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十一章 帝国主义之后？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一架变革的发动机，通过一系列危机和动乱，朝一条通常可以预测的方向前进。无法假定任何在某一特殊阶段领先的人会继续领先，因为资本主义导致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马克思曾期待着一旦获得独立，资本主义在印度得以充分发展，并且列宁也期待着，为了寻找廉价劳动力、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和更高的利润，积累的中心会从较发达地区转移到不发达地区。从这种框架来看，正式帝国的终结也许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相比之下，许多战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假史资本主义总是强化了现有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在弗兰克看来，中心——卫星关系的链条确保了中心的发展和卫星的不发达，这又进一步巩固了链条。这导致-种预言，作为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屮心，美国将继续控制着这个体系，不发达国家注定仍然处于从属地位，除非它们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这种观点看来（它最初发展起来实际是要解释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贫穷特性），正式帝国的终结是无关紧要的。
从未被完全遗忘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又重新突现。关于生产方式的争论（上面第十章），由于其强调不发达的内部原因，是经典观点复兴的一部分。本章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新思潮已经加以分析的方法。第一节是对跨国公司这一最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形式的简要讨论。第二节概述有关中心资本的未来的争论：确实是美国统治，还是很可能回到相对均等的资本主义中心之间的对抗？最后一节关注外围资本主义的未来：第三世界注定继续不发达，或世界全面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真的是可能的吗？
一 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超过一国范围运作的资本主义企业。在跨国公词和全国性的公司之间没有一道清楚的界线，因为所有跨国公司开头都是全国性的公司并逐渐在国外扩张它们的业务。通常把跨国公司看做是庞大的；并不是非这样不可，但世界上大多数最大的公司都是跨国的，而更大的跨国公司则是我们论述的主要话题。某些作者把其注意力限制到具有超过一国范围生产活动的公司身上，排除了商业和金融公司，而它们也正在迅速成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可以另指超国界的或国际的公司；这些术语（通常）都是同义的⑴。
到目前为止，有关跨国公司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公司。全国性的和跨国的公司，两者都在世界范围内通常得以充分整合的各种市场上销售产品和购买生产资料，而且两者都以实际上由当地劳动力市场所决定的工资水平购买劳动力。两者都服从同样的竞争需要而使成本最少化并且进行积累。不用奇怪的是，这些由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机制所决定的环境对它们的行为施加了严密的限制。例如，考虑一下没有跨国公司的体系，其中，在诸如原料销售上各公司在几个不同的国家内竞争。成本最低的供应商通常将取得成功，而其他人则失败。所有公司都设法把成本降至最低。现在，请与一个在所有有关的不同国家运作的跨国公司作比较。它也会把生产集中到成本最低的地方，设法使成本撮小化。结果很可能正好是一样的。当没有理由假设国内资本会有任何不同举动的时候，因为外国公司“忽视国民经济的需求”而抨击它们是没有意义的。批评必须指向体系。这个例子也说明，只要在世界市场上仍然存在着竞争性的强制，对工业的国家控制很可能相对来说是无效的。关于（大）跨国公司的第二个重要事实是，它们是庞大的，并且能够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力量。大公司具有组织上的资源来控制分布在几个国家的业务和处理所涉及的法律、金融问题。许多文献，尤其是关于跨国公司在不发达国家的文献，把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和外国资本的影响统统合并在“跨国公司的影响”这一单一标题之下。这不利于作清楚的分析。
夸大跨国公司的新颖性将是一个错误。商人资本从一开始就是在国际间运作的。海外矿山和种植园的组织和融资也是从资本主义开始的。到19世纪晚期，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国际流动，这种资本流动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采取了直接投资的形式，即由己经参与其本国生产的公司把资本投资于海外的生产性活动。跨国公司甚至今天也常常把它们的主要活动放在它们在那里有合法户籍和其总公司的国家。然而，即使仅仅作为一种趋势，今天才有可能谈论那些具有“全球眼光”、并且从全世界范围内考察潜在的生产场所的公司。
在公司的水平上，无法充分地分析跨国公司的出现和重要性；必须把它看做更加广泛的生产和资本国际化过程的一部分（参见巴洛阿，1973）。可以把跨国公司看做是引导商品、资本、技术知识、组织能力和技术人员国际间运动的组织。对任何这些流动而言，它们无论如何并不是惟一的渠道。资本主义公司间（在单一国家之内或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涉及从自发的市场交换到单一所有制下合并的整个范围；例如，给技术和商标的使用、合资企业、经营合同、全部工业设备供应及必要培训的“承包”（turnkey)合同等安排许可证。
跨国公司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持续国际化环境中，世界范围内资本集聚和集中的结果。如果巨大公司的形成被限制在国家的界限内，这才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布哈林分析过这些过程（前面第6章），但指望民族资本集团的形成会占支配地位；结果最终并非完全如此。超越国家界限的资本主义公司之间各种联系的增加象征着希法亭在单一国民经济水平上所描述的“相互依赖和支配关系”的国际化（前面第5章）。
