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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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 ——恩格斯 |
一、历史唯物主义概念
马克思接下来要在布鲁塞尔度过三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偏僻的城市，这是一个在1830年才独立的、正迅速工业化的国家的首都，它拥有天主教保守派的政府，又有自由派的反对声音。比利时有点像政治逃难者的避风港，因为它比欧洲大陆的任何其他国家有着更大的言论自由。马克思到了这里，笔记本里记着燕妮写的一连串的指令：孩子们的房间和他研究的地方要“极为简陋”；厨房根本不必布置，燕妮会亲自置办，床和衣物也是这样。她最后写道，“剩下的事情我留给我们高贵的保护者做聪明的判断，我留下的惟一请求是对一些橱柜给予特别关照；它们在一位家庭主妇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都是极其有价值的东西，永远不能被忽视。那些书籍怎样储存才好呢？阿门！”[1]一开始不可能找到满意的租住处。燕妮大约在马克思到达的10天后到达，他们一家在布索瓦尼客居了1个月。接着搬到了弗莱里格拉特以前的住处，后者将前往瑞士。后来，5月份他们在城市东边说佛兰德语的乡村阿莱思斯租了一套小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年多。
燕妮在到布鲁塞尔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的母亲就把自己的女仆海伦·德穆特派过来，她是特利尔附近村庄一位有经验的、年轻的面包师的女儿，当时25岁，从十一二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威斯特华伦家。虽然不常被人们提及，但她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着这个家庭，直到马克思逝世。[2]马克思首先在得到居住许可证方面遇到了麻烦。比利时当局害怕他出版发行《前进报》的新版本，普鲁士警察机关也施加了压力。马克思不得不给当局出示他已签了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协约的证明，并声明在他等稿费期间将一直靠妻子的钱财生活。在写了一份保证放弃所有的政治活动之后，他才被允许居住下来。1845年10月，马克思想移居美国，因此甚至向特利尔市长提出了申请。当时普鲁士警察机关一直要求引渡，马克思只好在1845年12月放弃了普鲁士国籍。
虽然如此，在布鲁塞尔的几年很可能是马克思一家从未有过的快乐时光。他们有令人满意的收入来源——在巴黎卖掉家具和衣物后的所得和马克思为要出版的书收到的提前支付1 500法郎的版税。此外，一得知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恩格斯和赫斯、卢格一起进行了筹集募捐，“以便按共产主义方式让我们大家分担你因此而支出的意外费用”[3]。这次筹集到了近1 000法郎，主要是从莱茵地区的朋友那里募到的。此外，恩格斯还把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版税给了马克思。恩格斯也搬到了布鲁塞尔，他租的房子紧挨着马克思一家，很快赫斯和他的妻子希比拉也搬到了恩格斯的隔壁。希比拉当起了马克思孩子们的“阿姨”。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朋友圈子，其中包括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卡尔·海因茨。燕妮愉快地记得晚上他们一起在城市的一家快乐的咖啡店里度过的时光。[4]约瑟夫·魏德迈，一位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炮兵军官，马克思终生的朋友，描绘了1846初他们的一次旅行：“我们疯一样地玩，马克思、魏特林、马克思的妻弟和我深夜打牌，魏特林第一个困了。马克思和我在沙发上消磨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我们和他的妻子与妻弟一起，用想象中的最愉快的方式四处漫步。清晨我们到了一家咖啡店，接着我们乘火车到达附近的威勒沃尔德（Villeworde）村庄，在那里吃了午饭。我们尽情玩耍之后，乘最后一班火车回来。”[5]
这些活动只不过是长期紧张脑力劳动期间的休息。在离开巴黎的那一天，马克思就已经与达姆施塔特市的进步的出版商卡尔·列斯凯签了协约，要写一部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1845年夏天完成。关于经济学的著作毫无疑问是《巴黎手稿》的再创作。马克思写出了政治学这部分目录的草稿，一半内容都表明他打算通过对自由国家制度（这种国家制度被看作通向国家和市民社会消亡的一个阶段）的详细批判，同时继续探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的主题。[6]恩格斯甚至在马克思离开巴黎之前就敦促他完成这本书，因为“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 [7]。马克思收到许多询问和鼓励他的信件。恩格斯甚至在《新道德世界》上宣布这本书正在付梓之中。[8]恩格斯正呆在巴门父母的家里完成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在与莱茵地区社会主义者的密切接触中，制定了一系列的出版计划。其中有两项马克思答应合作：一个是对弗里德里希·里斯特的批判，他是视保护性关税为一种确保德国经济发展手段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再一个是用带有一篇批判性的导言来翻译从傅立叶、欧文、毛勒和圣西门开始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系列著作。但是这两项计划中哪一项都没有完成。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位草率研究问题的人。在布鲁塞尔的头几个月，他埋头于国家图书馆阅读法国有关经济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竭力更为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决定历史总进程的因素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多种可能性等问题。
恩格斯后来说，当他4月初移居到布鲁塞尔的时候，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即‘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作者）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9]。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他写道，马克思在1845年春就已经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10]。这一时期，马克思保留下来的惟一的文字是著名的十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它被恩格斯公正地称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1]。从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首次阅读费尔巴哈著作开始，他从来就不是完全毫无批判地接受它。但是不论是在《巴黎手稿》中，还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都只是赞扬了费尔巴哈“真正的人道主义”。现在由于对经济学的日益关注，他从费尔巴哈静止的和非历史的立场中脱离出来，已经不再是紧跟费尔巴哈的学生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概略地写出了在几个月之后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论证的思想纲要。不论依据任何标准，《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通过批判费尔巴哈这一青年黑格尔派中最“世俗性”的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12]，即梳理了从1841年博士论文而来的发展过程。
提纲第一条包含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批判的本质：“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1]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3]在第二条中，马克思概述了他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4]在第三个论题中，马克思指出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缺陷，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正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15]接下来的一条，马克思断言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解释宗教存在的原因，而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16]。最后，最为著名的一条说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著名的第十一条：Dic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eskommt darauf an，sie zu verandern．译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3个月后，恩格斯到来，他和马克思“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18]。对恩格斯而言，形成了大部头的《英国社会的历史》；对马克思而言，诞生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年7月，他们两人花了六个星期去英国旅行。从接下来的马克思给他的出版商的一封信来看，这次旅行完全是为他的书作考察。[19]他们在曼彻斯特花了大部分时间在老切特姆图书馆阅读诸如配第、图克、库伯、托马斯和科贝特等作家的经济学著作。时隔很久，恩格斯仍然愉快地回忆道；“小楼凸窗处的方形斜面桌……这是我们二十四年前曾坐过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个位置，因为那里有彩色玻璃，阳光始终充足。”[20]打道回府时，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呆了几天，在那里他们会见了宪章派领导人乔治·朱利安·哈尼，一位最有影响的工人阶级报纸《北极星》的编辑。恩格斯还把马克思介绍给了伦敦的德国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与他们的接触成为马克思下一年精力投放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还一起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国家团体领导人的聚会，讨论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民主协会，这就是1845年9月成立的兄弟民主党。[21]
马克思离开英国期间，燕妮在特利尔母亲家里住了两个月。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劳拉将在9月底出生。为了陪伴孤独的母亲，燕妮尽力延长在母亲家住的时间。马克思从英国回来的路上，燕妮给他在信中写道：
这个小屋必须租。无论如何，在冬天，太多的房间是不必要的。在楼上完成主要的事情之后，我会又下楼。因而你可以在你现在的书房睡觉，并在那间大休息室支起帐篷，好吗？这样，就听不到孩子们在楼下的噪音。你在楼上不受打搅，在安静的时候我也能和你待在一起，我们可以将这个房间安排得很有条理。无论如何，只要可能，就应该在那间房里安装一个好的复式暖炉。那是布鲁尔（Breuer）[22]的事情，因为没有人会租一间不可能取暖的房子……其他事情我以后会想到……[23]
一从英国回来，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学研究就中断了，因为他决定要写一篇文章，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提出明确的批判。在一封给列斯凯解释的信中，他写道：“……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24]《神圣家族》并没有完成这个愿望：它是在马克思完成自己系统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之前写成的。而且，鲍威尔已经出版了回应《神圣家族》的著述，它把马克思恩格斯标识为“费尔巴哈式的教条主义者” [25]；1844年11月，另一位青年黑格尔哲学家，麦克斯·施蒂纳，已经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部有着非常的威力和吸引力的无政府主义的存在主义的著作，它认为压迫人类的一切力量，不论是宗教还是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是虚幻之物，人们应该通过拒绝任何牺牲自我的形式，通过沉浸于意识到的自我中把自己从这些虚幻之物中解放出来。[26]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学生自然是施蒂纳强烈批判的对象。《德意志意识形态》因此被首要地认为是澄清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之间分歧的著作，并且也首要地被认为是最终论述青年黑格尔派最近的和最后的唯心主义（鲍威尔的“纯粹的批判”和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表现的著作。
