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罗伯特·格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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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罗伯特·格里姆

（一九一七年六月六目《统一报》第五十七号）

“难道对值得尊敬的人谈一次就够了吗？难道
不能再谈一次吗？不但能够，而且应该！这对
朋友是一种安慰，对青年是一次教训。”
　　　　　　　摘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一位俄国人的日记

　　关于罗伯特·格里姆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人，正是应该重复说：对青年是一次教训。他的历史对他本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对于将永远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个“社会主义”思想派别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不过不要对这个名字产生错觉。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决议的拥护者们过去用而且至今还在用这样的话来谈论他，似乎这个名字在西欧工人运动的史册上是鼎鼎有名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罗·格里姆从来没有站在为国际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战士的前列（我且不说：最前列）。这是一个根本没有受过多少广泛的教育而且绝对没有卓越的天赋才能的地方性的活动家。当德国人开始炮轰兰斯的著名教堂，当全世界受过教育的人们不分党派一致奋起反对德国的野蛮行为时，罗·格里姆却把他们的合乎道义的反抗算作是……资产阶级的伪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修养多么不够，他的理性所能理解的范围多么狹隘。这个结论即使对我们的“真理报分子”说来也是合适的！我当时就对格里姆说过：“您在自己的报纸上刊载关于兰斯教堂被毁的文章是白费气力的。和您的期望相反，这篇文章所证明的不是资产阶级是伪善的，而仅仅是您对艺术史一无所知。这是您的所短，而非您的所长，可是您却轻率从事，露出了您的短处，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敌人的笑柄。”格里姆因为这件事很生我的气，然而从他那些忿忿然的反驳中我看出，他对兰斯大教堂在西欧文化史上的意义实在一无所知。
　　替他辩护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大概要说，一位社会主义杂志的编辑没有必要熟悉艺术史。就算这样吧。可是问题在于这位编辑是否应当有分寸，能够预防自己不致冒失地跑到不懂得的东西的领域里去。这个问题除了肯定地答复说“对，社会主义著作家应该有这样的分寸”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答复。然而格里姆并没有这样的分寸。
　　要不是格里姆失去了分寸，那我们就决不会看到我们的小编辑扮演国际的救世主的角色了。他就会明白，这种角色他完全不能胜任，因为甚至在社会主义领域内，他的知识也储存得极为有限。他懂得，雇佣劳动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是对立的，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身的事业，它要求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齐心协力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可敬的真理，然而这些真理可以理解得深刻，也可以理解得肤浅。格里姆只作到了对这些真理的极为肤浅的理解。他过去靠拢过国际的左翼，而且当然地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议论往往使我想起果戈理笔下的一位厨师：他去准备午餐的时候常说：只要热，总会有某种味道出来的。格里姆议论的特点一向是热烈，而且无可争辩，总是具有某种味道，只不过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味道。这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国际运动种种问题的看法，很接近无政府工团主义。这也可以说明下面的事实：当这次战争爆发的时候，当各中立国的社会主义者首先应该讲话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明显的时候，罗·格里姆却受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智慧的鼓舞，并且宣称，捍卫自己的祖国是国际的忠实的拥护者不应当作的事。这里没有必要重复说，他这种似乎新鲜的思想不过是早已受到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嘲笑过的古斯塔夫·爱尔威的旧思想罢了。但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是下而这个情况：这种思想在格里姆创立人们称为第三国际的齐美尔瓦尔得派时给他帮了很大的忙。
　　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称呼齐美尔瓦尔得派，那么我们就有权作下列比较：第一国际是《资本论》的作者这样一位具有最深邃的智慧和最渊博的学识、在科学上作出了不少重大发现的人建立的。
　　第三国际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则要归功于一家小报的一个平庸的编辑，这个人只有最肤浅智力和最微不足道的知识，一生中只作出了一种发现（与其说是理论性的发现，不如说是实践性的发现）：即剽窃别人的思想有时是有利的。
　　仅此一点就足以了解“第三国际”同第一国际有多大的“差距”。
　　再分析下去。如果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真的都认为，他们中间任何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捍卫自己的祖国，那么一旦发生战争，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有巨大影响的地方，工人阶级就会拒绝捍卫自己的国家（这多少就象我们现在在某些东欧国家所看到的那样），相反，凡是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微弱的地方，工人阶级在本国群众中就会是自己祖国的坚决捍卫者〈就象我们现在在一个西欧国家所看到的那样）。
　　因此，比较落后的（就社会主义者对人民的影响而言）国家就会战胜比较先进的（在同一意义下）国家。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宣传会给军国主义大大地帮一次忙。
　　但是社会主义者是军国主义的死敌。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必须具有妨碍他们达到目的的大量愚蠢才能在仍然作军国主义的敌人的同时给它帮忙。
　　这一切还在一八九三年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上我就证明过，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多美拉·纽文胡斯曾经企图把“第二”国际变为类似现在的齐美尔瓦尔得派的某种东西。代表大会赞成我的观点，所以纽文胡斯的企图没有得逞。
　　不过我认为，除了苏黎世代表大会之外，当时德国总参谋部也同意我的看法。它了解德国，它不可能不考虑到，如果社会主义者（其他国家的）接受他们捍卫祖国总是背叛自己的那种思想，军国主义就会得到很多的好处。只要它考虑到这一点之后，它就不能不对这种思想的传播感到高兴。所以当罗·格里姆以最大的热情开始传播这种思想的时候，当这位“革新者”把这种思想作为“第三国际”的基础的时候，德国参谋部就只有抚掌称快了。它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帮助格里姆的事业，我不得而知。然而就象读者一样，我也很清楚，几天以前，格里姆为了某种“不良行为”被驱逐出了彼得格勒……
　　我丝亳不想断定说，似乎所有的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分子都会落到罗·格里姆的地位。根本不会的！只有罗·格里姆这号人才会落到这种不妙的地位。
　　可是如果策烈铁里同志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上向马尔托夫提出齐美尔瓦尔得是否应对格里姆的业迹负责的问题，那我就要回答说：
　　它并不要对格里姆的特殊业迹负责，而是要对促进那些观点的传播负责，这些观点的主要代表之一就是这位瑞士公民。
　　因为就象上面所证明的，仅以上述观点的传播而言，就已经是对军国主义的一次大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