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工人阶级多数》（美国蓝领工人观察）
第七章 将来
一
在前几章中呈现的美国工人阶级的情景，和流行的陈词滥调所说的大不相同。工人既不富裕，也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十分保守。至于所谓他们趋向右倾，这固然同保守主义的任何必然的发展有关，同自由主义的战略家们所犯的错误也有关系。
这一切都表明蓝领工人可以成为争取美国进步的一种力量。很明显，在范围广泛的许多问题上，工人、黑人和自由主义者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也就存在着联盟的基础。
虽然在理论上是很清楚的，但要使它成为现实却还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同美国工人阶级中确实存在的种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真正因素一道，要克服近年来错误所造成的互不信任的残余，是不容易的。
此外，新的争端和新的问题正在产生。它们所起的影响的性质还不清楚，但是它们不仅对劳工将来的政治作用和行动，而且对蓝领工人自身的前途也许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对它们产生的威胁和机会都没有认识，对于未来岁月中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生活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考虑。
二
第一个并且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对工人的工作和就业保障的威胁正在发展。失业问题确确实实仍然不仅是黑人、而且也是一〔当〕下美国工人所面临的最严酷的问题。*
* 虽然能源危机是这个问题中宣传最广的一个方面，它的长期影响至今还不可能准确地估计出来。就阿拉伯石油抵制所造成的解雇的程度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是短期的，可以改变的，并且可以认为既是由阿拉伯人操纵的，也是由石油公司操纵的。（其实，在汽车工业方面，尽管有石油抵制，如果底特律愿意早一些着重生产小型汽车，本来基本上是可以避免情况最坏的解雇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石油价格是牵涉范围较广和长期的趋势的一部分。所有原料和商品的价格，从粮食到铜、铁矿土和稀有金属，在工业化国家l972—1973年同时发生的世界繁荣时期的影响下，近年来都直线上升。这种变化可能标志着战后廉价原料时期的结束，它对美国的就业确实具有一种潜在的长期成胁。
但是，在象日本这样一些实际上没有资源的国家，而不是美国，会更深深感到任何真正突然的变化。美国在资源方面仍然是最能自给的国家之一。其实，同欧洲与日本相比，美国的竞争地位实际上会有所改善，虽然我们对原料也要付较高的价格。
乍看起来，似乎很难发现足以证明这是真实情况的证据。观察一下近年来失业率的变动就可以看出，尽管还发生衰退现象并使失业人数猛增，可是在六十年代，失业率普遍下降，无论如何，直到1969—1972年尼克松衰退时为止都是如此。甚至那时候蓝领工人的失业率都从未显出有恢复到三十年代的迹象，甚至也与五十年代末期不同，那时有百分之十三的机械操作工和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熟练工没有工作。而在六十年代中期，在最低点时，只有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机械操作工和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熟练工在寻找工作。[l]
但是，象我们所看到的，即使不谈这种失业率未能充分反映实际清况，这种乐观的分析也没有真正抓住要点。这样一些总失业统计数字似乎显示出，比如说，自动化就对美国工人没有任何破坏性的影响。工业似乎也没有迁往南部，迁往郊区或最近迁往其他国家的趋势。
但是所有这些趋势已经使美国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都受到很大损失。它们没有象三十年代那样造成大规模的失业，但是它们却在整个美国引起一系列的危机和牺牲。只有观察一下具体的个人遭遇，才能看出一个自动化的或关闭而迁往南部的北部工厂所产生的整个影响。
例如，一个四十岁的雇员找到一个类似的工作，但是他失掉了养老金，最后变成统计资料中的贫穷老年人之一。另一个三十五岁的人只能找到一个收入为原薪一半的加油站服务员工作。实际上，战后美国的自动化和工业的迁移确实对成百万工人造成这样的后果，其中没有一个人在全国蓝领工人就业状况统计资料中表现出来。
例如，人们往往忽视自动化，因为它并没有实现它会在十年左右完全结束体力劳动的预言。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所作的最广泛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在1963 与1967年之间，直接由于采用自动化机器而解雇的不到劳动力的百分之一。这个研究还指出，由于采用新机器而使他们的工作遭受任何变动的，每年只有劳动力的百分之二、三。[2]
这个研究所指的劳动力包括专业人员、企业家和跟工厂生产工人一道的其他每一个人。但是即使人们假定对蓝领工人的影响为对其他人的五倍，这个危机也仍然不象是真实的。
但是，如同作者们所说，“在没有技术改变时本来可以雇用的工人．现住是不需要了。最后受雇的一批工人必须等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工作。”自动化的这种隐蔽的影响为下面的事实所证实：许多工会在谈判时要求在它们的合同中加上关于减少人员的条款，规定只有在工人退休或辞职时才可以采用自动化设备。[3]正是那些失业的或刚进入劳工市场的年轻工人最感受到这种影响。
此外，在很快采用自动化的各个地区，它发生的影响是不平衡的。例如在纽约市，自动化电梯在几年的时间里淘汰了四万个工作。[4]另一个自动化的影响的生动例子，可以由五十年代末期阿摩尔公司关闭了若干中西部工厂这件事看出来。在发生了这种变化的城市中，有两个城市几乎半数被解雇的工人一年以后还在失业。在关厂后三年，东圣路易斯阿摩尔公司百分之三十的工人还没有工作。这种关厂是在一个衰退时期发生的，不是所有关闭的工厂都产生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正如一个评论员所指出的：“这个变化的重担只不过是落在雇工和社会服务机构的身上。有些［雇工］以后从阿摩尔自动化基金会得到训练……但是，截至1963年11月，在大约二千五百名合格的工人中，仅有二百二十名重新受到训练，实际上新技术都毫无例外地属于较低等级的工作和给以较少的工资。”[5]
目前正感到自动化威胁的一个主要类别是钢铁工人。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在其他国家已经在运转，在美国兴建的每一项新设备都比以前的设备更自动化。其他国家更先进的技术有助于使外国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廉价的进口货，就象自动化一样，已经在逐渐地减少钢铁工人的人数。对于他们来说，自动化是一个真正的威胁。
最后，采矿机械化造成了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的大规模失业和贫穷，以及成千上万“山区乡下佬”迁移到北部一些城市的现象。其中有些人目前住在象密执安州沃伦这样一些城市和地区，在底特律汽车工厂工作。但是在他们在矿里的最后一天到进入工厂的第一天之间，有十年丧失工作的经历。只有当人们仅仅注意总失业人数时才会忽略这个经历，而自动化的影响才会好象是微不足道的。
这种数字也掩盖了工业迁徙的影响。工业迁移到郊区的趋势是中心城市黑人和贫穷白人居民遭到危机的主要因素。芝加哥官员保罗·齐默勒在国会的工业位置政策委员会作证说，“单单在芝加哥内城，在1955和1963年之间，就净损失了约四百个制造业公司和约七十万个制造业工作。……由于有歧视性住房惯例、郊区划分地区条例、不够用的公共运输系统……大多数住在内城的工人不能到郊区重新安置的制造业工厂继续工作。”[6]
在纽约，《时代》周刊指出，“制造业就业人数自1959至1965年从百分之五十四跌到百分之五十一，并且预计在十五年内将跌到百分之四十二。”该市经济发展机构的负责人估计在二十年时期内将失掉二十万个制造业工作。[7]一个城市跟着一个城市重复了这种型式。工厂迁移到只能坐小汽车才能到达的郊外工业区，这自然就排除了贫穷的黑人，并且损害了它们丢下的中心城市的锐收基础。
对于这种迁移，有各式各样的理由。许多工厂在最高效率下进行工作，就要扩展面积，而郊区的土地比较便宜。建设费也比较低，并且许多中心城市的拥挤情况使运输原料和制成品都城正成为问题。
但是，此外也牵涉到一些不那么冠冕堂皇的因素。纽约经济发展局局长肯尼思·佩顿说，“在决定一个工厂的地点时，特别是在一个工业区，常常在这决定的中心包含一个逃避的问题。”[8]郊区防止污染条例常常是不严格的，并且．各种税率也比较低。当地各地段又常常提供其他的引诱或服务，为了争取工厂交纳的税款而彼此竞争。从企业观点出发，迁到郊区去完全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但它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是使许多北部中心城市变成象阿巴拉契亚山区城市那种停止活动的永久失业的孤立地区。甚至对于那些能够作些调整的人，这也意味着不是长时间地在城郊之间往来奔波，就是为了在近处安家而债台高筑。