这部著作于1845年9月底开始写作，开头是对费尔巴哈的详细批判——“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27]，中间插有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至1846年4月底，批判已经扩展为一部大部头著作，准备用自己的版权出版。书稿由魏德迈带到了德国，他在1846年的前几个月一直与马克思一家在一起。然而，关于费尔巴哈的部分一直没有完成。事实上，这一部分包含有费尔巴哈的内容非常非常少。第二部分论述了德国当前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它只有100页左右，书稿1846年8月被废弃了。[28]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没有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由嘲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上的狂妄自大开始，把他们描述为“绝对精神的腐烂”，其特征是：
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国家产生了，但是立刻又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比起来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在它面前狄亚多希的斗争简直微不足道。在瞬息间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在1842年至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所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
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思想的领域中发生的。[29]
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思想的领域中发生的。[29]
这一主要部分接着分为三个部分：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对比中阐述了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方法；把这一方法应用于分析历史；对社会现状及其最近的将来——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作了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开头叙述了他们的总的立场，鉴于这是他们首次明确表达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所以值得长段引述：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0]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0]
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写道：“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31]他们揭示了分工如何导致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然后导致了工业从商业中的分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接着他们概括总结了与分工阶段相对应的所有制的不同阶段：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他们的结论，如下：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2]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33]
马克思恩格斯接下来重新阐述了他们的总方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3]，并揭示了分工导致了自由财产的出现。它如何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阶级斗争和建立起政治结构：
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然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证明的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些阶级既然已经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就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群中分离开来，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由此可见，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34]
马克思恩格斯接着论述了问题的“前提”，并对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哲学思想本身是革命的产物这种思想进行了再次批判。相反的是：
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35]
在详细阐述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这部著作接着用一个段落又特别地转到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拿樱桃树（它由于商业的原因被植入欧洲）作为例子，指出事物数量的扩大不能仅仅依靠“观察”进行理解，而必须被理解为社会发展、工业和商业的结果。然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36]。任何思想都不具有永远的、客观的有效性。它们随着变化着的社会一经济关系而变化，结果“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7]。
接下来是关于分工部分的详细论述，尤其是中世纪的分工以及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接着的一部分叙述了分工对国家发展形式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它已经宣布：“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8]这种“现实的运动”区别于以往的一切运动，因为：
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39]
建立共产主义的关键性因素是消除劳动分工。但是马克思在这里给出的惟一的例子是原始共产主义方面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40]
至少，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是清楚的。这部分结尾写道：
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迄今都表现为某种整体）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41]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述布鲁诺·鲍威尔的这一部分是非常简短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经论述过鲍威尔的思想了，所以在这里他只是用几页重述了“批判的批判”的完全贫乏，驳斥了鲍威尔对费尔巴哈的攻击。
但是，关于施蒂纳的这一部分却比《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有其他部分的总和还要多得多。施蒂纳的著作刚开始出版时，恩格斯认为它包含着可以作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积极因素，但是马克思很快就打消了他的任何这类想法的幻想。[42]马克思计划在1844年12月写一篇批判施蒂纳的文章，但是这一计划由于他被逐出巴黎和《前进报》的被查封打乱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和恩格斯自然不遗余力：对“圣施蒂纳”（正如他们所称呼的）的批判在长度上与令人厌倦的施蒂纳本人的著作相当，并轻易地超过了它。[43]施蒂纳的著作偶然有天才的火花，但是它（完全正确地）已被描述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后产物；它把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观方面推向了逻辑的顶点，这样的描述就过多地堕入了仅仅是文字游戏和无谓的细微分析的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批判的中心之处是；施蒂纳用利己主义从根本上来反对利他主义，这种观点是肤浅的：
那些有时间从事历史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他们的突出的地方正在于：只有他们才发现了“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他们知道，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因此，我们在这儿见到的不是黑格尔式的对立面的“否定统一”，而是过去的由物质决定的个人生存方式由物质所决定的消灭，随着这种生存方式的消灭，这种对立连同它的统一也同时跟着消灭。[44]
相应地，施蒂纳观点的正当性就不那么不充分了：
如果像霍布斯等人那样，承认权力是法的基础，那末法。法律等等只不过是其他关系（它们是国家权力的基础）的一种征兆，一种表现。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45]
在这部著作的临结尾处，还有一些对劳动组织的评论，这被施蒂纳抨击为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独裁主义的提法，因为分工的真正消除意味着每个人都将不得不做所有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回应道：他们并不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46]。
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47]
但这些段落只是他们感兴趣的另外一种极为激烈论战的短暂休息。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有一个非常具有时代性的主题，即被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为当时德国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思想家都知道的德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是对费尔巴哈讨论的实际应用，因为大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受到他思想的强烈影响，而且还同意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费尔巴哈的人的“真正的”、真实的本质（它存在于采取对他人的无私态度）被嫁接到了法国社会主义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自由的思想已经过时了，由此他们要求直接实现人“真正的”本质。因此，他们拒绝参加任何为争取“资产阶级”权利的斗争。他们的集会包含许多道德化的和情感的东西，而这，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不利于对历史进行合理的分析。他们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人的精神太空……和德国人的心灵太空中的变形而已” [48]。在德国这样一个滞后的国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用对人类的普遍的爱取代革命的热情，并不可避免地主要去依靠懦弱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包含在三个评论篇章中。第一个是批判丁一篇匿名文章，该文鼓吹德国费尔巴哈和赫斯的哲学社会主义，以此反对法国共产主义的粗陋性质，并认为人道主义是二者的结合。第二个评论篇章批判了卡尔·格律恩，他是费尔巴哈的亲密学生，马克思早先大学时的朋友。马克思后来提到他，称他为“德国哲学的一位教师，有一个超过我的优点，即他本人对德国哲学一无所知” [49]。格律恩没有抓住法国社会主义者本质之处（甚至在他剽窃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专注于一些“人的”消费的模糊不清的概念，以此反对研究真正的生产关系。第三个短的篇章论述了库尔曼博士，他根本不是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冒牌的弥赛亚式共产主义的瑞士传教士。
