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孙富元和蒂拉斯波支队

　　根据1918年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德国必须立即停止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苏俄政府则不得不接受德国提出的掠夺性条款。在苏德谈判期间，被起义的乌克兰人民驱逐的拉达政权却以独立政府的名义也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与德国政府订立“和约”，从而使三十万德奥军队开入乌克兰和顿河区。德国帝国主义疯狂掠夺顿涅茨克的煤炭、克里沃罗什斯克的矿产、高加索的石油和乌克兰的粮食。直到1918年底由于德国国内爆发革命和乌克兰人民的斗争，德国军队才被迫从乌克兰及南高加索撒走。但德国人走后，协约国帝国主义又取而代之，1918年11月在苏俄南方登陆的协约国军队达到五万人，他们还向反对苏俄的彼得留拉白匪政权提供了大批军事物资。1919年初，南俄反革命势力乘机通过顿河和卡尔梅茨草原闯入伏尔加河流域；这一年夏季，邓尼金的“志愿军”和顿河哥萨克军也开始通过乌克兰和沃罗涅什地区向莫斯科推进；1920年，弗兰格尔白军又侵入顿巴斯。
　　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这里的华工同乌克兰人民一道依靠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同帝国主义干涉军和白匪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终于在1919年春天迫使帝国主义干涉军全部撤走，1920年初又彻底粉碎了邓尼金匪帮的进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18年初，为了同帝国主义干涉军斗争，在苏俄南方的波利第聂斯特洛维耶、敖德萨、顿巴斯、巴库和北高加索等许多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由华工组成的革命军队，波利第聂斯特洛维耶早在1918年1月就最先成立了中国人的红军营——蒂拉斯波支队，这支队伍的光辉足迹遍及整个乌克兰。
　　蒂拉斯波支队的组织者是一位年轻的中国革命者、布尔什维克党员孙富元^[1]。据说他来自中国东北，他的父亲曾在中国边防军任职，所以他在中国时就学会了打枪，并了解许多基本的军事知识。由于家境贫寒，孙富元的幼年饱尝了生活的艰辛，青年时期他就加入了祖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到俄国以后，他开始同情并接触布尔什维克。1918年初，他在蒂拉斯波第二次革命军队代表大会上提议成立中国营，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支持，这时孙富元开始了组建中国支队的工作。
　　十月革命前后，这一带的华工处境极为悲惨：饥饿、失业、流浪……他们远离祖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广大旅俄华工痛恨沙皇政府，同情革命，支持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因此，孙富元组织中国支队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附近各地如蒂拉斯波、宾捷雷、基什尼奥夫等地的华工争相前往参加。
　　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华工唐强山在被包工头尤文卖掉以后就来到了蒂拉斯波的一家伐木场干活。他回忆说：

　　“我们住在森林中的木棚子里，在那里伐木。我们是一些极闭塞的人，可是革命的曙光还是划破了黑暗，……开始有俄国同志到我们工棚里来，……向我们解释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是苏维埃政权，俄国工人和农民为什么而斗争……
　　1918年1月，有一次来了一个中国人，身穿俄国军装，这就是孙富元。他在我们的工棚里住了下来。他和我们一样，来自中国东北，但他在俄国呆的时间却比我们长，他能说俄国话，认字，最重要的是他是我们所认识的中国人中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孙富元说：‘我们决定组织中国人的红军队伍，谁想参加就可以报名。’
　　我问：‘要我们干什么呢？’
　　‘应该战斗’，孙富元回答说，‘伟大斗争的时候到了，你们和你们子孙们的命运就取决于俄国的工农政权是胜利还是失败。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孙富元的这番话说得很对，我们都十分信服……
　　我们这儿的大部分工人都加入了孙富元的队伍。给我们发了军服、武器。我们每天大部分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学习步枪知识，学习拚刺刀、队列训练以及执行各种命令，我们的支队开始时属于第一国际团的一个营。”^[2]

