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俄国社会关系发展概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一部分

绪论俄国社会关系发展概要

　　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取决于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现在甚至唯心主义者也很少和不愿争论了。而且对这一原理，也很难提出异议。思想史——以及一般说来意识形态史的科学研究，现在可以取得某些成就，就是因为研究者开始认识到“事物过程”一方面和“思想过程”另一方面之间的因果联系。因此，假如我在概述俄国社会思想史之前，先对俄国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略抒所见，读者当不以为怪了。

　　俄国历史是否同西欧的历史相像呢？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也许是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这一问题已不断引起所有并非完全漠不关心祖国命运的俄国人的注意。关于这一问题，争论得很多，也写得很多。在下面的叙述里，我们将不得不对这一问题做出各种答案。但现在只指出一点是适当的：这个问题在现在，例如比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充满理论内容和斯拉夫派同西欧派的著名争论时代，它仿佛距离解决更远了。事实上，那时的争论各方在几乎一切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都同意一点，即俄国历史完全不与西方历史相似。在这一点上，像维·格·别林斯基这样的极端西方派，也完全同意了像伊·瓦·基列耶夫斯基这样的极端斯拉夫派^[1]。当然，别林斯基及其同道们虽承认俄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完全不与西欧相同，而他们从这里所作的理论和实际结论，则是与斯拉夫派直接相反的。但对这一原理本身，则任何一方都无异议。别林斯基——就因为他对斯拉夫派的无限敌意，赫尔岑在所写日记里称他为“狂热分子，走极端的人”，——如果有人对他说，通常将俄国的历史命运同西欧的历史命运完全对立起来是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他一定会报以惊异和猜疑。他一定会觉得这人是过于醉心西化了。然而现在情况却非这样。

　　现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已不一致了。

　　例如，保·米柳科夫先生在所写《俄国文化史概要》中，便重复了“四十年代的人们”关于俄国的完全历史特殊性的观点^[2]。而已故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在关于古代罗斯封建制度的一些优秀著作中，则不仅批驳了这一陈旧的观点，而且甚至故意减少了那些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在其著作中承认的俄国和西欧封建制度之间的无可置辩的差别。我们看到，意见的分歧是越来越大了。但我们不应因此感到为难。无论现在在个别学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有多么大，而争论的问题毕竟比在别林斯基时代更接近于解决：同那个时代相比，历史学和社会学毕竟有了很大的进展。试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作一总结。

I

　　俄国同西欧比较时，必须记住，就在西方，不同国家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过程，也不经常都是一样。例如，法国是一回事，而普鲁士则是另一回事。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关系有时是按照同法国仿佛“相反”的程序发展的。往后，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在俄国存在或不存在问题的激烈争论时，便可看到，对西方经济发展过程的过分抽象的概念引起理解上的混乱是怎样的多。至于古代罗斯的封建制问题，如果对于一位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比所有其他人作出更多贡献的人的用语不确切予以指责，那自然是不公正的。他经常极为肯定地指出，他是将封邑罗斯同一个西欧国家比较的。他是用中世纪的法国来进行比较的，很公正地认为这个法国为典型的封建主义国家。但不能否认，他犯了另一与前述相反的错误：他似乎忘了在所有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一些使其与东方，更确切地说，与古代埃及或中国这样伟大东方专制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极不相同的特点。忘记这一点，便妨碍他适当地利用他自己的——我重说一遍，非常宝贵的——结论。

　　问题是这样：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反对“我国科学界所深信不疑的俄国历史过程的完全特殊性的观点”，他是完全正确的。他曾非常有说服力地表明，“在古代罗斯的制度同封建制度之间，说不上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是在没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也可能出现某种次要的不同，使我们所研究的过程具有毕竟值得指出的特殊性。因此，对于俄国历史过程的完全特殊性这一老问题的否定的——而且在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的著作中一般做得堪称满意的——解答，完全不能取消这一过程的相对特殊性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不仅俄国——像西欧一样——经历过封建制度的阶段。此外，我们知道埃及、迦勒底、亚述、波斯、日本、中国——总之，东方所有，或差不多所有文明国家，都同样及时经历过同一阶段。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说，埃及的历史过程与法国的历史过程相比，具有完全的特殊性。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宣布这两种过程是相同的。完全不可以。古埃及的社会发展过程毕竟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法国的社会发展过程。同样应该说，在将法国的历史发展同俄国的历史发展作比较时，也谈不到什么俄国历史过程的完全特殊性，这样的特殊性一般说是社会学所不知道的；但俄国的历史过程虽非完全特殊，却毕竟由于某些非常重要的特点而与法国不同。而且不仅与法国不同。在俄国历史过程中，有些特点使它显然有别于所有西欧各国的历史过程，而与东方伟大专制国家发展过程相类似。此外，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的是，这些特点本身也都有其颇为特殊的发展过程。它们时增时减，因而俄国仿佛是动摇于西方和东方之间。在俄国历史的莫斯科时期，这些特点的范围要比在基辅时期大得多。但在彼得一世改革以后，这些特点又减少了——最初减少得很慢，后来却越来越快。俄国社会发展的这一新阶段——最初既迟缓又表面，后来则越来越迅速和深化的俄国欧化阶段——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远未结束。这一切对于全面阐明我国的历史过程，是再重要也没有了。然而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却满足于他的——我重说一遍，完全正确的——论断，认为关于俄国历史过程的完全特殊性的思想经不起科学的批判等等，对这一切仿佛视而不见。

　　他有理有据地责备俄国学者没有充分使用比较法。但何谓使用比较法呢？使用比较法是否意味着仅仅指出两种或数种被研究过程的类同点呢？显然不是。在指出类同点的时候，还要指出差别点。谁对后者不予充分注意，他便是不正确地使用比较法。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所写的不是俄国历史的哲学，而是研究封邑罗斯的封建制度，他有完全的权利不越出自己任务的范围。这自然是如此。但是，第一，他既然提出俄国历史整个过程的完全特殊性问题，便是自己越出了他的研究范围；第二，可惜就是甚至在这一范围之内，他也表现得很片面。例如，他自己承认在俄国封建制度一方面和法国封建制度另一方面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同。但他不去仔细地考虑这种不同，而只限于顺便一提。他不问问自己，俄国封建制度的相对特殊性怎样影响我国（其实是莫斯科罗斯）社会关系的往后发展。从这里便产生了对整个一般俄国历史过程的不够明确的概念。这种缺点，可以解释为对俄国历史同西方历史毫无共同之处的陈腐而完全站不住脚的学说的反响，并得到宽恕。但解释和宽恕并不等于缺点的消除。缺点毕竟是存在的，想要继承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的遗志的我国未来学者，应该留意避免这一缺点。

　　但是，无论这位天才学者得出了怎样的结论，毋庸置疑的是，俄国社会思想史家在驳斥俄国历史过程完全特殊性这一十足陈腐的学说时，怎样也不能不看到这一过程的相对特殊性。因为很明显，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俄国社会发展相对特殊性中、在这些次要的、但简直很重要的特点中，也应当找到在我们思想发展中和在我们所谓国民精神中看到的特征的说明。

II

　　任何分为阶级的某一社会的发展过程，都取决于这些阶级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说，第一，在问题涉及国内社会制度时，取决于这些阶级的相互斗争；第二，在涉及保卫国家抵御外国侵略时，取决于这些阶级的或多或少的友好合作。因此，俄国历史进程的无可争辩的相对特殊性，必须用组成俄国社会的各阶级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

　　我国历史科学仿效复辟时期法国史学家的富有教益榜样，早就在自己的面前提出了俄国的阶级相互关系是怎样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有一个时期，观点极为对立的人们却在俄国历史同西方历史完全不同这一信念上相互接近。当时以为这种不同似乎是由于一种毫无疑义的情况，即同西方相反，俄国没有各阶级间的相互斗争。现在，这一情况怎样也不能认为毫无疑义的了。现在，一个严肃的学者要反问自己的，已不是我国有无阶级斗争，——现在已经证明，阶级斗争是有的，——而是阶级斗争是否同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同在其他国家进行的阶级斗争相类似。

　　为求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我们将首先求教于现时俄国最有权威者之中的——至少是一个最有权威的——历史学家。

　　已故瓦·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我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在科学方面是颇有教益的。我们在这些社会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决定过程中，看到种种条件的作用，这些条件是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阶级产生的条件相类似的。但在我国，这些条件是在其他的结合中出现的，在其他的外部情况下起作用的；因此，由于这种条件而建立的社会，遂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崭新的形式。”^[3]

　　像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一样，克柳切夫斯基教授只限于将俄国同西方作片面的——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比较。如果他将我们祖国同东方作一对照，补充了这片面的比较，那就会立即看到，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与西欧相比愈是显得特殊，则它对东方各国发展过程则愈少特殊性而且相反。这点意见会对他往后的思考，大有益处，但在他的比较范围内，他是完全正确的：在俄国土壤上形成的社会结构显示出“特殊的性质和崭新的形式”。因此，我们剩下来所要研究的，实在只是那些使我国社会阶级的历史不曾采取它在“其他欧洲国家”所采取的那种形式的条件结合的特点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克柳切夫斯基教授那里知道了些什么呢？

　　按照他的说法，任何社会阶级的历史都应区分两种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第一种因素表现为社会按社会劳动的分工而划分，第二种因素则补充——“完成”——第一种因素的作用，按照国民经济的组织而分配社会权力，因此，“经济的阶级转化为政治的等级”。换句话说，“政治的事实是从经济的事实中产生的，亦即经济事实的结果。”看来，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认为这样的发展过程是最为正常的。但他发觉在好些地方，事情的发展采取了相反的次序。原因如下：一个国民经济业已相当巩固形成的国家，可能被人征服，而征服是要在这个国家造成新的社会阶级，从而改变以前那些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这将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过程里引起许多改变。显然，这些改变乃是“政治事实的直接结果”。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觉得许多西欧国家就是这样，或最少近似这种模式。按照这一刻板的模式，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西欧许多国家建立起来^[4]。他认为西欧国家产生的这一方式具有巨大意义。他说，是政治事实来自经济事实，或者是相反，这是远远不能等量齐观的。

　　他说明自己的这种思想时，论断如下。

　　当外来的力量侵入社会，并以武力夺取国民劳动的支配权的时候，则由这种外力创立的全部国家制度，去适应保卫其所取得的经济利益。这一情况造成一系列异常重要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制度的建立，对最高政权和其他阶层的态度，都为统治阶级所深切注意；国法问题居于首要地位，成为社会史中最显著的现象；个人的民事关系以及他们的经济地位的确立，都受国法问题的直接影响，直接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力图这样决定其政治关系，以便和平地利用其因征服而取得的经济利益”^[5]。由于所有这一切，社会的内部历史便取得了战斗的性质，一切社会关系尖锐化了，各种制度和阶级也都取得了明显的轮廓。反过来说，在没有发生征服的地方，其社会制度的基础便没有这样鲜明地表露出来，也没有这样彻底地在实践中贯彻，因此社会的内部历史，具有更和平的性质。

　　已故教授不敢断言，俄国的社会关系是按照这后一道路发展的。但他同时并不认为可将俄国社会关系的发展同西欧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等量齐观。他曾试问：“在我国社会阶级的形成中，政治或社会两种因素何者居先呢？是否其中同一因素永远走在另一因素的前面呢？”结果，他认为在我国社会史中，“混合的过程居于统治地位。”就是说，在我国，这两种因素中的每一种因素时而居先，时而居后地轮流起作用：有时，等级的形成肇始于政治因素，有时它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位精通西欧等级起源和发展的学者，没有在我国看到他所熟知的现象的复现^[6]。

III

　　这样，在西欧，经济因素是政治因素的结果；而在我国则混合的过程居于统治地位。按照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意见，这就是俄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相对特殊性的根本原因。我们来分析这一意见。

　　这位天才卓越的历史学家坚信，在西欧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是以征服这一事实为根据的。他认为征服在西欧社会的发展中，起了第一推动的作用。但是试问：我们有什么比较确凿的根据来设想在任何社会的历史中，政治的因素都先于经济因素呢？

　　对于这一重要的社会学问题，西欧的科学界早已由基佐及其他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作了坚决否定的答复。我已不只一次叙述过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因此，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已无详细论述的必要。但在这里，我还是不得不重提我在其他地方业已说过的某些意见。

　　基佐的很有意义和很有说服力的见解是：“很大一部分作家，学者或政论家，力图用某一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解释它的状况及其文明的程度和类型。但如从研究社会本身着手，以便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那会是更为合理的。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就是一种结果；社会是先创立制度，然后在制度的影响之下开始改变的。不应根据政府的形式来判断人民的状况，而应首先研究人民的状况，才能判断其应有何种政府和能有何种政府。……社会，社会的成员，个人由其社会地位决定的生活方式，各人的不同阶级关系，总之，公民的社会生活——这无疑是愿意了解人民怎样生活的历史学家和愿意了解怎样统治人民的政论家所注意的首要问题。”^[7]