《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这一部分是马克思著作最为核心的部分之一。以当时流行的较低水平的社会主义者的著述和思想看来，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马克思后来从未如此长篇地、如此细致地叙述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今天，它仍然是具有信服力和明晰性的一部杰作。但是它在近一个世纪中不为人知。
从1846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为给《德意志意识形态》找出版商做了巨大努力。魏德迈、赫斯与雷姆佩尔、迈耶尔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谈判，后两者都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商人，他们同情真正的社会主义，已同意出必需的钱；马克思、恩格斯至少同6个其他有希望成交的出版商交涉过；手稿被寄往科伦，甚至要被分成几个部分单独进行出版。两位作者一直到1847年都在努力，但是只有关于格律恩的那篇短的评论发表了。这一失败是由于严格的书报检查条例和出版激进著作会带来严重财政风险所造成的，虽然马克思认为拒绝出版是由于出版商反对他的思想。[50]以此，后来马克思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51]。事实上，这部得以保留下来的手稿确实留有大量的老鼠牙齿的痕迹。马克思仍然疯狂地继续著述他的《政治经济学》[52]。他的出版商列斯凯已经威胁说要取消协约。马克思适时地答应了第一卷将在11月底完成。但是与蒲鲁东的论战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列斯凯因此在1847年2月取消了协约，虽然他仍然在努力完成这一著作——直到1871年！
二、魏特林和蒲鲁东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了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根本区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阐明了他们与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现在他们则注意把自己新得到的见解推向当时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左翼团体，以“在整体上把欧洲无产阶级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争取过来”[53]。布鲁塞尔是一个建立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联系的理想的、有利的地方，因为它地处与巴黎、伦敦（这些地方是德国工人移民最大的聚居区）和科伦（莱茵省的首府，德国最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省份）构成的三角形地带的中间。在布鲁塞尔，一群极有才华的德国流放者很快就开始聚集在了马克思的周围。旅途中，来自巴黎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一路陪伴着马克思，他是一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曾为《莱茵报》撰稿，在巴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在他们到达之后的上午，马克思坚持认为他们应该访问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这位诗人曾因效力于普鲁士政府被《莱茵报》抨击过，后来普鲁士政府仍然由于他写了激进作品驱逐了他。[54]这是一次令人推心置腹的会面，弗莱里格拉特发现马克思是“一位有趣的朋友，令人愉快而且谦逊”。[55]通过弗莱里格拉特和德国律师卡尔·迈因茨，马克思同比利时民主党领导人，特别是同律西安·若兰特和波兰被驱逐领导人列韦尔见了面，还会见了菲利浦·日果，一位在政府内务部工作的年轻的比利时古淡水生物学家。[56]德国人中与马克思有着亲密联系的有：塞巴斯提安·载勒尔，他原先是《莱茵报》的瑞士撰稿人，在布鲁塞尔组织了一个左翼新闻机构；海尔曼·克利盖，一位新闻工作者，魏特林的学生；威廉·沃尔弗，1846年由于在西里西亚对农民宣传共产主义而逃避追捕，他直接从西里西亚来，出入意料地出现在了马克思家的门口；格奥尔格·维尔特，德国商业公司的代表，虽然才刚二十几岁，但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了。燕妮的性情多变但令人喜爱的弟弟埃德加尔，在西里西亚的机构里有一个临时性的工作，也加入了这个团体。斯蒂凡·波尔恩还拜访了马克思，他是一位年轻的排字工人，在1848年革命中起了核心性作用。
马克思一家在布索瓦尼的旅店做了短暂的停留之后（他告诉魏德迈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57]，搬到了布鲁塞尔南部郊区的伊克塞勒。在这里，马克思的第一个儿子，命定多病的埃德加尔出生了。马克思的经济境况越来越困难了，迫不得已向海尔维格和安年柯夫写了几封求援信。他费力地从在科伦的毕尔格尔斯、还从妻弟那里弄到了一笔贷款，但是境况只是在1848年初他的母亲给了他一笔相当可观的继承财产的预付款之后才有所好转。[58]燕妮由于布鲁塞尔给她提供了家务之外的开拓眼界的机会而非常高兴。
在德国[他们一住在那里燕妮就写信给马克思]，有个孩子仍然是一件很大的荣耀，饭锅和针黹仍然带来尊敬。而且，对整天把时间花在洗刷、缝补和教育孩子上，人们也有一种应尽责任的满足感。但是，当这些老一套的事情不再视为责任和荣耀等等时，当人们都取得进步，以至于他们甚至将这类旧的表现都看作过时的东西时……从那时开始，他们就会感到对这些生活中的小责任没有太多冲动。他们想亲自享受、参与和体验人类的幸福。[59]
斯蒂凡·波尔恩在大约五十年后的回忆录中对他在1847年晚些时候拜访马克思的情景做了如下记述：
我看到他居住在一所非常俭朴——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布鲁塞尔郊区的房子中。他友好地接待了我，问了我成功地做思想宣传的经历，赞扬了我反对海因茨的小册子；他的妻子也加入我们，友好地欢迎我……我很少看到如此幸福的婚姻，共同承担欢乐和痛苦（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后者），所有的苦恼都在有意识的、完全的相互依赖中化解了。此外，我很少能看到女性能像马克思夫人这样不论在外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显得这么好，这么即刻地使人着迷。她满头金发，孩子们（当时还都小）像父亲一样，黑发，黑色的眼睛。马克思的母亲住在特利尔，资助着这个家庭的开支，虽然这位作家的笔触毫无疑问要去发现更伟大的事物……[60]
在布鲁塞尔之后，马克思几乎没有再发展亲密的友情；他在布鲁塞尔发展或得到加强的这些友情，大部分都保持了终生。
甚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了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工作，恩格斯和日果在其中发挥了最积极的作用。这个通讯委员会是所有后来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雏形。它被设想为在欧洲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融合、相结合的途径。马克思如此描述它的目标：
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述[3]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61]
这个通讯委员会以及它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第一次政治实践的尝试。委员会的建立可以说明围绕当时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两种争论。第一种（魏特林主张的）是要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论战运用到实际的政治中；第二种（蒲鲁东主张的）在20世纪的持续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蒲鲁东的追随者在第一国际中尤为活跃。
魏特林是法国军官和洗衣店女工的私生子。在他沉浸于法国社会主义者著作期间，是作为一位巡回裁缝谋生。他的第一本书《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是应正义者同盟的要求，写于1838年。他在瑞士的宣传很有效果，在那里的被监禁提高了他的声望，给他以殉道者的光环。因此，在1844年到达伦敦时，他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1845年间，他的传道士风格、阐述自己思想的类似宗教性的术语、马上革命的要求、巴贝夫独裁式的建议以及由囚禁造成的明显的心理创伤：所有这些方面都由于疏远大多数在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他们认为他的方法不具有现实性）而结束了。[62]在1846年初回到这片大陆的途中，魏特林在布鲁塞尔停下了，新成立的通讯委员会邀请他到马克思的房间里参加讨论。当时出席的人中，有恩格斯、日果、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魏德迈、载勒尔、新闻工作者海尔堡以及特邀的富有的俄国旅游者巴维尔·安年柯夫（他是马克思在巴黎时认识的）。[63]魏特林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英俊的金发[4]年轻人，着装雅致，留着迷人的、整齐的小胡须——他极像是一位商业旅行者，而不像是我原先想着要遇见的严肃的、苦难的工人”。安年柯夫接着写道：
我们随意地互相介绍了自己，但是极为恭敬地提及了魏特林。我们坐在一张绿色的小桌旁。马克思坐在桌子的尽头，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他狮子一样的头微屈在一页纸的上方；恩格斯，这位宣传工作中工人的同伴和同志（他把二者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高大笔挺，英国人一样地高贵严肃，首先开始了发言。他谈道，有必要向那些全身心转化自己劳动的人们解释他们的观点并就此达成一个普遍的、可以成为缺少时间和机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所有追隨者的旗帜性学说。恩格斯发言还没有完，马克思抬起了头，转向魏特林，说道：“告诉我们，魏特林，你在德国的宣传制造了这么大的声音：你证明自己行动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将来你打算把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唐突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热烈讨论的开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非常简短。魏特林似乎想在通常的自由谈话的气氛中继续讨论。他用一种严肃的、有点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他的目标不是要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用那些非常正确的理论（正如法国实践所表明的）打开工人们的视野，看到他们的令人恐怖的境况和一切不合理现象（它已成为压迫工人的统治者的和社会的笺言），教给他们根本不要再去相信统治者的任何承诺，而只有依靠自己，以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团体形式组织起来。他说了很长时间，但是令我震惊的是，与恩格斯相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表达混乱，很不好，不时地重复、纠正、最后艰难地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要么得出来的太迟了，要么在命题陈述之前就得出来了。现在与他的听众完全不同于通常由于他的著作聚集在他的周围或读他的有关当代经济体制的报纸或小册子的那些人：因此他的思维和发言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生气地制止了他，并且自己开始了回答的话，魏特林很可能会继续谈下去的。
