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安那其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2011）
今天的安那其主义——一些当前问题
和过去一样，今天的安那其主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可以说令人费解。我无意进行难免不充分的调查或概述，只是想要研究两种趋势——即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Lifestyle Anarchism）和自治主义，这两种趋势近年来一直很重要，代表了运动中的两极对立面——而是增加了一个关于“安那其纲领主义”的说明，然后继续评论马克思主义者和安那其往往有着不同意见的一些关键的战术问题，即直接行动、参与选举和民主决策。
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
我所说的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是指一种无定形的意识形态——没有明确的信条——它提倡并赞美按照“安那其主义原则”在资本主义中生活或尝试在其中生活。通常是选择不从事有偿工作，并尝试或多或少的集体生活，通常非法居住，在这里，“正常”的规则和等级制度都不适用了。有时，这被当作是生活在制度“外面”，但由于这个制度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外面”，它更准确地说是生活在制度内的飞地里，或者借用约翰霍洛威使用的术语，在其“裂缝”里。这些飞地通常存在于内城的低成本住房地区，如伦敦的哈克尼（Hackney）或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但有时在农村地区也可以建立这样的小社区。除了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之外，也有一系列文化追求——表演艺术，包括歌舞表演、小丑和其他马戏技巧、当代视觉艺术、音乐等——食尚（素食主义等）、信仰异教和各种形式的“新时代神秘主义”。
虽然就其本质而言，安那其主义排除了任何共同的路线、政策、战略或政治哲学，但有时这个社区或其内部的一些要素确实参与了集体行动、示威、运动等，包括与国家的对抗。
美国资深作家、活动家默里·布钦（Murray Bookchin）从更接近社会主义的社会安那其主义的角度对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进行了详细的批判。他的著作‘Social Anarchism or Lifestyle Anarchism : the unbridgeable chasm’ (AK Press, Edinburgh, 1995)详细论述了各种理论和“大师”，这些主要是非理性主义和反科学的劝说，然后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流行起来并谴责整个社会现象为小资产阶级和"美味的安全"。但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这些论点，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有两个非常简单和直接的批评。
第一，它对如何改变世界没有提供战略或观点，事实上，它甚至没有认真尝试提供这种战略。如何战胜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而不是逃避，这个问题甚至很少被提出来，更不用说回答了。这些人最希望的就是，安那其主义的生活方式会被证明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每个人或至少大多数人迟早会效仿。我们绝对不会清楚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相信这种观点，但无论如何也得说，这完全不是一个好的开始。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我是说统治阶级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中上层阶级（高级管理人员、国家高级官员等），他们不可能采纳安那其主义的生活方式或意识形态，而不幸的是，他们正是这个社会中控制财富和权力的人。同样，虽然原因不尽相同，广大工人阶级也不可能接受他们。大多数工人阶级成员不喜欢雇佣劳动——这是异化劳动，即使他们不使用这个讨厌的词，他们也会憎恨它；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失业是个更加严重的灾难，会使自己和家人陷入悲惨的贫困，使他们感到自己毫无价值。事实证明，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允许，失业人数就会减少到非常低的水平。
此外，应该说，工人的本能无论是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还是从整体社会的角度都是正确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的抵抗能力，不仅源自他们的人数，而且源自他们在生产场所、工会和最终在工人委员会中组织起来损害老板利润，并最终完全控制生产的能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削弱了工人作为个人和集体的力量。
安那其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般性的，因为事实上，它以千种方式依赖于生产性有偿劳动——不论是每个安那其的非法居住还是使用电话、手机、电脑、汽车、公交、火车、自行车、燃气、电力、自来水、金属餐具和无数其他人工制品的公社，都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有关（它现在已经高度全球化了），可以接管，但不能以任何有显著可能的方式选择退出。