但是工业的迁徙不仅限于到郊区去。工业从北部重新移置到南部的措施也一直在加速进行。在1947和1965年之间，东南部和西部的就业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点四，而大西洋沿岸中部和东北地区，就业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点五。除纺织业外，化学和木材产品工业已经变成主要的雇主。在制造业中被雇用的南部人口的百分比现在已和北部相接近。[9]
除了许多地区作为对工业起引诱的作用而提供的大量减税和污染标准不严而外，低工资和没有工会组织是把一个工厂接着一个工厂吸引到南部去的磁铁石。发表在一个公司刊物上的一篇文章极其坦率地概括了把工厂设在萧条地区的一些有利条件。除了没有工会以外，他们还提到在阿巴拉契亚山区找工作的竞争非常厉害，工人们为了每小时三美元和稍多一些的“高工资”开汽车单程跑五十到八十哩的路程去上工。他们描述一个制造商愿意经常倒换熟练和半熟练工人并接受因之造成的在时间和效率上的损失，因为把工资保持在大约每小时二点二五美元的水平，他就能够赚钱。[10]
新英格兰的许多城市，由于各式各样的工厂迁往工业基础较少的南部草原，就正式变成了长期高度失业的萧条地区。事实上，正如进行这一研究的作者们所指出的，“对于许多新英格兰的地区来说，情况已经回到原来的样子。象马萨诸塞州福尔河这样一些城市，它们的一些工厂在三四十年前曾迁往南部，现在工业正在迁回来，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多半是受了由于工业的迁离而最后压下来的低工资水平的吸引。”
在许多情况下，黑人工人首先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但白人煤矿工人、纺织和造纸工人也不例外。
然而，由于最近的工业外迁的趋势，本来属于美国人的工作日益“输出”到其他国家去，所以除了上述这些工人之外，还必须加上电子、服装和汽车业的工人。
在最近几个月，主要由于劳工从拥护自由贸易转到支持非常严厉的伯克—哈特基法案，这个问题特别成为重要新闻。伯克—哈特基法案是一种保护主义的措施，其中包括严格削减可能进口到美国的货物数量以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没有人否认一个真正的问题已经出现。在六十年代初期，美国的出口大大超过进口，除纺织品外，“日本制造”的标签只是对半导体收音机、塑料玩具和其他勉强够格的廉价产品的一种代用语，而在最近几年，进口已经扩展到例如汽车、钢铁以及象立体声收音机、彩色电视机这类高质量电子设备品的关键方面。近年来，贸易差额已经起了变化。1972年，即在美元贬值前，美国的进口超过了它的出口。当联合钢铁工人工会开始感到这种压力时，特别是在1971年罢工以后，劳联—产联就大大加强了支持保护主义的运动。
许多美国人失了业。1973年3月号的《幸福》月刊说，1966年以来电视机、收音机和电子元件方面有八万七千人丧失了工作。国际电气工人工会主席保罗·詹宁斯说，电子工业方面有一十二万一千人失业，这使他的五万名工会会员受到影响。联合制鞋工人工会也受到外国进口的打击，在十年多的期间已有一万六千五百人失掉了工作。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在两年内（1969—1971年）有二万五千一百八十六人失业。关于外国竞争对美国就业的影响的其他比较推测性的估计是：钢铁工业有十万人失业，汽车工业的情况与此相等。[11]
《幸福》月刊的文章刊登了受到外国竞争影响的年约四十几岁的六个老工人的照片，巧妙地突出表现了人们所受的损失。两个人现在失业了，三个人找到了工资比较低的新工作，只有一个人由于他的工厂停闭而改善了他的经济状况。失掉养老金、较低的工资、失业和被搞垮的生活，都是这一变化施加给美国工人影响的一部分。
但是国际贸易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有几个工会象企业一样担心进口限额可能引起其他方面的失业，并实际上使情况更加恶化。
劳工以前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大抵是以三十年代的悲惨经验为依据的，那时贸易壁垒引起贸易壁垒，其发展结果，如果不是三十年代遍及全世界的萧条的根本原因，也肯定是无助于解决这种萧条问题的。甚至在1971年，即在这个问题成为头版标题以前，美国工会的加拿大分支机构对于伯克—哈特基法案对他们的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大喊大叫，认为是对他们下毒手，这种反应终于迫使该法案在其条款中排除了加拿大。欧洲工会和共同市场各国也越来越担心保护主义的威胁，而新成立的欧洲工会联合会则已经暗示有可能对于任何严格限制进口货的措施采取报复手段。[12]
但是劳工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危险。许多人认为伯克—哈特基法案中保护主义色彩最浓的条款是一些讨价还价的细目，有意识地显得很极端，以便引起人们对问题的注意，取得切实可行的妥协。许多工会希望予以突出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外国竞争，而是美国多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具体作用。目前使“外国的”竞争和蓝领工人失掉工作的情况大大不同于前几年的问题是：进口到美国的汽车和电子元件往往是在海外开设工厂的美国公司生产的。对于工会来说，这不过是象前几年许多工业迁往南部那样的“逃走工厂”的另一变种。
自由贸易的论点，如经济教科书里所说的，往往引用厄瓜多尔这样一个国家为例，那里有气候、土壤、劳动力等等的有利条件可以廉价生产香蕉。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则有熟练的工程师和尖端的技术可以低价地生产拖拉机。教科书中指出：因此专业化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全世界可以有数量最适当的香蕉和拖拉机，而不是让两国在效率很低的情况下竞相生产这两种东西。
但是，这种吸引人的论点（叫作“可资比较的有利条件”) 未必适合现代的实际情况。对于许多公司来说，使墨西哥或台湾比瓦茨或纽瓦克更有吸引力的并不是土壤、气候、原料或其他自然因素。相反，更有吸引力的却是这样一种混合的情况，即低工资和软弱的工会或不存在工会，再加上象低税收这样一些高度人为的诱因。
外国的工资的确是太叫人高兴了。在墨西哥，工厂雇工的每日工资从二点八美元到四点三二美元不等。在台湾，一些装配工所得的工资还不到他们美国同行的九分之一。[13]一个刚从墨西哥物色新厂址旅行归来的服装业经理坦率地说，“一个设立在那里的工厂会使管理部门感到头痛。但是，他们工作整天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在美国这里一小时的工资，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没有工会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代表赫伯特·梅尔在国会作证说，多国公司“鼓励支持反工会的措施，容许甚至帮助各公司拒绝承认工会，拒绝参加集体谈判。”
一个工会杂志《机工报》说，“朝鲜有一条特殊法律把罢工的权利给取消了，并对多国公司雇用的工人采取强制仲裁。……马来西亚政府对任何新迁入马来西亚的工业提供条件：在三年期间内不准工会进行活动。”[l4]
但是，许多工会批评的焦点，是税则方面的有利条件，这种税则人为地使国外生产比国内生产更有吸引力。由于国外税款可以用来记入美国税款的贷方，劳联—产联的《美国劳工联合》月刊说，“美国法律奖励在日本进行生产的公司而不是奖励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司。在一百万美元（应征税的收入）中，设立在日本的公司可以获得六万三千美元，即百分之六点三，这是一笔不小的税收减免。……实际上国外的生产者只要不把利润弄回美国，就可以逃付在外国赚得的利润的任何税款。”[15]
这篇文章提到，一家大公司把设在印第安纳州的工厂关掉，在香港开张。它干脆把利润投资到百慕大和波多黎各的债券上，就丝毫不付美国的税款。
关税的有利条件也促使职业外流。尚未装配起来的运往国外的部件和材料，在其成为制成品运回国内时，只征收其增加价值的部分，而不照其他进口货征收税款的办法办理。结果是成百家工厂，其中包括一家制造福特斑马牌发动机的工厂，现在都设立在刚刚越过墨西哥边界的地方，雇用了四万名墨西哥人来代替美国工人。[16]
最后，公司应负责任的其他方面的标准，如污染限度等，一般地说在外国都是较低或者根本没有的。
遗憾的是不可能准确地估计由于多国公司而丧失的美国的职业数。由于进口而丧失职业的总额有各种不同的估计，其数字在五十万到一百万之间。虽然美国商务部的一项研究报告提出，只有百分之十四的进口货来自以美国为基地的多国公司，但是这个数字很明显地低估了实际情况，因为它没有包括合营企业在内（从少数但很重要的有美国股份的外国公司进口的商品——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日本的五十铃汽车公司有巨额的投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占有三菱汽车公司百分之十五的股份）。[17]一个保守的估计认为已经丧失了几十万个职业，并且也许比这多得多。*