马克思嘲讽的发言摘要如下：为了不给人们的行动以任何坚定的、深思熟虑的理由而唤醒他们，就要完全地欺骗他们。马克思继续说道，正如刚才提到的，无法实现的希望的发生只能导致受苦者最终的毁灭，而不是他们的得救。唤醒工人如果没有一种严格科学的思想或建设性的学说（尤其在德国），那么这就等于宣传空洞的、骗人的游戏，它一方面冒充为富有灵感的预言者，而另一方面只不过是裂开的肛门……魏特林苍白的脸缓和过来了，他恢复了生气，发言变得自如了。他用激动的声音充满感情地开始试图说明一个人以公正、团结和兄弟般互助的名义，把数百人集结在同一旗帜之下，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完全地徒劳、毫无意义。魏特林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今晚受到的攻击安慰自己，即他记得他收到的从自己的祖国各地寄来的数百封充满感激言辞的信，以及他认为自己谦逊的基础工作对共同事业可能比那些远离正在遭受和已经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思想的批判和重要分析更有意义。
一听到上面的这些话，马克思终于失去了控制，“砰”地一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桌上的灯剧烈地摇动起来。他“呼”地站起来，说道：“无知还从来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我们跟着他，离开了桌子。座谈结束了，当马克思异常焦躁、异常愤怒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匆忙离开了他和其他人回家了，我对自己刚才看到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64]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唐突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热烈讨论的开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非常简短。魏特林似乎想在通常的自由谈话的气氛中继续讨论。他用一种严肃的、有点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他的目标不是要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用那些非常正确的理论（正如法国实践所表明的）打开工人们的视野，看到他们的令人恐怖的境况和一切不合理现象（它已成为压迫工人的统治者的和社会的笺言），教给他们根本不要再去相信统治者的任何承诺，而只有依靠自己，以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团体形式组织起来。他说了很长时间，但是令我震惊的是，与恩格斯相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表达混乱，很不好，不时地重复、纠正、最后艰难地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要么得出来的太迟了，要么在命题陈述之前就得出来了。现在与他的听众完全不同于通常由于他的著作聚集在他的周围或读他的有关当代经济体制的报纸或小册子的那些人：因此他的思维和发言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生气地制止了他，并且自己开始了回答的话，魏特林很可能会继续谈下去的。
马克思嘲讽的发言摘要如下：为了不给人们的行动以任何坚定的、深思熟虑的理由而唤醒他们，就要完全地欺骗他们。马克思继续说道，正如刚才提到的，无法实现的希望的发生只能导致受苦者最终的毁灭，而不是他们的得救。唤醒工人如果没有一种严格科学的思想或建设性的学说（尤其在德国），那么这就等于宣传空洞的、骗人的游戏，它一方面冒充为富有灵感的预言者，而另一方面只不过是裂开的肛门……魏特林苍白的脸缓和过来了，他恢复了生气，发言变得自如了。他用激动的声音充满感情地开始试图说明一个人以公正、团结和兄弟般互助的名义，把数百人集结在同一旗帜之下，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完全地徒劳、毫无意义。魏特林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今晚受到的攻击安慰自己，即他记得他收到的从自己的祖国各地寄来的数百封充满感激言辞的信，以及他认为自己谦逊的基础工作对共同事业可能比那些远离正在遭受和已经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思想的批判和重要分析更有意义。
一听到上面的这些话，马克思终于失去了控制，“砰”地一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桌上的灯剧烈地摇动起来。他“呼”地站起来，说道：“无知还从来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我们跟着他，离开了桌子。座谈结束了，当马克思异常焦躁、异常愤怒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匆忙离开了他和其他人回家了，我对自己刚才看到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64]
这次讨论的第二天，魏特林写信给赫斯说：马克思坚持审查团体的成员；对马克思而言财政来源问题是最重要的（魏特林认为马克思是希望把他排除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计划之外）[65]；将不会有建立在感情呼吁基础上的宣传；最终“目前不可能谈论到实现共产主义；资产阶级一定首先成为舵手”。魏特林继续写道：“我认为马克思的脑袋只是一本好的百科全书，他并不是一个天才。他影响的原因在于其他人。有钱人在新闻出版方面支持他，仅此而已。”[66]
这并不是魏特林和马克思之间一切关系的结束；几个星期后，魏特林继续接受了马克思的一顿午餐。[67]但是马克思继续他的活动，发表通告反对海尔曼·克利盖。后者是一位年轻的威斯特伐利亚新闻工作者，他在去伦敦之前已经是布鲁塞尔团体的成员了，最后他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他办起了《人民论坛报》周刊。[68]克利盖的观点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中比魏特林的更具有代表性。马克思这篇论述详细的通告批判了克利盖的思想，认为这些思想“不是共产主义”：它们“幼稚而夸大”，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美洲的声誉”，而且“使他们的意志颓废”[69]。接下来的部分激烈地批判了克利盖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表述，他仅在一篇文章中用“爱”这个词就达25次，他天真地计划着要把美国的土地平分给每一个市民，其目标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70]。魏特林是通讯委员会成员中惟一反对这篇通告的人；他立刻离开布鲁塞尔前往卢森堡，几个月后应克利盖的邀请移到了纽约。这篇通告激起了相当的反对。关于魏特林，赫斯写信给马克思：“你不会感到奇怪，你使他简直发了疯。对整个事情我再也不想做什么；得罪一个人就足够了。”[71]一个星期后他写道，他自己是想“关于你的团体再也不想做什么”[72]。伦敦的共产主义者也强烈地反对这篇通告。
对克利盖的这种抨击显然只是很多这样的小册子中的一本，因为马克思后来写道：
同时，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儿，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73]
与此同时，马克思努力建立与巴黎的联系，那里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是蒲鲁东。作为一位法国思想家，他持的立场是奇特的，因为他有着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对于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立场，并不同意使巴黎难以向德国思想渗透的爱国主义的激进共和主义。1846年5月初，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说明了通讯委员会的目标，并邀请他担当委员会的巴黎通讯员，“至于法国，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74]。在信的附言中，马克思提醒蒲鲁东提防格律恩，说他是“骗子手……滥用自己结识的关系”[5]。日果和恩格斯也在信中写了附笔，说如果蒲鲁东能接受邀请，他们会非常高兴。蒲鲁东的回信可能让马克思很不高兴。他愿意参加马克思的计划，但是有一些保留：
如果你愿意，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社会的规律，寻找这些规律赖以实现的方式，寻找我们会成功发现这些规律的过程；但是，为了帮助格律恩，在摧毁了一切至高无上的教条主义之后，不要让我们反过来梦想着给人们灌输什么……我真诚地欢迎你们请人发表方方面面的意见；让我们进行友好而忠诚的辩论；让我们不要只是因为处于运动的悬前面而使自己成为新偏见的领导人，让我们不要成为新宗教的传播者，即使是一个富有逻辑的宗教、理性的宗教；让我们一起团结、鼓励一切意见不同的人，让我们拒绝一切的唯我独尊、一切神秘主义；让我们永远不要认为一个问题会详尽无遗地被阐述，当我们可能用完了我们最后的论据时，让我们再雄辩、嘲讽地重新开始，如果必要的话。在这些条件之下，我非常高兴地加入你们的组织。如果是其他任何情况，则——不！[75]
蒲鲁东继续写道，他不赞成马上进行革命行动，而倾向于“用火焰逐渐地灼烧财产，而不是制造一个财产所有者的圣巴塞洛缪之夜赋予它新的力量”。接着是一段嘲讽性的语言：“我亲爱的哲学家，这是我当前的想法；当然，除非我犯了错误，出现了让我接受你一顿鞭打的情况，这样，我会在等待报复的期间高兴地服从……”蒲鲁东最后基于以下理由为格律恩作了辩解：他为了给家庭挣钱而不得不使用“现代观念”；接着他说，除此之外，正是在格律恩的建议下，他正准备在他的下一本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副标题是“贫困的哲学”）中加上提及马克思著作的内容。马克思显然没有回答蒲鲁东，——除了以愤怒的形式抨击蒲鲁东一年之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的著作之外。在这篇回应文章中，马克思接受了蒲鲁东玩笑似的请他报复地“给予鞭笞”。
蒲鲁东的著作洋洋洒洒地写了两大卷，其信条是不破不立[destruamet aedificabo]，虽然前者远远多于后者。蒲鲁东满怀激情地抨击了宗教、学术界的经济学以及共产主义，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76]这本著作的思想在法国工人中非常受欢迎，德国安排了它的三个不同的译本，其中两本在1847年出版了，另外一个是格律恩负责的，恩格斯在巴黎曾花大量的时间批驳他的思想。马克思直到1846年的圣诞才得到蒲鲁东的书，当时他马上给安年柯夫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了他对书的印象。在信中，马克思清晰简明地把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实际地应用于蒲鲁东的思想。马克思批判的要点是蒲鲁东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因此他就诉诸于理性、正义这类永恒的概念。马克思写道：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这）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77]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这）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77]
然而，马克思的确认为蒲鲁东竭力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之间调和，所以他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78]。
这种批判在《哲学的贫困》的两部分中得到了详细阐述。第一部分叙述了价值理论，第二部分开始就批判了蒲鲁东的方法，末尾重要的一段论述了工人阶级运动。
