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人民宪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十三章人民宪章

　　自从英国工会运动在1834年遭到失败以后，人们的注意中心便从工业骚动转移到政治骚动。伦敦的一批工人同议会中的少数激进派议员经过商讨起草了“人民宪章”，而托马斯·阿特伍德及其周围的一批激进的币制改革者则草拟了“伯明翰请愿书”；双方曾经一度互相争夺领导地位。但是，伦敦的那批工人得到了英格兰各地以及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大多数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拥护，终于说服伯明翰改革派在保持其特殊要求的条件下把他们的运动并入宪章运动，从而使宪章运动的要求变成了激进派改革者共同的团结口号。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伦敦工人协会于1838年5月公布了人民宪章，协会主要由全国工人阶级联合会的早期改革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以及各种流派的欧文主义和合作主义运动中的活跃人物组成。宪章运动的领袖有威廉·洛维特、亨利·海瑟林顿、詹姆斯·沃森、罗伯特·哈特韦尔和亨利·文森特；此外弗兰西斯·普雷斯和约瑟夫·休姆两人同这些工人阶级领袖也过从甚密。洛维特在合作运动和要求释放托尔普德尔受难者的运动中都很活跃：海瑟林顿也是一个热诚的欧文主义者，作为《贫民卫报》的发行人，在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中成了领导人物。他在全国工人阶级联合会中和支持工会方面都起了显著作用。另一个工人阶级的新闻工作者沃森也是这样，他曾同理查·卡莱尔一起从事宣传工作，鼓吹自由思想，反对宗教束缚，提倡共和政体。哈特韦尔和文森特都是排字工人，是刚露头角的后起之秀。这些人全都属于上层熟练工人，处境虽苦但还不是无以为生，在他们的个人经历中都没有吃过工厂制度的苦头。他们都是自修苦学的人，很有智慧，善于思考而不轻易为华丽的辞藻所惑。然而，文森特却具有优异的口才，善于打动他人，他后来离开伦敦成为宪章运动在南威尔士和英格兰西南地区的主要宣传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1832年工人选举权运动的失败以及1834年工会和合作运动的失败，使上述那些人大为失望。他们认为，面对当前新旧有产阶级共同把持的议会，仅仅在工业方面采取行动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于是便重新考虑提出成年男子选举权和其他纯政治性改革的要求，首先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他们认为，这样一个纲领能够把一切有不满情绪的主要力量联合起来。如果这一步取得成功，就能为坚持经济要求奠定牢固的基础。因此，他们所起草的人民宪章仅限于提出纯政治性的要求。人民宪章的六项原则都是关系到宪法的，但是，提出这些原则的动机则具有经济性质，而且群众之所以起而响应也必然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不满。六项原则是：成年男子享有选举权，实行秘密投票制，废除议员的财产条件，议员支薪，平等划分选举区和每年召开一次议会。同年提出的伯明翰请愿书只有五项要求，即：户主享有选举权，实行秘密投票制，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议员任职支薪和废除议员的财产条件，请愿书没有提出平等划分选举区的要求（不过，真正的差别并不在这里）；从请愿书要求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而不是每年召开，以及要求户主选举权而不是成年男子选举权这两点来看，伯明翰请愿书比人民宪章温和。1838年，国民请愿书草拟出来了，这是为了把伯明翰改革派和宪章运动各个团体联合起来而进行的一次努力；国民请愿书确曾详细谈到经济方面的不满，也略略提到了币制改革问题，但是它的正面要求仍然只是秘密投票的普选权。
