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2010）
|五| 工作日
第十章 工作日
与前面的章节相比，第十章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建构的，并且是以一种不同的风格撰写的。它关注理论，其中含有充分的历史细节。同时，这一部分也引出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的特殊范畴。马克思在此关注的是关于工作日长度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我在前面已经就《资本论》的逻辑和历史观点的复杂并相互交织的关系作了评论，而且在大部分篇幅中，我认为，以逻辑的观点为基础，我们会理解得更加稳妥。但这里的情况是，历史的叙述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通过并由阶级斗争来形成。
马克思是通过提醒我们在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价值之间存在一个空间开始的。劳动价值论是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何通过劳动者被凝结在商品中的理论。这是由货币商品和一般货币代表的价值的标准。在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价值，只是在市场上作为劳动力被出卖的商品的价值。这种商品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商品类似的同时，也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因为这里加入了一种历史和道德的因素。不对劳动力价值和劳动价值论进行区分，就会造成人们的基本误解。
“我们已经假定”，马克思写道，“劳动力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而且“它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它与在一定生活水平下生产的，再生产劳动者所需要的那些商品的劳动时间相当。马克思假设这一价值是固定的，虽然我们知道（而且他也知道）这一价值由于商品的成本、文明的程度和阶级斗争的状况而不断变化。
当工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把价值附加在商品中，已经创造了恰巧相当于他们自身劳动力的价值时，在一天中就达到了一个点。马克思谈到，让我们假设，这发生在劳动过程的第六个小时后。由于工人的劳动超过了相当于再生产他们的劳动力的价值所需要的小时数，所以剩余价值出现了。他们额外工作了几个小时呢？那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工作日的长度不像那些可以在市场上谈判的东西，以一种商品的形式进行等价交换（就像工资）。它不是固定的，它是流动的。它可以从六个小时，到十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到十四个小时，存在一个二十四小时的上限——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劳动力的身体界限”，而且“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
随后，马克思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进行了一场虚拟的讨论。资本家，即劳动力的购买者，认为他有权利尽可能长时间地使用劳动力。最终，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提醒大家，马克思研究的是角色，而不是人）。“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而且这一章的内容就是如此，在其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吸血鬼和人狼在周围奔跑，这是与通常人们所掌握的政治经济理论化模式的主要区分——“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如果劳动者要求休息或休假，“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可见，资本家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根据的。他和任何别的买者一样，力图从他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取得尽量多的利益”。
工人，与机器和其他形式的不变资本不同，他们会做出反应。他们注意到，他们拥有这种叫做劳动力的产权，而且他们的兴趣就是保留它的价值以备将来使用。资本家没有权利在每一天都如此压榨他们，这样就会缩短他们的工作生涯。这就是工人所说的，
这是违反我们的契约和商品交换规律的。因此，我要求正常长度的工作日，我这样要求，并不是向你求情，因为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你可能是一个模范公民，也许还是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甚至还享有德高望重的名声，但是在你我碰面时你所代表的那个东西的里面是没有心脏跳动的。如果那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跳动的话，那不过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因为我和任何别的卖者一样，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价值。
请注意，工人和资本家都根据交换的原则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而马克思却不是这样，正如你可能期望的那样，他从一个革命的思想家的角度，大力宣传取消工资体制，但是希望工人和资本家都同意遵守市场交换的等价原则。唯一的问题是劳动者打算出让给资本家多少使用价值（将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能力）。马克思的论述作了上述转变，是因为正如我已经强调的，《资本论》的一个关键目标，是摧毁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乌托邦式的构想。“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而且，
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所以，最终，在三百四十四页篇幅的论述后，我们得出了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是最终获得的！
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双方对“权利”的动议的接受，是对资产阶级关于权利的动议的霸权主义事实的描述。但是马克思随即指出，工作日长度的问题，不能通过诉诸权利和交换的规则和合法性来解决（这与他早期对蒲鲁东关于永久公正概念的抨击是并行的）。这种问题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即“力量”能够决
定“公平权利”之间存在的问题。这一发现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具有分化作用。近期内，在“权利对话”中，出现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高潮，而且许多政治力量已经投入这样一种观点，即，诉诸个体的人权是塑造一个更人道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途径（如果不是以某种方式的话）。马克思在这里发出的信号是，如果不能重塑阶级斗争的含义，那么，在权利领域产生的许多重要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例如，国际特赦与政治和公民的关系足够密切，但是当这种关注扩展到经济权利时就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不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如资本一方或劳动一方，这些矛盾就不能化解。所以，你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立场。在平等的权利之间（两者都带有交换规则的烙印）不能进行“公正的”判决。所有你能做到的就是，在争论中为你自己所属的一方而斗争。所以，这一章以一个关于一些“‘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可疑的注释结束，这与通过阶级斗争我们能达到什么目标相反。