这直接引向了对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的第二个主要批评，也就是即使少数人选择了这种方式（也许可以作为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安那其的生活方式也只有对于极少数个人可以永久可持续。
安那其，像社会主义者和这个社会的其他人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并在资本主义下被社会化，不断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如果他们有孩子（他们也受到社会和同龄人的压迫），压力只会加剧而不会减弱。这些压力不可避免地影响和破坏安那其主义社区内个人的忠诚和整个社区的原则。如果社区成员经常从事或成为各种小型自营职业者或创业活动，情况将尤其如此。因此，一般的情况是，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只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边缘的少数人生活中的一个暂时的情况。
自治主义
自治主义是一种政治趋势和观点，在国际反资本主义运动（又名反全球化运动、另类全球化运动）中具有影响力，该运动通常可以追溯到著名的西雅图反对全球化的示威游行。
贸易组织那几年的一系列会议，从在1999年11月开始，达到了2001年热那亚七月大示威[1]和2002年9月在佛罗伦萨举行的欧洲社会论坛[2]这样的高度。自治主义有时被视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因为它的理论根源就来自它的主要思想家马里奥·特龙蒂和托尼·内格里，首先在意大利共产党（PCI）中提出，然后于六十年代末在Potere Operaio（工人权力）这个极左派团体中传播。然而，就其实际理论和实践而言，自治主义比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或列宁、托洛茨基和卢森堡）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更接近安那其主义。
起初，在六十年代，自治主义（当时称为“工人主义”）侧重于生产场所激进的产业工人的斗争，特别是意大利北部汽车厂工人的斗争。这与意大利共产党及其相关工会领导人的议会改良主义和妥协形成鲜明对比，与一般政治、政党和工会斗争背道而驰。特龙蒂和内格里制定了所谓的“拒绝战略”，不仅赞美非官方罢工，而且还赞美破坏和旷工，这些罢工被视为工人阶级“自主”地拒绝与资本合作，从而破坏资本。
后来，在意大利工人运动在七十年代遭到打击，意大利革命左派普遍处于交战的危机之后，内格里将注意力从生产点的工业工人转移到他所谓的“社会化工人”身上，重点是失业者和其他“边缘化”分子。然后，在意大利政府监禁他之后（以与红色旅[3]有牵连的罪名虚假指控），他和迈克尔·哈特一起出版了两本书，Empire (2000)和Multitude (2004)，在激进派圈子中享有相当大的成功和影响。在这里，我想研究一下内格里提出的两个观点，借此也会研究到许多认为自己是自治主义者或安那其的人，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对左派和反资本主义运动还具有最广泛的危害。
首先，认为拒绝雇佣劳动是一种革命性行为的观点。我已经在批判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时反驳了这种观点，但正是因为内格里和自治主义者是激进分子，他们把这个观点推到了极端，这是完全灾难性的。他们不仅开始关注失业者，而且开始将有工资的工人视为体制的合作者。内格里写道：
一些工人群体，一些工人阶级，仍然局限于工资的次元中……换句话说，他们就像依靠税收一样靠收入的工资生活。因此，他们盗取和征用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他们参与社会劳动——与管理层存在的条件相同。这些立场——以及促进这些立场的工会做法——我们将在必要时通过暴力进行斗争。这已经不是失业者进军进入大工厂了，这样他们就能摧毁傲慢的受薪者。（Red Notes eds. Working Class Autonomy and the Crisis, London 1979, p.110）
这种由年轻激进分子所践行的观念，确实为老板分裂工人阶级做了贡献，导致准革命者和工联主义者大打出手，在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而不是像革命者、社会主义者，甚至安那其应该做的，为工人阶级的团结而奋斗。
其次，内格里和哈特从发动社会化工人的想法转向“大众”的概念（与“工人阶级”的概念对立）。大众是一个模糊的术语，指的是几乎每个不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类似于旧术语“人民”。乍一看，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社会主义者和安那其总是鼓动“人民”，而且许多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一些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定义过于狭隘，认为工人阶级只是体力劳动者，而不是所有靠出售劳动力为生的人，其效果是排斥白领工人，使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看起来是一个衰落的阶级。
然而，“大众”的概念是致命的缺陷。它所忽视的，事实上是它所积极掩盖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无数的受害者中，有一个具有挑战和推翻现存制度的独特能力的特殊阶级，即国际工人阶级。以这种方式区别出工人阶级是一种战略判断，而不是道德判断。这并不是基于工人比其他人“更好”的信念，也不是因为工人都有社会主义意识，或者对劳工运动的过去有感情上的依恋，而是基于他们作为资本家最主要的利润源泉（或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的经济地位，基于他们与社会生产的关键力量的联系，以及他们在大型工作场所和城市集中。
