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这似乎是一个矛盾，被现时代许多工人阶级运动宣布为自己的导师和绝对无往而不胜的革命领路人卡尔·马克思，却出身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事实上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概括自己的思想的：人们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成长于德国，悠久的历史赋予他传统感，也把他和当时德国不发达的残酷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家庭具有彻底的犹太血统，又作为新教徒迫不得已地生活在天主教地区，所以他的家庭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社会环境看成是一个统一整体。就马克思个人的情况来看，由于他未能在大学教育系统（这种教育系统根本没有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一席之地）中谋得一个教职，这更加强了他的疏离感。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特利尔城。当时这个城市大约有15000名居民，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1]，也是地理位置最为优越的城市之一。它坐落在摩塞尔山谷，四周环绕着葡萄果园，其间几乎全部覆盖着地中海的茂盛植被。这个城市曾经被命名为奥古斯塔·特瑞沃洛姆，一度被称为北部罗马，并曾作为罗马军队最大司令部所在地。马克思（实际上）是在黑门（Porta Nigra）［注：罗马城墙的北门，早期基督教大教堂的大厅。——译者注。（本书中星号注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本书编者）］附近长大，这里有第四世纪时期宏伟的教堂，永久纪念着特利尔的庄严与辉煌。在中世纪，该城市作为诸侯—大主教驻所，边界曾延伸至梅斯、土伦和凡尔登；据说它所拥有的教堂数量比德国任何一个与它大小相当的城市所拥有的都多。马克思不仅有着终生来自特利尔城的莱茵河畔口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历史一贯而专注的热情也正源于年少时的这种环境。不只是这座罗马时代的城市影响了他，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座城市连同莱茵河畔的其他地区都划归为法国，并且依照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进行管理，因此在足够长的时间里，这座城市都浸润在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氛围中，这种氛围是德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1814年莱茵地区并入普鲁士后，这里积蓄了巨大的不满。——特利尔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居民大多数是官员、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是葡萄果园，而葡萄果园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外部的竞争，情景日见萧条。随之而来的失业和物价上涨导致了赤贫、卖淫和外出移民的加剧，致使该城市有超过1/4的人口完全依靠公共救济而生活。 因此，毫不奇怪，特利尔是德国最早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城市之一。该地区的大主教被迫从传道的立场出发对圣西门的思想进行谴责。而城市委员会书记路德维希·伽尔倡导傅立叶学说，坚持不懈地揭露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及因此而产生的对立。 由于来自于法定地被排除在社会整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中，所以马克思更多倾向于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很难发现一个人拥有比马克思更多的犹太血统。[2]马克思（Marx）的名字是Mordechai〔摩德凯〕的缩写形式，Mordechai〔摩德凯〕后来变化成Markus〔马库斯〕。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1782年出生，是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第三个儿子。后者在他岳父去世的时候成为特利尔拉比，这一职位又被他的长子萨缪尔（马克思的伯父）继承下来。萨缪尔1827年去世。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祖辈很多人是拉比，他们最早从波西米亚来；妻子叶娃来自更为显赫的家族：她是特利尔拉比莫泽斯·里沃夫的女儿，父亲和祖父也是这座城市的拉比。莫泽斯的父亲约书亚·希尔舍·里沃夫1723年被选为特利尔拉比，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犹太名人之一；在为真理奋斗的事业中，他以一位无畏的勇士而闻名遐迩。据说犹太世界中任何重要的决定都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约书亚·希尔舍的父亲阿伦·里沃夫也是特利尔拉比，后来去了阿尔萨斯的黑森，他在那里又做了20年拉比。阿伦·里沃夫的父亲莫泽斯·里沃夫来自波兰的波兰雷姆堡（德语为里沃夫城），迈尔·卡齐涅伦包根先辈16世纪是帕多瓦犹太法科中学的校长，另一位亚伯拉罕·哈列维·敏茨先辈是帕多瓦的拉比，其父亲15世纪中期由于迫害的原因离开了德国。事实上，16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都是马克思的先辈。[3] 关于卡尔的母亲罕丽达家族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要少一些，但是她所拥有的拉比传统似乎并不比她丈夫的少。她是荷兰人，是奈梅亨城市拉比艾萨克·普列斯波克的女儿。据爱琳娜（马克思的女儿）说，在她外祖母家族中，“子孙们数世纪以来一直都是拉比”[4]。在给荷兰社会主义者波拉克的一封信中，爱琳娜写道：“非常奇怪，我父亲的半个荷兰血统很少为人知道……我的外祖母家族的名字是普列斯波克，一个古老的匈牙利犹太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由于迫害的缘故移居到荷兰，正如我所说的，它以普列斯波克的名字为人所知，实际上这个名字是他们家乡城镇的名字”[5]。 马克思的父亲很少受到数世纪以来这种严格的犹太古老正统思想传统的影响。他很早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声称“公正讲来，除了母爱之外”[6]没有从家庭中得到任何东西。他经常向儿子讲起在他职业生涯起步之时所经历的巨大艰辛。马克思出生之时，他是特利尔城市的高级诉讼法庭法律顾问，同时在特利尔地区法庭供职，并且被授以很类似于英国质量管理小组成员的头衔。虽然他主要是在自己的业务圈子中活动，但是多年来一直担任这个城市律师协会的主席，在市民社会中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 尽管亨利希·马克思似乎很少受到他幼年禀受的犹太文化教育的影响，但他“转而皈依”基督教却纯粹是为了能够继续从事他的职业。[7]拿破仑的法律虽然给了莱茵地区的犹太人一定的平等权利，但是也曾试图对他们的商业活动加以严格控制。莱茵地区移交给了普鲁士之后，亨利希·马克思就给新任总督写了一份报告书，郑重请求取消只应用于犹太人的具体律法。他谈到了他的“共同信仰者”，并完全肯定了自己的犹太身份，但是这份报告书没有起到作用。犹太人有两个时期生存状况最为糟糕：1818年颁布了一条法令，继续无限期地使用拿破仑法律；此前两年，普鲁士政府决定莱茵地区使用普鲁士从1812年颁布的法律。这些法律虽然赋予了犹太人与基督徒平等的权利，但他们在国家政权中的任职却依赖于国王的分配。省最高法院执行官冯·塞斯，1816年4月视察了莱茵地区，见到了亨利希·马克思，印象深刻，认为他“学识渊博、异常勤勉、表达清晰、绝对正直”。因此，他推荐亨利希·马克思和另外两名犹太官员继续担任职务。但普鲁士司法大臣反对这种例外，因此亨利希·马克思被迫改变了宗教信仰，用冯·塞斯的话说是为了避免“陷入贫困”。他选择做一个新教徒，虽然特利尔新教徒大约只有200人，并在1817年8月之前受了洗。[8]（正是在此期间他把名字改为亨利希，这个名字现在以希舍尔为人所知。） 马克思的母亲身材瘦削，她对犹太信仰的依恋似乎比马克思的父亲要多。当孩子们1824年受洗时，长子卡尔到了入学年龄，她作为犹太人登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一个附加条件：她同意孩子们受洗，但是由于父母的原因希望推迟自己的受洗时间。她父亲1825年去世，同年她受了洗。仅存下来的她的几封信件是用不成文法的德语写成的，没有任何标点。甚至她给荷兰亲戚的信件也是用这种德语写成的，这个事实表明她在父母亲的家里说意第绪语（Yiddish）［注：意第绪语，中欧或东欧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国际语。］。由于她非常依恋自己父母那边的家庭，所以一直感到自己在特利尔有点像个陌生人。现存的为数不多的资料表明她是一个朴素的、未受过教育的勤劳女性；活动范围几乎完全局限于自己的家庭，过度操劳，经历了悲伤和枯燥的道德说教。因此，罕丽达·马克思极有可能在家中保持着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这种强大的家族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9]，他后来写道。犹太传统习惯，尤其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很容易就摆脱得了的。马克思的两个亲密朋友海涅和赫斯，一个由于文化原因改信了新教，另一个则公开宣布是无神论者；但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他们都保持着犹太人的自我意识。甚至马克思最小的女儿爱琳娜虽然只是半个犹太人，在伦敦东区的工人集会上也用一种挑衅式的骄傲宣称：“我是一个犹太人”[10]。莱茵地区的犹太人常常被当成这一地区农民贫困加剧的替罪羊，人们认为，这种地位增强了他们的集体自我意识。因此，虽然在拿破仑法律下实现了公民平等，但是神圣同盟的成立和它的“基督教国家”政策以双倍的分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反犹太主义的麻烦中，信仰宗教的犹太人公开承认了一种异教信仰，很多人要求成为独立的人民。在马克思参与的很多极其激烈而艰苦的论战中，例如与卢格、蒲鲁东、巴枯宁、杜林的论战，他的犹太身份不可避免地卷入进去。马克思本人是否具有反犹太倾向，引起了很多争论：无疑，如果浅浅地阅读一下他的小册子《论犹太人问题》，似乎更多地表明了这一倾向[11]；他的信件包含着无数贬抑犹太人的词汇[12]；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一直反犹。一些马克思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已经在马克思的拉比家统中找到了理解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钥匙；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他的一些思想，甚至生活风格都有着先知传统的回声，但是这种传统本身或多或少是西方传统思想的一部分；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世俗化的犹太教，似乎是太简单了。[13] 很明显，正统的犹太人想法与马克思父亲的整个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据爱琳娜回忆，他“深深地沉浸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里”[14]，完全赞同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信理性的力量，认为理性可以解释这个世界并推动这个世界的进步。在这样的信念中，法国思想家们把洛克和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与诸如莱布尼茨等德国的古典形而上学哲学家的独断的理性主义调和起来。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说明人类本质上是善的，并且都同等地具有理性；认为人类的不幸完全是由于无知，这部分源于悲惨的物质状况，部分源于那些掌权人对真理人为的压制或歪曲（无论是在世俗的层面还是宗教的层面上都是如此），并长期为了显而易见的利益维持这种欺骗，让人类在这种欺骗之中劳作；认为消除这种境况的一条主要途径是教育；另一条途径就是改变物质生活条件。 从保留下来的亨利希·马克思的信件来看，用他孙女爱琳娜的话来说，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伏尔泰、卢梭熟稔于心”[15]。他的宗教信仰是表面化的、道德说教式的自然神论：卡尔·马克思未来的妻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把亨利希·马克思描述为“具有莱辛信仰方式的新教徒”[16]。他的生活观在他给卡尔的建议中作了很好的概括：“毕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这通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17] 亨利希·马克思与莱茵地区自由主义运动也有密切联系。他是特利尔卡西诺俱乐部文学社的成员。该俱乐部成立于法国管辖时期，名字来自于集会地点。自由主义运动在法国1830年革命后日益壮大。为了纪念特利尔莱茵地区议员的自由主义代表，该俱乐部1834年（当时卡尔16岁）举行了一次宴会。这次宴会是争取更有代表性宪法的筹划活动的一部分，是在普鲁士举行的唯一的一次，此类的其他很多宴会都是在德国的非普鲁士地区举行的。虽然作为这次政治性宴会的五名组织者之一，亨利希·马克思极为积极活跃，但他最后的敬酒提议却典型地温和顺从。与自由主义者要求最为接近的地方，是他热情洋溢地感谢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感谢他的“宽宏大量，所以我们拥有第一批受人欢迎的代表制度”。最后他说：“让我们充满信心地面对美好的未来，因为它掌握在仁慈的父亲、公正的国王的手中。他高尚的心灵将永远会愉快地接纳他的人民正当而合理的愿望。”[18]接着大家唱了几首革命歌曲。一份警察报告向政府汇报说亨利希参加了歌唱。这次宴会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愤怒，这种愤怒由于两周后更为激进的示威游行而升级了。这次示威游行是为纪念卡西诺俱乐部成立而举行的，当时人群高唱《马赛曲》，挥舞三色旗。普鲁士政府严厉批评了莱茵省总督，同时对卡西诺俱乐部进行了更为严密的警察监控。亨利希·马克思参加了这一运动的第二次示威，但是没有唱歌：他不是亲法国者，他憎恨被他称作拿破仑的“荒谬意识形态”的东西。[19]虽然对普鲁士所抱有一定程度上的爱国精神一直冲淡着他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他有着对被压迫者权利的关切，这一点不能不说影响了他的儿子。[20] 马克思家庭有足够的金钱过相当舒适的生活。亨利希的父母生活曾很贫困；虽然他的妻子带来了相当多的嫁妆，但他还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成功。马克思出生的地方是一幢建筑相当好的三层楼房，有一个带走廊的院子。[21]然而，亨利希只租了一层的两间和二层的三间房子。这里住着他们7个人，并且他也在这里处理法律业务。卡尔出生18个月后，他们家在特利尔买下了另外一套房子入住。这套房子比先前的要小得多，但是却有十间房，并且在庭院里有一套别墅式的房屋。[22]他们家中有两个女仆，并且在城市边缘还有一个葡萄果园。然而亨利希·马克思付的收入税收并不高，他给儿子的信中的一些言论（他敦促卡尔把几封信用包裹一起邮寄，这样会便宜些）仍表明了家中的积蓄不多了。