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第三条路》 第一章 世界的主宰
壹、全球化的论辩克莱恩（Joe Klein）在其影射小说《原色》（Primary Colors，译者按：本书后来被拍成同名电影，台湾上映的片名为〈风起云涌〉）中，描绘了一名以柯林顿为原型稍加修饰而成的主角，他在一九九二年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时，对一群蓝领听众发表演说： 任何政治家都无法让造船工作起死回生，也不可能让你们的工会再度强大。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恢复昔日的光景。这是因为现今我们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也就是，一个在经济上没有国界的世界。人们可以在纽约按下按钮，一瞬间就把十亿元转移到东京。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市场[1]。
这席话言简意赅地勾勒出全球化的中心命题。全球的经济整合，尤其是关于金融市场这方面，已彻底地损害了民族国家的自主性，造就出一个「无国界的世界」。全球化还有一些更为野心勃勃的定义──例如，赫尔德（David Held）、麦格鲁（Anthony McGrew）及其合著者针对全球化这个主题，完成了迄今最具系统性的研究，他们以非常广泛的角度来看待全球化：「全球化初始可以被视为是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中，包括文化到犯罪、金融到精神等方面，相互连结现象的扩大、深化与加速」[2]。 然而，全球化论辩真正的意义在于，由更大规模之国际经济整合所推论出来的政治后果。对提倡第三条路的人而言，经济全球化使得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等旧左派的国家统制主义变得过时。布莱尔甫成为工党领导人之际，就曾对此事详加阐述。在其一九九五年的梅思讲座（Mais lecture）中，布莱尔主张「新兴的全球市场是决定经济政策的背景」，因此「任何英国政府的施政空间都已经严重地受限」[3]。 这样的解读强调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其讨论的层面是，全球化缩限了各国政策制定者所能拥有的选择。布莱尔在较近的一次演说中，再一次强调这样的负面效应： 全球化为我们带来了经济成长与物质富裕。然而，全球化的影响也同样让人心生畏惧。孩童在学校的运动场就能买到毒品、且在性方面的成长速度，委实让我个人感到震惊；为人父母者为了养家糊口辛勤地做着单调的工作，经常是夫妻两人都得工作，还要照顾年长亲人；在这个世界，有些人结婚三次都以离婚收场；这个世上，几千哩外的会议室可以决定工作的有无；家庭的连带、在地性、乡村都持续遭受压力与威胁[4]。
布莱尔对于全球化的矛盾情结，部分可以反映出第三条路思维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面向，这一点我将在第二章第三节中多加着墨。布莱尔的言论也说明了，当前的论辩倾向于将所有当代的社会变迁都归因于全球化。一九九九年纪登斯的芮斯讲座（Reith Lectures）就是这种倾向的不良示范，只不过这个对「奔逸的世界」（runaway world，译者按：讲座内容后来以此名称出版成书，中文译本名为《失控的世界》）的乐观审视，较热衷于强调全球化的美好面向。因此，家庭结构的转变及其相关的两性平权压力，都源自全球化（尽管如何从全球化中产生，从未获得清楚说明）的「真实全球革命」。其它有益的变迁也都来自相同根源。「全球化不只往上拉抬，也往下推挤，对地方的认同产生了新的压力……世界各地之在地文化认同的振兴，起因是全球化……」等[5]。 纪登斯先前的职业是社会理论家，他力倡「解释的多元主义」（explanatory pluralism），用以对抗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化约论」（Marxism’s class reductionism）；然而现在，他对社会世界的说明却是极端独大，将所有社会现象都化约成全球化的后果。其说明也无法处理随着全球化而开展的重要论辩。怀疑论者批评那些较为极端的全球化主张，但纪登斯仅承认批评的存在，却未对其详加析论、甚至是置之不理。他认为怀疑论者「通常是政治上的左派，特别是旧左派」[6]。 这一点实在没有道理。全球化的怀疑论者遍布政治光谱，从自由市场右派到革命左派都可见其踪影。他们包括各种不同研究纲领的支持者，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哈尔曼（Chris Harman）、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大老华兹（Kenneth Waltz），还有韦伯学派的历史社会学家曼（Michael Mann）[7]。除此之外，被纪登斯称作「基进派」（the radicals）的人认为，全球经济的整合将会除去国与国之间的分野，但如果要针对这些人给予中肯的陈述，就必定得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作品特别记上一笔。一九八○年代，哈理斯(Nigel Harris)是首先对全球化作出严谨说明的学者之一；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著名阐释〔其说法亦形成于八○年代，近来亦为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采纳〕，把后现代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之新兴、「多国」（multinational）阶段的文化相关产物[8]。 赫尔德、麦格鲁及其共同研究者，对于全球化有着更为谨慎的陈述，他们承认「不管是自由派、保守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社会研究的伟大传统，对全球化这样的社经现象，并没有一致的观点」。他们认为全球化的论辩，可以分为三个阵营：「超全球化论者」（hyperglobalizers），其宣称民族国家已过时；「怀疑论者」，如赫斯特（Paul Hirst）与汤普森（Graeme Thompson），其「认为全球化根本是一个迷思，隐瞒了国际经济逐渐分割为三大区域集团的现实状况，而集团中的各国政府仍颇具影响力」；「转型论者」（transformationalists），他们认为当代的全球化模式是前所未有的，国家与社会处于鉅变当中，使得世界的连结更为紧密，但也呈现高度不确定，国家与社会皆须尝试适应这个世界[9]。 赫尔德、麦格鲁及其共同研究者也主张，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多面向的过程，而非以经济为主。他们认为全球化应该被概念化为「一个过程（或一组过程），而社会关系与往来的空间组织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转型（衡量的标准可以是广度、强度、速度，或者其所产生的冲击），形成跨洲或区域间的流动，以及行动、互动与权力行使的网络」[10]。由此观之，全球化应该被视为一个跨历史的现象，从前现代时期至今日，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历史形式」（historical forms）。 赫尔德、麦格鲁及其同僚小心翼翼地强调，全球化程度的增加，是多种不可化约的原因偶然产生之结果。他们坚决主张「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无法用演化逻辑（evolutionary logic）或者突现的目的（emergent telos）来说明其特征」[11]。这样的表述带有学究、严谨的风格。只不过整体而言，他们概念化全球化的方式，已经预先对于反对怀疑论者的论据下了判断。他们将全球化描绘为一个横跨历史的过程，在不同时候拥有不同的偶然形式，如此就已对争议下了决论：全球化是一个事实，唯一的问题在于其历史演化的精确形态。此外，他们对此议题的分类方式，牵涉到一种常见的修辞策略：赫尔德、麦格鲁及其同事将比较激烈的全球化倡议者与较为温和的「转型论者」给区分开来，藉由此举他们可以使后者（其中包括纪登斯）化身为一种辩证性综合体（a dialectical synthesis）的创始者，此论点可以克服错误并吸收「超全球化论者」与「怀疑论者」之论据中的真实要素。 在我看来，将推动者与批评者加以对比显然比较有用。特别是由于美国在一九九○年代所经历的长期经济荣景，使得过分炒作世界资本主义的前景，已成为政策与学术讨论的通病。一向小心谨慎的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Federal Reserve Board）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转而变为美国「新经济」（New Economy）的歌功颂德者便是一例。