米夏勒（1976）认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明确特征。正统的经济理论论述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假设了国家之内，而不是国家之间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流动。他称这种研究为“国际经济学”。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卢森堡、阿明）曾经采用过这种研究方法。另一种可以选择的研究方法，“世界经济学”，把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设想为是国际的，或更确实地说，是世界范围的。列宁的过错并不在于采用了这些研究方法中的第一种（甚至布哈林也没有完全逃脱指责），而是他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和不明确的。米夏勒因而感到可以自由地“重读”（重写？）列宁，认为资本输出是列宁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特征，但坚持认为，基本的因素不是货币资本的输出，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输出。世遍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义产关系是由在国外建立子公司（以反对通过贷款的“有价证券”投资，或购买作为纯粹金融资产的股份）的公司或金融集团的直接投资所创造的。大的垄断公司和金融资本的出现是海外子公司创立的必要前提。米夏勒因而把（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直接等同于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的出现。他把这个趋势开头的时代确定为1900年前后，尽管它受到萧条和战争的制约，甚至今天也显得似乎是一种异常的现象。
他论述了资本输出的三种主要形式。第一，列宁时代的资本输出主要致力于获得原材料。今天其重要性相对减弱。第二，资本输出可以致力于渗透输出不能有效渗透的市场，创造一种结构，其屮生产设备在几个不同的国家被重复制造。作为少数制造商垄断市场的对抗的结果（并且可能是一般的“实现”问题；米爱勒的论证是不清楚的），这是今天占主导地位的形式。第三，並且日趋重要的是，资本输出也许致力于剥削廉价劳动以生产再输出到“本”国或第三国市场的商品。米夏勒尤其强调这种形式，它导致径直超越国家界限的联合生产组织的创建。有一种真正的把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外围的运动，不仅仅是为了“进口替代”（上述第二种动机），而且是为中心和全世界的市场进行生产。我已经提到过这种可能性，并且证明它已经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作者所忽视。然而，米夏勒认为，它不会消除中心——外围鸿沟，因为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法维持了外围的低就业并因而保持了低工资。然而（除了偶尔提一下之外；1976：154），他没有注意这样的可能性：中心的工资和就业水平可能被拖累降到外围的水平。
像其他许多作者一样，米夏勒坚持认为，跨国公司和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表示民族国家重要性的减弱。这里我想他是搞错了。从不同的国民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的国际化所创造的世界体系的概念日益不合适了，但并不能就此推断民族国家作为阶级冲突、政治整合和国家机器的场所是不重要的，国家机器掌握着比货币、财政政策更有力的武器。下面我将证明，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一种十分重要和持久的机构。
我不会对有关跨国公司的文献进行完全的考察；它是非常烦琐的，并且大部分文献与帝国主义主题不相关。更好的办法是，在更具体问题的环境下，连同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考察一下跨国公司的影响。雷迪思（1975）提供了一部有用的论文集，它还有一个参考书目。也许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作者是海默，他开始是在主流经济学之内从批判的立场进行写作的，然后，在他不幸去世前不久，釆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参见海默，1972，1976；海默和罗桑，1970）。跨国公司出现的最重要结果是，个别国家（例如，公司以那里为基地的国家）民族资本的扩张不再直接与国民经济的扩张结合在一起。后面两节会讨论这一结论。
二 中心资本：统一还是对抗？
从定义上讲，跨国公司运作于几个民族国家。而其他的资本主义公司通过出口产品的生产、通过使用进口原料或部件、通过采用得到国外许可的技术、通过把许可出售给其他人等等，参与到世界经济之中。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是国际化的。这丝毫也不是指任何特定的资本都缺乏民族性——特定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中的明确基础。跨国公司以某种方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小规模冲突，这一观念是一种虚构。事实上，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民族基础；每个公司在特定的国家都有历史的根源，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其最髙层管理人员都是在其本国招募的，其绝大部分的资本和生产仍然位于那里。以小国家为基础的公司（如瑞士的雀巢公司）和两个具有英国——荷兰双重国宁的巨型公司（壳牌和联合利华）这样的例外情况不多。
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一起成长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分析优先于政治分析并不意味着一种历史的顺序，也不是指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它们边界的测定能够在经济水平上加以解释。资本主义开初，以及后来的长时间内，工业资本的生产活动是以本土为基础的，而它所服务的市场却常常像全国性的市场一样，是地方的市场或是国际的市场。认为开始出现了一种整合的国民经济或民族的“社会形态”，然后构造出国家与此相匹配，这实际上是错误的。相反，国家的存在（以及其边界扩展到抵抗其他民族国家的程度限制了进一步的扩张）创造并且划定了民族利益、全国市场等。每个资本都指望其“自己”国家的支持以反对在其他民族国家所形成的资本，并且因为对国家支持的共同需要，与同一个国家之内的其他区域性资本形成联盟。出于对资本主义阶级内部不同局部利益之间妥协的需要和包容与其他阶级冲突的需要，产生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的密集网络，正是这构成了“国家”。
当资本扩展到国家边界之外，它当然也一定会产生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至少达到这种程度即它需要惟有国家行为才能提供的各种条件（法律体制、货币体系、基础设施）。莫莱（1970讨论了这些问题，并且得出了综合的结论：国际化削弱了与私人资本相对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受到沃伦（1971）和罗桑（1971）（简洁而中肯）挑战的结论，他们论证道，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关于与特殊资本相对的国家权力，而是关于当它在国外运作时国家怎么样才能支持它自己的资本。要点是资本需要本国政府的支持以保护它的利益。在国内由国家满足的全部需要（财产的保护、合同的执行等等）在国际上由国家间的谈判和协议来满足。大部分的外交机构——民族国家通过它们互相处理事务（在和平时期）——已经发展起来正是为了商谈贸易活动的规则。无国籍的公司，尽管原则上不是不可能的，但将处于劣势，因为它在这个体系中没有代表。