[23] 马克思家中有九个孩子，卡尔排行老三；最大的莫里茨·大卫4岁时夭折了，当时马克思已经出生，因此卡尔成了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姐姐，索菲娅。他孩童时期，似乎对姐姐特别依恋。索菲娅后来嫁给了一位律师，住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马克思的两个弟弟都早早地死于肺结核，他的两个妹妹也是这样。剩下的两个妹妹，路易莎和荷兰人犹塔结了婚，移居到开普敦；另一个妹妹埃米莉嫁给了一位工程师，住在特利尔。关于马克思孩童时代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其中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些姐妹们。她们告诉外甥女爱琳娜，马克思早先时候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24] 马克思极有可能一直到12岁都是在家中受教育。接下来的五年（1830—1835）里在特利尔读中学，这所学校原先是耶稣会学校，后来定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马克思在这里受到了典型而纯粹的人道主义的教育。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曾由特利尔后来的特利尔选帝侯克利门斯·文采尔引入该校。他采用了著名前任费布罗尼乌斯的基本原则，努力从康德哲学的观点出发调和信仰与理性。为了对抗神职人员的无知，他把这所学校变成了一种小型学院。在法国占领期间，这所学校降到了极小的规模。但莱茵地区归并后，它重新调整，吸收了几位极有才华的教师。[25]学校有影响的人士主要是校长胡果·维滕巴赫，他是马克思的历史老师，也是马克思家庭的朋友。歌德对他颇有好感，说他是“康德哲学专家”[26]。他参加了卡西诺俱乐部的成立。1832年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汉巴赫大游行之后，维滕巴赫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学校受到了搜查：在学生的物什中发现了汉巴赫的演说稿和反政府的讽刺文学作品。1834年，也就是卡尔·马克思在校第四年，作为卡西诺事件的结果，数学老师被指控信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希伯来语老师由于参加唱了革命歌曲而被指控。维滕巴赫本人受到了免职的威胁；而最后，反动的副校长廖尔斯被认为反对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卡尔·马克思此时的态度可以通过他父亲的信中对他的埋怨看出来，他和另外一个学生以故意藐视廖尔斯而闻名。在他们离开学校时，向所有老师辞别，而唯独没有理睬廖尔斯。[27] 在马克思的同学伙伴中，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部分出身中下阶层，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据说卡尔的“同学伙伴对他既爱又怕，爱他是因为他可以随时开始男孩子式的玩闹，怕他是因为他能够毫不费力地写讽刺诗文嘲笑他的对手”[28]。在后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他轻蔑地谈道：“有一些农村来的笨人，他们准备投考教会学校（天主教的），大多数人领取助学金”[29]。马克思在学校没有交到长久的朋友，虽然他打算发展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伙伴的友情，这就是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他未来的妻弟。埃德加尔的姐姐燕妮把他描述为“我孩童时期和青年时期的偶像”。 学生的成绩并不好，他们中有一半通不过最后的考试。马克思的智力虽不是十分突出，但也在一般以上。在班里的32名学生中，他大约排第八名。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当时班里平均年龄大约是20岁。学校非常重视语言学，马克思的拉丁和希腊诗文好，宗教课程令人满意，法语和数学是弱项，奇怪的是他的历史最糟糕。[30]保存下来马克思最早的手写材料是他为德国学校毕业考试而写的三篇文章。拉丁语作文是关于奥古斯都元首的，意义不大。但是，关于宗教的一篇作文和一篇德语作文却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这两篇文章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洋溢着要通过一种方式把人的个性完全发展出来的热情，即规避权力和荣誉、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为人类整体谋福利。宗教作文的题目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31]马克思由阐述历史开始：“这个人类的伟大教师”，向我们表明了从古代以来，人的本性一直是在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道德水平。“由此可见，各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同基督一致的必要性。但是，在我们研究各个人的历史，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也看到他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32]。虽然罪恶的引诱会吞没这些自然的本性，但是信徒与基督的一致能够克服这些罪恶的引诱，并提供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未被发现的知识奥秘中想要找到而没有找到的，只有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而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孩童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它，并且它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33]。 这篇作文包含着相当多的悲情和愉快的虔诚，但是基本上还有一种理性的架构，说明了基督教的出现为何对人类全面的道德发展是必需的。马克思有一种异常遥远和毫无色彩的自然神论上帝观念，类似于他父亲和约瑟夫·居佩尔牧师的观念，后者在学校讲了宗教的教育指导作用，在1834年3月给马克思施行了坚信礼。居佩尔还掌管着特利尔的一个小型新教教区，是亨利希·马克思的朋友。他对伦理问题尤其感兴趣，对宗教的态度受康德的强烈影响，认为要达到“真正的人”，教育是最好的途径。居佩尔把自己的教学建立在基督这个人和《圣经》的基础之上，他受到理性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规避任何宗派主义。[34]马克思的文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老师的看法，这位老师称赞了这篇文章，虽然他也公正地评价说“一致的实质并不明确，一致的原因也只是从一个方面谈到”[35]。 德语作文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表现出了更多的新意。[36]马克思的主题是：虽然人选择职业不能完全地随心所欲，但正是选择的自由使他区别于动物。一个人不应该由于野心或突然的热情失去理智：重要的是在为人类服务中把握住工作机会，同时避免由于抽象的真理迷失方向。这篇文章以充满激情的、对生命价值的信仰宣言结束，而这种价值，就是为人类利益而牺牲生命。 在主题和结构上，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和他同学的一样，基本理念是德国启蒙运动和古典时期的人道主义者的理想观念——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相互依赖的人群共同体的全面发展。[37]马克思的文章中没有任何超验的上帝的痕迹：上帝、自然和创造这些词语是可以互换的，历史过程是内在的。马克思开篇写道：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38] 对每个人来说，他们在生活中都配有自己的目标，这种目标通过“轻柔而真实的”内心声音指示出来。它很容易被对虚荣的野心和渴望所迷惑，因此细心体察是必需的，看他真正适合做什么。一旦冷静地考虑了所有因素，那么就应该充满热情地去从事所选择的职业。“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39]这句话作为马克思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一个萌芽而受到热烈的欢迎。[40]但是，人的活动持续地受到已经形成的环境的限制，这是一个至少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学派一样古老的思想。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甚至已经在一个17岁中学生的头脑中出现，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种观点应是错误的，即认为在马克思早期作品中，他就提出了他后来给出答案的一些问题：他后来的著作，是在受了黑格尔和黑格尔派的强烈冲击后形成的，包括很多全然不同的问题，因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答案。无论如何，这篇文章接下来的段落，提到了人的身体或智力的缺陷，表明马克思这里的意思仅仅是当一个人选择职业的时候，他应该考虑他所处的环境。 接着马克思阐述了应该选择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赋予人人生价值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41]。这种完美的观念在职业的选择中具有首要的支配作用，它一直存在于马克思的心灵中：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似乎还是最高尚的。[42]
在这里，一些学者也竭力寻找马克思后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43]的思想萌芽。同样，这里需要比前面部分更为深入地解读马克思的文章，马克思的完整意思是指从事一种关于抽象观念的职业应特别谨慎，因为“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合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事的人毁灭”[44]。问题首要是实践的问题，而完全不是依据理论提出来的。 文章结尾带有理想性，揭示了一种纯粹的、年轻的理想主义：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45] 维滕巴赫批改了文章，认为“非常好”，他因为文章富有思想、结构合理而赞扬了马克思，同时也正当地批评了马克思“过分追求非常精致的形象表达”[46]。 马克思在大学的头几年就表现了对夸张比喻的热情和对诗歌的热爱，这种热情和热爱由于他与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友谊而加强了。后者是除了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之外，第三个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力的人。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比亨利希·马克思大12岁，1770年出生于新近显贵的家庭。他的父亲菲利浦·冯·威斯特华伦，是一位正直、坦率、极富能力的正在上升中的德国中产阶级议员，七年战争期间曾是布伦瑞克公爵的私人秘书；在以明登战役为高潮的几次军事战争中是上司极为重要的助手；后来被英国乔治三世封为贵族。战争期间，他与苏格兰贵族女子珍妮·威沙特结了婚。当时她到德国来看望她的姐姐，她姐姐的丈夫贝什维兹（Bechwith）将军掌管着英国军队。珍妮·威沙特是英国阿盖尔郡伯爵的后裔，带着一些物什，其中有一冠形的银器，这一器件后来被马克思和燕妮多次典当。[47]他们最小的儿子，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秉承了父亲自由与进步的思想：普鲁士失败后，他进入拿破仑的威斯特伐利亚统治区的政府机关工作，后来成为萨克森北部萨尔茨韦德尔城镇的地方副长官。他的第一个妻子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后来去世了；他又和一个驯马师的女儿卡洛琳结了婚。 路德维希和卡洛琳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燕妮在他们移居特利尔的前两年1814年出生。在特利尔他调任（级别稍微降了些）为城市顾问：他不完全赞同普鲁士新政府的政策，据说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前法国莱茵地区的家中更加强了。威斯特华伦一家移居到了一座离马克思一家相当近的、非常好的房子里[48]，虽然他们本不是有钱的家庭。[49]由于亨利希·马克思和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两个人都是在城市法律机构工作，又都是同一个新教徒小团体的成员，所以很自然两人成了朋友。燕妮成了索菲娅·马克思非常亲密的朋友，两个家庭经常来往。男爵当时60多岁了，渐渐对马克思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他极其有教养，讲英语，也讲德语，能够毫不费力地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著作，尤其喜爱浪漫派诗歌。爱琳娜·马克思记述道：冯·威斯特华伦“灌输给了卡尔·马克思对浪漫主义学派的热情，他的父亲和他一起阅读伏尔泰和拉辛，而男爵给他阅读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都是他整个一生最喜爱的作家”[50]。男爵在年轻的马克思身上投注了大量的时间，两人为了谈论思想，漫步穿过附近“美丽如画的小山和树林”。除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外，男爵还热心于进步的政治思想，激发了马克思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人格和著作的兴趣。 亨利希·马克思赞同儿子热爱男爵，同时告诫他：“你是幸福的，像你这样年纪的年轻人能得到这样的幸福是少有的。在你刚踏上人生的一个重要历程的时候就找到了朋友，而且是一个比你年长又比你老练的可敬的朋友……你能不能对这个朋友信守不渝，永远做个无愧于他的人，这将是对你的性格、你的才智和心肠，尤其是对你的道德的最好考验”[51]。马克思对男爵的友好心怀感激之情，以至于1841年把博士论文热情洋溢地献给了他： 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个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
