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六章 中国的工业发展
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有好多种,最可靠、最可度量的标准,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钢铁或水泥等物质的产量,其它比较不确定,但重要性也不减的衡量标准,是国民生产总值、工人工资、和工业生产力的平均增加量。
首先,我们要看看格雷(JOHN GURLEY)对全面的工业发展的估计,在上一章,我们引过他所列的中国革命的成就,他的估计是:
“虽然各方面的生产都有增加,但是中国人把特别多的资源用在工业上。一九五零年以来,中国工业生产平均每年至少增加百分之十一,对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这是个特别高的增长率。”
[1]
周恩来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的第四届人民大会上说,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十年中,工业增长率也在百分之十一左右。[2]
现在经济资料证明这两个说法都对,在表面上看来,这是个非常优越及持久的记录,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就有问题了。
多年来,北京所发布的每一个主要演词,都用“形势大好”这个仪式主义的词句,总结中国的经济报告。在后面,我们会谈到格雷和周恩来如何得出他们的数字,这里我们先让中国的经济部长,余秋里副总理来说吧!
“四人帮”被整肃以后,中国的报章开始对经济现状弹一个新的调子,鼓励工人“补偿”因政府最高层的“破坏”所引起的“时间及物质财富上的损失”,这个新闻发表了很久以后,毛所遗留给继承人的经济详情才公开发表。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全国会议,这包括: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全国计划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十月召开的四届人大常委会。
在上列最后一个会议上,余秋里报告“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害”,而且“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有些工业产品产量下降”,他说,毛嫡系领导人的逮捕,及时地挽救了“国民经济的垮台”,以下是余秋里的讲话中的几个要点:
“有的地区和单位坏人当道,资本主义势力猖獗,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使社会主义所有制遭到破坏……
“财政收入,也扭转了连续几年完不成计划的局面,今年(一九七七年)一至九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点八。
“……鞍钢,这个我国最大的钢铁基地,过去在辽宁的那个‘四人帮’死党及其反党帮派的压制下,广大职工抬不起头来,生产长期上不去,事故频繁,设备损坏严重……
“四川这个‘天府之国’,这去几年被“四人帮”糟蹋得不成样子,由粮食调出省变为调入省,工业生产地大幅度减少。……
“这里,我要说一下,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经济方面问题很多,国民经济的一些比例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秩序被搞乱了,这些问题不是一年时间就能够解决的,加上我们在具体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国民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困难。一是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还赶不上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燃料动力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整顿工作刚刚开始,有些企业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大、劳动生产率低、成本费用高、占用资金多的现象,还没有显著改变,四是人民生活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3]
我们怎样使余秋里副总理的揭露与格雷和周恩来的较对人喜欢的统计数字协调呢?答案是,在毛泽东主义下的中国工业发展是以戏剧性的时进时停的速度进行的,有几年的发展特别快,接着的几年是混乱和退步,为了使格雷和周恩来所提供的长时期的平均数字具有经济的意义,我们要把中国工业发展分开时期,而且以生产上特别成就来分别研究。
表二 中国工业生产统计(1952年至1976年)*
| 单位 | 1952 |
1957 | 1960 |
1961 |
钢 | 百万公吨 | 1.4 | 5.4 |
18.7 | 8.0 |
煤 | 百万公吨 | 66.5 | 130.7 |
280.0 | 170.0 |
原油 | 百万公吨 | 0.4 | 1.5 |
5.5 | 5.3 |
化肥 | 百万公吨 | 0.2 | 0.8 |
2.5 | 1.8 |
水泥 | 百万公吨 | 2.9 | 6.9 |
12.0 | 8.0 |
电力 | 十亿千瓦小时 | 7.3 | 19.3 |
47.0 | 31.0 |
棉布 | 十亿公尺 | 3.8 | 5.1 |
4.9 | 3.3 |
| 单位 | 1965 |
1970 | 1973 |
1976 |
钢 | 百万公吨 | 12.5 | 17.8 |
25.5 | 21.0 |
煤 | 百万公吨 | 220.0 | 310.0 |
377.0 | 445.0 |
原油 | 百万公吨 | 10.8 | 28.5 |
54.5 | 84.0 |
化肥 | 百万公吨 | 7.5 | 14.0 |
24.8 | 28.0 |
水泥 | 百万公吨 | 14.8 | 19.8 |
29.9 | 37.3** |
电力 | 十亿千瓦小时 | 42.0 | 72.0 |
101.0 | 130.0 |
棉布 | 十亿公尺 | 6.4 | 7.5 |
7.6 | 7.6** |
*1952年1973年的数字来自远东经济评论,1975年10月3日,该杂志的1952至1960年的数字是北京政府的统计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小册子,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文化成訧的统计,至于1960至1970年间的数字,因为北京没有公布详细的数字,所以是近似值,1970年后的数字与北京偶而发布的个别生产总量相符,1976年的数字来自远东经济评论,1977年10月7日。