　　我不打算在这里引证梯也尔和米涅的著作，他们是完全同意基佐的这一观点的^[8]。我认为我在上面业已证明，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他们虽然认为征服在欧洲社会的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但他们对于那种以为某一民族的社会制度可用这个民族的政治制度来解释的思想，却曾予以驳斥，认为这是一种陈腐的科学成见。他们都坚决而有说服力地证明，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先是结果。对社会生活的科学解释方面的任何新成就，无不证实和加深了他们的这一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制度来解释政治制度，又以社会经济来解释社会制度，最终地阐明了社会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了解政治“因素”的巨大历史意义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积极地从事政治。但他们比基佐更明确地看到，这一因素的作用，只不过经常是结果对其所自产生的原因的反作用。他们观点的正确性，也为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本人的见解所证明，是易于令人确信的。

　　对于那些照他看来是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的国家，他是这样描绘它们的社会发展过程的：

　　“在工业文明业已取得某些成就，居民的劳动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当地自然界的力量和资料，国民经济已相当巩固地建立起来的国家里，当这个国家遭到征服的时候，征服便改变了原有的土著阶级的地位和关系，而在这个国家产生新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利用其胜利的权利，支配着被征服的人民的劳动。由于这种情况而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变革，便是政治事实的直接结果，即由于征服而开始统治社会的新阶级入侵的直接结果。”^[9]

　　这是无可争论的：在征服这一政治事实影响之下发生的国家的经济的变革，是政治事实的结果。但这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同义反复而已。问题并不在于可否将政治事实引起的变革称为政治事实的结果，自然，既是可以的，又是应该的。问题在于政治因素引起的变革的性质，究竟何所依据，何由决定。换言之，为什么某一政治事实——例如同样是征服——在一种情况下引起国民经济的一些变革，在其他情况下则引起完全是其他的变革呢？对于这一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即因为在不同的情形之下，被征服者的经济发展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其次，还因为在不同的情形下，征服者的经济发展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是说，政治事实的各种可能结果都是事先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换句话说，政治因素可能的作用事先由经济因素决定。

　　这一论点是如此正确，如此明显，就是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自己在叙述其理论体系时，也不得不加以默认。事实上，请看罢！根据他的假定，某一国家是在其工业文明业已取得某种成就，其国民经济亦已相当巩固地建立起来之后，才被征服的。很明显，在这里，征服这一政治事实并不先于经济关系的一定制度，而只是对这个制度，对这一业已存在的制度，发生作用。同样明显的是，政治事实的作用亦必依经济关系原先某种方式的性质变化。这一点也是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自己所默认的。

　　他断言：“征服者为了自己在物质上有保障，是不需要在被征服的国家重建经济，指出开发其天然财富的方法和手段的。他们强制地插手于业已建立的经济秩序，手持武器，监视已有的经济机构；他们只要按照自己需要的指示，将这个经济机构的某些部分重作安排，给它一些新的工作，把人民的劳动优先指向边疆天然财富的开采上，他们拥有这些富源是最方便而最有利的。此后，他们需要关心的，便不是在技术上组织这一机构，而只是保证安置到这一机构中去的人手驯服地进行活动。”^[10]

　　这一“只是”意义再深长不过了：它解决了整个问题。如果征服者不需要“在技术上组织”陷于他们支配的国家的经济机构，如果他们“只是”要使那些转动这一机构的人手驯服地进行活动，如果——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他们的作用和意图在于占有劳动人民在这个国家被征服前即已存在的经济条件下所生产的剩余产品，则我们便没有任何权利说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在这里，政治因素也是出现在经济因素之后，而且如前所述，前者的作用的性质是由后者决定的，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最后，这一作用就其一般性质而言，是同土著统治阶级，即由于国家经济发展，而与征服没有关系产生的阶级所能够和应该发挥的作用没有任何实质性差别的，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难道土著统治阶级不想为自己保证劳动人民驯服工作吗？难道他们不想占有未被征服，但却处于经济从属状态的劳动群众所创造的剩余产品吗？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继续说：“统治阶级将力图用政治的手段，用适合等级组织的目的立法制度，用相应的政府机关的组织来取得这种保证。”^[11]

　　这一切当然又是无可争论的。但是假如我们所说的统治阶级，征服对其产生完全不起任何作用，那我们也定将看到，这个统治阶级所关心创立的立法制度，是会使其经济地位的利益得到维护的。同样，我们还可相信，这个统治阶级将使用政治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不这样是不可能的。

IV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提到诺夫戈罗德，认为那里的社会发展是符合第一种模式的一个古代罗斯地区：在那里，社会按职业的类型来划分，不同阶级的政治作用与职业的类型相符合。“这个自由的城市早就摆脱了公爵和供职贵族的直接压制，获得了民主制度的形式。但在更早以前，这个以对外贸易的成就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已建立了几处大的商馆。这些商馆是诺夫戈罗德商业领导机关，因此后来便变为政府的权贵。但是他们的统治始终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并未取消诺夫戈罗德制度的民主形式。”^[12]

　　我们在这里看到与上面相同的情况：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是无可争辩的结论的基础。这是因为结论比事实的基础要广泛得多。

　　历史表明，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最高的——就其经济地位而言——阶级的政治统治，“始终是一个单纯的事实”，而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候，却取得了比较确定和巩固的法律形式。一切取决于时间和空间的条件。如果我们在诺夫戈罗德看到第一种情况，那么在威尼斯，我们便看到第二种情况。最初，在这一自由的城市里，也只有经济地位相互差异的阶级，而没有政治权利互不相同的等级。但后来，事情起了急剧的变化。在十三世纪末叶发生了所谓Serrata del maggior Consiglio^[13]，为威尼斯的商业贵族在法律上的特权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怎么回事？我们有权认为这一变革是征服的结果——哪怕是很遥远的结果么？无论如何不能。在1797年5月法国军队入侵以前，这一亚得里亚的“海上女皇”并不知道外国的征服。我们可以用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话说，那里的经济因素经常先于政治因素。但是我们在威尼斯也看到同样的现象，——经济统治阶级取得了政治特权，——而按照我们的作者的意见，这种现象是只能在那些相反的、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的国家里发生的。另一方面，佛罗伦萨虽曾为外国所征服，却在长期内不断朝着民主的方向改变其政治制度，也就是朝着与威尼斯政治发展的贵族方向直接相反的方向改变其政治制度。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否因为那里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在时间上）同威尼斯直接相反呢？否。像在威尼斯和全世界一样，在佛罗伦萨，经济因素也是“先于”政治因素的。但在佛罗伦萨，经济因素引起了一种与威尼斯不同的社会力量对比，因而造成了它的政治发展的相反方向，也就是造成了政治因素的完全不同的特性^[14]。

　　尽管在威尼斯建立了贵族制度，而在佛罗伦萨则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这两处的统治阶级却是尽力使用政治手段来保卫其经济利益的。当然，诺夫戈罗德的情况也是同样。不过由于经济原因造成的政治结构的差别，政治手段各异其趣罢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也是一样。普鲁士统治阶级直到现在还享有政治特权。但法国统治阶级已无政治特权。然而像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富有市民一样，法国资产阶级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也尽力使用了政治手段，而且对于维护其经济统治的立法的重视，当然也不亚于他们。这一点是无须证明的。

　　俄国怎样呢？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各个不同部分，经济因而也是政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一般说来，我们简直可以说，蒙古入侵前的罗斯知道阶级，但不知道等级。在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各个不同阶级在法律权利和义务上的差别，才逐渐出现。这种差别最初在立陶宛罗斯，后来又在莫斯科罗斯导致了比较界限分明的不同阶层的形成。事情的发展，虽有必要的改变（mutatis mutan dis），但在这里同在威尼斯和所有地方，都是一样，而且在这里一如在所有一切地方，经济的因素也先于政治因素，给政治因素的发展以方向，并决定其进程的速度和其现象的鲜明性。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错误，在于他过分缩小了政治手段这个概念，完全任意把它同政治特权这一概念等量齐观。

　　排除了这一孕育着种种荒谬结论的错误，我们便可——仍然根据我们的作者的见解——明确地看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实际归结到什么。

　　尊敬的历史学家在看到征服者利用政治手段以保护其经济利益以后说，“所有这一切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许多方面改变国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引起许多新的关系；所有这些新的经济事实，都将是先于它的政治事实的结果”^[15]。

　　这很正确。但我们在这里将要看到的，正是政治“因素”对制约其产生和性质的经济因素的反作用的一种典型情况。

　　这样的情况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常见，但没有一次足以证明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观点的正确。所有这样的情况都不足以表明，在某些国家的历史中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而只是表明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政治关系，又影响于国民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但是——整个问题就在这里，——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统治阶级利用某些法律特权的地方，而且在一切具有一定政治关系的地方，也莫不如此。就在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所引证的诺夫戈罗德共和国，也是如此。

　　征服会使社会阶级的相互关系尖锐化，会给社会发展过程增添许多紧张的情节，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并非经常如此。满族人征服中国直到晚近时期，都不曾妨碍这个国家的内部历史保持不很紧张的状态。社会生活或多或少的紧张程度，只是取决于现存社会秩序造成了多少足以引起各种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剧烈和明显冲突的事端，而并不决定于征服是否是这一秩序的基础。波兰的内部历史是充满了明显的紧张情节的。这是否因为波兰社会的阶级划分是征服的结果呢？我们还不能说波兰国家的产生是同征服有关系的，这一点完全未获证明。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所想象的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是既不正确，也不明确的。此外，他过于夸大了征服的历史作用。他在这方面还不曾完全摆脱在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流行于我国和我国作家从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那里抄袭来的观点的影响。基佐、梯也尔、米涅等虽曾正确地谈到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应是结果，但未能阐明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他们未能把它理解为西欧“一般社会生活”内部发展的结果，因而完全把它算在征服，即政治作用的账上。这是一种矛盾，他们由于当时缺乏实际材料而陷入这种矛盾之中。但时至今日，这种矛盾早就应该结束了。

V

　　谢·米·索洛维约夫就已了解，征服远远不能解释一切算在它的账上的社会现象。

　　他写道：“许多人都谈到征服与非征服，都以为俄国历史与西方国家历史的主要差别，在于西欧曾发生某一部落为另一部落所征服；而在我国却未发生这种事情。根据我们的意见，这一观点是片面的。他们在将西欧国家同我们俄国相比较时，主要注意法国、英国，而忽视了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同我国紧邻的斯拉夫国家：在这里没有某一部落为另一部落所征服，而这些国家的历史有别于我国，一如其有别于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因此，只是缺乏征服，还不能解释主要差别，是显而易见的。”^[16]

　　事实上，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现在，除了上述索洛维约夫的见解之外，还须补充指出，就是在那些确曾发生征服的西方国家里，征服对于社会发展过程的影响，也不如以前所设想的那样强烈和迅速。试从波戈金所谓“一切都由征服发生”的国家中举出一例——法国这一典型的封建国家。法国遭受征服的社会结果怎样呢？阿尔弗雷德·兰博写道：“野蛮人入侵所带来的变革，并不如初看时那样大。严格地说，高卢并未为日耳曼人所征服。西哥特人和布尔格达人占领了他们的以皇帝命名的几省，而高卢……之接待克洛维”^[17]，则与其说是视为仇敌，毋宁说是视同朋友。这种入侵既不是暴力的，也不是流血的，除了在高卢的东北部，入侵持续了数百年外，国家仍然保持了本来面目。在加隆河流域的西哥特人为数不多（在渡多瑙河时共二十万人）；在罗尼河^[18]流域的布尔格达人为数更少（当艾茨^[19]将他们安置在萨伏伊时，共八万人）；法兰克人不过是克洛维统率下的少数战士，而不是大批移民。总之，日耳曼人在高卢的大部分地区既未改变其种族，也未改变其语言^[20]。

　　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无力改造高卢的经济生活，这是不难猜想的。

　　兰博继续写道：“他们很少改变居民的状况。他们不能夺去农民的土地，因为土地本不属于农民，而且因为必须保留农民作佃农。”^[21]至于私有主损失部分土地，对于他们是很少感觉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土地都被耕种。况且损失的部分也不大，因为国有的土地已很充分，可以把这种土地的一部分分配给西哥特、布尔格达和法兰克的战士^[22]。

　　兰博虽不否认蛮族入侵对于社会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曾有某种影响，但他坚决认为法兰克人统治下的高卢只是在克洛维以后两三百年，才开始明显地有别于罗马统治下的高卢^[23]。

