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工人阶级多数》（美国蓝领工人观察）
第六章 当前的局势
一
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自由主义者把劳工看作是一个他们希望很快会觉醒过来的“沉睡的巨人”。但是，1968年华莱士的竞选运动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突然之间，在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等待已久的劳工的“觉醒”与其说是将为自己增加一个有力的新同盟，还不如说是预示着对下进步的一种威胁。1970年对和平进军游行队伍的攻击以及1972年选举中被误解的一些事件，似乎把这种观念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巩固了下来；有些自由主义者现在断定，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是让劳工再去沉睡。
但美国工人阶级是不会“再去沉睡”的，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分子也不应希望它会这样。华莱士、“硬帽工人”和1972年蓝领工人的投向尼克松，只不过是劳工的这种“觉醒”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这正是蓝领工人的不满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因为这反映了六十年代劳工队伍中发生的两种基本变化——黑人的大量拥入以及工业美国的工场和工厂中新的一代的出现。
二
自从1971年冬天俄亥俄州洛兹城的一年汽车工人的那次罢工以来，青年工人受到了报刊很大的注意。《生活》周刊、《花花公子》杂志、《新闻周刊》、《哈泼斯》月刊的记者纷纷聚集到那个工厂来，同青年雇工们谈话，回来后都报道说，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工人。[1]
但是这种变化并不限于洛兹城或汽车工人。许多观察家都一致认为，美国各地新的一代工人之中存在着一种“青年的反抗姿态”。
当我向一个地方工会的领导人问起他们的情况时，他回答说，“他们是不同的，没有关系，出不了啥问题。他们受的学校教育较多，提出的要求较多，要是发生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他们动不动就会闹翻天。”我和欧文·布卢斯通谈话的时候，他主动地提到了这个话题。“工厂里存在着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就象在整个社会上一样。进入工厂的青年工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比上一代受过更多的教育。研究报告表明，当前加入工业工人队伍的工人，平均受过大约十二年的教育，而上一代是八年。受的教育多了，对于未来能够提供些什么便抱有更大的希望。愿望是更高了，我们目前情况的一个方面是个人在‘干他自己的事’，这在我看来是非常健康的，是一个极好的迹象。”
这些青年工人的反抗性不但表现于提出更多的要求，更难容忍对工人阶级生活的糟踏，或者只是留起长头发来，而且还表现于另一些新的和惊人的方面。
最常见的现象是旷工。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旷工现象在过去十年内增加了一倍，一些工厂的工人每逢星期一或星期五有多到百分之十五的人不去上班。他们常常连什么理由都不说，也不交一张很容易弄到的假的医生病条。很多汽车工厂已经不再认真想执行旷工处分条例。
人员流动率也非常高。有些工人只工作到收入已够过一阵子为止。少数的人根本感到厌倦，在轮班工作的时间内中途走掉，一句话不说就离开了工作岗位。
不满情绪的另一种表现是干活马虎，有时发展到小破坏的程度。这包括把工具焊接在汽车挡泥板上、刮伤油漆、撕破座垫材料，直到蓄意进行毁坏，例如在一个制药厂里，有人把几品脱的次等洒倒进了制漱口剂的小缸里，另一起事件是把绿色染料掺进狗的饲料。[2]
吸毒的突然大量泛滥也是青年工人新作风的一个方面。正是由于工作的性质单调无味和令人失望，大麻、安非他明，甚至海洛因越来越盛行。特别是安非他明，作为一种兴奋剂，越来越受长时间工作或在加速装配线上干活的工人的欢迎。在一些工厂里，吸海洛因成瘾的人在厂里当场香厥过去。在青年工人比较集中的晚班，当工间休息时，拿一支用大麻叶制成的香烟相当公开地传来传去，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3]
最后，日益增多的青华工人怀疑、甚至拒绝接受陈旧的规章制度和服从工头的指挥。他们这种新的过分自信的态度，不受关于大萧条的记忆的阻碍，表现于对雇主提出空前数目的申诉以及许许多多对不公道的劳动管理惯例的指责和请愿，甚至干脆拒绝遵守条例。有一个钢铁工厂因工人违反条例而采取的纪律处分，从1965年的几百起，上升到1970年的三千四百起。过去工人受到了三次纪律处分就要被解雇，现在有的受了八次处分还留在厂里工作。[4]
然而，虽然一种新的不满情神的迹象已经在美国各处出现，足以代表青年工人造反精神的，却是1971年冬天在俄亥俄州洛兹城一个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厂里发生的抗议和罢工。这次斗争之所以意义重大，不是由于它的具体争端，也不是由于通用汽车公司行政方面采取了异常的高压手段，而是由于青年工人敢作敢为的姿态和无比的精神，这种精神似乎暗示未来年代里会出现逐渐加强争取改革的普遍压力的可能性。
洛兹城斗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71年秋天，当时数百名工人受到解雇，他们的工作有许多被分摊给其余的工人。
这个加速措施导致了一次未经协调但是具有摧毁性的反击。许多工人让装配线上的汽车传送过去而不进行必要的操作，有时还采取故意的破坏行动。当是否要举行罢工的问题促使工会召开一次会议的时候，异乎寻常地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参加了会，实际上一致通过实行罢工。
在罢工期间，工人不让没有参加罢工的办公室职员进入厂内，他们还创造了“白衬衫”这个词来突出双方面的区别。二十九岁的当时地方基层工会的主席加里·布赖纳用几句话概括了罢工工人的精神。“这些家伙都成了老虎。他们真正有了勇气。过去工会开会见不到他们。现在我们听得他们在自助食堂里唱《团结歌》。”[5]
虽然这次罢工三个星期就解决了，并且听得到的让步只限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洛兹城的罢工却对通用汽车公司和整个企业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固然这决不是工人第一次为了工厂的加速制度之类的问题而实行罢工，工人自发的斗争性却是惊人的。老资格的劳工领袖拉塞尔·吉本斯把这次罢工叫做“自从1937年弗林特静坐罢工以来工人反抗的一个最惹人注目的实例。”[6]
不过，虽然这次罢工是惹人注目的，它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工会工作人员们指出：俄亥俄州诺伍德的老一辈工人当时正在为类似的问题举行着时间长得多的罢工；在压力加强了的通用汽车公司其他一些工厂里，工人们没有达到罢工程度的严重不满情绪也是很明显的。
但是在青年工人的态度、生活方式、行为等方面，却有点很新的东西。五十年代劳工的沉默，虽然被那些对当时工厂没有第一手经验的作者所夸大，在一定程度上却是非常真实的。这种情况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对当前不满情绪表面化的部分解释是，这两种因素都不适用于新的一代。
沉默的第一个原因是遗留着对萧条时期的记忆。对于在那些年代里生活过来的工人来说，与他们仍然受到雇用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事实相比，对工作的不满总是次要的。那一代的工人没有在任何深长意义上满意过他们的工作，但他们由于三十年代的经历而予以容忍了。