　　孙富元自己1918年6月也曾经回顾了他组织红军的工作，他说：“我的同志大部分都是宾捷雷市各工厂的工人，因为参加革命他们失业了：资产者反对他们，他们也反对资产者。他们加入了赤卫队，后来又转为红军，我们的营就这样诞生了。”^[3]
　　显然，后来这支队伍加入了国内战争英雄伊雅基尔领导的一支红军部队。由于德国人出兵占领了乌克兰，当地的伪“拉达”政权又宣告“独立”，根据布列斯特和约，该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必须撤退到苏俄境内。这时雅基尔的队伍已经同领导机关失去了联系，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有许多人牺牲，处境十分危险。至于当时的情景雅基尔在他的《国内战争回忆录》^[4]一书中这样写到：

　　“总而言之，当时人很少，作战有困难。每天都有满载的火车、轮船、马匹经过我们这里，成千上万、数十万人向北撤退……庄稼人不愿意打仗，不愿意，他们已经厌倦了……我们在车站集会，劝说也没有用，一千个人中只有一两个同意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

　　就在这时，孙富元率领他的队伍加入了雅基尔的部队。孙富元这支队伍的加入给这支红军部队增添了新的力量并开始了它史诗般的战斗历程。
　　雅基尔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谈到孙富元率领中国战士们加入这支红军部队的有趣经过：

　　“在一个非常难熬的夜里，当时我正在支队值班……
　　夜里，乏味地听着稀疏的炮声、机枪声，我已经精疲力竭。在那艰苦年代的最初几个月中，又有谁不是这样呢？
　　临近清晨，有人会第一百次把你叫醒。前线的夜晚算是平安地过去了。刚睁开眼睛，我发现面前站着一个身穿蓝色女上衣的中国人。他说出一个字：
　　——瓦西基……我是瓦西基……
　　 ——你要干什么？——我问到。
　　——中国人需要？
　　——中国人对你怎么样？——我又问到。
　　他总是重复着自己的话：中国人需要？
　　我听不懂他的话，也不明白他说的‘杰格那尔姆’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当时人们都说，可是没有一个人明白是什么意思）。
　　两个小时过去了，那个中国人走进司令部，还打手势叫我们到院子里去，我们一出门才明白：院里整整齐齐地站着四百五十个中国人，他们按照‘瓦西基’的吆喝声，集合起来，据判断，也许是‘立正’。……
　　“我们人很少，枪很多，没有拿出来。于是我们决定，这些人都留下来，他们哪一点儿不够一个战士？后来证明，他们是一些多么出色的战士！……他们穿上鞋，穿上军装，扛起枪，你再看，……简直漂亮极了。就这样，我奉命去指挥他们，并派我们到破旧的蒂拉斯波要塞去防守。
　　我的助手就是那位第一个认识的‘瓦西基’，另一个中国人就是孙富元。他自称曾是中国军队的一个营长，是一位好战士。他亲自指挥，我担任最高领导。开始时他们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们，交谈很困难。‘瓦西基’担任‘手势’解说翻译（他当翻译是因为他解释得比别人明白）——闹出了许多笑话。”