　　这一点在现时是很难辩驳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的“因素”是有充分的时间来行使其权利并决定日耳曼人入侵的一切可能后果的全部性质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那些现在不肯将这一入侵看作西欧封建制度产生原因的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有根据的^[24]。

　　这一切使我们得出以下的最后结论：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认为俄国社会阶级的发展过程在许多方面与西欧不同，是正确的。但是，他解释这一过程的相对特殊性是由于在西方，仿佛政治“因素”走在经济因素的前面，而在俄国则居统治地位的是混合的过程，这是很大错误。这一解释，一方面意义很不明确，同时又与历史的事实相矛盾。实际上，政治“因素”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走在经济因素的前面；它总是受后者的制约，不过这完全不妨碍它对后者予以反影响。

　　索洛维约夫虽完全正确地认为征服在西欧社会发展史中的意义完全不如陈腐之见所说的那么大，但他自己却给历史学家提出了如下的方法论指示：

　　“我国历史同西方国家历史的显著差别——最初感觉到的差别——不能只用没有征服，而必须用许多在最初和在全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的各种不同的原因来解释。历史学家如果不愿受片面性的指责，应对所有这些原因加以同样的注意。”^[25]

　　对此，不得不提几点批评的意见：

　　第一，索洛维约夫本人公正地提请学者注意，就在西欧，也远远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发生了征服，然而这却不妨碍所有西欧国家在其社会发展中显示出一些在俄国社会发展中无目的地找到的特点。

　　第二，甚至在确曾发生征服的西方国家里，如在法国，征服的影响也比过去所设想的要少得不可计量。读者不妨想想兰博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

　　第三，波戈金曾以在俄国没有征服为理由，把俄国同西方对立起来，亦不得不在《莫斯科人》杂志上同基列耶夫斯基争论时宣称，所谓没有，也完全不像他以前和后来继续想象的那样完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如果接受史册中关于某些斯拉夫和芬兰部落自愿召请瓦兰人^[26]的传说，那也无论怎样不能否认，许多其他部落是受了外来人的“折磨”才变得驯服的；而且总的说来，这些外来人在自己的新祖国里建立了设防的驻扎地后，如克柳切夫斯基所说，表现为征服者。关于使克尼亚任受到鼓舞的（也收进史册）诺夫戈罗德人民在瓦季姆领导下进行反对留里克的暴动的传说，亦可于此得到解释^[27]。

　　第四，任何人都会欣然承认以下意见：一个历史学者在避免片面性中，应该对所有引起我国社会-国家关系特殊性的全部原因，加以“同样的注意”。然而这条规章是过于不确定了；而且就其字面意义说，也是不可能做到的。相信我们已经找到了促使某一现象产生的一切原因，那时常是很困难的，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从方法上说，主要的事情并不是要将原因一个不留地列举出来，而是要确定其中最主要原因发挥作用的途径。试举一例。

　　有些古代作家业已注意到地理环境对于社会的人的影响。但在他们需要确定地理环境通过什么途径促成某一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时，他们却犯了错误。他们认为，“气候”在生理上作用于组成某一社会的个人，在他们身上造成这样那样的心理素质，这种素质又决定社会制度。例如，希腊的气候似乎在生理上预定了人们倾向于自由制度，而亚洲的气候则预定了人们倾向于服从国王。这种以为气候直接影响社会的个别成员时，决定政治制度的古代学说，曾流传到近代作家，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波克利^[28]。时至今日，这一学说应该说是陈腐了，因为现在已经明确，“气候”，即地理环境如果不说是唯一的，也主要是通过社会环境来影响于社会的个别人员的：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生产力的较快或较慢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则最终地决定整个社会制度，也就是决定社会环境的全部特性，这种特性又制约着个别人们的意图、情感、观点，总之，整个心理状态。因此，地理环境对于个别人的影响，虽一度被认为是直接的，而实际上却只是间接的。只有当科学家们理解了这一点的时候，才能对地理“因素”在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作出科学的论断。为了理解地理环境的意义，必须阐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挥作用的途径。历史发展的所有其他“因素”也是如此：在未能正确确定这一作用的途径时，则对这一作用仍旧不能理解，更正确地说：只能错误地理解。

VI

　　正因为不明了历史发展的各种不同“因素”发挥作用的途径，索洛维约夫尽管力图避免片面性，有时自己却变为片面性的。他在所著《俄国史》第一卷第一章末尾提出的自然对人民性格的影响的见解，是很肤浅的，是事实上什么也不能解释的。他说：“丰富多彩的自然，富饶的植物，舒适的气候，在人民中发展爱美的感觉及对艺术、诗歌和公共娱乐的爱好，从而对两性关系发生强大的影响。”^[29]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民或英国人对诗歌的爱好并不亚于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爱斯基摩人的艺术追求不弱于巴西的红种人。两性的相互关系决定于家庭关系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又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而不取决于国家的地理条件。的确，我们知道，经济本身对地理环境是有因果依赖性的，因为后者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但我们在这里面临的是“自然界”间接影响的场合，而索洛维约夫所说的却是它的直接影响。最后，至于公共娱乐问题，则任何民族，只要它在生活上过得去，只要它不因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丧失了公共娱乐的习惯，是都会爱好的；而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还是由于社会关系，而不是由于自然条件。

　　索洛维约夫用人民的性格依赖于国家的自然条件这个一般见解来解释“罗斯南北两部分居民性格的历史差别”。我希望经过以上说明，我们的历史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结论的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对他的另一企图，即用地理环境的特点来解释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的企图加以研究，那会是更为有益的。

　　我所指的是他将俄国的木同西欧的石对立起来的著名观点。我们的作者说，从西欧旅游到东欧并且具有外表差别的新鲜印象的旅行家，会称西欧为石的欧洲，而称东欧为木的欧洲。根据索洛维约夫的意见，就欧洲这两部分的外观而言，这一评语是完全正确的。

　　他继续说：“石——我国古时称山为石——将西欧分为许多国家，使许多民族分疆划界。西欧的好汉用石筑巢，从那里控制庄稼汉；石给庄稼汉带来了从属地位；但很快，庄稼汉也用石筑成围墙，取得了自由独立；由于石，一切都巩固起来，确定下来；由于石，非人力所能创造的山岳和宏伟不朽的建筑物，巍然屹立。”^[30]

　　“石”字在这里——请注意！——有两重意义。第一，它表示作为建筑材料的本义上的石。第二，表示经常使一国外貌或多或少地多样化的山峦。山使西欧分为许多国家和民族，而从山上取得的建筑材料则使这些国家的内部关系得以巩固和确定。在东欧，由于没有“石”，造成了直接相反的结果。

　　索洛维约夫断言：“在伟大的东方平原，没有石，根本没有各民族的多样化，因而只有一个前所未见的辽阔国家。在这里，好汉无处可筑石巢，不能独自居住。他们侍从式地聚居在大公的周围，在无边无垠的空间里永恒地游动。在城市里，他们没有巩固的关系。由于没有多样化，没有地区间的严格界限，也就没有足以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性格形成并使他们对于离开故乡——对于移民感到痛苦的各种特点。没有使他们感到留恋的固定居所……城市由木屋组成，星星之火就可使其变为灰烬。不过，灾难不大……由于材料价廉，新屋所费无几，——由于这种情形，古时的俄国人遂随便抛弃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城市或乡村……从这里便产生了居民中背井离乡的习惯，从这里便产生了政府搜捕、安顿和使居民定居的企图。”^[31]

　　作为建筑材料，“石”给西方的最高阶级以同下等阶级大为特殊化的物质可能，从而使阶级斗争尖锐了。但作为山，石却对西欧各国人民的性格给予直接的影响，使他们具有定居和固定性的趋向。俄国人民缺乏这种趋向，是因为我国缺乏“石”。在没有定居和固定趋向的地方，阶级相互关系仍然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因此，他们的相互斗争也不能达到紧张显著程度。这就是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但这种思想是经不起批评的。

　　作为建筑材料，石并不曾在西方经常起到索洛维约夫强加给它的那种特殊作用。西欧也一度是木的欧洲。就在十世纪，法国封建领主的城堡都是木筑的塔楼，壕沟环绕，四面围着栅栏，这栅栏当然也是木制的。的确，在九世纪，那里曾出现——主要在南部——石筑堡垒；但只是在十、十一世纪时，这种堡垒才推广到全国^[32]。而法国事实上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主义国家。法国的封建关系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这里不允许作不适当的详细论述，我要说的是，十世纪时法国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征业已形成。因此，显然不是“石”保证了法国“好汉”对“庄稼汉”的胜利。这些“好汉”只是在将桎梏加在“庄稼汉”身上之后，才开始建筑自己的“石巢”。

　　城市怎样？索洛维约夫完全正确地指出，俄国的城市都是由木屋组成的。试问中世纪的西欧城市又是由怎样的建筑物组成的呢？也往往是由木料建筑物组成的。而那算什么城市啊！一份流传到我们手里的关于中世纪手工业者工资问题的决定表明，直到十八世纪初期，伦敦几乎完全是一座木城。当然，像在俄国一样，西方的木料建筑物也是不耐火的：像在我国一样，它们在那里也时常“化为灰烬”。上面刚刚提到的关于工资问题的决定，实质上是一份关于木工工资的决定，根据其他公民的意见，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在1212年火灾烧毁了当时的木城伦敦的很大一部分以后，木工要求过高的缘故^[33]。

　　法国和德国的城市也大都是木屋组成的。“与农村相反，我们在城市里看到一些石基的房屋，尽管在整个中世纪，房屋本身还都是用木料建造的。砖盖屋顶，也是逐渐推广的。在哈米尔那、纽波特、亚米安那，乃至法国，我们看到草编的屋顶。在格丁根，凡用砖代草的人，市长津贴所费四分之一。”^[34]似乎意大利的城市，历来用石建造的房屋要多得多。但是这一例外——如果真有这一例外——仍然丝毫不能证明索洛维约夫的思想的正确；如果英、法、德等国的木城在其历史发展中没有走过俄国木城一样的道路，则“木”丝毫不能解释这一差别，是显然的。

　　不仅如此。立陶宛罗斯的城市也都是木城^[35]，然而它们的历史命运却既不像例如法国城市，也不同于莫斯科罗斯的城市。这是一个新的证明，说明“木”或“石”同这种历史特点，毫不相干。

　　最后，索洛维约夫忘记了，“宏伟不朽的建筑物”不仅是用石建造的。在比利时和荷兰，它们都是用砖建造的。不言而喻，这样的建筑物，只有在社会发展引起对它们的需要，而且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经济的可能时，才能开始建造起来。

　　总之，西欧的城市是随着其居民所支配的生产力的增加和他们经济的日益繁荣而从木城转为石（或砖）城的。因此，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俄国的城市也像西欧城市那样迅速富裕起来，则其中的木是会逐渐为石所代替的。

　　蒙古入侵前的罗斯的最富有城市基辅和诺夫戈罗德，比其他城市有更多的石料建筑物。在基辅共有石建教堂十二座以上^[36]。后来，莫斯科在未想到向西欧技师请教以前，就是向诺夫戈罗德学习石工的。诺夫戈罗德和基辅的发展停滞的原因，不在于石的缺乏。

　　索洛维约夫在山的意义上所了解的“石”，其观点并不是那样严重的错误。但他在这里也并不正确。

　　山使原始的部落彼此隔离，因而妨碍他们汇合成为一个部族，这是对的，但是这一原理也只能在附有非常实质性保留的条件下，才能接受。“石”毕竟不曾妨碍西方的不同部族发生非常活跃的相互交往。这种交往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经济发展过程，而经济发展之取决于地理环境，则只是以这一环境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程度为转移。索洛维约夫在这里也以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为前提，然而在这里应该主要地说是地理环境的间接影响。这就是他的假设经不起事实的批判的缘故。在西欧，没有比瑞士更为多山的国家。然而那里的“庄稼汉”对“好汉”的封建依附地位从来没有像在“东厄尔巴”平原那样牢固和范围广阔。再看另外一个例子。立陶宛罗斯位于索洛维约夫称为“木国”的同样东部平原部分。但如将他的内部关系同莫斯科罗斯的关系作一比较，我们便可看到，其在十六世纪同莫斯科罗斯的相似之处，远不如其与西欧各国相似之甚。的确，可以说——而且人们也时常这样说——立陶宛罗斯是在波兰的影响之下，即在同一西方的影响之下制订其内部关系的。波兰对立陶宛的影响确乎是强烈的。但是这种影响能否全部地、毫无保留地解释立陶宛的内部关系的性质呢？不能，其非常明显的理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内部关系性质的影响，只有在后者具备了负担这一影响传导者作用对其有利的社会因素时，才有可能。我们在下面还将看到，为什么西部罗斯居民中的某些阶级如此热衷于充做波兰影响的传导人。现在我们必须回到索洛维约夫的观点上来。