　　本书的任务仅限于论述社会主义思想，而不是叙述工人阶级运动的通史，介绍宪章运动的史实不属本书范围。在这里，我们所考虑的只是宪章运动中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有关的部分。从这一点出发，重要的是指出，就“社会主义者”一词当时通用的意义来说，人民宪章的实际起草人主要都是社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欧文主义者，希望和期待议会改革能够为实现合作运动的目标扫清道路。欧文主义信徒的阵容在伯明翰是很强大的，但并不占压倒优势，而在曼彻斯特、约克郡的某些城市、格拉斯哥和少数其他地区，欧文主义信徒也不少。但是1834年以后，欧文主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成其为群众性运动，也不再是阶级感情的总汇了。作为一种运动，欧文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又不相信政治行动。投身宪章运动的欧文主义者大都没有放弃他们的合作社会主义思想，而只是不再效忠于残存的欧文主义运动；这时欧文主义运动愈来愈多地集中精力于创立千年至福的公社和“理性宗教”，而欧文本人的思想也愈来愈向这方面发展了。
　　即使是在伦敦，团结在洛维特和海瑟林顿周围的那一群人也不过是好几个团体中的一个而已。爱尔兰人詹姆斯·布朗特里·奥勃莱恩，原是海瑟林顿发行的《贫民卫报》的编辑，翻译过邦纳罗蒂关于巴贝夫密谋的论著，不久就在伦敦另树一帜，领导一个对立的团体，出版《劳动者报》，并与菲格斯·奥康瑙尔合作。乔治·朱利安·哈尼同奥勃莱恩关系密切，帮助奥勃莱恩建立了伦敦民主协会，同伦敦工人协会分庭抗礼。这两个人的思想都可以溯源于法国大革命，更具体地说，可以溯源于罗伯斯比尔和巴贝夫。这两个人是革命者，而不是激进派改革者，并且显然都有国际主义观点。从本质上说，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欧文主义的而是无产阶级的，至少是以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富有者的思想为基础的。他们十分鄙夷洛维特那群人的正人君子派头，也同样藐视阿特伍德派主张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建立联盟的倾向。这些“社会主义者”与其说是师法欧文或傅立叶，倒不如说是仿效布朗基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巴黎运动的左翼分子。
　　在各个工业区，都有相当于洛维特派和奥勃莱恩派的人物。但是在北方，工人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议会改革，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而是对经济压迫展开直接斗争。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两个突出的问题是反抗1834年的新济贫法（旨在取消身强体壮者的救济金）和要求改革工厂制度。这些运动的领袖是约翰·菲尔登那样的激进派雇主，理查·奥斯特勒那样的激进托利党福音主义者和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那样的激进反国教宣传者。不论根据“社会主义者”一词的哪一点含意来衡量，这些人也没有一个称得上社会主义者。菲尔登是一个胸襟开阔、白手起家的面粉厂主，他憎恨压迫和集权主义，也同样热心维护童工及其父母的福利事业。奥斯特勒是“王位、教会和家庭”的热诚拥护者，极其憎恨辉格党的资本家和形形色色的孜孜求利的人，衷心维护儿童的福利事业，并且指责工业主义破坏家庭生活和家庭责任。斯蒂芬斯是个热情洋溢的演说家，他坚持人民在法律和富有者使他们无法获得差强人意的生活资料时有权夺取生活资料。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任何建设性的社会学说，除非我们把奥斯特勒缅怀“美好的昔日”的思想——这使人联想到科贝特——也当作一种社会学说。
　　除了这些领袖和诸如此类的人物以外，从1837年起，还应该提到菲格斯·奥康瑙尔这位口若悬河的爱尔兰人和他所办的影响广泛的刊物《北极星报》。在奥康瑙尔周围还聚集了已经支离破碎的约克郡工会的零散成员，他们还保持约克郡工会的传统，进行秘密活动，并对那些企图以拒绝雇用工会会员来摧毁工会的雇主进行激烈的斗争。1837年，英格兰北部开始认真执行新济贫法，引起了严重的冲突；而在工厂改革运动中，下述双方也发生了巨大分歧：一方是那些受沙夫茨伯里勋爵领导的，并且准备同那些愿意帮助他的进步雇主和政治家和平合作的人；另一方是那些认为除非通过工人自己的努力，否则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有价值成就的人。后者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奥康瑙尔和《北极星报》的周围，成为宪章主义者，然而在反抗新济贫局这一更为迫切的问题上，他们仍然拥戴奥斯特勒和斯蒂芬斯。新济贫局取消了他们从地方税收入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权利，并使他们在一般直呼为“巴士底狱”的新济贫院中遭受幽禁和男女隔离之苦。
