976年）——他曾为在心理分析方面的欠缺而歉疚——认为：“当一个人通览了心理分析的大部分著作后，他不会认为一个人之所以吃东西是因为饥饿以及需要食物来维持生命，而会认为吃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偷偷满足口头欲望的方法……斯利伯尔曾说过……按照心理分析的观点……多瑙河……只不过是尿和体液的象征。”
类似地，布朗认为：与社会力量的化身相比，黄金更是一种精神崇拜。他所认为的有钱人是不分阶级、种族、国籍和性别的。对马克思而言，黄金因为体现了人类的劳动而具有价值，它作为所有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价值来自于生产它们所付出的劳动。但市场关系的匿名特性以及数学特性把生产和交换的社会性质隐藏在货币的面纱下面。与心理分析缺乏理论类似，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缺乏对支持这种虚饰的热情的理解。一系列完全不同于黄金所带来的热情随着信用的出现而产生了。
布朗说，货币的某些方面是“要把世界进行数学化，这是现代科学的固有特性”。但现代科学已经把货币数学化了。除了悲观主义和拜金主义，货币的脱水污物的功能几乎被遗忘了。甚至纸币也越来越少——只占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10%左右，大多数货币都过着幽灵般的电子生活。
货币的无形化使人们摈弃了令人感到罪恶的对肛门的施虐和受虐。这种摈弃在80年代狂热情绪控制了金融的时候达到顶峰；在90年代初这种情绪有所回升，但在90年代中期又下降了。在心理上对肛门理论的完全或不完全的抛弃，体现了文化和社会的转型，这也使得美国的保守分子很苦恼。资本主义取代了家长式权力体制，受罪恶驱使的强迫狂越来越少，但产生了比黄金与父系时代更多的饥渴的自恋狂。今天的消费者像自恋狂一样，对积累财产的兴趣没有对购买行为本身的兴趣大[21]。一个人追求的是更原始、更易变且永不满足的胃口——而不是对肛门的有罪的偏执，或是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清教徒本性。与干涩的、坚硬的、固定的和“阳刚的”黄金的光彩相对应，现在的信用货币看起来是多变的、流动的和“阴柔的”[22]。
传统的精神病患者在于渴求看似危险的或被禁止的欲望，而现在的自恋狂抱怨的是不与任何特定事物相关的空虚、隔阂以及多变的狂热与紧张情绪。用乔尔·克弗尔（1980年）的话说，虽然外表正常，但多数自恋狂“不能与他人快速有效地就一个计划或目标达成一致”。
根据克弗尔的观点，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就开始了的家庭生活方式的转变首先给了我们家长式权力主义的人格类型，而后又被现代和后现代的自恋类型所代替。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意味着社会生活的范围扩展了——交通和通讯使人们更加机动并能了解他们外界的生活——或者缩小了，因为核心家庭是工作之外的生活中心。在19世纪的某个时期，“童年”被定义为一个人在一生中受到保护和享受特权的阶段。
克弗尔认为，这种围绕着儿童而由父亲控制的生活越来越被国家、中介和商品的与日俱增的力量所渗透。按其新名词的说法，家庭变得非社会化。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制度而不是经验。与新泽西的生活有关的决定常常是由在东京的主管所控制；与巴西的生活有关的决定是由米兰作出的。家庭已不再是抵御外界的屏障，也不再是无情世界里的天堂。
这种右翼观点的分析呼吁回到不可能受欢迎的家长制时代。抛开家庭政治学，我们很想知道资本主义是如何在新的个性类型中幸存下来的。一方面，这个体系，尤其是它的美国模式，依靠消费信贷而运转；但另一方面，金融体系不能与它的结果无限地存在下去。政策决策者可以采取货币主义措施，但系统在长期是否能在经济上和心理上经受得住却并不清楚。抛开货币主义思维的企图只能导致怪异的空洞繁荣、投机的泡沫和不负责任的气氛。而遵循货币主义思维的企图将引起经济的停滞和普遍的愤恨。这是理解明斯基的自相矛盾的另一途径。
马克思
如詹姆斯·科罗特所说的，凯恩斯主义以牺牲生产为代价而强调金融，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生产而以牺牲金融为代价；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是根本，金融是派生现象，这是正统学说的翻版[23]。尽管这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一个基本正确的描述，但对马克思本人并不正确。虽然马克思对金融的论著大多是不完整和不完善的，但它们都很有启示，而且很明显他把金融作为分析的核心[24]。
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金融理论持有敬仰之情，但多数情况下是被曲解了。究其根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鲁道夫·希法亭和他的著作《金融资本》所投下的阴影。该书包含了很多过时的、容易误导人们的错误，有时甚至错误连篇。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希法亭（1981年，p.137）宣称利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而且利率的变动对债券交易商来说也是令人振奋的[25]。