然而，他们之后的一代工人在看待工厂方面却不是同领救济粮的队伍相比，而是同中产阶级所担任的工作相比的。经过这番对比，中产阶级当然显得优越，工人就感到深刻的失望和理所当然的不满，这种失望和不满是没有被他们父母在找到工作时所感到的那种感恩心情所冲淡的。
过去的年代里制止了不满情绪的第二个因素是美国 的理想这种神话。中产阶级是把富裕杜会作为事实来理解的，而工人阶级是把它作为诺言来理解的，这个诺言说他们是最后一代的工厂工人了，他们的子女几乎肯定将升入富人的行列。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令人感到舒服的神话，但回顾起来，也是一个残酷的神话。1970年，在所有十八岁到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中，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大学或甚至在技术学校读书。至于劳工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他们有三分之二以上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7]新的一代工人正在进入他们父辈在他们之前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工厂。但是同他们的长辈不一样，他们进工厂时无所恐惧，也不抱幻想。
除了这些根本的因素之外，现在进工厂的青年工人确实可以说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一部分。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已经看到抗议和造反为其他几类工人赢得胜利。往往被认为是属于美国“中产阶级”的那种对于美国“制度”的绝对无疑的信心，对青年工人来说是大大减损了。使之减损的不是赫伯特·马库塞和查尔斯·赖克的言论，而是盘旋在岘港和湄公三角洲上空的直升飞机上所看到的景象。美国究竟应该是怎样的，这一点虽然没有以任何清楚可取的设想明确表达出来，各种看法也很不一样，但是在各种看法中都普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愤世嫉俗态度，一种觉得有什么事根本不对头的感觉。
这种愤世嫉俗态度在工人个人身上产生了一种工人阶级的新的反抗文化——一种对于老一辈蓝领工人生活方式的强烈否定。它特别不赞成把生活保障和财物当作必须为之牺牲目前幸福的唯一目标。虽然他们驾驶的是花哨耀眼的“强力汽车”，并且不象一般大学生那样容易把物质商品置之度外，但是青年工人完全和其他青年一样能够感到美国社会里的浅薄无聊和希望落空。虽然他们会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这种感觉，但是一个人应当活得有意义和必须认真实践生活的这种想法，对他们也是同样起作用的。不少人深深受到了反抗文化中那些同学生界的那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知识分子自负无关的成分的影响。
关于青年工人有一点没有受到多大注意的，是他们的政治态度。从表面上看来，情况是矛盾的。一方面青年工人为华莱士提供了不少蓝领工人选票，而在发生种族争吵时，这种争吵又往往出现在青年工人之间。
事实上，虽然工会和工厂管理部门都不愿谈暴力的问题，但这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例如在底特律，据消息最灵通的劳工问题记者之一B．J．威迪克和《新闻周刊》的报道，许多工人、甚至地方基层工会的领导人身上都带着枪以便保卫。[8]一个黑人汽车工人开枪打死两个工头和一个工人的事件引起了全国的注意，特别是因为陪审团参观了出事的工厂，看到了他工作的条件之后，在法律上宣布他为精神错乱。这种事件不多，但是国内其他地区也发生过类似的枪杀事件。[9]
不那么耸人听闻，但更广泛地发生的却是在工业工厂或车间发生的殴斗或仅仅是紧张关系。特别是工头，不但受到黑人的袭击，也受到白人工人的袭击。威迪克所得出的“厂里的黑人和白人工人充其量只是互相容忍罢了”，这一忧郁的结论，很能说明许多地方的情况。[10]
可是与此同时，许多青年工人似乎更受与他们地位相当的学生的进步思想的影响，并且往往比他们的老一辈更少偏见。例如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里，肯跨过界限去选举一个黑人的，往往是较年轻的白人工人。
他们的相同的问题也会把他们集合到同一边。一个钢铁厂的黑人青年工人对一个记者说，“有些白人小伙子真不错。不是全体，但是有不少人越来越看得清楚了。我们提出申请，要求给车间选一个新的工会工作人员（车间代表），上层的那些白色混蛋（年长的工人）没有一个肯签名。但是那些挺帅的小伙子却签了名。”[11]
在缺少仔细的研究的情况下，很难作出切实可靠的概括，但是有一个关于青年工人职业态度的大规模和仔细的研究，倒是从政治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研究的结果发现青年工人比年长的工人更多地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百分之四十三对百分之三十），他们对越南战争和污染问题比他们的前辈关心得多。
最后，虽然青年工人比年长的工人更可能投乔治·华莱士的票，他们也说“黑人也想象其他美国人那样能够出人头地”，并且只有少数人认为公司或工会对少数民族照顾得太多了。投华莱士的票显然并不就等于是恶毒的种族主义的表现。[12]
关于和他们有接触的人的意见，钢铁工人工会的一个工会工作人员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他们不象老年工人那样对种族问题抱有成见。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在学校里学来的呢，还是由于家里的训练。”
欧文·布卢斯通也大胆地提出了下面的看法：“我认为他们的反战情绪更多，虽然这种讲法不免过于笼统。如果你从百分比和比例上考虑，那么比例确实是比较高的。至于种族偏见的问题，由于这同家里和社会上的经验有那么多的关联，而同工厂里发生的事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很难加以估计。我认为一般说来，青年人中对于机会均等、公民权利以及不论肤色人人平等这些生活现实，要比许多年前容易接受得多。但是即使在那时，甚至远在1944年，当底特律市内发生了种族暴乱的时候，整个市内只有一个沙漠中的绿洲，那里人们和平相处，一同工作，那就是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所属的一些车间里。”
当我问加里市市长理查德·哈彻对青年上人的看法如何时，他倾身向前，以真挚的感情说道：
“他们是我消除隔阂的真正希望。年长的工人对于我不论做什么事都不免吹毛求疵。但是我发现青年工人开朗得多，并且能够正确评价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一些事情。
“我个人尽量做到通情达理并和青年工人加强联系，我相信我是本市有史以来第一个参加一次碰来碰去都是披着长发及肩的青年蓝领工人的音乐节的市长。
“事实上，许多曾在选举中反对我的那些政客发动了一场反对批准举办摇摆舞音乐节的运动。
“组织音乐会的青年蓝领工人是很认真负责的，但是那些政客实际上在煽动歇斯底里，号召所有‘有血性的美国人’起来制止‘嬉皮士’骑到他们头上。
“这些年青工人最后打电话对我说，‘市长，我们不想给社会造成麻烦，所以如果我们取消这次音乐会，也许是最符合社会利益的。’
“但是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打算继续进行，我是会支持他们的。他们于是决定不举办室外音乐会，改为举办室内音乐会，以避免发生冲突的危险。