* 这个论题确实提出一个迄今在本节里而且实际上在全书里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对美国工人的问题是脱离了总的世界范围而孤立地加以论述的。也许看起来这种对美国人就业问题的关切，忽视了第三世界人民对工业和经济发展的紧迫得多的需要。美国使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原料，并且美国工人同不发达国家的穷人相比是“富裕的”这种事实有助于加强上述的看法。
但是这些投资的性质，以及它们被许可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本身并不真正有利。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伦纳德·伍德科克指出，“不受对国家忠诚的限制，国际公司（当然也有例外）在国际舞台上玩弄它们在国内用来对付那些争夺公司好感的各大州立法机关的‘投资气候’的把戏，来增进自己公司的利益。在企业税最轻（因此公共服务水平也最差）、劳工法律限制最小、工会最弱．工资最低、对环境污染最为宽容，以及一般地说其立法机关最容易受到胁迫去按照公司吩咐办事的各州，被认为是‘气候’最好的。
“同样在国际舞台上，由不进行投资或重新安排投资地点这种威胁来支持的‘投资气候’，被用来讹诈那些国家，使它们互相进行两败俱伤的竞争，好让国际公司榨取到让步、补贴和特权，以致基本上抵消了在其他方面可能从他们的投资得到的任何公共利益。一种格雷沙姆定律在起作用，就是说，坏的杜会标准赶走好的社会标堆。”[18]
《外交》季刊上的一篇论“全球失业危机”的文章说，美国的投资倾向于资本集中（即使用大量的技术和很少的工人），而不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是劳力集中的生产，这种生产雇用较多工人，其产品有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19]例如，一个穷国所需要的，不是仅雇用极少数工人并把它的产品输出到美国去的汽车引擎工厂，而是能雇用更多工人、其产品有助于国家发展的技术水平低的自行车厂这类的工厂。在许多不发达国家，外国投资已经倾向于造成一种叫做“出口的飞地”的变态经济结构。这是一种环状的经济流转，它只围绕着很少的一部分人口，而对关在外面的大多数人口没有什么价值。[20]
在最好的情况下，象这样丧失数以万计的职业也会给许多工人造成严重的问题。虽然1962年工会要求政府作出“调整协助”，用职业训练和现金贴补的方式来帮助工人，并且取得了胜利，但是基本上那是一纸空文。它把一个几乎是办不到的证明的责任——表明进口和特殊的关税让步是造成工人失业的主要原因——推在工人身上。1963年提出了涉及几千名工人的五个案例，但是一个也没得到批准，事实上只是到了1969年才有工人得到帮助。即使到目前，也只有约两万名工人得到很普通的帮助。不到百分之十的一小群合格工人受到新工作的训练。上述《幸福》月刊那篇文章的作老欧文·罗斯把这计划说成是在六十年中“完全不起作用的”并且简直是个“笑话”。[21]
所有这一切很清楚地说明，职业外流和多国公司的问题是和失业与职业保障问题的其他方面分不开的。自动化以及工业迁徙到郊区、南部和其他国家去，都是整个复杂现实的一部分。在所有这些方面，问题是关闭工厂，以及千千万万工人在收入和职业保障上都遭受损失，而对于自动化和职业外流的重新调整计划总的说来是可悲的失败。无法估计受到这些变化的这项或那项影响的工人究竟有多少，但是他们大概为数以百万计。
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黑人的贫穷和失业史使这个问题更加清楚。对他们来说，自动化和工业迁徙使过去四十年成为一种怪诞的经济上的骷髅舞。这是从那把他们逐离土地的农业机械化开始的。他们被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招工人员约定给以工作和象样的工资而带到北部城市以后，很快就发现工业和工作正越过他们朝相反的方向、即往郊区或往他们最近刚刚由那边来的南部发展。而现在，那些工厂又开始离开南部到墨西哥和台湾去，很可能以后还要重新开始工业迁徙的过程。（现在日本电子工厂正开始离开日本到朝鲜、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去，因为日本的工资高于别的地方的工资率。）[22]
现在很清楚，为什么不管总失业人数的统计数字如何，失业和职业保障问题依然是个大问题，并且可能是将来最重要的问题。自动化和工业迁移在造成六十年代国内最大危机，即黑人贫穷和失业的问题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在它的受害者清单上继续加上越来越多的白人工人，它就可能变成七十年代主要的社会危机。
但是，对于一些企业方面的聪明的作者来说，这些对蓝领工人职业的威胁令人吃惊地被看作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他们估计，长远的趋势是朝着“服务经济”或“后期工业国家”发展的。制造业中工作的减少是同大家都上升为中产阶级的趋势相一致的。
一个作者写道：即将到来的“后期工业社会是以各种服务为基础的……重要的不是天生的肌肉力量或精力，而是知识。中心人物是专业人员，因为他们具备智力……能提供各种越来越需要的技艺。后期工业社会的含义……取决于现在认为每个人中意的和可能得到的服务、乐事、健康、教育、文娱活动和艺术。”[23]
但是劳联—产联的主要经济学家纳特·戈德芬格指出了这种种估计的中心缺点。他说，“服务工作大都是低工资的卑贱工作。无论如何不能全是外科医师和搞科研的化学家。”[24]劳联—产联大体上已经把服务经济说成是“牛肉饼摊和冷饮柜台服务员的国家”，这个描绘明明是夸大其词，但比认为工人会找到“白领”专业人员或经理人员那种工作的任何想法都更接近于实际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白领工作的增长是在办事员和销售人员职业方面，这些职业工资很低，只有次等女工才愿意充当。
即使有很多工人能设法进入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员的行列，工厂工作的消减也会砍掉美国社会的中层，并造成巨大的阶级分化，使成百万工人面临收入大大降低的局面，更不必说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了。
事实上，制造业依然是美国唯一就业的最大部门，所有工厂中的工作在最近的将来都不会消失。但是自动化的发展、工厂的关闭和职业外流则正在排除蓝领工人的职业。这些变化已经成为大家担心的主要原因。如果职业的丧失再加速出现，这些变化会成为美国工人的主要问题，在未来的年月里将形成他们的政治态度。
三
和对工人职业的现有的威胁不同，人们对“工作改进”问题给予新的注意，企图通过减轻许多工业工作所造成的厌烦和反感，来对蓝领工人进行帮助。
虽然这问题只是最近才为大家所注意，它并不真是个新问题。甚至在四十年代，有些工业设计者和顾问就提出组织生产的不同方式，认为这些方式会给工人以更多的自主和满足。在汽车业普通工人方面，这问题是十分尖锐的，甚至在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使工作条件符合人道”的口号就在他们中间很流行了。
但是，只有新的一代工人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通过旷工、故意破坏、吸毒等等开始表示不满时，这问题才开始得到美国工业的认真考虑。[25]其后，洛兹城的罢工，然后又是1972年l月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关于工作不满的报告，引起销路广泛的报刊上连续出现大批的文章。工作改进和“蓝领工人的烦闷”一起作为一个公众问题出现了。
但是，尽管工作改进经常被认为好象是代替现在生产制度的一种具体的办法，这个概念大概同“幸福，或“满足”之类的字眼一样清楚明暸。这个短语包括各式各样的做法，从权力结构和工作本身的十分重要的改革，到肤浅得可笑的革新。
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最近建立的小型盖恩斯狗食品工厂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改进”的试验而设计的。它每班雇用二十四人。工人分成若干小组，这些小组自行决定工作方法以及在某一天由谁做哪项工作。没有工头，只有“小组长”，每一个人都是多面手。象装卸这种最次的工作在某个时候大家都干。雇工自己也可以雇人和解雇，他们规定时间，帮着作出关于购买新设备和作出其他选择的决定，而这些从前是经理部门的特权。据说生产率和满意的气氛都有显著的增长。
俄亥俄州莱马市普罗克特-甘布尔公司的一家工厂已经采用了许多同样的革新办法。每一个工人有几种技能，日常工作由大家一起做。雇工自己决定工资等级，决定雇人和解雇，也同样没有监督人。实际上这种工作的人力被认为是“共同体”。虽然工厂本身每班只雇用四十人左右，其他新的设备也是按照同样的方针建立起来了。