VII

　　他关于气候、“石”和“木”的影响的见解，是很不妥当的。但是在他的巨著之中，毕竟在论及地理环境对我们祖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还有一些完全正确的思想。我们必须慎重深思这些完全正确的思想。

　　在所著《俄国史》第一卷第一章里，他在指出东欧平原的单一性后说：

　　“自然形态的单调排除了地区性的依恋情绪，使居民从事单调的职业。职业的单调性造成习惯、道德风尚、信仰的千篇一律；道德风尚、习俗和信仰的千篇一律排除敌对的冲突；相同的需要指出满足这种需要的相同手段；——所以东欧平原无论多么辽阔，无论在最初其居民部落多么不同，但迟早都会成为一个国家的地区。明了这一点，则俄国国家地区的辽阔，各部分的千篇一律及其相互间的牢固联系，便可理解了。”^[37]

　　从方法的观点说，这一见解也不能说是无懈可击的。我们的史学家重复了在他以前论述地理环境对于民族发展过程的影响的大部分学者的错误：他也是首先企图确定地理环境会引起那些心理的素质。只是在这之后，他才指出按照他的意见、为这种素质所制约的那些职业以及一般生活方式。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用意识来解释存在，尽管生活的某些物质条件——在这个场合上，即欧洲东半壁的地表特点——拿来作为整个推理的出发点。但唯心主义方法本身是这样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使用这一方法的学者，如果不是口头上，而是想在实际上找出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便不得不放弃它而暂时变为唯物主义者，即暂时用存在来解释意识^[38]。社会科学的许多很重要发现，都应归功于学者们的这一方法论的不彻底性。索洛维约夫在这里正是不忠实于他的唯心主义方法的；但他的这种不忠实却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成果。他在约略谈到俄国部落的心理素质似乎是由地理环境直接引起的话以后，立即转而考虑自然形态的单调性怎样影响这一部落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换言之，他迅速地从用意识来解释生活的企图——尽管这是众目所睹，他自己却并未察觉——转到用存在来解释意识。在这里，我们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到自然形态的单调造成职业的单调性，而职业的单调性又造成习俗、道德风尚、需要和信仰的单调性；而且需要的单调性指明满足这种需要的相同手段，等等。这是一种很宝贵的思想，许多研究俄国历史过程的相对特殊性的原因的著作家，直到现在，还极少考虑及此。

　　试想，一个细胞通常分裂为两个子细胞，这两个子细胞又分裂为四个孙细胞，孙细胞再各自分裂为两个曾孙细胞，等等。细胞的数目按几何级数增加，而且每一个细胞都不能完全单独地存在。结果怎样呢？结果得出某种细胞的综合体，某种活质组织，而不是比较复杂的有机体。若要得出这种有机体，则在发生细胞繁殖过程的同时，必须发生细胞的分化过程。在自然界，没有分化就没有发展。

　　姑且假定，我们所研究的是一个位于平坦、四通八达、旷无人烟地区的农民公社。当这一公社由于社员人数的增加而感到“土地狭小”时，一部分社员必须离开本村而组成新的村落。当这新村落的增长，在旧的农村经济经营方法之下感到周围土地不足时，它也将其一部分居民迁到“新的地区”。在新的地区，同样的情况又再重复，等等。只要“空地”尚未用尽，每个村子每当其成员的数目达到一定限度时，都要实行人口外迁。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许多农村都使用旧的方法耕种土地。也许，因此人口密集的地区仿佛颇为富有，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却仍旧很低。自然条件的单调性及与此有关的职业单调性，阻碍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因而也阻碍了居民精神的发展。马克思说：“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土壤的差异、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构成劳动分工的自然基础，迫使人们根据其周围自然条件的多样性而使其自身的需要、能力、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多样化。”^[39]自然条件的单调是东欧平原的特点，它是不利于其居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成就的。但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决定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的发展。因此，任何人想要阐明俄国社会发展的过程，都一定要重视索洛维约夫对引起职业单调的“自然条件”的指示。

　　不仅如此。我们的历史学家继续写道：“伟大的平原在东南部四通八达，与中亚草原直接衔接，一群群游牧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到达了在乌拉尔山脉和里海之间的广阔门户，在伏尔加河、顿河、德聂伯河下游一带占据了一些使他们感到自由自在的地区……亚洲不断派出掠夺成性的汗国部队，他们想牺牲定居居民的利益而生活：同草原野蛮人的不断斗争，成为这种定居居民历史中的主要现象之一，这是显而易见的。”^[40]

　　同游牧部落的这种持续斗争对俄国的内部发展有什么影响呢？索洛维约夫对解决这一重要问题，只是作了某些暗示。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同游牧部落的斗争对于罗斯部落的命运具有决定的影响，他自己不属于这些历史学家。他关于鞑靼人的意见是人所共知的：“鞑靼人（在征服罗斯后——著者），仍旧居住在很远的地方，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征收贡品，完全不干预内部关系，而听其一切照旧。”^[41]但其他游牧部落，先于鞑靼人同俄国部落接触者，比鞑靼人更少“干预内部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索洛维约夫的话，即所有这些其他部落都比鞑靼人更多“听其一切照旧”。果真如此，则同游牧部落的斗争对俄国内部历史的影响又表现在哪里呢？显然，索洛维约夫承认，游牧部落虽然“听其一切照旧”，却由于自身的影响而阻滞或加快了俄国社会内部关系的自然发展。他说：“草原部落或波洛韦次人^[42]不仅侵袭罗斯，而且使罗斯同黑海海岸隔绝，妨碍其与拜占庭的来往。俄国的王公不得不带着大批卫队远迎希腊商人，并护送其到达基辅，防止草原强盗的掠夺；野蛮的亚洲企图夺去罗斯同有学识的欧洲交往的一切途径和出路。”^[43]但既然如此，则很显然，游牧民族对我国内部历史的影响，首先——也许主要地——是他们阻滞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可惜索洛维约夫不对这一重要问题加以探讨。

　　他在谈到维托夫特在沃尔斯克拉沿岸被帖米尔-库特拉伊人和爱第格伊人击败时，指出“鞑靼人胜利了；但这一胜利的后果如何呢？后果是立陶宛领地某些部分的被蹂躏——如斯而已！”^[44]这一意见对于这里所研究的他的观点，是很有意义的。像卡拉姆金一样，他所指的主要是国家史，而在事变不曾对国家制度或对国家同邻国的关系发生明显的直接影响的地方——在刚刚指出的立陶宛大公国对汗国的关系的场合里，——他却想减轻事变的历史意义。游牧部落“只是”蹂躏了罗斯或从罗斯搜刮贡赋。因此，索洛维约夫说，他们让一切照旧。然而如果这种蹂躏阻滞了对旧事物的内部发展，则亦可因此给这一发展以新的方向，即同在不同的历史接邻关系下可能取得的方向有所不同的新方向。当然，发展速度的差别只是一种量的差别。但量的差别的逐渐积累，终将转变为质的差别。谁知道？也许，掠夺成性的游牧部落一方面蹂躏罗斯，因而阻碍其生产力的增长，同时又促进了它的政治制度的某些特点的产生和巩固。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东欧平原定居人民同野蛮敌人斗争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果问题，必须注意进行研究的缘故。

VIII

　　某一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越是发展，则这个社会在经济发展的梯级上越高。在经济发展的梯级上升得越高，则这个社会越能在与邻国的斗争中更顺利地维护其生存。恩格斯在与杜林争论“暴力论”时说道：“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力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45]如果这是正确的——而这是完全正确的——则居住在东欧平原的农民这样长期不能战胜从亚洲通过“乌拉尔山脉和里海之间的广阔门户”入侵的游牧部落这一事实何以解释呢？要知道，农民在经济方面是高于游牧人的。

　　现在，这个问题显然已为我国学者中主张对历史作唯物主义解释的人们所注意。然而应该承认，可惜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并非常常顺利。

　　例如，B.A.克尔图亚拉曾在不久以前发表一种主张，认为在十三世纪中叶前，俄国的主要职业是狩猎及与此有关的商业，而鞑靼人则是从事畜牧。畜牧高于狩猎。畜牧业要求更好地组织社会力量。“因此，以畜牧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组织，通常都比以狩猎为基础的组织更为强大。”我们的尊敬的作者便以此来解释“建立在伟大水道上的狩猎—商业国家终于被畜牧—游牧部落所战败”这一事实^[46]。

　　这样一来，索洛维约夫说贝琴涅戈人^[47]、波洛韦次人和鞑靼人是野蛮人，便是错误的了。如果是对的；如果这些亚洲人还可以称之为野蛮人，那我们便应记住，在东欧平原同他们相对峙的是俄国的野人——猎人，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更低的人。因此，俄国之被蒙古人征服，乃是蒙古人的经济优越性的简单明了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前提，而武器的生产又以整个生产力为基础，以胜利者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

　　然而这一解释是同社会历史的事实不相符合的。

　　试回忆编年史家关于奥莉加同德雷夫利亚人谈判的叙述。她派人向科罗斯丁的居民说：“你们待着干吗？全城都效忠于我，交纳贡赋，耕作自己的庄稼地，而你们却想用饥饿……”^[48]能否假设，这种叙述是在狩猎-商业国家产生的呢？显然不是。它是在重视“耕作自己的庄稼地”机会的农民中产生的^[49]。然而这样的叙述并不是什么例外。别尔戈罗德人于997年为贝琴涅戈人围困，情况极为危急，业已准备投降。但一位老人想出一条巧计。他劝他的同胞们“收些燕麦、小麦或糠”。在他们执行了他的劝告时，他命令妇女制作果子露，将它倒进木桶，并把桶放到井中。另外一口井里，放下了一桶蜜水。然后他请来贝琴涅戈人，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自讨苦吃呢？你们难道比我们更能坚持下去吗？就令你们坚持十年，又能把我们怎样？我们有从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如果你们不相信，那就请用自己的眼睛看看罢”。贝琴涅戈人相信别尔戈罗德人有“从土地上收获的粮食”，便撤兵解围了^[50]。这样的故事，如编年史家通过别尔戈罗德的机智老人所鲜明表达，只有在“从土地上”收获粮食的民族中才能形成^[51]。关于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劝说斯维亚托波尔克人去攻击波洛韦次人的记述，也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斯维亚托波尔克人的义勇队说：‘春天不是打仗的时候，我们不想加害农民，要让他们种庄稼。'弗拉基米尔却说：‘真奇怪啊，义勇队，谁给你马匹？谁来种地？你们怎么不看到，就是农民开始耕种，但波洛韦次人会来箭射农民，抢去耕马，到村里掳去妻小，夺走全部财产呢？'”等等。这样的理由造成的印象是：“斯维亚托波尔克人的义勇队，不能对他作出相反的答复。”^[52]我们看到，他们很懂得，使农民能够安宁地耕种自己的土地，是何等有益。狩猎部落是不懂得这一点的，其简单的理由是，他们不从事耕作，而且他们中间也没有农民。

　　在这次大公会议前十年，被波洛韦次人围困的托尔克人曾派人告诉斯维亚托波尔克人：“粮食尚未送来，请借一些。”^[53]当然，这一通知尚不足以证明那时托尔克人^[54]自己业已变为农民。但借粮的请求充分令人信服地表明，他们交往的是一个主要住着农民的地区的政治代表。值得注意的是，编年史家对波洛韦次人所造成的毁灭表示不满，在我们面前表现为农业部落的思想代表：他首先指出，伊斯梅洛夫的狡猾子孙烧毁了村庄和谷仓；在他的叙述里，烧毁教堂摆在烧毁村庄和谷仓之后^[55]。

　　在那古远的年代里，俄国人民即以农产品为主要食物。米·格鲁舍夫斯基教授说^[56]：“在十一世纪的贝邱尔斯克修道院里，通常食用谷物（主要是黑麦）、植物油做的食品（煮豌豆和其他豆荚菜蔬），或粥，煮熟的和用植物油调制的蔬菜；在斋日、荤食日里吃干酪；在素食日里吃鱼，但鱼已是美味了。……面包被认为是比植物油做的食品更精致的食物，最后，最后一道菜，则有煮熟的蔬菜。”按照格鲁舍夫斯基教授的意见，这一寺庙的菜单给我们的印象，是当时最贫苦的人民阶层所用食物：“面包、粥、煮菜（很可能就是青菜汤一类的东西）。当时一如现在；乃是居民的主要食物，虽然当时居民食用的肉比现时多。”^[57]