马克思正是在一开始就批判了蒲鲁东的分析缺少精确的出发点。蒲鲁东的“辩证法”只不过是“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如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见，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两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骑士）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需求和供给”[79]。在这点上，蒲鲁东的目的是“为了以后能够引用他自己所去掉的各种要素中的一个要素（生产费用）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在他的心目中，生产费用就是这样构成综合价值或构成价值的”[80]。一件产品的“构成价值”，蒲鲁东意指“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81]。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学说并不是蒲鲁东的发明（如他自己宣称的那样），而是可以清楚地在李嘉图那里找到，他们之间的不同是“李嘉图的出发点是现存社会，以此向我们证明他如何构成价值；蒲鲁东是把构成的价值作为出发点，以此借着这种价值的帮助建构了一个新社会的世界”[82]。这样从这一学说中远不能得出“平均主义”的结论，这就意味着工资永远都是最低额。[83]因为蒲鲁东“把以下两种衡量的方法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他说：‘任何人的劳动都可以购买这种劳动所包含的价值’。因此按照他的说法，产品中所包含的一定劳动量和劳动者的报酬是相等的，即和劳动价值是相等的。根据同样的理由，他把生产费用和工资也混为一谈了”[84]。因此，“蒲鲁东先生用劳动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他就笼统地认为，既然劳动具有价值，是劳动商品，那就不能不把它置于这个共同的尺度之下。他预感到，这样说就是承认工资的最低额是直接劳动的自然的和正常的价格，因而也就是承认现代的社会制度。为了逃避这个倒霉的结论，他就掉转头来说，劳动不是商品，它不可能有价值。他忘了自己就曾经把劳动的价值当作尺度……”[85]进一步，蒲鲁东开始证明“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说明它和需要的真正关系[6]，所以在生产上花费时间最少的东西是最有直接效用的东西，并且可以依次类推”[86]。但是同一个论据却证明了“如果说因为最便宜的物品使用最广，因而这些物品就应当有最大的效用，这就是说，烧酒由于生产费用低廉而到处风行，这件事就是烧酒的效用最确凿的证明；这就是向无产者说，马铃薯比肉对他们更有益；这就是和现状妥协；结果，这就是和蒲鲁东先生一起为自己并不理解的社会进行辩护”[87]。
而在马克思来看来：“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88]蒲鲁东的设想抽象掉了需求、消费等的不同，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被迫陷入这样的境况：“……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89]总之，马克思宣称蒲鲁东远非第一个想到“把一切人都变成交换同等劳动量的直接劳动者这样的方法来改造社会”[90]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详细地引述了英国经济学家布雷著作中的观点，但他也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91]。接着马克思结束了著作第一章的头半部分，结尾论述了用劳动时间减少货币价值是不可能的，论述了蒲鲁东为了反对劳动创造剩余这种思想不得不假设现存的社会关系是不存在的。
在著作的第二部分，马克思抨击了蒲鲁东“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问题是想吓唬他们一下”[92]，并抨击了他对诸如正题、反题、合题虚假的解释性语言的运用。[93]接着马克思谴责蒲鲁东认为“现实的关系中知识……范畴的化身”，接着写下了著名的一段：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隨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94]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95]。但是资产阶级的学说同其他任何阶级的学说一样，是相对的；它即将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所取代。这种学说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当然只能是乌托邦的；
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7]，而是革命的科学了。[96]
蒲鲁东在对劳动分工的论述中也是有缺陷的，它不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样，竞争是18世纪最重要的产物，根本不存在“永恒的”范畴；土地所有权不是“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最后，马克思驳斥了蒲鲁东的这种观点，即认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罢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在著作的最后几页，马克思阐述了这一观点，其中包含了把无产阶级描述为本质上是革命的某种无政府主义者的宣告：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然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的统治呢？不是。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毀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97]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的统治呢？不是。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毀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97]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是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第一次公开发表和系统的论述，他在《资本论>>的序言中介绍了它。这还证明了马克思写小册子的巨大天赋，虽然蒲鲁东的著作毫无疑问是一个简单的批判对象。然而，尽管这部著作在布鲁塞尔和巴黎都出版了，但总共只印了800本，所以对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他不得不自己支付出版资金。蒲鲁东称这本书是“谩骂、歪曲和剽窃的罗列” [98]，作者是只“社会主义的绦虫”[99]。马克思认真对自己《哲学的贫困》作了注释，并很可能打算予以回应，但是因家事和1848年革命而搁置了。这是两个人极度辛辣论战的高峰。
蒲鲁东只是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吸收的几位巴黎社会主义者之一。而找其他几人也并没有更多的结果。与路易·勃朗有些简短的书信来往；艾韦贝克博士曾倡导以卡贝思想为基础的某种类型的和平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正义者同盟的存在下去的中坚力量。恩格斯在说服马克思一家与他一起在奥斯坦德呆两周之后，于1846年8月去了巴黎。他平时寄信到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报告他在德国工人中的宣传进展情况，他特别反对格律恩和蒲鲁东的弟子们。在巴黎一些主要的同业工会中，裁缝们仍然容易受到魏特林充满感情的基于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虽然魏特林本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因此，恩格斯努力吸收正义者同盟的残余分子为新成员（绝大部分成员是工匠协会的），逐渐给他们灌输某种形式明确的共产主义。到10月底，恩格斯寄到布鲁塞尔的报告说，他的新成员当时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说法，这包括：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私有财产，以及寻求促进民主革命的途径。然而，意识形态的胜利并不十分重要，因为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继续写道：“亲眼看到这场风波的上述那一伙人，是将近二十个木工。另外他们还只是在城门口同各色各样的人举行聚会；他们除了一个歌咏俱乐部外，没有一个固定一点的组织……”[100]这封信表明了恩格斯正处于非典型的现实主义时期。总的说来，很明显，恩格斯对于自己宣传的成功抱有一种过分乐观的态度。10月底，警方插手，甚至连已经存在的小规模活动都停止了。恩格斯觉得在离开巴黎之前，要转而征服许多国籍不同的女孩子得更加小心了。
德国通讯会建立在十分规范的基础之上：他们定期从下面几个地方发来报告：从西里西亚（受威廉·沃尔弗的鼓励）；从伍珀塔尔，赫斯的亲密朋友、画家克特根在这里领导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基尔·格奥尔格·韦伯医生在这里领导运动。然而，马克思对魏德迈在威斯特伐利亚找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商失去耐心了，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仍然在科伦。赫斯1846年下半年住在那里，并说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个党’和解了” [101]；他认识到把共产主义建立在历史和经济上的设想的必要性，并以极大的热心等待着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在1848年初之前，他与马克思并不是最后断交。但是马克思的思想在那里似乎没有产生影响，虽然这个团体在那里是由马克思的亲密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在德斯特尔和毕尔格尔斯的帮助下组建起来的，并且极为活跃地活动在当地政治生活中。
由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发向德国的保存下来的惟一信件是写于1846年6月寄给克特根的。马克思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批评了对政府当局请愿结果所抱的“幻想”，说明了“只有在德国已经有了强大的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下，通告才会发生影响，而实际上德国没有这样的政党”。在这期间，伍珀塔尔的共产主义者可以做些“表面上的”行动，支持资产阶级对出版自由、宪法等的要求。明确的、共产主义的要求只是到以后才有可能：“必须支持一切[8]使党前进的因素，但不能陷入无聊的、伦理性的辩论”[102]。
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通讯委员会最终的重要结果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与伦敦共产主义者之间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伦敦共产主义者是当时德国工人最大的、组织得最好的团体。直到19世纪30年代末，其中心一直在巴黎。1836年，被流放到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创立了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用代号和密码组成的秘密社团组织），这个组织本身源于早些时候的流亡者同盟。它最初的目标是把“人权”和“市民”引入德国，这个组织的成员大约一半来自手工业者，一半来自固定职业者。正义者同盟参与了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暴动，事情失败后，大部分成员逃亡伦敦，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兴旺的团体。[103]接着创立了一个“前线”组织，德国工人教育会，这个组织到1847年底有近一千名成员，并一直存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同盟由三人团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领导。沙佩尔是一位来自拿骚的资深共产主义者，一位贫苦的农村牧师的儿子。当马克思还是个小男生的时候，沙佩尔作为一名林学专业的学生，曾参加过“学生社团”（Burschenschaft）运动，与毕希纳和马志尼并肩战斗。据他的一位同事说：“与其说沙佩尔是通过他的理论知识，不如说是通过他的热情”[104]成为同盟中的革命者。鲍威尔是一个鞋匠。莫尔是科伦的一位钟表匠，也是他们三人中在智力、策略方面最具有才华的一个。[105]这个协会在比卡迪街附近的“红狮”公寓一周组织了四次活动。德国经济学教授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描写了其中的一个晚上，值得长段引述，因为它生动地传达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得以产生的氛围。（还有德国工人教育会，马克思的行动多年来一直在它的外围。）希尔德布兰德描绘了1846年4月的一个晚上，当时马克思恰好正开始与伦敦共产主义者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他写道：