罗桑（1971）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考察了英国这个特殊的例子。尽管英国国民经济相对较弱，但英国的资本是比较强大的。公司个体的反应就是把它们更多的活动转移到国外发展前景更好的地方去，因而进一步削弱了英国经济。这最终削弱了英国政府保护它们利益的能力，英国资本的国外利益是脆弱的，而针对它的报复威胁则阻碍了改善国民经济状况的“民族主义的”政策措施。“英国资产阶级的领导阶层己经被有效地‘非民族化’了，并不是因为它们自己的软弱，而是因为英国政府和它们自己本国基础的软弱。”（罗桑，1971）因此，英国资本渴望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化（EEC），这也许最终会提供一个更加坚固的大本营。个别的民族国家的力量及其保护其民族资本利益的能力因而不仅依赖于民族资本的力量，而且依赖于国民经济的力量。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是被相对和平的时期间隔开的资本主义列强间激烈对抗的历史。马克思写作时一度似乎有理由预测民族国家的消亡，而列宁和他同时代的人则分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达到白热化这段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作为绝对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出现了，当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讨论复兴之时，人们几乎毫无疑问地普遍设想，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已经由美国的统治所取代。对那些对拉丁美洲——最清楚不过地处于美国影响范围之内的地区——特别感兴趣的美国作者来说，这似乎格外明显。然而，欧洲和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美元的疲软和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增强了对帝国主义现阶段这种观点的怀疑，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引发了新一轮的辩论。
许多作者预见到民族资本在欧洲共同体（EC）之内融合，形成一种统一的欧洲资本。曼德尔（1967，1975）预言了这样的发展，罗桑（1971）也对此作了慎重的讨论。必须指出的是，真正的欧洲公司的形成（与一个国家的公司被另一个不同国家的公司接管和兼并不同）并不是按照这些作者所期待的步骤展开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欧洲公司才开始出现，然而当时非常缓慢。欧洲范围资本的融合会增强欧洲资本面对美国资本的力量，而欧洲继续的分裂则相应地有利于美国资本。对欧洲范围民族资本融合的预见当然与欧洲共同体可能演变成某种更接近于民族国家那样的事物有关；再次出现了发展，但还是十分缓慢。欧洲统一的缓慢发展加强了关于民族性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事物这一论点；构成民族国家的各种政治联系的密集网络代表了阶级、阶级各部分和其他利益集团之间大量妥协的制度化，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造是非常困难的。
20世纪70年代的争论中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民族资本将合并在美国的统治之下，因为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许可协议，转包经营等从其他国家吸收企业或使它们服从。这似乎是普兰查斯（1975，第1章）的立场。然而，这种情况与其中民族资本仍然是界限分明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其中，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接受从属的地位，因为它们知道，对美国统治的任何挑战必然失败；这种前景是由尼古劳斯（1969）强有力地提出来的。许多作者认为美国资本在现代帝国主义中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但没有把详细情况说清楚（例如，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69；马格多夫，1969）。在那个时代，美国公司在世界最大公司的清单中占多数，美国的国内生产和海外投资要比其他任何国家多得多。美国在欧洲投资的规模和增长似乎尤其重要。欧洲殖民帝国的衰落使得美国资本得以渗透到世界上以前拒绝过它的各地区（因此美国人在战后的时期“反殖民主义”）。美国在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军事支配优势过去是，现在也是显而易见的。
发展的趋势过去是不清楚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立即明显地享有一种十分罕见的优势，人们倒希望其他列强相对地恢复那么一些。有些作者认为，欧洲和日本比美国更为迅速的发展只不过是对这种趋势的一种回应（例如，普兰查斯，1975），而其他人则主张，它是对美国统治地位的一种真正威胁，预示着主要资本主义列强间相对平衡的新纪元。曼德尔（1967，1975）和罗桑（1971）两人都预言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中心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以及随之产生的对抗的强化。然而相当奇怪的是，争论的双方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和欧洲资本的相对力量上。欧洲统一运动的相对失败阻碍了欧洲资本的竞争力；正好有一种说法是，欧洲共同体形成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在欧洲的资本，它更为迅速地把欧洲当作一个单一市场。然而，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资本显而易见已经是最可怕的竞争者；它坚持国家一体而没有分裂，并且维持了资本巾义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增长率大约30年之久。
争论集中到如何解释资本从美国向欧洲的大流动和随之出现的美国资本在欧洲的高速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80年代已经能够看到这种流动的巨大逆转，因为美国的民族主义者对70年代欧洲所听说的外国所有权表示了问样的担忧。普兰查斯（？）把美国在欧洲的投资看做是美国霸权的决足性证据，理由是，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扩张的主要因素，但除了参考列宁之外，他对这个论断没有提出什么证据。罗桑利用他与海默合着的著作（罗桑和海默，1971）机智地作出了反驳，指出美国资本在美国，欧洲资本在欧洲仍然起支配作用。因为欧洲市场正比美国市场扩张得更为迅速，美国资本不得不增强其对欧洲市场的渗透，仅仅是为了维持它的相对地位。（在其他市场的扩张不能够弥补与欧洲有关的地方的损失，因为日本市场被证明是难以渗透的，而其他市场相比较而言非常小。）把市场增长率和改变了的市场份额的各种影响结合起来，“大的美国公司在保持其对外国对手的优势方面，正面临并将继续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罗桑，1971：第163页）