若是熟悉一九二九年十月华尔街股市崩盘前的历史，就会知道这种狂热是股票市场热络时的典型特征。甚至连优质的媒体都曾不停地吹嘘网络公司（dotcom companies）与电子商务（e-commerce），直到这一块市场于二○○○年春季突然崩盘为止，而这也表示历史有可能会重演[12]。 有些人主张美国（以及可能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已突破过去的藩篱，而且未来肯定还会持续扩张，然而，质疑这种论调的人，除了有一般被提及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至少还包括较为传统的经济学家（容后详述），如高尔登（Robert Gordon）、高德理（Wynne Godley）与马丁（Bill Martin）。这个推动者与批评者的区分，与全球化观点截然不同。全球经济整合的程度在质量上已超越了过往世代，但可能带来的结果将会是更高（而非更低）的经济不稳定，这两点看法可说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我本身大体上的看法）。我认为这样的区分较值得注意，而不仅是对全球化的论辩分类派别，因为对我而言，目前智识上的主要危机在于，批判性思考将会淹没在「新经济」的狂热潮流之中。 我们可能在同一位作者的作品中，同时发现推动的言论与批评的意见。英国政府（Downing Street，即内阁）的顾问李德彼特（Charles Leadbeater）便是个格外显著的例子，他多少带有纯粹推动派的色彩；纪登斯最近的著作中，推动派的成分几乎盖过了严肃的社会思想。其它人的著作成分比例就较不一定。柯司特（Manuel Castell）在其三册鉅着《資訊时代》（The Information Age）里的严肃分析，对毫无反思而颂扬「資訊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的态度有所挑战。第一章第三节将会讨论他与李德彼特的某些论点。 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把重心放在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与意涵上，虽然赫尔德、麦格鲁及他们的同僚批评这种取向是「经济主义的」（economistic）[13]。但就像我前面提过的，这样做的理由在于，这是第三条路的理论家用来区隔自己与旧左派路线之差异的中心议题。第三章则会回到政治全球化的讨论。 二、政治的限制就左派策略的观点而言，全球化的论辩集中在两个中心问题： 1.过去的一世纪里，全球经济整合是否有质的增加？ 2.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政治行动无法控制全球资本主义，更别说要改变全球资本主义？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一个世纪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然而，重要的怀疑论者，尤其是赫斯特、汤普森，认为有必要将此议题置于一段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他们主张，二十世纪末期的全球经济整合（衡量标准的独特性在于主要经济体对国外贸易的依赖性，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状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状况比较起来，两者相差不远。现在之所以会有活在全球化经济之中的感觉，主要原因在于下列事实：世界市场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危机时期，分裂成几个自足的经济集团，以致于比起一九一四年之前所达到的经济整合的程度，反而有所倒退。因此，过去这一代的「全球化」，主要只是回到一战前那个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时较为完整的世界经济[14]。更何况，国外的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实在称不上是全球化，仅集中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三巨头」（北美、欧盟与日本）多国籍企业（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是这些过程的主要机构，其主要资产、销售与产出还是集中在本国经济中，而非遍布全世界[15]。 为了回应，赫尔德、麦格鲁及其合著者指出，国际贸易不管是在绝对或相对于世界的产出上，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他们承认国际资本的净流动量，比一九一四年前还低，但是「资本的总流动量是以前所没有的，这一点十分重要，而且今日的资本具有高度移动性（mobility），这一点也不能轻忽」。他们也主张一个全球生产体系正在兴起：「虽然经济全球化常常只被看作是全球市场的扩张，但是跨国公司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成长所代表的意义却是相当不同的：企业的生产与分配不再透过市场机制，日渐以跨国组织的方式进行。」[16] 由此观之，这番经济全球化主张的理性核心，一方面是高度整合且具流动性的金融市场之出现，另一方面则为一种倾向，即跨国公司及其卫星工厂跨越国界，统整商品的生产与分配（如赫尔德、麦格鲁及其合著者所强调的，国际贸易的扩增与第二种倾向密不可分）。哈尔曼指出赫斯特与汤普森过份依赖量化比较的错误： 一九一四年外贸与对外投资的规模大于今日，这个事实其实无法证明，生产组织没有任何改变。同样几万亿英镑的投资总额，可能是投资在一百个相互竞争的工厂里，也可能是投资在一组工厂里，其中每个工厂各自负责完成同一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部分[17]。
然而，赫斯特与汤普森论证里头的这项缺点，并非意味着跨国公司能够不以国家为基础，而成为全然「不受束缚」（footloose）的公司。如同哈尔曼所强调的，外国的直接投资所采取的形式常常是所谓的「丰田模式」（Toyota model），即跨国公司并非仅是建立一个外国子公司而已，同时也形成一个在地的供货商网络，以供应其工厂所需要的组成零件或其它原料，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供货商在这个关系中当然还是会受到外国公司的压迫（立基于英国的汽车跨国公司最近所做的要求，就是一例，它们要求在地的供货商产品报价要使用便宜的欧元，而不用昂贵的英镑）；同时，子公司的管理部门很可能会认为其利益与其供货商是分不开的，他们对当地政府所表达的政治要求，内容反应着这些共同利益。藉由关闭子公司来拆散这个微妙的关系网络，可能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尽管这种方式有时仍会被采用，如最近在英国跨国公司）关闭分部工厂的潮流）[18]。 最后，像这种已经发生的经济全球化，一直都依赖政府的介入。柯司特强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而第三条路的理论家，如纪登斯与李德彼特，便经常引述他的说法来支持他们的全球化观点。确实，柯司特主张，有政府刻意的政策，才使得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总的来说，政府政策引导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并非市场所产生，而是市场、政府、国际金融机构为了市场（或者他们认为市场应该有的样子）而产生的互动所导致。根据柯司特的说法，解除管制、贸易自由化、私有化这三种国家政策，「构成了全球化的基础」。因此，「全球经济是在政治上所建构的」[19]。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博兰尼（Karl Polanyi）著名的主张是：劳动、土地及货币等市场的形成，需要由大规模国家主导欧洲社会重建[20]，这完全不符合人性的需要。今日我们所见的是一个发生在世界层级上的相似过程，西方世界的政府正透过一些如世界货币基金会、世界贸易组织的机构，企图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扫除国家所造成的障碍。 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有条件的「肯定」。全球的经济整合已出现质的增长。至于第二个问题：政治行动的范围是否已经缩减到，我们应该要放弃所有控制资本主义或改变资本主义的希望呢？ 人们当然多半感受到政治行动的范围的确被缩减了。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第三条路的政治创始者──柯林顿自己。伍渥德（Bob Woodward）在柯林顿白宫第一年的记事上提到，一九九三年一月七日柯林顿在宣誓就职之前，在小岩城（Little Rock）所召开的一次会议。布兰德（Alan Blinder）与其它经济学者向柯林顿说明，目前的当务之急并非是执行选举时所提出的温和改革政纲，而是该砍掉一千四百亿的联邦预算，以说服极为敏感的债券市场与联邦准备理事会让利率调降： 桌子的一端是已经当选总统但尚未就任的柯林顿，其面容因怒气及怀疑而胀红。他回应道：「你是要告诉我，我们的计划成功与否以及我能否连任都得取决于联准会，还有那群他妈的债券交易者？」。
