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包其三和中国营

　　包其三，^[1]这个名字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北高加索、中亚的撒马尔罕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哓的。在这些地区有关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档案中也有很多关于他的文献，在五、六十年代苏联研究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的著作中也几乎没有一篇不提到这个名字。包其三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五十年代曾有苏联学者对包其三作过许多专门的研究，例如格·诺沃格鲁茨基和阿·杜那耶夫斯基两位同志曾走遍苏联各地访问了当时尚健在的包其三的战友，几经周折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同时也征集了有关包其三和其他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的资料。1959年，他们的著作《中国战士同志》问世了。^[2]他们后来写到：“我们知道，还有许多仍然不清楚的问题，关于这些成为革命军人的苦力，关于传奇式的包营长还应该叙述得更多一些。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读者能给我们以补充。我们的期待没有白费。我们收到了数以百计的信件，……一些人给我们送来了自己的回忆录，另一些人送来了国内战争时期的文献，旧照片、军事命令的摘抄。再一些就是曾提到中国红军战士的地方报纸……。”^[3]1962年，这两位作者又把他们的著作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以《沿着包其三的足迹》为题重新出版。

　　我们十分感谢苏联学者，他们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靠他们的研究我们才得以对包其三和他领导的中国营有了一个具体、真切的了解。
　　关于包其三的早年找不到确切的记载。只知他的俄国名字叫科斯嘉，1887年生于沈阳。传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一个叫米哈伊尔·瓦赤那则的沙俄将军（也许是一位地质学家或旅行家）带到俄国，住在高加索，曾在第比利斯的一座教会中学读过书。还有人说他曾在一艘远洋轮船上当过水手，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据说他的英语比俄语还好……。总之，关于他早年的说法甚多。十月革命前，他曾在彼得格勒一家工厂做工，革命一开始他就参加了革命。
　　1918年3月，苏维埃政权在顿河和库班取得了胜利，3月17日，捷列克人民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皮亚季哥尔斯克开幕，以该地区各民族的名义宣布成立捷列克苏维埃政权。7月5日在叶卡捷林诺达尔（现在的克拉斯诺达尔）召开了北高加索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联合库班、黑海、捷列克、斯塔夫罗波尔斯克等统一成为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并加入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当时在这里领导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的是基洛夫。捷列克地区人民苏维埃的所在地设在符拉吉高加索，人民委员会主席是诺伊·布阿奇泽。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成立就受到严重的威胁：邓尼金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派出他“志愿军”精锐的军官团和顿河哥萨克军向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疯狂的进攻。白匪军攻占了提霍列茨克，扑向叶卡捷林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当地的红军遭到巨大的损失，不得不退往高加索山区，但是很快又从当地的居民、工人赤卫队和游击队中得到了补充，当地很多华工也纷纷加入红军。他们同情革命，支持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他们和红军有共同的语言。当时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游击队领导人特列齐亚科夫回忆说：

　　“在行军路上，现在已记不得准确的地方了，我们碰上十个衣衫褴褛、面有饥色的中国人。他们看见我们帽子上缝着的红色标志，也不躲藏。他们说，他们是从波利第聂伯罗维耶的黑特曼政权下逃出来的。在谈到当时乌克兰白匪政权的统治者时他们说这是‘一些坏蛋’、他们非常坏，不喜欢中国人，杀中国人……
　　这些中国人要求加入我们的队伍，但是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谁是司令，他是怎样一个人。当时支队和团的领导人是选举产生的，所以当时中国人提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十分自然的。这必须从我的家谱说起。我告诉他们我本人是哈尔科夫的工人，我父亲也是一个工人，工人再让我指挥游击队（在大战前线我曾经由于战功四次荣获英雄十字勋章并得到军士的军衔），我成为一个有经验的、懂得军事的人。一位俄语说得比别人都好的中国人把我说的全部情况讲给他的同乡以后，他们顿时活跃起来。他们把满是老茧的手伸给我，说到‘工人……好……，中国人参军要吗？’‘要！’我答到。”后来在向符拉吉高加索前进的路上又有五十多个中国人，十个塞尔维亚人和霍尔瓦特人加入。^[4]