罗桑因此承认，美国在欧洲的投资实质上是与其竞争者有关的美国资本所获得的利润，被这样的事实所弥补：即欧洲的公司仍然掌握更加迅速成长的欧洲市场的更大份额。曼德尔（1967）同样认为，对欧洲资本而言，美国在欧洲的扩张是一个“失败”。这些易于受到批评，因为不同市场的相对增长率不能够被当作是一定的。欧洲更为迅速的发展不仅仅是欧洲资本更强大动力的结果，也是欧洲资本更强大动力的原因，但美国投资的流入正好促进了欧洲的发展，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欧洲资本的发展。更笼统地讲，一种资本的扩张可以补充其他资本的扩张，而不是与它们竞争。
如果我们承认在少数资本主义中心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对平等的趋势，正如曼德尔和罗桑所证明的那样，那么我们必须问，它们之间会是什么样的关系。罗桑把竞争和对抗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敌对的，敌对的程度既依赖于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地区，又依赖于竞争的强度。”（罗桑，1971）在微观经济水平上，这无疑也适用于单个资本；市场——单个资本在其中与其他公司竞争扩张的整体速度不受它们的控制，并且它们正在为既定市场的份额而斗争。然而，并不清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否必定存在相似的敌对性（詹金斯，1987，区分了公司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对抗）。一旦整个经济扩张的整体速度被当成一个变量，那么一个资本的扩张也许与另一个资本的扩张就是相互补充的。国家就处在设法调解资本之间两方面关系——补充和敌对——的位置上。因此也许就有可能复兴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观念：帝国主义列强能够同意合作和共同开拓世界。并不是简单地在一方面预言帝国主义间的对抗，或另一方面预言超帝国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更重要的是问对公共利益的认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包容由其他分歧利益所产生的敌对性。
没有几个战后的作者曾经考虑过帝国主义之间战争（列宁和布哈林都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的可能性，这一事实表明，某种程度的合作，某种限度的冲突，都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与一两个其他作者一样，苏特克里夫（1972）顺便提到过这种可能性。我自己的观点是，如果国家实际上的确为了其整个民族资本而理性地活动，就像某些非常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假定的那样，那么对它们来说合作将不会是困难的。考茨基将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国家政策是实际政治实践的产物，它不得不调解不同集团的利益，并且深受长期的妥协和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这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历史的影响）。结果，国家政策无论如何都不必然是理性的。
自从这里所讨论的主要著作的时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己经在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后来的世界性衰退中，在债务危机中，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尽管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显然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大多数评论者都预言了比实际所发生的剧烈得多的对抗。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阿拉伯供应商对某些石油进口国实行禁运，石油公司为改变供货渠道所釆取的措施，以及防止世界货币体系可能发生“石油美元”的灾难性运动所釆取的非常成功的紧急措施，就是以国家间合作为基础的私营部门适应性的例子，80年代债务时间表的重新修订，即使充满更多的冲突，（迄今为止）已经被证明能够足以避免最为恐怖的国际金融的崩溃。尽管美国的支配地位显然正走向终结，但希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立即崩溃将是不明智的。
三 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
也许，关于世界体系未来的最重要的单一问题是，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能够开始终止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像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20世纪上半期，相对而言，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的迹象，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得出了与经典作家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以前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一开始就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那么现在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足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必要。