我希望一切怀疑观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颂扬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52] 二 学生时代1835年10月，马克思刚过17岁不久，离开家庭去读大学。当时他全家出动，清晨四点钟起床，到汽船码头送他。船航行了16个小时，经摩塞尔到科布伦茨；第二天在那里换乘一艘船顺由莱茵河到波恩；第三天他注了册，成为波恩大学的一名法律系学生。马克思由冯·威斯特华伦激发的对浪漫主义的热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家庭和原来学校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神——随着在波恩的一年而增加了。波恩城市本身并不比特利尔大多少，但是这所有700名学生的大学却是莱茵地区的思想中心，那里的主流思想是彻底的浪漫主义，最受欢迎的讲座（马克思参加了）是年长的奥·威·施勒格尔所做的有关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一般而言，几乎不谈论政治：这所大学和德国其他大多数大学一样，经历了19世纪30年代初的自由言说和反政府运动浪潮，但这已经完全被镇压了。马克思第一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学习，报名选了九门课程，后来依父亲的建议减到六门：其中三门是文学课程。他第一个学期末报告说他怀着热情专注地完成了所有的六门功课。但是，第二个学期由于过度劳累，在1836年初就生病了，他把课程减到四门，花在正规学习上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父亲一直抱怨儿子没能和家里保持联系，把在校学习的情况告诉家人：他离开家人到波恩三个星期没有一点消息，后来三个月中只给家里写过两封短信。他还花钱一直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这是他一生的特点。第一学期，马克思与来自特利尔的颇受尊敬的学哲学的校友（早他一年入学）同室，成为30名特利尔同乡会会员之一，并且很快成为五名领导者之一。该会的活动主要是喝酒。马克思完全进入了这种生活，以至因为“喝酒的吵闹声扰乱了夜间的平静”[53]而被学校关禁闭，虽然只有24个小时。学校的“监禁室”远不那么令人难受，因为被监禁者的朋友有权去看望他，和他一起喝酒、打扑克，帮他消磨时间。1836年，来自特利尔的学生和波路西亚—可普学生会普鲁士年轻的贵族学生之间在校园里发生了争执。后来一度发展为公开的打斗。1836年8月，马克思在一次决斗中左眼上方受了伤。他还由于“在科伦携带被禁止武器”[54]，被批评并被告到学校领导那里，但事件的调查不了了之。 不再喝酒和决斗之后，马克思大部分时间用来创作诗歌，并参加了一个志同道合者的俱乐部。该俱乐部很可能有些政治色彩：卡尔·格律恩，未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位奠基者，是其会员之一；俱乐部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并且与同样被怀疑的其他大学诗歌俱乐部有着联系。在马克思给家人为数不多的信中，他习惯附上自己的、却令他的父亲无法理解的作品。当儿子要出版费用时，他警告儿子：虽然你的诗歌“天分着实使我感到高兴，对它我寄予很多期望，但是，如果看到你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我会感到伤心的”[55]。学年结束前，亨利希·马克思认为在波恩一年已经足够，他的儿子应该转到柏林大学。 但在马克思出发去柏林前，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在波恩的胡闹刚结束”，亨利希·马克思1836年暑假给他写信：“你的债务——说真的，数目可不小——刚偿清，那爱的折磨立刻又令我们震惊地开始了”[56]。燕妮和卡尔最早在孩童时候就一直是朋友。燕妮有着深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在特利尔备受瞩目，甚至被选为舞会女王。年轻的马克思——把自己描写为“一个真正热烈的罗兰”[57]——是一个不懈的追求者：在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去波恩前，他们之间默契相许，1836年夏天，这种默契变成了正式婚约。从当时的风俗来看，这种婚约极度不寻常：马克思只有18岁，燕妮大他4岁，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有些悬殊。开始时只有马克思的父母和他的姐姐索菲娅（这对恋人的牵线人）知道这个秘密。燕妮的父亲1837年3月同意了这件婚事。马克思的父母（至少在开始时）并不很热衷于这种结合；他们与燕妮的家庭也一直有着“数年来不必要的和令人心累的冲突”[58]。马克思后来激烈反对他女婿在报纸上的声明，这种来自威斯特华伦家的反对是基于反犹太主义[59]。冲突很可能源于对方一些家庭成员根本的反对态度。 1836年10月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前往柏林，追求燕妮（如果还是半秘密状态的话）的成功强化了他对浪漫主义和诗歌的兴趣。柏林这个首都城市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和波恩形成鲜明的对比。恩格斯后来回忆起柏林的时光，生动地写道：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但行动上懦怯的奴颜婢膝的小市民，有还极不发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它仅仅作为一个‘王都’所具有的一切特点”[60]。确实，柏林是一个异常没有传统根基的城市，它没有长期形成的贵族阶级，没有纯粹的资产阶级，没有新生的工人阶级。虽然如此，它有着超过300 000的居民，是位居维也纳之后的最大的德国城市。它有一所大学，面积三倍于波恩大学，并且有着全然不同的氛围。早在10年前还是学生的费尔巴哈曾在信中给他的父亲写道：“在这里根本用不着考虑饮宴、决斗、集体娱乐之类的问题。在任何其他大学里都不像这里这样普遍用功，这样对超出一般学生之上的事物感到有兴趣，这样向往学问，这样安静。和这里的环境比起来，其他的大学简直就是酒馆。”[61] 我们例外地很清楚马克思在柏林第一年的情况（在那里他要待四年半），这要归功于保留下来的、他写于1837年11月的一封给父亲的信（这是在凌晨的烛光下写成的）。这是一封极为私人化的信件，在信中他用大量篇幅叙述了他在刚过去的一年间的思想变化历程。 当我离开了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爱的——，而且起初是热烈追求的、没有希望的爱的世界。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62]
一到柏林他不情愿地作了几个必要的拜访，接着就把自己完全隔离起来，沉浸在科学与艺术中。抒情诗的写作是他首要的题材；至少，正如他本人所说：它是“最愉快最合意的”[63]。他在波恩和1836年秋天在柏林写的诗歌没有保留下来。后来写的编为三本诗集：《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这三本诗集都是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据索菲娅·马克思记述，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收到诗集“掉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64]。她终生都细心地保存着诗集，虽然她的女儿劳拉记述说“父亲并不看重那些诗歌；每次父母谈起它们，总是开怀大笑这些年轻时的荒唐行为”[65]。社会民主党历史学家梅林认为这些诗歌，除一首外，都是爱情抒情诗和浪漫主义叙事诗。他在绝大多数诗歌丢失之前曾有机会阅读它们，对它们的评价：“是地地道道的尚未成形的作品”[66]。诗歌充满了箴言、海妖、对群星和英勇骑士的歌唱，“没有浪漫主义特有的充满魅力的调子”[67]。马克思认为，它们： 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情况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不过也许还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对蓬勃朝气的追求，——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的内容的特点。[68] 这些保存下来的诗歌大部分是1837年上半年写的，另外还有戏剧性幻想和幽默小说的片断。马克思试图出版部分诗歌，给《德意志诗歌年鉴》的编辑阿德尔伯特·冯·夏米索寄去了一些诗稿，但是期刊已经付梓印刷了。马克思虽然把诗歌献给了父亲，但这些诗歌不怎么符合父亲的口味。亨利希·马克思甚至鼓励儿子努力写一首长篇颂诗，一篇“应当能为普鲁士增光……强调指出王国的天才……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的和渗透德意志精神的”[69]颂诗。但马克思的榜样是海涅、歌德和席勒，他的诗歌包括了德国浪漫主义的，除政治上反进步和民族主义之外所有的著名主题。诗歌充满了悲剧的爱情，把人类命运说成神秘力量的玩物。有着富有创造力的、远离社会的同时又寻求志同道合者团体的艺术家常见的主观主义和强烈的自我欣赏。作为对燕妮爱情的结果：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70] 其他一些诗表达了对无限事物的渴望和诺瓦利斯式的对死亡的热爱，还有一些诗完全展现了神秘想象中的梦的世界。一系列典型的浪漫主义讽刺手法用于这些审美的、理想主义诗歌，对诸如医生和数学家那样的“庸人”进行攻击，他们从事功利主义的职业，而这些职业的基础是有条理的、理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了有助于写作，马克思大量地摘录了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爱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的历史》。马克思有摘录他阅读过的一切书籍的习惯（有时加上自己的评论），这种习惯保持终生；那些保存下来的笔记本有益地推动了他思想的发展。[71]他还写了几章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小说采用斯特纳的风格，后来他放弃了。接着创作的《乌兰内姆》的第一场，是当时一部幽默惊险剧本，主人公是逐渐变老的浮士德的不怎么成功的翻版。《乌兰内姆》也没有超出巨大长篇的第一幕剧，这种幕剧包括了对爱情（在它所有的形式上）、死亡、毁灭和永恒的激烈思考。[72]最后，有一首关于黑格尔的有趣的系列讽刺短诗，马克思指责了黑格尔的傲慢和晦涩。在诗的第一节，他写道： 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领会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了不起，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长久地探索着，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73] 第二节讽刺短诗有着相同的主题，开始写道： 我教授的语言，在风云急变中已全被搅乱……[74]
最有趣味的是诗的最后一节： 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
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 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 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75] 如果把它当成马克思本人的话，那么这段话的意义就会完全被误解。像前一节一样，它是“黑格尔”自己所讲的主观浪漫主义，是为马克思所批判的，因为它与每日的现实联系得过分紧密了。马克思诗的整个的主题是要对黑格尔作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批评，这在浪漫主义作家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概而言之，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伊始，与中学毕业作文中表现的思想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不再为为人类服务的思想所鼓舞；不再关注于要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可以最好地为这一崇高理想而献身的位置上。相反，1837年他的诗歌却呈现出了对离群索居天才的崇拜和对抛开了其他人的个人人格发展的内在兴趣。[77] 马克思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强烈爱好无疑由于和燕妮关系的紧张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在燕妮父母还不知道他们订婚期间，燕妮从根本上就拒绝与她的未婚夫通信。“我已得到你的燕妮的无限信任”，亨利希·马克思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但是这个善良的、招人喜欢的姑娘一直在受痛苦的折磨。——她生怕会对你不利，会使你过分劳累，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使她感到苦恼的是，她的父母什么也不知道，或者像我认为的那样，什么也不想知道。她自己也无法解释，她自认为是一个蛮有理智的人，怎么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建议儿子附一封给燕妮的信，应当“充满温情和纯真的爱情……但信中也应当明白述说你们的关系”，信中一定“不要充满诗人的幻想”[78]。 最后马克思终于决定应该给男爵写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打算；同时给自己的家留了一周时间用来观察男爵收到这封信的反应，以使他的父亲尽力保证婚约被顺利接受。燕妮本人甚至在她父亲同意了婚约之后，还异常忧虑，她已过了她那一阶级的大多数女孩子结婚的年龄。亨利希·马克思写道：“她有一种认为没有必要写信的想法……但是，这一切对事情又有什么相干呢？你可以相信，就是公爵也不能把她从你手里夺走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而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轻信的人）。她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你了……”[79]燕妮解释了她的心理： 我不能保有你现在这种带有青春狂热的爱情这一点，我从一开始便知道了，还是在有人向我冷静、巧妙而理智地分析之前，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了。
唉，卡尔，我的悲哀在于，那种会使任何一个别的姑娘狂喜的东西，即你的美丽、感人而炽热的激情、你的娓娓动听的爱情词句、你的富有幻想力的动人心弦的作品——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害怕，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注：“绝望”，英文表达为uncertain。］。我越是沉湎于幸福，那么，一旦你那火热的爱情消失了，你变得冷漠而矜持时，我的命运就会越可怕……正因为这样，卡尔，你的爱情并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它实际要得到的东西：对它十分感激，完全为它所迷恋。所以，我常常提醒你注意一些其他的事，注意生活和现实，而不要像你所喜欢做的那样整个地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耗费你的全部精力，忘却其余的一切，只在这方面寻找安慰和幸福。[80] 甚至亨利希·马克思偶尔也开始后悔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尽力给儿子一些合理的建议，而这些建议他的儿子显然不会采纳： 你用诗人所特有的那种在爱情上的夸张和狂热的感情，是不能使你所献身的那个人得到平静的，相反，你倒有破坏她的平静的危险。只有用模范的品行，用能使你赢得人们好感和同情的大丈夫式的坚定的努力，才能使情况好转，才能使她得到安慰，才能提高她在别人和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她为你作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她表现出的自制力，只有用冷静的理智才能衡量……你应当证明，你虽然年轻，但是一个值得社会尊敬、很快就会使世人折服的堂堂男子。[81]