“由于这次事件，青年工人发现自己能够同市的行政方面建立良好关系。我们将满怀希望地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不过总的说来，我认为也许是在他们身上，我们有可能打破那种代代相传的种族主义循环。我认为青年工人真正是地平线上出现的最光明点。”
三
随同青年工人作为六十年代美国工人阶级的一个新组成部分的出现，黑人也成了一种重要的和有时是举足轻重的新力量，特别是在我国某些工业部门和某些地区。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增长是惊人的。在1954年，约有二十万黑人技工、工头和类似的工人。在1969年，约有七十五万人。机械操作工的人数从一百三十万跃升至二百一十万。[13]再加上杂工和服务人员数目的增长，可以着出其影响显然是很深远的。
这种影响可以从工会中黑人会员数目的增长上看出来。今天大约有三百万黑人工会会员。这使工会成为除教会之外美国最大的黑人组织。在几个重要的工会里，黑人现在几乎占了会员人数的百分之二十，这些工会包括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和钢铁工人工会。在会员人数有五十万的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黑人占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他如切肉工人与屠宰业工人联合会、邮递员和邮政雇员工会、美国教师联合会也是如此。至于在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人工会中，所占的比例则几乎高达一半。
黑人控制了这些工会的许多地方基层工会。单是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和钢铁工人工会就有四十多个主要地方基层工会主要或全部由黑人管理。[14]
劳工运动事实上成了黑人在美国所拥有的最坚强的力量基地。近年来黑人在国内政治生活方面收获很多，但他们在工会运功中的势力和影响据保守的估计也要大五到十倍。
人数增加的结果是，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美国教师联合会、钢铁工人工会这样一些工会里，产生了黑人核心小组。在前两个工会的一些地方基层工会里，这些核心小组已经成了地方基层工会政治生活中一个公认的部分。在别的工会里，这些核心小组也被承认是一股现实力量，虽然这种承认有点勉强。这些黑人核心小组往往是由老资格的黑人工会会员所领导，它们的工作重点放在黑人必须有足够的代表之类的工会内部问题上面，并要求工会对美国黑人的危机给予更大的关心。例如在钢铁企业里，因为黑人现在已占会员人数的大约百分之二十，它们在全国大会上提出，五人执行委员会中应当有一个黑人执行委员。这种斗争仍在进行着。
最后，六十年代工会在两个关键性的领域得到迅速发展：政府雇员方面和美国南部。政府雇员成立工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吸收了几十万不熟练和半熟练的服务人员，例如垃圾搬运工、邮政工人、医院工人、街道清沽工和监狱看守员都成了有组织的劳工。这些工人和私人企业中的工人相比，工资普遍微薄，并且常常都是黑人。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往往和三十年代最富于献身精神的静坐罢工者具有同样坚强的斗争精神。他们正在把一股新的斗争热流注入工会。
公务人员工会的发展非常惊人。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在1957年有十五万五千会员——今天已有六十万会员。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的会员从1957年的六万四千跃增为1970年的六十万。美国教师联合会的会员在这一段时回间里从五万增加到二十一万三千。[15]
在美国南部，工会组织也有巨大的增长，1960至1968年间，在南部十二个州里组织了一百万新工会会员。1970年工会会员共有二百七十万人。到1980年，可能会有四百万人或更多一些。除了他们对工会的影响之外，这些新会员对南部民主党的政治生活也会有积极的影响。
帕特卫夏·塞克斯顿和布伦丹·塞克斯顿在概述这些变化时得出如下结论：
“……七十年代的工会将更近似三十年代的产业工会联合会，而不是象六十年代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不断变化的会员人数和领导人员，以及打进尚未组织起来的新地区的那种努力，将使工会具有一种新的强大势头。许多工会的会员将是更黑、更年轻、更有教养，并且或许更富于斗争性。这些会员还将带进一些同他们更相似的领导人。”[16]
所有这些发展似乎表明行将发生积极的变化，而不同于一般人把六十年代的劳工看成越来越反动和越来越无所作为的那种情况。
象以前一样，那种一般人的看法确实是很平常的，但不是很明智的。仔细观察一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劳工方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就会发现知识分子的教条同工人阶级的现实又一次大相径庭。
四
理查德·斯卡蒙和本·沃顿伯格合著的《真正的多数》很好地表达了对近年来劳工行为的一般公认的解释。
他们认为1968年的选举可以证明劳工的政治觉醒——这似乎是在华莱士现象中一夜之间突然爆发出来的——是和过去年代里的劳工斗争精神截然不同的一种东西。这次燃起蓝领工人怒火的，是毒品、犯罪、淫书淫画和爱国主义等混合在一起的“社会问题”。在他们看来，传统的“生计”问题显然成了次要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保守主义。
可是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不是1968年春天华莱士在北部，工人阶级选举区里开始吃香时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在整个六十年代，普通工人对于“老式”经济问题的不满日益增长。这表现为拒不接受合同，自发进行罢工，把工会旧工作人员更换为斗争性强的新工作人员。
首先和最明显地表现这种情况的是罢工。尽管失业率很高，1970年有三百万以上的工人丢开工作参加了罢工。这是自从朝鲜战争以来卷入停工的人数放多的一年。1946年以来，没有象这么多工种的工人参加过这么长期的罢工。[17]
表现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另一种情况，是越来越多的调停办法被广大普通工人所拒绝。博克和邓洛普指出，“联邦仲裁与调解局公布说，会员拒绝的事例（指有联邦调解人员积极参加的谈判）由1964年的百分之八点七上升到1967年的百分之十四点二。……毫无疑问，拒绝率是上升了；必须把批准过程认真地看成是普通工人不满情绪的表现。”[18]
未经全国性工会授权的那些自发性罢工也有了蓬勃的增长，有时一连持续好几个月。允许地方基层工会因局部性问题而举行罢工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有时发现，即使全国性的讨价还价的谈判结束以后，所属的大多数地方基层工会还会继续罢工（五十年代的后期和六十年代）。在其他一些工会里，地方基层工会尽管受到上级领导的威胁，在协定签字之后仍然拒绝复工。
可是六十年代最有意思的发展，是对工会现任领导人的一系列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挑战，以及在那些年代里出现的崭新的斗争精神。
这种挑战发生在好些大工会中。例如，联合钢铁工人工会在其受到尊敬和富于斗争精神的三十年代领导人菲力普·默里逝世以后，由戴维·麦克唐纳接任领导工作，他因“无所作为和卡迪拉克高级轿车，工联主义而受到广泛的批评。到1965年，不满情绪增长起来，于是在一场竞争激烈的选举中，I．W．艾贝尔取而代之。这主要是由于普通工人斗争性的压力所致。
在国际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工会里，保罗·詹宁斯于1964年取代了詹姆斯·凯里。这同样也是一次竞争激烈的选举的结果，在这次选举中，连劳工部都不得不介入，以防止偷换选票。这次改选终于产生了更大的斗争性和更有利的合同。正是在詹宁斯的领导下，举行了那些反抗通用汽车公司的史无前例的罢工。