　　组建后的蒂拉斯波支队不久就向叶卡捷林诺斯拉夫转移。刚走到拉兹杰尔纳亚车站，就碰了奥国军队。由于队伍里大部分都是刚刚入伍的新兵，第一次碰上敌人，队伍一下子就乱了。这一仗仓促上阵，两个小时后队伍重新集合起来，死伤四十多个人。
　　雅基尔和孙富元领导着蒂拉斯波支队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斗争。不久，他们开始从西南前线撒退并向内地转移。这是由于1918年国内战争的危险局势造成的，当时有三十多万德奥军队占领了乌克兰，按照布列斯特和约，红军必须撤向内地。这时包括孙富元的中国营在内的红军队伍共一万五千余人也奉命撤出摩尔达维亚，向敖德萨方向转移。中国营出色地完成了掩护红军转移的任务，雅基尔回忆说：“他们的掩护工作组织得十分出色，中国人——坚强，无所畏惧。自己的弟兄在战斗中牺牲了，他连眼睛也不眨一下：走过去，给自己的兄弟合上双眼，仅此而已。然后就在死者身旁蹲下来，口袋里装着子弹，镇定地把它一颗接一颗地射出去。只要他知道在他面前的是敌人，那么这对敌人来说就不妙了，中国人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1917年末1918年初，在敖德萨也成立了一个国际支队，在当时的西南前线、黑海舰队和敖德萨苏维埃统一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南乌克兰发展武装力量。当时在这一带的码头、采石场、伐木场有许许多多华工，他们积极参加国际支队，并勇敢地投入平定敖德萨士官生发动的反革命叛乱的战斗。1918年3月中旬，他们曾在拉兹杰尔纳亚到敖德萨的铁路沿线同德国人打过仗，后来，德国人破坏了这条铁路，国际支队的一部分撤到克里木，另一部分人就加入了蒂拉斯波支队。
　　后来，蒂拉斯波支队继续转移，他们经别列佐夫卡、沃兹涅先斯克、普亚基哈特卡向顿巴斯开去。顿巴斯的华工从革命一开始就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积极参加工人赤卫队对帝国主义干涉军和反革命白匪分子作斗争。当时南方战线苏维埃军队总司令安东诺夫—奥甫先科在1918年4月23日同卢甘斯克司令部的工作人员研究决定。组建一支中国人的红军部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组建完成并迅速发展到一千八百多人。后来这支队伍中的很多人也参加了蒂拉斯波支队。
　　由于苏维埃俄国所需要的煤炭、石油和粮食很大一部分来自南方，因此保卫从莫斯科到罗斯托夫的铁路运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蒂拉斯波支队1918年4月撤退到米列罗沃、切尔特科沃地区，并由此开始向卡拉奇、波尔查古、沃罗涅什方向前进，退入苏俄境内。根据布列斯特和约，红军在通过乌克兰退入苏俄领土时必须解除武装，但是，就在和蒂拉斯波支队一起的三支红军纵队中的一支——斯塔夫罗波尔斯基团刚刚交出武器的时候，立即从村子里冲出两个白匪哥萨克连，对这些手无寸铁的红军战士们乱砍乱杀，侥幸活下来的入也当了白匪的俘虏。哥萨克把另外两个纵队的红军团团围住，逼迫他们交出武器。
　　面对这些背信弃义、惨无人道的白匪军，红军战士们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决不向敌人屈服！”他们组成环形的防御圈，准备突围。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是担任掩护的水兵，中间是大车拉着的伤员和病号，蒂拉斯波支队负责后卫。这些转战千里、疲惫已极的红军战士，在他们前面咫尺之遥就是苏维埃俄国的土地，在他们背后走过的数千俄里路途上布满了他们亲爱的战友的尸体，此刻，一场殊死的、也许是毫无希望的搏斗正迫在眉睫。
　　红军战士们一边加快脚步，一边唱起了《国际歌》，这声音由小到大，汇成为上千人的大合唱，显得那么激昂、雄壮。就在这时，白匪哥萨克们的骑兵风驰电掣般向红军冲过来，一场激烈的搏斗开始了。这次战斗的参加者卢卡申柯回忆说：

　　“这时，奇迹发生了。中国红军战士的小组就象上足了发条一样，冲出密集的散兵线，两个人一组迎着猛扑过来的哥萨克疾驰而去。中国同志们似乎是在去送死，但是几秒钟之后才看出他们的策略：每两个冲向敌人的中国红军战士中的一个，好象故意把自己送到哥萨克的马刀之下，但却出其不意极巧妙地蹲了下去，用步枪把敌人的马刀挡飞到一边，这时第二个中国红军战士冲向敌人的骑兵并用刺刀把他们杀死。和他们并肩前进的水兵也学着中国人的样子，两个人一组向哥萨克冲过去……。”波特沃依斯基在回忆这次战斗时写到：中国人和支队的全体战士们“象狮子一样拚搏，这是一次英雄的战斗。”^[5]