　　此外，为了避免误会，必须补充说明，在基辅时期即已构成俄国人民主要职业的农业，远非过去和现在非洲和南北美洲野蛮部落在从事狩猎的同时所从事的那种原始翻地耕作。当时使用的农具——如犁和耙——表明以使用家畜（马或牛）为前提的更高的技术。

　　按照B.A.克尔图亚拉的说法，——他的著作虽有若干局部的错误，仍不失为真正优秀作品，——数千年来在俄国人民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狩猎，在俄国人民的心理中造成一定的特性^[58]。这是当然的，是造成了的。但在后来，农业却造成了更为显著的特性。在什么时候呢？在多神教时代，即在蒙古人到来以前很久的时代。这是很容易用事实来证明的，克尔图亚拉在他的优秀著作第一卷里便收集了大量这样的事实。

　　以所谓圣诞节祝歌为例。在克尔图亚拉的《俄国文学史教程》里，这种祝歌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保持着多神教概念痕迹的祝歌，第二类是研究基督教动因的祝歌。显然，第一类是更古老一些。克尔图亚拉关于第一类祝歌说了些什么呢？他说：

　　“在第一类圣诞节祝歌中，特别有意义的是那些带有农业性质的祝歌。在一首歌里，歌手请主人起立瞻仰上帝怎样挨户视察和准备耕犁及耕牛；接着又唱上帝备马，巡视打谷场，将割下的一捆一捆庄稼摆成三行，小麦摆成四行，并安排养蜂和酿酒。”^[59]

　　毫无疑义，这是农人的心理。狩猎部落唱的是另外的歌。例如，澳洲人唱：“袋鼠肥，我吃了它。”事情很明显，这首歌显然表现了猎户的心理。克尔图亚拉自己还说，准备农事的上帝形象，似乎是多神教的太阳神显影。但太阳神是什么呢？斯瓦洛戈^[60]有子女，太阳神就是太阳（这神的另一名称为霍尔斯）；这是一个对于那部分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的斯拉夫民族具有重大意义的神^[61]。但是太阳神对于俄国的斯拉夫人又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如下：《伊戈尔公爵军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基督时期的文献，——称俄国人民为太阳神苗裔（“太阳神的子孙有力量愤然而起”等等）。因此，意义是很大的。然而这一情况也不是描写狩猎部落的心理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伊戈尔公爵军队的故事》在抱怨公爵混战所造成的毁灭时写道：“那时在俄国的土地上很少听到庄稼人的呼喊，但时常听到乌鸦的聒噪，等等。”这两种情况都是克尔图亚拉自己指出的^[62]。

　　其他的祝歌又怎样呢？试听同一学者的叙述。

　　“占卜人环桌而坐，他们将耳环抛在盆边……然后唱许多歌，这些歌因盆得名而称为盆下歌。第一首歌是歌唱面包与食盐。歌毕，将戒指、宝石戒指、面包、盐、小块煤投入盆内。接着唱以下的歌曲：‘谷物像天鹅绒般柔软起伏'，‘铁匠从作坊走出'”，等等。克尔图亚拉还说：“远古占卜的主要题目，大概是财富取决于太阳神，即农神的威力的发展。”^[63]下面请看组歌：“春之歌。”其中一首请求春天“带来欢乐、伟大的恩惠、高高的亚麻、深根的作物、丰收的粮食”。另一首问春天是坐什么来的，“是坐在犁头还是坐在小耙上，是坐在小叉子上，坐在燕麦捆上，还是坐在黑麦穗上呢？”^[64]

　　在合唱歌词中，克尔图亚拉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选妻、种黍的一首。“这首歌是少女和青年之间的对唱。女的唱她们如何种黍。男的答唱，他们将把黍践踏掉。”^[65]类似的歌曲也时常在其他农业民族中听到。在马来亚半岛的某些部落中，有许多颇为复杂的歌舞，用动作和唱词描写种黍。这一切当然都很明显地表明那种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问题在于这种歌词中反映的生活，乃是农民的生活，而不是猎人的生活。不过，这里附带说明是有益的：合唱歌词所说黍是由少女播种的，而青年们则威胁要加以践踏。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假定，在俄国斯拉夫人的生活中，曾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妇女从事农业，而男人则仍旧从事狩猎。这样的社会劳动分工，不久以前还存在于巴西中部的某些部落。这种部落的心理经常强烈表现狩猎生活的特点。

　　克尔图亚拉还谈到收获节。他说：“7月下半月是斯拉夫多神教徒的雷神节。对地肥有利的雷雨（通常在7月下半月特别多）和收割工作的开始，都是同雷神分不开的。”^[66]

　　够了！现在只要补充一点，即按照克尔图亚拉的说法，有关经济事务的俄国谚语，“主要是反映农业劳动”^[67]。综上所述，我们已可毫无疑义地说，正是农业劳动在俄国人民的心理上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因为下面我们还要研究，在俄国历史的基辅时期，俄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主要推动力在哪里的问题。许多关于我国社会政治发展过程的错误见解，都同对这一问题的错误的解决有关。

IX

　　由此看来，历史的真理完全不在克尔图亚拉方面，而在索洛维约夫方面：同基辅时期的俄国居民相比，游牧部落是在经济发展上，因而也在一般文化发展上，处于较低水平的部落。克尔图亚拉——而且不止他一人——用不着因畜牧部落——鞑靼人征服了俄国农民而感到困惑。像装满比大气更轻气体的气球的上升不否定地心吸引力的理论一样，这一事实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是不相矛盾的。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中所看到的反常现象，都只不过是一种臆想。

　　问题在于人类沿着文化道路上的运动，全然不是什么直线的运动。当然，某个部落（或国家）随着过渡到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要迈开比较大的前进步伐的。但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如此。正因为它总地说向前迈进了，所以它的生活的某些方面可能后退。试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所周知，与从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部落相比，狩猎部落在造型艺术方面有着大得多的爱好，并且主要是才能。同样，现在的资产阶级欧洲虽具有这样庞大的生产力，而在美学方面却远远不及古代世界。刚才指出的现象所引起的那些原因的研究，无论如何在这里也不属于我的任务。在这里只是说出下面一点就够了：这些原因也存在于新的技术成就及与此有关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所引起的新条件之中^[68]。但关于游牧部落，还应在这里再说几句话。

　　在已故尼·西贝尔所著《原始经济文化概论》一书（1883年初版）中，对于产生蒙古世界帝国这个概念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曾作过饶有兴趣的分析。西贝尔在叙述一位英国作家的观点时说，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本身使他们不爱和平。他说：“没有任何固定疆界的流浪民族，不会没有打仗的理由，因为他们经常侵入彼此的牧场的界内。这样便产生了突然爆发的战争。”^[69]其次，他还指出，他们吃苦耐劳和在军队动员上的轻便敏捷。“他们的严酷与坚强，使他们能够忍受长期流浪的疲乏、贫困和衰弱。这种牧人的集体，是不需要任何军需的。他们的食品，如习于只是吃草的牛或马的肉，是随时都可在途中维持他们的生活的。……他们对生命的漠不关心，使他们无须对病伤员预作任何关怀……他们的军事生活，包括长期的流浪和返还，以及对其他军队的彻底歼灭，同他们在和平时期的习惯，没有区别……胜利使他们兴奋……失败使他们的精神暂时平静，但在无边无际的荒原里，他们总有四通八达的退路，他们在这里至少能够不受文明民族的报复。”^[70]这些话已在很大程度上向我们说明了游牧民族军事胜利的原因。但西贝尔的意思还不止于此。他根据同一英国作家的意见，断言游牧民族的毁灭性袭击，对于他们仿佛是一种必要，特别是在他们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当他的最初胜利将大批人吸引到他们的胜利旗帜之下的时候，要把这大批群众维持于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首先，他们的牧场很快就要消耗尽了；第二，他们的领袖只有用积极作战的办法，才能维持其在同一民族中的威望与崇高地位。广泛参加到他们军队中来的外国部队，是经常准备脱离强迫联合的。领袖的任何软弱无能的迹象，都会成为总崩溃的标志。”^[71]

　　此外，还应补充如下。我们如果把十世纪或十一世纪俄国定居部落的武装同他们必须抵御其攻击的游牧部落的武装作一比较，我们便可看到，前者对后者的优势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大可怀疑的。同俄国步兵的剑相对峙的，是游牧骑兵的马刀。作为攻击或自卫的武器，马刀是否比不上剑呢？姑且假定，是。但事实是，俄国军人亦时常宁用马刀而不用剑。在十二世纪，根据《伊戈尔公爵军队的故事》来判断，马刀甚至已占优势。因为“用弯刀比用直剑更便于砍杀”^[72]。当然，只有对于骑兵，马刀才更便利，而在当时的俄国部队里，骑兵已起很重要的作用，愈是往后，所起作用愈是重要。因此，从武装方面说，很难假定当时的（俄国）农民对游牧部落具有多少真正的优势。值得指出，即使俄国军人曾采用游牧部落的武器，那么，文明的罗马人亦曾不只一次从他们不得不与之作战的野蛮人那里采用过。总之，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距离，在这方面最初极小，只是逐渐地，但却经常愈来愈快地增加着^[73]。

　　最后，——对这一点亦须多加注意，——向农业过渡所逐步造成的社会分工，是农民在军事方面的相对脆弱的一个来源。游牧民族的全体，或几乎全体成年男子，都是战士；而在农民中，从军则只是某一部分人的职业，例如，在基辅罗斯，只是公爵和他的侍卫的职业。固然，有时除公爵的侍卫之外，还召集非常后备军。但非常后备军的召集毕竟是一种例外的事情，而且也越来越少了^[74]。弗拉季米尔·莫诺马赫很好地描写了平时的情况：农民种地，公爵率领侍卫防御敌人的侵袭。在这种情形之下，农民要战胜游牧人只有一个条件，即将农民联合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联盟，期待于它的是把一定地域的农业人口分散于个别政治联盟的努力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基辅时期的俄国思想家都极为坚决和一致地声讨公爵内讧的缘故。“有见识的人”向斯维亚托波尔克说：“为什么你们要内讧呢？这下流的勾当将毁灭罗斯国土。应该讲和，现在就去对付他们（即波洛韦次人——著者），或者媾和，或者打仗。”（参阅《伊戈列夫公爵军队的故事》对公爵内战的有说服力的控诉）由于同一原因，后来俄国人民对于莫斯科的大公们——在俄国西半部对于立陶宛的大公们——的统一政策，都是极为同情的。值得注意的是，只是在罗斯东部最终地联合起来的时候，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才被攻克的。

　　所有这一切表明，不采取所谓“狩猎—商业国”的毫无根据的假设，我们也能够解释游牧民族对基辅罗斯的胜利。

　　现在我们再看畜牧—游牧部落在数百年中对居住在东欧平原的农民的侵袭造成哪些后果。

　　第一，种种侵袭妨碍俄国居民推进到黑海海岸，甚至迫使他们退向北方和西北^[75]。这种从海岸线的被迫退却，必然要延迟罗斯的经济发展。第二，游牧部落将罗斯人从黑海沿岸赶走之后，继续袭击他们的商船，妨碍他们同克里米亚和拜占庭的来往，因而给罗斯的经济发展造成新的障碍。第三，他们周期性地毁坏定居的俄国部落的地区，妨碍了他们的福利的增长。“对经常处于军事戒备状态的城市和村庄的不断袭击；袭击时大量俘虏被劫走，其有劳动能力者在克里米亚各港口被拍卖到外国去做奴隶，凡不适于劳动者则全部在发卖时被残酷地打死；整个村庄被毁灭；结果是居民逃亡，整个地区成为废墟。”——这就是历史学者对当时受到游牧部落侵袭地区的生活的描写^[76]。不用说，这样的生活是不能促进财富的积累的。不错，当时俄国社会的上层仿佛拥有颇多的货币资金^[77]。但是俄国社会的下层，不得不产生了许多不能进行独立经营的分子。这些分子陷入依附拥有货币资金者的地位。高利贷资本控制了当时很大一部分劳动居民^[78]。但是高利贷资本的统治也极不利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种资本在极大多数情形下只是满足于占有剩余产品，而毫不改变生产方式^[79]。在十二世纪，德聂伯河一带显著的贫困化了。1159年契尔尼戈夫市的公爵斯维亚托斯拉夫·奥尔戈维契曾给伊贾斯拉夫·达维多维契大公写了一封著名的复信：“我占领了契尔尼戈夫市和其他7座城市，不过都是一片荒凉。在这些城市里住着养猎犬人和波洛韦次人。”克柳切夫斯基教授对斯维亚托斯拉夫·奥尔戈维契的这些话作了如下解释：“在这些城市里只剩下公爵的家仆和投效罗斯的和平的波洛韦次人。”^[80]然而在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在西欧先进各国，——意大利、法国、弗兰德利牙^[81]，——城市业已迅速发展和富裕起来了。^[82]