在这一语境中，“力量”并不必然是指物理的力量（虽然在这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时，已经有了清晰的例证）。这一章的重要推进是关于政治力量，即动员并建立政治联盟和组织（例如，工会），以影响对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具有立法权力的国家机器的能力。在马克思的解释中，存在一些可能的瞬间，它可能被抓住也可能被错过，这取决于政治形势中的偶发事件和参与其中的力量之间的关系。这里用的技巧，与马克思在对《十八世纪雾月革命》的研究中非常庄重地使用的技巧相似，即路易·波拿巴是如何继1848年巴黎革命失败后，夺取法国政权的。对马克思而言，在这一章中引用的材料，一方面，追随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理论，另一方面，又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转变过程给予了深入的理解和特别的关注。阶级斗争的出现不是事先决定的。
对阶级斗争概念的引入，标志着一个古典和当代的经济理论中激进的分离。它强烈地改变了描述经济的语言体系，并改变了经济理论关注的焦点。在经济学的入门课程中，从未如此关注工作日的长度，也从未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研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也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而在历史上，对工作日、工作周、工作年（带薪假期）和工作生涯（有关退休年龄）的斗争在短期和长期一直都存在，而且这一斗争仍然伴随着我们。这显然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基本面，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问题。我们怎么会形成忽略这一内容的经济理论呢？
相反，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直接将我们引向这一核心问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内部时间是基本的问题。正如古话所说，“时间就是金钱”！对时间的控制，特别是对别人时间的控制，一直是集体斗争的焦点。它不能被交易。所以，阶级斗争必须被转移到政治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也应被转移到所有对历史和地理演化的理解的尝试上。正是在《资本论》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开始欣赏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使用价值”。同时，当它成为理论指导的实证研究的实践时，将它作为理论工具的某种实证证明是错误的做法，当然会显示它的统一性。
随后马克思是如何引导我们研究这一关于工作日斗争的历史呢？他注意到，资本主义不是唯一的统治阶级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获取利益的社会：
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
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产品的生产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一个手段。这为资本主义剥削赋予了一个特殊的性质，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以货币为形式的价值积累，是没有限制的。
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
更进一步讲，因为这种占有发生在一个以工薪劳动为特点的社会中，劳动者不会像农奴和奴隶所经历的剩余劳动那样，去经历他们剩余价值的生产（市场交换的拜物教掩盖了它）。马克思引用了中欧的强制劳役体制作为说明。在那里，劳动者被迫对土地所有者贡献一定数量的劳动日，这样，剩余劳动被挪用就是完全透明的。通过1831年俄国发布的解放农奴的布告，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形式，强制劳役体制在其中替代了农奴制，在《组织规程》的指导下进行组织，允许确定“日工作”中的一定部分是流动和开放的。土地所有者（波维尔们）提出，“日劳动”不是由实际的一天来衡量的，而是由应该完成多少工作来衡量。这种工作要求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所以，会用越来越多的实际天数，去做一个正式的“日工作”，直到“‘组织规程’规定的12日徭役，等于一年365日！”。
这里存在一个重要观点的起源，我们将在《资本论》中多次遇到这一观点。对时间的衡量是灵活的，它可以为了社会的目的而被延伸并操纵，在这个例子中，十二个劳动日变成了三百六十五个实际的天数。这种对时间和时间性的社会的操纵，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当对剩余劳动时间的获取成为阶级关系复制的基础时，关于时间是什么、谁去衡量它和如何理解时间性的问题，就会转移到分析的最前沿。时间不仅仅是给定的；它是社会地被建构的，而且永远受重建的制约（例如考虑一下，时间的视角在做决定中的作用如何，或者说，金融部门在近些年的转变）。在《组织规程》这种情况中，对时间的延长是明显的。劳动者完全知道他们出让给了领主多少剩余劳动，以及统治阶级延长了多少时间来达到这个结果。但是，19世纪英国工厂法的突破——这一章的中心部分——是完全不同的：它“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
马克思的论述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一个被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会同意，甚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会考虑，限制工作日的长度呢？在《资本论》中，至此，我们只是遇到了劳动者和资本家这样的人物，但是，地主到底做了什么？显然，正如马克思试图去分析一种真正的历史发展形势一样，他不得不去考察现存阶级的整合，以及当工人们不能直接获得国家权力时，阶级联合是如何运行的。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基本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的权力关系来组织的，而且，如果不关注土地贵族的角色，就不可能去分析那段时期的政治。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正处于这种背景之下。“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马克思写道，
也有必要对工厂劳动强制地进行限制，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国民财富的创造中，如果劳动正如土地一样，是一种关键的资源，如果它被过度剥削而且情况在恶化，那么，持续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能力就会被削弱。对于国家的利益来说，也会要求劳动者成为一种有效的军事力量。所以，工人阶级的健康和处境关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例如，在1870—1871年德法战争中，被德国人占领的法国的快速溃败，部分应归因于相对于贫困的法国农民和工人阶级，德国农民拥有更好的健康状态。其政治含义是，使工人阶级状况恶化意味着军事上的危险。在二战期间，这一问题对美国变得重要起来，特别是在当它需要从贫困人口和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群中动员某些要素的时候。