　　奥康瑙尔的政治生涯，是从在奥康奈尔的领导下担任爱尔兰议员开始的，奥康瑙尔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拥护自耕农所有制的人。同欧文、傅立叶及其他许多人士一样，他也深信采用集约耕作制能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不过他的理想是耕者有其田的个体农民所有制。他不喜欢工业主义，而希望找出一套方案把失业者重新安置在土地上，宣称这样做的一个效果是缓和就业竞争，从而使工业中的工资得以提高。他在《小农场的经营管理》一书以及许多演说和论文中阐述了这一主张。他反对欧文主义，因为欧文主义提倡集体耕作，而且他很快就募集基金创办农业移民区，同欧文主义者直接竞争。奥康瑙尔像欧文一样，也希望建立而且也确实建立了一些农业移民区，例如宪章村、奥康瑙尔村等等。但是，这些宪章派的农业移民区不过是集体购进几批个体农场的土地，然后再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转售给个体移民而已。
　　宪章派的土地计划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推行。奥康瑙尔在宪章运动的最初几个阶段，也同宪章运动的其他领袖一样，把精力集中在人民宪章的纯政治性要求上，但他却以深深打动厂矿区大多数工人而远非宪章本身所能采用的语言，大力揭示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疾苦，用以支持政治方面的要求。事实上，奥康瑙尔任意发挥宪章，使得洛维特和他的朋友深感恼怒，他们嘲笑奥康瑙尔哗众取宠，甚至对他所唤起的隐约可见的革命恶魔也心怀恐惧。他使那些信从阿特伍德的伯明翰人惊慌不已，更有甚者，也使所有希望和平改革的人胆战心惊。本来中间阶级的广大阶层由于不喜欢旧统治阶级的不断得势，经过说服，是能够同工人合作以实现和平改革的。这些提倡“阶级合作”的人认为，奥康瑙尔是他们前进道路上最不容轻视的障碍，因为他所煽动起来的恐怖驱使愈来愈多的中间阶级人物因循苟且，接受现状。
　　不过，这些根深蒂固的分歧在一致要求实施人民宪章的情况下暂时部分地隐伏下来；实施宪章的一致要求也使得人们在争取经济和社会的目标方面以及在赢得宪章斗争的方法方面暂时不再发生分歧意见。大家首先同意集中力量征集签名，向议会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至于请愿一旦被议会驳回又该怎么办，则留待日后再作讨论。
　　因此在1838年，团结在人民宪章周围的有反对新济贫法的人，主张工厂改革的人，城市和工业区所有心怀不满的人，以及坚定的激进派、共和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欧文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不在此列，因为他们仍然不信任政治行动而自行其是）。此外，由于三十年代末期发生了一场一直持续到“饥饿的四十年代”的长期工业萧条，宪章运动又获得了新的力量。但是，宪章运动是一种起源于人民经济困难但又缺乏任何明确的经济纲领的运动，因而它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思路清晰的理论领袖。当议会表示无意接受人民宪章时，运动本身立刻就分裂成“实力”和“道义力量”两大对立的派别，而摇摆于这两种对立方法之间的中间派则人数更多。两派中的一派是一批人数相当多的宪章运动支持者，他们认为宪章运动实质上是那场导致1832年法案得以通过的政治改革运动的延续，他们指望通过一场宣传鼓劲来实现成年男子选举权，这场宣传鼓动同1830-1832年的运动十分相似，实质上是政治性的，很可能延续很长时间。另一派则是一批人数也相当多的激进共和主义者和过去的工会运动者，他们否认“经过改革的”中间阶级的议会有可能再对其本身进行改革从而使中间阶级放弃它在1832年所获得的权力；他们希望发动公开起义，至少希望举行某种“全国休假日”或总罢工，认为这是唯一可以迫使议会实现工人阶级选举权或者实现他们所要求的经济改革的道路。人民宪章的大多数积极拥护者则踌躇徘徊于这两个集团之间，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敌对者所指挥的武装力量面前自己是软弱无力的，然而对单纯在法定范围内搞宣传鼓动能否有效地达到改革的目的又表示怀疑。把宪章运动全国各地的领导人和信从者统统算在内，我认为“道义力量派”的人数一直大大超过地道的“实力派”；而且那些表面上主张“实力”的人实际上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打算在必要时不惜发动武装起义的人；另一种人则只是希望以实力相威胁，迫使议会进一步作出让步，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打算真正使用实力，即使诉诸实力，无论如何也决不会超过在布利斯托耳和诺丁汉两地的早期改革斗争中所使用的程度。