　　结果，以鞑靼人为代表的游牧部落完全阻止了西南罗斯的独立发展，使俄国历史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东北，而这里的地理环境则是更少利于居民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的。

　　某一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愈快，则其经济生命的脉搏跳得愈强，其主导的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矛盾，也更尖锐。这种矛盾的尖锐化表现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阶级斗争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是在任何划分为阶级的社会里都经常发生的。阶级斗争自身的尖锐化，使社会的内部历史具有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认为应在征服时期发生的那种战斗性质。阶级斗争还使社会性质具有“鲜明的轮廓”。而且不仅社会制度如此。一位深刻的埃维斯思想家说过：“争执是万物之父。”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使观念的过程深化，使其相互冲突更为频繁。因此，如果地理环境在沿德聂伯河一带对罗斯的经济发展发生不利的影响，则在基辅时期，俄国社会关系的某种不明确性及其社会思想的某种迟钝性会变得明显起来，便是意料中事了。

　　现在试就社会关系问题，进行研究。

　　历史学者对于当时一个主要公国的市民会议的作用，曾作如下描写：

　　“由于基辅公国当时处于非常危急的条件，其市民会议的活动也特别活跃，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就在这里，市民会议也不曾具有任何明确的形式，固定明确的职能，而始终是一种非常的现象。……既没有一定的会期，没有会址，没有召集市民会议明确的发起人，也没有任何代表制的形式。”^[83]凡属社会关系不发达，不感到需要明确的法律标准的地方，情况历来都是如此。西欧的富有城市公社是很知道法律形式的价值的。但他们那里是在同封建主的斗争中认识这一价值的，而基辅罗斯的城市里却不曾进行这种斗争^[84]。公爵同其侍从关系的特点也是不明确的。格鲁舍夫斯基教授继续写道：“像市民会议一样，大贵族会议也未为自身制定任何明确的形式或专门的主管范围。公爵只是同身边的贵族、他愿意在会议上会见的贵族商量。因此，大贵族会议的人数是可多可少的。”^[85]只有在侍从（“антрустион”）变为土地占有者的时候和地方，国王同他的顾问们的相互关系才变得较为明确。土地占有者企图扩大其对土地的权利——主要是想使这种权利成为世袭的权利——促使他们向国王提出一定的要求，这种要求表现为一定的法律标准。但侍从转变为土地占有者的过程完成速度的快慢，这种过程招致来那些政治结果，须视一国经济向前发展的情况而定。在经济向前发展迟缓的地方，这一过程便慢。例如，十一世纪的波兰在博列斯拉夫勇王（992—1025）以后已无侍从，代之而来的是“战士”（拉丁文为“Miles”）。他们从公爵那里获得土地，条件是服役，以及执行许多徭役（Stro'za，Podwody，Przesieka，等等）。这些“战士”逐渐将他们的土地变为世袭的土地，无论在对公爵或对其他居民阶层的关系上，都增加了自己的权利。^[86]但在基辅罗斯，侍从转变为在一定条件下占有土地的“战士”的过程，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慢得多而被推迟^[87]。侍从的生活主要靠公爵的贡赋和其他收入来维持。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尚未看到封地办法——因服役而以土地作为赏赐——的迹象。侍从并不认为他是公爵的奴隶。他们牢牢地抓住自由迁移的权利不放。但是，不满的侍从离开一个公爵而投效另一公爵，正足以证明他们在国内尚无巩固的地位。在他们有了巩固地位的地方，如果对公爵发生不满，他们便不是离去，而是同公爵进行斗争了^[88]。例如，在沃伦公国的情形可能便是如此。这里的贵族在十三世纪是举足轻重的。又如在加里西亚公国的情形，也可能是如此。但在加里西亚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那里的情况有利于经济发展。这里几乎没有内战……这种情况对土地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发展可能，特别是有助于富裕、强大并紧密团结的贵族等级的形成。在十二世纪下半期，贵族感到他们已很强大，所以公开企图将公爵控制在自己的影响之下，而且为求达到自己的计划，不惜实行宫廷革命及其他激烈手段^[89]。

　　十三世纪初，加里西亚大贵族同这些贵族请到加里西亚来的公爵伊戈列维奇等的斗争，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以致公爵造成了反对大贵族的真正阴谋，杀死他们五百人，而大贵族又在匈牙利人的帮助下战胜公爵，绞死罗曼、斯维亚托斯拉夫和罗斯季斯拉夫。编年史家说，这是“为了报复”^[90]。由此可见，格鲁舍夫斯基教授所说在加里西亚没有内战，是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予以同意的：那里也有过内战，我们看到，那是尽人皆知的。但那不是公爵们为了争夺某部分领土、相互竞争而引起的战争——尽管这样的战争也曾发生。这是在比较顺利的经济基础上成长的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冲突所产生的战争。第一种战争只能造成国家的贫困，甚至使它变得野蛮；第二种战争则促进其社会政治的发展。罗斯虽然在基辅时期由于对其发展不利的地理条件已经落后于西欧，但就其内部关系的性质而言，毕竟比莫斯科时代更接近于西欧。而加里西亚是更易于接受西方影响的。在十四世纪，加里西亚的公爵使用了西式图章，他们的公文是用拉丁文写的^[91]。值得注意的是，最后的一位加里西亚-沃伦公爵尤里，求助于有德国勋章的骑士团长，称呼他的贵族为亲爱的忠诚贵族^[92]。社会关系的类同，使他们易于学习西方所特有的政治概念和言辞。

X

　　我们已经看到，游牧民族数百年来的袭击，阻碍了罗斯定居居民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受阻又妨碍了罗斯掌握土地与政治生活特定准则者的有影响的阶级的产生过程。现在必须补充说明，这种袭击的经济后果削弱了大贵族的力量，因而促进了公爵权力的相对增加，同样的袭击必然还要从另一方面有助于公爵权力的增长。

　　恩格斯极为公正地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为社会所重视的职能时，才能保持长久^[93]。公爵及其侍从执行了哪些社会职能呢？他们执行了保卫公国以抵御敌人侵袭的职能。按照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说法，公爵是国土的军事守卫者。这完全不是说，他经常热心和成功地执行了这一职能和他不曾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国家的利益。并不是所有公爵都具有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那样的才智与毅力。而且他们都遵守着一条规则：人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94]。但在居民的眼里，公爵首先是国家的军事守卫者，对于这种守卫者的需要愈大，则其重要性愈大，其权力亦愈增长。我们已经知道，游牧部落所作所为，使俄国愈加感到需要“军事守卫者”。看来，佩切涅格人^[95]便曾迫使罗斯建造连绵不断的工事来抵御他们，保卫边界^[96]。因此，正如格鲁舍夫斯基教授所指出，“公爵-侍从制度在其发展时期一般地强烈压制了国内的政治自治力量——公社，便毫不足怪了”^[97]。不错，在诺夫戈罗德、普斯科夫及部分波洛茨克，市民会议迫使公爵居于次要的地位；但俄国政治生活的主要潮流，却是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因此，比较自由的城市的自由，仍在公爵专制的打击之下归于衰落。^[98]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同草原游牧部落——波洛韦次人和凶恶的鞑靼人的斗争，差不多自八世纪延续到十七世纪末，这是俄国人民的最痛苦的历史回忆，它特别深刻地铭记在他们的脑际，特别显著地表现在民间歌颂壮士的诗词中。同掠夺成性的亚洲草原部落千年敌对的接邻，——只是这一事实就足以掩盖俄国历史生活中的许多欧洲缺点。”^[99]这个意见的正确性，也许超过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本人的预想。甚至那些“欧洲缺点”，初看来似乎同与游牧部落成千年的接邻没有直接关系，但如更仔细地加以研究，它也是俄国经济发展由于同游牧部落的斗争而受到阻碍的结果。这一点在问题涉及基辅历史时期时，是未必需要新的证明的。现在且看这一点是否也为晚近的事实所证明。

　　基辅罗斯的衰落象征，在十二世纪下半期已甚明显。鞑靼人的侵袭使它受到严重打击，长期未能恢复过来。从此，俄国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东北部，到奥卡河流域及伏尔加河上游。诚然，在若干时期，除这一重心之外，还有其他重心。加里西亚公爵自称为“全罗斯君主”，企图掌握基辅所丧失的领导权。我们已经看到，加里西亚比任何其他俄国地区更多地受到西方影响，那里的贵族亦已形成为一个强大而有影响的阶级。事实上，如果加里西亚公爵们成为“全罗斯君主”，即俄国土地一大部分的“君主”，则俄国生活的重心便应仍在西南，而在俄国历史的下一时期，国家的发展应该在制度上很接近邻近的西方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加里西亚的“全罗斯君主”亦应将其权力的愈来愈大的部分让给加里西亚的贵族。但是事实却非如此。加里西亚自身并入了波兰国，俄国生活的主要中心移到遥远的东北，这里的条件是很不利于贵族影响的巩固和增加的。

　　西南罗斯和东北罗斯之间的对立，在十二世纪中叶已颇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一对立的第一个，而且显然最自然的原因，在于西南罗斯的居民是小俄罗斯人，而东北罗斯的居民则是大俄罗斯人。但在东北罗斯却居住着西南罗斯的移民^[100]。如果基辅时期的南罗斯人是小俄罗斯人，则俄国民族的大俄罗斯支系的产生过程，便不过是南罗斯移民在欧洲大平原东北部的新生活条件影响下的改变过程。

　　罗斯这两部分之间的对立，还有另一解释——更为深刻得多的解释。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给我们提示这一解释：“在十二世纪即已表现突出的南方人对北方人的恶感，看来在最初并无部落或地区的基础，而只有社会的基础：恶感是从南俄市民和侍从在对农民和奴隶脱离他们而逃往北方的恼恨心情中发展起来的；他们当然以相应的情感，报之于贵族及‘定居'人，对南方人是这样，对自己的、林外人也是这样。”^[101]

　　这一见解是很重要的。南北罗斯之间的对立还表现于姆斯季斯拉夫勇王与安德烈神王之间的对抗。如所周知，姆斯季斯拉夫为了报复安德烈所提出的一个威胁性的要求，曾命剃去来使的胡须和头发，加以侮辱和驱逐^[102]。但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部落的仇恨，而是出于非常明确的政治原因。他命令转告安德烈：“我们一直是出于爱而承认你为父。但如你派人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言辞，不是当作对公爵，而是当作对附庸和普通人的言辞，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上帝将为我们判断曲直。”安德烈确乎是想鄙视南方的公爵，把他们当作附庸的。但不仅是鄙视南俄的公爵。他在罗斯托夫地方对自己的同胞和侄甥辈的态度并不更好些。此外，他对他父亲的“头面人物”，即有声势的达官显贵，也是极尽压迫之能事的。编年史家认为他想成为整个苏兹达尔地方的“独裁者”。这又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意图。因此，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以安德烈公爵为代表，大俄罗斯最初出现于历史舞台”^[103]，这是不完全确切的。问题不在于安德烈是大俄罗斯人，而在于东北部公爵政权所处的新条件，使它能够以南方公爵所没有的力量，显示其某些意图。

　　我们已经看到，对游牧部落的斗争，增加了作为俄国军事守卫者的公爵的权力，同时也阻滞了罗斯的经济发展，从而妨碍了在俄罗斯——除沃伦和加里西亚外——产生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并于必要时用实力来支持的有权势的贵族等级。从西南移居东北的俄国居民所处的那些条件，更加强化这些“俄国历史生活中的欧洲缺点”，促使俄国社会生活及制度逐渐接近伟大的东方专制国家的生活和制度。

XI

　　这到底是哪些条件呢？先从东北罗斯的经济说起。

　　按照大批现代学者所同意的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意见，对外贸易是基辅罗斯国民经济的主要动力，而东北罗斯却主要从事农业^[104]。

　　试问基辅罗斯是用什么来进行贸易的呢？

　　基辅罗斯是用原料来进行贸易的。这种原料是怎样得来的呢？其来源又是怎样呢？“这都是公爵和他的侍从在冬巡时所征收的实物贡赋及森林手工业的产品：皮毛、蜂蜜、蜂蜡。除这些商品外，还有奴仆即侍从讨伐队的掳获物^[105]”。这已足说明一切了。商业的必要性取决于一定经济条件下的公爵社会职能：“冬季，他实行统治，向人们征收贡赋；夏季，他将冬季征收所得进行贸易。”^[106]这是否意味着贸易是俄国居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呢？不是。这只是说，贸易给公爵及其侍从们提供生活资料而已。而且这些资料是通过森林手工业和狩猎的产品转化为商品而获得的。因此，克尔图亚拉才将当时的俄国称为“狩猎—商业”国家。但是，要使我们有权地这样称呼它，那就必须第一，使狩猎和森林手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第二，使狩猎和森林手工业所提供的大部分产品转化为商品。然而当时这两种条件都不存在。