　　这时在符拉吉高加索有一个中国国际支队，只有八十人，领导人叫刘希。他身材端正，外貌整齐，年纪不过三十岁。他组织中国支队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还负责执勤，保卫车站、电台、政府机关和军用仓库。这个支队是当时捷列克唯一的一支武装力量。
　　为了迷惑敌人，刘希让中国支队的战士们登上一列火车，还让许多人挤在车门口和车梯子上，显出人很多的样子。列车在当时捷列克自治共和国内各铁路行驶。白军见了十分害怕，当地老百姓则高兴地说，中央给他们派来了大批红军，甚至传说是列宁从莫斯科给他们派来一个完整的中国师。后来，特列齐亚科夫游击队的中国战士加入了这个支队，他们发展到五百人。
　　战士们每天进行政治学习、开座谈会、军事科目训练。他们远离祖国，每逢传统节日还举行庆祝会，举行自编自演的文艺晚会、举行摔跤比赛、射击比赛等等。基洛夫同志也常常到中国战士的营地来作客，他直率地、推心置腹地同中国战士们交谈，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并关心他们生活中的困难。中国战士们总是亲切地称呼他“基拉”、“我们的基洛夫”。红军中的其他民族的战士也常常到这里来，他们一起高唱：“为了苏维埃政权，我们勇敢地去战斗……。”
　　每天都有符拉吉高加索附近的华工前来参加红军，有阿斯特拉罕的渔夫，也有顿巴斯的矿工，于是苏维埃政府决定正式成立中国营。也许就在这时包其三来到了符拉吉高加索，他被任命为中国营营长，刘希任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刘发来任第二连连长。基洛夫同志亲自参加了中国营的授旗仪式，并亲自把军旗交到包其三手中。基洛夫说道：“你们为争取俄国革命的胜利而战，为争取被压迫的中国的自由而战。”包其三代表中国营全体指战员致答词，他说：“我们宣誓，我们要成为忠诚的革命战士，珍惜和保持红旗的纯洁，帮助俄国的士兵和农民为争取人民政权而战斗！”
　　这时包其三三十多岁，他不高的个子，看上去刚毅、坚定，动作敏捷，表情丰富，很像个知识分子。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总是放射出逼人的目光。他经常穿一件皮夹克，头戴布帽。包其三和基洛夫同志十分要好，他的海泡石烟斗和腰间的匣枪据说都是基洛夫同志送给他的。
　　包其三待人和蔼可亲，在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下面我们要提到的包其三营里的侦察英雄李振东回忆说：“我们的营长尊重战士，他从不以自己的知识摆架子，也不在同志中间制造隔阂，战士们总是把这个沈阳人当作一位老大哥。他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也能提出劝告，但必要时他也能训斥人。”
　　包其三英勇无比，机智过人。他有许多出生入死的经历为部下称道。一次，他被白匪哥萨克俘虏了，关在一座教堂里，院子里几个被俘的红军战士正在挖坑，后边站着十多个白匪军荷枪实弹监视着，准备将红军俘虏全部枪杀，就地掩埋。包其三看到院子里白匪军共有十五、六个，就对和他一起被俘的一位红军军官卡巴泽说：“坟坑快挖好了！反正是死，我们跑吧！”就在这位红军军官还没反应过来时，包其三大吼一声，就象一头刚出山的猛虎，一下子跳过了砖座上固定有铁矛的一米半高的围墙，冲过街道向河边跑去，随后卡巴泽也跑了出来。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当白匪哥萨克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很久以后，卡巴泽回忆说：他永远也忘不了当时包其三那令人震惊的吼声，就像亚洲原始森林里的猎手或驰骋在草原上的骑手纵马向敌人射击时发出的那种吼声一样，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这位在大城市长大的样子斯文的科斯嘉怎么会发出这种喊叫声。有一次卡巴泽问包其三大吼一声的目的是什么，包其三答道：“我不过想吓唬他们一下。”
　　从此，中国营开始了它光荣的战斗历程。包其三率领它走遍了北高加索、库班和顿河草原，在国内战争艰苦的年代里为保卫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忘我地战斗着。他们悲壮的事迹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竖立起一座丰碑。
　　1918年夏天，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北高加索的白匪哥萨克发动了反革命叛乱。7月，白匪将军比切拉霍夫先后占领了莫兹多克、纳尔奇克和交通枢纽普罗赫拉德内依车站，北高加索和中央俄罗斯的联系断绝，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考验。8月5—6日夜里，叛乱的匪军在沙俄上校别利科夫、索柯洛夫、奧加耶夫和基比洛夫等率领下攻入符拉吉高加索市内。当时这里正在举行捷列克人民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由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亲自领导，会址设在城郊的武备中学大楼。叛匪妄图出其不意地冲击大会逮捕与会全体代表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但是他们的打算落了空。会场由沃舍梯共产党员支队守卫，当天的会议一直开到下半夜，代表们一个也没有离开。于是叛军又试图夺取放在阿布舍仑斯基军营的大炮，当时捷列克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布阿奇泽像往常一样不带武器走出军营和叛军见面，可是还没有等他说话，罪恶的子弹就射入了他的胸膛……这就是著名的“八月事件”。
　　在奥尔忠尼启则的领导下，一场保卫符拉吉高加索的战斗开始了。
　　参加战斗的红军队伍除了中国营外还有一个高加索支队、一个格鲁吉亚支队和工人义勇队。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中国营战士们为保卫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浴血奋战，他们的动人事迹至今为人民铭记不忘。中国营有十五名战士守卫着城防司令部大楼，它已经被白匪军团团围住，白匪军向他们高喊：“中国人，投降吧！反正你们活着是跑不出去的！”中国战士便用子弹作了回答。他们清楚地知道，“最重要的是勇敢和坚定，一个勇敢的战士能顶得上一个排，两个勇敢的战士顶得上一个连，三个或四个这样的战士就能顶得上一个营”。就这样，几百名白匪军对这十五个中国人束手无策，中国人在大楼里坚持几天之久，直到最后胜利也没有一个人投降。革命胜利后，这座大楼仍然保存完好，当地人民把它叫“中国楼”。