**水泥及棉布的数字是1975年的,不是1976年的,来源是远东经济评论出版的一九七七年亚洲年鉴,第159页。
表二对过去的实际生产作一个全面的总结,表上许多数字是非常动人的,但是整个表并没有显示出有规则的持久的经济发展,反而显示出无规则的上升和下降,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几年中,发展速度是比较快,但是,除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那几年的大灾祸以外,七十年代的发展也是显著地衰退的。
如果说,自从一九五零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则是容易使人误解的,因为这把不同时期差异很大的增长率平均起来。
加拿大经济学家屈曼说:
“从全面的工业发展看来,红色中国的平均每年增长率在一九五三至五九年之间超过百分之二十;而且在一九五三年至五七年之间差不多是百分之十五或十六”
[4]
他又拿其它国家来作个比较:
“印度在五十年代的平均每年工业增长率不超过百分之六;苏联是百分之九点五;美国是低于百分之四;日本则超过百分之十三。苏联在头二个五年计划时(即一九二七/二八至一九三七/三八),工业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有些生产指数低至百分之九点九;有些高至百分之十四点二。”
[5]
美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亚须布鲁克(A-RTHUR G. ASHBROOK)对五十年代的中国工业发展提供了更高的数字,他说,在一九五零至五七年间的平均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三。[6]
周恩来在一九七五年的报告证实,中国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工业增长率,只有五十年代的增长率的一半,为甚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一个原因是低的起点,革命胜利,工业生产几乎是零,所以小小的成就可以产生很大的百分比。到后来,生产量大了,同样数量的增加只能产生较小的百分比,在原油及化肥方面,这个原因很重要,因为这两者在革命前的产量非常少,以一九五六年前钢铁的产量而论,也是这个原因影响了百分比的数字,一九五六年以后就不是了,因为已经有足够的基本工厂开工,使钢铁成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份。
同时还有其它的理由,其中一个是,群众见到可恨的蒋介石政权被推翻,开头的情绪非常热烈,这种情绪,在好几年以后,因为群众没有真正参加管理机构和经济计划,才慢慢低沉下去。
另一个理由是苏联的援助,就绝对数量来说,由于斯大林及其承继人的吝啬刻薄,苏联的援助少得可怜,但是,这也证明,即使是有限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技术的共享,对一个穷国家的急速工业化,也有很大的影响。反过来说也是对的,赫鲁晓夫突然在一九六零年停止援助,它对中国的经济打击也是很大。原因是,很多高度技术化的工厂需要苏联技术人员,他们一走,工厂只好暂时停工,一直等到中国科学家精通技术以后,才能开工。
在一九五八至六零年的大跃进中(这个问题将在第十一章中详细讨论),毛泽东企图动员中国的庞大劳动力,来超过五十年代中期的已经很高的增长率,但是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失败了—机器和人力被推使到破裂点,为的要实现不现实的指标;运输和供应系统崩溃了;到最后,工农业都几乎停顿,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五十年代急速发展的条件完全消失,而且从此以后增长率再也达不到那么高了。
周恩来在一九七五年初作报告时,他不是承认中国的工业发展已经减缓到五十年代的速度的一半,而是要如何向中国群众再度保证工业已经恢复原状,而且比六十年代初期的情况好得多了。
可是在周恩来所提的数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曲解,从表二可以看出,有几种重要工业,在一九六五年的产量,还没有达到一九六零年的水平,所以,当周恩来说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十一的时候,其中一些产量必定被用来弥补大跃进时所失去的产量,因此,其增长率应该比一个较正常的基数年测量起的增长率要高得多。
毛派常常把大跃进的灾祸,归咎于恶劣天气和苏联撤消援助,这几个因素无疑会大大地影响了农工业的产量,但是在党内斗争中,许多领导人把大跃进的失败,主要归因于毛泽东的唯意志论的专横的运动①。
① 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中被整肃以后,有人指责他在湖南视察时,农民告诉他粮食大减产的原因“七分是人为的”,于是他就作出结论说,“人民公社办得过早了”,而且大跃进是“没有价值的”(见JOHN WILS-ON LEWIS所编的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一书中〔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第224页,PHILIP BRIDGHAM所写的“FACTIONALISM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一文中所引的“历数刘少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
如果我们把比较的年期拉长些,而且不从经济复原的那几年计算起,我们就能看到实际损失的是甚么了,表三的用意就是如此,这个表显示自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七六年间七种主要工业产品的总产量,而且标出每种产品的长期年增长率,它所显示的工业的年增长率就不是百分之十一,除了原油和化肥以外,其它几种工业产品的平均年增长率,差不多在百分之三和百分之六之间,而钢则处于长期停滞中。[7]