在父亲的建议和柏林大学整体氛围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时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诗歌，甚至在柏林大学的第一年，也不是他唯一的兴趣。他还广泛阅读了法学著作，并且感到要“专攻哲学”[82]。在柏林大学法律系，爱德华·甘斯代表着进步的黑格尔派的立场。马克思第一学期听了他的讲座。甘斯是受洗的犹太人，自由主义的黑格尔派，他以才华横溢的讲座方式详细阐述了黑格尔历史发展的理性思想，这种讲座就是特别强调意志自由的因素以及社会问题的重要性。甘斯赞同1830年的法国大革命，提倡英国君主政体，动情于圣西门思想，并且渴望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冲突”。[83]反对派即法的历史学派的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卡尔·冯·萨维尼，马克思也听了他的讲座。法的历史学派宣称，法律的根据是在人们的风俗和传统中，而不是在立法者的理论系统中。这种观点把法律与历史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但是带有必然的反进步的色彩，即在看待过去的时候，强化了历史系统发展的基本原理。[84]当时的普鲁士没有公开的政治讨论，法国大革命的主张和继之而起的反对进步的主张之间的冲突在当时法律系的这种争论中进行着公开较量。 因此，毫不奇怪，马克思想通过他的法律研习进行哲学思考。他认为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试图创造出一种法的哲学。他为这一哲学写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导言，在放弃之前整部著作写了300页。在这一形而上学的导言中，他不能克服的一个特别的问题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85]。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使马克思后来考虑用黑格尔哲学来克服。第二个反对构造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意见是它“数学的教条化”。马克思认为，康德和费希特的体系当时极大地启发了他的思想，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它们是抽象的体系，像几何学一样，由公理到结论。相反，“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86]。接着马克思制定了他的法哲学的详细大纲，其中包含着他论文的第二部分。他对这种划分不满意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它本质上的空洞，正如他所说，像是一张书桌，他后来在它的抽屉里装上了沙子。 当努力探讨实体的私法时，他认识到了他所从事工作的错误： 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但在这个体系的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的。[87]
这样，第一学期将近结束了，他以写诗歌的方式躲避以前所讨论的哲学问题： 到学期终了，我又转向缪司的舞蹈和萨蒂尔的音乐。在我寄给你们的最后一册笔记中，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还渗透了那不成功的幻想剧本（《乌兰内姆》），直到最后它完全变了样，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令人振奋的奔放思路的纯粹艺术形式。[88]
但是，这项工作，在揭示了诗歌的可能性的同时，使马克思不可能再继续进行诗歌创作了：“只是在最近的一些诗中，才像魔杖一击——哎呀！这一击起初真是毁灭性的——突然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个像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89]。 毫不奇怪，这一时期常常是通宵达旦在几个领域中紧张的脑力劳动以最后的重病告一段落。马克思似乎由于肺结核的蔓延而遭受着极大痛苦，而这种疾病已经使他的许多家庭成员遭遇不测：第二年马克思的服兵役“由于肺部虚弱和大量的周期性出血”被推迟。1841年他的兵役被永久取消，而且“由于肺部的敏感性”[90]，他被认定为身体极度虚弱。医生建议他换换环境，于是马克思去了柏林附近的施特拉劳小村庄。在这里他的思想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91] 马克思，这位康德和费希特的追随者，曾认为最高的存在是脱离尘世的浪漫主义的主观主义者，先前曾反对黑格尔概念性的理性主义。但是现在，观念似乎内在于现实之中了。马克思先前“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92]。现在他不得不转向黑格尔哲学以便解决他的精神危机，这种转向很深刻，也很突然，这很可能是马克思整个一生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步。不论马克思多么激烈地批判黑格尔、指责他的唯心主义，并尽力使他的辩证法“用双脚”立地，但他是第一个承认了自己的方法直接源于他的这位19世纪30年代导师的人。 黑格尔哲学在柏林占据着统治地位，1818年至1831年在他逝世以后一直都占据着这里的哲学宝座。由康德所阐述的人类理性核心出发，黑格尔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主题（内在性、发展和矛盾）结合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黑格尔哲学的巨大功绩”，恩格斯写道：“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想像为一个过程，即想像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93]。黑格尔从这样的一种信念开始，正如他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所说，“人类存在的核心在他的头脑之中，也就是说，在理性之中，在理性的启迪之下，他筑起了现实世界”。在他极为辉煌的著作《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追溯了精神的发展，把历史运动再次引入哲学，并且断言人类精神能够获得绝对知识。他分析了人类意识的发展，从直接的这一个的感觉发展到自我意识阶段，悟性使人类能够分析世界，并相应地规范自身的行动。接着是理性自身的阶段——理解现实，之后，精神经由宗教和艺术的形式获得了绝对知识。在绝对知识阶段，人类又在世界中重新认识了自身理性。黑格尔称这些不同的阶段为“异化”，它们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但又被认为是独立的并高于人类精神。这种绝对知识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的一种缩影，因为每一个连续发展的阶段超越以前发展阶段的同时又保留着以前阶段的要素。这一既克服又保留的运动，黑格尔称之为“扬弃”，这个单词在德语中有着双重的意义。黑格尔还讨论了“否定的力量”，认为任何一种事物的现存状态与它将要成为的事物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张力。任何事物的现存状态在这种被否定的过程中，会向其他事物转化。这一过程黑格尔称为辩证法。[94] 面对这种哲学显而易见的吸引力，马克思开始通过写作澄清自己的思想——这是他以前所采用的，而且后来也多次使用的方法。他写了24页的对话，题目是《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为此，他力图使自己熟悉自然科学、历史，并研究了谢林的著作。马克思的这一对话作品结尾转向了黑格尔哲学：“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且由于写这部著作……我费了很多脑筋……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我的可爱的孩子，像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95]这样，马克思经历了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这一与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同样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放弃他浪漫的唯心主义，然后把自己移交给“敌人”，这一转变过程是极为根本的，也是极为痛苦的。他描述了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 由于烦恼，我有几天完全不能够思考问题，就像狂人一样在“冲洗灵魂，冲淡茶水”的肮脏的施普雷河水旁的花园里乱跑，我甚至和我的房东一块去打猎，然后又跑到柏林去，想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我的徒劳无益的脑力劳动引起烦躁心情，由于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而感到苦恼，我生病了。[96]
马克思向黑格尔的转变首先通过从头至尾地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完成了：在生病期间，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接下来，参加了一个黑格尔派的讨论小组：“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见面，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士。这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97]。这个俱乐部定期在宪警市场的施特黑利的一个咖啡馆聚会，后来在成员的住宅里聚会，该俱乐部饮酒、喧闹，形成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聚集点。 青年黑格尔派从宗教领域（这个领域比政治要安全得多）开始展开了对当时的正统思想的攻击。在这里，黑格尔传承下来的思想变得模糊。在他那里，宗教与哲学一起，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宗教（通过宗教，终生保持着路德教信仰的黑格尔，表达了基督新教是最高和最终的宗教形式的思想）是绝对精神返回到自身。宗教内容与哲学的内容相同，虽然它们进行理解的形式不同，因为哲学运用概念，而宗教运用想象。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想象物只能提供片段和不确切的哲学理性思维的知识。但是宗教可以通过宗教哲学与哲学联系起来，黑格尔认为宗教想象的具体教条内容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必然阶段。宗教哲学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解释了质朴的信仰和批判的理性。因此，黑格尔拒绝了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即认为宗教不合适地做了只有科学才能胜任的工作；在他看来，宗教（或者他对宗教的哲学性阐释）满足着人类不间断的心理需要，即要有一种关于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想象，并通过这个想象来给自己定位。[98] 虽然在黑格尔去世后最早的几年里黑格尔派是统一的，并在德国大学中拥有受人尊重的地位。但是19世纪30年代末期，在关于宗教的问题上，它已经开始分裂成两派。保守派奉行“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口号，把传统宗教的内容看作非理性的空无；而激进派则反对保守派的安于现状，这种不满意味着要摧毁宗教内容中视为珍宝的、而当下认为是陈旧的教条。这一切内容都必须经过进步的理性的检验，而这种理性并不是（正如黑格尔所说）只能“用灰色描画出灰色”，因此只能重新认识已经存在的事物。这位大师还认为一个在思想中得到理解的时代已经在时间上超越它当时的时代了；激进者因此得出了结论，即对宗教的理解本身甚至已经修改了宗教的内容，同时宗教的形式则变成了纯粹的神话。这场争论开始于1835年大卫·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出版。施特劳斯没能从福音记述中概要地勾画出历史上的耶稣，他把这些福音记述看成只不过是存在于原始基督教团体中的弥赛亚观念的表达，是神话，不能看成真正的历史记述。青年黑格尔派的争论一开始是神学上的，这是很自然的：黑格尔派的大多数成员都首先对宗教感兴趣；普鲁士政府的态度使得政治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争论话题。然而同意德国教会的当权和切断宗教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宗教批判运动迅速转变为世俗化的政治性反对运动。正是作为这一疾变运动的一员（这一运动的中心在柏林的博士俱乐部），马克思首先开始阐述了他有关哲学和社会的观点。 博士俱乐部的一位成员写道：“这个圈子是一些有抱负的青年人，他们大多已经完成了学业。那里充满着的理想主义、对知识的渴望和自由的精神，依然彻底地鼓舞着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在这些聚会中，我们大声朗读并评判我们创作的诗歌和文章，但是我们最多的精力仍然是致力于黑格尔哲学……”[99]在马克思几个比较亲密的俱乐部朋友中，阿道夫·鲁滕堡作为地理学教师新近被解职，当时在新闻出版业谋生；卡尔·科本是名历史学教师，他后来被公认为有关佛教起源问题的专家。科本1840年出版了《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这部著作献给了马克思，这是一本颂扬弗里德里希和启蒙运动原则的著作。[100]俱乐部的领路人是布鲁诺·鲍威尔，他从1834年就一直在柏林大学讲神学课，是马克思接下来的四年中最亲密的朋友。[101]当时有人这样来描写他：“高耸的鼻梁，尖尖的鼻子引人注目地突出着，前额高高隆起，口形优美；体形几乎就是拿破仑式的。他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冷峻的外表之下是火热的内心。他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将很快成为自己内心信念的殉难者。”[102]鲍威尔的专门研究领域是新约批判，他在这个领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马克思似乎已经成为俱乐部活跃的中心人物。埃德加尔·鲍威尔（鲍威尔的弟弟）在一首关于俱乐部成员的讽刺诗中这样描写马克思： 是谁风暴般地奋勇前行？
一位自由魔怪，来自特利尔的黝黑身影， 似乎 想要抓住天空使它匍匐在地， 他自信的步履敲击着地面 震怒的双臂直指苍穹。 他似乎 千万恶魔攫住身体 攥紧可怖的拳头狂奔不停。[103] 科本称他的朋友是“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宝库，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工厂”，认为布鲁诺·鲍威尔的《我们时代的基督教状况》——青年黑格尔派第一篇直接谈论政治的文章——大部分借助了马克思的思想。[104]同时马克思一直保持着的博士俱乐部故意玩世不恭的生活作风，使得他越来越疏远他的家庭。当他的母亲只是劝劝他适度地消费酒、咖啡和胡椒粉时，他1837年11月的长篇“告白”引来了父亲异常辛辣的回信： 圣明的上帝！！！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与外界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在那里，也许在异常混乱的情况下，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噙着眼泪写的、善意的告诫……难道在这么一个荒唐的、漫无目的的知识作坊里，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能成熟吗？……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好像我们是阔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105]