克莱斯勒公司在它的三十一个工厂中采用了一系列比较普通的改革。在若干场合，装配线上添装了脚蹬开关，这样，如果一个工人要停下来喝口水或上厕所，就可以把装配线停住（但每天的定额不比以往低）。有些责任已经下放到较低的一级，尽管难得下放到工头以下的工人自己身上。向工人解释和讨论改革问题的会议也在工作时间内举行。但是，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在工人刮、擦、抬和装配汽车的方法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在最近的将来预料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在若干电子和其他小规模的生产工厂，试行了工作轮班制，即让工人去完成某项整个局部装配工作，而不是仅仅做一两项十分简单的工作。在一个这样的工厂，即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规模的摩托罗勒工厂，有一条装配线上所需要的工人比原来的多，但是据说质量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抵消了增加的成本。
离开主要的改革再看尺度的另一端，例如在托皮卡工厂，也已经提出了一些很琐碎的改革，称为“工作改进”，其中包括在工厂的墙壁涂上荧光颜料，免费供应咖啡和廉价饮料，或仅仅由工头对优良工作进行“赞扬和嘉奖”，这后者有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名称，叫作“积极的支援”。[26]
即使把比较不重要的实例除外，这些不同计划的唯一共同点显然是集中注意于工作本身，而不是工资、福利等等。头两个事例涉及权力结构和决策方面的真正改变，而其他几个事例则限于工作程序上的技术性调整。比较重要的改革往往限于小型的和新设计的工厂。据《纽约时报》估计，全国仅有三千名工人由于“改进”而在他们的职业上看到真正的改变。[27]
但是，在工作改进上有几个消极方面已经十分明显。首先，由于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极大的注意，评论家和报刊杂志常常把产业工人不满的范围缩小到单单是厌倦的问题，把它同工人在工作中所面临的其他一切问题隔离开来。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弗兰克·沃利克写过一本关于职业保健和安全问题的书，他沮丧地说，“即使工作场所的嘈杂声、灰尘和生癌物质每年使那么许多工人死亡，不知为什么从未见到一本比较重要的杂志发表一篇涉及这种事情的用作封面图片题材的报道。”下面这一事实加强了这类疑问的正确性，即：无论如何，在一些重要的文章中几乎从未把对工作的厌倦和工作改进放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加以讨论，而是把它们说成是早已明显地有了解决办法的一个孤立的问题。
并且，有一种非常真实的反工会运动的潜流；而在关于工作改进的文章里偶尔也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一位就这个问题写过文章的劳工历史学家托马斯·布鲁克斯说，“……我发现，除创造新的神话和拾人牙慧之外，还有一种对劳动人民的潜在的蔑视和一种对工会的嘲笑。”他引用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院的弗雷德·K．福尔斯的观点说：制定工作改进计划的许多公司是没有工会组织的，并把这些手法看成“是停留在无工会组织状况下的一种手段”。
必须强调这些事实，因为工作改进在表面上对知识分子是很有吸引力的。正如报刊所说，它看来是很“富于想象力的”或“激进的”，而对一些进步人士来说，它似乎提出了一个解决美国工人阶级当前各种问题的迅速而简易的答案。在它能改进美国工人工作状况的实际应用中，它当然是完全有效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那就无论如何必须谨慎地加以观察，直到它被系统地提出来，足以克服它目前完全不涉及工人阶级所有其他不满的状况，并肃清它的反工会的势态。
但是，关于工作改进的最后一点是：即使在一个简单的经济水平上，对于这种想法的任何广泛应用都会遇到一种主要的障碍。在某些象电子工业这样的领域里，有时可以不要装配线技术而生产率不受什么损失。可是在其他许多方面，如果处理材料成为问题，情况就恰恰相反。装配线上的常规和压力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发生“对工作感到疏远”和“旷工”或偶然的破坏行为，装配线仍然保证比任何更“完善的”工作组织方法能每小时生产更多的东西。
就汽车工业来说，这是很清楚的。在洛莎城的雪佛莱·维加牌汽车装配厂每小时生产一百零九辆汽车，而全国平均每小时只生产五十九辆，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雪佛莱·维加牌汽车必须同从日本这样一些工资较低的国家进口的汽车竞争。这意味着：从一个企业家的观点来看，一个美国工厂在同一段时间内必须生产更多的汽车，如果要使价格和利润都是一样的话。因此，洛兹城的汽车装配线的速度恰恰为平均速度的两倍，以便和工资几乎正为俄亥俄州的一半的日本工厂相竞争，这只是部分地由于偶然的巧合。
因此，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工作改进将碰到竞争和生产率最高限度的限制。例如在欧洲，萨布和沃尔沃已经设计了一些使用生产小组而不使用装配线的汽车工厂。但是用这些方法生产的汽车本来就没打算和较低价格的进口货竞争；并且，虽然它们样式很新，可是比起使用装配线来，它们的生产率显然是要低一些。[29]
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工人及其工会在未来的岁月中将忙于同管理部门提高生产率的要求作斗争——这种更高的生产率会排除就业的机会和增加工人已经面临的压力，而不能发动一场争取“改进”工作的认真攻势。钢铁工人工会已经同经理部门一起参加“生产率联合委员会”，而其他工人则已经被说服放弃增加工资的要求，唯恐失去工作。这些事实表明，工作改进在走出它已经扎根的公司和职业的有限范围以后将面对的一些问题。[30]
对于将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工资-物价冻结”及其对一般美国经济的意义。
虽然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的细节通过报刊和宣传工具多次地反复讨论过，可是最基本的结果之一却很少提到。
简单地说，正是这种冻结把美国工人阶级的主要经济问题，即他们的工资与价格及利润的关系变成政治问题。
过去，这样的题目留给“市场”这个不具人格的力量去解决。如果工人工资的增益为通货膨胀所抵消，其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等到下次续订合同时要求增加更多的钱。在战后的整个时期，劳工基本上是同通货膨胀搞“你追我赶”的游戏，所以，虽然常常获得工资的增加，价格的上涨却使实际收入处于更低的水平。
具体地说，工会认识到工人是坐在旋转木马上打转转，但除了再三要求提高工资以弥补生活费用外，却找不到什么实际的补救办法。正如迈克尔·哈林顿在第二阶段开始时写的一篇文章里说的：但是，冻结所起的作用“是把经济政治化了……〔尼克松〕承认工资、价格甚至利润都是便于政府采取行动的一个适当的题目”。[31]
忽然之间，即使是关于工资增加多少的问题，也必须在华盛顿的工资委员会面前作一番政治斗争，而不仅是和公司进行谈判。尼克松所采取的显然对企业有利的“一点点来”的办法同工会支持提高工人购买力和满足社会需要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使经济的最基本的几个方面——工资、价格和利润——成为对美国每个工会工作人员都具有明显的实际意义的问题。[32]
这个变化向工会提出了未来两条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正如哈林顿所说的，“对这些新情况的一个反应将是提出全国性的收入分配问题（即反对在新经济计划中偏袒企业）。另一个将是使工会的斗争地方化……最强大的工会将能够保护它们自己。……但它们不会关心这样做是否会把负担转嫁到没有参加工会的和生活贫困的人的身上。”[33]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工会会得到奖赏，并且为了报答工业和政府的支持，就会同它们一道越来越变成企业结构的一部分。目前在劳工内部存在着两种趋势的迹象，不过大体上比较进步的一种办法占了优势。
最初，尽管劳工批评这个计划，他们确实参加了工资委员会，并且正如伦纳德·伍德科克所承认的，强大的工会获得了“它们可以接受的决定，而没有工会组织的或很小的工会就遭到严格的‘冻结’”。[34]有几个重要的工会，如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海员工会和建筑业各部门工会，在种种具体的劝诱下被尼克松的稳定计划和他的竞选运动争取了过去。但是在另一方面，劳联—产联各工会领导人（和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伦纳德·伍德科克一道）确曾退出工资委员会，尽管这一步骤招来了短期的惩罚。其后，劳联—产联坚持这样的态度：赞成遏制过高的利润，取消这项计划给予企业的税收上的有利条件，并一般地坚决主张唯一可以接受的稳定是一个公平处理的稳定。[35]目前着来，尼克松已经放弃了引诱整个工会运动来支持他的政策的企图。另一方面，他正试图加强既支持尼克松又支持稳定计划的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和建筑业工会，借以战胜和削弱米尼和劳联—产联的力量。任命纽约建筑业工会领袖彼得·布伦南为劳工部部长，而不是对一般的劳工运动提出别的建议，这是战略中的一个步骤。正如《民族》周刊劳工问题编辑B．J．威迪克所说的，“遴选布伦南一事避开了劳联—产联全国总部……〔布伦南〕不是米尼最喜欢的人。布伦南有独立的政治基础，而乔治·米尼则没有。”后来他又说，“如今在华盛顿有三个大劳工领袖，即菲茨西蒙斯、布伦南和米尼，这给尼克松以运用政治手腕的活动余地，他过去就是用这种手腕来控制工会的……建筑工会和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都不希望在1973年退却。它们认为自己是‘当权的’。预料感到尼克松战胜乔治·麦戈文的直接打击的，是劳工运动的其余部分。”[36]任何关于布伦南和劳联—产联领导之间关系的闹不清的地方，都被后者对布伦南最早一次的关于立法的正式证词的愤怒反应所澄清了。在作证时，关于青少年工人最低工资的问题，他支持政府反对劳联—产联。米尼立刻指责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毕生拥护的工会原则”，正在代表“商会的声名狼籍的路线”。[37]