这个表所测度的并不是真正的每年增长率,而是把经济严重失调的六十年代初期,如以后艰苦复原及新生长开端的十年的结果“平均”起来而已,但改变甚么东西,如果不用大跃进那几年的数字,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果自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五年旳工业平均年增长率如格雷所表明的,是百分之十一;如果头十年的平均年增长率是百分之二十二,那末后十五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四,因为我们知道最后十年的增长率高于百分之四,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六十年代初期的经济灾祸是如此巨大,以致使中国被迫倒退到五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所以只好从头做起,同时,恢复失地的速度要比第一次的速度慢得多。
表三 七项工业产量及增长率(1960/1976)*
| | 总产量 |
平均年增长率 |
| 单位 | 1960 |
1976 | % |
钢 | 百万公吨 | 18.7 | 21.0 |
0.8 |
煤 | 百万公吨 | 280.0 | 445.0 |
2.9 |
原油 | 百万公吨 | 5.5 | 84.0 |
18.6 |
化肥 | 百万公吨 | 2.5 | 28.0 |
16.3 |
水泥 | 百万公吨 | 12.0 | 37.3 |
7.9** |
电力 | 十亿千瓦小时 | 47.0 | 130.0 |
6.6 |
棉布 | 十亿公尺 | 4.9 | 7.6 |
3.4** |
*1960年数字来自远东经济评论,1975年10月3日。1976年数字来自远东经济评论,1977年10月7日。
**水泥及棉布条1975年数字,来自1977年亚洲年鉴(远东经济评论出版,1977年),第159页。
但是,最近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怎样呢?大跃进及文革以后,有没有出现新的增长率?表四考察了一九七零年至七六年间的结果,这段时期应该是对中国政府特别有利的一段时期,因为它是从文化革命的破坏以后开始的,而且大跃进以后的恢复时期到了一九七零年也差不多完成了。
从表四看来,有一件事情是特别显著,有几种工业的增长率是太低了,低到根本不能代表11%这个平均年增长率。
特别是钢,自从他们在五十年代所建造的钢铁厂全部开工以后,钢铁的产量增加得很少,从一九七零年的一千七百五十万吨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二千五百五十万吨,一九七四年跌到二千三百八十万吨,一九七五年升回一九七三年的数字,一九七六年又跌下了,一九七七年钢产估计是二千四百万吨,还是低于一九七三年的产量。[8]
钢并不只是许多工业品中的一种,许多工业,如果要增长的话,必须依赖钢所保证的供应。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与钢铁有直接关系的工业的确实产量,例如包括房屋在内的建筑;筑造铁路;机器工具的生产;造船;汽车、卡车、农具和拖拉机等等,钢生产的停滞势必影响这些部门。
表四 六项工业产量及增长率(1970/1976)*
| | 总产量 |
平均年增长率 |
| 单位 | 1970 |
1976 | % |
钢 | 百万公吨 | 17.8 | 21.0 |
2.8 |
煤 | 百万公吨 | 310.0 | 445.0 |
6.2 |
原油 | 百万公吨 | 28.5 | 84.0 |
19.7 |
化肥 | 百万公吨 | 14.0 | 28.0 |
12.2 |
电力 | 十亿千瓦小时 | 72.0 | 130.0 |
10.3 |
棉布 | 十亿公尺 | 7.5 | 7.6 |
0.3** |
*1970年数字来自远东经济评论,1975年10月3日,1976年数字来自远东经济评论,1977年10月7日。
**棉布条1975年数字,来自1977年亚洲年鉴(远东经济评论出版,1977年),第159页。
棉布是产量停滞了很多年的另一种产品。一九五五年,中国生产四十四亿公尺的布,一九七零年增加到七十五亿公尺,等于平均年增长率百分之三点五,一九七一年是七十二亿,一九七二年是七十三亿,一九七三至七五年都是七十六亿,一九七六年的数字还没有公布,这一年是中国经济很差的一年。[9]有些工业达到周恩来一九七五年所报告的水平,它们包括水泥、电力和原油的生产,北京新领导层的战略是把落后的或冻结的部份(如钢)及铁路运输,(它多年来也处于困境中)拉高到每年增长率至少百分之十的水平,能否实现就要等着瞧了!①
① 我们不应该假定这样的增长和一九四九年革命以前的绝对的停滞是个鲜明的对照,中国曾经在几百年间是世界上最先进国家之一,甚至在古时已有大量熟练的和识字的城市人口。格雷提供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头几十年的工业增长率,自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六年,即日本进攻中国以前,每年工业增长率是百分之九点四,这约等于最近十五年的增长率(见CHINA’S ECONOMY AND THE MAOIST STRATEGY《中国的经济和毛派的战略》,第104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蒋介石没有能力重新达到这个增长率,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中国站起来向前走,但是上面这个百分之九点四的数字是惊人的,特别是经过三十年代的经济大恐慌,他们还能维持这个数字,一直到抗战爆发。(在三十年代初期,这个产量的大部份是由于日本在东三省的投资。但是,即使除去东三省的数字,中国在一九三一年至三六年增长率是6.7%。)
[1] 格雷,中国的经济与毛派的战略,第15页。
[2]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24日的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
[3] 新华社公报(英文),1977年10月25日。
[4] 李屈曼,共产中国的工业社会,第623页。
[5] 同上,第623页。
[6] 亚须布鲁克(ARTHUR G. ASHBROOK,JR),中国经济的一般观察(CHINA :ECONOMIC OVERVIEW),第43页。
[7] 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70期,1977年6月,第382页;1977年亚洲年鉴,第159页。
[8] 资料来自THE STATESMAN’S YEAR-BOOK,第540页,564页,1,398页,1,409页,817页。
[9]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24日,北京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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