桌子另一端的人点点头，并没有表示异议。 在布兰德看来，柯林顿这时才领悟到，他的命运有多大程度是掌握在不用竞选的葛林斯潘以及债券市场的手中[21]。 接续其上，一九九三年四月七日的白宫会议里，柯林顿对这种策略所带来的后果大发雷霆： 柯林顿咆哮道：「民主党人都到哪里去了？」他说：「我希望你们都知道我们是艾森豪共和党人（Eisenhower Republicans）」，声调中满是挖苦。他接着说：「我们这边是艾森豪共和党人，我们要打击里根共和党人（Reagan Republicans）。我们主张缩减赤字，支持自由贸易与债券市场。这样不是很棒吗？……我们一定有什么可以给人民的……如果我们什么都给不了的话，至少还可以给予他们医疗保健」[22]。 果不其然，健保改革成为柯林顿第一任任期中的诸多意外之一。在总统被弹劾的案件之后，再考虑这个光景，希钧斯（Christopher Hitchens）以其一贯毫不留情却又极为精准的风格评论道：「事实上，柯林顿总统的共和党主义并没有达到艾森豪的水平。他把政策交给葛林斯潘、莫理斯（Dick Morris）这类更为极端的共和党人，却一点也没发挥老将军艾森豪对于军事工业复合体所抱持的那种坚定的不信任感」[23]。 莫理斯是共和党籍的政治顾问，他在柯林顿遭遇健保改革挫败，以及金瑞契（Newt Gingrich）领导的共和党右派于一九九四年的期中选举大获全胜之后，提供柯林顿一些关于如何恢复其政治声望的建议。莫理斯想出了这种「三角检视」（triangulation）的战术：为了在一九九六年继续赢得白宫任期，就得盗用共和党的外衣，但令人倒足胃口的影响是，柯林顿签署了福利「改革」法案。另外还有一则轶事──这次由柯林顿第一任任期的劳工部长李希（Robert Reich）所提供，其抓住了这种策略的构成精神： 有一天在总统办公室的中廊，我又再度挞伐这种绕圈子的方式，莫理斯对我这样解释：「风往右边吹时，柯林顿就转向右边。风往左边吹时，他就转往左边。现在风向是往右边吹，所以那就是他的方向。但是他也总是知道他的终极目标」。
我问他：「迪克，是什么呢？」 「回到白宫再做四年」，他如此说道，一点都不是在开玩笑[24]。 柯林顿第一任内阁中，最接近欧洲社会民主人士的阁员就是李希。他所使用的策略是透过改善教育与训练的公共投资，来增加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同时也降低社会不平等，这个策略对布朗所主导的新工党经济政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见第二章第二节）。李希在当时担任劳工部长的回忆录里，机敏地却也绝望地记载了，当柯林顿不断往右靠拢时，社会分歧却是无情地持续扩大。近四年之后，伤心的（或许也是明智的）李希离开了华府，包林（Robert Pollin）对于一九九○年代柯林顿的经济政绩做出了极糟的评价：「柯林顿施政的基本特色，是政府支出的全面缩减，但事实上却是毫无保留地汲营于自由贸易、解除金融市场管制，对于劳动市场的管理，只有间歇且无延续性的政策」[25]。 由伍渥德所唤起的场景，其有趣之处在于，我们从中可以得知，此种政策结果并非真的是柯林顿的意图，而他在主观上也经历了转换方向的挫败──当然，这样的改变除了出于连任考虑，也是受迫于「联准会，还有那群他妈的债券交易者」所代表的结构性压力。所以就像柯司特所说的，「柯林顿政府的确是全球化的政治推动者」：面对其它国家，捍卫华盛顿共识；克服民主党的强大阻力，推动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协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6]。 对于柯林顿的这种演变，我们提出两个意见：第一，它与新工党的上台执政形成了惊人的对比。希莱尔与布朗不但不曾对全球资本所带来的结构限制给予迎头痛击，还试图预估大企业的需求──首先，他在一九九七年元月采纳保守党的支出目标，然后于五月就职时，把利率的控制权交给英国中央银行。这些自我否定的政策或许是反映了工党政府在一九六○与一九七○年代的惨痛经验，但这也令人惊讶地想到，当布莱尔执政之初，曾有一度柯林顿是位于新工党的左边，或者至少在演变过程中，两者是处于相同的立场[27]。 其二，如同我们之前提到过往工党政府时所说的，这是段似曾相识的情节。柯林顿对丧失政策痛怒，令人想起其它的政治领导者。比方说，它令我们联想到威尔森（Harold Wilson）著名的记述──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工党胜选之后，威尔森与英国中央银行总裁克罗门（Lord Cromer）形成对峙，当时后者要求削减公共支出，以维持民众对英镑的信心，而威尔森曾说道：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认为我们目前遭遇到一种处境：国际投机份子（而不是英国中央银行总裁）告诉这个获得选民托付的新上任英国政府，其赖以胜选的政策都无法实行；英国政府被迫采纳它本身根本反对的保守党政策。事实上，央行总裁也确认实情正是如此。
我那时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任何英国政府，不论其党派色彩、不管竞选时所主张的宣告、政策为何，除非立即回复到全面的保守党政策，不然是不可能运作下去的。他承认，这就是他论证所主张的，因为他们握有决定性的经济权力，其经济上的指令具有毫无妥协余地的强迫性[28]。 这就是要点所在了。由于资金抽腿所强加在金融市场的经济限制，打倒了改革派政府，这种老套的故事几乎与社会民主的存在一样长久。从一九二四年短暂的麦克唐纳（MacDonald）政府以来，布莱尔政府是第一个尚未面对重大金融危机的政府，这些危机通常都会对政府造成严重的打击。即使是艾德礼（Attlee）政府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因英镑恢复兑换引发危机之后，做出了重大改革，亦无法幸免；麦克唐纳第二次执政时也是如此，一九三一年八月「银行家诈欺」（bankers’ ramp）破坏了一切；同样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接连的经济恐慌以货币重挫达到最高峰，削弱了威尔森（Wilson）政府；一九七四年至七六年间，战后第一次的重大经济衰退开始时，资金大量流失以及好斗的工人使得威尔森－卡拉汉（Wilson-Callaghan）身陷其中而动弹不得。 有人认为全球化已为政府的行动带来了全新的经济限制，但上述历史纪录起码让我们能对此说法打上问题。即使在过去，金融市场所遭受的管制远较今日来得紧密（英国的汇兑控制只有在一九七九年才被撒切尔政府所放弃），但工党政府也曾因国际资本外逃（captial flight）而被迫改变施政方针。过去二十年间的解除管制以及金融市场更进一步的整合，或许已增强了对于国家行动的结构性限制──（根据威尔森所言）克罗门称之为「握有决定性经济力量者，其经济指令所具有的绝对强制力」，但它们并非造成此种结果的始作俑者。 当然，过去二十年来，也有一些著名的案例，是关于社会民主政治人物因市场力量而丧失颜面。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法国社会党，在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总统执政初期，由于一九八一年至八三年间一连串的通货危机，使得社会党被迫放弃其凯因斯式通货再膨胀以及全面国有化的政策，反而采纳某种撒切尔主义。最近的例子是左翼的社会民主人士拉方田（Oskar Lafontaine），他在一九九九年三月时被踢出德国财政部，因为德国大企业群起围攻他的税务方案。如《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所述：「德国企业的领导人索求战利品」。这家报纸相当幸灾乐祸地将此事与密特朗的事件拿来比较：「密特朗先生的政府在政策全盘变卦之前，还掌权了两年，拉方田拉拉扯扯的过程不到四个月，就遭受德国企业要挟要将公司迁址，以及来自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这两方面的联合抵制」[29]。 然而，以前面所概述这段历史为背景，这些事件虽然无可否认地是十分重要，但其意义与其说是代表全球化的冲击，倒不如说是某种对于政府更为根本的限制，迫使政府无法从事会危及（包括国内的与国际的）资本生存能力的行动。