　　还有一座楼房里，中国战士们已经坚守了五个昼夜，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枪托和刺刀同冲上来的敌人肉搏，最后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受了重伤，白匪军把他们俘虏了，还在他们背上刺了五角星，双手反绑吊在满是人血的树上。到红军打来时，他们当中已经有两个人牺牲了，只有一个人还活着。这个中国战士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步枪在哪里？”他已经极为虚弱却仍然要求和战友们一起投入战斗……。
　　守卫利涅依教堂上一个钟楼的中国战士被白匪军包围，在粮水断绝的情况下，他们坚持了整整十天。刘希回忆说：“这些中国人凭借教堂的钟楼把全市大部分地方都包括进自己火力射程之内。他们日以继夜地坚守了十个昼夜不能合眼，这些勇士们击退了来犯的敌人，他们忍受饥饿、口渴，节省子弹，但绝不屈服。到了第十一天，白匪军叛乱被镇压下去了，比切拉霍夫匪军逃跑后，这些已经筋疲力竭的无畏战士们才被抬下钟楼。”他们的名字是王德盛、郭义路、季凤乔。^[5]
　　当时的沃舍梯共产党员支队政委叶列科耶夫回忆说：他曾和中国战士一起守卫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大街捷列克河上的一座木桥，他指出：“我作为沃舍梯共产党员支队的政治委员在这些日子里成为中国志愿人员英勇献身的见证人。他们盘着腿，旁边放着子弹带，不停地、顽强地射击。就是在叛匪骑兵挥舞着马刀飞驰而来企图突破红军防线的时候，中国人也毫不畏惧。敌人不得不丢下大堆尸体退走。”战斗进行到第二、三天的时候，有个原沙俄将军赫美尔尼茨基带着他的儿子潜入红军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大街的防线，随身带着一挺机枪，隐藏在大街尽头一幢楼房的二楼上并向红军发起突然袭击，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包其三决定派一个排去消灭这反革命父子俩，他命令一部分人从大街上向他们开火，另一部分人则从另外一条街包抄过去，最后终于活捉了这父子二人，把他们连同机关枪一起送交司令部。^[6]
　　1918年11月7日，在符拉吉高加索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大会上，有两辆装甲车和红军队伍一起参加了检阅。其中一辆车上挂着“为世界革命而战！”的标语，另一辆车上挂着“为红色的中国而战！”的标语。这两辆装甲车是在八月战斗中被中国营的战士们缴获的战利品。老战士费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列依赫回忆了缴获装甲车的详细经过：
　　在八月战斗进行到第五、六天的时候，叛乱分子的两辆装甲车对红军构成了最大的威胁，上级指示务必将其击毁。有三名中国战士奉命执行这项任务，这三个中国战士来到装甲车活动的符拉吉髙加索郊区库尔斯克镇，他们想出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把一根几米长的钢丝绳牢牢地拴在一个大铁钩上，然后趁黑夜伏在敌人装甲车必经的一个小桥下面静候敌人。一会儿，装甲车隆隆地开过来了，战士们爬上小桥，白军刚一开火，一个战士趁机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车轮跟前，只几下就把大铁钩挂到装甲车的前轴上。他拉一下钢丝绳示意战友已经拴好，于是绳子的另一端就牢牢地拴在水泥桥柱上。就这样，第一辆装甲车在挢上抛锚了，中国战士们把早已准备好的河卵石向装甲车拋去，就象是阵阵机枪子弹。敌人慌了手脚，装甲车开始后退，尽管马达全速开动，空转的车轮把砂石和泥土向四周弹出老远，可是车子还是一动不动。过了一会，车上的小门开了，跳下三个持手枪的白匪军官，一阵枪战之后，这三个家伙都被击毙。
　　接着又来了一辆装甲车，车里的敌人喊着第一辆车上同伴的名字，并向四外盲目地打着枪。他们哪里知道，中国战士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于是战士们如法炮制，第二辆车又抛锚了。不过，这辆车里的敌人很狡猾，他们并不急于弃车逃命，不开门，而是拚命打枪。三个中国勇士找来了几十个红军战士，他们出其不意地用军服将装甲车的瞭望孔和枪眼都牢牢地塞住，通风孔也用高加索毡斗篷堵上，排气孔也用铁丝拧死。车里的白军最后不得不打开车门，举出一面白旗投降了。当地的工人将装甲车拖回工厂干了一个通宵把它修好，第二天就开赴前线。^[7]
　　符拉吉高加索的保卫战刚刚结束，包其三的中国营就立即奉命驰往九十公里外的格罗兹尼。格罗兹尼是当时俄国仅次于巴库的第二大石油城，巳被比切拉霍夫匪帮包围，当地的工人和农民为保卫格罗兹尼正进行着艰苦的战斗。在这里局势最危险的时候，包其三的中国营和曾经转战梯马舍夫斯克、拉宾斯克、内维诺梅斯克各地的第聂伯罗夫斯克团的一个中国连赶来了。他们和当地的工人农民一起同反革命白匪军大战一百天，这就是国内战争史上有名的“格罗兹尼的百日大战。”
　　在格罗兹尼，人们传颂着中国战士杨新乡赤手空拳缴获白匪军装甲车的动人事迹。在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陈列馆有一份证书，上面写着：“杨新乡·瓦西里中国沈阳市工人，当过红军。1882年生。1936年自愿退休。从1936年至1952年在亚什那大街十一号养老院。1952年4月23日逝世。”就是这个杨新乡，《社会主义的沃舍梯报》曾经报导过他的英雄事迹。在叶尔马洛夫车站附近的一次战斗中，他单枪匹马同一辆白匪装甲车周旋，这辆装甲车曾经使红军遭受了重大伤亡。杨新乡躲在一堵矮墙后面，手里仅有一支步枪，子弹也打光了。就在装甲车从他身边驶过时，他一纵身跳上去，抡起枪托朝机枪管狠命砸去，把机枪管都打碎了。这时白匪军急忙刹住车企图调转车头逃走，但道路狭窄，车头转不过来，随着杨新乡的喊声，红军战士蜂拥而至把车上的白军全部俘虏。当他们驾着装甲车在街上驶过时，人们都热情地向这位中国战士欢呼致意。