当欧洲和北美已经工业化的时候，世界经济相对来说没有形成一个整体。运输是昂贵的和充满风险的，这样，仅在生产成本是非常不同的不同地区进行商品贸易。大多数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在当地通过手工技术生产。因此，就以牺牲更古老的方法为代价为本地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了空间，但来自更先进中心的竞争则受到限制。资本相对而言是不流动的，技术体现在劳动力的技能和经验之中。因此，任何实际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本地资产阶级以及技能和技术知识的地方性集聚。资本主义在许多中心的独立发展是可能的，它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条件（这种进步受到某一个殖民国家压制的地方除外）。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不会接受这种分析；他们己经证明，一种整合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早期就存在着。事实与他们所说的正相反。直到工业革命时为止，洲际贸易大部分是诸如食糖之类的奢侈品（奴隶是一种例外情况），欧洲殖民统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对附属地区生产方式的影响（常常是直接的和野蛮的）来实现的。
在19世纪后半叶期间，运输费用显着下降，容许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各种组织形式被找到了，技术知识的系统化使技术的国际转移容易得多。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它导致一种相对完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性的创立。今天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境况因此与早期的境况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可能会问，比如说，按照英国所确立的这种模式的工业化今天是否是可能的。人们也可能会问，那种模式的工业化在现今条件下是否是一种合适的标准。
一方面，如今正在开始工业化过程的不发达国家面临着来自具有数世纪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背景的先进中心的竞争。结果，一种世界性的专业化模式已经被建立起来，其中，不发达地区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或者直到目前为止）并进口工业品。工业化意味着取代进口（或闯入出口市场），而不是取代原始手工业。另一方面，资本和技术如今可以被引进，而先进国家的工资上涨抵消了那里高生产率的优势。
近年来，第三世界的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开始是在进口替代的形式上，开始运用进口的资本设备进行相对“轻的”消费品的生产，常常是多多少少运用一些进口资金和具有跨国公司（全部或部分拥有的子公司、合资的子公司、特许经营等）的某种参与。争论的中心议题是，这是否仅仅是以新的形式再生产了中心与外围间的依赖关系（如阿明、弗兰克、苏特克里夫和其他人所论证的那样），还是它是否标志着中心——外围划分崩溃的开始（如沃伦所主张的）。
苏特克里夫（1972）是为数不多的、明确解决不发达国家发展前景问题的作者之一，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是如何的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巴拉特．布朗（1972）论述了某些同样的话题。）苏特克里夫承认外围工业增长的事实，但认为证据回答不了关键性的问题：能够像日本那样有完全独立的工业化吗？或者说，如果没有；能够足以发展到创造“进步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像俄国1917年那样的无产阶级）吗？除某些计量问题之夕卜（数字也许夸大了发展的程度），他提出了怀疑所观察到的工业发展的两个理由。第一，由于进口替代，增长常常被集中在奢侈消费品的生产上，而对它们的需求是有限的，而且这种类型的工业化增强了限制需求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这是依附论者的论证（参见古田户，1973）；想要人们接受它，则需要某些对渗透到其他经济部门或出口市场的工业化的失败的解释来支持它。第二，工业产量的增长也许和就业的增长不匹配，因为运用了高生产率的、资本密集的方法。随着生产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结果是“既缺乏资产阶级又缺乏无产阶级”。（比较阿里吉，上面第十章）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许不会创造马克思所描述的其中绝大多数人被吸收进无产阶级的那种阶级结构。许多作者都已经强调了大多数人的这种“边缘化”。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事实上预言过不断增长的“相对剩余人口”，可以说，不发达国家要比先进国家更紧密地适合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
苏特克里夫为“独立的”工业化提出了不同的标准，他说，这“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而是与此相关包含着这样的观念：工业化并不只是“源自’另外的经济的工业化”。（1972：第174页）他的经济独立性的标准是，生产应该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当地的投资资金应该提高或者至少应该受地方控制，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工业结构，在某种（不是非常清楚界定的）意义上，技术应该是独立的。这些标准的基础并不清晰；它们暴露出依附概念非常模糊的特征。但不管怎么说，发展“源自”何处为什么会这么重要？结果的确是更重要的。
经济独立也有其“社会的和政治的对应物”。这里，苏特克里夫的论证似乎更有力：
当剩余落入那些将其用于生产的人的手中时，才会出现经济发展……这部分是指需要受能够保护其利益的国家支持的工业资产阶级……国家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既独立于那些与工业化相对立的当地的社会利益，又独立于外国的利益。（苏特克里夫，1972：第176—177页）
关键问题是：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吗？这种意义上的独立的确要求发展（主要）受当地的财政支助并且受地方控制，通过在特许协议上附加各种条件之类，外国技术的运用可能导致实际的外国控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要求“技术的独立”。（依附能够通过联合的子公司而产生于进口技术的特许，对这种依附的详细案例研究，参见P．帕特奈克，1973）我看不到独立的资本主义阶级为什么应该在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或技术复制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理由；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人们期待着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以及大规模的商品、资本和技术交换。
