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意外的事故，使我和工人的关系变得亲密了。一天晚上，运转工人金景奉从天车上掉下来，摔死了。我亲眼看到了工人的伟大阶级同情心。大家含了眼泪忙作一团，有的给老金洗脸、穿衣服，有的给老金买帽子、买鞋，有的雇车接家属，好像死的是自己的亲人。我入党时，光知对敌人坚决斗争、不怕牺牲流血。对工人阶级是怎样一回事，却一点也摸不着头。现在看到这种阶级友爱，我很感动。我自己也含了眼泪，在他们中间忙东忙西。他们也就把我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人了。我们开了个追悼会，拿这件事教育工人注意安全。工人深深体会到党对他们的爱护，对我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
　　　　
　到了工厂，我时常会拿农村比，拿部队比。农村里死了人得请人帮忙，忙完了得请人家一顿吃喝。工人呢，不请就自动来了。这还不算，大伙还凑钱救济家属。工人和农民，在集体精神上是没法比的。
　　　　
　部队和工厂倒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组织性纪律性很强，上课出操、上班下班都有一定时间。说“工厂就是战场”，这话本来是个比喻，在我看来倒实实在在是这样的。在压延车间里，通红的钢条盘来盘去，到处飞窜。一不小心，碰上就不是玩的。那时候，差不多天天有被烫伤的人。
　金景奉的死，像块大石头压在我心上。我想，在革命部队里，一向就是把生命看得十分宝贵。记得我过去的团长常说，“我们要用最少的伤亡，消灭最多的敌人，才算最大的胜利”。要是一次仗打下来，不必要的伤亡太多，看吧，连长和指导员一定受批评。打仗时候，不只要减少部队的伤亡，还要照顾到老百姓的安全。一九四七年，我们在松江一带剿匪，上级严格规定，不许在村庄里打仗，怕毁了老百姓的房子，怕伤了人和家畜。毛主席教导下的人民军队，本来就是这样爱护人民的。这是我们的传统。

　现在，眼看着天天出工伤，我这个支部党书记算什么呢。我找老工人，问他们，钢条满天飞，天天烫着人，到底是什么问题。他们说，和伪满时代一比，才不算什么呢。那时候，工人给小型厂起个名字，叫“阎王殿”；又说“要吃小型饭，得拿命来换”。死了的、拉掉了腿的，日本人就叫悄悄抬走，连看都不许看。在这样危险的地方干活，工人还要天天受气挨打。我想，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压迫就是这样的！我用这些例子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人的觉悟很快就提高了。

　到一九五〇年初，工人的操作技术熟练了一些，又经过几次安全教育，同时，上上下下想办法添了一些安全设施，工伤大大减少了，我心里的石块也搬开了。
　　　　
　工人说：“还不错，像个老干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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