　　包其三营的另一个英雄侦察员李振东在保卫格罗兹尼的战斗中战功卓著。他也是被俄国包工头骗到俄国的一个苦力，革命前曾经在伐木场做工。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他就参加了革命，十月革命后他来到了符拉吉高加索，参加了包其三的中国营。他对包其三说：“我叫李振东，沈阳人，我会打枪。”包其三问他：“你想打谁？”李振东回答说：“打土匪。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保卫旧生活，而我们要争取新生活。我希望革命胜利，如果这里革命胜利了，将来革命也一定会在中国胜利！”这就是李振东和包其三的第一次谈话，他成了中国营的一位出色的侦察员。
　　在保卫格罗兹尼的战斗中，有一次他和另外三个战士去侦察，不幸被白军抓住。残暴的白匪军把他们绑起来，打得遍体鳞伤，然后扔进地窖。谁知李振东从小练就一身好武功，他挣断了绳索，穿过通风口逃了出去，并巧妙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回到了中国营驻地。听了李振东的报告后，包其三立即组织了一个敢死队，在李振东率领下冲到白匪军驻地，救出了被俘的同志并缴获了很多战利品。为了表彰李振东的功绩，包其三把自己的海泡石烟斗送给了李振东，对他说：“保护好，这不是普通的烟斗，基洛夫同志曾经用它抽过烟，这是他在莫斯科时留给我的。”^[8]
　　在格罗兹尼，人们把松查河上的一座桥叫“中国桥”。当年包其三的中国营曾经在这里英勇战斗，中国分队的指挥是刘发来。当时格罗兹尼城的防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座桥的得失。白军对这座挢发动了多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最后想出一个恶毒的计划。有一天，他们趁刮大风在河的上游把成吨的石油倾入河中，同时顺流漂下大批圆木放火点着。敌人企图用火攻的办法破坏桥梁并将红军逼走。和刘发来一起守桥的一支工人义勇队队长安德列问道：“怎么办？刘同志？”刘发来沉思了片刻，然后叫来三个中国战士，他们都是从东北松花江来的，知道如何在水上放木排。这三位红军战士在湍急的水流中忍着烟熏火烤，把着火的圆木一根根顺利地拨过桥墩，河道没有阻塞，大桥保住了，红军趁势发起冲锋，这一仗又打胜了。当地老百姓感激地说：“中国朋友跟我们协同作战，他们远离祖国，象捍卫自己的事业一样捍卫我们的事业。正由于这样，我们珍惜着、牢记着他们的伟大功绩及其意义。”^[9]
　　为保卫格罗兹尼，中国营在纳尔奇克、莫兹多克和普罗赫拉德内依等许多地方同白军交战，战斗常常是以肉搏战结束。在争夺马尔卡河大桥的战斗中，红军缺乏装备，伤亡很大，但是中国战士们始终不退却。一天夜里，侦察小组把机枪固定在木排上，顺流而下，对守桥的白军发起突然袭击。主力部队利用白军的混乱全歼了敌军，夺回了大桥。在这次战斗中李振东、杨立山、王唐山、王福、王佐、王守仁等表现十分出色。^[10]
　　包其三的中国营在保卫符拉吉高加索和格罗兹尼的战斗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北高加索国内战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1924庄2月26日苏维埃政府颁布命令授予格罗兹尼市红旗勋章。《格罗兹尼城的百日大战》一书的作者库清曾经说过：“当我在工厂和作坊发表关于我们这个城市的讲演或谈到格罗兹尼作为第一批受到崇高嘉奖的苏联城市的时候，我总是指出，我们这枚奖章上的一部分是属于中国同志们的，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他们曾经同格罗兹尼人民一起战斗和恢复生产。”^[11]
　　1918年底，土耳其人侵入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控制着顿河和库班的邓尼金匪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当地的红军第十一集团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北高加索的局势日益恶化。白军封锁了通往符拉吉高加索的全部通道，白匪军的“狼师”三面包围了该市。在红军撤出符拉吉高加索的战斗中，中国营遭到很大损失，许多人英勇牺牲，其中一部分担任掩护红军撤退的中国战士全都落入邓尼金匪军之手，他们被赶到一座清真寺的尖塔脚下惨遭枪杀。为了纪念当年为保卫符拉吉高加索而牺牲的中国战士，1960年4月，政府在奥尔忠尼启则市卡兹别克山脚下当年包其三和他的同志们战斗过的地方竖起一座二十五米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座落的广场称为“中国广场”。碑文写着：“献给国内战争年代为北沃舍梯苏维埃政权而献身的中国同志们。北沃舍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
　　1918年底到1919年初，第十一集团军开始向基兹利亚尔撤退，准备从这里北上去阿斯特拉罕。这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转移是十分艰苦的。转移开始，中国营和另外两支部队担任掩护，主要是箝制从那兹拉尼至巴扎里基诺地区的敌人，保证第十一集团军主力安全转移。这项任务完成得极为出色，红军主力得以顺利到达基兹利亚尔并进行整编，然后开始北上。
　　红军转移了，队伍中的俄国伤员可以留在老乡家中，中国人怎么办呢？要留给老百姓，白匪军一下子就会认出来，更何况邓尼金匪军对中国人早就恨之入骨了。这时山区游击队司令吉卡洛对包其三说：“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带上伤病员，把他们送到山上去，给他们治疗，而且一定会给他们治好，你放心好了。不管怎么说，我总是当过医助的。”
　　送伤员急需马匹，但马匹不够。吉卡洛司令员向山民们讲述了中国营的光辉事迹，他说道：“你们都亲眼看见了，中国志愿兵在和白匪军作战中是如何勇敢、坚定和刚毅，是什么力量使得他们在殊死战斗中坚持不退呢？是由于他们对我们的友谊，是由于想帮助我们的愿望，是由于想使人民政权在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获得胜利的渴望。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斗争，象为自己的事业一样。他们是我们的兄弟。现在是我们要向他们证明我们同样地把他们当作兄弟看待的时候了。在医院里躺着三十六个中国红军战士^[12]，需要把他们送到山区去。因此，我们的部队应当有三十六人让出自己的马匹。我知道对山民战士来讲，临时失去马匹徒步作战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我不是用指挥员的名义命令你们，而是作为一个同志问你们：我们如何报答受伤的中国弟兄？他们是不是可以指望我们的马匹？在我们山民战士当中有没有人能从马上下来，并且这样说：把马牵去吧，中国弟兄！目前马对你们比对我们更有用。”……第二天，三十六匹马刷洗干净，而且都装好了马鞍，送到中国战士眼前。他们在山区养好伤后，许多人就留在吉卡洛和舍里波夫的游击队里继续战斗。