　　在这种气氛下，人们在人民宪章一旦成为国家法律以后所将出现的新社会这个问题上的种种分歧意见，自然就退居次要地位，因为宪章运动的领袖们立意要使拥护各种对立社会学说的人放下他们的分歧，在人民宪章的共同要求下团结起来。宪章运动的领袖们敦促欧文派的工会主义者和合作主义者——最强大的“空想社会主义”集团——同新济贫法的反对者、工厂改革的拥护者和激进共和主义者联合起来，同时要求他们把实现自己的学说的任何尝试推迟到宪章运动获胜以后。事实上，支持宪章运动的群众正是由新济贫法的反对者、工业区主张工厂改革的人以及城市的政治激进派等等组成的；支持力量既然如此复杂，宪章运动的许多鼓吹者在强调人民疾苦和社会改组计划时也就必然各讲一套，尽管他们全都号召人民拥护宪章。
　　在第一次国民请愿书遭到拒绝和1839年宪章运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分裂以后，上述那些流派就再也没有重新联合起来。主张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合作的那批人不是从此星散，就是把精力投入约瑟夫·斯特奇所领导的普选权联合会的活动，这个联合会跟反谷物法同盟中的进步成员有密切的联系。许多人完全投入了反谷物法同盟，因为他们相信，为废除谷物法而掀起宣传鼓动比起为扩大选举权而掀起宣传鼓动，及早获得成功的希望要大得多。他们认为废除谷物法会为扩大选举权铺平道路。洛维特和他的朋友对奥康瑙尔的得势大为恼火。指责奥康瑙尔始而煽起继而出卖纽波特起义。他们打算同斯特奇派共同行动，但又不愿意放弃人民宪章的名义，而放弃这个名义却是许多中间阶级改革者所坚持的一种让步，因为宪章运动在“神圣月”和纽波特起义中连遭惨败，已经声誉扫地。由于这个问题，同普选主义者采取联合行动的尝试不得不作罢，于是洛维特便退而通过他所创办的人民政治与社会权利全国促进会进行纯教育性的活动，虽然他仍然热衷于同国外的激进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保持接触。组成伦敦工人协会的那个集团解散了；在伯明翰，自托马斯·阿特伍德引退以后，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就一直群龙无首，也没有一定的政策。苏格兰的宪章派也发生了分裂：两个较大的集团——与奥康瑙尔共存亡的左翼同那些打算从英国宪章派中分离出去的强大的“道义力量”派——壁垒分明，争吵不休。
　　宪章运动大多数领导人在1839年底和1840年初都曾短期身系囹圄，而在他们次第出狱以后，就显然可以看出，宪章运动主体的领导权落入了奥康瑙尔之手。1840年，奥康瑙尔还在狱中，全国宪章协会宣告成立，翌年他获释后很快就被推举担任领导，并逐步诱导协会把其前途寄托在他的农业安置计划的成败上。直到1843年，也就是在1842年第二次声势浩大的国民请愿遭到拒绝和同年的广泛罢工运动失败以后，宪章运动土地计划才真正开始推行。但是早在1841年就已有了兆头，当时奥康瑙尔非常敌视辉格党和反谷物法同盟，要求宪章运动者在选举中倾其全部影响支持托利党。这就引起了奥康瑙尔和奥勃莱恩两人之间的分裂。他们过去一直是紧密合作的。奥勃莱恩要求宪章运动者跟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一概不发生联系，而要集中力量进行独立的宣传，直到自己强大到足以一举而打垮这两个党为止。但是奥勃莱恩还同斯特奇派联系密切，于是便同宪章运动的主体分离了。他已经抛弃了革命思想。他在1841年作为太恩河畔纽卡斯尔的议员候选人时曾提出一个纲领，反对没收财产并要求议会采取行动修订财产法，对所有为了国家利益而可能被剥夺财产的人给予补偿。在这个阶段，奥勃莱恩跟他后期的想法不同，并不主张实行任何全面公有制，甚至不主张实行基本工业的公有制。他的主要经济建议是对富有者征收高额赋税，并且设立公有的国家银行，为生产企业提供资金。
　　从1840年到1842年，全国宪章协会把它的主要力量倾注在组织第二次国民请愿的工作上，这次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实际人数远较第一次为多。事实上。尽管在宪章运动者的行列中存在着种种分歧，但在奥康瑙尔的领导下，宪章运动在1842年无疑得到了空前广泛的支持，至少在工人阶级中是如此。在这方面，商业的严重萧条大大帮助了宪章运动，1842年商业萧条降到了最低潮，群众性罢工遍及绝大多数工业区，对日益恶化的工业劳动条件作绝望的反抗。这些罢工肯定不是宪章运动的领袖们发动的；事实上，罢工还使他们感到愕然。最初，奥康瑙尔甚至谴责这些罢工是雇主们为了反谷物法同盟的利益而蓄意煽动起来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的信从者已经深深卷入了罢工运动，自己才参加进去，旨在把这次起因于饥饿而本质上属于工业范围的行动转变为争取人民宪章的总罢工。