无论如何，基本的经济问题已经政治化了。因此，视经济情况而定，新的压力可能迫使其他工会仿效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和建筑业工会的榜样。
如果工会在全国舞台上找不到其他政治同盟，这种压力将变得特别强大。甚至那些真诚地主张对一切人实行社会和经济上的公正原则的工会，最后也必须“屈从于”他们自己的成员。如果对自己工会会员有利的唯一联盟是一个伙同尼克松反对穷人和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的联盟，“保守的工会”这一想法可能很容易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上面阐述的三个问题，即自动化和工厂迁徙对工人越来越大的威胁、工作改进和生产率，以及工资—价格冻结及其后果所引起的政治发展，都既有危险也有取得进步的机会。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对它们怎样处理，特别是自由主义者、黑人和劳工的联盟是否会得到发展。而这种联盟是能够提出积极的解决办法的。
五
当然，关于工人和自由主义者结成争取进步的政治联盟这一想法，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它一直是把大多数美国人民争取到进步这方面来的希望的基础。
本书的中心主题是：尽管有许多巨大的阻力，黑人与白人蓝领工人以及自由主义者的联盟是可以办到的，决不是一种幻梦。
蓝领工人并未消失，也并未被吸收到中产阶级的行列中去。阶级区分依然是很真实的。大多数工人的收入不够过象样的生活，只有少数的工人能认真地说是富裕的。他们面临着一系列实际问题，从工作上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恶劣条件，到居住区、政治和美国生活的其他方面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公平现象。
工人的政治态度和行动也遭到严重的歪曲。我们看出，他们和他们的工会都不是“必然保守的”，而且在许多决定性的方面，他们实际上是以比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较优越者”更加进步的形象出现的。除报刊上十分注意的所有不可否认的保守主义和种族偏见的例子以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趋势：从对他们自己的具体问题发挥的越来越强的斗争精神，到以前完全被忽视的进步情绪的实例。
最后，甚至由于投票选举华莱士和尼克松而被认为是“右倾”的情绪，也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基本战略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有人指出，自由主义者的力量一再忽视甚或攻击工人的利益。值得考虑的是，如果没有六十年代民主党人创议的一长串引起工人反感的社会计划，而代之以若干页充满了一例又一例的自由主义者的建议，这些建议既支持工人们尚未得到满足的实际需要，又表明真正关心他们的利益，那末，今天的形势就会多么不同啊。
简单地说，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想法：目前自由主义者和劳工之间的僵局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不能扭转的。
共同的问题肯定是存在的。无庸赞述，由于大多数黑人受雇于最次的蓝领工人的职业，蓝领工人的每一桩苦情都特别在大多数黑人方面可以找到。象充分就业、较高的工资、比较硬性的保健和安全规定、养老金改革、职业保障、税收改革，以及公平的政府经济政策等等，只不过是最先想到的一些例子。甚至象较好的学校和住房，以及减少犯罪行为这些现在很容易引起对抗的方面，基本上都是所有蓝领工人的，实际上也是所有美国人的共同问题。
但是很遗城，仅仅就共同的问题和利益的一些方面开出一大张详细的清单来，是无济于事的。真正的联合并不会由于有一系列的问题或想法而突然出现。只有在各个集团已分别采取行动，人们已经被唤起而进行活动的时候，才能产生真正的联合。
一些合作的例子上面已经讨论过，如在南部的几次罢工中以及较小程度上在北部的一些地方团体中，黑白工人的团结一致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但是，除此以外，在最近几个月内，自由主义者的人类生态学的力量和若干部分的劳工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已经联合起来了。
最引人注意的是，石油、化学与原子工业工人工会于1973年春季发动罢工抵制壳牌石油公司时所得到的支持。[38]主要的生活环境团体，其中包括荒野协会和大地之友会，支持了这一抵制。这一抵制的目标是为工人争取较好的保健与安全规定。有一个团体把这一行动叫做“劳工和生活环境组织的历史性的第一次联合”。[39]大地之友会说：
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工人是在工作场所受到污染危险打击最厉害的一部分人。而且，我们认为美国工人象任何其他美国人一样有参加改进生活环质质量决定的权利。不仅如比，工人有权要求最安全和最合于健康的工作条件。[40]
一个由参议员菲利普·哈特组织的、以华盛顿为基地的团体，即城市生活环境会议，也把一些黑人和劳工团体同研究环境污染问题的专家结合起来，讨论职业保健与安全之类的问题（如果严格实施控制污染的规定，就可以制止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的威胁），以及城市中心贫民区儿童的铅中毒问题。[41]
还出现其他一些小规模的努力。在波士顿，经济机会局的一个方案——城市计划援助处——把年轻的科学家和保健专家同工人结合起来，发展有关危害健康问题的情报工作，并为工会和工人提出训练计划。纳德支持的一个单位、即健康研究小组也包括进去了。[42]
最后，在罢工和组织工作情况方面也有过自由主义者和劳工合作的孤立例子。当然，最重要的是农业工人工会的葡萄和莴苣抵制运动，但是也有其他地方性的实例。然而，从现实观点看，这些事情固然暗示着长期看来有合作的可能性，现在却显得太小太孤立，只能提供关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想象。在今后两三年内，只是在一个主要方面会发生联合的真正努力，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在引起目前大部分两极分化的方面，即进行选举的政治活动的领域。不管从长期着来有多大的希望或潜力，只有争取地方上的公职以及国会和总统的职位的运动才会给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提供具体机会，认真地努力把现在分隔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裂缝弥合起来。
与某一次示威游行甚或一次大罢工不同，好几万黑人、学生和工会会员实际上都卷入到政治运动中去了。例如，在1972年的选举中，积极参加的学生比参加和平进军的学生多，积极参加的工会会员比参加任何一次大罢工的都多，积极参加的黑人比参加民权运动任何时候的大规模行动的多。此外，对蓝领工人、黑人以及现在对学生来说，政治提出了决定性的问题。现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不仅决定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将怎样处理，而且决定以往不属于政治的工资将增加多少、物价将上升多高的问题。也和实际上不太需要局外人过问的如罢工之类的其他方面劳工行动不同，政治活动几乎必然地要求联合。除了一个自由主义候选人只需求助于一个集团来获得当选这种少有的情况外，政治运动迫使各不相同的集团进行合作。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联合是容易的。特别是就全国范围来说，报复性的政治活动在民主党内部似乎占着上凤。正如1972年年轻的代表们怀着可以理解的喜悦心情撵走了戴利市长那样，乔治·麦戈文灾难性的表现也加强了劳联—产联最高一层领导人肃清麦戈文分子的决心。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劳联—产联既感到愤慨又希望重新获得党内中心地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即使是基本上同情“同性恋爱解放”运动的人也必须承认，明尼苏达州会议通过决议赞成同性恋爱的婚姻合法化的举动（在全州电视观众面前），无论在民权方面或在政治现实主义方面都不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事例。[43]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且还有公平代表制的基本思想，都要求劳工在民主党内占据一个中心的地位。