　　1919年初，第十一集团军开始从基兹利亚尔出发向阿斯特拉罕远征。在基兹利亚尔车站，包其三的中国营和军中其他部队的中国战士们见面了，其中包括第二九二捷尔宾特团的中国营（营长朗富清）的战士们。
　　从基兹利亚尔到阿斯特拉罕要经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卡尔梅茨草原。时值严冬，寒风刺骨，草原天气变化莫测，到处是污泥和冰雪，湿得连篝火也点不着，气温降到零下二十五摄氏度。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就靠吃死马肉度日。军大衣挡不住严寒，手冻僵了，枪也拿不住。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耗费巨大的体力，但是他们必须前进，必须胜利到达阿斯特拉罕。基洛夫同志1919年1月已经来到这里，新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红军战士们互相搀扶着、鼓舞着前进。
　　途中伤寒病流行，战士几乎都染上这种病，病号车已经满员，辎重员也不得不停止接收掉队战士的枪支弹药，没地方存放也不好运。但是，中国战士爱惜武器胜过爱惜自己的生命，他们把牺牲的战士们的武器都拾起来，扛在肩上……。这次远征的参加者，第二九二捷尔宾特团政委雅科温科回忆说：“我们团有四个营，每个营由四个连组成，其中一个营全是中国人……我记得1919年初经过卡尔梅茨草原向阿斯特拉罕转移，这次转移的艰苦是难以想像的。共行军一个多月，气温降到零下二十五度，凛冽的草原风，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避避风和喘口气。这些身穿破军大衣的战士们，力气在每时每刻地减少，人们都步履艰难地向前条着，很多人情绪消沉，坦率地说，有的人在路上就把自己的枪丢掉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力气拿它了。酷寒和伤寒病无情地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部队减员极大。中国人也和大家一样背着各种装备，但是到达阿斯特拉罕以后才发现，他们在路上非但没有丢掉一只步枪，反而把牺牲人的枪支拾起来带上，他们一共拾到几十挺重机关枪。”
　　在那艰苦的战斗岁月里，中俄两国红军战士之间结下了真挚的战斗情谊。包其三中国营的女卫生员叶卡捷林娜·库兹明尼赤娜·契尔年柯回忆说：“中国营有八百个中国人和二十个俄国人。我和那杰日达·米哈依洛夫娜·根费尔当时是卫生员。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这个共同的愿望把各民族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中国人和俄国人生活和睦，就象亲兄弟一样。在向阿斯特拉罕艰难转移的时候，卫生员根费尔染上了斑疹伤寒，没有担架队，中国战士们用军大衣作成担架用手托着她走了几十公里。”
　　这次转移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五百公里，很多中国战士倒在这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原上……。全营共五百人，到达目的地时只剩下一百五十人。在即将到达阿斯特拉罕附近的杨德基村时，包其三走在全营的最前面，他让旗手把军旗打开，军旗招展，群情振奋，战士们步伐整齐走向胜利的终点。基洛夫同志亲自来欢迎他们，他站在一辆敞篷汽车上，激动地注视着这些高举着他亲自授予的英雄战旗、跨过冰封雪原、历尽千难万险的英勇不屈的中国红军战士们：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两只、三只或四只步枪，机枪也没有丢掉，他们衣衫破旧却不失威武，形容憔悴却神彩奕奕……。战士们老远就看见基洛夫，大家喊着“基拉”向前跑去，基洛夫和包其三两个人热烈拥抱在一起。红军胜利了，中国英雄们胜利了。
　　1919年3月，包其三率领中国营参加了平定阿斯特拉罕反革命叛乱的战斗，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刘发来牺牲了。在这里原第十一集团军进行了整编，重新组建一个第三十三师，包其三的中国营编成一个连归师部直属。1919年5月1日中国连离开阿斯特拉罕开往顿河前线。顿河地区解放以后他们又去库班。1920年前后这个连又重新组建成中国营开往北高加索，成为高加索劳动军的第十东方国际营。
　　这时格罗兹尼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恢复，必须立即着手组织恢复当地的石油生产和运输。可是这里的五口油井从1917年末被白匪破坏后就开始燃烧，到1920年已燃烧两年半之久，共烧掉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石油。格罗兹尼上空黑烟滚滚，遮天蔽日，有多少国家急需的燃料就这样白白被烧掉。早在格罗兹尼百日大战前，有许多石油工人就设法扑灭大火，但都未能成功。白匪军占领后也企图扑灭井口的大火，但还是失败了。这时高加索劳动军来到这里，他们既是红军战士又是工人，既和残余的白匪作战，又参加经济恢复工作。包其三在石油工人中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最后制订出用砂袋灭火的方案。他们把砂袋放在井口四周，逐渐向井口压缩，经过一番艰苦奋战，五口油井的大火全被扑灭了。格罗兹尼人民重新见到了阳光和蔚蓝的天空。随后中国营的战士又和石油工人们一起投入了尽快恢复石油生产的战斗。