工人阶级的中心作用在埃及革命中再次得到体现。埃及群众示威，占领广场和街道，与数百万警察作战，此时穆巴拉克依然继续掌权。但是，当2月10日至11日的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辅之以工人在生产场所集体行动的大罢工浪潮时，以前忠于穆巴拉克的将军们决定，他们必须牺牲这个独裁者来挽救体制。
工人阶级自在工业革命中诞生以来，一直是左派、社会主义者、安那其、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出发点、社会基础和战略锚地。切断自己的锚链的自治主义所设置的战略漫无目的，战术漏洞百出。
这同样适用于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最近阐述的“precariat”的概念。根据斯坦丁，precariat是“新的危险阶级”，他创造这个词与“无产阶级——20世纪社会民主所建立的工业工人阶级”相对：
它包括许多没有安全感的人，过着零碎的生活，不稳定的短期工作，没有职业发展的简历，包括数百万受挫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他们不喜欢他们面前看到的东西，被压迫性劳动虐待数百万妇女的，被打上越来越多的终身的犯罪标签，被归类为“残疾人”数百万人，和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移民。 http://www.policynetwork.net/articles/4004/-The-Precariat-%E2%80%93-The-new-dangerous-class
斯坦丁声称（虚假的）关于埃及革命以及最近在西班牙和希腊发生的动乱都是由precariat领导的，但他与其说是支持这些precariat的事业，不如说是利用这些precariat作为威胁，要求国家按照他想要的改革，规定所有人的基本收入。斯坦丁自己是一个左倾社会民主主义者，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的流行语被许多安那其和自治主义者采纳并使用。
这一理论所犯的基本错误是，那些被称为“precariat”的人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少数阶层（约占人口的25%），而不是一个与无产阶级背道而驰的单独阶级，当然也不会代替无产阶级行使社会变革和革命的作用。一方面，斯坦丁对无产阶级的定义是工业工人阶级，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阶级中总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是极端不安全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时期。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不仅是工业工人或体力工人，还有白领工人——靠出售劳动力为生的人，无论他们是钢铁工人还是教师、建筑工人还是商店工人，都属于工人阶级。
因此，试图使所谓的“precariat”成为社会变革运动的战略基础，就是将工人阶级的阶级分裂开来，将运动限制在工人阶级中的极少数和社会上的极少数人，并切断他们与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接触，就是也工人阶级中包含着最大的经济实力的那部分人，打击资本主义的最大力量，它通过停止生产可以对资本主义造成最大的伤害。马克思称无产阶级运动为“为绝大多数人牟利益的，绝大多数人自觉、独立的运动”，其获胜能力就在于这里。将运动建立在少数人的基础上，依然是不能取胜的。
在内格里和哈特的Empire中，还写道，国家已经失去了作为资本主义权力中心的重要性。全球化产生了他们所谓的属于纯粹资本主义力量的“平滑空间”，在这种空间中，民族国家和国家间帝国主义的竞争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性。这一声明不幸地恰恰出现在911事件和紧随其后的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前，不得不说，它一直是错误的。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全球最大的零售公司沃尔玛（同样适用于大多数其他大公司）不可能在没有国家及其武装人员支持的情况下交易一天：它只会被穷人洗劫一空。在国际经济水平上，全球200强企业中90%以上依然拥有独特的国家基础，并与特定的国家机器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一句口号所说的：“没有麦当劳·道格拉斯就没有麦当劳！（There’s no McDonalds without McDonald Douglas！）”
当这个降低国家重要性的错误约翰·霍洛威在他的著作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2002)中更加深一步时，错误就更加复杂了。对于内格里来说，国家在当前的“帝国”时代正在失去其重要性。至于霍洛韦，他对国家的看法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自成立以来的最初就有一个错误，并持续不断犯。他认为改革派和革命家、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追求的夺取国家权力的整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国家机器本质上是专制和压迫性的，“夺取”它只会导致复制革命所反对的同样的压迫。相反，霍洛韦主张建立独立于国家的有“自主”权力基础的战略，就像萨帕塔1994年在墨西哥恰帕斯所做的那样[4]。