马克思所关注的《英国工厂法案》，是出于经济和政治的/军事的原因，由国家推行和设计的，其目的是限制对活劳动的剥削，并防止劳动者状况的过度恶化。法律规定是一回事，但执行是另一回事。这把我们带到工厂视察员这一重要人物上来：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当然不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来自职业的资产阶级。他们是公务员。但是他们在收集信息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而且努力推进按照国家的要求来规制产业的利益。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大量信息，马克思就写不出这一章内容。所以，为什么一个由资本和地主掌控的国家，要雇佣工厂视察员来做这项工作？这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进入讨论范围的地方，同时还包括资产阶级的标准和国家对军队的关注。在19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一种（例如，查尔斯·狄更斯）强大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趋势，他们认为，那时存在的一些劳动实践是不应该存在于任何文明社会中的。这被引入了相同的“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影响劳动力价值的讨论。所以，在工人阶级运动实际上正变得更加强大时，如果没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支持，特别是那一支由工厂视察员代表的派别，它就不会像已经发生的那样走得那么远。
工厂视察员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工作日在实践中应该被如何确定。劳动者应该在何时去工作？开始的时间是在工厂内还是在工厂外？而且对于午间休息该如何处理？马克思引用了一个视察员的报告：
“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如果额外时间是在一天之内零敲碎打地偷窃来的，那么，视察员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会遇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作“偷占几分钟时间”，“夺走几分钟时间”，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作“啃吃饭时间”。
马克思随后引用了这一关键的观点：“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我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述。资本家试图在劳动过程中抓住工人时间的每一刻。资本家不仅简单地购买了一个工人十二个小时的劳动力；他们必须保证在这十二个小时中的每一刻都以最大的强度被使用。这当然成为一个工厂的纪律和监督体系的所有内容。如果你相信早期的电影，电话接线员有时间和你闲聊（我年龄足够大，甚至能够记住与她们调情的镜头）。但现在电话接线员要遵守一个严格的电话时间表，来处理每一个小时。她们如果不能遵守时间表，就会被解雇。时间表的安排一直是非常严密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占用她们两分钟的时间，就是在享受特权了。我曾经看到这样的叙述，一位接线员在电话上花了半个小时与一位显然是他（她）的妈妈去世了的小孩通话；这位接线员后来被解雇了，因为她没有遵守时间规定。这是普遍地有特点的劳动过程。资本家想占有时间，他们想得到作为利润中因素的那些时刻。这是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由于它具有所有的抽象性，价值理论揭示了日常实践和在生产场所发生与经历的一些重要问题。它触及到资本家是如何行事的，也触及到工人生活的现实。
在这章的第三部分，马克思详尽地讨论了“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我不打算再重复这些内容，因为马克思在对火柴行业、壁纸、麻布和特别是烘焙行业（在那里，夜班和面包掺假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劳动实践的惊人叙述，是相当令人信服的。马克思还引用了由于加班造成事故的例子，例如，一次发生在铁路上的事故，在这次事故中，验尸官提出，这次由于工人缺乏注意力而导致的事故，很可能是由于他们过长的工作时间造成的。随后，还有一个著名的关于玛丽·安·沃克利的案例，“二十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在一家很有名的宫廷时装店里做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店里的少女平均每天劳动十六点五小时，在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三十小时，要不时靠喝雪莉酒、波尔图葡萄酒或咖啡来维持她们已经不听使唤的‘劳动力’——她简直就是直接死于过度工作”。死于过度工作的情况不仅只发生在19世纪。日本人专门为此发明了一个技术名词，过劳死（karōshi）。人们确实死于过度工作，而且许多人的生命由于他们所忍受的过度工作或他们所面对的工作条件而缩短。在2009年，联合农场工人起诉加利福尼亚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部门，因为他们没有保护农场工人，使他们处于致死的高温环境，他们为此引用了三个由于热衰竭而造成的不必要死亡的案例。
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是，当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得如此不平衡时将会发生什么，那就是，劳动力被降低到一个不断恶化的地位，甚至会导致过早的死亡。这一问题由于换班制度的出现而更加恶化，在这一章的第四部分描述了这种制度。没被使用的资本就是损失的资本，提醒大家，资本不是一台机器或一定金额的货币，而是处于运动状态的价值。如果一台机器没有被使用，它就是死的资本，所以就有使它不停运转的压力。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变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如鼓风炉和重金属工程那样的产业中，因为这些行业使用了大量的固定资本装备。对保持固定资本被使用的需求，要求一种二十四小时的工作日安排。由于单个的工人不能二十四小时连续工作，就使用了换班制度，后来还补充使用了夜班和倒班制。请记住：工人不仅生产剩余价值，他们还能使固定资本复活。其结果是通过换班制度的夜班倒班工作制来做到这一点。所以，不存在一种“自然工作日”，而只存在对它的不同建构，这与资本家不惜以任何代价来保持一种流动的持续性的要求相关。
第五部分讨论了为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在资本可能消费劳动力的时候，劳动力每日的价值已经被支付，但工作时间的长度如何？直接地说，资本，将尽可能拿走它能够拿走的数量。对于资本来讲，
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
当我阅读这些段落时，我经常记起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中装配线的场景。资本
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惟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土地的耗尽和劳动者的活力并存，回应了马克思在第一章中的叙述，在那里马克思引用了威廉·配第的观点，即“劳动是物质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但是这也意味着，生产所有财富所要求的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会对资本主义自身带来危险。在某些情况或其他情况下，资本家也会认为，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可能不算是一个糟糕的想法。