事实上，有关马克思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份资料宣称他曾“几次求债”，并表明他在校的5年中至少改了10次地址。 1838年5月由于父亲的去世，马克思与家庭的联系更少了。尽管马克思与父亲意见不同，但他却一直保持着对父亲的热爱：“他从来都是不知疲倦地谈论他”，爱琳娜写道，“他一直带着他父亲一张上了年纪的、用古老照相术所拍的照片。他从来不把照片让陌生人看，他说是因为它已经很不像原来的样子了”。[106]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把这张照片放在了他的灵柩里。亨利希·马克思的去世自然使马克思家庭的收入大大减少。这也导致了冯·威斯特华伦家困难的增加，他们家的一些人似乎一直完全冷落亨利希·马克思。[107]当时马克思的兴趣开始明确地从法律转向哲学。在1837年11月他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了他正成为助理法官的可能性，而越来越多地考虑要放弃在大学正式任职这一问题。甘斯1839年去世。在柏林的最后三年里，马克思仅参加听过两门课：一门是布鲁诺·鲍威尔讲的关于《以赛亚书》；另一门是关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马克思已经完全放弃了诗歌写作，当时（1839年）希望赠给燕妮更多的诗歌，他就极明智地从新近出的两本诗集中摘抄了几首。 随着来自家庭的援助日益减少，马克思选择职业变得极为紧迫，学术界似乎能够提供一个立刻行之有效的前景。布鲁诺·鲍威尔在信中给他写道：“如果你献身于具体性的职业，那将是愚蠢的。当前，理论是最富有实践性的职业，我们根本不能预料它将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实际有用的”[108]。1839年初，马克思出于取得大学哲学讲师职位的考虑，决定着手写作博士论文。他倾向于在波恩写作，鲍威尔由于他激进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出于教育部的压力已被迫转到波恩。整个1839年和1840年初，马克思一直忙于为博士论文而阅读和作摘录。他给这些笔记起的总的标题是《伊壁鸠鲁哲学》，同时，还阅读了黑格尔、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休谟和康德，这些准备笔记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的问题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之间的关系、希腊哲学智者的观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有关宗教的观点以及后黑格尔哲学的前景。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选题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和科本）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共同兴趣的影响。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兴趣：首先，在黑格尔的“总体哲学”之后，青年黑格尔派感到他们处在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相同的情形；其次，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包含现代思想的本质要素：它们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哲学基础，深刻影响了早期基督教道德，同时还含有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同样对马克思而言，斯多葛派、怀疑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是“罗马精神的原型，即希腊迁移到罗马去的那种形态”[109]。它们是“充满了特殊性格的、强有力的、永恒的本质，以致现代世界也应该承认它们的充分的精神上的公民权”[110]。马克思在论文序言部分［注：这里与中文版有出入。中文版中下面这段话不是在序言部分，而是在论文的第一部分。］继续写道：“在就体系的广博程度来说已接近完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之后，出现了一些新哲学体系，它们不以这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而是远远往上追溯到最简单的学派：在物理学方面转向自然哲学家，在伦理学方面转向苏格拉底学派，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吗？”[111]总而言之，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哲学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 马克思的论文准备笔记很晦涩，部分原因是这只是私人化的笔记，部分原因是这些笔记常常使用青年黑格尔派所具有的生动比喻性语言，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他们生活在充满危机、灾难日益迫近的整体氛围中。例如，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思在写论文期间与他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1840年写道：“我们的时代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美丽”[112]。又说：“灾难将是可怕的，而且一定是巨大的。我几乎要说它将比被预言的基督教在地球图景中的出现这一事件更大、更可怕。”[113]马克思笔记中最有意义的段落是他论述的黑格尔的世界哲学之后的哲学氛围。他宣称，当前哲学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114]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因此，哲学本身分裂了：“这个哲学的能动性也表现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成个别意识的主观形式，而哲学的生命就存在于这些主观形式之中。但是不应对这场继伟大的世界哲学之后出现的风暴，感到惊慌失措。普通竖琴在任何人手中都会响；而风神琴只有当暴风雨敲打琴弦时才会响。”[115]马克思继续写道：“撇开这种必然性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还能够出现芝诺……” 需要的是一种彻底的方向性转变： 在这样的时代，模棱两可的智者们的观点同全体统帅们的观点是对立的。统帅们认为，裁减战斗部队，分散战斗力量并签订符合现实需要的和约，可以挽回损失，而泰米斯托克利斯在雅典城遭到毁灭的威胁时，却劝说雅典人完全抛弃这个城市，而在海上，即在另一个原素上建立新的雅典。[116]
接着，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 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在这些大灾难之后的时代是铁器时代——如果这个时代以伟大斗争为标志，那它是幸运的；如果这个时代像艺术史上跟在伟大的时代之后跛行的那些世纪那样，那它是可悲的，因为这些世纪只会从事仿造：用蜡、石膏和铜来仿造那些用卡拉拉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东西，就像帕拉斯·雅典娜是从诸神之父宙斯的头颅中出来的一样。但是继在自身中完成的哲学及其发展的主观形式之后到来的那些时代具有宏伟的特点，因为形成这些时代的统一性的分裂是巨大的。于是继斯多葛派、怀疑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之后来到的就是罗马时代。这些时代是不幸的铁器时代，因为它们的诸神死去了，而新的女神还命运莫测，不知是一派光明，还是一片黑暗。[117]
在这篇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简明地叙述了以前对伊壁鸠鲁哲学的错误解读，并指出了黑格尔论述这一时代时存在的不足。接着马克思补充了一段话，赞美了哲学对于一切其他学科，尤其对于神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引用了休谟的话：“对哲学来说，这当然是一种侮辱：当它的最高权威本应到处被承认时，人们却迫使它在每一场合为自己的结论作辩护，并在被它触犯的艺术和科学面前替自己申辩。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118]因此马克思从他自己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立场出发批评了大师［注：指黑格尔。］对哲学和宗教的调和。他继续写道： 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19]
这种“自我意识”是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布鲁诺·鲍威尔，阐述的哲学的核心概念。对他们而言，人类自我意识不断发展，认识到它原本认为从它自身分离出去的力量（例如宗教），其实是它自身的创造物。因此，自我意识的任务和它的首要武器，哲学批判，就是揭示出来与人类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发展相对立的一切力量和观念。[120] 对自我意识哲学的这种热情反映在论文的主体中，在这里，马克思通过与伊壁鸠鲁自由伦理的对比，批判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121]德谟克利特，色雷斯的阿布德拉人，在公元前5世纪末以他的原子和虚空理论，对之前200年的希腊物理学进行了思考总结。伊壁鸠鲁教育了以后一个多世纪的雅典城（当时雅典的显著特点是后亚历山大时代普遍的社会混乱），被认为提供了个人行为准则。[122]马克思用一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开始了对这两位哲学家关系的叙述：伊壁鸠鲁认为所有表象都是客观真实的，但同时由于他希望保留意志自由，从而否认了世界受永恒规律的支配，这样实际上似乎是拒绝了自然的客观真实性。另一方面，德谟克利特非常怀疑表象的真实性，但仍然认为世界受必然性支配。以此，马克思正确地得出结论说，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实际上仅仅是他伦理学的一个部分。伊壁鸠鲁不是就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只不过照抄了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而是把自主性观念引入了原子运动。伊壁鸠鲁把一个人类意志起作用的富有生气的自然界加到了德谟克利特的受机械规律支配着的单调沉闷的自然界上。因此马克思倾向伊壁鸠鲁的观点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强调了人类精神的绝对自主性，它把人从一切超验对象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其次，对“自由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强调，为人们指出了一条超越“总体哲学”体系的道路。 马克思赞美的正是伊壁鸠鲁思想的这种最重要的自由因素。在几年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称伊壁鸠鲁为“古代真正的启蒙思想家”[123]，并且在以后的著述中经常用类似的语句提到他。对伊壁鸠鲁的这种热爱也可以在论文的附录中看到，附录攻击了普鲁塔克，特别是《论信从伊壁鸠鲁哲学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的文章[124]；通过对普鲁塔克论点的独立论述，马克思证明了之后的相反结论。虽然当时这要作极为枯燥的阅读，并且常常用一种不适当的微妙的黑格尔立场来解释古人的思想，但是马克思的论文仍然是一部深刻的创造性的著作。对论文的质量有很多极高的评价，其中一个写道：“看到他考虑了当时可以得到的如此多的材料几乎令人震惊”[125]。 在这几年中，马克思不仅仅忙于写论文。他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同样反映了青年黑格尔派氛围和博士俱乐部的多次讨论焦点。他曾打算编辑文学评论，并受到极大鼓舞：“因为通过大学讲师鲍威尔（他在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中起重大作用）和我的同伴鲁滕堡博士的帮助，所有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答应撰稿”[126]。但马克思为文学评论努力的唯一结果是1841年柏林的《雅典神殿》刊登了两首短诗：这两首诗是他首次发表的作品。1840年早期，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编辑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并考虑亲自写一本类似的书。他还打算在波恩办讲座课程，反对天主教神学家海尔梅斯，后者曾竭力调和宗教和康德哲学；像他那时所有的计划一样，他与布鲁诺·鲍威尔详细讨论了这件事情。至1840年夏天，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把手稿寄给了鲍威尔，并给出版商附了一封信。但实际上，书并没有出版，鲍威尔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谈到了那封附信：“你或许可以把这些话写给你的洗衣妇，但却不能写给你正寻求帮助的出版商”[127]。同时他还想写一个滑稽剧，题目是《费希尔·瓦普兰斯》，以此作为手段反击K.P.费希尔试图用哲学证明有神论合理性。此外，马克思还非常关心逻辑问题，想全力写一本辩证法的著作：他广泛地做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笔记，并在信中与鲍威尔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建议写对当代哲学家特伦德兰伯格的批评，证明亚里士多德是辩证的，而特伦德兰伯格是只讲求形式的。 这期间，鲍威尔为马克思如何结束他那“愚蠢的考试”并到波恩与他一起工作积极提供了有益的建议。1840年他写信给马克思：“你可以对加布勒（柏林的哲学教授）说出你的兴趣，当他得知又有一位黑格尔派哲学家正要得到一个教职，他会充满热情并极为高兴”[128]。一年后，他写道：“无论如何应该期望拉登堡（柏林大学校长）为你铺平道路。请让他在这里为你写封信，事先处理一下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应该想到你胜不过艾希霍恩（文化大臣）的情况。”[129] 马克思受到鼓舞，1841年4月他及时提交了论文，但不是给柏林大学：相反，寄给了耶拿大学，这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在那里“非常容易获得博士头衔”[130]。事实上，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档案中有这一记录。整个事情得力于那里的文学教授沃尔弗成功的努力，他是亨利希·海涅的朋友，与马克思相熟。他极有可能把耶拿大学的这个系的内部情况告诉了马克思。马克思即刻在1841年4月15日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了学位。 三 新闻出版马克思的论文一被接受，他就开始了极不平静的一年，这种状况1842年选择的新闻出版工作中达到了顶峰。