既然股票市场与实际经济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像希法亭那种认为企业所有权的改变不会影响产量的观点（pp.135，141）显然也是荒谬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兼并可以说从根本上影响了现实经济。他提出了支付利息将有损利润，最终将有损投资的观点，他还提出了利率的变化对经济周期将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pp.286~287）。这两个“观点”被现代经验完全换弃掉了。然而，他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断言工业界将与金融界联姻，垄断将取代竞争，高关税将取代自由贸易。这种“英国体制”（现在称为以股票市场为中心的“盎格鲁-美利坚”资本主义体制）早已成为昨日黄花，江河日下了（p.293）；因此银行必将占据制高点，成为主角。投机和金融危机只是过去不完善的资本主义的产物（pp.292、294）[26]。
如果仅看最近盎格鲁-美利坚体制的影响正在向第三世界扩散，及以银行为中心的德国和日本经济都不景气这些现象，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即：将来是股票市场的天下。
社会分析家们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总希望将其局部的经验、近期的经验运用到无限的预测中。但历史的潮流与希法亭是背道而驰的，目前还没有资料可以显示他是正确的。金融资本与实际资本，股东与经理的关系越走越近，但绝不是变得极端复杂，他们总是可以被区分出来的。
希法亭的错误超越了理论范畴，他在1923年及1928~1929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财政部长时，在政治上也犯了不少错误。他在首任期间面临着通货膨胀，他极为倡导金本位制度。在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的时期，提出如此古老的理论虽然不可想像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第二任期间，德国经济面临大滑坡，3年间失业率从7%上升到30%。当萧条的迹象尚未显露时，希法亭倡导节约——削减预算，增加税收，同时又抵制各种通货膨胀的隐患（达利特和赫恩，1985年）。尽管希法亭不必因萧条而横遭指责，但他对资本主义金融正统学说——凯恩斯在英国所说的“财政的观点”——的忠诚是社会主义者所不能原谅的，并且进一步证明了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者与最为挑剔的芝加哥学派人士都同样地会受到蒙蔽。
货币和权力
马克思关于货币和信用的有关理论在很多方面，像货币和经济的不可分割性、货币的政治属性（以及市场与国家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信用在打破资本积累的障碍中所起的作用等都值得我们研究。
与主流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认为货币理论与生产理论是不可分割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交换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得货币。货币的存在是以一整套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为前提，并服务于该社会关系。这种观点不仅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上看是有意义的，而且从马克思的角度以及广义的政治角度上看都是有意义的。“个人在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同时，又行使着社会的一些权力”（马克思，1973年，p.157）。像“权力”、“联系”这类词在主流经济学课本中是罕见的。
在市场被当作“人类固有权力的伊甸园，快乐的惟一王国”（马克思，1977年，p.280）的幻觉背后，是尖锐对立的现实。货币既不是古典理论所谓的中性润滑剂，也不是凯恩斯所谓的具有政治上的中性。它从本质上说是权力和责任：资本家如果不能把产品变成货币，那么他将破产；工人如果不能将其劳动变成货币，他将挨饿。正如尼戈利（1991年，p.31）在一次非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货币只有一个面孔，它就是老板”。马丁·斯柯斯在谈论他的电影《赌博》时说：“要想赚钱你就必须付出血汗，越想多赚，付出的也必须越多”（卫拉布，1995年）[27]。斯柯斯和尼戈利认为是正确的观点肯定是与传统经济学理论格格不入的。传统经济学创建的模型掩盖了血汗和老板。
作为具有鲜明政治性的货币和信用，不仅使得资本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并迫使劳动者出卖劳动力，而且对国家和政府的各项事务也具有调节作用。马克思强调，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倡导无国界的货币，但货币必须靠国家来保证，信用也应当按某种形式进行支配。货币是很传统的。黄金和联邦储备票据并非天生具备魔力，各种形式的货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均认同它们，一些强有力的垄断者（像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各种形式的货币的最终担保人，否则一切都将不存在[28]。