苏特克里夫对技术独立性的关注似乎主要出于一种不同的考虑。他显然认为，“外国的”技术（技术能够具有国籍吗？）是不适合的，因为它是过于资本密集的（1972：第176页）。这种思路已经被广泛争论；资本密集的技术意味着相对少的就业，这对需求结构产生进一步的影响。然而，资本主义公司——无论是外国的或是民族的——很可能将釆用使利润最大化的技术。不发达国家构成了一个足够大的资本货物市场，因为使技术适应那里的价格和工资率是有利可图的。因而运用本地发明的技术的当地公司不太可能会做出非常不同的选择。无论如何都有理由认为，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选择使可供再次投资的剩余最大化的技术也许是最佳的选择（多布，1955，1960；森，1968；阿明，1976：第320页）。伊曼纽尔（1982）己经有力地证明，不发达国家应该欢迎作为获得技术的一种方法的内向投资，并且应该采用“最优方法”（best practive）技术。
苏特克里夫认为，独立的发展（在他所界定的意义上）是不太可能的，除非宗主国和卫星国之间的联系被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或剧烈的资本主义危机所中断。发展的前景受制于不发达国家的相对落后，受制于建立在技术优势基础之上的垄断控制，受制于由于利润回流和不平等交换而产生的剩余从不发达国家中被抽出。这些都是些人们所熟悉的论证。
到20世纪70和80年代，掀起了一场非常猛烈的反对苏特克里夫那种依附理论的浪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出现了一次强烈的反弹。比尔，沃伦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先驱》（Imperialism, Pionner of Capitalism，1980，由于他不幸早逝而未完成，死后出版）是对这个趋势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他主要的论证思路早在以前的文章中就已经出现（沃伦，1971，1973）。对沃伦的尖锐批评，参见阿迈德，他把沃伦的工作说成是“浅薄的和执迷不悟的”1983：第65页）；而福斯特“卡特（1985：20）所做的保护依附理论某些部分的更慎重的努力似乎使其失去了大部分的内容。
沃伦的著作非常多地体现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关于印度的著作的精神（参见上面第二章）。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由于产生持续的技术进步，解放了个人创造性并同时在大规模生产中获得经济收益，而使得它不同于所有以往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文化的“人道主义层面”促进了平等、公正、宽容，以及探索和冒险的精神，并且从资本主义产生起就一直如此。这是一座不仅仅是经济的，也是文化和政治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桥梁”，因为议会民主——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形式——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政治环境。“扩大议会民主的过程……因此最终会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强大的和不可抗拒的动力。”（沃伦，1980：第30页）
他把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体系向世界非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地区的渗透和扩散”。（1980：第3页）假如他十分强调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那么就不必奇怪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有历史进步性的，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强大优势的生产力和文化特性最终必然使所有其他的生产方式屈服，并把它们完全消灭。”（1980：第40页）按沃伦对它的定义，帝国主义在非殖民化之后能够延续，但它生来是自我——限制的。一旦整个世界成为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扩散必定终止。
殖民主义——对附属地域直接的政治和军事控制——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正如沃伦所认识到的那样，难以支持从外部把不民主的控制强加在附属地的人民身上，但他认为，到了摆脱自由主义的罪恶感，认识殖民统治积极成就的时候了。殖民主义好处的最生动的证据是，以平均寿命的提高和因而产生的人口激增来衡量，殖民征服之后健康状况的改善。像马克思那样，沃伦以非常积极的观点看待人口增长，把它当作经济发展的一个促进因素，不理会马尔萨斯式的恐惧，比大多数评论家所能够做的还要随便。他还强调了‘殖民统冶之下教育的改善，这把资本主义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传入世界的新地区。这并不是说他不考虑民主的、反殖民的斗争。现代反殖民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文化传入殖民地的产物，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人们所希望的。他要论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否认殖民主义的成就，认为他们不应该带着伤感和落后的观点反对资本主义的渗透，他们不应该混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
沃伦的基本论证是，假设有一个国家机器对外国企业施加压力并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建立在外国（或由外国控制）的资本基础之上的发展就是民族资本发展的一种补充（1973：第39页）。在其1973年的文章中，他论证的例子主要是在以资源为基础的国际企业（燃料和材料）这种背景之下，从而表明，当地政府己经成功地获取了更大比例的回报和更大的控制权。当然，从那时起，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各国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了。他证明，制造业中正在出现同样的进展。尤其是，当其民族企业在特殊工业中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和知识，东道国的地位得以巩固，这是单纯出现了工业的结果，更是政府强制雇用和提升当地居民的结果。跨国公司部分拥有的子公司越来越趋于在当地股东的控制之下，他们因而构成了民族资本主义阶级的基础。跨国公司把技术，更广泛地说，把现代资本主义转移到第三世界。
作为体系的帝国主义使剩余价值从外围流到中心，那又怎么样呢？沃伦有力地证明道，即使返还利润的流出超过投资的流入，这并不表明经济效果是有害的，因为“‘在这期间’，资本如何确切地被处置，可以说被忽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是生产力进步的另一面”。（1973：第39页）资本主义既利用，又促进发展。
如果资本主义向世界非资本主义地区的扩张创造了一个不平等和被称作帝国主义的国际剥削体系，那么，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传播到整个非资本主义世界，它同时也为这个体系的崩溃创造了条件。这就是我们的论点，它同样是马克思、列宁、卢森堡和布哈林的论点。（沃伦，1973：第41页）