为了寻找一种可靠的谋生手段，他在特利尔、波恩和科伦之间辗转，从来没有较长时间地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开始制定了很多计划，但是没一个完成（这确实是他早先的生活作风）。 马克思在特利尔父母家中停留6个星期后，就到波恩在鲍威尔的帮助下寻求学术职业。要获得教职，大学法令规定除了博士学位论文之外还要有一长篇论文，于是马克思开始修改论文以便发表，而且要把它扩展为“一篇更长的论文，在文章中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想，详细阐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131]。他还在论文中附了两个扩充了的笔记。 1841年底，马克思为论文附加的第一个内容充实的笔记主要是直接反对谢林的。当时为了“根除黑格尔哲学的龙种”[132]，谢林刚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回柏林。谢林在题为《启示哲学》的演讲中明确区分了消极的纯粹理性哲学与积极的哲学，其现实内容是神性在历史中的发展，正像它在人类的各种神话集和各种宗教中被记录下来的一样。谢林演讲逐渐展开，开始就引起了普遍瞩目：恩格斯、克尔恺郭尔和巴枯宁都参加听了他开始时的演说。黑格尔派反响强烈，马克思的反应丝毫不少：他这时的方法是把谢林当时的言论与其先前的著作进行对比，指出谢林教条式的柏林演讲与他先前相信思考自由之间的不同。马克思接着宣称黑格尔已经颠覆了上帝存在的传统证明并因此驳斥了它们。对马克思来说，要么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空洞的同义反复，要么这些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133]。马克思用一种后黑格尔派哲学和启蒙运动单纯的理性主义的奇怪混合物，通过从谢林早期论述中摘录两段多的话结束了他的笔记：“假如你们假定一个客观的神的观念，你们怎么能够谈理性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规律呢？因为只有绝对自由的东西才能有自主。”“把可以普遍传授的基本原则加以隐瞒，这是一种对人类的犯罪行为”[134]。 为论文附加的第二个笔记继续论述了在原来的准备笔记中已经涉及关于黑格尔总体体系之后的哲学未来的问题，第一次（虽然还是以一种很唯心主义的方式）阐述了哲学消灭的观念以及将成为他后来思想核心的实践的观念。[135] 在用这些相当理论化的讨论扩充论文的同时，马克思投入了更为直接、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大部分是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的，而后者与政府当局之间的不断增加的麻烦似乎危及到了他们两人预期的大学教职，因为后者致力于写《复类福音书批判》，这部著作不承认耶稣的历史性，把福音书描述为神话编撰故事。从1841年3月起，他们两人就曾计划创办题为《无神论卷宗》的评论，它将以鲍威尔的福音批判为基础。[136]当然，马克思的无神论带有一种极端战斗无神论的味道。卢格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道：“布鲁诺·鲍威尔、卡尔·马克思、克利斯提安森和费尔巴哈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蒙太涅’，正使无神论成为他们的格言。上帝、宗教、永恒被从它们的王座上推下来，人类被宣告为上帝。”[137]格奥尔格·荣克，一位成功的科伦青年律师、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写信给卢格：“如果马克思、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走到一起创办一个神学——哲学评论杂志，上帝最好让他所有的天使围护着，耽于自怜，因为他们三个人毫无疑问地将把上帝赶出他的天国……无论如何，对马克思来说，基督教是最不道德的现存宗教之一。”[138] 但是计划并未实现。相反，1841年11月鲍威尔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声称是一个极虔诚保守的信徒对黑格尔的攻击，题目是《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宣告》。在攻击黑格尔的幌子下，小册子意欲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神论革命者。马克思很可能本打算与鲍威尔合作写这本书，的确，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作品。无论如何，毫无疑问他们确实计划共同出版一个东西，即《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因此，马克思开始阅读一系列有关艺术和宗教的书籍。鲍威尔在1841年12月完成了他承担的部分，但是不得不在合作者没有撰稿的情况下出版：1841年12月，马克思被迫回到特利尔，因为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已患重病了。直到他的岳父1842年3月3日去世，马克思一直待在威斯特华伦家里，正如鲍威尔所说，他要为这位临近死亡的人“点亮日子”。对马克思来说3月是令人难过的：不但是失去了威斯特华伦家里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且由于鲍威尔因为他的非正统学说而被剥夺了教职，马克思谋取大学教职的希望因此就破灭了。当时马克思在特利尔已经写了一篇文章，他把它寄给了《德意志年鉴》的编辑阿尔诺德·卢格。 卢格是马克思随后两年的亲密伙伴，也是一名流放的大学教师；他被拒绝教书是因为他的非正统观点，他被大学辞退后，全身心地投身于新闻出版事业。由于这一点，他被恰当地赞美道：他是一个有着独立能力的人，虽然没有特别创新的头脑，但是他成文迅速又出色，并且交往面非常广泛。[139]1838年他创办《哈雷年鉴》，该杂志很快便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最重要的期刊。虽然早些年为《哈雷年鉴》撰写的稿件一般都要涉及开明的普鲁士国家，但是到1840年为止，公开的政治性文章开始使宗教性的文章让位了——一种逻辑隐含于“基督教国家”的观念中。因此《哈雷年鉴》1841年6月在普鲁士被禁了，从而转移到了德勒斯顿，在那里以《德意志年鉴》的名字出现。[140]1840年间，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开始为它撰稿了，到1841年中期，鲍威尔已经成为它的定期撰稿人。 马克思已经被他的柏林朋友科本（他本人就是该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介绍给卢格。马克思1842年2月寄给卢格一篇文章（一起寄去的还有一封进行书评的信，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德意志年鉴》上），阐述了1841年12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年之前继承了普鲁士王位，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曾希望自由宽大随之而来。新国王当然同资产阶级一样，憎恨限制性的官僚作风：他的理想是家长式的政体。他同意资产阶级的在议会和新闻中提出要表达自己观点的要求。他甚至在书报检查令中强调“坦率而忠诚的宣传的价值和必要性”。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想要争取的并不是一个幻想中的家长制社会，于是冲突便不可避免了。在题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被认为是放宽了现行条例的新检查令条例的矛盾之处。由于新条例禁止攻击基督教，并惩罚违背“礼仪、习尚和外表礼貌”的行为，所以他认为“书报检查应该排斥像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这样一些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要侮辱礼仪、习尚和外表礼貌。所有这些道德家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141]。而且，鉴于新的法令与行动同样地顺从了“倾向”和“意图”，那么它们与好的法律是对立的。对马克思来说，这将产生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单一的国家政权机构认为它自己是理性和道德的唯一所有者，因为“即使一种道德政权的成员反对其中的一个机构或者反对政府本身，但这种道德政权还是反映着它的成员的观点”[142]。这样，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开始得出自由民主的结论。 这是一篇杰出的论战性文章，马克思展示了他用博尔纳风格写作时事小册子的巨大天分，而且他整个一生都展现着这份天赋。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时期的所有文章，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他后来的很多著述都是用一种极为生动活泼的风格写成的：他激进而不妥协的立场、极端的爱以及使用归谬法对付对手的手法，这一切都使他的文章有着鲜明的爱憎立场。格言、递进、重复、对仗、对比以及交错排列（尤其是后两种）等表现手法都被他一一使用——有时是过度使用。因此，权威们不会通过他这篇特别的文章（它最后刊登在1843年2月瑞士的《轶文集》中，《轶文集》收集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禁止的文章，由卢格以书的形式发行）。 因为“同波恩的教授们离得太近我实在受不了”[143]，1842年4月马克思抱着至少写点或许找到途径可以发表的东西的想法移居到科伦。在波恩期间，他曾到科伦参观过几次，在那里从香槟酒和关于黑格尔的谈论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燕妮写信给他：“小野猪！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你快乐，因为我的信鼓舞了你，因为你想念我，因为你住在裱着壁纸的房间，因为你在科伦喝了香槟酒，因为那里有黑格尔派俱乐部，因为你幻想过——总之，因为你是我的亲爱的，我的小野猪。”[144]但是科伦的这种上流社会生活逐渐令他难以忍受，因为“那里的生活太喧闹；好友的众多，并不导致哲学的完美”[145]。因此，马克思回到波恩，在那里和鲍威尔在一起放松了一下。他的朋友写道：“马克思已经回到这里了，最近我们一起出去到广阔的乡村，再一次享受了所有美丽的景色。这次旅行太精彩了，我们与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在哥特斯堡租了两头驴，骑着驴子，我们疯一样地绕过小山，穿过村庄。波恩的社会名流像往常一样惊愕地望着我们，我们欢呼，驴子高鸣。”[146]但是很快他们便永远地分道扬镳了，当时鲍威尔到柏林努力使他的免职得以撤销。而马克思则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4月底，已经写了四篇文章打算给卢格。他到科伦不仅仅是香槟酒的原因：他正逐渐卷入这个城市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运动中，这种对于实际政治的卷入最终导致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决裂并开始编辑《莱茵报》。尽管燕妮劝告他不要“卷到”政治里去（她把这一活动描写为“这是最危险的”[147]），但是这对一个具有进步观点的年轻的莱茵地区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莱茵地区的政治氛围与柏林大不相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1795年至1814年归入法国，曾受益于经济、管理和政治方面的改革。那里以前有108个小政权，后来改划为四个地区；废除了封建主义、取消了各种不规范的管理现象（有关政治、法律和金融体制方面）；清除了一些贸易团体和关税壁垒，很多商品得以出口法国，生产者受到保护，以避免来自英国的竞争。以纺织业为龙头的工业增长速度非常快，以至于1810年鲁尔的市政长官似乎要宣布它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了。德国大部分进步人士都来自莱茵地区：有自由主义反对运动的领导人，1848年革命运动的很多未来的活动家，以及一些像海涅、博尔纳这样的诗人。 这一政治运动的焦点之一是“科伦社团”（莱茵地区与博士俱乐部一样更具有现实性的团体），马克思在波恩一立下脚跟就加入了这个社团。科伦社团多方面的核心人物是格奥尔格·荣克，他也曾是柏林博士俱乐部成员。在科伦社团中，他很快成为马克思最为亲密的朋友。团体中的其他一些成员还有金融家康普豪森和汉塞曼，他们两人都是普鲁士未来的内阁总理，还有实业家梅维森和马林克罗特（Malinckrodt）以及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例如莫泽斯·赫斯（可能最有资格说是他把共产主义思想带进德国）。很自然，科伦团体很欢迎能有一份报纸来宣传自己的主张。1840年时已经有了一份名为《莱茵总汇报》的报纸，创建这个报纸的团体认为《科伦日报》不足以维护他们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当这份报纸很显然快要破产时，格奥尔格·荣克和莫泽斯·赫斯劝说莱茵地区一些最有影响的富有自由主义者，包括康普豪森、梅维森和奥本海姆，创建一个团体，买通《莱茵总汇报》（避免因为条件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再次谈判），并从1842年1月1日让它以《莱茵报》的名称重新出版刊行。[148]这份报纸的副标题是“政治、商业和工业”［注：全称为《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为了维护莱茵地区大量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中产阶级的目标是保卫拿破仑法典和法律面前一切公民一律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其最终目标是达到整个德国政治和经济的统一，这一热望必然使他们起来反对普鲁士宗教政策和半封建的专制主义。 支持《莱茵报》的这个团体是不缺钱的，它开始时的共同资产超过30000塔勒。但是，他们起初在对编辑的选择上很不幸。莫泽斯·赫斯在创建报纸时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很自然地希望被指定为编辑；但是金融支持者并不愿意让一个革命者担任主编。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争取实施一些有利于扩大工业和商业的措施，例如扩展关税同盟、加速铁路建设、减少邮政收费。因此，股东把编辑职位首先交给了保护贸易论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当他因健康问题被迫退下来时）接着给了李斯特的追随者、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主编赫夫铿。赫斯压制住了自己的骄傲，接受了副主编的位子，做有关法国的专门栏目。雷纳、奥本海姆和荣克任董事。由于奥本海姆，特别是荣克曾被赫斯说服而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激进主义，因此他们与赫夫铿之间的矛盾很快增加了。赫夫铿因拒绝接受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文章，1842年1月18日被迫辞职，宣布自己“不擅长新黑格尔主义”。[149]。 赫夫铿的位子被鲁滕堡（布鲁诺·鲍威尔夫人的兄弟）取代了。马克思支持他，并且他从1841年9月份以来就一直参加有关该报组建的讨论。新的任命给该报带来的转变倾向令当局者忧虑，以至于中央政府提议进行压制；但是莱茵省总督恐怕这会引起民众闹事，只答应更进一步地进行监视。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在科伦社团中拥有极大威望。荣克谈起他，说：“虽然马克思博士是一位革命魔鬼，但他是我所认识的拥有最为敏锐思想的人之一”[150]。慷慨热情的莫泽斯·赫斯，这样向他的朋友奥埃尔巴赫介绍了马克思： ……你将会看到最伟大，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很快就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马克思博士……他将给予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彻底的打击！他具有最深刻的哲学头脑，又具有罕见的智慧；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在一起（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151]