拉方田的下台犹如德国资本家的胜利──这些人并非匿名的跨国公司，也不是威尔森三十多年前所谴责的「苏黎世精灵」（gnomes of Zurich，译者按：掌控外资的端士银行家），他们是德国的二十二位企业领袖，他们对德国总理施若德施压，要求施若德惩处他的财政部长。许多关于经济全球化之政治涵义的讨论之所以没有效果，是因为无法区分扩大经济整合的真正影响，以及那些浅显易懂的资本再生产基本要求。 三、「新经济」的迷思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在新的社会世界里，这种看法仍然是第三条路思维的核心。因此，布莱尔宣称：「我们目前处于自两百多年前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最为巨大的经济、技术与社会鉅变之中，我认为这是毫不夸张的说法」[30]。布莱尔的顾问李德彼特所著之《知识经济大趋势》（Living on Thin Air，译者按：本书全名为Living on Thin Air: the new economy，中译本由时报出版），便企图具体化这个看法。本书呈现令人惊叹的开访风格，充满了自传式旁白，并且以恭敬的笔触描绘出生气勃勃的「知识企业家」（knowledge entrepreneurs），可说是史迈尔斯（Samuel Smiles）之《自助》（Self Help）的现代版本，一首咏叹当代资本主义光辉的赞美歌[31]。 事实上，李德彼特对于他所钟爱的对象是否该继续被称作资本主义，态度模棱两可。他宣称：「我们正进入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兼具「开放与创新，也是广泛包容与合作的」。「知识经济」是驱使我们迈向这个乌托邦的动力。我们再也不用依靠有形货物的生产而存活：「届时我们都将身处无中生有的企业……真正的当代经济财产，是从我们的脑袋中创造出来的，而非来自土地：观念、知识、技术、天分与创造力」[32]。 今日成功的公司乃是能够提供广受欢迎之品牌的公司，而品牌的树立逐渐不是仰赖其和任一特定产品的连结，而是必须开发由愈趋立基于科学的社会所产生的崭新知识资源。大型的跨国企业并不是这项任务的最适者，反而是小型的、不受拘束的、更具创业精神的公司，它们的结构较不正式、没有官僚体系，以去中心化的网络相连结，因而可以极大化创造力。因此，新的「知识资本主义」并没有使得经济权力更加集中，反而使其更为分散。因此，典型的第三条路论调是，牛肉看得见也吃得着──结合了新右派颂扬的资本主义动力论，以及旧左派寻求的社会正义。 这个论据所依赖的是一连串的省略。语带批评并将创造性与企业家精神划上等号。所以在李德彼特的说教中，有一些故事是叙述人们能够为衰败的工人阶级带来实质的改善。这些无疑受人景仰的人物被描绘成「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而他们所拥有的技能和在商业世界获利所需的技能，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私人企业从此披上爱心光环，同时也意味着，自由企业模式是贫穷与不平等的解决方案。李德彼特坚决主张「知识资本主义」，这个词汇的意涵是，科学创新是私有部门独具的性质。但这一点完全是错误的，有时他被迫承认：技术变迁所需要的科学研究，大部分来自公共部门成果：「科学知识爆炸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政府对研究的大量投资，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时期」[33]。 網際網路就是这样的例子──網際網路其实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署（DARPA, Def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译者按：原文DARDA应为误植），一个五角大厦的研究机构所创造出来的。借用柯司特的说法，「不管是在美国或者全世界，資訊科技革命的开创者是政府，而不是车库里的创新企业家」[34]。事实上的确如此，李德彼特称道不已的知识创业精神，常常剽窃公共支出所支持的基础研究，以满足贪婪与野心勃勃之私领域的个人利益。他以「大学是露天开采知识经济的矿藏」的比喻承认了这一点[35]。所谓的新兴「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m）比较像寄生虫，买进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再将部分转卖，从中撷取各种想法。因此，面对整体科学研究的主要威胁：美国政府与欧盟让企业取得基因专利的超前，李德彼特没有提出令人感兴趣或者前后一致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资本主义卯足了劲要消费世界，也同时消费科学研究所发现的自然的理论性质，如此贪得无厌的态度，对比其所描绘的惬意未来，实在有些不相称。 李德彼特并未完全忽略这些负面现象。他承认就连他所钟爱的硅谷「也只具有衰弱的公民文化，而且……是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他甚至表示：「我非常清楚，这个阶段的全球化所导致之严重且长期的不安全与不平等，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而本书（译者按：指李德彼特所著之《知识经济大趋势》一书）所提出用来处理不平等升高的措施，其实是不敷使用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李德彼特谈到：「我们必须创新且包容」，但是他的公共政策提案之要旨反而会增强过去二十年来严重扩大社会不平等的该种过程。他期待当代税制的消失，盼望未来个体能够获得的社会安全，是依照他们的投资选择而定。例如，掌管学校的是「在民主上负责任的新中间者……学校衍生的会社，慈善机构与私人企业提供的服务」，尽管李德彼特对于慈善机构或私人企业该如何负责，并未详加说明[36]。 他这种漫不经心的论证，显示他无法察觉个人的资源取用权（access to resources）之真实差异，因此也无法分辨个人生活机会（life-chance）的差异，这一点委实令人讶异。比方说，考虑下段文字：「我们多数人的谋生方式是提供服务、判断、資訊与分析，其场所可能是总机、律师办公室、政府部门、或者科学实验室」。这在先进经济实属当然，大部分的人都是提供服务。只不过其中的情境差异极大。总机的接线生工作，薪资微薄又接受高度监管，是半自动化的工作（李德彼特自己把总机称为「当代服务经济」的「工厂」），而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如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领导者，担心的则是下年度的红利是四百万还是五百万[37]。然而，上述两者都还算是服务性的工作。这个分类对于事情的分析没什么用处，因其无法显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中的差异──总机接线生与投资专员两者收入的巨大差距，反映出两者在经济权力结构中、职场上、劳动市场上的不同位置。 李德彼特对上述考虑并不感兴趣。在一段典型的史迈尔斯风格的文字中，他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要在一个更为竞争性的文化中谋生，显然是愈来愈吃力与不确定。要在新经济里获得成功的条件乃是自信与弹性的内在资源，而这正是多数人所缺乏的」。他并不想把那些跟不上时代脚步的人弃之不顾：这些人应该获得同情，并且被供给「更为支持性且兼具弹性的制度，在我们失败时扶我们一把」。然而，公平之处在于史密斯（F. E. Smith）所称的闪耀的报酬（the glittering prizes）上，由那些非常剽悍、能够存活于竞赛中的人获得：就像李德彼特那类的人，据他所言，牺性了新闻工作的机会，成为一个独立顾问，现在他所依靠的是他的智慧（他甚至提供了这些智慧所获得的物质报酬表列，这是一份相当无趣的清单：国外渡假、行动电话、電腦、微波炉、休旅车……，简而言之，相当琐碎，无用）[38]。 柯司特对其所谓「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分析，相较于李德彼特轻率的空想，两者在科学严谨的方面有着全然不同的等级。不过，他的研究与李德彼特仍有相近之处，他也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末期，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而这个发展与他所说的「資訊科技革命」（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有关。此外，这个变化（「网络社会」这个用法所指涉的）意味着经济权力的分布是去中心化的网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确实， 有史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首次形塑了整个地球的社会关系。但这种资本主义与之前的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它具有两种基本特征：它是全球性的，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一个金融流动的网络而构造成。资本作为一个单元，在全球各地即时运作，而资本的变卖、投资与积累主要都是在通货的范围之中，也就是金融资本[39]。