　　关于第一个条件，我们已经看到，克尔图亚拉——也许更确切地应该说：所有在观点上夸大这个条件，然后加以吸收的作家——在宣布狩猎为基辅罗斯的主要国民经济活动时，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至于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指出，一个将其年度劳动产品的大部分用于管理及自卫的社会，恐怕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公爵在“巡视”时是力图从人们那里夺去可以夺去的一切的。伊戈尔的范例表明，他们在这方面是毫不客气的；古代人将伊戈尔比为豺狼，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不管俄国的这些军事守卫者多么贪婪，他们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人民用劳动创造的年度产品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大的部分。这是可从公爵所得主要是森林手工业及狩猎的产品这一事实中看出的；然而，人民的主要职业是农业^[107]，已如上述。我们可以再次回忆一下奥莉加和德列夫亮人的争执。她在劝说科罗斯田的居民投降时说：“你们的所有城市都已归我管辖了……人们都在种庄稼和耕地。”前已指出，她曾对农民发出呼吁。但当这些农民决定降服时，他们对她说：“你想向我们要什么呢？是要我们既给蜂蜜也给皮革吗？”^[108]这就是说，当时的俄国部落由于主要从事农业，是用其副业的产品来交纳贡赋的。公爵们便是将这种产品运销国外的^[109]。正如用以获取这些产品的部分国民劳动不曾使狩猎成为俄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动力一样，这些产品之转化为商品，也不曾使贸易成为俄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动力。当然可以提问：为什么俄国的公爵只是征收皮革贡赋，而不征收粮食贡赋呢？答复是：公爵需要将他们所收集的贡赋出售或交换其他商品。出售的只能是市场所需要的东西。在“希腊人”那里，易于销售充作奢侈品的是皮货及其他狩猎及森林手工业产品；但希腊人是不大需要进口粮食的，当时巴尔干半岛的居民，像现在一样，主要从事农业^[110]。总之，我国的学者似乎忘记了只有资本主义才使大众日用品成为世界贸易的项目，而在资本主义以前，在贸易中周转的，主要是奢侈品^[111]。所以，当克柳切夫斯基说我国大多数古代大城市（拉多加、诺夫戈罗德、斯摩棱斯克、律贝契、基辅）是沿着俄国工业活动基地^[112]——即沿着“由瓦良格人到希腊人”——连成一线时，则他将工业这一概念同商业概念混为一谈了，而这却是毫无充分根据的。沿这一线运出的，只是转化为商品的物品，并且在这些物品上所耗费的国民劳动，也不是大部分，而只是一小部分。运出的原料，是狩猎和森林手工业的产品。如果我们将沿这一线运出上述物品的贸易，同当时西方商业城市所进行的贸易比较，我们便可立即明确看出什么是“俄国历史生活中的欧洲缺点”：西欧大城市的“工业”完全不只是以狩猎和森林手工业的产品做交易，而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即最初是手工业，后来则是工场手工业。有了这种工业，在西方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一种新的、异常重要的因素^[113]。

　　这里自然要发生一个问题。我国公爵及其“机动”侍从所进行的那种酷似抢劫的皮毛贸易，怎样能够产生大的城市中心呢？如果在我国历史学者的著作中没有大量资料，足以对这一问题作出与这些历史学者的意见完全相反的解答，则这个问题便是永远不得解决的。我们仍以他们当中已故最有天才的历史学者克柳切夫斯基教授为例。他告诉我们，沃尔霍夫河将诺夫戈罗德分为两部：右边称为商业区，左边称为索菲亚区。商业区由卜洛迪尼茨克（意译为木工段——译者）和斯拉芬斯克（斯拉夫人——译者）两段组成；索菲亚区则分为涅烈夫斯克、扎戈洛得斯克（意译为市郊——译者）及康察尔斯克（意译为陶工段——译者）等段。当然，这不是新闻，但这却重要。“康察尔斯克和卜洛迪尼茨克等段（即陶工和木工等段——译者）的名称，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见，指明了组成诺夫戈罗德各端古代市镇的手工业性质。十一世纪的基辅人用木工这个鄙视性外号来辱骂诺夫戈罗德人，不是偶然的。”^[114]如果补充说明，康察尔斯克段亦称为“工人”段，那也是有益的。这一事实使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各段的名称：“涅烈夫斯克段”、“斯拉芬斯克段”以及“扎戈洛得斯克段”等都不排除其居民的手工业性质。例如，斯拉芬斯克就是因古代市镇斯拉芬并入诺夫戈罗德而得名。可能，这一市镇的居民也从事这样那样的手工业，尽管大概在程度上不如习称为康察尔斯克段的工人段，也不如习称为卜洛迪尼茨克段的那种村镇。无论如何，我们诧异地看到，基辅时期在东欧平原形成的“狩猎—商业”生活里，已经或多或少地推广了手工业活动。既然在那里推广了这种活动，则很显然，那里便不仅是以“蜂蜜和皮毛”为贸易，就是说，不仅以狩猎和森林手工业的产品，而且是以手工业劳动产品为贸易了。这种劳动的存在，已可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大城市中心的存在。其次，这种劳动愈是发达，则能够限制公爵权力的社会力量也愈是增长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正是在基辅时期的“商业”城市里，这种权力比任何地方都弱。最后，如果这些城市不仅是以“蜂蜜和皮毛”进行贸易，如果在这些城市制造了手工业劳动的产品，那就要问：这些产品销售何处呢？如果它们是运销国外，运销拜占庭或西方国家，那就是说，俄国的手工业者比拜占庭和西欧的手工业者更为先进。然而问题就在于输出国外的是“蜂蜜和皮毛”，即我们所知道的狩猎和森林手工业的产品，而从国外输入俄国的则是手工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品^[115]。这便是说，俄国手工业者比国外的手工业者落后。这就是当时俄国生活中最主要“欧洲缺点”之一。

　　但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既然俄国手工业者的产品没有输出国外，那显然是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了。自然经济居统治地位并没有排除俄国农业人口对“手工业村镇”的某些产品的需要。这样便在罗斯开阔了中等阶层的发展道路。不过，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不利于这一发展的一种情况，即商业—手工业者汇集的城市中心，不是在那些对俄国政治发展进程具有领导作用的地区，而是在这些地区之外。因此，如普希金所明确看出，这种商业—手工业者不曾以一种足以直接影响公国霸主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力量的姿态，出现于历史舞台。由于在这些公国的内部历史中没有起作用，商业—手工业者便不曾限制公爵及其侍从的权力。相反，他们甚至增加了公爵及女侍从的权力，因为他们同那些公国—霸主的斗争，增加了后者对军事力量的需要。这样，公国—霸主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在同西方相比，更不利于“第三等级”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莫斯科力量的加强，终于使大公们得以完全降服我国西北部的商业城市，限制了这些城市的商工业发展。当然，这并不排除农业人口对手工业劳动的某些产品的需要。但我们下面即将看到，很大一部分供应这种需要的生产者，却不得不生活和活动于完全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

XII

　　然而这新的环境是怎样形成的呢？从经济方面说，我国学者常说这是由于商业的衰退，而商业以前仿佛是俄国经济生活的主要动力。克柳切夫斯基说：“在距离滨海市场太远的上伏尔加罗斯，对外贸易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在十五—十六世纪只有为数比较不多的城市的缘故，而且就是在这些城市里，极大部分居民也都是从事粮食耕作的。”^[116]对于天才历史学者的这一论断，仍要求批判的分析。他在另一地方，对德聂伯罗斯为一方面和上伏尔加罗斯为另一方面的公国经济的差别，作了如下判断：“在那里，公国国库的主要资金是公爵的政府收入、贡赋、司法及其他收入。在十二世纪及十三世纪的史籍里，我们看到关于公爵宫廷领地的记载。……但在当时公爵迁动频繁的情况下，这些宫廷的不动产为数不大，不能成为公国经济的主要基础。公爵用以维持其宫廷及侍从的花费的，主要是他作为国家统治者和守卫者的所得，而不是作为私人所有者——主人的收入。当时的宫廷还不像后来在上伏尔加北部的封邑公国那样，成为强大的行政中心，在这些封邑公国里，宫廷经济管理机关与中央行政机关打成一片，即宫廷经济管理机关吞并了中央行政机关。”^[117]

　　这里有下述情况值得注意。如果公爵用以维持其宫廷及侍从开支的，不是宫廷的不动产收入，而是他作为国家统治者及守卫者的收入；如果他以统治者的身份从居民那里拿到的，如我们所知主要是狩猎和森林手工业的产品，则由此可见，由于国家管理和抵御外侮这种重大社会政治职能所引起的支出，其主要部分也是靠狩猎及森林手工业的产品来弥补的。但自俄国政治生活重心转移到上伏尔加以后，执行这种职能的支出，却是靠农业来弥补的。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呢？总之，这无疑是前进了一步。农业劳动的生产力是比狩猎劳动大得多的。以产品供应一定社会职能的国民劳动部门愈有成效，则在其他相等的条件下，自然是对人民愈加有利。然而必须指出，在向东北移民的情况下，远非一切其他条件仍旧相等。

　　从土壤说起。东北的土壤远不及西南肥沃。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得很好，南俄人迁到东北，必须几代人“砍烧森林，犁地施肥，才能在上伏尔加的沙质黏土上创造出适合持久定居的农业的土壤”^[118]。因此，新的地理条件，使现时成为公国经济主要基础的农业劳动比以前的生产效能少。而这种较少生产效能的农业劳动，必须供应以前由附属的次要的国民劳动部门支应的社会职能的支出。换言之，农民必须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剩余劳动来供应国家的支出^[119]。或者再换句话说：新的地理条件迫使国家向农民提出比过去在南罗斯更繁重的要求。为求保证实现这种要求，国家必须扩大其对农村居民的直接权力的范围。伏尔加河流域的居民的历史，便是国家对其逐渐奴役的过程。

　　诚然，这一过程最初是几乎看不出来的^[120]。在图兹、达尔罗斯，农民的地位一般说来，最初比基辅罗斯好些。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根据十五世纪的法律，可以看出，这里的农民债务人不但不因为离开私有者的土地时未偿清债务而变为奴隶，而且在离开以后，还可延期偿债，不付利息。对人工的需要以及在普遍骚动的情形下不可能用强迫的方法控制农民，无疑地促成了农民法律地位的这一有利改变。”^[121]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已经看到，在鞑靼人入侵以前很久就已暴露的东北和西南罗斯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经济原因引起的。南俄的贵族及在他们影响下的所有社会阶层，对于收容逃离他们的人工的地区的代表，是敌视的；同时这些逃亡的人工对于他们旧时住居过的地方，也绝无愉快的回忆。他们为什么要逃往东北呢？因为农民要“逃避恶人”，寻求安全。也许，主要还有另一原因。农民想在“新的地方”摆脱他们在故乡愈陷愈深的那种对上层阶级的奴隶依附。前已说及，他们最初确乎找到了这种独立性。

　　顺便补充说：最初在西南罗斯的肥沃土壤上产生的阶级对立在东北所造成的经济情况，其第一个政治后果必然是公爵权力的加强。为了逃避贵族剥削而来到伏尔加河上游的农民，当然是不愿站到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贵族一边来一同反对东北部的“专制统治者”的。相反，农民由于希望这些“专制统治者”支持其同大地主的斗争，遂不得不支持他们。“专制统治者”也很善于利用农民的这种希望，经常准备在首先有实际需要时恬不知耻地欺骗他们。

　　这种实际需要来得很快。农业劳动现在已成为“公国经济”的主要基础了。然而像当时罗斯的所有经济一样，这种经济也是自然经济。公爵们有的自行经营自己的土地，有的却将土地分给他们的军职人员。但将土地发给官员，意味着给他们以一定的、比较广泛的权利去支配居留在这种土地上的农民的劳动：因为官员不是自己耕种土地，而从这种土地所得收入，则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主子”服务^[122]。对于居留在赏赐给官员的土地上的农民劳动的支配权的大小，对于有关双方都有巨大实际意义。官员企图把这个权力尽可能扩大，而农民则相反，力图把它尽可能缩小到最低限度。每一方面都向公爵提出诉愿。就公爵言，最有利的是把争论的问题这样解决：即为了保证自己对官员的完全政治控制，让后者对农民实行尽可能广泛的经济剥削。问题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东北罗斯的内部历史逐步解决的。农民对地主的农奴依附地位，便是这一由历史作出解决的法律表现。