既然资本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缩短他们的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那么，已经消费掉的劳动力就必须更加迅速地得到补偿，这样，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就要花更多的费用，正像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此，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
然而，问题是，相互竞争中的单个资本家，不会停止对基础性资源——劳动和土地的过度使用。由于在“可持续的”劳动力中的资本家的阶级利益和面对竞争的资本家的短期的个人行为之间存在对抗，所以存在这种可能。因此，应该对他们之间的竞争施加一些限制。
马克思指出，奴隶的所有者，假如他们手边有一个廉价奴隶的新来源，如果他们愿意，就能够通过过度工作来杀死他们现有的奴隶。但是，这对于劳动市场也是一样的：
把奴隶贸易换成劳动市场，把肯塔基和弗吉尼亚换成爱尔兰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区，把非洲换成德国再看看罢！我们已经听到，过度劳动使伦敦的面包工人不断丧生。
马克思在这里引入了另一个重要概念：剩余人口。剩余人口保证了资本家能够过度剥削他们的工人，而不顾他们的健康或福利状况。当然，剩余人口对于资本家来讲，必须是可获得的。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贫困法》官员的案例，他被指示去“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并表示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在他们为制造业地区提供剩余劳动的同时，农业区很方便地使他们自己推卸掉了他们在《贫困法》中被规定的义务。
一般说来，经验向资本家表明：过剩人口，即同当前资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较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人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尚未成熟就被摘掉。另一方面，经验向有头脑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起着无限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
剩余人口影响了资本家是否要去关心劳动力的健康、福利和生活期望的行为。作为单个的资本家，他们也可能会关心。但是受到在竞争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的强制，单个资本家没有其他选择。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
不管他们是出于好心还是歹意，资本家迫于竞争，不得不使用与他们的竞争对手相同的劳动管理方法。如果你的竞争对手缩短了他们所雇用的工人的生命，那么，你也必须这样做。这就是竞争的强制规律的作用。“竞争的强制规律”这个短句，将会重新回到我们的讨论中，而且会多次出现。重要的是，正如它们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一样，我们要注意到这些强制规律会在哪里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这促使马克思去思考“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它导致了“正常工作日的规定”。他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在中世纪时期，很难使人们成为工薪劳动者。如果人们不能使他们自己以土地为生，他们会成为流浪者、乞丐甚至公路上的抢劫犯（像罗宾汉那样）。所以，（统治阶级）制定了法律，以明确工资关系，采取延长工作日长度的做法，并将乞讨者和流浪者治罪。实际上，一种规制性的手段被创立出来（而且马克思将在第八部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以将人口社会化为工薪劳动者的角色。在他们被要求进行一个好的“日劳动”前，流浪者被鞭打，并被戴上枷锁。而且，在第一个这种身份中，一个好的“日劳动”被确定为十二小时的工作日，从1349年开始。劳动纪律就是在英国这样实施的。你将发现，在19世纪及后期，相似的问题还出现在殖民统治地区。当时的报告显示，在印度或非洲存在的问题是，你找不到当地人去从事一个“正常的”工作日的工作，更不用说一个“正常的”工作周了。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只做一点点工作，然后就消失了。当地人的时间观念不符合时钟定时的观点，并且由于时间是利润的要素，所以妨碍了资本家获取价值的能力。当地人缺乏时间的纪律是殖民统治者经常提出的抱怨，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努力，来灌输劳动纪律的意识和一种恰当的时间观念。（我已经听说，当代的大学管理者也对学生们有相似的抱怨，甚至还开设了一门由哈佛大学教育天才所讲授的课程，他坚持认为，要正确地教育大学生，我们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情，是灌输一种恰当的时间纪律观念。）
关于中世纪和中世纪后期，人们对时间的态度的研究，以及伴随着资本主义（或者像一些人所偏好的说法，是“现代性”）的兴起，人们在时间观念上的转变，现在可以得到一份详尽的文献。例如，我们都太容易忘记，“小时”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13世纪的发明，“分钟”和“秒”只是在17世纪后期才开始成为通用的计时单位，直到最近一段时期，像纳秒这样的概念才被发明出来。时间单位的发明，不仅有自然的，而且有社会的决定因素，它们的发明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相关。当福柯谈到治理的起源时，他实际上讨论的是这样一个时刻，即在人们开始将时间纪律的观念内化，而且学习在几乎不做任何思考的情况下，可以按照这一观念生活。当我们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当所有人都已经将这种观念内化时，我们就掌握了一定的对时间性和它所额外附加的实践的思考方法。对于马克思来讲，这种时间性的产生，与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的出现相关。对于他来讲，阶级斗争的作用处于中心地位，而福柯对这一问题则倾向于采取回避或低估的态度。马克思说道，
我们看到，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细致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
认为“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认识到关于世界的、时间思考的、霸权形式的阶级特点，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里就不仅涉及时间性，因为空间性也出现了。对于思想家们而言，存在的问题是，像1770年《论手工业和商业》的匿名作者所说的，对劳动人口的一部分，采取“缓解和懒惰”的态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倾向。马克思引用了该文：
只有我们的工业贫民情愿做6天工而依旧领取现在做4天工所得的工资，情况才能根本好转。为了这种目的，也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同时也为了“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我们的忠于资本的埃卡尔特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人，一句话，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在这种“恐怖之所”，这种“理想的习艺所”里，“每天”应当劳动“14小时，不过其中包括适当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整整12小时”。
马克思随后做了他的回答。这对贫民来说相当于一个恐怖之所，他写道，
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恐怖之所”在1770年还只是资本灵魂的梦想，几年以后，它却作为工场手工业工人自身的庞大的“习艺所”矗立起来了。它叫作工厂。但是这一次，理想在现实面前大为逊色。