柯司特的书牵涉甚广，并引用自身的研究，在此若要详细讨论这本庞杂著作中的论证，既不适当也不可能。因此，我希望专注于三个真接牵涉到第三条路论辩的议题。第一，柯司特如何将他所谓的「資訊资本主义」概念化，第二，讨论「网络社会」这个比喻，第三点则是针对他（还有许多其它人）对于「資訊科技革命」所做的宣称。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柯司特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的都市地理学者，其使用的理论语汇，大部分都引用马克思的概念（尽管他的引用并不十分严谨：例如在上段引述中，我们很难看出，除了在通货的范围中，亦即经由商品的销售外，任何形式的资本如何能变卖其自身）。柯司特据此来区别「生产模式」（资本主义、国家统制主义）以及「发展模式」（工业主义、資訊主义）。可想而知，生产关系定义生产模式，生产关系是对生产力实际控制的关系。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生产关系一般相对于生产力，而生产力包括生产的物质要素（劳动力与生产工具），以及利用这些要素所必需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窍门。然而柯司特却引进「发展模式」的概念，当作是一种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媒介： 发展模式是一种技术性的安排，透过这样的安排，劳动可以将物质创造为产品，最终决定了剩余的水平与质量。生产过程中促进生产力所必需的要素，定义了发展模式[40]。
就「資訊主义」而言，基本要素是「知识对知识本身所为的行动」。而且， 每一种发展模式都有结构所决定的效能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依循此原则来组织各种技术过程：工业主义以经济成长为目的，亦即要量产出极大化；资讯主义则是技术发展导向，亦即以知识累积为目的，要让资讯处理达到更高的复杂度[41]。 这一段说明意味着，「虽然资讯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扩张与复苏有关」，但其所导致社会经济转型的结果，并不能化约为资本积累的逻辑[42]。很明显地，发展的技术模式能够赋予经济行动者动机，且这个动机是独立于他们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位置所获得。但无论在经济上或理论上这个论述都是有问题的。根据柯司特所言，「工业主义」第一优先的是生产极大化。然而，事实上企业追求的策略毫无疑问地（确实也持续地这样追求）都是有限度的产出。独占事业与企业联合是追求这种策略的特殊类型。这种策略的进行是保持获利或增进获利的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牵涉一种竞争性累积的结构，使得一些资本家有强而有力的动机来极大化获利，即使这意味着有必要牺牲成长。 「资讯主义的发展模式」改变了这种事态吗？并不尽然。「資訊处理达到更高复杂度」的这个趋向，多半是获利极大化策略所导致。每个新版的微软（Microsoft）操作系统都需要功能愈来愈强大的電腦来执行：结果使得既存的電腦拥有者面对不愉快的抉择，要嘛坚持使用他们的旧電腦，冒着无法使用最新应用程序的风险，不然就得购买新机型，但新机型很快就会过时。被迫持续升级的压力，并非来自于自主的技术需要，而是微软、英特尔（Intel）与个人電腦制造商欲极大化利润的共同利益所致。 布伦纳（Robert Brenner）认为每一组生产关系都存在「再生产规则」（rules of reproduction），经济行动者如果想要维持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就得遵循规则所要求的策略。就资本家而言，再生产规则要求他们进行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才能保有获利与竞争性。这个竞争性积累的过程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动态发展的原因[43]）。在柯司特对于工业主义与资讯主义之「发展模式」的论述中，「效能原则」可以凌驾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规则之上，或者独立于规则之外运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规则可能导致深刻的技术变迁，并随巨大的社会影响，但是促成这些变迁的原因，并不是增加产出或增加知识的那些相关的抽象考虑，而是为了更高获利、更为世俗的目标[44]。 柯司特在有些段落中也这么认为，例如：「获利性与竞争性是技术创新与生产力成长的实际决定因素」[45]。然而他并没有将这种说法中所隐含的破坏性考虑进来，因为在他的想法里面，技术性的发展模式是自主的。由此导致前后不一的情形，可以用下述事实说明，他认为自己一方面受到后工业主义理论家贝尔（Daniel Bell）、杜罕（Alain Touraine）的启迪，一方面也受益于阿图塞马克思主义者（Althusserian Marxist）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46]。所以「资讯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事实上是在两个相互敌对的研究纲领之间，一个不稳定、折衷的妥协方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以及后工业社会理论，后者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证明，至少先进社会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敌对状态[47]。 这是一个重要论点：对柯司特而言，「网络社会」起源于「两个相对自由趋势间的互动：新的資訊科技发展；旧社会借着科技力量来为权力的技术服务，试图重组自身」[48]。这就意味着「資訊主义」能够逃脱资本主义的外壳。当然，这里面明显存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想法：朝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因素是，新生产力的斗争，打破了资本主义的藩篱，获得自由。然而柯司特有时却也认为，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现已存在。 这在我所想要处理的第二个主题中尤为明显──网络社会这个独特的概念。柯司特宣称，資訊资本主义包含新的「组织逻辑」，即网络的组织逻辑。「网络是构成新兴组织以及将要建立之组织的基本材料」。老式的企业（阶层组织、功能分化、垂直整合）遭逢危机。这些企业面对的是「网络企业：这种特殊形式的企业，其手段系统是由各部分的自主目的系统之交点所构成」[49]。这实在不是什么明确的定义，但是网络本身的比喻说明了其基本要义：权力分散在诸个自主的中心，而这些中心被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所捕捉。 柯司特并未主张大企业已消失，而是谨慎地宣称大企业的转型，「从跨国企业变成国际网络」。因此「跨国公司确实是全球经济中财富与技术的掌权者，因为多数网络都依循着跨国公司而建构。然而这些公司内部分处于去中心化的网络，而外部的依赖则是成为互相连结网络之复杂多变结构中的一份子」。结果不是支配，而是相互依赖：「网络是不对称的，然而每一个单一网络单靠自己却很难生存，或者，强迫本身接受独断协议一样难以生存。网络的逻辑比起网络强权要强得多了」。因此，「权力仍然存在，只不过，权力的运用是随机的」[50]。 这些评论只不过是在说明，在当代的世界经济里，资本家陷于竞争性的结构中，以致于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控全局，即使拥有最大规模者也是一样。这一点完全正确，但这是任何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色：这个论点并没有办法使「网络社会」与之前的社会有所区别。少数独占者联合掌控世界，这种说法只出现在粗糙的左翼份子（或者法西斯份子）的评论中。资本主义公司所在的结构必定是冲突且相互依赖的，个别公司无法处于支配地位，即使集体亦是相同。 当然，这里并非宣称世界没有任何改变。过去的一个世代是资本主义大规模重新结构的世代。