信用也是社会强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工人更加逆来顺受，他们不太可能罢工，也很少制造政治上的麻烦。他们需要货币以便度日，中产阶层以下的人可以说都是挣扎在贫困线上。众多由国家发起的诸如失业保险、最低工资以及就业保证等旨在扶贫的措施，只可能在产业阶层很强大时方能生效。但对于资本家来说，即便在劳动力非常紧张的时刻，他们仍然希望保持一定数量的失业人数。近二十年来，货币的作用被深化了，但仍有一些凯恩斯的忠实信徒不愿放弃这些观点。
货币与危机
仅仅因为生产与货币不可分割并不意味着这两者可合二为一。实际上，马克思先于凯恩斯认识到：生产和销售的分离是危机的根源，并以此作为对萨伊定理的明确否定。货币可能带来时间或储藏两方面的问题：时间方面的问题是指由于一种商品的销售总是滞后于它的生产，因而它将面临销售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的风险，以致吞噬投资者的预期利润；储藏方面的问题是指：由于货币是一种“不会消失的商品”（马克思，1973年，pp.149、198200），因而消费者的收入可能不会被完全消费掉，而是被闲置了。
单纯的纸币和银行券的确在19世纪的危机中消失了，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最不会消失的货币形式是黄金。按照常理，现代危机将使人们抛掉各种形式的货币而转向国库券。但事实上，当现代的危机发生时，被凯恩斯戏称为货币的“原始遗迹”的黄金便大受青睐。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危机的到来将使他们抛出本国的货币，不是去持有黄金，而是去持有美元。经济的萧条势必带来对美元的需求，当然这种需求是那些有能力获得美钞的富人的需求。
储藏现金的精确意义没有它看起来的那么明显。凯恩斯认为只要是以货币为形式，而不是以长期投资工具（如股票、债券）形式保存的资金就可以看成是现金储藏。但现代货币储藏的方式多是以短期投资工具（像货币市场基金、国库券）等形式存在。因此，现金储藏者进行储藏的目的不是将它消费掉，而是等待时机以最终进入金融流通领域。进入金融流通领域购买股票或债券的货币几乎毫无例外地进入了股票或债券原来持有人的腰包，而不是证券发行人手中。由此可见，进入金融流通领域的钱越多，花在购买实物上的钱就越少，因而商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越大。
先不考虑这些复杂情况，可归结为一点的是，即购买者不愿花钱消费将导致经济萎缩。正是由于货币及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存在，投资者才能方便而安全地从实物市场撤资。
正如货币不能游离于生产和交换环节而独立存在一样，信用也不能从“实际”经济中独立出来，它外表的独立实际上反映了其本质的不独立。“它们是相互作用的，生产的发展扩大了对信用的需求，而信用又反过来扩大了工商业的发展”（马克思，1981年，p.612）。可从以下角度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企业借钱投资或收购其他公司；企业借钱买原材料及部件；企业为顾客提供信用（商业信用）和个人贷款进行消费等。所有这些利用信用的行为使得生产和消费扩展到了一个仅凭当前收入所不能企及的极限规模。
除了这些借款方对信用有需求外，资本家及资金拥有者也想使他们的货币收益更高。来自生产的盈余推动了信用供给。这种信用体制使得各种形式的资本可以互相替代；它加速了各种财富间向流动性最强的货币的转变——“总财富的物质表现”（马克思，1973年，p.233）——并使原本不能增值的货币转变成了可以获利的资本。从这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对储蓄优于投资还是投资优于储蓄的争论都是不完全的，这两种活动是相互依赖的。
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消费不足论者早就指出，有限的购买力是资本主义永恒的矛盾。“所有危机的最终原因通常是贫困大众的有限消费。在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驱动面前，似乎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它们的极限”（马克思，1973年，p.615）。尽管理论上并不总是这样概括消费信用，还是可以被设想为一个帮助资本克服其扩张障碍的现代例子。马克思说，对生产者提供信用，将使其生产能力提高到不顾消费极限的地步；而对消费者提供信用，将提高消费极限，同时给资金借出方一个使资金增值的机会，否则他们的资金只能闲置。
信用通过把企业和个人推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来提高他们的极限值。在某种情况下，这个体系一旦稍受到冲击，所借的债务就有可能无法偿还。因此华尔街就有一种说法：“成也杠杆，败也杠杆”。当然，认为信用导致了危机的产生是不确切的，这种冲击通常是债务人收入的断流，信用体系是危机发生和传播的中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危机通常表现为金融恐慌，而这种恐慌又促使了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最近这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例子就是1929年股票市场的动荡，这场动荡可谓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和大萧条。对这场危机较为流行的解释认为破产成风是萧条的原因，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种解释是没有根据的。信用起着使股票保持高价位的作用，而且还能将生产能力提高到超过消费极限的水平。危机破坏了这个极限，使投资变得无利可图，债务无法偿还，而费希尔式通货紧缩就形成了。