对这种帝国主义观念显然有异议。自从列宁时代以来，没有几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功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早己走上了这条道路。）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先进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直在扩大。沃伦回答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看到殖民帝国的崩溃和第三世界独立国家的建立。我们必须大致地看到各个阶段中的帝国主义历史：首先是为民族的（政治的）独立创造基础，然后是全面的资本主义发展。
在沃伦看来，民族独立是至关重要的，既是因为它为更高生活水平的普遍需要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迫使政府促进工业发展，还因为它打破了殖民强国的垄断控制，允许新独立的国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和东——西方间的竞争而获得有利的待遇。资本主义发展并不要求预先存在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其他统治阶级能够并且必须促进工业化。‘‘这些‘实业家’（industrialisers）自己也许成为工业资产阶级，或者也许被他们自己创造却控制不了的工业怪物所取代，或者也许与他们相融合。”（1973：第42—43页；参照斯齐曼斯基，1981：第120页；詹金斯，1984；和上面第十章所讨论的莱伊斯，1978）此外，帝国主义国家确实支持发展（通过右翼、民族主义政体）以牵遏社会主义。
在那些很可能是有意引起关注的方面，他主张：
帝国主义是各种手段，通过它们，在西欧巳经发展了几个世纪的技术、文化和制度——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文化——在世界其他地方播下了其革命的种子。（沃伦，1980：第136页）
预先为保护自己以防止被指责为种族中心论和骄傲自大，他指出，各个社会并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发展的，因此从逻辑上讲某些社会必然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处在其他社会之前，因此，拒绝使用最先进国家的标准就是放弃所有关于人类进步的概念。在这方面，就像在他的大多数论证中一样，沃伦遵循着马克思，他毫不犹豫地对他视为落后的制度和社会做出了判断。
如果沃伦的论证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似乎是非常糟糕的和错误的（因为它的确如此），尽管它与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十分相似，那么人们自然要问，过渡期间马克思主义究竟如何。沃伦的著作的重要部分就是致力于对列宁以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进程的批评，打算回答这个问题。我将简要地概括它。列宁首当其冲。他的早期著作，尤其是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被批评；的确，他对民粹派向后看的观念的攻击完全适合沃伦的情况，并从赞成的角度加以引用。然而，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强调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把资本输出描述为国内缺少投资机会的结果，并且传达了这样一种关于世界的印象：其中少数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对半个世界的剥削基础之上的。通过这种作法，他得以把帝国主义描述为已经全面退化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样，直接革命就是惟一的希望。（我不相信列宁对相对落后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前景作出过像沃伦所理解的如此灰暗的描绘，尽管他的有些追随者的确是这样。）
根据沃伦，列宁的描述颠倒了事实。帝国主义是年轻的和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成果。资本输出不是国内投资的一种替代性的选择，而是它的补充。国内的高增长率产生了对原料的需求，并因而产生了在原材料生产地区投资的需求。快速的技术变革在国内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也创造了在其他国家运用新技术的机会（铁路就是一个例子）。无论如何，资本输出在垄断兴起之前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列宁写作的时期之后）衰落，那时，垄断更为普遍。
共产国际1919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重申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殖民地的解放必须跟随宗主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然而，随着20世纪20年代时间的消逝和西欧直接革命的希望的破火，来自殖民地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坚持要求放松束缚。渐渐地，共产国际的政策转而鼓励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盟，转而把社会主义视为通往现代化，完全绕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1928年，共产国际正式宣称帝国主义从经济上讲在殖民地是退步的。（政治组织能够通过法令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一观念本身是有启发作用的。）根据沃伦，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承认它自己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念所俘虏，按照这些观念，所有的灾难都怪罪于外国人，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目标被合并了。新殖民主义观念是民族主义者政府的一种借口；如果独立不能带来曾经所希望的利益，那么这必定是因为可恶的外国人仍然正在图谋破坏真正的独立。
章节标题“作为民族主义神话的依附论”概括了沃伦对依附理论的态度；他自己的观念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经验观察表明，大量的主要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期以第三世界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尤其是工业化）方面实质性的高潮为标志……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及其对第三世界的全面影响实际上促进了它的工业化；依赖关系……已经，并且正在显着地松懈……所有这一切并非意味着帝国主义不再存在……我们希望栺出的是变革的基础。（沃伦，1973：第3—4页）