空间的组织是由工人承担的纪律规训手段的一部分。这几乎肯定地启发了福柯在他的书，例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关于空间组织的纪律规训手段（像他的模板，带有圆形监狱）的不同研究。当他这样明确地将马克思对工作日的分析作为一个启发时，我想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在英语世界中，福柯经常被认为是一位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相左的思想家。在我看来，福柯完成了一项出色的工作，他将马克思的观点普遍化，并赋予了它实质性的内容。虽然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他摆脱了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当时在法国的毛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观点，但他早期的关于精神病院、监狱和诊所的文本，在我看来，应该被理解为是对马克思关于规训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在其中工人不得不被社会化并接受管理以接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时空逻辑观点的继续，而不是脱离。
当然，问题是如何形成并维持目前仍伴随我们的工人的纪律规训。随后存在的问题是，对那些因为不遵守纪律，就被认为是奇怪甚至是不正常的人，该怎么办。这是福柯的同时也是马克思的观点：他们被称为疯子或反社会的人，被囚禁在精神病院或监狱；或者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被戴上枷锁，遭受嘲笑并被惩罚。所以，要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就需要接受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便利的、一定类型的时空的纪律规训。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是，这根本就不正常——它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这一特别的方式，并且由于这些特殊的原因而产生的社会建构。
显然，资本家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延长工作日，并将它常规化到，比如说十小时或十二小时（正像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那样）。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工作时间”由于环境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一天不会超过四个小时，而一天中的其他时间被用于社会化的工作和其他活动，它们不能被认为是对物质生存条件有所贡献的“生产性”活动。在我们的社会形式下，一个四个小时的工作日被认为是可笑的、不合适的并且是不文明的，这引出了一些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的关于“文明程度”的问题。一名社会学者的选择很可能是以恢复四小时工作日为目标！
在第六部分，我们了解到，在工业化的英国，由于工人们致力于反抗工作日过长，而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发生的历史。马克思涉及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动力，它的情况与此相似（在这里我用我的方式来讲述，以帮助澄清马克思的描述）。在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拥有土地的贵族仍然主导着英国的政治力量。它拥有议会，拥有上议院，它拥有郡主政体，并主导军队和司法机构。但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部分由传统的商人和金融食利者组成（分布在伦敦和港口城市，像布里斯托和利物浦，他们从奴隶贸易中赚了很多钱），现在还包括曼彻斯特地区，一个以棉花制造为中心、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产业利益。后者成为强有力的、对一种特殊版本的经济理论的倡导者，这种经济理论受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思想（提醒大家，曼彻斯特是西尼尔学习经济学的地方）的主导。虽然财富在日益增长，但相对于拥有土地的贵族，产业资本家的政治权力却不强大。所以，他们寻求改革议会体系，试图通过这种做法在国家机器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得不与拥有土地的贵族进行严肃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寻求多数民众的支持，特别是寻求职业的中产阶级和一个善于表达的、自我教育的、技术工人阶级的支持（区别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大众）。简而言之，产业资产阶级寻求同技术工人阶级的联合运动，来反对拥有土地的贵族。在19世纪20年代，通过大量的煽动工作，他们全力以赴地推动1832年的改革法案，这一改革将议会的代表体系转变为对他们有利，并放开了参选资质，这样就温和地赋予了财产所有者投票的权利。
但是，在引导进行改革的煽动过程中，他们也对工人阶级做了所有的政治承诺，包括将投票权扩大到技术工人，调整工作日的长度，并且对压迫性的劳动条件采取某些改善。但改革法案很快就被工人们称为“极大的背叛”。因为产业资产阶级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改革成果，而工人阶级却根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1833年第一个对工作日长度调整的工厂法案是脆弱的，而且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虽然它开创了这一问题上国际立法的先例）。工人们被这种背叛所激怒，并发起了一项政治运动，被称为宪章运动，这一运动开启了工人对大众生活条件和令人震惊的产业劳动条件的反抗。在这一时期，土地贵族对产业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权力显得更加对抗了（阅读狄更斯或迪斯雷利小说，就会发现当时这种紧张状态无所不在）。他们倾向于以国家的（军队的）利益为基础，部分地支持工人的要求，但也是通过“地位高则责任重”这种典型的贵族政治来做到的，他们把自己描述成不会像下流的产业资本家所做的那样去剥削工人、家长式的人物。这就是工厂视察员之所以出现的部分原因。工厂视察员的出现是由土地贵族促成的，是为了限制无情的产业资本家的权力。在19世纪40年代，产业资产阶级受到了土地贵族和工人联合运动的强力推动，马克思称之为“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在1844年、1847年和1848年，更加强硬的工厂法案被提出讨论并获通过。
然而，这一关于阶级关系和联合的形成中的拼图迷局，还存在另一部分。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学是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主要倡导者。这造成了一场关于《谷物法》的斗争（请注意，那时在英国“谷物”是指“小麦”，而不是美国所称的“玉米”）。高额的小麦进口关税，从对外竞争角度保证了土地贵族的收入。但结果造成了面包的高成本，而面包是工人阶级的基本食物。这时就由产业资产阶级发起了一项政治运动，由曼彻斯特的科布顿和布莱特（Cobden and Bright）领导，目的就是废除《谷物法》，他们向工人们解释，这将意味着他们会得到价格更便宜的面包。为了和工人形成联合，他们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但不是十分成功，因为工人们牢牢记得他们曾经遭受“极大的背叛”）。后来在19世纪40年代终于进行了《谷物法》改革，从而降低了小麦关税，这严重地影响了土地贵族的财富收入。但是，当面包的价格变得便宜时，产业资产阶级又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由于劳动力的价值部分地由面包的价格决定，较低价格的小麦的进口会导致较低的面包价格，这会反过来导致（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产业家们就可以支付给工人较少的工资，因为这时工人只需要更少的货币去购买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面包！在19世纪40年代的这一阶段，宪章运动得到加强，工人的要求和工人的煽动情绪也在升级，但是没有出现反对他们团结的联合体，因为在产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利益也正在进行深刻的分化。