　　1921年的一份文件表明，包其三在这一年的2月间曾离开格罗兹尼来到格鲁吉亚，他作为第十东方国际独立营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到中国人很多的第比利斯进行组织红军的工作，同他一起去的有中国营的战士刘发。由于他们的工作，有一百五十多名华工加入了中国营。后来他们转战北高加索山区同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残匪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巩固当地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山民自治共和国^[13]人民委员会曾经颁布文件谈到中国红军战士在粉碎暗藏在山区的反革命白匪战斗中的功绩，指出包其三的中国营作为有组织的军事单位，它是捷列克工农政府的支柱。还指出：包其三领导的中国营在“物资不能保证，服装缺乏，有时甚至挨饿的情况下，远离驻地，在北高加索山区任劳任怨地完成了无数次战斗任务。他们不但同零星的白匪作斗争，而且同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分子，同装备精良的军事团体作斗争。他们是真正国际主义的光辉榜样，是劳动者权利的真正捍卫者的榜样。”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21年12月27日。^[14]
　　就在这以后仅仅几天，包其三的中国营奉北高加索军区的命令开往顿河地区首府罗斯托夫。在这里中国营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保卫城市。当时这里白匪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形形色色刑事犯罪分子横行无忌，他们有一句口号叫“晚上八点钟以前是你们的，八点以后是我们的”，这在市内人行道上，围墙上和楼房的墙壁上随处可见。中国营的战士们在街上日夜巡逻，发现坏分子就当场捕获，许多不法分子感到“无拘无束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开始隐藏起来或离开罗斯托夫。城市秩序日趋平静，当时经常有工人代表团来到中国营营部驻地，以罗斯托夫劳动人民的名义向中国营的指战员们表达他们最衷心的谢意。
　　中国营在罗斯托夫大约驻扎两个月，由于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维埃俄国已经转入和平劳动、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中国营这时接到了解散的命令。中国战士们有的留下参加建设，有的则准备回国，但包其三却接到新的命令。
　　1922年3月，包其三奉命“在接到本命令后到伊尔库次克第五集团军司令员处待命”。^[15]根据革命军事苏维埃的安排，包其三中国营全体指挥员护送退役的战士去赤塔，在那里布留赫尔军队司令部将向他们提供证件、粮食和资金以便回中国。包其三和其他十名指挥员则被派往塔什干到土耳其前线司令部听命。
　　1922年，包其三来到撒马尔罕担任穆斯林骑兵营长。大约1919年前后，土耳其斯坦的封建拜依（即地主富农〕上层分子发动了反革命叛乱，这就是著名的巴斯马赤匪徒。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恨之入骨，发誓与苏维埃政权血战到底。这伙匪徒极端凶残，他们到处烧杀淫掠，给土耳其斯坦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苏联学者的研究和许多老战士的回忆录向我们提供了包其三在撒马尔罕革命活动的某些细节。
　　苏联国立乌兹别克大学的阿列斯凯洛夫副教授曾对包其三及其领导的穆斯林骑兵营的活动做过许多研究，他还亲自搜集了关于包其三的文献六十多件。他指出：“英勇无畏的骑兵营多次奉命执行歼灭巴斯马赤匪帮的最危险和最艰巨的战斗任务。由于包其三的卓越的指挥和他的战士们的机智，他们总是取得胜利。无论是酷暑和严冬，骑兵营有时几天喝不到水，吃不到东西，他们翻山越岭，迅速逼近被击溃的巴斯马赤匪徒，匪徒们被追赶得弄不清骑兵营在什么地方”。^[16]
　　当时红军的装备很不好，连炮弹和子弹都是在铁路维修厂用土法生产的。包其三率领骑兵营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战斗。有一次，一伙巴斯马赤匪徒躲进一个村庄中地主的庄园里，包其三得知这一情报后决定趁黑夜进行突袭。他带领二十五名战士摸进庄园，并和另外三名战士爬上房顶，还带上去一麻袋手榴弹。一切准备停当，红军战士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击溃了庄园里的大约四百名巴斯马赤匪徒。
　　在骑兵营的沉重打击下，巴斯马赤的主要匪首巴赫拉姆·别克被迫决定投降。可是巴赫拉姆·别克的兄弟也是个巴斯马赤分子，他反对缴枪，并杀死了巴赫拉姆·别克，把他的尸体藏在一个仓库里，然后就冒充巴赫拉姆·别克为非作歹。包其三决定揭开这个骗局，他带领一小队战士来到隐藏巴赫拉姆·别克尸体的地方，包其三把这个匪首的头装在麻袋里带回市内，人们这时才相信，巴赫拉姆·别克早已不在人世。人民群众不再相信那个假巴赫拉姆·别克，巴斯马赤匪帮不战自溃。
　　包其三不但领导骑兵营与巴斯马赤匪徒作斗争，而且还关心村民们的生活，在吉扎克地区由于匪徒们破坏了水坝，市内的居民们没有饮水，骑兵营的战士们冒着匪徒们的枪林弹雨重新修复了堤坝。城市得救了，人民获得了新生，他们对包其三和骑兵营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
　　包其三在中亚地区的革命活动是这位传奇式的英雄历史上光辉的一页。由于他无私无畏，对苏维埃的革命事业无比忠诚，曾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撒马尔罕市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曾经专门作出决议，充分肯定平定巴斯马赤匪帮的重要性和对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意义，赞扬了包其三顽强的毅力、高度的责任感和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的献身精神。他曾执行过许多艰巨而复杂的战斗任务，最后都取得了胜利。撒马尔罕市革命委员会为表彰他的功绩赠给他一只金表，上面镌刻着；“赠工农苏维埃政权的英勇捍卫者，同巴斯马赤匪徒战斗中起重大作用的包其三同志留念撒马尔罕市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撒马尔罕市执行委员会也曾指出，为了包其三的功勋曾授予他红旗勋章，并指出：“包其三同志可以真正称得上是巴斯马赤战线的第一位英雄。”^[17]
　　当地的报纸也曾经登载过介绍包其三事迹的文章，例如《传奇式的革命战士包其三在撒马尔罕的战斗》、《他曾在包其三的队伍里战斗》、《包其三的战友——政治委员阿布杜哈尔·阿德洛夫》等等。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包其三离开了撒马尔罕：“1923年5月初，包其三接到新的任命，他必须去塔什干，尔后去莫斯科。这位英雄的指挥员热情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18]