其他一些工会在乔治·华莱士登场之前也早就感到了普通工人的压力。石油、化学与原子工业工人工会于1964年，联合橡胶工人工会于1966年，都由于普遍不满旧领导人的斗争性不强而选出了新的领导人。
最后再举一个变化的例子，那就是1964年选上了杰里·沃夫担任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的主席。沃夫是一个大工会的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胜利标志着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变成劳联—产联中斗争性最强和最进步的工会之一的变化。
总的说来，象一位作者所指用的，“到1966年秋天已经能够看出，除了联合食品加工厂工人工会这个例外，所有在三十年代出力组成了产联的主要工会都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反抗。六十年代煤炭、汽车、橡胶、钢铁、电气和航运等企业部门的主客观条件，现在正在革新他们在三十年代促使成立的那些工会。”[19]他指出《生活》周刊于1966年曾提到“新的工会斗争性”，《幸福》月刊也注意到了这种趋势。必须指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华莱士竞选之前，也就是正当学生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赫伯特·马库塞关于把劳工全部统合在“体系”之中的玄想所迷惑的时期发生的。
“蓝领工人的觉醒”常被忽视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普通工人中真正斗争精神的增长，这种斗争精神表现为在六十年代中产生而日渐增长的与公司方面“较量”的决心。举几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就够了。
1964年，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人工会（东海岸与西海岸）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了一场全工会的自发性罢工，这场罢工不顾工会领导的阻止，关闭了所有的港口。争端的兴起是由于在那已经谈妥的协议中同意解雇工人。
1966年，航空机器工人工会（附属于国际机器工人协会）举行了罢工，使全国百分之六十的航空运输陷于停顿，他们拒绝了领导人所制定的第一个合同草案。约翰逊总统在第二轮谈判时进行了干预，企图使所增加的工资不超过那段时期百分之三点七的指标。这同样也被拒绝了。该工会四个最大的地方基层工会由于政府的干涉而感到非常恼火，号召建立一个劳工的第三党，以便“为劳工的最大利益服务”。最后的解决办法还是冲破了百分之三点七的指标。
1966年，后来又在1970年，两次反对通用电气公司的罢工表明了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1966年，国际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工会在一次冲破了约翰逊的指标和通用电气公司行政方面家长式手段的罢工中，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由十一个工会组成的联合阵线。当时他们只提出了一项建议，并且采用与公众联系的技术把这建议“推销”给了广大会员。但是，甚至在已经获得了这样的胜利之后，千千万万的工人仍然由于工作条件等厂内问题和申诉程序问题而拒不回厂工作。
1970年，另一次通用汽车公司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月，工会终于又争取到了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时代》周刊指出，这次罢工的真正意义在于罢工工人“是那样地团结起来激烈反对他们的雇主，就象三十年代参加工业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批工人一样”。
1970年，邮政工人工会的一次自发性罢工震撼了美国。这次罢工受到工会的反对，并且也是违抗联邦法律的。它体现了那些受反罢工法损害的工资微薄的公司事业工人的一种新型斗争情神。
1971年6月，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纽约地区理事会同其他一些工会一起，简直使纽约市陷于瘫痪。他们封锁了桥梁，不去过问那些应当送进焚化炉去的垃极，关闭了污水处理厂，让未经处理的污水注入河流，此外还采取了其他各式各样的行动。这次争端是关于低工资工人（每年平均工资七千五百美元）的养老金计划问题。但是它象邮政工人的罢工一样，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决心以最旺盛的斗争精神进行战斗，不再与规章条例“合作”，特别是当这些规章条例明显地对工人不公平的时候。[20]
这些事实揭穿了用“社会问题”来说明美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多么肤浅。工人阶级决不是象流行的想法所认为的那样，采取“自动靠边”的态度。从全国范围来看，激起千百万工人积极参加抗议行动的是经济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
事实上，凡是共同利害关系使黑人与白人工人联合起来的地方，争取达到经济目标的斗争常常确实克服了种族的两极分化。在北部，这种情况出现于撇开种族主义来处理真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种族或郊里居民集团中间。例如：
1972年在芝加哥，代表美国各地工人阶级种族邻里居民集团的一千六百名黑人和白人代表，举行了一次全国住宅会议。他们讨论的问题是“街区煤破”①；被称作敌人的不再是黑人或白人，而是联邦住房管理局和利用种族恐惧进行牟利的金融机构网。这次会议是很不寻常的，不仅因为它是白人工人阶级居民区领袖从未举行过的一次最有代表性的集会，同时也因为它仔细弄清楚了黑人和白人工人的共同利利，并且代表们还很有见识地排除了种族主义。
①“街区爆破”指投机者放出空气，说少数民族可能进入某地区居住而使该区房地产价格下跌，恐吓房地产所有者匆忙低价抛售的一种房地产投机活动。——译者
1970年在印第安纳州哈蒙德市，代表加里、哈蒙德和东部芝加哥一百四十三个组织的一千人开会建立了卡卢梅特地区居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集中讨论了与居民有关的问题，如环境污染、政府贪污腐化和税收改革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特别同美国钢铁公司有关。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地方基层工会领导人、家庭妇女、专业人员、钢铁工人，以及黑人和美籍西班牙人。大会强烈地抵制了任何种族方面的分裂，因而引起了本地三K党、伯奇分子①以及民主党中反动分子对它的愤怒。
①指约翰·伯奇协会会员。该会成立于1958年，鼓吹种族主义，主张发动核战争。——译者
在底特律，几年前由波兰人牧师和黑人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组织的“关于大底特律波兰人会议”，把注意力集中于波兰人和黑人在共同需要方面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这个组织获得了居民中重要人物的支持，并提供了一种不断发展的进步力量来对抗两极分化。[21]
但是意义尤其重大的是南部发生的事情，那里低工资工人为了组织起来而进行的奋斗，往往创造出动人的种族合作事例。