产业资产阶级试图去破坏19世纪40年代工厂法案的执行。就像土地贵族们一样，他们用时间的概念来玩花招。由于工人们没有计时器，雇主们就调整工厂时钟的时间以获取额外的劳动时间。雇主周密组织工作计划，“然后又把他推开，接着又把他拉来，然后再把他推开，就这样一小段一小段时间地把他赶来赶去”。这样，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他们虽然参与了十小时的工作，但是却表演了十五个小时。工人们必须“有时抓住那一点零碎时间把饭吞下去”。雇主们用换班制度来混淆时间概念，并且“工厂视察员是一种国民公会委员，想靠残酷无情地牺牲不幸的工人，来实现他们改善世界的奇想”。早期的立法倾向于对妇女和儿童的就业给予特别的关注，这引起了界定儿童在什么年龄为成人的争论。“根据资本主义人类学的说法，儿童时代到10岁，或者至多到11岁就结束了”。这就是产业资产阶级的文明程度！作为一名工厂视察员，列奥纳德·霍纳曾大声地抱怨到法庭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使雇主被证明无罪。但是马克思注意到，在1848年，“托利党人”——土地贵族——对《谷物法》“渴望报仇”，并坚持推动实行一项新的《工厂法案》，它会将工作日限制在十小时。
但是在1848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之一，主要表现为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一场规模巨大的失业危机席卷了大部分欧洲，并在巴黎、柏林、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引发了强烈的革命运动；同时，宪章运动的鼓动在英国也达到了顶峰。面对这一情况，整个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在力量感到了紧张。在1848年6月，巴黎出现了对工人运动的暴力镇压。随后建立了一个专制的政权，后来成为第二帝国，由路易·波拿巴在1852年执政。
在英国发生的事件远没有如此戏剧性，但是骚动的恐慌在蔓延。在那里，
宪章派也失败了。他们的领袖被关进监狱，他们的组织遭到破坏。宪章派的失败已经动摇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自信心。不久，巴黎的六月起义和对起义的血腥镇压，使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统治阶级的一切派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交易所豺狼和小商人，保护关税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政府和反对派，教士和自由思想者，年轻的娼妇和年老的修女——都在拯救财产、宗教、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口号下联合起来了！
研究在寻求保护已经确立的资产阶级秩序中，“财产、宗教，家庭和社会”是如何频繁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颂歌被炫耀出来，令人惊讶。我们不需要观察比美国近代历史更早的情况，在那里，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极力忠诚地宣扬这些原则，那么，特别是共和党将不会存在。在1848年的英国，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到处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被革出教门，受到‘嫌疑犯处治法’的迫害。工厂主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了”，并且，“他们进行公开的反叛”，“反对1833年以来力图对劳动力的‘自由’榨取稍加限制的一切立法”。“这次叛乱蛮横无耻，疯狂已极，持续了两年多，而这样做是十分便宜的，因为叛乱的资本家只是用自己工人的生命进行冒险”。所有这些听起来与里根/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运动非常相似。在里根执政期间，许多措施的推行是以劳动关系（通过“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和“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被逆转或左派不再起作用为基础。这种情况也对国家机器中阶级力量和阶级联合的特点的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1850年后英国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但是，随着资本获得表面上的最后胜利，情况立即又发生了变化。在此以前，工人虽然日复一日地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一直采取守势。现在他们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召开声势浩大的集会表示抗议。他们提出，所谓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只是一场骗局，只是议会的欺诈行为，根本就未存在过！工厂视察员急切地警告政府说，阶级对抗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紧张程度。甚至一部分工厂主也抱怨起来：“治安法官的互相矛盾的判决，造成十分不正常的、无政府的状态。在约克郡是一种法律，在兰开夏郡又是一种法律，在兰开夏郡的某一教区是一种法律，在邻近的教区又是一种法律。”
资本家实际上所采取的措施是，在这里、那里和所有地方，利用法律分化这些决定，所以，实际上这一法律不再是一致的了。但是1850年发生的骚乱所带来的严重威胁迫使
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取得了某种妥协，这种妥协被议会在1850年8月5日新的补充工厂法中固定下来。“少年和妇女”的工作日，在一周的前5天从10小时延长为10.5小时，星期六限制为7.5小时。
一定的群体，如丝绸制造商，得到了豁免，然而“儿童们由于手指细巧而被杀戮”。但是在1850年，
原则战胜了，它在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的大工业部门中胜利了。1853—1860年时期这些部门的惊人发展，以及同时出现的工厂工人体力和精神的复活，连瞎子也看得清清楚楚。连那些经过半个世纪的内战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工厂主，也夸耀这些工业部门与那些仍旧是“自由的”剥削领域所形成的对照。“政治经济学”上的伪善者现在也宣称，认识在法律上规定工作日的必要性，是他们这门“科学”的突出的新成就。不难了解，在工厂大亨们被迫服从不可避免的东西并且同它和解之后，资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渐削弱了，而同时，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则随着他们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加强了。这就是从1860年以来进步较快的原因。
这些同盟是谁？马克思没有指出来，但是它可能会主要回到职业阶层和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进步派。在工人阶级没有投票权的情况下，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从1860年以来进步较快的原因”。