但是，至少在口头上，劳联—产联的一些领导人赞成把他们叫做“新政治”的人物或“讨厌的家伙”那几类人完全驱逐出党。一个记者把他们的态度说成是“凡是那些对党的主流不满的人也大可以去掉”，以及“左派必须滚蛋”。[44]
我们可能希望，这是一种口头上的诛戮过多的说法，类似在谈判签订合同时第一次提出的特别强硬的要求，目的在于保证达到一个比较适度的目标。但是，如果劳工所用的“讨厌的家伙”这个词指的是民主党中整个自由主义的麦戈文派，并且劳工真正想把他们撵出去，这种态度就接近自杀的边缘了。这种行动会取消党内许多最亲劳工的力量，并加强南部各州民主党中极端保守的一派。纵然这会削弱“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花的代价也就只会是代之以纯粹老式的工会破裂罢了。不管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有多少罪过，他们总比民主党中的保守主义分子好一些。
幸而劳联—产联在这一点上始终是现实主义的。上面已经指出，尽管工会支持战争，它们还是拥护许多自由主义的“鸽派”，包括乔治·麦戈文在内，因为在一些关键性的国内问题上，他投票时确实同劳工站在一起。由于1976年即将来临，为了使共和党不能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执政，仅仅是劳工本身的利益也将要求减少党内的分歧。
但是，不管这种态度变化的精确程度怎样，未来的政治斗争将必然为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合作提供从劳联—产联合并以来最好的机会。其理由是：许多在政治上最活跃的工会（因为它们支持麦戈文，而联合会则不予支持）扣留了捐赠给劳联—产联政治教育委员会（劳联—产联的政治支柱）的约五十万美元。甚至在若干月以后，象电讯工人工会、国际机器工人协会、混合切肉工人工会、美国州县市政雇员联合会这样比较大的工会，以及象拥有十万会员的石油、化学与原子工业工人工会这样比较小的工会，正继续倾向于维持独立的政治活动，而不是把政治活动交给联合会去搞。[45]
例如，1973年初，独立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同巨大的国际机器工人协会联合起来，在华盛顿成立一个联合立法的“人民会议”，代表这两个组织的约二百五十万美国工人。这是一个其本身在规模上几乎可以同建筑业工会相匹敌的联盟。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休伯特·汉弗莱和沃尔特·蒙代尔在他们的华盛顿会议上发表演说，特别集中谈到了产业工人的一些问题。[46]同样，有五十万会员的美国州县市政雇员联合会，以及其他象全国教育协会和国际救火员协会这样的公职人员的工会，协力于1973年3月成立了一个“美国公职雇员联盟”，这是一个分别有经费来源的有关法律和立法的机构，代表约三百万从事公用事业的工人。[47]
最后，在1972年竞选运动期间成立的工人运动内部的黑人组织、即“黑人工会会员联盟”，在选举以后的几个月还继续进行独立的活动。它的领袖包括全国地位最高的黑人工会会员。[48]
但是，一个容易产生的错误观念必须从速加以澄清。把劳联—产联的政治支柱，即政治教育委员会看成是代表工会运动的保守派，那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政治教育委员会一贯是进步的，它代表劳联—产联自由主义的一派而不是保守主义的一派。六十年代主要的民权法案和大多数好的社会立法，都是得到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赞同和支持的。并且，在自由主义者愿意支持接近民主党中间派的候选人的情况下，据说他们有大得多的决心来支持比他们更左的候选人。劳联—产联的真正保守派，即共和党的一派，从未支持过政治教育委员会，并且往往捐款给政治教育委员会所反对的候选人。[49]
这些新的劳工政治团体的重要性更多地在于组织方面，而不在于现有的政治差别上。为了要成为一股有效的力量，政治教育委员会已经组织得很严密和“专业性”很强了。这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局外人或业余活动者所能起的作用。一般地说，它没有给那些对工会确有兴趣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提供很多作出贡献的机会（可是，公道地说，通过尽力把选民登记扩展到工厂大门之外的办法，这方面的情况近年来已经有些改变）。
但是新的团体，以及在另一方面许多工会的独立政治活动，都提供了实际接触和联合行动的广泛机会。在经费不多、人力较少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它们对外界来的帮助就容易接受得多，并且会给工人运动之外的进步分子提供更多的机会来使用他们所具有的一切技能，而他们不仅对工会工作人员而且对工人本身都很关心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会看得出来的。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工会，它们和乔治·麦戈文合作，而并不同样具有对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憎恨，因此它们或许不仅会接受而且会鼓励这种帮助，尤其是如果这些自由主义者除了谈论之外也愿意倾听的话。
这种合作的影响可能确实是很深远的。不管这种影响如何，工会和蓝领工人都无疑地是关心实际效果的，他们看行动而不看言论。看到自由主义者和劳工在政治活动上实行有效和真诚的合作，比任何表示支持和关切的华丽虚饰的语言更能消除素来的不信任。至少它也会在1976年的选举中给合适的候选人一个合理的机会来凑成一个多数。
这样的变化，将要求自由主义者把他们六十年代那种本质上“自上而下的”对待社会的态度（“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实质），改变为对黑人和白人“普通”人民的智慧和基本体面的尊重。我们无需接受劳动人民每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偏见，来摆脱往往对他们抱有的同样令人难以容忍的偏见。
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出版的《华盛顿消息》的编辑和写得极好的关于蓝领工人健康与安全问题一书的作者弗兰克·沃利克，用了一整章的篇幅论述学生怎样才能同工会和工人相处得很好的问题。可是，他的结论实际上扩展到所有自由主义者和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集团。在特别谈到学生在职业保健与安全运动方面同工人合作的可能性时，他说：“工会领袖们，甚至最进步的民主党工会的领袖们，都异常愤恨那些前来拯救他们摆脱愚昧无知的年轻人。在学生这方面，他们要看透工会对于在其办事处周围绕来绕去‘访问贫民窟’的局外人往往表示怀疑的那种关门主义，是不那么容易的。……仅仅有为工会服务的能力和愿望［是］不够的。工会最憎恨的是‘高人一等的优越戚’。这是这样一种态度：‘瞧，我们是在大学里造就的聪明进步的学生，有我们到这里来帮助你们，你们该是多么幸运啊！’要搞好联合，学生和工会就得采取非常小心谨慎的外交步骤，但这是会起作用的。那将不是召开群众大会和通过激烈决议的大众的联合，虽然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而无宁是诚挚的年轻人悄悄地、孜孜不倦地从事的工作。这些年轻人不愿招摇，但决心实现他们的诺言。如果任何工会拒绝这种帮助，那将是极端愚蠢的。”[50]
因此，至少在这样适度的水平上的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联合，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而是有非常现实的可能性。麦戈文力图把杂七杂八根本不同的集团和问题捏成一个选举的多数，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却与此不同，他们已经由于同样的问题而联合起来了，并且需要同样的解决办法。他们是美国人民的多数。单单这些事实就使得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联合成为未来岁月中争取进步的最光明的希望。
六
除当前的实际政治可能性之外，还有一些与蓝领工人的问题和不满长期有关的事情。这些关系为美国指向一个更通情达理的和更民主的未来。很明显，进步分子所抱有的争取根本改进的一切希望，必须设法同美国公民的多数、即蓝领工人联系起来。
但是，关于社会变化的流行的“理论”至今把注意力集中在除工人之外的其他人身上，把他们着作是进步的未来的主要因素。黑人、学生、妇女、甚至嬉皮士的抗议和不满统统被看作是对不公平现状提出的激烈挑战。这些集团往往被说成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他们的斗争将改变社会的根本性质。象查尔斯·赖克的《美国的绿化》或弗朗苏瓦·雷维尔的《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耶稣》或罗斯扎克的《荒地终止的地方》这种流行的宣言书，是同学生-嬉皮士文化革命有关的这样一种趋势的三个生动实例。
