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推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星荧
（1982年4月）
七六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群众无法再忍受强权压迫；深沉的怒吼，响彻四月的天安门广场。横暴镇压后广场上留下的斑斑血迹，显示当权者已失去群众基础，统治只能用赤裸的镇压来维持。因此，毛泽东逝世，忠实追随和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四人帮”，便成为整个腐朽官僚统治的代罪者，背负了所有错误和恶行的罪责。
将民愤倾注在几个人身上，开脱其他人的责任，以保持官僚统治，是新当权者迫切要做的事。因此，官僚阶层推出了它的新代表——以文革（毛泽东路线）受害者姿态出现的邓小平，严厉谴责“四人帮”路线，大批其骄奢淫逸、专横独裁、冤杀无辜的罪行，苦心地塑造新领袖开明的、改革的、异于以前统治路线政策的形象。
由于邓派初掌政权时仍需要群众的压力来消除党内异己，因而容许了比以前较为开放和自由的政治、社会关系，再加上官方的宣传攻势，因此，国内外不少人士，对新领导层满怀希望，期待着一反过往的改革。
今天，“四人帮”倒台五年多了，邓派当权者的“政绩”也将许多幻想冲洗去了。中共政权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已不再高喊向四化进军，而是为日益严重的三信危机和经济困境担忧。经过了八一年四月对民主运动活跃人士和全国主要民刊编辑的大逮捕镇压，由上层发动改革令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希望也成泡影了。
是的，历史车轮是无情地转动的，它将美丽的谎言和虚假的承诺都暴露无遗。然而，取代“四人帮”的中共现今当权派。仅几年就已将假面具撕破，露出官僚的贪婪淫逸的、独裁无能的本质，除了反映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外，更暴露了党的蜕化和陷于危机的尖锐程度。官僚主义和特权的癌细胞，已严重扩散到党的整个肌体，党领导人只能按照其维持官僚层残存统治的本能，支撑着局面。
毛逝世及四人帮垮台以后的中国发展，尤其是党“开明派”的“改革”，确令这政权以往的支持者大为失望、沮丧。然而，这些发展并非不可逆料的，虽然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事变做出正确分析的并不多。
社会主义者伊文思（Leslie Evans），就是作这样分析的其中一人。他本人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在七一至七五年，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的主编，也是《水门事件与美国民主之谜》(Watergate and the Myth of American Democracy)一书的作者之一。他通晓中文，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发表过许多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曾合编托洛茨基《论中国》(Leon Trotsky on China)一书（一九七六年出版），并曾协助中国老革命家彭述之编辑文集《当权的中国共产党》(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见该书英文版出版者序言，刊于《十月评论》八一年十一月）。
一九七六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但对于不同当权派系的性质，却有许多混乱的看法。伊文思因此大量搜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资料，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分析了新中国的性质和“四人帮”前后时期的异同，并指出中国朝向社会主义所应走的道路。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一书，写成于一九七八年，由美国摩纳出版社出版。全书分成四大部分，前三部分分别回顾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将毛泽东逝世前后时期作一比较，然后作出评论。最后一部分，从“国家”理论谈到中国发展的前景。由于伊文思以丰富的资料来支持他的论点，所以文章很具说服力，今日的事变发展，也证实了他见解的精确。
第一部分“大整肃”，概述了周恩来、毛泽东的逝世、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倒台等政治事件，然后比较中国新、旧领导的性质和政策。伊文思认为：将邓派与“四人帮”分类，前者为“温和派”、“右派”，后者为“激进派”、“左派”，是不正确的。他们不但不是代表广大群众的两个不同政治倾向，甚至不是代表中共党内中下层党员的两大派系。江青等人在言论上将自己塑造成激进、左倾的形象，似乎维护“真正的共产主义”，主张“群众参与”，鼓吹“革命热枕”、“政治挂帅”，但后来揭批四人帮时透露的他们的奢华生活、残暴专断、压迫人民等实际资料，已有力地打破了这个“左倾”形象。然而，华、邓等掌权后，人民也未能真正当家做主。人民的动员是被有意压抑阻扰的，例如“四人帮”被推翻。是由政治局内闭门作出一切决定，人民也只能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去“揭批”四人帮。
新领导人试图开脱毛泽东罪责的努力，是费心但徒劳的。伊文思援引《人民日报》七六年十一月一篇文章说：“多年来四人帮对党及人民犯了无数的阴谋，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已变得极端孤立。”（着重点引者所加）这段说话不是指毛去世后四人帮策划篡权阳谋，也不是指毛去世前病重的几个月内四人帮的罪行，而是“多年来”如此。那就不难看出这个“帮”有一个主要保护人——毛泽东。毛在世时，党内没有一个“激进派”存在，只有毛这个总指挥。因此，毛在世时从来没有公开批评四人帮，而四人帮只是在毛死后才失势。今天的领导层虽然极力想证明毛泽东死前两三年是反对这四个人的，并引毛批评四人帮的句子，如“不要结成四人帮呀！”，“不要挑剔”，“江青的演说词不好，不要发出去”，“江青有野心”等，但这些说话毛生时没有公布，反而毛对邓小平更为苛刻的批评却在报上发表了。毛对四人帮这些批评即使是真实的，一来是抽离了原来上下文的意思，经过任意取舍，断章取义，二来并不表示毛与这四人的政治关系有决裂，顶多只表示毛惯于在内圈里对下属作尖刻评语，而且本质上是从爱护出发的。四人帮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他们是毛泽东与其他文革后仍遗留下来的有经验行政人员之间的缓冲，是毛最忠实的信徒。他们扮演了“厨房内阁”的角色——他们都是党内没有群众基础的毛的亲人和随从。毛一逝世，他们也就失去支撑而倒台了。