在密西西比州，严重贫困的白人伐木工人和木材拖曳工人，有些过去还是三K党成员，同黑人一起参加了罢工行动。他们得到了黑人州长竞选人查尔斯·埃弗斯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帮助。许多白人后来在选举中投了埃弗斯的票。
在南卡罗来纳州，白人钢铁工人在一次罢工中要求南部基督教领导会议给予帮助。黑人居民和白人居民都支持了他们。最后的胜利也正是由于这种联合阻止了公司在种族方面来分裂罢工者。
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市政工人要求工会承认的一场斗争是由黑人发起的，但是后来扩展到白人，连工会组织者都参加了。而且，面临着从种族方面来分裂运动的企图，联合始终坚持了下来。同类的事情也发生在亚特兰大、彭萨科拉、圣乔港和其他许多城市。[22]
在记者们去采访这些新闻的时候，他们发现白人工人说着下面这样的话：“说到变化，当然是变啦，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我捉摸，我自己、我的儿子和其他伐木工人，跟黑人伙伴们一起拉开一条罢工纠察线，我老婆和女儿跟黑人妇女们一起到坎顿去买食品，这样就把我们很好地团结到一块儿啦。”南卡罗来纳州一个黑人说道，“我决没有想到会在南部看到黑人和白人象这样进行合作。”另一个白人，这次是密西西比州的，告诉一个作者：“我们州里白人歧视黑人的现象不象从前那么厉害了。从前黑人跟白人总是搞不到一块儿，黑人总是低人一等。可是我告诉过我的这位朋友（指着他那地方基层工会的一位黑人工作人员），我或许不知道做黑人是什么滋味，但是我可确实知道，给公司管理部门把自己当黑人对待是怎么一种滋味。黑人可以看到白人也象黑人那样一道受到欺骗。在公司挑拨之下，我们互相斗了很久，可是现在我们——我们有些人——在一起战斗啦。”[23]
南部的这样一些事件很容易被当作“例外”而加以忽视，但是它们却有特殊的意义。不象北部某些地方有短期的经济利益冲突（例如熟练技工与失业黑人之间的），南部争取工会化的斗争表明，当斗争是以真正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时候，尽管有种族主义，仍然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胜利。
把所有这些事件加在一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整个六十年代，围绕着美国蓝领工人工作和生活条件方面的问题，出现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斗争精神。这种觉醒推动了几百万工人去否决旧的领导人，进行较长时期的罢工，拒绝调解办法，并在有些情况下关于工作安全和工厂生活中的权力主义提出新的要求。乔治·华莱士以及抗议用汽车接送学童不是仅有的不满迹象。事实上，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黑人和白人劳工这种更基本的抗议冲击中的插曲。
但是，在政治领域内，有一种很明显的向右转的趋势。在整个六十年代，从蓝领工人的不满中得到好处的，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派，而是乔治·华莱士和其他保守派。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问题的解答不在工人阶级的富裕、权力主义或“固有的”保守主义方面，因为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神话，而不是事实。要弄清楚工人在政治上为什么表现得“保守”，不应当尽在工人身上找原因，而是应当看看政治制度本身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五
蓝领工人投了乔治·华莱士的票，很多人觉得非常出乎意外，但是在整个六十年代，他出现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首先，北部黑人的人口一直在迅速增加，许多北部城市人口的成分基本上都改变了。因为象在便餐台上吃饭一类最低的民主权利本来就已存在，六十年代北部黑人提出的要求就直接集中于最敏感的就业和住房问题上。最先发生的一些主要斗争，实际上就是针对工会排斥黑人和事实上住房种族隔离的做法的。因此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远比南部存在的争端来得尖锐，并更加直接威胁到白人工人。
后来，那种长期抑制的失望情绪爆发为黑人区的闹事，明显地加强了白人工人的恐俱和敌意。比这些闹事对工人“守法”精神的冒犯更为重要的，是纯粹的恐惧。尽管这些闹事证明绝对没有发生对人的暴力行为，但是对于那些往往住得离黑人区较近并且可以看到火焰和有时可以听到喊声的城区工人来说，它们的影响是使人胆战心惊的。我认识的一个芝加哥工人就曾手持猎枪彻夜不眠，眼睛盯着窗外，耳朵听着几个街区以外的玻璃碎裂声。就美国工人阶级中已经存在的种族主义的强烈潮流来说，这些暴动必然要破坏原先的平衡，把工人阶级对黑人的恐惧和敌意提高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再结合关于越南战事的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不管自由主义者方面采取多么圆滑巧妙的策略，都阻止不了保守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增长。
六十年代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根本没有认识到美国蓝领工人日益增长的不满和反应的危险，他们仍然认为工人是富裕和自满的。所谓阶级不复存在的神话盛极一时，自由主义者把黑人看作是国内社会不平的一种“最后边疆”。劳联—产联对越南战争的支持使很多人形成了一种概念，认为工人不再是一个即将加入进步行列但现在还沉睡着的巨人，而是自满的白人多数民族的一个永久嗜睡和保守的卫士。
因此，伟大的社会①时期中的社会方案，没有一项是旨在为全体劳动人民新的日益增长的社会和经济要求进行斗争的。相反，它们是完全着眼于黑人或最贫困者的。曾经使民主党一度成为“人民的党”的革新的社会方案，现在在工人看来完全是为了别人，而不顾他们的需要。正当对于一些合法问题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那种高昂的不满情绪时，自由主义老对工人感到厌恶。在六十年代中期，工人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往往受到谴责，但是他们得不到满足的真正需要却很少被人注意。
① 伟大的社会是1965年l月约翰逊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内政纲领。——译者
其结果是可以预料到的。1968年，休伯特·汉弗莱只获得了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三，蓝领工人的选票勉强达到了一半。剩下的选票分别由华莱士和尼克松获得。[24]
然而，在1968年的混乱之中，蓝领工人发出了一个当时根本没有被理解的“信息”。在预选中，罗伯特·肯尼迪接连在以前放弃给华莱士的选举区里获得了胜利。
除非工人在自己门前草坪上插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感到不满，但并非必然是反动的”，就没有比这更清楚的方式来表明情况正是如此了。
这本来应当促使自由主义者重新估价一下他们的战术和战略，以便用一些方案来证明进步分子仍然是真正愿意为工人对社会和经济的理所当然的不满进行斗争的唯一力量，并表明真正关心他们的需要，借以抵消蓝领工人的不满。
可是与此相反，他们只是把有关权力主义和相对富裕的神话花样翻新，以便从中解释“强烈的不利反应”或“保守主义”现在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许多自由主义者没有把蓝领工人投尼克松和华莱士的票看作是为工人进行战斗的号召，反而理解成为局势已经毫无希望的证据。