作为对工党和其他社会民主党做法的批评，这有一定的力量，但忽略了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以后的文章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坚持的要点，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接管”资产阶级国家，而需要粉碎它。这种思路作为一种替代策略，并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萨帕塔起义在历史上处于国际抗争的低谷，在世界的统治者对共产主义的覆灭进行了胜利主义自我祝贺的时候极大地鼓舞了人们。但不得不说，这起义并没有成功地改变墨西哥，更别提世界了。此外，在恰帕斯的丛林中，在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开罗、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无法复制那种国家根本无法企及的世外桃源。只要对资本主义力量是一种威胁，那么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无限期地作为独立自主的空间得以维持。我们可能会试图忽视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忽视我们。
约翰·霍洛威提出了不需要取得权力，而应该拒绝去用劳动创造资本主义、赞美体制的“裂痕”之类的这些诗意的革命辞藻来的想法，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改良主义的，而非革命性的战略，它为各种非政府组织、施压集团和竞选活动提供了激进的外衣。他们非常肯定地希望避免与国家对抗，要么是因为他们就是由国家资助的，要么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意推翻资本主义。
安那其纲领主义
安那其纲领主义是一个小而有趣的现象。它的名字和思想来源于1926年由内斯托尔·马赫诺、皮奥特·阿尔希诺夫（Piotr Arshinov）和流亡巴黎的Dielo Trouda（工人的事业）组织中的其他俄罗斯安那其撰写的《自由共产党组织纲领》（http://www.nestormakhno.info/english/platform/general.htm）。它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它激励了当今的一些小安那其主义团体，包括爱尔兰工人团结运动和北美东北安那其主义共产党联合会。
纲领是其作者体验俄国革命的产物，并强烈地受到了这一经验的影响。因此，它把安那其主义的弱点首先归因于它缺乏任何连贯的政治组织原则。它认为：
安那其主义不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思想，它是劳动群众的社会运动。因此，它必须按照现实的和阶级斗争战略的要求，在一个组织中集结力量，不断鼓动。
我们非常需要一个组织，一个聚集了安那其主义运动的大多数参与者的组织，在安那其主义中确立了一条一般的和战术的政治路线，作为整个运动的指南。
我们认为，解决一般组织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将活跃的安那其主义激进分子团结到一个立场鲜明的基础上：理论、战术和组织，即以或多或少完美的同质化的方案 〔原件中所强调的〕为基础。
这都是些惊人的话，什么是“一个组织”“一般的和战术的政治路线”和“同质化的方案”的“立场鲜明”的基础上呢？一个政党，一个非常列宁主义的政党怎么听起来那么像是它所描绘的东西呢？
更令人惊讶的是，《纲领》在其关于“保卫革命”的章节中不得不说的那些话：
社会革命威胁着社会上非劳动者阶级的特权和生存，这些阶级必然会挑起一场绝望的抵抗，这种抵抗将采取激烈的内战的形式……
正如俄国的经验所表明的，这样的内战不是几个月的事，而是几年的事。
无论工人在革命刚开始时迈出的最初一步多么令人高兴，统治阶级都将长期保持巨大的抵抗能力。他们将在以后的几年来发起对革命的攻势，试图重新征服他们被剥夺的权力和特权。
一支庞大的军队，军事手段和战略，资本——将全部被抛出来对抗胜利的工人……
为了维护革命所征服的，劳动者应该建立保卫革命的机关，以与任务规模相适应的战斗力来对抗反动派的进攻……
……同所有战争一样，除非劳工适用所有军事行动的两项基本原则：行动计划的统一和共同指挥的统一，否则他们不可能成功地进行内战。当资产阶级开始在有组织的力量中反对革命，就是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这一关键时刻迫使劳动者采取这些军事战略原则。
因此，鉴于军事战略的必要性和反革命战略的威胁，革命武装力量必然要以一支拥有统一的指挥和作战计划的革命军队为基础。〔我的重点-JM〕
我之所以引用这么长的篇幅，正是因为从已宣明自己是安那其的人笔下读到这些台词太令人惊讶了。他们不仅承认了一个政党论点的本质，而且根据俄罗斯的经验，即一场真正的革命的经验，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国家论点的本质。
作者（以及他们的当代门徒）否认了这一点，正如他们否认他们的“一个组织”及其“同质的方案”是一个政党一样，他们拒绝“国家”和“权威”的“原则”。但这些否认是徒劳的。正如恩格斯和列宁所坚持的那样，国家的本质正是“人的武装的身体”。不论喜欢与否，革命的工人军队“有共同的指挥”意味着一个国家，就像它意味着一定数量的"权威"。没有什么文字游戏可以绕过这一点。
对于一个被纲领说服的安那其同志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合理地说，你已经得到了重要的见解——基于同质化的方案建立一个单一组织的必要性，处理暴力反革命和内战的必要性等等。然而，这些应该简单地被纳入安那其主义的框架。通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们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和党的理论中，给他们一个严肃的理论基础，这两者都比许多安那其所以为的更发达、更复杂、最主要的是更民主，从而更好地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
直接行动