另一方面，到工人在社会的基本变化中起作用的时候，他们充其量也不过是找到了辩护士而不是找到了拥护者。在讨论工人将来潜在的作用时，常常最后会提出这样一个警告：自由主义者切不可期望过高。有时人们提到工人的潜力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革力量，但总是坚持认为工人不是“革命的”力量，肯定不准备在无产阶级热情的鼓舞下去设置街垒。但是，如果工人不打算去推翻政府，那么在这一点上，其他任何人也不会这样作。例如，当前的一批学生就似乎同他们五十年代的前辈一样保持沉默。
不去考虑工人阶级的不平和不满，认为它们不如其他集团的不平和不满那么经过认真考虑或深切，这事实上就有点看不起人的味道。它带有某种含意，认为工人同学生、黑人、嬉皮士或其他集团不一样，他们有些愚蠢，缺乏想要对社会作根本改进和真正改革的情感。
但是，也很难认为，工人是如此的不同，以致在所有社会集团中只有他们对进步的变革必然是短视的。
实际上，所有这些讨论都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基本的进步变革并不来自宣读晦涩的和抽象的宣言书。倒不如说它来自普通老百姓的真实而迫切的需要。大多数参加美国革命的人从未听说过约翰·洛克。1789年攻打法国巴士底监狱的群众也不知道存在过一个叫做伏尔泰的作家。“普通”老百姓所知道的是他们的问题，并且也知道治标的办法是不解决问题的。
这样看来，蓝领工人不满的意义带有一种十分不同的性质。如果我们注意工人所遇到的实际的和迫切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在许多情况下必然是“激进的”——这不是就抽象的理论而首，而是就具体的现实来说的。
最迫切但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之一，就是创造真正的充分就业。对于所有的工人来说，这是一个迫切的实际问题，但是它涉及经济公平和社会上应当优先考虑的事项的基本问题。充分就业和对那些不能工作的人给予援助加在一起，就意味着实际上消灭美国的贫困。
目前，这个问题被关闭在言语字句和统计数字的种种矛盾的迷宫之中，这只能使人想起乔治·奥韦尔著的《1984年》。正如我们看到的，“失业率”严重地歪曲了问题的真实重要程度。但是，另外从企业的观点来看，充分就业甚至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了。它只意味着保证稳定的某种折衷的失业水平。这一水平曾被判断为百分之二点五。现在这一水平实际上高了一倍。有些经济学家事辩说，如果百分之五的劳动力没有职业，这就是美国所能达到的最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了。[51]
另一方面，工人运动对这问题却采取了唯一的通情达理的看法。正如劳联—产联的主要经济学家纳特·戈德芬格所说的，“照加入工会的工人看，充分就业意味着所有能够工作并想寻找职业的人都能有挣到象样的工资的工作机会。”[52]
这一定义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坚决主张把职业和象样的工资合在一起来谈。这提出了在整个辩论中往往被忘记的中心问题，即就业的重要之点是保证过一种象样的生活。事实上，在美国任何人都可能被短期“雇佣”，例如，只要他愿意为了得到五分钱而擦洗汽车，或为了一天挣一块钱而去当家庭佣工。问题不单单是工作而已，而是所担任的工作的工资要使工人能够生活下去。
特别是中心城市的黑人失业状况，使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地显露出来。在任何大城市里，人们可以发现许多报纸的征求栏里刊登的招请擦洗汽车工人和洗盘工人等等的广告，然而许多失业的人是不会去应征的。根据这一情况，“文化”因素和“缺乏工作道德”就成为议论纷纷的话题。
然而，只有几哩路远，例如在通用汽车公司一个工厂的招工办事处里，就有数以百计的黑人从一清早四点半钟等候依次接见。任何时候“高工资”的工厂一开设，申请工作的人就蜂涌而来，有时达空缺的四五倍之多。有些工厂有许多胀得鼓鼓的档案柜，里面装满了它们从来不会退回也不予以考虑的申请书。愿意工作的工人是大大供过于求了。[53]
问题很清楚。一个认真的充分就业计划，不能涉及把照看婴孩的短工、卖报童、摆牛肉饼摊子的伙计同工业的或其他种类的稳定职业混在一起的全国性统计数字。第一类只能为十几岁的人提供真正的工作。其他如零售业或洗衣业的工作在经济上只能维持单身汉或没结婚的妇女。这些工作中没有任何一种能维持一个家庭。有一百万这样的工作可能向黑人区开放，但是年轻的黑人仍旧会在工厂和其他工地的招工处排成长队，找工资较高的工作。
根据这方面来看，人口调查局所解释的“失业”的问题就变成只是冰山的顶尖了。只能找到零星工作的工人，以及受雇于低工资工业部门而挣取低于贫困线的收入并不能找到更好工作的工人，必须一并包括在内。我们曾经指出，正是这一类人而不是失业者，构成贫困黑人的大多数（实际上也构成贫困白人的大多数）。*
*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这些其他类别叫作部分就业，把失业与部分就业这二者之和叫作总“次就业”。根据这个标准，有一项研究发现：1970年在六十个城市地区内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中心城市的黑人和白人居民处于次就业状态。[54]但是，这一概念的缺点是，它把实际上的一个连续统一体人为地分裂开来，并且倾向于把所有工人的共同问题和利益掩盖起来。
有种种建议，可是没有一个本身是完整的或不包括其他建议在内的。也许最流行的建议是在公共事业部门中创设许多工作。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的领袖杰里·伍尔夫提到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发现在公共事业或非牟利机构中可以创设大约四百三十万个非专业的工作，来完成有用而需要的服务。”他接着说，“这些工作不是‘因人而设的闲职’，而是实际需要做的工作。”[55]
实际上，有过多次开始创设工作职位的立法尝试。有些直接与福利金领取者有关，有些是为一般失业者设立的，但其结果都只抓到问题的表面。1971年的公共事业就业计划仅仅创设了十五万个工作职位，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临时的，并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由长期失业需要救济的工人填充的。福利改革法案的“工作福利”条款到目前为止创设了六千九百个工作职位，约合一个工厂雇用工人的人数。[56]
但是，如果作出认真的尝试，真正的的潜力是十分清楚地存在着的。瑞典，即使它的失业问题比美国小得多，却花了三倍于美国的那么多的钱，并且使三倍于美国的那么多的失业人数得到好处。他们的公共工程规划除公共工程计划外还包括“受保护的车间”和政府支持的工厂。事实上，他们可算是真正达到了充分就业。[57]甚至在三十年代，纵然国民生产总值只合现在的五分之一，美国政府还能让大约四百万美国人在联邦资助的公共工程中工作，很难令人相信以同样真诚的努力今天倒做不到。
但是仅有公用事业工作还不行。失业和现在存在的福利制度“起了资助低工资企业的作用。一个有保证的公用事业就业计划会提高工资，而且对企业的代价也很高，特别在南部各州是如此”。[58]因此，私营部分的必要的改变就不可忽视。有一个方法是对企业采取税收刺激和对低工资收入的人给与政府津贴。[59]
但是，就业计划中“让企业去干”的方法（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的实际经验，并未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联合经济委员会对这个有四年历史的计划进行了研究，发现“这计划可能津贴了那些即使没有政府帮助也总会雇用不熟练工人的雇主”。并且它“已经证明在失业率很高的时期实际上是无用的”。[60]事实上，乔治·米尼1968年在国会作证时就准确地预言会发生这种情况。正如劳联—产联所说的，“这恰好证明，在这一点上依靠税收刺激是一厢情愿的想法。”[61]
另一种办法是承认工业位置问题象从它们大烟囱里放出的废气一样，是一桩对公众和政府都有关系的事情。这个问题对于有关职业外流及其所造成的失业问题的讨论也是根本性的，但是它必须扩大到把职业流动使各地区遭到破坏的一切方式包括在内，并且必须制定一些规章。
有一个可能性是通过立法，要求一定比例的新工厂设置在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其他更属于推测性的可能性包括由政府直接拨付津贴来支持新的企业，或者建立合作机构，给以生产美国需要而市场不予鼓励的货物的稳定可靠的政府定货合同。特别是，如果这类企业立意要使用大量劳工，能提供最大数量的令人满意的职业，它们就会发生实际的影响。
但是，尽管所有这些计划的细节十分复杂，需要同工会、管理部门和失业者本身一起具体进行制定，第一步总该是一个以做到充分就业（按工会所理解的这一名词的完全正确的意义来说）为主要目标的基本计划。