　　此后，当时的报刊和档案文献中再也没有见到有关包其三的记载，这位转战国内战争各条战线建立过巨大功勋的传奇式英雄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在苏维埃俄国危难之际飘然而来，又在苏俄人民欢庆胜利之时悄然离去……。
　　有人说包其三1924年回中国去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位把自己的青春无私地奉献给了苏联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为异国人民的解放浴血奋战的年代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时刻期待有朝—日回到祖国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之中。
　　包其三热爱祖国，他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必要时他会不惜生命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在中国营成立之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捷列克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哥萨克代表团中一个仇视苏维埃政权的前哥萨克大尉指使他手下的一个司务长在大会上以最后通谍的方式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还威胁说，这种会议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还得武力解决问题。他们说：“苏维埃政权只不过是靠中国人来维持的。”这时大会主席打断了这位司务长的话，因为他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人。
　　包其三这时十分激动，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他反驳这个哥萨克说：“这个人具有典型的沙皇走狗的心理。”这句话击中了前哥萨克大尉的要害，他象触电一样立即跳了起来扑向包其三，一边骂到：“黄狗，你敢侮辱哥萨克！”包其三怎么能忍受这种嘲骂，现在已经不是沙皇时代，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数十万华工再也不是任人凌辱的黄种奴隶。他们正在代表数亿中国人民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是堂堂正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包其三怒不可遏，他眼睛里燃烧着怒火，一边用颤抖的手去解枪套，一边跳起来冲上去。
　　包其三所在的红军代表团和哥萨克代表团之间只隔着一条过道，许多红军代表立刻站起身来劝阻，包其三大声喊道：“放开我！我对你们说，放开我！”和包其三一起来开会的另外两个中国红军战士因为俄语不好还没有弄明白出了什么事，但却看得出这个具有反革命心理的哥萨克是在侮辱中国人，他们也都掏出手枪跳了起来。会场顿时大乱，人声嘈杂。会场上的人都来劝包其三，指出这个哥萨克是在挑拨，同时向那个哥萨克高声喊到：“滚蛋！”这时一位支持苏维埃政权的阿訇突然喊到：“除安拉之外，没有上帝。”这就是说要开始折祷了，穆斯林们都立刻肃然而立。包其三在大家的劝阻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并向那个哥萨克投去愤怒的目光。这场风波才终于平息下来。
　　包其三想念祖国和亲人，他朝思暮想将来回中国去战斗。在中国营经过五百公里艰苦的行军到达阿斯特拉罕以后，他的警卫员卡尔普宁因伤寒病住进了医院，包其三亲自去医院看望这位俄国兄弟。他多次对卡尔普宁说：“米沙，你既然是中国营的战士，那就应该向往中国。米沙，同我一起回中国，到沈阳去吧！”但是，后来卡尔普宁到处打听包其三的消息都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卡尔普宁说：“根据我的了解，他回国并不是为了过平静的生活，包其三不是这种人。对他来讲，生活和革命永远是相同的概念。”
　　1920年在罗斯托夫，中国营解散的命令发来，苏维埃政府按规定给每个人发免费乘车证明，可以回国也可以去旅行。当工作人员问包其三登记去哪里时，他答道：“去广州，顺便开一封出差介绍信。”这位工作人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吃惊地问：“怎么？去广州？”他以为包其三是在开玩笑，便打趣地说：“好，指挥员同志，不管是乘车证明还是出差介绍信都可以开，只是不知道出差介绍信怎么填？”包其三说道：“你就写：奉命去中国搞革命。”
　　在北高加索战斗的岁月里，包其三和一位俄国姑娘结了婚，她的名字叫叶甫根尼·马卡罗夫娜·巴拉叶娃。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字叫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夫娜·包其三。在包其三的女儿结婚以前，母女二人一直住在撒马尔罕，靠苏联政府发给的津贴生活。他们对包其三1923年以后的踪迹也一无所知，只是听说他在1924年回中国并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
　　包其三和中国营为苏联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的光辉形象将永远留在苏联人民心中。许多年以后，有一次包其三的女儿乘火车途经新西伯利亚和沃姆斯克之间的一个小站，火车仅停一两分钟，月台上一位头发斑白的红军上校突然对爱列奥诺拉说到：“您非常像我从前在红军中认识的一位最勇敢的人，他叫包其三，您难道是他的女儿？”就在这位上校还未来得及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列车开动了……。苏联学者写道：“在苏联的每个角落里，我们都碰到过同包其三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远东和中央亚细亚并肩作战过的人，他们也象卡尔普宁一样，回忆着这位来自沈阳的英勇革命者。在内战年代里，他在广阔的革命的俄罗斯的土地上，发挥了自己的军事天才。”^[19]