约略说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一九五○年代期间盛行之以国家为范围而组织的资本主义已被打破，转而被拉进更为整合的全球经济中。随着国际竞争日益剧烈，企业以缩小规模、简化组织等等行动进行转型。如前面第二节所言，跨国公司常仰赖复杂的供给网络发展。此外，就像柯司特所强调的，资讯科技的革命使得发展新形态的经营管理成为可能。但若要像他那样描述这个过程，例如他写道：「竞争的全球化，使得大型企业消解在多方向的网络网络（a web of multidirectional networks）之中」，这就沦为了粗鄙的护教学[51]。 此外，这也忽略了过去约十年来，广大的并购热潮曾是拉抬美国与欧洲股票市场之助力的事实。过去二十年来，并购的年成长率是百分之四十二，一九九九年总值是二兆三千亿元，相当于全世界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八[52]。跨国公司不仅没有「消解」，其面对的还是达尔文式的冒险挣扎，不扩张就只有结束一途。任何商业新闻的读者，对于各种部门更为集中化的预测报导，早已司空见惯。全球汽车工业生产力过剩，带给企业非常严重的压力，促使它们必须透过接管与联盟来合作。但是这个过程绝非一个「旧经济」现象。同样的力量运作于电信、娱乐、资讯科技本身内。柯司特提到，全球媒体工业存在一股「愈来愈寡占」的趋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二○○○年一月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以一千二百七十亿美元的金额并购了时代华纳（Time Warner）这个庞大的娱乐媒体帝国[53]。 汤金斯（Richard Tomkins）近来认为，集中化与中心化的趋势在網際網路公司尤为显著。相较传统部门，进入網際網路的障碍来得少了许多，尽管这是事实，但「随着企业对消费者市场（business-to-consumer market）的发展，显示社会正逐渐走向赢家全拿的线上版：其中两家或三家主要的公司，非常不相称地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市场，因此造成其它公司很难生存」。汤普金斯主张全球化结合传播科技的进步，使大型公司能够把广大的区域、甚至全世界都当成单一市场，而得以达到庞大的规模经济。網際網路的经济规模更是扩大许多，因为将产品销售到庞大的消费群并不需要成本。同时，愈多人使用網際網路服务，这个服务对于广告商就愈有价值，他们特别偏好信誉卓著的公司〔例如亚马逊（Amazon）与雅虎（Yahoo）〕，而不喜欢新进的公司：到了二○○○年末期，百分之七十一美国网络公司的广告，集中在前十大网站。一位投资分析师「预见到未来企业对消费者（business-to-consumer）的世界，只有三家或四家的网络公司能够存活下来」[54]。 并购狂热产生了更为庞大的公司，这些公司确实存在高度分化的结构。大型私人企业同样有科层制引起的不理性（一般称为X－无效率），旧式斯大林主义掌控的经济，以及各式各样的管理策略都是针对这些问题。然而，认为在经济集中化的复杂过程里，权力的分配只有随机意涵，似乎不够严肃认真。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决策是由总部决定的，就这点而言，权力的分配仍然是「不对称的」。BMW在二○○○年三月决定放弃子公司路华（Rover），布莱尔政府发现，发号施令的是慕尼黑（Munich）总部，而非伯明翰（Birmingham）与牛津（Oxford）的管理阶层（更不可能是英国国会的那些政客）。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大型企业的规模与财富让它们拥有庞大影响力，当主要政党大量依赖企业献金以资助其竞选活动时，情况更是如此，如美国与英国的情形。 柯司特沦为推动派令人遗憾，而这种情况在我要讨论的第三个论点中清楚可见，即他对资讯科技革命本身的主张。他认为资讯科技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其重要性可比拟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在经济、社会及文化的物质基础中产生了不连续模式」。这样的主张在美国，即对于「新经济」的狂热，当然不足为奇。如同其它投入此道的作者，柯司特所依赖的推论，是从一九九○年代公认的惊人成长率这一点开展，因此他信心满满地宣称：「在本世纪的转折点上，網際網路经济与資訊科技工业成为经济的核心──不论是在质或量方面都是如此」[55]。 这样的主张跟一般论调没有太大差别，即美国经济是否「超越了历史」（葛林斯潘著名的说法）──也就是说，一九九○年代的荣景，尤其是从中段开始相当高的生产成长率，是否代表资讯科技革命的影响？让经济走上长期的低通货膨胀、高成长的道路。对于葛林斯潘而言，「技术创新导致的复苏脚步是可察觉的，这让我们有理由支持这个假设：劳动生产力近来的加速成长，并非循环现象或者统计的异常，相反的是反映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经济光景中更为深层且仍在进行中的转变」[56]。美国从一九七○年代初期以降的生产力成长停滞是否有所翻转，柯司特对于这个争议，引用美国经济的繁荣以为明证：「事实上，只有实质的生产力增加，才能解释美国在一九九四年到九九年间的经济荣景」[57]。 经济学家高尔登以正统新古典理论架构论证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根据严谨的经济计量分析，他认为美国劳动生产力的年成长率在一九九五年九九年上升到2.15%（的确高于一九七二至九五年惨淡的平均成长率1.13%，但也还明显低于一九五○至七二年的平均值2.63%），可能是下列三项因素所造成：（1）国民所得测量标准改变；（2）商业循环的特征是，当产出增加速度比趋势率（trend rate）快，工时也会有所增加，但变化不如前者来得快：结果造成每小时的产出（劳动生产力）增加；（3）确实有生产力遽增的情形（一九九五年至九九年每小时产出的年成长率达到41.7%），但仅限于制造電腦的部门，美国非农业的私有经济只有1.2%的表现：根据高尔登的估计，非农业、非耐久性产品的部门（占了整个经济的87%），其生产力成长在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下滑的[58]。 在一个非专家必须小心为上的领域中，高尔登的论文激起了高度复杂且富争议性的议题。但他谨慎架构的分析至少指出了，「新经济」的主张是不能尽信的。同时资讯科技的冲击，其影响范围，比起布莱尔与柯司特所说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所受的局限更多。高尔登在另一篇文章中，将资讯科技革命以及发生于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通常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时期，做了系统性的比较。第二次工业革命包括五大类「伟大发明」：电灯与电动马达；内燃机及其副产品，包括飞行、郊区化、高速公路与超级市场；石油、天然气、化学制品、塑料与药物；由于电报、留声机、普及的摄影、广播、电影以及电视而造成娱乐与传播的转变；自来水、室内抽水马桶与都市卫生下水道。高尔登认为，相较于二十世纪末与今日二十一世纪初的改变，上述发明所带来的影响，更加戏剧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并且撑起了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七○年生产力成长的「黄金年代」（golden years），而这个时期的成长率相较其前后时期都还要来得高。 他认为資訊科技革命现象，立基的范围较小；从一九五○年代初電腦发明开始，表面上对電腦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但是这一点所反映的是，電腦资源的价格一直持续且可观地下降。同样的，更高级的電腦资源的边际效用也持续递减：在微电脑最初开始应用时，就已经涵括文书处理的主要经济利益（避免重复打字而且便于编辑），新的软件包却没有相对增加这种利益。同时，電腦在股本中所占的比例，一直都是相当小的部分。網際網路对此也并未带来显著的影响。虽然網際網路能让人以更少的代价、更方便的管道取得資訊与娱乐，但也只是把既有活动从一个媒介转到另一个（比方说，开机即可，而不用去图书馆），網際網路并没有让人拥有更多空闲，这可不像洗衣机的发明，让人得以避免用手洗衣服造成的过重身体负荷。網際網路对于生产力有什么样的影响，高尔登自己也有所怀疑，他认为網際網路让员工可以利用上班时间作自己的事情：在股票市场中交易，或者上亚马逊订书[59]。 高尔登的论点令人欣慰，匡正了对于网络经济的过分吹捧。从长期的观点来观察資訊科技革命，是一种有益的经历。比方说有人主张，相较于室内抽水马桶的使用，網際網路的发展对于日常生活有更大的影响，但这样的论调只让我们更确定，一般人对于電腦呆客的个人卫生怀疑是有道理的。