我们大约八点半在紧张和不安的气氛中走向协会开会的地方。地点好像是一间啤酒铺。侍者在那里，精美的啤酒陈列在柜台中，但我没有注意到有消费者的座位。我们穿过这间铺子，上了楼梯，进到房间里，那里布置好了桌子和长椅，约能容下200人。大约有20个男人小聚在一起，坐在那里，用面前的啤酒罐喝着极为简陋的啤酒，吸着荣耀的烟（那里每张桌子上有一副）。其他人还在站着，门永远是开着的，以便让新到者进来。很显然，会议不久就要开始了。人们衣着是极为得体的，行为质朴，却不乏尊严，然而从脸庞来看，大多数是工人。主要的语言是德语，但还可以听到法语和英语。房间的最后摆着一架豪华钢琴，上面有几本音乐书。——这在伦敦是极没有音乐味的，表明我们来对了地方。我们悄无声息地在正对着门的桌边坐下来。当在等邀请我们来这里的朋友沙佩尔出现的期间，我们叫来侍者，要了一个传统的小便士的烟草袋。不久我们看到一个男人走进来，高大强壮，很健康的样子。他唇上留着黑色的胡子，目光清澈而深邃，举止傲慢，好像36岁的样子。他被介绍给我，就是沙佩尔……
沙佩尔邀请我们随他在房间后面坐下。在向后面走的时候，他只给我看一张海报，题目是“德国工人教育会条例”……协会的主要原则是人只有通过培养他们的智力才能获得解放。因此这些天所有晚间的会议都是教育引导。一天晚上，一个地方在教英语，另一个地方在教地理，第三层教历史，第四层教绘画和物理，第五层教唱歌，第六层教跳舞，第七层教共产主义政治观点……
我们坐在分配给我们的地方；当时房间全挤满了人。主持人（我不认识他，有人告诉我他是医生）开始了会议。当时是一阵庄严的沉默，每个人都抽了一口烟斗，秘书（一个裁缝工人，他的写作天赋看起来的确令我羡慕）宣布沙佩尔公民已经邀请了希尔德布兰德公民和迪芬巴赫公民，并问是否有反对意见。接着我们谈论了当前政治，沙佩尔公民做了一个关于本周事件的报告。他的演说流畅、极为翔实并且充满趣味。他和协会显然有着丰富的信息来源……自然，一种持续的强大的共产主义潮流是明显的，无产阶级是不断永远的主题，并且有一根红线贯穿了整个演说。我承认我被好好地上了解放主义的一课，但是其中几段使我毛发悚然……[106]
沙佩尔邀请我们随他在房间后面坐下。在向后面走的时候，他只给我看一张海报，题目是“德国工人教育会条例”……协会的主要原则是人只有通过培养他们的智力才能获得解放。因此这些天所有晚间的会议都是教育引导。一天晚上，一个地方在教英语，另一个地方在教地理，第三层教历史，第四层教绘画和物理，第五层教唱歌，第六层教跳舞，第七层教共产主义政治观点……
我们坐在分配给我们的地方；当时房间全挤满了人。主持人（我不认识他，有人告诉我他是医生）开始了会议。当时是一阵庄严的沉默，每个人都抽了一口烟斗，秘书（一个裁缝工人，他的写作天赋看起来的确令我羡慕）宣布沙佩尔公民已经邀请了希尔德布兰德公民和迪芬巴赫公民，并问是否有反对意见。接着我们谈论了当前政治，沙佩尔公民做了一个关于本周事件的报告。他的演说流畅、极为翔实并且充满趣味。他和协会显然有着丰富的信息来源……自然，一种持续的强大的共产主义潮流是明显的，无产阶级是不断永远的主题，并且有一根红线贯穿了整个演说。我承认我被好好地上了解放主义的一课，但是其中几段使我毛发悚然……[106]
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试图与布朗基主义者联手在巴黎进行暴动失败之后，先是处于卡贝和平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影响之下。卡贝还劝他们放弃谋反暴乱的途径，虽然他们仍然只能是处于秘密状态的社团。但他们拒绝了卡贝的建议，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当时魏特林的影响已经变得重要。但是他立即进行革命的思想很快使他疏远了伦敦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开始更多地受到自己亲身经历的欧文主义的计划、人民宪章运动以及实实在在的英国工联成功的影响。魏特林认为“人类要么永远是成熟的，要么根本就不会成熟……革命的产生如同暴风雨一样，没有人可以预先描述出它的轨迹……智力只起着很小的作用，没有激情就会一事无成……最为伟大的壮举总是伴随着鼓动群众的激情”[107]。但沙佩尔的观点是“通过强制性地给人类灌输新思想就像强迫树成长一样容易。让我们避免机械武装暴动：它是原始的；人类并不需要它……让我们视我们自己为人性这棵强大树木上的叶子，我们播下了平静行动的种子，我们的后代将会收获”[108]。这一争论在协会讨论中持续了几个月，魏特林巧妙地获得了克利盖的支持，但大多数的工人最终站在了沙佩尔的一边。
马克思1846年5月中旬建议伦敦的共产主义者组成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办公署，定期与布鲁塞尔联系，至此，他们断绝了与魏特林的一切联系。恩格斯早在3月份就正式请哈尼担任与布鲁塞尔方面联系的通讯员。但是哈尼2月份就已经成了该同盟的成员，他坚持先与沙佩尔及同盟领导者商议，这意味着他们并不信任“布鲁塞尔方面的文字特征”[109]；马克思的观点的确很不受他们欢迎。按照沙佩尔的说法（以及他的信反映出来的同盟领导者们总体上的观点），革命不可能被命令，精神的觉醒必须在机械武装暴动之前。同盟的任务在其领导者们看来是“一个启迪人民以及宣传财产公有的团体”[110]。他们还反对马克思对克利盖的观点，抱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精神傲慢”[111]。然而，沙佩尔1846年7月的确同意了马克思的提议，即在将来某个时候举行伦敦大会澄清差异，并“给我们的宣传带来力量和统一”[112]。晚到1846年12月，恩格斯才向马克思建议（在一封信中，这封信是他们“精神傲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也许必须让联系伦敦的通讯员悄悄地退下来，以尽量与哈尼达到某种一致。[113]但是，特别是由于马克思的各个欧洲通讯委员会根本上还没有真正开始工作，所以很显然，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就其成员和组织而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最有希望进入到工人阶级政治中去。
11月，正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正式移到了伦敦，在此之前它一直在巴黎。在卡贝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遭到拒绝以后，同盟需要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办公地点的搬迁还意味着组织革新的尝试。1847年1月20日，伦敦通讯委员会决定派莫尔（他的观点显然更接近马克思，而不是沙佩尔的观点）去布鲁塞尔请求马克思的帮助，并邀请他参加同盟。马克思后来写道：“我们对这种建议有种种顾虑，但都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说，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们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将作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的宣言中表现出来；他又说，可是为了同保守派分子和反对派分子作斗争，我们必须亲自参加大会，这就涉及到我们要加入同盟这样一个问题了。”[114]马克思在加入之前提出的另一个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115]。几位其他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同时加入了同盟，恩格斯（莫尔在巴黎拜访了他）也加入了。伦敦中央委员会表示愿意改变主意，它给同盟成员发了通讯，在通讯中说需要一种对目标更为严格的规定，不要以纯粹情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并谴责了阴谋革命的方式。
大会打算（实际上伦敦中央委员会曾早在1846年11月在极民主思想下召开过）1847年6月2日至9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以缺钱为借口没有参加，因此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恩格斯代表巴黎成员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决定改组同盟的民主基础，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突出阴谋的方法是不合适的，并发行杂志。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杂志，主要是由沙佩尔写的，名字是《共产主义报》（Kommunistische Zeitung），9月刊行。在新的章程中，原来的口号“一切人皆兄弟”为“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所代替。（据说马克思宣布，有很多人，他绝不希望是他们的兄弟。）章程整体上仍然代表着马克思观点与伦敦共产主义者观点的折衷；他们的第一篇文章写道：“同盟的目标是通过宣传财产公有理论以及尽快地实现它，废除人类的奴役”[116]。当时提议了同盟的三层结构：公社；圆形委员会（circle committee）（包括主席和相应的公社出纳）；中央委员会，包括每年的大会，每年选举的、可以随时撤销一切职员。《信仰的自白》由恩格斯起草，转发奋支部，讨论接下来11月份的第二届大会。
6月大会的成功激发了马克思在8月初就正式把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支部，他担任主席。正是同盟（一个秘密的组织）广泛的实践使公开的“工人协会”得以建立。8月底，德国工人协会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卡尔·瓦劳（一位印刷工人）任主席，莫泽斯·赫斯任副主席。开始时有37位成员，而后迅速增加。[117]除了很多社会活动之外，协会还举办每星期三讲座（有时是马克思来讲）和每星期天威廉·沃尔弗举办的每周政治评论。马克思很高兴这种“完全是议会式的”讨论，此外，公众活动也令他“非常振奋”[118]。
与此同时，马克思竭力使报纸成为他随时可以发表观点的阵地。《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净从1847年开始在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太德（他以前曾在巴黎编辑过《前进报》）的负责下，每周发行两次。伯恩施太德19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为普鲁士和奧地利做过间谍，布鲁塞尔的很多人怀疑他还在继续从事间谍活动。无论如何，该报采取了日益激进的和反普鲁士的基调。1847年4月，威廉·沃尔弗开始为该报撰稿；9月，马克思开始了经常性地写作，此时他已与伯恩施太德达成协议，该报将接受他和恩格斯写的一切稿件。他向海尔维格激烈谴责了德国人对该报工作的批评，这些德国人“总是可以拿出一千条现成的格言，来证明他们为什么要白白地放过这种机会。任何一个有所作为的机会，都只是使他们感到进退两难”[119]。
马克思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为回答《莱茵观察家》上未署名的文章而写的，该文的作者海尔曼·瓦盖纳（后来成为俾斯麦的密切合作者），该文竭力给人这样一种观念，即普鲁士政府是支持“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举措的，作者引证了最近把主要的税收重担由粮食移到收入上去的提议。马克思驳斥了这种认为共产主义者可以从政府获得支持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针对瓦盖纳诉诸于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马克思宣称这些原则只不过是——
……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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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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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120]
在德国，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联合，因为“除非资产阶级和人民共同努力，否则便不能推翻贵族”[121]。瓦盖纳下面这种观点完全错了，即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与现实中他最危险的敌人国王政府联合起来是明智的。“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正像霍布斯所说的，是puer robustus，sed malitiosus，一个结实而调皮的孩子；他不会让国王（无论是瘪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这种人民首先要向陛下要求有普选权的宪法，要求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令人不快的东西。”[122]
另一篇是马克思反对海因茨的论战文章。海因茨后来评论说马克思是为了砸碎一块窗子玻璃而调过来大量炮兵的那类人。海因茨曾在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1845年在马克思的团体中度过了很多时间。但他一移居到瑞士，就不仅抨击共产主义而且抨击“真正的”社会主义，在那里逐渐与卢格友好起来。海因茨是一位彻底的共和主义者，他认为君主政体是一切社会罪恶的基础，因此共和政体的宣言将会结束。在对海因茨的回答中，马克思认为“政治关系……也是社会的……关系”[123]，并分析了君主政体作为旧封建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之间的过渡机制所起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力量，并成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庄严的“人性”观念’正如海因茨所希望的，不会使阶级消失。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 [124]。
