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3章 总书记身边小圈子的日常运转
勃列日涅夫成为第一书记的时候，机关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赫鲁晓夫的种种荒谬念头业已告终，与勃列日涅夫应该可以共事。“早期的勃列日涅夫”与“晚期的赫鲁晓夫”相比，行为举止非常谦逊。他能倾听他人的意见，并不排斥他人的观点，也允许同自己争论。
他的国际事务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让勃列日涅夫看他所喜欢的一则引语：“朝自己的下属大喊大叫的人并非易于冲动之人——那不过是粗野的人。朝自己的上司大喊大叫的人才是易于冲动之人。”
勃列日涅夫哈哈大笑：
“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你老是对我大喊大叫。”
勃列日涅夫善于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善于讨人喜欢。他曾对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说：
“你知道吗，安德烈，魅力在政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勃列日涅夫喜欢留影，他知道自己很上相。因此塔斯社特意派来一个摄影记者——穆萨埃利扬[1]，以供他支配。此人陪伴勃列日涅夫出行，为他在家人圈子里和疗养地拍照。
当年担任中央委员会行政机关部副部长的德鲁戈夫将军讲述，白俄罗斯进行大规模军事演练之后，邀请勃列日涅夫进行总结。
德鲁戈夫迟到了一分半钟，进门时桌旁只剩下两把空椅子。他便在其中的一把上坐了下来。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勃列日涅夫和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舍洛夫。马舍洛夫坐上了主席的圈椅，勃列日涅夫坐在德鲁戈夫旁边。后者连忙站了起来。
“德鲁戈夫，你哪儿去呀？”
“我坐的不是自己的位子，列昂尼德·伊里奇。”
“坐下吧。要不，如果他们再给我斟上一小杯，我就会聊上一个钟头。你可要制止我。”
在那些年中，勃列日涅夫尚不失幽默，也可以拿自己开玩笑：
“我喜欢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医疗主任恰佐夫院士回忆说，“这是一个身材匀称、衣着整洁、神态端庄、一副军人仪表的男人，面带欢快的笑容，交谈时坦诚的风度令人产生好感，幽默风趣，言语流畅（他那时候尚未出现发音不准的现象）。只要他愿意，他便能够博得交谈者对自己的好感。他讲起话来庄重得体，饱含善意，十分在行。”
善于交际的勃列日涅夫，喜欢呼朋引类到他那里聚会，讨厌孤身独处。
恰佐夫感到惊奇的是，勃列日涅夫有一次给他打电话说：
“你明天晚上打算干什么？我想请你到别墅来，朋友们准备聚一聚，庆祝我的生日。”
恰佐夫简直不知所措，总书记的邀请是如此出人意料。扎列奇耶别墅里高朋满座：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齐涅夫、楚卡诺夫、民航部部长布加耶夫、克格勃第九局局长长安东诺夫……勃列日涅夫讲了许多笑话，他居然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
“他善于交际，容易相处，喜欢讲笑话，言谈俏皮、敏锐，而且很会开玩笑，特别是在节庆酒宴期间，”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罗季奥诺夫[2]写道，“他能突然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比如，他曾谈起过戴上莫诺马赫王禔是多么难受，说在这项大帽子之下，脑袋里即使在夜间也萦绕着白天所考虑的一切，而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简直多如牛毛！”
他是个多愁善感之人，老喜欢追忆青春时光。
“说来可能令人惊奇，”阿尔巴托夫院士回忆说，“比如，在心情舒畅的时候，尤其是在节庆酒宴期间（身体还好时，从不拒绝推杯换盏，但据我判断，他也知道自己的酒量，至少在垂暮之年是如此），他会突然开始朗诵诗歌。
“他能背诵梅列日科夫斯基[3]（俄国作家，俄国颓废派文艺创始人之一）的长诗《萨基亚·穆尼》和叶赛宁的许多抒情诗。青年时代勃列日涅夫（这是他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自己讲的）曾参加业余剧团‘蓝衣社’，梦想成为演员。他对表演有着明星的才能。我有时候发现，他在会晤外国人期间也都‘表演’（应该说演得不错）。”
兴致勃勃之际，勃列日涅夫有时甚至会朗诵自己所写的诗：
“记得有一首《政委之歌》，”斯米尔诺夫写道，“那是以拉普式的浪漫主义精神写成的，讲述一位政委死在整团哗变士兵面前的讲台上。”
他也曾打算施恩于人。例如，他出面保护过塔甘卡剧院总导演柳比莫夫[4]——诚然，并非出自他的主动，而是他的顾问萨莫泰金上书的结果。勃列日涅夫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打电话，吩咐他取消关于将柳比莫夫撤职的决定。结果当柳比莫夫上演根据瓦西里耶夫[5]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改编的感人话剧的时候，他非常高兴。提起这出戏时，勃列日涅夫会热泪盈眶……