当然，今天并不存在费希尔式通货紧缩；但代价高昂的金融抢救并非只限于美国。实际上目前美国对银行与储蓄和贷款协会的抢救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灾难相比还算是小的。据估计，美国的损失及抢救费用每年占GDP的3%。相比之下，挪威占4%，瑞典占6%，芬兰占8%（数据取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班牙以17%的比例高居全球之冠（1977~1985年）。总共约2/3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在1980~1986年经历过不同程度的信用危机。这类危机都被很好地控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危机就不重要或很罕见。实际上，一些分析家认为过去25年所发生的银行危机无论从频率还是规模上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古德斯汀和特纳，1996年）。
大崩溃不会再发生的理论存在一个重要例外。正如彭尼·斯坎内利（1992年）所说的，在80年代债务危机时，发达国家依旧欣欣向荣，而发展中国家都在遭受着经济的倒退。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机远甚于发达国家。它们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占GDP总值的10%~25%。对于那些无力处理危机的国家，它们的经济经历了费希尔所说的萧条。
但发达国家成功的抢救经验向人们展示出，马克思严重地低估了国家的力量。他说，“允许一个银行，比如英格兰银行给那些缺乏纸钞的企业支付货币，并以他们过去的名义价格来购买贬值的商品”仍不能避免危机。中央银行和政府其实无需如此大动干戈，他们只需谨慎地进行监督，几十亿美元的拯救就会起作用（在80年代，谨慎监督原则被扔在一边，但90年代却多多少少地恢复了，除了少数例外）。
另外，信用已经扩展了很多东西的自然极限。当新的极限又要到达时，危机的威胁就开始显现了。当贷款建造的购物中心发现不能产生经济效益时，储蓄和贷款协会的灾难就要发生了（且不说纯粹的欺骗、有可卡因和女招待的游艇聚会、储蓄银行的经理将资金挪用作为自己收集艺术品了）；公司收购时发生的垃圾债券危机和重组那些曾受资金支持的垃圾债券被认为是危险性因素。在这种意义上的货币与实际情况是有冲突的，但由于最终信托公司和艾伦·格林斯潘的出谋划策，这些危机不像60年前那样能普遍化。没有人敢说一切都会永远如此，但这可以算是资本主义政府管理的一次主要创新。近二十五年来以投资和生产的低速增长以及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为特征的美国经济，就是该体系对总以政治救世主自居的一种报复。但是，把那种慢性腐烂状态称作危机可能是错误的，至少以马克思的眼光来看是这样的，因为“没有永恒的危机”（马克思，1968年，p.497）。
信用、意识与超越
社会和政治事实表明，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在引导生产方面作用甚微，股票市场对实际投资的影响更小。除了资金的借出方能从中获利外，社会并不会因此而获得任何好处。正如马克思（1963年，p.212）所说的：资金的借出方就像穷人一样，只能依赖于国家的收入而生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他们对社会毫无贡献，资金提供者只不过是"受人尊敬的乞丐”[29]。
马克思（1981年，pp.483~484）也曾经引用过莱姆斯的一句话：一个国家越富，将有越多的人成为资金的借出方，“在古老而富有的国度里，属于那些自己不愿意直接投资的人的资本占整个社会股票总数的比例要比穷人区的比例大得多”。马克思认为，这些资金持有人的财富不断增长从长期来看必将使利率下调。但事实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
作为众商品主宰的货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了经济的主角，因为获得货币就可以获得“衣服、武器、珠宝、美女和美酒等”[30]。当然，19世纪的大亨们喜好金钱，同时他们也把实物资本（像钢铁工厂、洲际铁路）视为引以自豪的资本。这些偏好现在看来似乎很奇怪，因为现代大款们对有价证券更是情有独钟。马克思（1971年，pp.454~539）精辟地写道：资本的优越性在于，它使利润（利息）看上去不过像是过程的产物，它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资本能使“钱生钱”的性质就像“树要生长一样”自然。
从工业主导向金融主导的转变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已是大势所趋，如果你观察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无论是荷兰还是英国，无论是美国还是亚洲）以及资本中心地位的演变，你将发现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这种转变的速度似乎正在加快，日本从工业强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仅花了一代人的时间。