鲍威尔1月份曾问马克思为什么没有给《莱茵报》撰稿；3月，在荣克的催促下，马克思开始把主要精力从卢格的杂志转到《莱茵报》。[152]他写的第一批文章中的一篇，是对法的历史学派的批判，但直到8月才发表。这篇文章写于1842年4月，起因于卡尔·冯·萨维尼被任命为司法大臣，他被期望着能够把新国王充满幻想和反对进步的思想引入法律体制。因此，这篇文章也就间接抨击了普鲁士的“基督教国家”制度。法的历史学派不久前刚发表了一篇宣言，以纪念其奠基者古斯达夫·胡果（1764—1844），胡果认为历史存在是法律合理性的最重要的证明。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是，这种立场迫使胡果采取了绝对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使他失掉了判断的标准。马克思运用建立在斯宾诺莎和康德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反驳这种立场，他们两人都拒绝把实证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等同起来：“胡果亵渎对正义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人来说是神圣的一切，可是，他破坏这些神圣的事物，只是为了用历史的圣徒遗物应得的荣誉去报答它们，他从理性的观点指摘它们，以便后来可以从历史的观点去颂扬它们，同时借此去颂扬历史学派的观点。”[153]总之，法的历史学派只有一条基本原则——“专横和暴力的法”[154]。 马克思撰文反对胡果的同时，决定致力于写莱茵地区议会辩论的系列文章，1841年中期议会已经在杜塞尔多夫举行过一次长会。他创造性地写了五篇有关辩论的系列文章，第一篇在4月初写成，题目是《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其他四篇论述了科伦事件，林木盗窃法，偷窃和“真正的世俗问题，本质讲来，即土地分配”[155]。但是刊登出来的只有关于出版自由和关于林木盗窃的文章。在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发现了“每一阶层特有的立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这些辩论中一样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辩论人并不把自由看作一切理性的人的自然权利；对他们来说，自由是“特定人群、特定阶级的个体特征”[156]。这样的立场是不能够起草任何管理新闻的法律的。马克思接着特别地批判了普鲁士政体的封建浪漫主义，从而提出了有关逃避和投射（evasion and projection）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 由于这些老爷们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想像中的地位，由于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彼岸的世界里，由于他们用想像力来代替智慧和心灵，他们就不满意实践，所以他们就必须乞灵于理论，不过这是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然而，他们这种宗教具有浸透着政治倾向的论战性的毒素，并且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在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荒诞的贪欲披上圣洁的外衣。
这样，我们看到这位辩论人用想像的神秘宗教理论来反对实践要求……他用超人的圣灵来反对人能理解的东西……[157] 马克思通过概述法律在国家中应起的作用结束了这一部分：“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它认为自由是出版物的正常状态……”[158]接着，马克思总结了法的普遍本质：“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59]在这种情况下，谈具有预防性的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真正的法律并不阻止人类的活动，真正的法律是“人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160]。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欢迎：荣克写信对他说：“你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文章是一流的”[161]，卢格怀着同样的心情写道：“你在报上关于出版自由的评论妙极了。它毫无疑问是有关这一主题的最好的文章”[162]。 马克思1842年6月底与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从而被取消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于是极为渴望能以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来谋生。他写道：“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利尔待了六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极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了。我的家庭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坏。”[163]这次争吵非常激烈，以至马克思离开了锡朱恩施特拉斯的家，寄宿在附近的一所客店里。他一直在特利尔待到他姐姐索菲娅举行了婚礼，7月中旬便离开前往波恩，在那里他完全投身到了新闻出版工作上。 尽管特利尔（家庭）气氛紧张，马克思在那里还是挤出时间为《莱茵报》又撰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到1842年6月为止，这份报纸激进的调子激怒了它的强大对手——《科伦日报》，后者开展了一场对它的攻击，说它“用报纸散播哲学和宗教思想”[164]，并发表重头文章，声称宗教的堕落引起了政治的堕落。马克思认为真理倒是它的反面： 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特别的说明，因为古代国家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它们自己的“民族”，它们的“国家”。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165]
接着马克思捍卫了哲学的权利——“时代精神的精华”——即可以自由地评论一切问题，并根据现代哲学即黑格尔及其以后的哲学描绘了理想的国家，从而结束了这篇文章： 从前的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甚至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公共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看国家的。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Sapienti sat〔对聪明人来说已经很够了〕。[166]
最后，马克思赞成党派分裂的思想，这是最受青年黑格尔派喜爱的另一个论题：“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167]。 1842年7月马克思一回到波恩，就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拉进《莱茵报》机构，这大概是由于嗜酒的鲁滕堡的无力胜任，马克思说，这使他非常难堪，因为为这项工作他曾举荐过鲁滕堡。与此同时，随着更多地卷入这份报纸，他与以前柏林伙伴们不一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后者曾组成一个“自由人”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以前博士俱乐部的继续。这是一个青年作家团体，憎恶柏林人态度上的奴性，他们的生活目标是在很多方面仅仅震惊资产阶级（epater les bourgeois）。他们很多时间在咖啡馆里度过，甚至在缺钱的时候上街乞讨。他们不妥协地反对既成的教条，尤其是宗教，从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其成员包括麦克斯·施蒂纳，他曾在《莱茵报》上发表过一些无神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为他后来发表极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拉开了序幕；还有埃德加尔·鲍威尔（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他激烈抨击巴枯宁所作的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妥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在其中，他写了几篇反对谢林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性文章。 然而，马克思反对这些有关解放的公开宣言，在他看来，这些做法似乎只是一种风头主义。考虑到青年黑格尔派与《莱茵报》联手，马克思还担心来自柏林的文章会给他的对手海尔梅斯编辑以更多把柄对该报进行攻击。马克思正在给工业相对发展的莱茵地区的一份商业报纸写文章，而柏林的“自由人”团体正变得哲学化，那里几乎没有工业，为政府官僚主义氛围所控制。因此，他支持了资产阶级争取自由主义革新的斗争，反对不加区别地进行批判。确实，正是由于他的建议，《莱茵报》的出版人雷纳答应莱茵省总督，报纸的态度将变得平缓——尤其是在关于宗教问题上。[168] “自由人”团体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莱茵报》的编辑基本原则应该是什么。对此，马克思8月底写了封信给奥本海姆（他的意见对于编辑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决定作用），实际上表达了自己对报纸的想法，提出应该把编辑的职务委托给自己。他写道： 如果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我一致，就请您把《论中庸》［注：作者是埃德加尔·鲍威尔。］一文也寄给我，以便批判。这个问题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首先，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无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这种明显地反对目前国家制度基础的示威，会引起书报检查制度的加强，甚至会使报纸遭到查封……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做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诚然，《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批判；但是，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批判……是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 我认为必须做到的是，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上述那一类文章，提供了一个给撰稿人指出明确行动计划的极好机会。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像报纸那样掌握全盘的。[169] 结果，马克思对该报进行几个月卓有成效的管理之后，10月中旬被任命为主编。 在马克思的负责下，报纸前几个月的发行量就多了一倍多。他的个性极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纯粹“马克思一人的专政”[170]。1842年的最后几个月《莱茵报》开始声播全国。结果，罗伯特·普鲁茨，该报的一位撰稿人，后来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这样描写了该报： 普鲁士和德意志拥有的一切年轻的、有新鲜自由思想的或者（作为政府抱怨的联盟者的）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这里避难来了。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斗争，庄重、嘲弄、博学、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用诗歌，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结合一起，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与他们的争斗是徒劳的……[171]
这位编辑给人的深刻印象并不比报纸少。梅维森留下了对当时的马克思的生动描写： 来自特利尔的卡尔·马克思，24岁，充满力量，浓密的毛发生动地长在他的脸颊、胳膊、鼻子和耳朵处。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自信，但同时又非常严谨、博学，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辩论家。他用强烈的犹太人的深刻敏锐性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每一个学说命题都推到底；通过对经济学的集中研究，他当时已经准备转向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带领下，这份年轻的报纸很快开始了丝毫不计后果地发表言论……[172]
但是，马克思在完成作为编辑的第一件任务时，表现得非常谨慎：他面临着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的共产主义的指控。这可能是受了赫夫铿的激励。赫夫铿曾在一段时期里做过《莱茵报》的编辑，3月份他就因为该报刊登了一篇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而攻击该报。指控的基本出发点是9月份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住宅问题和几种共产主义政体形式的评论文章；还有10月份它报道了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会上傅立叶的追随者提出了他们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赫斯写的。马克思作了回应，批判了奥格斯堡报纸竭力避免重要问题，驳斥了《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 “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然而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智慧的作品，则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像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长舌妇希望得到比沙龙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比沙龙空话能有更多的才能的话，那她也会承认的。[173]