　　这次战役的参加者、蒂拉斯波支队的老战士徐墨林回忆说：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毫无防备地被敌人包围了。可是，我们并没有慌张，立刻开始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终于冲出了重围，不知有多少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或者被俘去了。后来听说被俘的中国红军战士被押送到邓尼金匪帮的根据地，他们和俄国的红军战士们在那里一起遭受了残酷的刑罚，俘虏最后只剩下了四十来人。^[6]在这次战斗中冲出包围的中国战士只有半个连的人。他们到达沃罗涅什以后，就立即投入了平定当地发生的反革命叛乱的战斗。他们的斗争拯救了沃罗涅什的苏维埃政权……^[7]
　　1918年5月，孙富元率领蒂拉斯波支队的余部来到了莫斯科，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了重建中国营的工作。
　　5月9日的《真理报》刊登了署名“中国营营长孙富元”的一份题为《告全体革命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呼吁书，上面写到：

　　“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来自中国，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在那里，苦力们遭受着难以形容的压迫。你们在苏维埃俄国找到了栖身之所，你们，这些身在革命国家的革命者们，参加我们的队伍吧！……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世界反革命势力还没有被战胜，我们就决不放下武器。
　　革命的中国兄弟们！为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人就加入我们的队伍吧！参加保卫工农政权的人就和我们走吧！一切障碍和绊脚石都必须推倒，获得自由的中国苦力们应该同全世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同志们！大家都来加入红军队伍，加入中国营！要使自己的意志服从革命的纪律，为的是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军队。
　　请到红军国际军团办公室登记加入中国营。
　　地址：莫斯科下列斯诺依胡同二栋二号救世主堂对面。”^[8]

　　孙富元组织红军的工作得到了苏俄政府的全力支持，列宁本人也十分关心这项工作。当时负责苏俄海陆军事务的人民委员会作战部长阿拉罗夫在他的回忆录《在列宁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一书中写到：

　　“我清楚地记得，列宁是多么注意地听取有关组织中国国际主义者部队情况的汇报。在莫斯科当时孙富元正在从事这项工作，他是我们作战部的常客，他从这里给自己的战士们领到各种装备。”^[9]