^[1] 因没有中文资料印证，包其三这个名字系按俄文译出。《中国战士同志》的中译本译作包清山。

^[2] 该书1961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

^[3]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224页。

^[4]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85页。

^[5] 参见，《中国战士同志》，中文译名略有不同。120页。

^[6] （苏）叶列科耶夫：《沃舍梯共产党员同中国志愿人员为苏维埃政权并肩战斗》。载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

^[7]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144—146页.

^[8] 《俄国革命时期的中国志愿兵》。载《苏中友好》杂志1958年第3期。

^[9] 《俄国革命时期的中国志愿兵》。载《苏中友好》杂志1958年第3期。

^[10]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89—90页。

^[11] 见（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218页；参见《俄国革命时期的中囯志愿兵》。载《苏中友好》杂志，1958年第8期。

^[12] 《俄国革命时期的中国志愿兵》。载《苏中友好》1958年第13期；《沿着包其三的足迹》一书为26人，见该书174页。

^[13] 由于北高加索各族山民和哥萨克共同在一个行政区内产生无休止的纠纷，1920年11月苏维埃政府决定给哥萨克人成立一个特别省，其余大部分山民成立山民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以捷列克河为界。

^[14]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220页。

^[15]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222页。

^[16] （苏〉格·诺沃格备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242—243页。

^[17]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223页。

^[18] 转引自（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245页。

^[19] 《俄国革命时期的中国志愿兵》。载《苏中友好》195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