但是必须慎重地对待这些观念，因为思想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对于类似的理论著作所以要更加慎重，还因为我们不同意奥格斯堡报的做法……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末，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174]
这种回应反映了《莱茵报》的总体立场，即认为贫穷必然地是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但是此时文章并没有把无产阶级看作一个崭新的社会阶级，而是仅仅看作不良经济组织的无辜受害者。 社会主义思想可能最初并不是根源于德国工人阶级。德国当时才刚刚开始变为工业国，工业工人远没有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他们还没有充分的组织，而且大多数还是旧手工业者，怀恋过去，不愿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是由一个知识分子的精英团体传播开来的，他们把无产阶级群众看作社会革新的潜在工具。19世纪30年代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在德国产生影响。[175]在特利尔这个地方（马克思的出生地），路德维希·伽尔传播傅立叶主义思想；而在柏林，海涅的诗歌和甘斯的讲座都有着广泛的读者和听众。德国本民族共产主义的第一本书是莫泽斯·赫斯写的《人类的神圣历史》，他是在科伦从父亲的工厂里逃往巴黎之后，了解共产主义思想的。[176]这本书具有神秘性，是漫谈式的，但却十分明显地包含着阶级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思想。接着，赫斯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并在《莱茵报》上刊登了很多暗中宣传共产主义内容的文章。一年以后，一个裁缝，威廉·魏特林，活跃在移居到巴黎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团体中，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这是一本弥赛亚式的救世著作，它反对造成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的人间富人掌权者，主张一切人有通过社会平等和公正的途径获得教育和幸福的权利。 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知识传播的是罗伦茨·冯·施泰因的调查著作《当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由于施泰因的这部著作，1842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在当时的德国常常互换使用）开始引起了关注。受普鲁士政府的委托，施泰因曾做过一个对法国社会主义在移居巴黎的德国工人中传播情况的调查研究；虽然调查人远不是那么同情社会主义者，但是发行的报告却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知识的传播，甚至激起了社会主义者对他们事业的热忱。[177]科伦的思想氛围特别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莱茵地区的自由主义者（与曼彻斯特的自由主义者不同）具有很强的社会意识，认为国家对社会有着巨大的责任。例如，梅维森参观英国时，由于工资降低的情况而深为震撼；于是在巴黎停留的一段时间里，转信了圣西门主义。在《莱茵报》办公室举行的颇有效力的《莱茵报》编辑委员会团体会议上（该团体由莫泽斯·赫斯创建），经常讨论社会问题。其成员还包括荣克、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卡尔·德斯特尔和安内克。他们每月聚会一次，先读报，接着讨论，这些人政治观并不一定相同，但都对社会问题感兴趣。马克思1842年10月移居科伦后，便加入了这个团体。[178] 通过对莱茵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马克思受这些讨论的启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增加了。他在作为编辑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即关于莱茵省议会辩论五篇撰稿计划中的第四篇）中，讨论了新近提议的有关颁布更为严格的盗窃林木法。拾捡枯枝烂叶在传统上历来是不受限制的，但是19世纪20年代的农业危机带来的匮乏和工业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法律的干涉。局势变得难以把持：在普鲁士的所有起诉案件中，六分之五涉及林木，这个比例在莱茵地区还要高得多。[179]因此，当时提议林木监护人应该成为指控犯法行为的唯一裁决者，并且可以独自评估损失。 马克思没有用很多社会历史的细节叙述，而是从法律的和政治的立场探讨了这些问题。他主张国家应该遵从惯例来反对富人的掠夺，因为假设没有了不公正，一些东西也永远不会成为个人私有财产，而且，“如果对任何侵犯财产的行为都不加区别、不给予较具体的定义而一概当作盗窃，那么，任何私有财产不都是赃物吗？我占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不就是排斥了其他任何人来占有这一财产吗？那不就是侵犯了他人的所有权吗？”[180]马克思在这里运用了蒲鲁东的语言，而不是他的精神，因为他的讨论始终是限制在严格的法律基础上。人们的社会关系会变成“崇拜物”（即死的事物还继续神秘地统治着活人）；自然的支配和占有关系被颠倒了，人被林木左右，因为林木只是客观地表现了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商品。马克思认为这一去人性化是《普鲁士国家报》给立法者建议的直接后果，这一建议认为：“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林木，而且总的来说，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注：“国家”英文表达为civil。］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实际任务。”[181]最后，马克思通过比较古巴野人认为黄金是西班牙人的崇拜物这一信念与一个独立观察者认为林木是莱茵人的崇拜物这一看法，结束了文章。 这篇文章说明了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现实的注意力在增加。这篇文章作为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引起了他的震动。正如后来他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82]恩格斯后来也说道，他“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183]。 由于对莱茵议会的批评，《莱茵报》越来越大的成功激怒了政府，省总督11月给内务大臣写了一封信，说他打算起诉林木盗窃文章的作者。局势本已变得紧张，因为《莱茵报》10月份刊登了政府一项改革离婚法律的保密计划，这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使法律“基督教化”的第一步。这份报纸用三篇文章追根究底地对此进行了揭露，其中（12月中旬的）第三篇文章是马克思写的。他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前的法律太个人主义了，而没有考虑家庭婚姻和子女的“伦理本质”。法律仍然“仅仅想到两个个人，而忘记了家庭”[184]。但是他也不欢迎新的提案，因为新提案不是把婚姻当作伦理制度，而是当作宗教制度，因此它仍然没有认识到婚姻的世俗本质。 11月底，马克思与他以前的柏林伙伴彻底决裂了。事情起因于卢格和诗人海尔维格到柏林的拜访，他们希望邀请“自由人”团体合作创办一所新的大学。卢格（他永远有点清教徒的味道）和海尔维格引起了这些有着放纵和挥霍观念的“自由人”团体的反感。据卢格所说，例如布鲁诺·鲍威尔“佯让我忍受那些最为荒诞的事情，例如必须在理论上来消灭国家和宗教，还有财产和家庭，而不必费心考虑用什么来代替它们，不考虑要摧毁一切事物的关键事物”[185]。11月25日，马克思通过刊登一份来自柏林的报道的形式，公开地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该报告的关键是摘自海尔维格寄给《莱茵报》的一封信。决裂是彻底的，几天后，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一封信中证明了自己行为的合理性： 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注：英文中无“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186]
离婚法草案的公布带来的巨大骚动致使政府对《莱茵报》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马克思感到越来越多的时间都在对付书报检查官中耗费了。恩格斯写道：“‘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必要的文章；先是给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187]到1842年12月为止，书报检查一直由一个非常无知的官员来执行，据说他审查删去过一则关于对但丁《神曲》翻译的广告，理由是：神的事情不适于作喜剧的主题。他常常没有足够的机敏，来注意审查重要的东西。由于自己的疏忽而被上司责备，他就习惯地用这样的话对待日常工作：“如今是一块面包的问题。现在我的一切都吹了。”[188]布洛斯讲述了一个关于这个官员的故事，这是马克思告诉他的。“有一次，他被邀与妻子、待字闺中的女儿一起参加一个由省总督举办的盛大舞会，离开前必须要完成他的书报检查工作。但恰巧那天晚上印刷校样还没送到。这个不知所措的检查官坐着马车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到了马克思租住处。当时快11点了。他使劲按铃，马克思从三层楼的窗子探出头来。‘校样！’检查官吼道。‘没有！’马克思朝下喊道。‘可是——！’‘我们明天不出报了！’于是马克思关了窗子。这个检查官听了这话糊涂了，茫然不知所措。但从此以后他就规矩多了。”[189] 1843年1月，马克思发表了一篇有关贫穷状况的调查，这是他在《莱茵报》上最后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摩塞尔的酒农自从关税同盟建立之后，遭受着竞争方面的巨大痛苦。当时这种境况已激起了很多公开呼吁，1842年11月《莱茵报》记者对这一贫困境况作了报道，其真实性立刻遭到了省总督冯·沙佩尔的质疑。马克思认为这位记者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准备亲自证明该报道。他计划写五篇系列文章，结果只写了三篇，其中只有两篇在《莱茵报》查封前发表。这两篇发表的文章用大量的细节论证了该记者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篇文章在对该报的压制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摩塞尔河谷的状况是源自客观的既定关系： 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190]
为了改善这些关系，马克思认为必须进行公开争论：“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应该是政治的因素，而不是官方的因素［注：“不是官方的因素”英文为“不是官方的和官僚的因素”。］，这样，它才不会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应该是市民的因素，但是同时它不直接和私人利益以及有关私人利益的需求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191] 马克思一定感到《莱茵报》被禁的日子日益迫近。1842年12月24日，也就是宽大的书报检查令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德国一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报刊《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海尔维格的一封信，抗议他原希望编辑的一份来自苏黎世的报纸在普鲁士被查封了。结果，海尔维格被逐出普鲁士，《莱比锡总汇报》被查封；1843年1月3日，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压力下，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意志年鉴》；1月21日国王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查封《莱茵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 报纸的查封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起促成的：报纸的畅销；我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篇文章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地干了一顿）；我们坚决拒绝说出给我们送来婚姻法草案的人的名字；议会的召开（我们的鼓动可能对它产生影响）；最后，我们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和《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192]
此外，沙皇亲自向普鲁士政府抗议《莱茵报》上的几篇反俄国的文章。马克思原先抱着挽救报纸的希望表示愿意辞职，而政府则是意已决。最后一期报纸的日期选定在1843年3月31日，但由于书报检查令人无法忍受，以至于马克思宁愿在3月17日就辞职。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中，马克思说他的辞职是因为“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194]，虽然后来他把原因归于股东们意欲与政府妥协。[195] 在最后的几个月中，马克思无疑是报纸背后的主要力量。到12月底为止，报纸的发行量已达3500份。3月18日，检查官圣保尔写道：“今天，情况不同了。整个事情精神上的领导人昨天终于辞职了……我非常满意，今天我审查所用的时间还不及以前的四分之一。”[196]马克思毫无疑问坚定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圣保尔写道：“马克思愿意为自己的思想牺牲自己，他绝对地深信自己思想的真理性。” 查封《莱茵报》的决定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说：“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197]。虽然他仍然在写作，但他确信自己的未来在国外：“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198]。他已经决定移居到国外：剩下的问题只是在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