　　1918年5月30日的《贫民报》写到：“莫斯科成立了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红军营，这个营的营长是中国人孙富元。营部设在沙波罗夫卡一座巨大的石头三层楼房。所到之处极为整洁，有条不紊，人们衣着整齐，使人感到一种纪律性。”^[10]同时该报还刊登了孙富元的照片，孙富元看上去三十岁上下的年纪，表情刚毅、英武，制帽上有一颗五角星，白衬领和他的制服上衣显得合谐、得体。
　　1918年5月22日，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大会，孙富元出席并讲了话，他指出：“中国红军战士们英勇坚定地捍卫着社会主义祖国，中国工人阶级将永远支持苏维埃俄国——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5月23日的《真理报》对这次会议也作了报导。
　　1918年9月，中国营被编入拉奇茨基特别旅第二十一莫斯科团，奉命开赴南方战线的诺沃霍漂尔斯克地区，当时南方战线的形势极端危险，因为协约国帝国主义在苏俄的北部和西伯利亚的军事干涉接连遭到失败，这时又开始从南方即黑海和里海沿岸派军队登陆，同时支持反革命白匪军从南方向中央地区大举进攻。这支刚刚组建的中国部队在战斗中再次表现了它极强的战斗力和崇高的献身精神。
　　1918年11月15日，南方战线革命军事苏维埃政治部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到：“来自第二十一莫斯科团的一位红军战士谈到俄国红军战士和中国人友好相处的情形。该团有一个五百人的中国国际营，他们守纪律，有毅力，在战斗中表现顽强……有的人多处负伤，只经过简单包扎，仍然不下火线。第二十一莫斯科团驻守在诺沃霍漂尔斯克。两个月以前从莫斯科开到这里。”10月25—26日，在攻打诺沃霍漂尔斯克市的战斗中，中国营的战斗力充分地发挥出来，他们面对装备精良、人数大大超过自己的白匪军，面对作为突击队的精锐的科尔尼洛夫的军官团，毫不退缩。这里有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高地——波列斯尼亚柯夫小丘，由红军第五后阿穆尔团突击队防守。在右翼，人数超过红军二十倍的敌人依靠强大的火力向这个高地发动进攻。为了守住阵地，红军指挥部把最后一个预备队——两个连的中国人和一个警卫大队都派了上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惨重，小丘曾三次易手，最后红军出其不意用侧翼包抄才最后夺回高地。
　　战斗胜利以后，旅长拉齐茨基报告说：由于中国战士们表现出极大的英雄主义、视死如归和献身精神，就决定了这次战役的胜利，中国人“冒着敌人的机枪火力向前冲，迅速地把敌人打垮，这时第二十一团的后续部队也迅速地冲出工事扑向敌人，迫使他们狼狈逃窜。”^[11]
　　这次战役是孙富元领导的中国营战斗历史上最壮观的一页，它将中国红军战士们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载入史册。在苏军中央国家档案中这样记载着：“在争夺诺沃霍漂尔斯克的战斗中，中国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2]
　　在诺沃霍漂尔斯克市附近的阿尔非洛夫卡安葬着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中国营十八位红军战士。当时阿尔非洛夫卡乡军事委员会肃反武装支队队长德米特里·马特维耶维奇·克拉夫佐夫在给外交部的一封信中真实地记述了安葬仪式的感人场面：“1918年9月，诺沃霍漂尔斯克县委派我以指挥员和共产党员的身份，用庄严的军队仪式安葬英勇牺牲的中国战士。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一个军乐队、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装部队和几千名阿尔非洛夫卡的公民把牺牲的同志护送到墓地。在烈士们的遗体下葬前鸣放了礼炮，这是当天途经这个村子的一个炮兵连特地停下来参加葬礼。在追悼大会上，讲话的人都宣誓要为我们亲爱的同志——中国志愿人员报仇。阿尔非洛夫卡距中国何止万里之遥，但阿尔非洛夫卡人却认为中国就在他们身旁，因为在这里，在我们的土地上长眠着十八位中国的儿子。”^[13]
　　关于孙富元在诺沃霍漂尔斯克战役以后的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苏联学者尼·波波夫在他的著作中曾经提到：“孙富元于1918年底在诺沃切尔卡斯克的一次战斗中牺牲。”^[14]遗憾的是波波夫没有具体说明这次战役的情况以及这条资料的出处。另外，我们在前面多次引证过的《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一书的插页中，还看到一幅注明“1934年摄于基辅”的照片，我们发现照片的说明中指出其中有孙富元。
　　难道我们的英雄直到1934年还健在？抑或照片上的是同孙富元重名的另一个人，而他真的巳于1918年底牺牲了？这一切我们都无法进一步找到资料核实。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位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中国人红军部队的杰出组织者和卓越指挥员，这位曾经率领着这支英雄部队走过了光辉战斗道路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将永远为苏联人民所怀念。

^[1] 根据俄文原文应译作桑富杨。华工徐墨林的回忆《在苏联国内战争的战场上》（《红旗飘飘》第四辑）一文作孙富元，故按此译出。

^[2]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70页，原文说孙富元“来自中国西北”显系“东北”之误。

^[3] 原见《红军报》1918年6月6日。引自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143页。

^[4] 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

^[5]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76—77页。

^[6] 见徐墨林《在苏联国内战争的战场上》。载《红旗飘飘》第四辑，135页。

^[7] （苏）伊·雅基尔：《关于国内战争的回忆》，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57年俄文版，26页。

^[8] 参见本书附录。

^[9]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78—79页。

^[10] 转引自（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57页。

^[11]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80页。

^[12]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60页。

^[13]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61页。参见《中国战士同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54页。

^[14]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78页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