　　姑不论1842年罢工的目的是什么，除非能把罢工转变为革命，否则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宪章运动者吸取了1839年的经验教训，又不相信自己有力量发动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于是，罢工工人迫于饥饿，凡是能找到工作的都纷纷回去复工了。面对第二次挫折，宪章运动的声势大大衰落。正是在这个阶段，奥康瑙尔一反以往的政策，要求他的信从者参加普选权联合会在1842年12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并试图同斯特奇派达成妥协。由于全国代表大会投票赞成人民宪章的名称和实质，斯特奇派退出大会，这次尝试失败了。于是，奥康瑙尔便转而求助于他的土地改革方案，并让仍然追随他的信从者投入实现土地计划的斗争。在以后几年中，他们的金钱和精力大都耗费在这项计划上。这一步骤引起了更大的争吵和分裂，在奥康瑙尔所组织的全国土地公司的财务愈来愈混乱的时候尤其如此。到了1848年，宪章运动者之间吵成一片，彼此任意以贪污或无能相诋毁。不久，议会调查委员会裁定控告奥康瑙尔贪污的案件不能成立，同时宣布整个计划为非法，经济上不合算，并勒令结束。在这以前，奥康瑙尔于1847年被选为代表诺丁汉的议员；当时他在工人阶级中仍然拥有一大批信从者，土地计划失败后，他又回过头来把1842年以后已经声势大减的人民宪章的要求重新抬了出来。1848这一年，革命运动在欧洲一大部分地区风起云涌，这就使宪章运动各个集团日趋黯淡的希望死灰复燃。全国宪章协会着手组织第三次国民请愿，并且重新考虑了一旦议会竟敢拒绝请愿时，应拿出什么“出奇制胜之策”来对付。可是，宪章运动者这时已不可能再发动一次广泛的罢工运动来达到自身的目的，而且全国宪章协会实际上也没有提出任何政策。4月间，全国宪章协会在肯宁顿公地上组织的呈递请愿书大示威被轻易地阻挡住了，因为政府事先召来年迈的威灵顿公爵对群众骚动的威胁作了防范布置。少数左翼小团体，在没有任何统一领导的情况下，制定了革命起事的计划，但自知力量薄弱而没有采取行动。为讨论进一步行动而召集的国民代表大会也无结果而散。宪章运动的弱点由于使人们产生了不必要的恐惧而更加惊人地暴露了出来。1848年以后，宪章运动甚至连貌似得到群众支持的全国性运动这个外表，也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然而，正是在这次无可挽回的失败的余波中，宪章运动——或者说宪章运动的尾声——却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1848年以后继续活动的主要团体剩下了两个：一个是经过改组的全国宪章协会，它的领导权已从奥康瑙尔转到他以前的副手厄内斯特·琼斯和乔治·朱利安·哈尼手里；另一个是布朗特里·奥勃莱恩在全国改革联盟的名义下发起的新运动。这两个组织的支持者几乎完全来自工人阶级，因为中间阶级激进派已经扬长而去，集中在以乔舒亚·沃姆斯利爵士和约瑟夫·休姆为首的“议会与财政改革协会”的周围，重新组织他们的力量。这个协会以“小宪章”为纲领，要求户主选举权而不是成年男子选举权，也索得了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支持。在另一端，琼斯和哈尼开始同卡尔·马克思以及那些在1848年初与马克思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外国流亡者建立密切联系。通过这些接触，宪章运动中的琼斯―哈尼派就发展了一种强烈的国际主义观念。实际上在哈尼的思想中，国际主义观念从一开始就存在。宪章派左翼在脱离了奥康瑙尔的控制以后，就愈来愈把自己看作是国际革命运动在英国的一翼，也更加注视欧洲大陆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十分自然，1848年欧洲事态的发展和马克思的感染力鼓舞了民主兄弟协会；这个协会创始于1846年；旨在使协会的英国领导人能同旅居伦敦的各国流亡者团体相聚一堂。看来，建立某种工人国际组织似乎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但是欧洲大陆上的革命接连失败，建立工人国际组织的运动也逐渐消失了，只剩下寥寥几个忠于这一事业的人在继续奋斗，不久，一度被呼为马克思的“白头发的孩子”的哈尼不再为马克思所赏识，主要是由于他没有充分支持马克思的观点，反而坚持同形形色色的大陆革命者拉拉扯扯，其中包括许多同马克思有激烈争论的人。此后，厄内斯特·琼斯成了宪章运动左翼的杰出领袖，在1848年以后的十年间，琼斯再接再厉，反复作出努力，想使日趋没落的宪章运动重振旗鼓，特别是竭力争取工会的支持，然而工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无视他的主动建议。最后，到了五十年代末期，甚至连琼斯也对英国工人阶级是否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学说感到绝望，转而发起一个使工人阶级同中间阶级联合起来的新运动，马克思对此深为不满，然而这个运动后来在1867年的改革法案中却取得了部分成就。在此期间，哈尼也于五十年代中期愤然离开英国，移居海峡群岛，同原先定居在那里的以维克多·雨果为首的法国流亡者携手合作。