但是马克思没有对此进行评论，这种改良主义没有受到工厂劳动条件的限制，而且它变得清晰的程度，甚至也会使参与程度日益提高的产业利益受益。这由伯明翰产业家乔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给予了最好的例证，他后来成为该市的市长，并由于他对市政府将在教育、基础设施（供水、排水、煤气照明等）和对贫困人口提供更好的住房条件的承诺，后来经常被人们称为“激进的乔”。至少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了产业资产阶级的分化，如果这能维持它的利润，它就没必要对这些改良主义的做法持反对意见。
这种整体的动态变化引发了一些评论。从数据可以明显看到，直到1850年前后，英国产业系统中的剥削率是惊人的，而且工作小时数也相当惊人，由此带来了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可怕后果。但是这种过度剥削的状态自1850年以后开始有所缓和，而且在利润率或产出方面，也没有出现任何有标志性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已经在部分地区发生，因为资本家找到了另一种获得剩余价值的方法（可以更快速地获得）。而且他们也发现，以一个更短的工作日为基础，一个健康和有效率的劳动力，会比19世纪30和40年代所使用的那种不健康、无效率、分散，经常流转和逐渐消亡的劳动力，更具有生产效率。资本家随后会鼓吹他们的这一发现和善心，并且在某些时候公开地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对竞争的强制规律施加限制的集体调节和国家干预措施。如果将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限制工作日的长度最终是一个好想法，那么，这对于由工人和他们的联盟所发起的限制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又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工人或许愿意带给资本一定的好处。资本家被推动着进行一项改革，但这并不必然与他们的利益对立。换句话说，就像有能力瓦解它一样，阶级斗争的动力也能够轻易地帮助这一体系处于平衡状态。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承认，当资本家在五十年后最终屈服于调整工作日长度的观念斗争时，他们会发现，这一斗争对于他们同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是相同的。
在第七部分，马克思考察了英国的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主要是对法国和美国的影响。通过这一研究，他首先意识到，仅仅分析单个工人和他或她的劳动合同是不够的。
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
在其他国家，这一斗争受政治传统（例如，“法国革命的方法”，更多严重地依赖对“普遍权利”的宣称）和实际的劳动条件（在美国奴隶制度条件下，“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的影响。但是在所有情况下，作为一个“自由的当事人”出现在市场上的劳动力，会发现他在生产的王国中不是自由的当事人，在那里，“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在这里马克思引用了恩格斯的话）。必须吸取的教训是
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
从这一结论中会引出几个问题。马克思对“不可剥夺的人权”的放弃，是对“权利对话”不能解决的基本问题，如决定工作日长度这样的问题的再确认。法庭也不能做到这点，但是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出，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并作为一个阶级来努力，而且他们做到这点的方式，将对劳动条件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斗争是自由本身确切定义的核心。让我在这里引用《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
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但是，我们也看到，资本家受竞争的强制规律推动，更可能以这种方式行动，即对作为一个阶级的他们的再生产的前景，造成严重的损害。如果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并且可以迫使资本家改变他们的行为，这样，工人集体的力量就有助于将资本家从他们自身的愚蠢和短视中拯救出来，就能迫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其含义是，集体的阶级斗争能够在资本家的动力内部作为一个稳定器存在。如果工人完全没有力量，那么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走向扭曲，因为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无法运转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显然，竞争的强制规律使资本家的地位下降，这一自我破坏的路径需要被容忍。与劳动供给方面存在的质量和数量的严重问题一样，对土地过度使用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由于马克思被宣称为一位革命的思想家，所以，我们将要得到的是一个困难的结论。在这一章中，他将自己用基本的假设包裹起来，即资本和劳动都在遵守交换规律的前提下，各自追求它们的权利。在这些含义下，对于工人来说，唯一可能的结果是一座“温和的监狱”，一个公平的日劳动，获得一份公平的日工资。在这里，不存在对资本家阶级的推翻和对阶级关系的废除。阶级斗争仅仅平衡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面力量，也完全能够轻易地在资本主义动态内部被内化。这确实意味着阶级斗争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社会必需的，但它对推翻资本主义的前景只起微弱作用。
我们怎样解释所有这些情况的政治含义呢？我的观点是同意这样一种提议，即对工人运动的一定程度的赋权，对资本主义能够有效地发挥功能来说是社会必需的，而且资本家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服从于此，他们的境况就会越好。有大量的历史证据支持这一结论，甚至在国家这个层面上，正像美国新政时期那样，国家有意赋予工会运动权力，其目的不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而是有助于稳定工人阶级。关于劳动力价值和争取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为了社会和政治的、同时也是为了纯粹经济原因、获得少量稳定性进步的基础。同美国强大的资本家阶级的增长相伴随，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的欧洲出现了强大的社会民主治理时期，出现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密社会关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虽然设立了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仍然保持相对成功的竞争者地位，甚至在最近朝着新自由主义的其他领域的转向过程中亦是如此，这些现象或许都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也将会坚持，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的必然状态这一发现，必须在理论上植入保持沉默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中。
但是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争取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和对工人阶级运动的赋权，会超越工会的意识并演变到更具革命性的需求中去。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工作日长度应该被限制在十小时或八小时，但是当工作日长度被减少到四小时，将会发生什么？在那一点上，资本家做了一个小的跳跃。正如在法国发生的那样，甚至认为三十五小时工作周和六周的强制休假时间都是过度的，并在部分资本家阶级和他们的同盟中，引发了一个要求在劳动法中应有更大程度“灵活性”的强大运动。这里的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说改革已经走得太远了，并且实际上挑战了资本主义最基础的东西？