曾经给勃列日涅夫看过一部十分出色的影片《白俄罗斯车站》，该片同样遭到禁映，而勃列日涅夫看后深为感动，这才让观众得以一睹这部片子。
杰出的演员赖金[6]力图在对他态度较好的莫斯科让自己的节目得到承认。列宁格勒的意识形态领导人比首都的领导人更为愚昧无知，只会对他进行迫害。
赖金早在战前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即已与勃列日涅夫相识，仅有这一点就足以挽救这位杰出的演员。勃列日涅夫给了赖金在首都的第二套住房，而当他要求将他的剧院迁来莫斯科时，问题立即得到解决，给他划拨了位于玛利亚园林的“塔吉克斯坦”电影院的一座大楼。然而业已重病缠身的赖金在新大楼里仅仅演出了几个月。
勃列日涅夫很乐意帮助解决问题。有人向他要住房时，他并不生气，相反，他会当即发出提示，而且要求向他报告执行的情况。
“但不能说勃列日涅夫为人善良，”十分了解他的扎米亚金曾对我说，“他是一个狡诈阴险之人。虽然与他交谈时显得很随和，给人留下慈父般的印象，让人急于向他敞开心扉，但别人却警告我，不值得这样做。”
起初勃列日涅夫倒也能清醒地估计自己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能力。
他在战争期间所作的笔记表明他的精神世界十分贫乏。他记的都是去游过几次水，他的体重是多少，医生给他开了什么处方……
勃列日涅夫成为国家元首之后，不曾考虑过他究竟准备做些什么，他没有纲领。但他手中所掌握的巨大权力和肩负的重大责任改变了他。他不能容许自己采取冒险的步骤，不能仓促行事，要向专家们请教。他承认有些事情他不懂，愿意搞清楚。他是一个思维十分健全的人，但遗憾的是，教育程度不高，眼界有欠开阔。
根据鲍文的说法，勃列日涅夫的思想很简单：需要做到的就是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让他们免除战争的恐惧。他也成功地实现了某些目标，1960年代就是一个生活水平提高的时期。
勃列日涅夫容易受人影响。
1970年，持不同政见的生物化学家麦德维杰夫[7]被关进精神病院。鲍文对勃列日涅夫说，做了一件蠢事。
勃列日涅夫当即按下选择器控制台上的按键，接通了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电话：
“是你下的处理麦德维杰夫的命令吗？”
安德罗波夫早已准备好了回答的话：
“不，这是局里热心过头了。我已经接到了科学院的电话，我会查明情况的。”
麦德维杰夫被释放了。
勃列日涅夫一直避免涉及复杂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话题的争论。他请求不要将他描绘成理论家：
“反正谁也不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的著作。”
如此罕见的开诚布公赢得人们的好感。很少有谁会认为这番话，表明了国家领导人的局限，表明他缺乏进行战略规划和预见未来的能力。
有一次，那已经是晚些年代的事了，勃列日涅夫看完一篇为他代笔的文章，以怀疑的口气指出：
“文章的理论性是不是太强了？我可不是学者，而是政治家。”
契尔年科马上安慰总书记：
“没关系，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即将看到，准会有百十位我国学者立即开始根据这篇文章撰写自己的学位论文！”
勃列日涅夫对待自己的讲话稿的撰写工作非常严肃认真，认为任何一篇讲话都很重要。数年期间形成了一个党员知识分子的小组，成年累月地为勃列日涅夫工作。有一天，其中有个人刻薄地说：
“讲话越来越好，国内的形势却越来越糟。”
在准备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的过程中，有时会爆发争论。进行争论（包括与勃列日涅夫争论）的是他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扎格拉金、鲍文、伊诺泽姆采夫、阿尔巴托夫。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并不参与严肃的争辩。勃列日涅夫的辨别能力非常好。有一次鲍文写的是与民主有关的部分，他进行朗读。勃列日涅夫毫不犹豫地说：
“有点儿资产阶级的意味。萨沙，你重写。”
鲍文连夜改写，早上朗读。勃列日涅夫满意地指出：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勃列日涅夫喜欢人们当着他的面争论。他有时候对助手们说：
“请设想你们就是政治局委员，争论吧，我听一听。”
勃列日涅夫听得很专心，面露一本正经的神情，也不明白他赞成还是不赞成人家对他所说的话。他这是在仔细考虑各种看法，权衡谁的论据更有分量。党的领导人参与讨论的时候，他的举止则全然不同。
“这已经成了另一个人了，”扎格拉金回忆说，“他并不坚持他和助手们一起写成的每一句话，同时非常注意地倾听党的领导成员们的意见。还有第三个勃列日涅夫——那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最后文本的时候，在这里他力求达到协商一致。”