马克思主义者和安那其在运动过程中经常不同意的一个问题是“直接行动”。要对“直接行动”作出确切的定义并不容易，因为该术语适用于各种战术，但一般来说，它指的是打破或违抗资本主义法律的抗议或抵抗行动，如街头静坐和封锁公路、占领建筑物、闯入军事设施、打破窗户和其他对财产的攻击。直接行动可能涉及暴力或明确的非暴力。显然，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到格林汉姆普通女权主义者，到热那亚的反资本主义示威者，再到都柏林和伦敦的学生，许多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而且已经使用了直接行动的形式。罢工、纠察、占领工作场所的工人采取的正是一种直接行动。极右派和法西斯分子也可以采取直接行动，就像保卫英国联盟[5]以清真寺为目标的行动一样。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和安那其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呢？也许安那其支持直接行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直接行动，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多情况下支持并采取直接行动。然而，这确实是有区别的。安那其主义曾经而且今天依然倾向于并且迷恋直接行动，坚持不采取其他形式的行动，并贬低其他形式的抗议。由此安那其倾向于通过直接行动提高的兴奋、危险、勇气和注意力，这种需要超越了参与和动员群众的需要。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直接行动是一种当且仅当它有助于的主要目标时，即提高广大工人阶级的信心，意识和斗争的时候才可以使用的战术。
显然，这里不可能有绝对的规则：这是一个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问题，我们都有时会犯错误。然而我认为，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对群众行动的强调是正确的。提高少数人直接行动的作用而低估制度及其国家机器的无情和权力。例如，意大利的Tute Bianchi [6]（“白色工作服”）认为，通过制定街头战斗的特殊战术（穿戴特殊衬垫等）来击败甚至阻止警察和国家的想法，在2002年在热那亚检验时，被证明是一种完全的幻想。国家不仅有装备了警棍、马、狗、催泪瓦斯等等的警察，还有枪和装备了火炮和坦克的军队。在街头对抗中，面对警察唯一可靠方法是像埃及一样，人数大大超过他们，而资本主义国家被整个打败的唯一方法是，当它面对数百万工人，它就会在内部崩溃。
大规模示威，即使他们是完全和平的，即使他们不能成功地改变政府政策，仍然在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对许多劳动人民来说，他们是第一次认识政治，第一次体验集体行动，可以产生强大的激进效应。它们还使人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集体力量，克服体制试图强加的孤立状态和原子化。因此，需要向那些意识刚刚发展，并且正在第一次——也许还在犹豫——步入运动的人开放行动形式。大型示威活动在国际上和国内也具有显著的宣传效果。例如，2002-2003年有数百万人游行反对伊拉克战争，尽管他们并没有阻止战争，但这向中东人民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即西方普通民众不支持其政府的帝国主义侵略。这帮助中东的左派反对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潮流，并为未来的国际团结奠定了重要标志。
相反，对直接行动的痴迷可能导致献出大量精力的少数派和不太坚定的多数派之间的分离。前者可以与后者隔绝，并产生一种错觉，以为真正重要的是一小群局内人戏剧性的行为。这种包办主义可能对一个运动非常有害。革命是千百万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而不是别的谁来拯救他们。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动员工人阶级必须成为优先事项。
参加选举
几乎所有安那其都拒绝参加议会和其他官方的选举。他们会认为这一活动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完美表现，腐败、欺诈——无论谁赢得选举，资本主义社会都由资本和富人主导——以及对令人厌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马克思主义赞同这些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评，也否认议会道路有通往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主张革命性地推翻议会，由工人委员会取代议会，但根据情况，有时主张参加选举。
这是因为革命者应当为了工人阶级意识觉醒，反对资产阶级媒体和资本主义政党（包括改良主义政党）的影响而进行斗争，资产阶级选举是这场斗争必须要打的地方。它们绝不是最重要的领域——例如，工会的斗争和罢工更为重要——但也不应忽视它们。我们对议会制度可能并不抱有幻想，但数百万劳动人民确实是抱有幻想的，包括许多声称为议会选举愤世嫉俗的人。选举时人们的注意力与在正常时期不同，他们集中在政治上，因此成为在选举中参选的候选人可以为向广大观众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提供重要的机会。
如果革命社会主义候选人当选地方议会或国民议会议员，有效宣传的机会将大大增加。不仅宣传传单、演讲（议会内外），而且通过支持罢工、前往纠察线、参与占领和示威，以及学习如何从内部揭露并颠覆议会清谈俱乐部[7]的虚假民主，在行动上进行宣传。正如我们所说的，我们不可能将议会转变为一个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工作的机构，但革命者依然有可能作为议会内部的护民官行动。