　　厄内斯特·琼斯在1848年以后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中心学说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必要形式，同时坚持剩余价值论，并认为资本的集中是历史的趋势。琼斯非常重视工会运动，认为这是组织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和提高阶级团结意识的工具。琼斯始终认为工会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以扩大眼界，并使工会在实质上属于政治范畴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中转变为辅助组织。但是琼斯仍然主要是从农业社会主义，而不是工业社会主义的观点去考虑问题的，至少在1848年以后有一个时期是这样。宪章运动土地计划的经验已经告诉他，依靠自愿行动把工人安置到土地上去是不够的。这一教训促使他在五十年代热烈拥护土地国有化。他希望以普选为基础的经过改革的国家购买或没收土地，然后把多余的城市工人安置到土地上去，成为“国内移民区”。他设想的这些移民区仍然由个体耕种者组成。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同时又由于同那些愿意便听他的意见的工会主义者进行接触，琼斯在五十年代愈来愈具有工业头脑。他在曼彻斯特定居，对于改变他一生最后十年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不但没有使他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反而使他逐渐抛弃了革命观点。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他经常自豪地宣称自己属于宪章运动“实力派”。他欢迎《共产党宣言》，认为《宣言》从理论上明确而系统地说明了他早就本能地接受了的革命思想。然而，他却始终没有真正学通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哲学，即使在他自许为这种哲学的名副其实的代表人物时也是这样。琼斯是诗人，也是理想主义的传奇故事作家，他忘我无私，冲破一切障碍，坚决战斗，他的忠贞不渝的品质终于博得举世敬仰。最后，琼斯摆脱了马克思的影响，并根据自己的经验转变看法，认为工人需要在中间阶级的帮助下，通过改革而不是通过他曾寄与希望的革命才能赢得选举权；即使在这以后，马克思对琼斯仍然推崇不已。
　　1850年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英译本的是哈尼而不是厄内斯特·琼斯，译文刊登在哈尼主办的《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他在主办这一刊物的同时，还主办另一个比较朴实的杂志《民主评论》。当时，哈尼刚同奥康瑙尔决裂，并同《北极星报》断绝了关系。可以肯定《红色共和党人》原打算成为1848年已呈燎原之势的国际革命运动的喉舌。1850年，哈尼和民主兄弟协会的会员已经同马克思那一批人以及布朗基的信从者在伦敦携起手来，组织了全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后者意味着连续不断地进行革命直到完全实现共产主义——“人类社会组织的最终形式”为止。因此，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际革命运动而诞生的时候，哈尼就完全参与其事了。但是不久，他就投入了同厄内斯特·琼斯争夺左翼宪章运动领导权的激烈斗争，在斗争中马克思是支持琼斯反对哈尼的。哈尼虽然是一个革命者，却从来不是马克思真正的信从者。他不是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路易·勃朗的信从者以及欧洲大陆所有其他革命团体、社会主义团体之间的内部争论完全不能理解。他希望同所有这些人都保持友好关系，并使他们携起手来于共同投入一个充满共和主义友爱精神的统一运动。他认为马克思是利己主义者，胸襟偏狭；而马克思则认为他是一个浮夸的傻瓜。琼斯的刻苦精神和组织能力都远比哈尼强，很快就取代了哈尼。