如果阶级斗争存在一个均衡点，那么，它既不是固定的，也是不为人们所知的。但是它确实取决于阶级力量的性质和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与新要求相关的灵活程度。实行超短的工作日保证了资本家通过对更短的工时补偿的方式，来推动劳动的强化并提高生产效率。实际上，工人不可能在十二小时的工作日中一直保持高强度。一个有趣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矿工罢工反对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政府。面对劳动力短缺的状况，希思政府强制执行一种三天工作周的制度，但是随后的证据显示，生产活动并没有以相应的比例减少。他同时要求在晚上十点后不再播放电视节目，这使他在下一届的选举中被淘汰出局（我记得还出现了这一有趣的现象，即在九个月后，人口出生率出现了一个小高峰）。
我不能压抑自己停止思考这一章中的几个与当代情况相关的评论。直接地说，阶级斗争的动力（包括阶级联合的形成）一直持续存在，甚至从马克思的时代开始，就一直在工作日、工作周、工作年份和生命期中存在，而且在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的调整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马克思停顿下来并详细叙述的更加可怕和骇人听闻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目前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他所描述的普遍存在的问题（人们对于许多职业，例如采矿、钢铁和建筑业的生命的期望值远远低于平均水平）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倾向对政府放松管制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并通过全球化寻求处境更加脆弱的劳动力，所以在马克思时代被工厂视察员生动描述的那种工作和生活条件又复燃了。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会在我的《资本论》课程中让学生们做如下练习。我会要求他们想象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们正在上《资本论》的课程，并评论说，这本书与过去的历史相关，它所描述的情况现如今早已被取代了。我向学生们提供了大量官方报告的摘要（例如世界银行的文件）和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等）的剪报，内容描述了在中美洲生产GAP服装的工厂、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NIKE工厂，或是在东南亚生产Levi Strauss产品的工厂的工作条件，并描述了伟大的儿童慈善家凯思琳·李·吉福德（Kathy Lee Gifford），发现她为沃尔玛做广告的服装，或是由洪都拉斯几乎不付给做工的年少儿童工资的工厂制造，或是由坐落在纽约地区已经有数周没有得到工资的血汗工厂里的人们生产的时候，她是多么的震惊。学生们由此写出了精彩的论文，虽然在我建议他们是否愿意将这些论文寄回家时有些犹豫。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劳动条件变得更加恶劣了。在2008年5月，美国移民局和海关总署对衣阿华的一家肉类包装厂进行了突袭，并逮捕了三百八十九名涉嫌非法移民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还未成年，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十二个小时。这些移民被当作罪犯；其中有二百九十七人被判在遣返回国前，需入狱服刑五个月或更长时间，而官方只是在这一道德暴行被公布于众时，才开始迟缓地行动起来反对公司令人震惊的恶劣的劳动条件。在我教授的课程中，学生们也总结到，如果将当前存在的许多劳动实践放到马克思关于工作日的章节中，即使不考虑其中存在的不同，也完全容易解释清楚。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倾向以及部分劳工运动造成的权力的损失所带给我们的结果。悲观地说，马克思的分析与我们当代的情况也是戚戚相关的。
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第十一章是典型的承上启下的章节。在这一章中移除了一系列问题，以便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在进行一个实质性的转换前，马克思使用的研究方法转向了在一定程度上是枯燥的代数方法。他提出，资本家最关心剩余价值量的最大化，因为他们的个人社会权力取决于他们可支配的全部货币力量。剩余价值量来自剩余价值率乘以雇佣的劳动者的数量。如果雇佣的劳动者的数量减少，那么同样数量的剩余价值也可以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得到。但是剩余价值率是有限制的，它不仅受一天二十四小时的限制，还受我们前面提到的社会和政治障碍的限制。面对这一限制，资本家可以增加雇佣的劳动者人数。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还将面临另一个限制，即可获得的可变资本的总和与劳动人口的总供给。当然，来自外部的限制是总人口的数量，但同样也存在可获得的劳动力远远小于总人口数量的因素。面对这两个限制，为增加剩余价值量，资本必须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策略。
就像在过渡的章节中经常出现的那样，马克思以一个概要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我们已经到哪里并且我们将去哪里的概念性的图景：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
资本的人格化，以它对剩余劳动的渴求和它对剩余价值的不停追求，
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单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看来是与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的。
但是所有这些都会变化，包括逻辑和历史的变化。当“我们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时，生产的意义就变成“生产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这里历史的和逻辑的反转处于一种令人惊讶的转型的核心，这种转型存在于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中。“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这来自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资本家持有的生产手段的价值（在工厂中，凝结在纱锭和机器上的死劳动）可以被保存的唯一方式（更不用说以剩余价值形式的增殖部分），是对新鲜的活劳动的供给的吸收。对于“资产阶级的头脑”而言，随后出现的是，劳动者的存在，仅仅是通过对他们的劳动力的应用而给资本定价！
资本主义憎恨任何限制，准确地说，是因为货币力量的积累在原则上是无限的。资本主义会不断地努力，以超越所有的限制（环境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地理的），并将它们转变为可以绕过或是可以回避的障碍。这赋予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种确定的和特殊的个性，并为它的发展带来了特定历史的和地理的后果。我们现在转到在这一章中所面对的限制是怎样的问题——可以获得的劳动力的总和与剥削率——那些被资本转化为能够克服的障碍。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