对于金融意识很强的人来说，他们是意识不到生产过程的。不仅对统治阶级如此，对有些被统治者也是如此。对很多后现代文化理论家来说，阶级只是在生产占主导的时期才有效而目前已是过时了的概念，他们把当今世界看成是在消费领域中形成的一种认同感和欲望。安德鲁·罗斯（1988年，引自霍克，1996年，p.8）解释道：“资本，或我们想像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东西的魔影”[31]。资本成了虚构，成了想像的产物，而不是真实的社会关系。这样所有的冲突对抗都消失了，货币不是具有威胁力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欲望和自由的象征。毫不奇怪，这种论调来自资本后院的知识分子，奇怪的是，它还影响了其对手。散布这些欲望的各种形式（广告、公关等）自身成了学习的主要目标，掩盖了财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卫道士们的工作简化了。生息资本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游刃有余地解释，资本是生产过程中独立的价值来源，因而能像工人取得工资一样取得利润。利息，特别是复利，“就像恶魔一样宣称整个世界都理应是它的牺牲品，其本来的合法要求从未得到过满足，并经常被神秘的命运所挫败”（马克思，1971年，p.456）。对于那些企图改变或废除信用却不想涉及资产阶级生产力的变革者们来说，这一切都是舍本求末的行为。资本能产生利息的一面是资本的社会性的表现，而不是高于或远离了社会性，因此马克思认为，“废除了利息和生息资本，就意味着废除了资本主义本身。”
没有利息，资本主义也将不复存在，但信用和利息却早于资本主义而存在。受人诅咒的高利贷行为就是古代信用和利息的形式。高利贷主宰了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随着敛财的加剧，也加速了它的灭亡。相比之下，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信用行为是服从于生产的（马克思，1971年，p.531）。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是那么正确了，货币需求的地位似乎超过了生产，占据了首要位置。这可以从富国所制定的政策（打着要抑制通货膨胀的幌子，其实是要压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略见一斑。信用系统不像是要刺激经济的发展，恰恰相反，它日益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
当然，把这一切归咎于制定政策者的情感显然是有失偏颇的。随着经济的不断成熟和出借方资金的不断积累，家庭作坊似的小企业将被面向公众的大公司所代替。在资本市场上：
资本的所有特殊形式，无论投资于生产还是流通的专门领域，其区别都将消失。这一切都存在于千篇一律、毫无二样的货币之中……在这里，资本也的确会像各类普通资本一样在供求的压力下产生合并，但这最终都是受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们以一种有别于实际生产的方式的压力所致（马克思，1981年，pp.490~491）。
现代的有产者阶层主要是通过创造和交易对财富和他人劳动的要求权而形成的。
现代企业的所有者贡献了什么呢？马克思所认识的“联合股份”公司，以及我们所谓的为数不多的现代大公司，不像传统的资产阶级那样自己经营，去挣得某种类似于管理的工资以及部分利润，如今，经理们获得了一份较高的工资，但利润进了局外人（非管理人员）的腰包。当然，管理人员的工资应当看成是利润的一部分，但与股东收益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
人们很容易把这种关系贬低为“寄生”，但并不全是这样。“社会形成的资本以利息为中心，但以一种中性和超然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的经济功能以企业利润为中心，但抛弃了一些特殊的资本主义特性”（马克思，1981年，pp.506~507）。那就是说，资金的出借方获得了类似于利润的利息，其本质是股利，经理们由于管理公司获得了像工人工资一样的收入而不是股票那样的收入[32]。把利润传统地看作管理人员工资的19世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0世纪后期，股东很少参与管理，但他们的地位绝不能小视。
现代的老板工资相当高：一份研究表明，1995年大公司总裁的工资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212倍（达夫，1996年）。相比之下，在1965年这一比例只有44倍。但单纯作为经理角色的工资不可能这么高。总裁们的工资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他们能逃避决策失败的责任。同时，越来越多的高职业水准的经理们开始为股东卖命，“资产阶级似乎成了多余的人”。马克思说，通过合作，工人能像资本家那样雇佣经理（马克思，pp.511~512）。
信用的快速增长使得没有资本的企业家能使用他人的资本。对于其净资产只是狡猾地聚集起来的唐纳德·特朗普，大众杂志还撰文吹嘘他多么地富有，马克思写道：“某些人所拥有的实际资本，或公众均认定即将成为他的实际资本，现在成了信用的最基本结构。”对于用工人们节省的钱为自己牟利的现代养老金经理，他写道：“投机商是以社会财产，而不是其自有财产作赌注。同样，认为资本的来源是储蓄的观点也是荒谬的，因为投机者要求的是让别人为他存钱”（马克思，1981年，p.570）。
