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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2010)
生平
生于边境、走向柏林(1871—1899年)
传奇人物来历不凡,与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截然不同。似乎从天而降,既非在波兰,也非在德国,而是在边境,非法从东往西穿越,这位18岁的女革命者于1889年春,作为一位社会主义活动家,坐着干草车,偷偷经过层层关卡,踏入了这个世界。这就是传奇人物的诞生。
这个人物的出生日期存在争议,人们通常认为是1871年3月5日。出生地是当时隶属俄国的小城扎莫什奇。小姑娘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开始叫罗莎莉,后来叫罗塞塔,又叫罗莎。她的家庭属于解放了的、身份上升的小资产阶级犹太教徒。她的父亲是木材商人艾里阿什·卢森堡,母亲丽娜娘家姓勒温施坦因。他们在1873年阖家迁往华沙。5岁时,罗莎莉患病,不利于行走,遵医嘱用石膏加以固定。整整一年,她都困在床上;影响行走的疾患还是留下了后遗症。肇因是传染病还是一出生就存在的骨骼疾病,这并不清楚。医学上的后果是一长串或多或少都不成功的治疗,因为那时候的整形外科还远未发展起来;社交上的后果是可以预料的其他孩子的嘲笑,以及对交际和习俗的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的根本上的陌生。这个未来的国际主义者和普世主义者没有形成什么对自己的根的特别的归属感;不仅自身的经历,而且欧洲犹太教强烈的启蒙传统让她终生都同形形色色的族群意识、等级特殊主义和民族主义保持适当的距离。1880年6月中旬,她进入了华沙第二女子中学就读。上课用俄语进行,在家则说波兰语。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大多数革命者一样,作为学生,罗莎·卢森堡是努力和用功的。大众在想象中认为,他们肯定要和老师们起冲突,以便将来改变社会,但是她当时却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当然,学校里的摩擦传言在多年以后还是影响到她。毕竟她在16岁的年纪就加入了“无产阶级”小组,很快在学生中间进行社会主义的也是非法的煽动。干草车将她带出祖国,因为局势对她来说越来越紧张,在家乡受到的监控越来越严密;然后她到了苏黎世,1890年她在那里注册进入大学的哲学系学习。
当时我深深相信,“生活”,“真正的”生活,离我是那么遥远,在高高的屋顶之外。我一直在追随着它,但是它总是躲藏在某个屋顶的后面。
[1]
在那里,她遇见了自己的终生伴侣列奥(勒夫)·约吉希斯,他比她大4岁,是一个热情似火而又严肃认真的革命者,来自立陶宛的维尔纳。他背叛了自己巨富的犹太父母,自1885年起就参加了工人运动。同俄国著名的“联盟”
[2]
类似,当时也有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联合的各种组织,或多或少都与“民粹主义者”有关,属于与工人友好的、倾向社会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潮流组织,表现出禁欲主义的姿态和完美的理想主义。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所属的一个民粹主义组织1887年对沙皇实施了一次暗杀行动。列宁的哥哥因为参与行动而被处以死刑。卢森堡当时同持这种政治倾向的人一起在斗争中形成的观点,后来使她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生冲突:国家问题,工人同农民的关系(是从属还是同盟,理想状态应当是什么样?),国家形式问题,党内组织结构问题都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约吉希斯当时在苏黎世也叫“梯什卡”,像罗莎·卢森堡一样,1893年投身于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组建当中。
卢森堡参与党刊《工人事业》的编辑工作,为《向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国-波兰的社会民主运动的状况和进展的报告》撰稿。在这份早期文献中,她就表明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因为她反对将波兰独立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纲领之一,主要是由于更多地考虑到组织上和内容上的关系权衡:“首先,真的接受有问题的要求会对组织关系产生负面作用。一旦波兰社会党人提出自己的特殊纲领,对德国和奥地利党总部的从属关系就再也不可能存在了。”(W1/1,第23页)这是策略上的考虑;她也称之为战略考虑:“当前,波兰无产阶级——不考虑无产阶级共同的民族性——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她指的是俄国、波兰、德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共同的政治组织属于过去,最好也能存在于未来。但是,当前进行的政治斗争只能从当前的现状来考虑,因此,必须提出三个不同的纲领,由三个不同的斗争组织来领导。一个目前要想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之下统一所有三个国家的波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很明显,这样的纲领不会适合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也就是说,这个政党必须要忽视所有三国的政治环境”(同前书,第24页及下页)。她以这些话批评自己的第一对手∶那些将社会和民族纲领统一在一起的人,他们以“社会爱国者”的名字很快成为欧洲极端左翼最喜欢的敌人。
