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鸟和人
（比较心理学的一次小试验）
（一九一七年五月九日《统一报》第三十四号）
罗希福尔在他的《街灯》中讲过一只鹦鹉的故事。这只鹦鹉在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时期听惯了“共和国万岁”的口号，所以记得很牢，甚至到第二共和国已经让位给第二帝国时还不断地重复它。一个警察署长要求这只危险的鸟的主人进行解释。鸟主人回答说，他不止一次地企图使自己的鹦鹉相信帝国的优越性，可是正象所看到的那样， 它已经超过了容易改变信念的那个年龄，所以才固执地喊“共和国万岁”！拿破仑第三的警察局不敢把这只危险的鸟放到被告席上，就偷偷地把它毒死了。
我觉得鹦鹉的主人是硬把鹦鹉所没有的长处加在它身上。要一只鸟具有深思熟虑的政治信念，的确是难以想象的。如果鹦鹉不断地大声祝福共和国，那么，这是由于它幸而有记忆力，而根本不是由于它有敏锐的智力。我可以拿人来作证明。
人的智力比鸟大得多。这是谁也不否认的。然而人们经常反复地重弹旧调却完全不是由于深思熟虑的信念，而唯一只是由于习惯。人们的记忆力也比智力幸运得多。
试举一例。
我国某些社会主义报刊的一些撰稿人责备我憎恶谢德曼和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哼！哼！）同道们。不久前《工人报》就说我对这位同志发动了一次名符其实的迫害。而斯塔·沃尔斯基在《新生活报》上硬说《统一报》在社会主义世界制造分裂，责备我们进行“迫害”以及责备我们制造“分裂”的根据是：我曾经声明不容许谢德曼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拟议中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可是我越是仔细考虑这些责备，我就越是深信我的论敌们根本不仔细考虑他们自己的话，而是不动脑筋地重复他们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背得烂熟的话。
“共和国万岁！”这句话不可磨灭地铭刻在罗希福尔那只鹦鹉的记忆里，所以它不断地这样高呼。至于为什么需要以及谁需要共和国万岁，这却是它没有想过的。我的论敌们也发生了和这完全相同的情况。 他们记住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著名的口号，于是他们就用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力量的名义严厉谴责似乎在制造分裂的《统一报》。使全世界无产者必须和有可能联合起来的那个根本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他们的联合就会失去意义）是什么呢？这一点，骂我们进行“迫害”的人很少考虑，就象罗希福尔的鹦鹉很少考虑过共和制度无可怀疑的优越性一样。可是，凡是没有仔细思考过上述那种条件的人，也就根本不可能对符合当前条件的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要求作出多少有一点合理的判断。
工人的国际团结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在于每个个别国家的无产者力求摆脱资本的压迫，同时并不企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剥削其他国家的无产者。但是谢德曼和所有跟在他后面跑的德国无产者却否认这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他公开支持贝特曼—霍尔威克的帝国主义政策，从而离开了被剥削者的国际阵营，转到剥削者阵营中去了。既然他转到剥削者阵营中去了，他就不得不支持德国当局开始对妨碍他们去达到他们的帝国主义目的的一切事物进行“迫害”。这种迫害有时是多么残酷，不幸的比利时和同样不幸的塞尔维亚的命运就可以作证明。因此如果我开始对迫害者进行迫害，那就是说我在对否定进行否定，也就是说我在捍卫一切民族自由自决的权利。而这是一切真诚的和觉悟的国际社会主义者所义不容辞的。
所谓“分裂”也是一样。我所宣传的分裂只是刽子手同他的牺牲者分裂，掠夺者同他们所掠夺的人分裂。在这里我也是对否定进行否定；在这里我的宣传也具有保卫被剥削者反对剥削者、保卫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保卫那些受到打击的人反对打击别人的人的肯定的性质； 在这里我也要严格地履行自己作为真诚的和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的义务。
我的论敌们还谴责我，说我建议俄国劳动居民对那些企图把经济剥削的套索加在他们脖子上的德国剥削者进行武装反击时忘记了阶级斗争。这里又表现出他们的记忆力的幸运和智力的不幸。
伊凡有两个敌人——彼得和斯捷潘。目前他应该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哪一个呢？[1]除了考虑这时的一切具体条件之外就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的回答：也许伊凡现在应该主要同斯捷潘战斗，也许他现在应该主要同彼得战斗。假设他决定着重打击彼得，并且对自己说，打贏了彼得就比较容易对付斯捷潘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弄错，因为完全可能，实际上对他更有利的也许正是先打斯捷潘。这是一个盘算的问题。然而硬说伊凡拒绝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那无异于嘲弄逻辑：真是岂有此理！他完全不是拒绝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而只是力求使这个斗争成为深思熟虑的、适宜的、因而也就是富有成效的斗争。
可是他为什么不用同样的力量同时进攻两个敌人呢？
这又是一个盘算的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伊凡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发现他经不住同时跟两个敌人作斗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说他盘算错了，然而责备他忘掉了自己的利益则是荒谬的。
谁懂得这个例子的意思，谁就不难理解我在战争问题上的策略。我肯定地认为，目前对我国无产阶级更有利的是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国外敌人。也许可以证明，恰恰相反，现在对我国无产阶级更有利的是猛烈地攻击国内敌人。列宁就是这样干的[2]。可是决不能说我忘掉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真是岂有此理！要知道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我的全部策略见解的出发点。
我的论敌们不理解这一点。不过这不会使我受到损害。他们反复谈论“阶级斗争”，却根本不仔细想想这些字眼表示什么意思，这不是我的过错。
为了比较心理学这门科学，现在我又要回到罗希福尔的鹦鹉上来。如果它的主人说它具有深思熟虑的共和国信心并未弄错，那么结果就会是某些鸟要比某些人聪明。不知道读者您以为如何，然而我，“从人类的观点来看”，我是不能同意这种说法的。
[1] 可以猜想，普列汉诺夫列举的“伊凡”、“彼得”、“斯捷潘”化用了俄国历史上的沙皇伊凡五世、彼得一世和农民起义领袖斯捷潘·拉辛。从时间上看，伊凡五世与彼得一世是同一时期共治沙皇，斯捷潘则早于二人，在此应泛指俄国农民。伊凡与彼得的敌对是“内部的”而与斯捷潘是“外部的”，所以对于伊凡来说，彼得指的就是“国内的敌人”，斯捷潘指的则是“国外的敌人”。——注
[2] 其实列宁什么也没有证明，他只是发号施令，并且在他的命令上加添些咄咄逼人的谩骂。——著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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