有些人，无论是安那其还是其他人，都因为资产阶级政治日常的令人作呕的谎言、虚伪和贪婪（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而愤恨，他们会说，即使一个诚实的革命者踏入腐朽的议会制度，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腐败。当然，这确实存在危险，就像有一些个人被选入工会的正式职位，为了改变这个制度给人们带来的使人妥协、顺从、变得一致等等的各种巨大压力。资产阶级在腐蚀工人阶级代表方面有着数百年的经验。因此，对这种活动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被出卖，确保其候选人意识到并武装起来，以抵御他们将受到的压力，并建立对普通民众负责的机制。最重要的是，运动或政党必须确保其重心，其政治活动的主要焦点仍然是在议会以外，是在工作场所和街头的阶级斗争。
只要采取这些预防措施，革命运动就可能在制度的议会堡垒内找到有政治力量为革命和工人阶级服务的个人。事实上，历史已经表明这是可以做到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国会大厦中社民党的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对者，是1919年德国革命的领袖，也是革命的烈士，这是最有名的例子。贝纳黛特·德夫林，1969-74年当选为英国议会议员，因参与自由德里[8]的“博格赛德之战”而入狱，并在血腥星期天之后在下议院殴打保守党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9]，这是另一个例子，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人物。
安那其主义不参加选举的立场的问题在于，它把整个政治领域都抛给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的忠实盟友、工党和改良主义政党。这样一来，它实际上有助于改良主义者，而这些人在任何严肃的对抗中都将背叛工人阶级，而且每天都会在人民中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以保持他们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控制。更糟的是，在劳动人民对社会民主的和劳动类型的政府背叛的经历失望的情况下，如一再发生的那样情况，如果在选举中没有更好的选择，人们就将存在严重的转向右翼和法西斯政党的危险。从希特勒到英国国家党[10]，法西斯已经表明他们知道如何将议会和议会外政治结合起来。左派不能简单地洗手不干选举，给他们让出一条道路。
运动中的决策
在组织罢工、运动、示威和会议时，都必须作出决定。这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决定规模小，基本上很实际——会议是晚上7点还是晚上8点？有时是原则问题——这场运动是支持移民控制还是反对？有时，看似微不足道的实际问题包含着更大的政治和战略影响。例如，关于示威目的地的辩论可能实际上是在决定示威是否应完全和平或是否应在最后冒险与警察对抗。在设立会议时，将就议程、发言者等作出决定。那么，如何做出这些决定呢？
一种方法，在激进运动中经常发生，就是让一个“有魅力”或占统治地位的人指挥一切。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安那其所不能接受的。另一种方法，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传统的民主投票。这会允许一定数量的权力下放给某种形式的“领导人”或“官员”，但基本原则是多数人决定。近年来，许多安那其和自治主义者被吸引到要求协商一致意见的决策中——只有决策中的（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同意的决策才能被承认。这些方法中哪种方法最好呢？
毫无疑问，在达成共识时，以协商一致意见作出决定是最好的。或者，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同意，可以相当迅速地达成共识，这也许是最好的。但在没有共识和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这将是一场灾难。这些情况确实会发生，而且总会发生。这是一场灾难，因为你要么作不出任何决定，要么你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除外）在没有决定集合地点和时间的情况下进行示威，或者在没有事先决定场地的情况下举行会议，或者是某一方决定打持久战，结果只能无休止辩论下去（这给那些不必早上起来上班的人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对“共识”的要求还允许人数极少但不懂得变通的少数人阻止和阻碍绝大多数人，从而使竞选和组织瘫痪。
投票决定也有其缺点。选票可能受到操纵或者不公平地影响，也可能被忽视。然而，民主投票却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种基本方法。让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虽然是一个假设，但也是工人运动的日常情况。
A工作场所的五百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加薪10%。一周后，雇主提出5%的报价，工会官员建议接受，称这是目前最好的交易。劳动力内部是分离的。在五百人中，大约有一百人肯定地想接受，另外一百人同样肯定地想要继续战斗，相信还会取得更多的胜利。如何决定此事？没有达成“共识”的前景。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做他们想做的事，罢工就会支离破碎，就会被打败。工会官员想命令大家回去工作。不！我们需要投票。雇主和州政府更喜欢邮寄选票，好让工人以个人的身份在国内投票。我们（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等）会在辩论后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争取投票，使一百名激进分子的论点有机会赢得三百名尚未决定的人的支持。