1847年9月16日至18日，专业经济学者大会（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强制性集团）在布鲁塞尔召开。马克思应邀参加。格奧尔格·维尔特提出了反对的意见，由于没有提及工人的悲惨遭遇，那么他们为自由贸易炮制的所有颂词都是谎言。马克思打算发表演讲支持维尔特，但是为了阻止他的介入，一串发言者都被宣布取消了。马克思立刻把他的发言给了比利时和国外的几家报纸，但只有一家布鲁塞尔小报《民主工作室》（Atelier Democratique）打算刊登。马克思在分析了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造成的悲惨结果之后，说虽然如此，他仍然对它持支持态度，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125]。
9月29日，为在布鲁塞尔将要成立的国际民主协会（效仿伦敦兄弟民主党）举行成立典礼会餐。（当时很多政治性协会在会餐的掩饰下进行，因为这样警察更难于发现。）伯恩施太德发起并安排了这次会餐。马克思由于家事已暂到马斯特里赫特看望他的妻弟去了。虽然恩格斯把举行会餐看作反共产主义的行动，但他还是设法当选为副主席之一，并成为创建该协会的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恩格斯迅速把自己的代表职位让给了马克思，然后就离开去巴黎了，在那里他又重新开始了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公众领袖的接触。马克思及时被选为协会的副主席。协会举行多次会议，在比利时成立了许多支部，发表了有关诸如以在瑞士自由面临的威胁以及波兰革命周年纪念为主题的文章。[126]
但是马克思还有另外一件更为紧迫的事情要做：10月底，他收到了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寄来的一封信，告诉他大会要推迟到11月底，并力劝他亲自参加。11月27日，马克思跟维尔特和维多克·特德斯科一起离开了布鲁塞尔；28日马克思在奧斯坦德见了恩格斯；29日马克思恩格斯与特德斯科一起会见了坎勒尔（Channel）。马克思表面上是作为民主协会的代表参加兄弟民主党庆祝1830年波兰起义大会的。在到达伦敦之后的晚上，马克思及时对兄弟民主党发表了“充满活力的”[127]演说，到了皮卡地利附近的大风磨街德国工人教育协会总部。[128]他对他们说：“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的人所处的状况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灭亡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建立起来。” [129]马克思结束时提议把布鲁塞尔作为来年会议的地点，但这个提议被偶然的变故打断。
第二天，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二次会议在老地方开始了。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在长时间的辩论中……捍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130]。辩论持续了整整10天，期间起草了新的章程，下面的事情变得清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基本上还必须秘密地运作）将有一个从根本上讲来产生于每年举行的大会的民主机构，并有公开宣传学说的基本目标。章程搁置了他们6月份采用的“财产公有”这样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观念；宣布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131]。在大会的结束，马克思恩格斯被赋予写一份宣言的任务，公开宣布同盟的思想。这些讨论的记录没有留下来，但弗里德里克·列斯纳很久以后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对马克思的深刻印象：
马克思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大约28岁左右，但他给我们所有的人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中等身材，肩膀宽阔，体格强健，动作充满活力；额头高高隆起，棱角分明；头发乌黑浓密；目光敏锐。嘴巴已形成了令他的对手极为害怕的嘲讽线条。马克思是一位天生的人民领袖。他演说简明，逻辑严密，令人信服；从来不说废话，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思想，每一个观念都是他论证的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马克思绝不会对自己抱有任何幻想。当我越来越认识到魏特林时代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不同，也就越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代表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年。[132]
马克思回到布鲁塞尔，几乎没有时间写《共产党宣言》。紧接着他开始给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作关于工资的系列讲座。[133]在这里，马克思主要思考超越资本是由原料、生产工具等简单构成的这一想法，认为这些因素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构成了资本。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134]
资本存在的必要前提是“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135]。资本与雇佣劳动在功能上是互补的，在利益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工作条件可能会暂时得到改善，但这只不过意味着工人阶级“它本身在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罢了”[136]。接着马克思详细陈述了（在以后的著作中得以修改）随着生产力和机械化的提高，工资将下降的观点。2月，马克思开始详细整理这些讲稿，打算发表，但是由于他被逐出比利时而中断了。
马克思在民主协会中也很活跃，他一返回布鲁塞尔，便收到了兄弟民主党寄回来的信，信中说：“尊敬的代表、朋友和弟兄马克思，我们要告诉您，我们将满怀热情地欢迎您的到来，并聆听您的演讲。因你作为代表出席，所有的眼睛都散发着喜悦的光芒，所有的声音都高喊着欢迎，所有的手臂都友爱地伸向你……我们怀着最真诚的喜悦之情接受你与我们的联合”[137]。马克思帮助创建了根特这个地方的一个新支部，在新年庆祝会上引入注目，在那里燕妮由于她的社交能力获得了称赞。燕妮。马克思断然拒绝被介绍给恩格斯的情妇——玛丽·白恩士（恩格斯鲁莽地带她一起来了），这只是很多次中的一次。斯蒂凡。波尔恩回忆道：“出于荣誉和道德的纯洁，高贵的女性是不妥协的”[138]。他还把巴枯宁和德斯特尔引进了民主协会。然而，巴枯宁和同盟甚至和这个工人协会没有任何联系。在他看来，马克思是“通过使工人丧失连贯的思考伤害他们”，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团体中“自由呼吸是不可能的”[139]。无论如何，马克思1月9日还是设法在他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使民主协会采纳了他的想法（这与他在9月份的经济学大会上要发表的演说内容是一致的，如果当时允许他发言的话）。他是这样概括自己的论点：“当前的保护体制是保守的，自由贸易的体制是具有破坏性的：它瓦解了旧的民族国家，并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推向了顶点。一句话，贸易自由体制加速了社会革命。”[140]
与此同时，马克思一直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伦敦共产主义者给他提供了一叠资料，其中至少包括三份各自独立的《共产党宣言》暂定稿。恩格斯起草了一份草稿，其中吸收了1847年6月底第一次大会的观点，这份草稿在夏末秋初的多次小组会议上讨论过。[141]莫泽斯。赫斯另提了一份稿子，恩格斯讥讽地说是“神性的改善”[142]。赫斯的草稿没有保存下来，只有两篇针对时代[143]而写的《信条》保存下来了，文章表明了不论在思想上（在这一点上，赫斯坚信证明方针的合理性要诉诸于永恒的法则）还是在策略上（在这一点上，赫斯认为接下来的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差异。恩格斯代表同盟的巴黎支部，起草了第三稿。关于第三稿，他在起身去伦敦前给马克思写了信：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十分仓促。[144]
这份草稿的题目是《共产主义原理》，由25个问答组成，马克思极为广泛地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但是，公正地讲来，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恩格斯根源于启蒙运动和根源于他在工业化英国的经历而来的乐观的、决定论的方法和马克思根据法国工人阶级的经验而来的更多地对政治的强调。[145]恩格斯后来说它“基本上……是他[9]的著作”[146]，并说“……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147]。虽然《共产党宣言》的封面上出现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并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两个人共同的作品，而实际上它的写作完全是马克思一个人完成的。
《共产党宣言》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中世纪以来阶级社会的历史，末尾预言了无产阶级对当前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胜利。第二部分描述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中的地位，反驳了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批评，接着叙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要采取的措施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第三部分广泛地批判了其他几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保守的、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的。最后一部分简短叙述了共产党对其他对立党派采取的策略，结尾呼吁无产者团结起来。
文章的开始部分典型地表现了马克思的历史方法：
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48]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48]
接着他用一段话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的结论：“现今的这个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分裂为两大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从封建社会中产生，借助于美洲的发现，它促进了世界市场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并到处强制推行阶级及其观念的统治。马克思用一个比起其他国家、更适合当代法国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短语，把现代国家描写为：“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149]。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创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哥德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同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150]然而如果资产阶级不使生产工具发生经常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正像资产阶级导致了封建社会的覆灭一样，现在它“像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51]，因此正走向自身的覆灭。资产阶级不但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运用这武器的人——无产者。