　　宪章运动的领袖中在1848年以后仍能保留下来起一些作用的，唯布朗特里·奥勃莱恩一人而已。如果他不酗酒，他起的作用可能大得多。1848年以后，奥勃莱恩提出了一个纲领，着手把宪章运动中革命性不那么强烈的人团结在全国改革联盟的旗帜下。这个纲领的目的在于争取罗伯特·欧文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学派的信从者，以及那些企图进行合法的宣传鼓动而不是革命暴动的政治改革者。我们已经谈过，奥勃莱恩本来属于宪章运动的“实力派”，曾经翻译和注释邦纳罗蒂的著作而把巴贝夫的学说介绍到英国来。奥勃莱恩一度是奥康瑙尔的亲密合作者，但是由于是否同斯特奇的普选联合会合作的问题又同奥康瑙尔决裂。他曾攻击奥康瑙尔的土地计划，认为注定要失败，并且必然会使不幸的移民受高利贷者的盘剥。1848年，他强烈反对宪章运动代表大会许多代表所赞成的暴动计划，并退出大会以示抗议。1849年，他才再度露面，在《雷诺兹政治导报》——即今天的《雷诺兹》杂志的前身——上发表了他始终没有写完的著作《人类奴隶制的起源、发展和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开头部分，这部著作很重要，因为它在《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发表以前，就把古代的人身奴隶和现代的工资奴隶相提并论。“今天所谓的工人阶级就是文明国家中的奴隶人。”这种现代形式的奴隶制度只有通过社会巨变才能废除，而社会巨变既可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可能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奥勃莱恩希望的是后者。“最近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所发生的惊人革命既已应用于人类的经济方面，自然应该在人类的政治和社会机构方面引起另一次与之类似的革命。”可以断言，这是圣西门学说的回声。
　　G·W·M·雷诺兹和欧文派宣传家劳埃德·琼斯（后者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所发起的合作运动也有联系）在1850年同奥勃莱恩联合组成了全国改革同盟，同盟提出了一项包括七点（有时是八点）主张的纲领，旨在调和各个对立的宪章派团体。有一段时间，这个纲领得到全国宪章协会和民主兄弟协会双方的赞同，《雷诺兹新闻报》变成了宪章运动的喉舌。但是，奥勃莱恩同全国宪章协会的关系很快就由于他同劳埃德·琼斯发生争吵而断绝了；1855年以后，奥勃莱恩退出政治活动，以写政治诗篇和《论罗伯斯比尔》度过晚年。全国改革联盟终于一事无成，只有《雷诺兹新闻报》保留下来继续宣传其创办人的某些思想。
　　宪章运动所提出的最接近于具体政治纲领的东西，是《全国改革联盟建议书》。《建议书》在许多地方受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且也惊人地预示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复兴时期的社会主义纲领。《建议书》首先要求修改济贫法，并要求建立一种集中征收平等地方税的制度，以便为维持条件相当好的工作或生计提供资金。其次要求国家收购土地，让失业工人在那里定居，由他们自己选择加入欧文派的合作公社还是奥康瑙尔派的土地移民区。第三，要求按照拿破仑战争以来物价下降的比例削减国债——这是科贝特的“公平调整”方案，并要求征收财产税以清偿国债余额。第四，主张土地逐步国有化，包括将矿产、矿山和渔业收归国有，同时利用这些资源充作政府费用，“兴办一切必需的公共工程”，并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第五，要求采取一种“以实际可消费的财富为基础而不以可变的，数量不定的稀有金属为基础的”新货币制——是阿特伍德的老方案。第六，要求建立公共信贷制度，以鼓励发展生产合作社和小企业。全国改革联盟的第七点建议要求普遍建立劳动交换所，使各行各业的产品都能在那里按照“以小麦或劳动量为标准的”价值相互交换，从而逐步代替“目前竞争性贸易和零售的不合理制度”。第八，主张在下一阶段将铁路、运河、桥梁、船坞、自来水设备和其他公用事业逐步收归公有。此外，这个纲领的某几种版本还把教育方面的要求扩大为建立免费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其中另有一些条文主张大大修改刑法和改革监狱制度，并削减武装部队的开支。
　　在这个影响深远的纲领的最后部分，还有一项包括罗伯特·欧文对“理性教”的看法的附加条款，宣布全国改革联盟愿意同欧文派理性协会合作，组织一个全国理性同盟以宣传共同纲领。
　　显然，奥勃莱恩的建议是个大杂烩。但是，在丛空想社会主义过渡到制定一项强迫（不是推翻）现存的国家来实现进化的社会主义纲领这个过程中，他的建议毕竟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不过这些建议当时并未取得任何成就；全国改革联盟在奥勃莱恩退出积极的宣传活动以后很快就消逝了，那些留下的工人阶级宪章派大都继续支持厄内斯特·琼斯和日益衰微的全国宪章协会，而不支持奥勃莱恩。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全国宪章协会逐渐销声匿迹，琼斯也转而按照合法方针发动一个新的改革运动；这时，英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便杳无踪影了。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在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下，英国的社会主义曾有东山再起之势，然而这也只是稍纵即逝的现象而已。在海德门于1881年建立民主联盟以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直到1889年以后独立劳工运动行动起来的时候奥勃莱恩的思想才重新抬头。