结果，曾经在1968年投票选举乔治·华莱士的工人没有获得什么理由来改变自己的主张。他没有看到自由主义的进步力量抛弃那些带着优越感表示关心的神话并恢复作为他的代言人的传统身份，反而看到接连出现许多确实损害他的真正利益的方案。从方案和言词中透露出来的，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和对他的正当不满情绪的漠不关心。
因此，自由主义者的战略本身就是工人“向右转”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自由主义者并不存心要把工人赶到华莱士和尼克松的怀抱中去，但可怕的事实是，客观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看看过去几年的一些主要问题吧。
在种族方面，阶级不复存在的神话导致自由主义者不把工人和中产阶级混为一谈，因而掉进了反动武器库中最老的陷阱之一，即挑拨白人工人反对黑人，而不是去寻找那些可以团结他们的问题和方案。
汽车接送学童方案是很典型的。它忽视了教育中阶级不平这种较为深刻的问题，以及学校对黑人和白人工人来说都是失败的这一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案没有得到公平施行，有钱的人可以把家搬到远郊区，或者把子女送进私立学校，因而能够避开这种问题，而白人工人在这两方面都不是财力所能办到的，就不可能有这种如意的选择。在工人看来，自由主义者为了黑人的缘故，情愿损害蓝领工人子女的教育的质量，而不愿损害他们自己子女的教育的质量。汽车接送学童方案根本不是寻求那种不致于刺激工人的帮助黑人的办法，而是允许富裕的人逃避任何牺牲，使负担集中地落到境况不很好的人的身上。
黑人比额制度也是这种情况。到1972年（当这种制度在大学里建立的时候）为止，这种制度只应用于如建筑业这样的工人阶级的职业，因而又使中产阶级不必作出任何牺牲。充分就业作为一个可能促进团结的方案，实际上没有被看成是一项可以认真采取的办法而受到忽视。自由主义者这种可悲的近视，被理查德·尼克松巧妙地加以利用了。正如《新共和》周刊所指出的：
不管是有意无意，政府为了本身的目的，要挑拨白人和黑人劳工的关系，这是它能想出的最高明的花招了。正当1969年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打击到工会的时候，政府开始谈论给黑人职业比额的问题，提倡在建筑业中给少数民族以照顾。（为费城少数民族雇用方案辩护的司法部律师之一是威廉·伦奎斯特。）政府使劳联－产联对这问题发生分裂之后，并没有把职业分派给黑人。政府在煽起了蓝领白人工人对“比额”的不满之后，曾利用这种不满在整个竞选运动中打击了麦戈文。[25]
公共住房问题对工人的影响也是沉重的。某大城市的一份报纸刊载了一幅地图，指出了建造在白人区的住房工程的地点，以及设计这些住房工程的人员所住的地区。黑人区之外的每一处住房工程都在南市工人阶级地区，而每一个白人设计师都住在北市中产阶级地区。[26]又是富裕阶层摆脱了任何损害。
另外，同让一个黑人自由选择住处这样一个单纯的民主问题不一样，在社会一经济方面消除种族差别，把那些严重贫困的人和已经脱离了贫困的人紧挨着放在一起，是牵涉到一些真正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公共住房工程往往比周围房屋的人口密度要大，建造质量要差。任何房地产经纪人都会承认这样的住房对于邻近房屋的价值是有影响的，即使住户是白人也罢。工人阶级居住区为了经济和社会原因，而不是为了种族原因，往往拚命设法不让穷苦白人搬进去，最近又不让低工资的白人工人搭盖活动房屋。（事实上，稳定的黑人居住区也有反对在他们住区之内建造公共住房的，如果这些住房是供下层黑人居住的话。）自由主义者帮助黑人的努力又一次使黑人的需要直接与白人工人的要求相对立。
正是在阶级偏见最明显的这三个方案上，工人所表现的种族主义最为严重。虽然工人对福利救济深抱敌意，并往往唯恐黑人候选人当选担任公职，但在这些方面都未曾出现暴力冲突或广泛的激烈抗议。固然，也有最露骨、最莽撞的严重的种族主义。但明显的是，对于车送学童、黑人比额和公共住房这三个方面的敌意要严重得多；并且，因为这些方案没有把满足黑人需要作为解决一切工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总措施的一个部分，却把黑人生活改善与白人工人客观利益直接对立起来，它们另外又使许多工人失去了好感。
这个单子并没有列举完。如果说自由主义者有关种族的各种方案不必要地使工人同他们疏远，自由主义者有关和平和人类生态学方面的各种行动也同样是有缺点的。
关于人类生态学方面：抗议者不但无视工厂内部的污染问题，而且往往表示了这样的态度：“现在把凡是有污染的工厂都关闭掉，等下一届国会会期再提出一项议案来帮助工人。”
关于超音速运输机的投票，是说明实践结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反对超音速运输机的环境影响论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但是另一方面，劳联—产联却估计它能够产生二十万个职位。劳联—产联拥护超音速运输机是因为，经过一番改变，它可以提供一个和平时期的方案，以代替建造更多的轰炸机或喷气机。
人类生态学的力量终于否决了超音速运输机，但是他们所说的作为更有用的替代方案的那些快速公共交通系统又在哪里呢？保健、运输和污染控制方面可以雇用二十万人的那些新职位又在哪里呢？
国防开支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到六十年代中期，数目非常巨大的工人职业显然有赖于军事开支。象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那样的工会，甚至在1968年之前就制定了精密详尽的计划，以期保证有秩序地转入和平时期生产而不致使蓝领工人在进行转变时失业。
但是在1972年，当乔治·麦戈文在国际机器工人联合会的大会上讲话时，他对于转变时期如何保护工人的职业问题并没有什么清楚具体的计划。当时，几千名原来的航空空间工业工人已经在驾驶出租汽车或从事远在他们技术水平之下的职业了。到1972年才来保护这些工人，那是已经太晚了。如果保护工人的明确而一贯的运动曾经作为自由主义者议事日程上的一项重要项目，这个问题本来在1968年就可以解决了。
甚至在象工资冻结这样有关“生计”的问题上，工人也没有看到他们原来的同盟见义勇为，出来帮助他们。对于六十年代后期工人要求公平控制这件事有所了解的人，大约只需要十五分钟就能够看出，尼克松提出的方案是一个公正方案的偏担企业的拙劣可笑的模仿。任何想要为美国工人仗义执言的人，在一听到尼克松念完讲稿的时候就应当大声说他“不公平”。但当乔治·米尼正是这样做的时候，许多自由主义者却和保守主义者异口同声地斥责他的批评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自私自利”要求。这本来是自由主义者对蓝领工人的经济不满表示真正关心的绝好机会，但是一连过了几个星期，民主党人才开始响应米尼的指控。在那几个星期，保持沉默和叫喊“贪婪！”的混合做法很难指望工人相信民主党人是他们的保护者和朋友。*
* 那些以保护人自居的自由主义者批评米尼和其他一些劳工领导人“脱离”他们的会员的时候，应当想起米尼的行动。在那个关健时刻，全国只有他这一个呼声要求为美国工人主持正义。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自由主义者也同样失去了机会或是采取了有害的行动；但问题是清楚的。1968年投票选举乔治·华莱士的那位工人从那以后并未看到有什么足以使他改变主张的东西。华莱士提出的“给他们送个信！”这一有力的口号，正是配合蓝领工人日益增长的愤怒的。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有什么高深的社会政治理论或是象马库塞或赖克的那种关于“觉悟”的不可理解的冥想，才能懂得为什么会有“向右转”和“出现共和党多数的现象”。进步分子之能够赢得美国人民的大多数，从来只有依靠提出一些满足普通人民需要的方案才能做到。工人在自由主义者那么明确地抛弃了他们之后也开始抛弃自由主义者，那是毫不足奇的。
