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 -> W．H．奥登（1907－1973）

步父辈的后尘



我们游猎的父辈讲过
　动物的可悲的故事，
怜悯牠们固定的特征
　有一种匮乏和限制；
在狮子不耐的视线里，
　在猎物临死的目光中，
“爱”在渴求个人的荣誉，
　而那只有理性的赋与，
只有慷慨的嗜好和能力，
　以及神的正确能增进。

从那美好传统长大的人，
　谁能够预料这种结果：
“爱”在本质上竟款通
　罪恶的复杂的曲径？
而人的联系竟能如此
　改变他南方的姿态，
使他在成熟的考虑下，
　只思索我们的思想，
并且违法地祈望，工作，
　还力图保持默默无闻？



【注释】对于本诗，理查德‧霍加特在论《奥登》（195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一书中有如下解说：

　　在这首诗里，野兽的情况鲜明地突出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冲突。据奥登说，这种冲突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假如他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的父亲和祖父们怜悯野兽缺乏理智，没有“进步”的能力。对比之下，人好似神，博大，有效率，慷慨和讲理性，能做出“南方”的姿态，即由道德的自信而产生的“爱”的姿态。中产阶级的这种美好传统通过家庭、学校和古老的大学而代代相传。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却对这一类遗产的基础，对它所忽视的不义感到内疚。这同一“爱”的意识把我们引向复杂的罪恶行为，即为了正确的目的而做出错误的行为，使我们在社会关系中放弃了宽大和人道的作法，转向掩蔽、诡诈和狡狯，自愿仿效野兽的阴险，而这种阴险仿佛是与理性不能并容的。
　　因此，这首诗的第二节议论说（奥登此时认为，这对他和类似他的人们是一种道德的必需），他们必须拒绝资产阶级的甚至“体面的”行为准则而采取更大的价值观。这种议论在本诗第一节里是如此引申出来的：它以一种讥讽而惋惜的口吻，谈到那一种传统已经消逝；我们和沉默的野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父辈固守着他们的传统，可以怜悯野兽没有理智的本能；而具有更大的价值观的我们却模仿着野兽的最无理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