为了论证他的立场的正当性，沃伦不得不表明，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地区曾经是，并依然是进步性的。他认为各种证据表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内，在生产能力和第三世界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福利方面的空前进步。这种发展一直是非常不平衡的，因此，某些国家、部门和地区已经比其他地方取得了多得多的进步；的确，他对第三世界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被视为是一种有效的范畴表示疑问。
没有必要重复沃伦所整理的用来支持其案例的大量数据；案例的主要特征能够被十分简要地加以概括。就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整体而言，人均GNP的增长速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已经加快。第三世界如今正在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历史阶段都发展得更为迅速。人均GNP不是完善的福利指标，但它与其他福利和发展指标密切相关，因此所观察到的人均GNP的确表示福利的真正增长。没有证据表明在不平等方面有任何普遍的增加（尽管有必要指出，证据是如此的不可靠，以至于完全从中得出任何结论都是轻率的。）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大部分人口的所谓“边缘化”；公开的失业说明不了什么趋势，同样也没有什么有关不充分就业的证据，无论如何只是表明个人不能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工作（工作时间常常是非常长的）。贫困当然存在，低生产率依然浪费了大量劳动，但两者都有所改观。第三世界占世界产量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这期间已经上升。农业成就并不这么好，但很大程度上是错误政策的结果；改进是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的确比沃伦所报道的更早的吋期更为困难，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沉重债务负担必定抑制福利的增长，否则将抑制产量的增长，但这些是不重要的限制。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做得很好。
沃伦的论调有时是太过于乐观的（Panglossian），但他的主要结论不能被否认；战后时期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显着的成就。社会主义者常常暗中以把资本主义发展实际排除在外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发展。如果从“大众需求”方面来界定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很可能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满足需要，但这使我们不能够按资本主义的方式，即从它为持续的资本再生产创造条件的角度，在持续停滞和成功发展之间作出区别。
还有对沃伦论证的两个更为重要的批评。第一，他过于简便，以至于不能够对第三世界的整体作出结论。正如他偶尔承认的那样，发展的历程是十分不平衡的。有些国家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另外一些国家，尤其是撒哈拉南部非洲，那里人均收入很多时候实际上己经下降。这不会给依附理论家或那些指责资本主义造成发展失败的人任何安慰，因为低发展国家大体上是那些很少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但是它的确意味着，与坚持认为它在任何地方都同样有效相比，更重要的是要明确地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在某些地区己经如此显着地取得了成功，而在其他地区则并非如此。
第二，他关亍资本主义导致发展的主张传达了——我认为必定是打算传达的——深一层的信息，即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把发展推进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发生的程度。贯穿全书的思想是，有一种单一的历史发展主流，体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之中并通过帝国主义的作用而扩展到整个世界。现在情况也许是这样（它与马克思的观点显然是一致的，无论某些有关俄国独特道路可能性的著名但无足轻重的评论如何，都无关紧要），但与沃伦相比，这显然是一种需要更多的讨论的案例。例如，有可能证明资本主义发展正在发生，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更好的选择。人们不能够因为没有更明确地论证这个案例而指责沃伦，因为他没能活到这样做。
四 小结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马克思主义作者普遍地预言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持续统治地位，并且设想，在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完全决裂的情况下，不发达国家在提高它们相对地位方面没有什么变化。现在，两种预言看来都相当可疑。跨国公司像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公司一样都服从于同样的市场压力。它们能够逃避竞争规则的惟一方法就是转而获得它们肖己国家的支持，但国家帮助它们的能力己经大幅度减弱。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地位显然结束了，这样，强劲的第三世界独立国家能够从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与另一个强国的斗争中渔利。对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而言，最重大的限制也许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这样，发展将继续是非常不平衡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如此。先进国家中的现有工业受到低工资地区工业中心持续发展的威胁；也许不是外围，正是中心在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损失得最多。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世界秩序正在非常迅速地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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