可是，有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认为麦戈文在迈阿密滩之后①也曾提出过这样一个方案，但他还是一败涂地了。在他选举惨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认为尼克松的胜利“证明了”进步分子不可能重新获得劳工的支持。
① 指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滩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麦戈文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译者
但是，尽管已经认清在竞选运动中犯了一些严重错误，麦戈文是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破坏和颠覆计划的苦头，但对蓝领工人的投票情况进行仔细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选举结果对于未来具有明显的影晌。*
* 关于水门事件的揭发，以及特别是尼克松竞选运动在破坏马斯基和麦戈文总统候选人资格方面所起的还未经揭露的作用，确实使人很难判断什么是真正的错误和哪些是“卑鄙的手段”。然而，尽管这样一些活动可能严重地影响了他的选举，但是，如果没有上层的渗透，下面要讲到的关于麦戈文本人的立场和作用，大部分是不那么容易受到影响的。
六
麦戈文的竞选运动从好几方面集中体现了自由主义者在对待劳工问题上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和过失。亲眼看到那次竞选运动的人都知道，麦戈文的助手对于工人和工会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但并不是唯独麦戈文犯了这种错误，别人都是圣贤。近年来有很多人不了解劳动人民，又不积极支持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并不限于麦戈文或民主党的“新政策”派。在上面谈到的那些方案大多数都在破坏蓝领工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的时候，乔治·麦戈文还是态度暧昧。
可是要了解尼克松竞选的压倒的优胜，特别是要了解他所获得的劳工选票的情况，必须知道关于麦戈文的一件关键性的事实。在十分现实和实际的意义上说，他决不是一个真正够格的总统候选人。这不是侮辱，而是明明白白的事实。麦戈文从选举之前两年决定参加总统竞选起，一直到预选的中期，一直进行了通常所谓“教育性”或“论手性”的竞选运动，企图利用在竞选中出头露面和当众发表演说的机会来提出他的观点，而不是设法获得最大限度的选票。
显然，其主要目的在于选举获胜的政治家是会小心地降低他对一些问题表态的调子的。他会设法同他所需要的人物和组织搞好关系，避免对非常不得人心的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如果这些问题并不十分重要。
但是，在竞选运动的早期，新闻报道就注意到麦戈文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是要巩固他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为和平的主要拥护者的自由主义地位。这是一个绝对可敬的角色，如果麦戈文后来没有确实成为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并负有击败理查德·尼克松的责任，那本来是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在狭义上说，麦戈文之获得提名为候选人是靠了他利用代表选举程序方面的改革。经过精心的组织，亲麦戈文的代表在全国各地取得了胜利，虽然他们往往并不真正代表他们自己的地区。
但是，麦戈文得以提名为候选人的更深刻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民主党分裂成为敌对的两派，一方是劳工，另一方是青年、黑人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联合。
把劳工或自由主义者描绘成某一方面的坏人是容易的。但这样就回避了问题的要点。乔治·米尼曾经支持过众议员戈尔、哈特、肯尼迪、梅岑鲍姆和其他一些自由主义“鸽派”，虽然这些人的共和党对手在外交政策方面同他更为接近。同样，党代表大会期间支持麦戈文的许多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最初都是马斯基的支持者。
事实上，尽管麦戈文拥有与他不相称的广大代表的支持，如果民主党曾经有人提出既能吸引蓝领工人又能吸引自由主义者的前后一贯的进步纲领，麦戈文本来就不会被提名为候选人的。爱德华·肯尼迪是唯一同双方甚至关系很不错的人物，而既然他拒绝参加竞选，那就确实再没有人能够哪怕在语调上弥补这个缺陷了。
1972年的问题基本上是1968年情况的反映。那一年汉弗莱也是由于没有搞好同盟关系而只获得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三，其余的选票分别由尼克松和华莱士获得。
竞选运动展开以后，麦戈文在某些工业区的确显示了力量，特别是当他在马萨诸塞州一家制鞋工厂突然“发现”了蓝领工人之后，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在选举中或许真会赢得蓝领工人的大量选票。
但不幸的是，麦戈文在预选期间对威斯康星州工人讲的话，不是他几个月前在大学里一直发表的言论。他“发现”蓝领工人太晚了，来不及形成一种前后一贯的看法；他受到了自己以前为“巩固左派”而采取的一切主张的束缚。除了那些显然不得人心的问题，例如准予开设妓院、特赦等等而外，还有这经济方案中更为严重的缺点。甚至在语调上，他那半吞半吐的学究气很重的难懂的话和有关再分配的抽象概念，也是很不适宜于吸引蓝领工人的。他的讲话事实上在两个方面确实威胁了他们：
首先，由于他脱离了职业问题来谈论收入再分配，没有提到有象样的收入的充分就业问题，这就可想而知，工人会认为好象要由在职工人来维持那些歇着没有活于的人的生活。此外，把年收入一万二千美元作为征税的起点，也多半是再坏不过的选择了。所有的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认为这是一种威胁，要把他们困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上。每一个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工具和模子制造工的装配工人，不能不感到这个计划要限制他在经济方面获得任何显著的进展。自然，当数学没有能够算出什么结果，麦戈文只好完全放弃它的时候，他已为时太晚，难以取得许多工人的信任了。
麦戈文竞选运动中另一个极为严重的缺点，是他对工会所采取的态度。尽管双方面都拚命自吹自擂，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一般所说的麦戈文在参议院的反劳工记录，甚至不在于他对战争的看法，而是在于只要注意州代表的选择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实。麦戈文和工会根本是站在对立的两边的。双方互不妥协，不想和好。麦戈文的势力在不少州里同劳联—产联提名的候选人进行了斗争，往往在策略上挫败了他们。直到竞选运动的最后几个星期，乔治·米尼还在说他将“拥护华莱士以外的任何民主党人”，因为他确信劳联—产联将通过汉弗莱和“长手”·杰克逊①在代表大会上发挥作用。在他突然发现麦戈文也许已经把代表的多数拉到了手，并且发现劳工在民主党内已经完全失去影响之后，他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①“长手”·杰克逊是亨利·杰克逊的外号。——译者
米尼和劳工领袖对于党内改革的不妥协态度，以及他们对“毛孩子和疯子”①的不予考虑，确实在造成他们自己的孤立状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还从1968年的情况中得出了错误的教训。问题不在于劳工自发地几乎选上了休伯特·汉弗莱，而在于他只获得了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三和工人选票总数的仅仅一半。认为不需要实行某种妥协的想法，充其量也是目光浅短的。