接下来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工人已变成机器的简单附属品。现在机器广泛使用和劳动分工加剧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尽管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延长，而他们的工资却越来越少。中下层阶级被迫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了：
中层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够经营大工业，经不起大资本家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中间的各个阶级补充起来的。[152]
无产阶级本身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起初他们的基本目标是使劳动者回复到中世纪后的境况；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他们开始组成工会；最后阶级斗争变成了政治斗争。随着斗争接近决战时刻，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分化，小部分人（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中的小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社会上没有其他阶级能够承担起无产阶级的革命角色；中层等级实际上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后退；“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腐化的消极产物”[153]，甘心被反动阶级收买。马克思这样总结了这部分：
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的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154]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刻画了当时他所能预见的未来发展趋势。德国当时的无产阶级事实上不到人口的5％，甚至英国资产阶级的控制力也还远没有达到“普遍”的程度。
在第二部分，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共产党并不反对其他工人阶级政党；他们的利益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两点使共产党明显区别于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是国际性的；共产党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重大作用。共产主义思想不是被发明或者被发现的：它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表述，可以把它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接着马克思论述了反对意见。
第一种责难说，共产党意欲消灭“人们亲自获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155]。
马克思回答说，资本的力量正在消灭着小手工业者和小农的财产；无产阶级并不拥有任何财产；资本是共同的东西，是社会一切成员联合工作的产物，因此理应成为共同的财产。私有财产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因此所有反对消灭它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的观点。
同样，在回答第二种责难时，马克思认为消灭家庭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的家庭——它的补充物是无产者家庭生活的实际缺乏和公娼制。
在回答第三种责难时，马克思认为所谓“妇女共同体”的要害就是要消除妇女仅仅被当作生产工具来看待这样一种地位；当前的制度不过是公开的和私有的娼制。
据说共产党还希望消灭祖国和民族。但是工人没有祖国。现代工业在消灭着民族之间的差异，随着阶级对立的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也将消失。
在马克思看来，流行的有影响的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认真探讨。在这一部分，马克思用最少的笔墨漫画式地描述了思想在社会中的作用，他问道：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隨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奧思想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56]
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56]
驳斥完这些责难之后，马克思概述了无产阶级一旦成为统治阶级将采取的措施；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57]
接下来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受恩格斯草稿启发而写成的，其中制定的计划包括地产的剥夺、继承权的废除、税收的强征、信贷的集中、国营工厂和义务教育。马克思总结道：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158]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158]
《共产党宣言》的第三部分包含着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的三种社会主义的批判。第一种社会主义是贵族倡导的封建社会主义，他们是要向已取代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复仇。与封建的社会主义同行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马克思抛弃了它，认为它只不过是“僧侣用来涤除贵族肝火的一种圣水罢了” [159]。第二种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这个学派很好地分析了现代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但是就其积极内容来说，它却是反动的，它希望重建行会式的工业组织和宗法式的农业。第三种，马克思标志为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有一些德国哲学家（主要是费尔巴哈的追随者），他们通过把法国社会主义变为形而上学的体系而阉割了它。这在像德国这样经济滞后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在那里，思想不反映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因此这些哲学家以为自己“不是坚持真实的要求，而是坚持对于真理的要求，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是不属于任何阶级，并且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160]。
《共产党宣言》第二小部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中阐述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很短。蒲鲁东是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表，马克思花费相当的精力研究了他的学说。在这里，马克思只是考察了“社会主义的资产者要保全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要有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要保全现代社会，但是不要有那些使这个社会发生革命和陷于解体的因素。他们只愿有资产阶级而不要无产阶级”[161]。所以这些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改革丝毫没有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但是事实上他们至少缩减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简化了资产阶级政府的管理事务。
论述的最后一个学派是“批判的空想的”派别，其代表人物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样的人。它起源于早期萌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些人已经认识到了阶级对立；但是在那个时代，无产阶级还没有充分发展为变革社会的可靠力量。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和小规模的行动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反对政治性的，尤其是反对革命性的行动。他们空想的社会改良计划是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很不发展状态，“从无产阶级希望社会总改造的最初的充满预感的激动中产生的”[162]。但是，这些乌托邦的作品同时包含有批判的成分：由于它们攻击现存社会的一切原则，从而充满了对工人阶级具启发意义的真知灼见。然而作为现代阶级斗争凝聚力量的方式，这些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失去了一切实践的价值或理论合理性。这样“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也曾经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却就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163]。
仅存的《共产党宣言》的一页，最上面两行是燕妮·马克思的笔记。
《共产党宣言》的第四部分，也就是总结部分，论述了共产主义者对其他各种反对党的态度：在法国，他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在瑞士，他们支持激进分子；在波兰，他们支持农民革命者；在德国，他们支持资产阶级。但是，在德国，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向工人阶级宣传要尽可能地清楚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内在的对立。共产主义者把注意力主要地转向德国，他们认为那里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共产党宣言》结尾写道：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6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64]
当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共产党宣言》包含的几乎所有的思想在以前，尤其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都有过清晰阐述，《共产党宣言》坚定地继承了法国社会主义者传统。[165]巴贝夫关于革命的思想、圣西门的历史时期的划分和对工业的重视、孔西得朗的《宣言》（Manifeste），所有的这些都给马克思多方面的思想启发。他本人第一个承认他开始使用的阶级的概念，很久以前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使用了。[166]但有力的、全面的分析和一贯的唯物主义方法却完全是崭新的。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宣传性文稿，在革命的前夜迅速传播。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认为“‘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67]。就以后所有使它成为一部名著的清晰性和力度而言，《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被忽略了。《共产党宣言》还没有完成，1848年的革命就已经开始了。
[注释]
（略）
[1] “直观”一词英文表达为contemplation。
[2] “任意”一词英文表达为will，即“意志”、“意愿”。
[3] “学术”一词英文表达为scientific；“评述”一词英文表达为critical。
[4] 前文说马克思黑发，提到马克思的孩子继承了父亲的黑发、黑色的眼睛。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l版，第27卷，465页。
[6] 英译文为“真正比例关系”。
[7] “空论”英文表达为doctrinaire。
[8] 英文作者在“一切”上加了引号。
[9] 即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