一份文件在全体政治局委员尚未签字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不敢贸然表示同意。而要获得他们的同意并不那么简单。政治局委员们会在报告草案上忧心忡忡地加上批语：“这个论点怎样才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相符呢？这如何才能与列宁关于……的论点相一致呢？我建议与列宁的提法更接近一些。”
勃列日涅夫不愿意与政治局的同事们争吵，他对自己的写作小组说：
“所有的意见都应当予以考虑。”
勃列日涅夫将讲话的起草工作放到扎维多沃进行，这是国防部的一个地域辽阔的军事狩猎部门。他总是星期五来到这里，一直待到星期一。
扎维多沃位于列宁格勒公路101公里处，这已经是特尔州了（当时属加里宁州）。凡是去过那里的人都认为，它是风光美妙无比的人间天堂。
那里建有一座三层的楼房。勃列日涅夫的豪华套房分布在最高层：办公室，政府通信枢纽，卧室，休息室，卫队、护士、按摩师用房。
二楼用于安置来客。除了卧室之外，还有一些不大的工作间，那是为给勃列日涅夫写讲话稿的人准备的。旁边住的是打字员和速记员。
一楼是办公厅、打字室、速记员室、电影放映厅、台球室、餐厅。
紧接大楼还添建了一个冬季养花木的花园，正中间安放一张大桌子，开会时便围桌而坐。
此外，还单独建有一个宴会厅，取名“窝棚”，因为其外观令人想到这种设施。也建造有直升飞机停机坪，挖了一个放养鳟鱼的池塘，开辟了一处公园和玫瑰花圃。
“有时候列昂尼德·伊里奇乘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赠送的紫罗兰色‘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前来，”《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8]回忆说，“啊呀，好一辆紫罗兰色‘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总书记宁愿亲自驾驶。他开起车来剽悍无畏，风驰电掣——他喜欢冒险。”
有一件与这辆“罗尔斯—罗伊斯”相关联的趣事，勃列日涅夫常常自己爱向人讲述。那天他驾车从莫斯科前往扎维多沃，卫队前后相隔很远。中途在一个地方他看见两个提着网兜的妇女。她们招了招手。总书记便让她们俩上车，送到了目的地，正好顺路。妇女们没有认出勃列日涅夫，给这位司机手里塞了一张三卢布的钞票。他笑了笑，不动声色地将那三卢布放进衣袋，继续开车前进……
星期六讨论文稿。每个人宣读自己的那一部分。勃列日涅夫听了说：“这个很好，这个应当加工完善，而这个得重写。”
他看文稿的时候，会在左边的空白处用蓝铅笔作记号，却不加上意见和注释。
阿法纳西耶夫回忆：
“起初我们都猜测：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作了记号的段落有不够准确之处。这一来我们才相信，我们的总书记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愚钝。不错，他自己不会写文章，也当不了像样的编辑，但是基本的辨别能力准确无误地暗示他，什么好什么不好。”
“有目共睹的粗俗举止，对女速记员和女打字员的态度过于随便，用早餐时经常让大家何止10分钟久候的习惯，这些都令人生厌，”布鲁坚茨讲述，“参与修订文稿时无精打采也无法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增光。他不能为这个过程增益，不能成为思想的源泉，仅仅让人明白，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不过事实表明，他对口头语言及其特性的感悟很好，比许多人都强得多，对不合语体的东西能准确地作出反应。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宣传员和政工人员，勃列日涅夫习惯于对人们、对群众讲话，能感悟到他究竟应当说些什么。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才选择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了解材料——朗读。
“他默默地琢磨每一字眼，斟酌其含义和情感影响，表现出敏锐的政治直觉。”
布鲁坚茨回忆，勃列日涅夫对所有的人都以“你”相称（波诺马廖夫除外，他对此人说话带父称和用“您”，但这绝非特别垂青的表现），只叫本名——极力表现大家似乎都是平等的，不过这对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并不适用。他们都害怕总书记。
那时候勃列日涅夫表面上气色还算不错。
“尽管如此，对健康的念念不忘和公然不愿视事，都已变得相当明显，”布鲁坚茨回忆道，“每天早上用早餐时，勃列日涅夫常常会谈起他如何游泳，这次治疗前后的血压如何，以不满的有时甚至是愤怒的口气回应试图向他谈公事的助手们；据我所知，他们另外能够见到老板的机会并不多。
“这方面受到另眼看待的主要是亚历山德罗夫。布拉托夫是一个文静得多的人，我甚至认为有些萎靡不振。楚卡诺夫当时不知何故失宠，总是保持沉默。”
每逢星期六傍晚，都要安排狩猎野猪的活动。人们从一个木板搭成的台子上开枪猎取。狩猎乃是一项令人迷恋的真正的嗜好，勃列日涅夫直至垂暮之年也不肯放弃。