①此处指学生与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译者
可是，如果说米尼抱有不依靠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学生就可以使民主党获得胜利的幻想，麦戈文则在代表大会之前的几个星期中比他更胜一筹，宣布他用不着“劳工头目”。当时一般认为他们是不得不跟着走的，因为他们是“传统的民主党人”，并且是有理由希望尼克松下台的。他这种关于“劳工头目”以及关于赢得“青年”或“感情疏远者”的选票（从而绕过工会）的言论，暴露了麦戈文的“人民主义”是多么肤浅，同时也打破了他建立一个持久的多教的任何真正的希望。麦戈文势力在预选中同工会对立起来，从而在道义上不再有理由取得对民主党和一般社会改革的真正领导权。形势要求建立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同盟，而在这个中心任务上，麦戈文失败了。
在党代表大会之前的几星期中，很难说当时本来有达成妥协的可能。即使麦戈文试着这样做了，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恐怕仍然会拒绝加以支持。但是由于他没有能够建立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联合，在他抵达迈阿密的时候，他已经失败了。
整个这种情况在代表大会上都暴露了出来。尽管麦戈文竭力否认所有他以前采取过的立场，他却无法否认他的支持者的社会成分。在电视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麦戈文的人民主义显然是花言巧语而不是现实。一个车间工会代表说，“我看到的工人只有戴华莱士帽子的，”一语道破了麦戈文失败的中心问题。美国人民看到的不是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同盟以击败理查德·尼克松，而是两个集团之间的激烈派系斗争，其结果是麦戈文作为胜利者出现。即使政纲中象大麻烟合法化和准予开设妓院等这些极端条目被否决了，它们却表明了麦戈文赖以获得早期支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关心和什么样的问题。麦戈文发现工人阶级太晚了，来不及真正把他们包括在他所提倡的联合之中。他是得到总统候选人提名以后离开代表大会的，但他没有获得为击败理查德·尼克松所必需的那种同盟。不管工人们对他的诺言有何想法，他们总觉得他并不真正是“他们的”总统候选人。麦戈文的学生队伍在1972年的代表大会上确实击败了工会，但这种胜利恰恰是不需要的。他们以出色的组织和高明的政治手腕分裂了能够保证美国进步的仅有的两股力量，而真正吃亏的是麦戈文以及黑人和蓝领工人。
但是尽管如此，随后的竞选运动的一个方面却其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就是，虽然劳联—产联本身决定保持中立，各个工会却并非如此。麦戈文得到了一个又一个工会的同意，直到代表美国工人大多数的一些工会也公开表示支持。其中不仅有传统上自由主义的工会如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和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而且还有国际机器工人协会、美国电讯工人工会，以及石油、化学与原子工业工人工会和其他许多工会。
对于这些工会中的许多工会来说，麦戈文并不是他们真正中意的人选。他们本来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人，他的作风和立场比较容易为会员们所接受。但是他们与其说是由于喜爱麦戈文，还不如说是由于对民主党前途抱有责任感以及有必要采取一个反尼克松的立场，他们才深深地吸了口气，一反常态，不顾安危地跨了出去，明明知道麦戈文非失败不可，然而感到有支持他的必要。
他们也确实为麦戈文卖了力气。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敌对情绪，产业工会的领导人坚守了阵地。某些工会进行的秘密民意测验表明对乔治·华莱士的支持达到惊人的程度——有一个工会达到百分之四十，另一个较小的工会接近三分之一。但是许多工会报刊在封面上刊载了麦戈文的巨幅照片，刊登了例如这样的招贴画：图上画着一个工厂工人，嘴里说着，“如果你干活是为了糊口，你怎么能投票选举理查德·尼克松呢？”[27]一些工会领导人遍访各工厂，同工人谈话。虽然没有象样的统计数字，但现有的数字似乎表示，象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这样的北部工会的会员是给麦戈文提供了多数选票的美国少有的几个集团之一。
提起这些事实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1972年7月，麦戈文还在批评“劳工头目”，他的竞选运动经理人弗兰克·曼凯维奇还在告诉工会职员说“美国人的情绪是反对大劳工和大企业的”，支持麦戈文的学生还在为他们在反对劳工的运动中所获得的“胜利”而洋洋得意。但是到了1972年11月美国投票的时候，一般的劳工、特别是产业工会会员给予“支持”，但批评他们的人却没有这样做。受过大学教育的自由主义优秀分子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选举乔治·麦戈文，而美国工会会员有将近一半人投了他的票。如果不是那些劳工头头同他们的工人那么缺乏联系，乔治·麦戈文最后真说不定会同那位吃素的候选人并驾齐驱，胜负难分呢。自由主义者现在把所有的工会丑化为1972年竞选运动中的罪魁祸首，实际上许多工会却是没有被歌颂的无名英雄。
对这些事件似乎讨论得过分详细，但从中得出的结论与前途很关重要。
蓝领工人“向右转”的根源并不是什么不能逆转的神秘的社会心理过程。如果工人“在传统上拥护民主党”，那也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在传统上”支持他们。工人中间日益高昂的斗争精神和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很大一部分是正当的不平之鸣的反映。然而他们发现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分子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不满。事实上，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民主党在工人中间影响的不断削弱是同那些年代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对蓝领工人的漠不关心完全平行的。甚至在乔治·麦戈文被提名之前，1972年的选举就几乎肯定已经失败了，因为唯一有生命力的进步联盟、即自由主义者与劳工的联盟没有建立起来。
但是，1972年竞选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政治标签和职位，而是更为深刻。尼克松一举而损害了黑人社会和白人工人的真正利益，表现了近乎天才的能力。只要尼克松所代表的利益的联合势力当权，黑白工人的迫切需要就没有得到满足，也不会得到满足。那种联合势力的性质要求黑人对抗白人，同时对这两方面都很少出什么力气。
同样，唯一能够击败他或他的继任者的进步多数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与黑白工人的联盟。他们的共同利益的逻辑发展正象使他们陷于分裂的互不信任和敌意一样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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