大概这是可以认真地改变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两极分化状况的唯一计划。它把体力强壮的人的工作问题同对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的帮助明确地区别开来，就能一举而解决福利问题。它将比其他任何政府计划对黑人地区投入更多的钱，取得住房、医疗等等方面的明显效果。最后，它对于目前笼罩美国各大城市的爆炸性犯罪问题将有深远的影响。固然强盗和其他罪犯占失业者的一小部分，并且有些罪犯也不会被那种答应给予适当工作的诺言所吸引，特别是那些贩毒赚大钱的人，但是充分就业就会把失业和由于没有希望过象样生活而造成的大量新手吸收殆尽。
为争取充分就业而进行的严肃斗争的前景实际上是大有希望的，尽管不可避免地要遭到企业方面的反对。正如迈克尔·哈林顿所指出的，“有组织的劳工势必会成为任何争取有保证的工作权的政治运动的先锋。工会在将近三十年前就为了这项要求而进行斗争。自从那个时候以来，它们一直为了实现一系列能刺激经济的人力计划而奋斗，这种刺激的方法不是给予公司以意外的收入，而是给男男女女安排工作以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当然，单靠劳工是不能奏效的。但是它在中产阶级中有着天然的同盟军。这个问题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即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的利益必定会由此很明显地汇合在一起。围绕着要求得到有保证的工作权而形成的这种联合，会给整个社会造成许多后果。”[62]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上面最后所提出的主张也只是没有充分说明事实罢了。充分就业会对美国面临的整个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最巨大的影响。
但是，尽管充分就业是可能争取的最迫切和最直接的政治目标，其他许多目标也应当提到。工人所注意的一个进步的问题是城市生活的质量。工人在减少犯罪和污染，改进住房、医疗护理和大众运输系统等实际问题上的利害关系是很明显的。但是，开辟“合乎人性的居住区”的迫切需要并不限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各新村的居民。不同种族的工人阶级的地段事实上往往是城市里最真实的居住区，而工人重视这种居住区的意义的心情，同最热诚地拥护新村的人一样的殷切。
这问题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因为城市地区面临的许多问题可以溯源于各大城市有计划地破坏有机的居住区的方式。城市规划者的理想是就业、住房和各种服务事业都经过规划和协调而成为一体化的居住区，同这一理想相反，大多数城市地区是特殊利益和计较得失心理的混乱产物，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性的需要服从于经济法则。专业化和赚钱这一企业逻辑使装配线上的工作基本上不合人性，这种企业逻辑也使许多城市同样产生这种情况。正如效率的逻辑把工作变成呆板重复的动作，阻止了社会上的交换和满足一样，专业化把城市分为企业区、闹市和单调的住宅区而不是真正成为一体的居住区，会引起同样紧要的问题。划分地区的法律和建筑的式样是以最明显的阶级偏见为基础的，这几乎保证一个人的舒适、键康甚至身体安全都直接与其收入成正比。逐渐衰败的中心城市、活动房屋搭盖场，以及有钱人用墙围起来的堡垒，都是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
从充分就业的实际问题，跃进到认真处理恢复居住区生活的解决办法，其间的距离并不象看起来那么大。在特殊利益集团面前，居住区变得无能为力这一现实已广泛地为蓝领工人所了解。有些同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一样的完整“新城市”的试验已经出现。[63]种族问题在这个地区显然很突出，并构成严重的障碍，但黑人和白人对工人阶级的象样住房的需要给改革提供了真正的机会。种族隔离的明显愿望不会突然消失，但是当新建的（或更可能是重新发展的）没有种族隔离的居住区提供安全的街道和较好的住房以及改进的运输和社会服务，而不是现在的城市为其居民提供的那种前景的时候，很可能这种愿望就不成为多大的问题了。
除了这两个问题以外，还有其他对长远的将来更带有推测性的方面。
一个是干脆废除完全死板的体力工作。我们已经指出，有些工作改进计划使工人在工厂的日常活动中起着更加广泛的作用。但是除此之外，还在于更为广泛地参加整个企业管理工作的可能性。工人“自治”的一些零散实例已经在西欧出现，并且从理论上说南斯拉夫就是个典型。*
* 实际的现实象历来一样，远远落在理想的后面。由予政府和高级经理人员这二者的影响，工人实际上管理南斯拉夫工业的程度如何是很成问翅的。[64]
但是，两种基本思想是引人注意的。一种是在一个企业里工作的人——扩大地说，即全体人民——对生产什么东西、新投资的种类和数额，以及工业部门属于社会问题而不属于技术或专门问题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应该有发言权。
另外一种是没有任何人应当“仅仅”是个工人，一个毕生只做一种简单工作的按时计算的雇工。目前存在着的那种往上移动，只是极少数人能够从一个静止等级逃避到另一个静止等级的有限的出路。长期的要求是打破体力和智力、只用铁锤的人和从来不用铁锤的人的范畴。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改变权力结构，不再象以前那样让一切权力和决策权都集中在一个集团身上，而其他集团不得过问。
虽然多年来否认美国有阶级存在的说法是很流行的，阶级仍然是个铁的事实。我们已经看到，不仅在工厂，而且在社会上以及在全国，蓝领工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始终是次等公民。美国现有的政治民主，即在对立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同民主这个词的全部意义有很大的距离。一向作为进步理想的根据的最后问题是真正的民主——人民管理社会上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不把一个人所做的工作或一个人所得的收入作为权力或功绩的标准。这是民主理想的最完整的形式。
要建立这样一种民主，那就无可否认地需要采取真正的革命的手段。但是它是这样一种革命，即：虽然它一向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着，它同现有的任何国家的实际情况相距太远，以致它是一种还没有名称的革命。本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劳动人民的名义进行的，可是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之外，只在不发达国家出现，而且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工业发达的地区是一种发展的而不是变革的策略。这种似乎矛盾的说法往往是学生或知识分子不能正确对待工人们当前的真正问题的原因。对极端贫困的、有时是挨饿的农民其有吸引力的问题和政策，就是不适合美国工人的需要。不管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缺点如何，它们根本不能成为在美国争取真正进步所效法的榜样。
相反，只有把民主扩大到美国生活的社会和经济的中心方面，创造一个并不歧视蓝领工人的社会，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这就是实现那种一直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民主的理想，实现那些在我们整个历史上都暗中存在的平等和真正大众统治的思想。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将来的事情。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处境，许多人可能认为讨论这类问题是极其渺茫而不切实际的。但不把蓝领工人看作是争取进步的真正力量，也同样是错误的。蓝领工人的真正需要会成为进步的主要动力而不是一种障碍，如果把所有的神话和优越感都排除掉的话。
马丁·路德·金在逝世以前不久，提到黑人造反时说，“这已经发展成不止是一个单单要求平等的问题。这是为了创建公平，对创造了生产奇迹的制度的一种挑战。”[65]
那些话是他在1968年年中写的，还在白人工人的反抗最初在政治上表现得很混乱以前。但是在那时以来的这些年里已经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这同一说法也适用于一切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就实际意义来说，不仅创造生产奇迹而且还要创建公平的这种要求，才是本世纪每一次反抗和每一次进步斗争的主要要求。这也是在美国工人日益不满的情况下构成一切复杂问题和复杂事件的基础的中心问题。因此，近些年来的纷扰和混乱或许未必是一个“共和世纪”（即在寻求进步中的一个永久性的僵局）的开始，而毋宁是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进行斗争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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