当时的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匈牙利处处长、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9]，1965年2月底曾陪同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出访布达佩斯。
他们希望搞好与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的关系，卡达尔非常同情赫鲁晓夫，在其退职后仍然给予关注，时而送酒，时而送水果。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不合常规的：一个领导人既然被黜退了，那就意味着他已不复存在。勃列日涅夫认定，应当表示主动，与卡达尔建立友好关系。
会谈之后，因为卡达尔很了解苏联领导人的主要嗜好，便提出去猎取野鸡。他们乘坐火车前往该国南方。在车上卡达尔试图继续交谈，但未获成功。手边没有现成的材料，勃列日涅夫不知所措。卡达尔一看全都明白了，便不再坚持。于是波德戈尔内转换话题，讲述打猎的故事，津津有味地闲聊了四个钟头的趣事轶闻……
“职业猎手开始驱赶野鸡，”克留奇科夫描写射猎场面，“野鸡成百上千只地一窝蜂飞出茂密的灌木丛。其中许多当即被准确地射击毙命，像石头一般砰然坠地。
“卡达尔及其同事很少开枪，更多地是袖手旁观，彼此交换观感。勃列日涅夫则拼命地开枪！他身旁有一个随员，专门给他的枪重新装填子弹。
“勃列日涅夫一次次射击完毕后，总是看也不看便将还在冒烟的空枪递给随员，从其手中接过一支已经装好子弹的新枪。而那些此前数日业已喂熟了的可怜的野鸡们，仍然一群群持续不断地朝着猎手的方向飞来。
“这一场至今依然呈现在我眼前的大屠杀，直至夜幕降临之后方才停止。”
返回途中，卡达尔再次谈起严肃的话题。
“勃列日涅夫并不争论，”克留奇科夫发现，“不过也未作出具体的回答，指示以日后再行讨论这个问题敷衍过去。在我看来，他的思绪仍然萦绕在刚才的那场射猎的情景之中，他不想用任何严肃的谈话破坏所得到的愉快印象。”
在扎维多沃，每星期的同一时间都用土豆向野猪投食。它们已经习惯走近那个长达25—30米的木板平台。因此，不命中目标绝无可能。不过年长的职业猎手为防备万一，总是与勃列日涅夫同时开枪，结果从来都不会一无所获地空手而归。这种打猎的方式招来嘲笑，有人挖苦地说，这比到集体农庄的养猪场去射中两只猪还要简单。有时候打猎过程中也会发生危险：受伤的野猪朝猎人猛扑过来。不过职业猎手和总书记的卫队就在旁边，它们随身携带着自动步枪，以备在万不得已时击毙野猪。
有四名贴身卫士经管勃列日涅夫的猎枪。
勃列日涅夫在敞开心扉时曾对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说：
“安德烈，你知道吗，不管怎样，在评价所经历的道路时我得出结论，我所担任过的职务之中，最好的还是州党委书记。既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同时又能亲眼看见自己工作的现状和结果。你可以经常去工厂，到田间，同许多人打交道，感知他们的情绪。而这里，在克里姆林宫，你只能坐着通过放在你案头的文件看世界。”
他终究未能成为大政治家。他天生不宜从事国务活动，并不具备国家领导人必不可少的品质。他自己也明白只有州级领导人的水平。因此他极为小心谨慎，渴求别人给他出主意，并且经常犹豫不决。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夺取和保住权力。他倒是掌握了这门艺术。
[1] 弗拉基米尔·古尔格诺维奇·穆萨埃利扬（Владимир Гургенович Мусаэльян，1939年7月8日——2020年9月28日），苏联摄影记者，1960年起担任塔斯社摄影记者，1969—1982年期间担任勃列日涅夫的私人摄影师。
[2]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罗季奥诺夫（Пё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дионов，1916年1月25日——2013年2月？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64—1971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6—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此后曾任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1990年退休。
[3]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1866年8月14日——1941年12月9日），俄国作家、哲学家、象征主义者。一战期间反对战争，与克伦斯基和高尔基建立联系。1917年反对十月革命，为右派社会革命党提供活动场地。内战期间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白军，并在尤登尼奇白军进攻彼得格勒时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1920年流亡波兰，企图劝说皮乌苏茨基继续与红军作战，但未果，同年年底流亡法国，参加反共活动，但遭到流亡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孤立。30年代多次访问意大利并与墨索里尼会谈，但出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而与墨索里尼保持距离。二战爆发后支持纳粹入侵苏联，企图借此使双方互相毁灭，1941年死于巴黎。