马克思认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特征的责任替换链条，无论是对该制度的发展还是对更好的可能性的开辟都是必要的。
但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没收财富采取了相反的由少数人没收社会财富的形式。而信用则只是赋予这些人单纯的冒险家特征。由于所有权现在以股份形式存在，它的运动和转变就成了股票交易的结果。在股票交易中，小鱼掉进了鲨鱼口中，羊羔掉进了狼群。互相持股的体系已经与旧体制存在矛盾。旧体制下的社会生产资料将归结为个人财产。但向股份形式的转变仍然是资产阶级的障碍。这种转变非但没有解决作为社会特性方面的财富与作为个人特性方面的财产之间的对立，反而从新的角度又发展了这种对立。没有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方式，联合持股不可能形成；没有信用体制，联合持股也是不可能形成的。由于这种信用体制，形成了由资本主义私人作坊向资本主义共同持股的公司转变的主要基础，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使联合持股公司逐渐心展到全国范围。资本主义共同持股公司以及合作企业可视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只是一个从反方向，而另一个从正方向而已（马克思，1981年，pp.571~572）。
在这篇节选的开头，马克思似乎在描述19世纪中期现代企业形式的金融恐慌，这一切又在当今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中重复。而在第一世界里，一切都显得更有秩序。但马克思的精髓之处在于，他指出公司提供了社会生产可以从作坊式生产中游离出来的佐证。换句话说，现代公司表明，生产可以克服时间和空间限制，将数以千计彼此独立的工人联系起来。当然，这种组织决非是由少数几个所有者和经理经营并为他们自身服务的，因为这些人的社会作用对企业的经营来说是外围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灭亡”（马克思，1981年，p.572）。
随着公司资本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形式，最终将使得资本家的所有权失去社会作用。实际上，共同持股公司中实现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在现代信用市场充分发展的刺激下，已经成为发展的强大动力：
信用对超量生产和过量投机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再生产过程的本质是富有弹性的，但现在却几乎到了弹性的极限。这是由于大量原本不属于其所有者的资金被用到了再生产上。这些人不会像资金所有人那样反复掂量其资本后再进行投资。其结果将表明，由于信用体制的存在，资本生产的极限一次次被打破。还是由于信用体制才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这一切都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赋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任务。同时，信用又激化了矛盾和危机，这将促使旧的生产模式解体。可见，信用体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刺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加大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加速了社会财富的聚集。另一方面，它促使了社会向新的生产方式转换。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性的存在，才给予了那些支持信用的人一些有利的佐证（ibid，pp.572~573）。
当代的反兼并、反一体化人士——那些在以旧金山为基地的国际全球化论坛（IFG）中的人，以及在其周围的人（亨伍德，1996年a；1996年b）——似乎对这些资本的社会化的意义不感兴趣，对以何种比例组织社会产品也没有感觉[33]。不错，大跨国公司即使在经济上不算过大，在社会和政治上是可能过大的，但维持一个工业社会而又不使其具备公司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认为，公司资本主义包含了超越自身的可能，只要在巨大而可持续的规模上组织生产，同时又使其所有者在社会意义上退化就行。温和地说，这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过时了，但却很值得重新发掘。就其将公司解释为包含了后资本主义未来的种子而言，对那种组织形式的分析是十分需要的——不仅为了解释更是为了转变。
注释
[1] 凯恩斯的参考书，若无特别说明均指《凯恩斯著作集》，简写为《著作集》及卷号与页码。《通论》是第三卷，其页码编排与流行的哈可特·布雷特编码一致。
[2] 产品由生产过程的费用来衡量，而企业的收入又是来源于生产。尽管以资产为比例的资本收益可能像个人的收入，但对于用来统计全国总产值及其组成的方法（NIPA）来说，它们是不存在的。