这是一个在运动中必须争取和捍卫的传统。工人（和革命者）必须习惯于投票，并在投票失败时接受投票。当然，会有一些票不能也不应该被接受——每个规则都有例外——但总的来说，只有人们接受被多数票击败，而不是分裂或退出，工会、罢工、占领、竞选和政党的团结和发展才可能得到维护。
第二个例子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实际事件——1917年十月革命。10月25日凌晨，赤卫队在苏联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列夫·托洛茨基）的指挥下开始夺取该市的关键建筑。暴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上午10点，军事革命委员会（MRC）发表了一份声明：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权力已经移交给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的工人和士兵代表，即军事革命委员会，彼得格勒无产者和驻军的首长。”
此时，旧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仍然躲在冬宫内。与此同时，同一天，在同一城市，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来自俄国各地的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的代表聚集在斯莫尔尼宫。起义是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帜下进行的。大会将对这次起义采取什么态度？如何决定这个问题？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大厅里就是起义的直接反对者，他们不久将离开去参加反革命，还有像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这样希望达成妥协的人。显然，必须进行投票——事实上，有一系列的投票。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给出了一些数字：
对在起义时刻举行的代表大会代表的统计是极不完备的。开幕时总共有650名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布尔什维克得到了390个代表席位。
孟什维克连同列入他们之中的各个民族团体的代表总共还不到80人，而他们当中大约有一半属于“左人”。
159名（另据资料190名）社会革命党代表当中，左派占了大约五分之三；而且就在代表大会召开过程中右翼还在继续迅速减少。到代表大会结束之际，根据某些花名册，大会代表人数达到了900人……
在代表中间进行的调查表明，有505个苏维埃赞成把全部政权交到苏维埃手中，有86个苏维埃赞成“民主派”政权，55个苏维埃支持成立联合政府，另有21个苏维埃也支持联合政府，但要将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
（列·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伦敦1977年，第1146-7页）
要推翻国际资本主义，就必须有许多这样的工人委员会或者类似这样的机构，还有许多这样的投票。这是为什么民主投票的做法需要在运动中培养的第二个原因，以及阶级斗争的迫切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安那其主义在生活方式主义、自治主义、纲领主义、直接行动、选举与投票主义的所有这些分歧，都有其共同的渊源。它们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明确地知道国际工人革命的目标，并试图从这一角度评估和思考所有战略和战术问题。安那其主义一直缺乏这种明确性，因此到处跳来跳去，有时被工人阶级的需求所拉扯，有时被其他社会群体所拉扯，有时又被其拥护者的情绪所驱使。
[1] 2001年八国峰会遭到示威游行抗议，一名示威者被意大利警察开枪打死，另外还有184人受伤，56名抗议者被捕。
[2] 欧洲社会论坛（European Social Forum，简称 ESF）是欧洲另类全球化运动人士举办的年度会议。
[3] 个成立于1970年的意大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左翼军事组织，在1978年绑架并处决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被意大利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被政府多次打击，现在已不再活跃。
[4] 萨帕塔人是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的武装组织，为了保卫印第安人的利益而起义，建立了带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性质的反叛萨帕塔自治市镇（Municipios Autónomos Rebeldes Zapatistas）
[5] 英国极右翼组织，仇视伊斯兰教，曾被指控密谋用炸弹袭击清真寺。
[6] 一个意大利激进的社会运动，活跃于1994-2001。
[7] 光说不做的谈话俱乐部。
[8] 1969至1972年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北爱尔兰德里建立的自治地区，组建了军队抵御英国政府的不断骚扰。警察与当地居民爆发各种冲突，1969年8月12日达到顶峰，发展为持续三天的博格赛德之战。三年后在博格赛德发生流血星期日事件，英国伞兵对游行的市民开枪，导致13名手无寸铁的人当场死亡，14人受伤，其中一人不治身亡。最后谈判破裂，英军出动装甲车和推土机将其镇压。
[9] 因为他无视公民证词。
[10] 英国极右翼政党，被认为是英国的纳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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