[4] 尤里·彼得洛维奇·柳比莫夫（Ю́рий Петро́вич Люби́мов，1917年9月30日——2014年10月5日），苏联戏剧和电影演员、戏剧导演。1964—1984年、1989—2011年任莫斯科塔甘卡剧院艺术总监，1990—2011年任剧院导演。
[5] 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924年5月21日——2013年3月11日），苏联作家、编剧。1941—1954年期间服役于苏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4年起从事文学活动，1969年因出版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而名声大噪。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6] 阿尔卡季·伊萨科维奇·赖金（Арка́дий Исаа́кович Ра́йкин，1911年10月24日——1987年12月17日），苏联流行音乐工作者、戏剧和电影艺术家。
[7] ·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Жоре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1925年11月14日——2018年11月15日），苏联生物学家、作家、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兄弟。1943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塔曼战役。1969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1970年被捕并被关进卡卢加精神病院，三周后在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营救下出院。1973年流亡英国。1991年退休。2018年在伦敦逝世。
[8] 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 （Викто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Афанасьев，1922年11月18日——1994年4月10日），苏联哲学家。1940—1953年期间服役于苏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加入联共（布）。1960—1968年任苏共中央普通科学学院哲学系副主任兼科学共产主义系主任。1968—1974年任《真理报》副主编，1976—1989年任主编。1971—1979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1976年任《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记者协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与法律系书记。
[9]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рючков，1924年2月29日——2007年11月23日），1943年加入共青团。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任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4—1955年任外交部第四欧洲司三秘。1955—1959年任驻匈牙利大使馆三秘。1959—1965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部部长。1965—196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助理。1967—1971年任克格勃主席助理。1971—1974年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1974—1988年任局长。1978—1988年任克格勃副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任克格勃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同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获特赦。2007年逝世。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