罗莎·卢森堡以这种方式找到评判和论战的路径,同时,她还在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和公法学,这两门学科都是当时社会科学的王牌学科。除此之外,一大家子人也通过书信来参与教育。家里人所担忧的事情——姐姐安娜闹独立、妈妈生病——这个年轻的学者都像透过一层玻璃幕墙一样很快就知道了。这种亲密联系对兄弟姐妹们来说是生活的中心,但是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只是她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个侧面,除此之外,还有学术生涯、同约吉希斯的复杂的情侣关系、党的工作……1897年她获得了国家科学博士荣誉,导师是奥地利人尤利斯·沃尔夫教授。沃尔夫教授绝对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觉得这个年轻女孩天资卓绝,支持给她优等成绩毕业。罗莎·卢森堡的博士毕业论文研究波兰的工业发展。在前言当中,她自觉地阐述道,她的发现,“对西方读者来说,兴趣颇大”,她阐明,对治理国土的政治家来说,“波兰问题只有根据波兰人民的经济生活及其发展趋势”才能“得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有些地方也直接指出了政治性质”(W1/1,第115页),人们应当想到这是讽刺性地指出了波兰人的柔顺驯服。在众多的统计数字和不厌其烦的发展描述之后,这篇论文最后热烈宣告了沙皇主义的垮台:“我们相信,俄国政府、波兰资产阶级和波兰民族主义者在同等程度上都是盲目的,波兰和俄国的资本主义融合过程还有重要的辩证的一方面,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过程本身造成了这样一个时刻: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利益同绝对统治形式产生冲突,沙皇统治由于自身的行为而走向灭亡。”(同前书,第210页)绝对主义的独裁统治的灭亡还不是这项研究所预见的一切:“此外,资本主义发展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着这样的时刻前进:在沙皇帝国,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同资本的统治不相适应,在有计划的、合作社式生产的基础上,一种新的社会体系进入了私人商品经济当中。”(同前书,第210页及下页)进行发展描述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预言,这对罗莎·卢森堡来说还远远不够。事物的进程“以不可阻断的趋势”前进,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应当对其进行加速,如果对此有所期望的话。因此,她只是匆忙前往巴黎庆祝博士毕业,也必须很快忘却母亲的逝世(事实上她处理得很好,痛苦在她这里转瞬即逝),随即开始认真工作,建造不可阻挡的大洪水到来时所需要的诺亚方舟:她积极地进行政治活动,表现为法律形式上的和其他方面的个人大事的决定和实施,这些措施将造成进一步的影响。首先,她采取了复杂的婚姻家庭关系,以便巩固自己的法律地位:1898年4月,她和古斯塔夫·吕贝克假结婚。古斯塔夫4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之子,卢森堡曾为其父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秘书工作。由此,她加入了德国籍,5月中旬迁往柏林,1898年7月,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前往西里西亚进行巡回宣传(布雷斯劳、里格尼茨和戈尔登贝格)。不久后她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西里西亚的议会选举结束了长期以来不可分割的天主教中央党的统治,封建残余的“血缘关系”松动了,“空气净化”开始了。但是,在这一时期,这位女职业革命家就提醒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考虑工作必须要超出选举动员的具体的迫切的目标,“更加困难的部分”是借助宣传材料进行启蒙活动,这也更加重要,要借助党的报纸来予以解决。这里跳动着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热血,新闻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当中,自从其创始人马克思以来就始终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再到毛泽东和胡志明,都是如此。在上西里西亚农村的宣传鼓动活动对罗莎·卢森堡来说,主要具有实验室测试功能:因为识字率低以及教会和大地主的权力未中断,那里的环境是极其不利的,在那里能够办到的事情,那么到哪里都能成功了。
老吕贝克的第三个儿子古斯塔夫是被推举出来做罗莎的配偶的。他根本不想有这样的婚姻,对此表示反抗,但是圈中人都知道,他的母亲奥林匹亚非常严厉,她的孩子们没有哪个敢于反抗她的专制。因此,古斯塔夫没有对罗莎置之不理,而是二人一起去了民政局。
[3]
[1]
罗莎·卢森堡在给卡尔·考茨基和路易莎·考茨基的未注明日期的信中谈到自己在华沙的童年生活,引自Hirsch,第12页
[2]
Bund,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
[3]
卡尔·考茨基关于罗莎·卢森堡同古斯塔夫·吕贝克结婚的介绍,引自考茨基:《回忆和探索》,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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