　　宪章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为什么如此微弱呢？或者说，为什么宪章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如此之小，甚至在“饥饿的四十年代”那样的年头也会让已经掌握在手的力量悄悄地跑掉呢？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早已拥有立宪（虽然不是民主选举的）政府，因而使那些要求立宪的人和那些要求民主或“人权”的人之间无法建立任何革命性的联盟。另一方面是英国已经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政府基本上仍由贵族掌管，然而国内资本家已经能够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方针办事。再一点则是由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迅速扩张的制度，它还有发展的余地。毫无疑问，工业资本家凶恶地剥削广大的厂矿工人；但是，这种制度也为少数熟练工人、管理人员和小业主提供了日益增多的机会，而且大体说来还有日益提高生活水平的趋向。此外，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并不聚集在伦敦，而是散居于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伦敦根本不可能成为巴黎那样的革命中心；而且英国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由新兴的“白手起家的”人构成的，分布广泛，他们所组成的金融寡头集团远不像巴黎的银行家和商业资本家那样狭隘。这就使英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强大得多，也远不易受革命的冲击；这也使英国政府不易为主要发生在远离京畿地区的暴动所震撼。
　　尽管如此，通过欧文，通过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通过斯宾士和本鲍之类的人物以及在詹姆斯·摩里逊的《先驱者》上以“塞奈克斯”为名发表文章的人等等，英国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的确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概念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正日渐失去吸引力的时候，社会主义在大陆上却是一股蓬蓬勃勃的力量。不过，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后也遭受了极大的挫折，这是1848年发生的那些主要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相继失败的后果。另一方面，英国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前就走着下坡路，这并不是由于它分担了资产阶级的失败，而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夺走了它的吸引力。
　　宪章运动当年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它只是附和欧文、路易·勃朗和卡尔·马克思的学说而已。就大部分工人来说，他们并没有接受这些学说。有人曾经试图把厄内斯特·琼斯培养成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才。奥勃莱恩的才智较高，不过他除了附和别人的观点以外，成就殊小。至于哈尼，甚至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奥康瑙尔一度受到工人阶级中一大部分人的重视，然而他并没有教给工人什么有益的东西，也没有教给他们任何可以称得上社会主义（即使是从这个名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