第二部分“经济”，广泛收集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具体数字，在回顾工业增长、农业生产、人口增长和社会财富整体的增加后，伊文思指出，如果中国要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那么，她将需要一整个历史时期才能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而几代人将被迫过极低物质水平的生活。今天仍没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成功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国不能从这些先进国取得技术援助；但是，中共的外交政策根本不寻求协助革命的扩展，反之，却以牺牲各国革命运动为代价，在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原则下（这原则甚至在一九五四年写进国家宪法），与苏联争相讨好各帝国主义国家，来换取技术和贷款。虽然中国在一九六〇年与苏联决裂后，摆出激进的姿态，作出左倾的言论，因而很多人误以为“毛泽东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不同，但当我们比较两者的主张和国内国外政策（如维护特权阶层利益；压制人们自由、民主；对党内异己者不断整肃清算；提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政策；推行“和平共处”外交路线；等等），就不难看出两者辕出一辙。
在第三部分“社会”，伊文思多方引证说明官僚特权阶层在中国一直存在，甚至在中共建立全国政权以前，党内早已有官僚主义和上层党员有更佳物质享受的情形存在（王实味就是因为在一九四二年写了六千余字的《野百合花》，批评这种情形，而遭到毛泽东清算杀害）。接着，伊文思回顾中国一直以来的外交政策及其与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革命运动的关系，并分析了官僚层如何为保卫其特权利益而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了工农革命。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两条路线”的性质，资本主义是否在中国复辟的争论，毛泽东逝世前后的科学、文化情况，以及法治、政治犯的问题，都有详细的论述。
在第四部分“毛泽东的继承者”，伊文思指出，“四人帮”倒台后，中共领导仍对人民滥加控罪，动不动因派发传单、收听地下电台广播，而被控以“反革命”、“四人帮余党”等罪名；政治镇压并不比以前放松。但中共对人民言论的恐吓，恰恰显示它正陷于尖锐危机中。一切独裁政权必不能长久维持，因为一个政权若非与人民的矛盾极度尖锐，便不需要强暴的镇压。中国人民在历史性的解放战争胜利后，向往着美好的前景；统治层要将人民的革命胜利成果掠夺而掌握在少数特权者手中，就必须粗暴地镇压人民的激情和意愿。所以，解放胜利后，“国家”这个压迫性机器不是在逐渐消亡，反而是日益加强。但强暴的镇压只能暂时掩饰紧张的社会矛盾；越大的镇压只会引起越激昂广泛的反抗。天安门事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最后，伊文思指出，新中国发展的前景，必然是寄生官僚层被人民推翻，因为官僚压迫的，不是所谓“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而是广大群众；“毛泽东主义”不是代表中国群众的革命意愿、欲望，而是保卫中国新兴的寄生层份。从王希哲等人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的精神，伊文思对中国的前景是乐观的，对人民自我解放的斗争力量是抱有信心的。
本书在七八年底出版，当时正值民主运动现在北京后在全国各地萌芽生长。然而，尽管运动中一些流派主观上仍支持当权派的“四化”努力，对邓派抱有幻想，但运动的目标是为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而为了保卫其特权和权力而挣扎到底的官僚层，却是实现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障碍。因此，民主运动的客观发展规律，必然导致它与统治官僚层正面冲突。魏京生提出了邓派不可靠的警告，就被立刻抓起来。一两年内，民主运动内部的意见分化也更尖锐，对当权派的质疑和责难也与日俱长。八一年四月的大镇压，将民主运动内仅余少数的温和派的幻想也差不多扫清了。伊文思一书，虽未能论述这个后期的发展，但它指出了邓派与“四人帮”时期当权者只有经济政策上的一些分歧，而无本质上的分别，它们都只是官僚阶层内不同的派别，与人民的利益都是根本对立的。这个结论已由民主运动现遭的厄运所不幸证实了。
伊文思在书末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像李一哲这种团体已经开始形成行动的纲领，提出许多反官僚革命的要求。一旦这些小团体联合起来成为大的组织，就能粉碎官僚的权力。但是，并不是任何组织都能实现这个任务。……官僚层模仿列宁主义党组织的形式，使这个党组织变了形，来为它自己的目标服务。除非中国群众组织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党，否则官僚层还可以以它的优越的组织，在斗争中占优势。”
“反官僚的斗争决不会是容易的或者是短期的斗争。……官僚层会以加倍的野蛮来作垂死的挣扎。但是，群众占绝大多数，官僚层只占极少数。官僚层没有能力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物质上、精神上的问题，会加速它的覆亡。”
伊文思最后指出：“在中国和苏联进行推翻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政治革命，并不只是中国人民及苏联人民所关心的事。这对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也是极端重要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整个的不可分离的国际斗争。”
载于《十月评论》 第九卷第四期，总第64期，一九八二年四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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