[3] 后凯恩斯理论是凯恩斯核心论和右翼货币理论的随机组合，后凯恩斯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琼罗宾逊所谓的“伪凯恩斯主义”（该理论修正了凯恩斯的一些激进思想，把凯恩斯主义下降到一个违反经济规律的工具的程度）。尤其是在通过税收减免以及增加消费鼓励财政赤字，以达到抵抗萧条的做法上更是进行了驳斥。后凯恩斯主义强调财政稳定和为保证充分就业，而使投资处于某一水平的重要性。后凯恩斯主义不相信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调节到最优。相反，市场经常失败，价格给投资者的信号不都是正确的，缜密的计划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原设想大相径庭。相比之下，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通常是出清的（即：供给与需求是均衡的，买方双方均能获得满足），价格所发出的信号是准确的，时间除了在短期外是不具有理论意义的。无论是极端的支持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像保尔·大卫），还是那些综合了凯恩斯和马克思理论的经济学家，都是属于偏左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之列。
[4] 固定资本包括大部分机器设备和厂房、营业资本、在制品以及存货（凯恩斯《著作集》V，p.116）。
[5] 注意利率仅仅影响投资的商品市场。凯恩斯曾精辟地说过，借款而进行的金融消费是如此的“不正常”，以致于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著作集》V，p.238）。现在它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无限年代的备忘录，在1996年的第一季度，除抵押贷款外的消费信贷在美国总共达到了1.1万亿美元，家庭抵押贷款为3.4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中都是不可忽略的。
[6] 当我在1994年的一个展望利率的研讨会上提出这一论点时，阿兰·华尔特—一个撒切尔思想的追随者立刻提出表示反对我使用美国也作为美货币总量的选择，“不，不，不”，他说道，“你应当使用M0！”一个古老的理论可能很有效。一些由国际清算银行所进行的关于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那些有关货币导致通胀的结论是由于其中包含了那些高通胀国家的结果。如果将这些特殊点去掉，这种关系将完全消失。多数情况下，极端的通胀与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央行大规模发钞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在战争、社会动荡等非常极端的条件之下。换句话说，在富国的通常情况下，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
[7] 当然，在现实世界当中，对于不同期限以及不同的风险的贷款具有不同的贷款利率。当谈及某一加利率时是指在某一确切时刻某一种类的利率，凯恩斯使用货本边际收益率只具有修辞意义。
[8]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任何被称为“本质”的东西都是那些保留现状的东西。米尔顿富莱顿引进了失业的本质的思想。在他1967年在美国经济联盟的就职演讲中，他认为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使得失业低于正常水平，但通胀却是不可避免的（富莱顿，1968年b）。
[9] 或者正如华尔街所流传的那样：牛市里，持有现金就等于持有一堆垃圾。
[10] 这种描述适用于许多市场，而不仅仅是股票市场。最近25年来石油价格给我们上了堂什么样的课呢？长期的石油前景是每桶3美元还是30美元？这些价格有没有反映石油是一种有限资源呢？
[11] 当然，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将本哈姆的影响归结为竞争市场体系进化的需求的思想是很错误的。
[12] 说“货币曲轴”，我是指那些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债务和利息，而忽视利润的重要性的人。
[13] 这种思想在70年代风行全巴黎。在《生产的镜子》一文中，巴基拉德在1975年做过一个类似的论断。
[14] 作为主要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之一的波尔·大卫在听到我对公司利润的下降将导致公司实际投资的下降的论断时说道，赢利的下降是错误的货币政策的结果。
[15] 弗里德与凯恩斯的理论都被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一些技术修正。正如精神分析学成为精神卫生学的分支一样，凯恩斯主义成为了经济周期管理的工具。
[16] 因特网上有很多关于后凯恩斯思想这个论题的资料，网址为http://csf.colorado.edu/mail/p,kt/index.html。参见1995年4月~6月的文献。