以最新的科技变迁而论，資訊科技革命是否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最大冲击，这一点也是不清楚的。举例而言，我们可以想想下列事情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三十多年前，資訊科技「革命」还没起飞，廉价的长程飞行便利了大众观光，鼓励跨洲移民，家人所分隔的距离在以往是无法想象的，但还是能定时相见。波音客机对我们生活的改变，比不上我们现在可以在网络上预订机位这件事吗？ 透过这些思考，我们知道美国经济荣景的真实原因仍属未知。如果以資訊科技为基础的「新经济」非其原因，那么什么才是起因呢？布伦纳与其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著作已说明，自一九六○年代末起，美国和其它主要的西方经济体都面临了长期的获利危机。近二十年来美国经济的严酷重建，在获利率方面达成了部分复苏，然而这需要特别归功于，每小时的实际工资在过去二十五年来下滑至前所未有的程度[60]。 华尔街是在上述背景中迅速发展，大涨的股价过份推升，超过了基本公司收益水平。一九九○年代初期以来，华尔街泡沫是延长经济荣景的重要条件：肇因于所谓的「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美国中产阶级由于持有股票投资价值的增加，借贷与支出也持续上升。这让美国成为「最后的消费者」（consumer of last resort），协助世界经济在遭遇一九九七年至九八年的亚洲与俄罗斯暴跌之后，重新恢复稳定。但就像马丁与高德理在为菲利普与德鲁（Phillips & Drew）基金管理公司所撰写的一系列报告中所论证的，这将导致可怕的财政失衡。消费潮（consumer boom）不仅反映在逐渐增加的收支平衡赤字，也造成私部门负债节节上升至历史新高。在这种情况下若要维持消费支出，股票价格就必须以难以支撑的速度扬升。当（不是假定）市场开始严重下挫，「财富效应」就会反转：马丁与高德理预测，当中产阶级家庭因为股市下跌而开始减少支出，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很可能会受到重创[61]。 马丁与高德理的研究显示新经济即将破产，这一点纵使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也能看出。布里坦（Samuel Brittan）与沃夫（Martin Wolf）不遗余力地批评固守华尔街泡沫的推动派，他们两位是金融时报重要的经济评论家，也都坚定主张正统新自由主义。布里坦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称，他早在撒切尔之前就创造了撒切尔经济学。他驳斥「华尔街有能力飞上云端」的说法，认为那只是「打高空的无稽之谈」。然而，他也补充道：「没有人能够指出下跌的时间是一周内，还是一年或五年」[62]。 事实上，华尔街的泡沫的确还没爆发，这也使得「新经济」能够继续吹嘘下去。恐惧与贪婪的非理性浪潮，恶名昭彰地驱动着金融市场。亚洲与俄罗斯经济崩盘的效应之一，是吸引资金流入美国这个稳定的避风港，因此也有助于荣景持续，并招来更多资金（一九九九年开始发行的欧元，相对于美元跌了百分之二十五的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此）。然而，评论者所引用的理由与证据显示，这个良性循环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一旦到了结束的时候，这群愚痴的推动派就会像一九二九年十月华尔街崩盘时的那些蠢人一般。 注译： [1] 无名氏（J. Klein）,Primary Colors （London, 1996）, pp. 161-2. [2] D. Held, A. G. McGrew, D. Goldblatt and J. Perrati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1992）, p. 2. [3] Financial Times, 22 and 23 May 1995. [4] T. Blair, ‘Values and the Power of Community’, 对全球伦理基金会发表的演说，Tübingen University, 30 June 2000, www.number-10.gov.uk, p. 3. [5] A. Giddens, Runaway World (London, 1999) , pp. 12, 13. [6] Ibid., pp. 8-9. [7] 例如参见 A. Callinicos, Against Postmodernism （Cambridge, 1989）， pp. 132-144; W. Hutton, ‘Myth That Sets the World to Right’, Guardian, 12 June 1995;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The Economist, 7 October 1995; M. Mann, ‘As the Twentieth Century Ages’, New Left Review, I（214,）, 1995; M. Wolf, ‘The Global Economy Myth’, Financial Times, 13 February 1996; P. Hirst and G.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Cambridge, 1996）; C. Harman, ‘Globalization: A Critique of a New Orthodoxy’,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73）, 1996; L. Weiss,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Cambridge, 1998）; K. N. Waltz, ‘Globalization and American Pow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59,2000. [8] N. Harris,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London, 1986）; F.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London, 1991）; P.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London, 1998）. [9]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 2. [10] Ibid., p. 16. [11] Ibid., p. 414. [12] 参见盖伯瑞斯（J. K. Galbraith）的经典研究：The Great Crash 1929（London, 1979）. [13]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 7. [14] 沃尔夫（Martin Wolf）有一段相似的论证，同样依赖麦迪逊（Angus Maddison）所提供的資料，参见‘The Need to Look to the Long Term’, Financial Times, 16 November 1987. [15] Hirst and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esp. chs2-4. [16]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p. 219, 260; 详细请参考ibid., chs. 3-5. [17] Harman, ‘Globalization’, p. 9. [18] Ibid., pp. 9-14. [19] M.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Vol.1, 2nd edn, Oxford, 2000), pp. 135, 137, 147.魏丝（Linda Weiss）使用几个主要经济体的比较研究，用以突显当代国家的角色是经济行动者：参见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然而，她这种国家与资本之间「治理的相互依赖」（governed interdependence）的概念，其定位模棱两可，因而说服力有所不足：这个概念似乎是一种分析的模型，却又同时是政策提纲。 [20]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57). [21] B. Woodward, The Agenda（New York, 1994）, p. 84. [22] Ibid., p. 165. [23] C. Hitchens, No One Left To Lie To（London, 1999）, p. 81. [24] R. R. Reich, Locked in the Cabinet （New York, 1998）, p. 341. [25] R. Pollin, ‘Anatomy of Clintonomics’, New Left Review, II（3）, 2000, pp. 17-8. [26] Castells,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p. 140. 葛文（Peter Gowan）认为这些政策与其它政策都属于美国一贯策略的某些面向，该策略的目标是维护美国在全球的经济领导地位：参见The Global Gamble （London, 1999）, ch.5. [27] 希钧斯反对这种诠释，他认为「柯林顿不情愿地认识到权力的限制，尔后所有这一切（亦即，实行共和党的政策）都是柯林顿所为的这种看法并不公平」，Mother Jones, September/October 2000, 然而，伍渥德所描述的那些沮丧发怒的场景，看起来的确如是。 [28] H. Wilson, The Labour Government: a Personal Record（Harmondsworth, 1974）, p. 65.另请参见皮姆洛特（Ben Pimlott）的陈述：Harold Wilson （London, 1993）, ch.16. [29] Financial Times, 13 March 1999. 拉方田对其离职的自述，参见The Heart Beats on the Left（Cambridge, 2000）, esp. ch.16. [30] Blair, ‘Values and the Power of Community’, p. 2. [31] 事实上，李德彼特试图与第三条路方案保持距离：参见Living on Thin Air （London, 2000）, p. 17.然而，其论证核心在于，他认为现在我们有办法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正义，这一点是第三条路思维之核心。 [32] Ibid., pp. 228, 167, 18. [33] bid., p. 41. [34] Castells,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p. 69. [35] Leadbeater, Living on Thin Air, p. 114. 蒙拜特（George Monbiot）叙述了一个这种过程的惊人例子──企业对英国科学研究的渗透：参见Captive State（London, 2000）, ch. 9. [36] Leadbeater, Living on Thin Air, pp. 167, 230, 235, 241. [37] Ibid., pp. ix, 61. [38] Ibid., pp. 220, 1. [39] Castells,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p. 502. [40] Ibid., pp. 14, 16. 历史唯物论（historical materialism）之基本概念的讨论，特别推荐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Oxford, 1978）, 以及A. Calinicos, Making History（Cambridge, 1987）, ch. 2. [41] Castells,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p. 17. [42] Ibid., p. 19. [43] R. Brenner, ‘The Soci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Cambridge, 1986）. [44] 这个论证过于偏狭，因为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技术创新的驱力常常来自于军事竞争，而非经济竞争。这指出了布伦纳历史理论中更为一般的缺点，这点我也已经在其它地方有所讨论：参见Theories and Narratives（Cambridge, 1995）, pp. 128-40. 但是这些讨论并没有推翻我对柯司特的上述批评。 [45] Castells,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p. 94. 要补充的是，这个说法太过了：谋求更高的生产力以及进步的竞争力，有可能刺激技术上的创新，但对于这个创新所带来之生产力增加的情形（如果有增加的话），它们并非决定的因素。生产力成长率受到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不能化约成资本家的要求。 [46] Ibid., p. 25. [47] 参见Callinicos, Against Postmodernism, pp. 121-7. [48] Castells,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p. 60. [49] Ibid., pp. 180, 187. [50] Ibid., pp. 208, 210. [51] Ibid., p. 209. [52] Financial Times, 4 October 2000. [53] Castells,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pp. 369-70. [54] R. Tomkins, ‘Dotcoms Devoured’, Financial Times, 23 October 2000. [55] Castells,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pp. 29, 151. [56] 摘自R. J. Gordon, ‘Has the “New Economy” Rendere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Obsolete?’, 14 June 1999, www.econ.northwestern.edu, p.2. [57] Castells,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p. 92；大致参见ibid., pp. 80-94.贝克（Gerald Baker）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二十日的金融时报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关于「新经济」的争议，值得参考。 [58] Gordon, ‘Has the “New Economy” Rendere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Obsolete?’，散见各处。 [59] Ibid., ‘Does the New Economy Measure Up to the Great Inventions of the Past?’, 1 May 2000, www.econ.northwestern.edu. [60] R. Brenner,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Downturn’, New Left Review, I（229）, 1998.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哲学家对于布伦纳这篇文章极为广泛的批判讨论〔特别参见Historical Materialism, 4 and 5,（1999）〕,并未针对他的获利危机之基本论题提出质疑。 [61] 马丁与高德理的分析，阐述于两篇他们共同发表的菲利普与德鲁研究报告：‘America and the World Economy’ （December 1998）以及‘America’s New Era’（October 1999）、马丁的演讲‘America’s New Era Revisited’（13 April 2000），还有高德理的文章‘What If They Start Saving Aga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6 July 2000. [62] S. Brittan, ‘Nonsense on Stilts’, Finanical Times, 13 May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