[17] 这段省略了有关货币与信用的区别的论述，类似省略在本书出现了好几处。狭义地说，货币是最终用于清算债务的工具，在认为只有黄金是货币，而纸币以及其他千奇百怪的金融工具只是信用的世界里，货币与信用的区别是固定的。但在黄金退居二线，纸币及电子交易流行的世界里，其区别就很难体现。通常我们认为国债是货币，但它们是由联储资产所支持的联储债务。货币账户只占了美国最狭义的货币供应量M1的1/3。支票是一个信用工具。传统上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大多数货币形式体现了银行体系之间的债务关系。货币市场资金就类似于银行存款。对于硬通货的核心来说，这是超现实的，但它们认为黄金是货币本质的观点仍然是受社会，习俗的困扰。在高一层次中，“金属主义者”喜好黄金是因为黄金是货币的惟一形式，而不依赖于债务的产生。但如果没有债务的话，资本主义经济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债务比黄金对资本主义经济更有作用。
[18] 正当我在校订此书时，明斯基逝世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很难想像，二战以后的几十年当中还有其他经济学家对经济作了如此大的贡献，却默默无闻。
[19] “旁自”一词起源于由查里仕·旁自发明的一种著名的金融骗术游戏。该游戏承诺给投资者以较高的回报，但第一轮的回报是从第二轮的投入中获得，第二轮的回报从第三轮的投入中获得，等等，总有一天你的投入将不足以付出。这样整个游戏也就结束了。主流经济学家有时反对明斯基使用这一术语，认为公司融资使用这种术语很不合适。但对我来说，这是恰到好处的。
[20] 研究现代“金属主义者”的人都知道他们对黄金的执著的背后存在着很深的势利，他们鄙视像纸币之类的货币，认为纸币缺乏稀有金属那贵族般的社会地位。从经济意义上说，他们喜爱朴素，排斥会阻碍繁荣的金本位制，以及会使繁荣难以为继的松散的货币政策。尽管这是符合经济观点的，但社会心理学又是另一回事，尽管黄金比粪便稀缺，但两者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区别的。
[21] 或者像斯利特在1979年的歌曲中所写的“花钱、花钱、花钱”：“我需要一些新东西/一些琐碎的东西即可/我需要这来满足空虚的感情。”
[22] 毫无疑问，性别的对比反映了传统观念。
[23] 即便是像安华·莎克这样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非常重视金融的作用。对于莎克来说，股票回报率的易变性不是西勒提出的过激反应模型造成的，但这是实际经济发展的真实反应，对新公司的投资收益更是如此。莎克说，影响是单方向的，即：从现实经济到金融。金融对现实经济基本没有太大影响。莎克无法给我们提供一个机制来证明此观点。他可以预测边际利润，但现实经济的投资者没有一个人用他的方法进行计算。他的模型其实与华尔街的近期预测方法没有两样。当然，分析冢在事前这样做，而经济学家则是事后再做。
[24] 这一中心的例子是：“我从历史调查中排除了西斯蒙第，因为一个对他态度的批评属于我处置实际资本运动的范畴”（马克思，1971年，p.53）。
[25] 这种观点不仅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最终是受价值规律的调节（而包含于商品中的相对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交换的一切），而利率只受市场竞争状况的调节（尽管广义上认为利率还受传统因素、文化因素以及中央银行政策的影响）。当竞争决定利率时，这种决定从本质上说是随机的，只有那些痴心妄想的人才会希望从这种随机的资料中寻找某种必然性。
[26] 即使在最困惑的时刻他也不忘进行预测。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前几天，他还预测纳粹分子不会掌权。
[27] 这种货币观逐渐被后人所摈弃，像邓肯·夫利在给德·布鲁柯夫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的货币观》一文作序时指出：马克思对货币的描述停留在“前模型”时代，因而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一系列模型之中是完全有必要的。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如果我们把货币的支配他人的属性与货币的劳动性结合起来是否能推导出马克思主义模型呢？
[28] 即使是在金本位盛行的19世纪，金融体制的最终调节机构是英国海军支撑的英格兰银行。
[29] 马克思反对将收入和资本混淆，资本是一种能产生利润的现金流，而收入则不是。从雇主的角度来看，给能创造财富的雇员发放的工资是一种资本。因为他们能够创造出多于他们工资的财富；从老板的角度来看，工人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如果你听不顺耳，那么去谴责资本主义制度吧！但不要诅骂马克思）。但对于乞丐和资金出借者，他们除了消费以外是不能为他们所获的收入创造财富的。
[30] 很多后现代主义者对把资本主义称为是一种制度持怀疑态度。因为货币是财富的一般形式，且具有内格利所称的“政治”作用，它将各个部分（商品、服务、自然物甚至生命）变为单一系统中的可兑换的成分。
[31] 罗斯似乎在后来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因为最近更热衷于实物资产的研究而不是虚幻的金融资产。
[32] 实际上马克思也预测到了米歇尔·金森提出的庞大的管理机构将吃掉股东的收益。“除了一些必要的管理人员外，若再增加管理和监督人员，那么这种管理和监督实质上是向股东掠夺的借口”（马克思，1981年，p.514）。
[33] 国际全球化论坛受杜格·汤普金斯以及埃斯普里特·克罗斯因的资助。汤普金斯在第三世界分化中以及通过对国内工人的剥削而发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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