　　但是不要说得太远了。最初，尚远远不曾实行农奴依附。最初，苏兹达尔的地主和官员都只能梦想——如果他们有远见的话——那一幸福的时代的到来，那时农民在伏尔加河上游也如像在德聂伯河一样，走投无路。这一幸福的时代等不多久就到来了。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带，从西南罗斯迁出的移民首先汇集于此，这里的居民愈来愈加稠密了，因为他们很难向东和向北移动了。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进步的这一现象，也一样有力地巩固了地主和政府对农民的地位。“只要居民被迫密集在这一边区仍在继续，则劳动人民就不得不愈加埋头苦干，使地方政府和地主便于进行安置工作。”^[123]但自十五世纪中叶，地主即已力争对农民的迁移，实行法律调节。甚至有口皆碑的著名的“尤里耶夫日”^[124]便是对地主这一要求的答复。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指出，格尔贝尔斯坦关于农民六日劳役制的报道是夸大的，“但关于农民处境艰难的夸大本身，便证明俄国北部地主的过于自信，证明在十六世纪初由于特权，地主对农民的世袭权力业已达到多么巨大的范围。这一点也已为当时的俄国证件所证实。”^[125]

　　然而“尤里耶夫日”只是限制了农民的迁移权，却未取消其迁移权。而且只要阻碍农民迁离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之间地带的条件继续存在，就没有取消这一权利的极端必要。这些阻碍，在十六世纪中叶完全消失了。这时，居民从两河之间的中部大批沿伏尔加河涌向东南，沿顿河涌向南方。不仅农村，而且整个城市也空旷无人。按照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有力说法，莫斯科罗斯的农村经济变化过程，“可以说是一种几何级数的荒芜过程”。必须停止荒芜过程。所以在十六世纪中叶便有一些公文，规定市郊的乡区人口“可以无限期并免税回到地主的空地，市镇和村落，空旷农村，荒地和旧村落，寺院附近的农民原来住在哪里，就回到哪里去”。在1552年，即在发现据推测曾取消农民迁移自由的命令以前四十年，瓦格章程便作了这样的规定。在1564—1568年历次颁赐的斯特罗加诺夫特权文书里，禁止收容“劳动人口”，并规定应根据地方当局的要求，将这种人遣返原籍^[126]。国家命令修道院附近的农民“回到旧居处的关厢与乡区”，是保卫国家本身的利益，但不要以为它忘记了地主的利益。我们从恩格尔曼的著作中获悉，“在普遍禁止农民迁移以前150年，著名的托洛伊茨科-谢尔基耶夫修道院，便获得了不放弃属于农民的特权。”^[127]再谈农民被奴役的历史是无用了。为了避免误解，只要重说一遍：这个历史很长，是在彼得堡时期结束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将农奴制推行到小俄罗斯，而保罗一世则将它推行到新俄罗斯，“以便在这些地方一劳永逸地建立秩序，永远确立每一领主的所有权。”^[128]

XIII

　　现在研究同一过程的另一方面。把农民固定在它上面的土地属于谁呢？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断言，十六世纪的农民“就其对地主的关系而言，乃是他人土地——贵族、教会或官员土地上的自由流动佃农^[129]。由于谁也不会承租自己私有土地，所以一般只能租佃他人的土地。”然而问题不在这里。农民是否经常都做佃农呢？另一学者——柳巴夫斯基教授以为，“在东北罗斯的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区的中部”，他们在十四世纪即以佃农的身份出现。”^[130]但这也不解决问题。未必可以假定，农民在这一地区开始出现时，便是耕种他人土地的。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从西南罗斯迁移到这里，逃避那里不利生活条件逼使他所处的奴役地位。在东北部，“农民”的出现先于比较大的地主的出现。果真如此，那我们便可以说，他们这里定居的土地只不过就那时他们也许称这种土地是“上帝的”土地的意义上说是“他人的”土地。但是“上帝的”土地，只要有必要和有可能，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去占为己有的。因此，东北的农民先是耕种自己的“上帝的”土地，其后才不得不耕作别人的土地。由此可见，他们是随后才被剥夺了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的。农民的被剥夺是怎样发生的呢？

　　其途径有二：第一，苏兹达尔罗斯的农民时常——尽管最初比基辅罗斯要少得多——陷于极为不利的条件，使他们无法进行独立的经营。这时，他不得不求助于他人。假如他们从比较大的地主那里获得了这种援助，他们便成为“他人土地的佃农”。第二，东北罗斯的封邑公国早就把农民所占有的土地视为他们的私产。在他们的公国里还有大量未被任何人占有的空地的时候，他们对农民土地的这种观点，还没有给农民以严重的实际后果。但人口的增加和军职人员及僧侣们对土地的掠夺，使地主实际上把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农民看作国有土地的“佃农”。莫斯科在统一东北罗斯后，也是按照同一方向行动的，愈来愈加彻底、愈来愈见行政权的残酷性。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沙皇的法典，用极为明确的法律标准反映了早已由莫斯科国实践所巩固的东西。法典禁止老百姓和市郊劳动人民出卖或典押自己的土地。“凡将其土地出卖或典押的平民，一概按盗窃罪处以笞刑”。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农民虽然耕种不属于任何人私产的官地，也不认为这种土地属于他们自己。关于这种土地，十六世纪的农民说：‘这是大公的土地，但由我领用'；‘这是上帝和国君的土地，但开垦由我，黑麦归我。'这样，普通农民都很明确地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区分开了。”^[131]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尚未研究的，只是大公的臣仆为使农民“明确”认识这一区别，曾经在农民的脊背上打断了多少笞杖问题。

　　彼得堡不仅没有放弃莫斯科的这个政策，而且把它发展到了极点。莫斯科企图使土地不免于“赋役”。这一点它是做到了。但这并没有阻止莫斯科罗斯存在着大量“游民”，他们千方百计避免极为模棱两可地列入“赋役人口”名册，这个名册承担着国家义务和赋税的全部重担。彼得一世曾提出“不使一人漏网”的目标。由于1722年开办人头税的命令，这一目标是达到了。“正如叶菲缅科先生早就公正地指出：如果负担赋役的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是国家而不是农民，到国家用分给每一丁口以土地的办法使每一丁口纳税，便是一个自然的结论了。”^[132]彼得堡政府在整个十八世纪都力图使每一丁口交纳这种税。著名的1754年和1766年土地测量训令，可以说在农民和独户地主（即一度保卫过莫斯科“边界”、但逐渐与农民会合的低级军职人员）的土地上引起了一场革命。在一些地方，农民要求“不要夺去他们旧有的土地”；但是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在一些地方，他们不只是请求，而是“成群结队，带着棍棒”，对“剥夺”他们的土地实行抵抗。但他们的抵抗被士兵的武装力量击败了，变民“受到残酷的笞刑处罚”。结果，土地还是按照彼得堡政府的意向重新分配^[133]。我国社会思想史中出名的俄国人民生活的土地“基础”，便是这样通过农民丧失土地的缓慢过程，通过农民权利的不断遭受残酷破坏而逐步形成的。关于这种“基础”的概念，通常都与我国农村公社的概念联系着。但国有农民之间的土地重分远远超出了个别公社的范围，最低限度在原则上是推行于全国的。亚库什金说：“在广泛的国家基础上提出农民的份地问题，归结起来是承认任何农民、任何属于农民范畴的人，对于份地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发现任何称为农民的人没有得到‘拨给他们的土地'，那就应就此提出问题，进行查询，提出质问。份地成为官方农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在一份上谕里，直接表示：‘每一农丁都应有适当亩数的可耕地，牧场与森林。这是国家制度的规定。'”^[134]

　　国家对农民的奴役，由土地重分制补充，而土地重分制又完成了国家对农民的奴役。我们已经看到，从西南逃到东北的农民，他们的命运虽然最初在那里获得某种改善，但他们逐渐地在那里完全丧失其土地的所有权和自由。我国声名狼藉的实行土地重分的农村公社，并不是表示土地属于农民团体，而是表示无论土地或农民都成为国家或地主的财产。除土地重分外，还有连坐法及身份证制度。根据1769年5月19日指令，在农民不交人头税时，便将村长和代表逮捕监禁，罚做苦工，“不给工钱”，直到税款完全付清时止。扎布洛茨基-德西亚托夫斯基公正地称这一指令为残酷的指令，并且同样正确地说明了指令的生活意义：“指令取消了纳税人本身对纳税的责任，而实行了连坐法，把农村自由公社转变为纳税单位，给纳税制度以经常勒索的意义。”^[135]

　　总之，这在国家与其主要劳动力——农民之间的关系上，是农奴制的完全胜利。

　　然而事情并不就此了结。这一制度继续发展着，力图达到逻辑的终点。由于臭名远扬的国有财产部长帕·德·廖基谢夫伯爵的热心行政和所谓组织才干，这个制度达到了最大的发展。

　　“试想一想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地主——奴隶主。这个奴隶主不是别人，而是国家本身；基谢廖夫伯爵是总管，国有财产部是他的世袭账房，而各地区的长官则是在各地活动的执行官员。掌嘴、监禁、殴打等惩罚以及‘祈祷金'的征收等而愈加残酷。”^[136]

XIV

　　俄国农民的不自由生活同东方伟大专制国家农民的生活，有如两滴水一般相似。H.A.布拉戈维申斯基错误地以为“除俄罗斯外，类似的情形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凡在农民受国家奴役的地方：在古埃及、迦勒底、中国、波斯和印度，完全相似的情形都曾存在。当然，这种关系不是在一切地方都发展到同样的程度。A.布舍-列克列尔克说：“原则上，整个埃及就是一个国家地产，那里住着农奴，为国王工作，靠留给他们的那部分收入维持生活。”^[137]我们马上就可看到，在什么意义上布舍-列克列尔克觉得这一情况只是“在原则上”。但是现在已可恰当地指出，埃及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被剥夺，比在迦勒底要彻底得多。在迦勒底，土地大都仍为血缘联合体的财产，时常有这样的情形，即当国王想随意处理属于某一血缘联合体的某一部分土地时，他便向他们购买^[138]。在古埃及和莫斯科罗斯，国王完全不认为必须给被剥夺者以赔偿。在莫斯科国，最少自伊凡雷帝以来就是如此。至于中国，则如扎哈罗夫的著作所示，在那里大约在纪元前一千年便建立了如下制度：赋役农民居住在属于国家的土地上，这种土地部分地由农民直接为这个国家耕种；而所有的官员则都获得土地俸禄。按照埃利泽·列克柳的说法，中国一千多年的整个内部历史与土地占有史相符合，而土地占有史又归结为中国社会各阶级间争取土地的斗争。官员力图把拨给他们的使用土地变为世袭财产，而国家则依靠需要土地和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群众，相当成功地对抗了这一企图。当中国政府为了国家的利益重获实际可能处理那些在颇长期间为官员所占有的土地时，实行了一次真正的“土地重分”，由于对情况不够了解，这仿佛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139]。但实际上，这种革命就其性质而言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在这里，生产者本身却是国家自己的私产，国家的会说话的生产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我们下面还将详细研究那种将东方专制制度的土地政策视同西欧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起到多么有害的作用。

XV

　　当农民自身成为属于国家的生产手段的时候，对他就不能实行剥夺他的那部分财产和自由的处罚了，因为他既无财产，也无自由。因此，他只能用自己的脊背去补偿他的过失。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土地重分制在我国又补充以身份证制度和连坐法。连坐法取消纳税人对国家的直接责任，其自然的补充便是“逼交税款”。国家向公社对国家负责的代表逼交，而公社则向纳税人逼交。这一制度在莫斯科时期便已确立。

　　亚·拉波-丹尼列夫斯基先生说：“征收欠税，大都不只是征税而已，而且带有惩罚。惩罚的方式有二：或者是省长派属员来县，委托他征收欠交的税款，由纳税人付给旅费（有时加倍付给）及‘车马及伙食费'，或者将农民送到城市去见省长受罚，省长要他们出双倍旅费，有时还要没收他们的‘牲口'、店铺、作坊和工场，将他们无情毒打，以便使其他纳税人今后再也不想漏税，一天到晚要税，晚上将他们‘投进'监狱。”^[140]

　　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习俗，其主要特点是，被国家奴役的农民有时在并非完全没有交税的物质可能时，也要逃税，宁愿让身体受折磨来抵税，而不愿以劳动、产品和金钱来付税。涅克拉索夫的“神圣俄国勇士”沙维里（《谁在罗斯生活得好》），便是这种习俗的典型代表。读者如需要再次证明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我可以指出魏金逊的著作《古埃及人的风俗习惯》，以资比较。这本著作的第二卷有富于教益的一章：“笞刑”，用棍棒施刑。这里的唯一差别是，古埃及人是用另一种木材——主要是用棕木来行刑的^[141]。

　　索洛维耶夫说，俄国的历史是一部被开拓的国家的历史，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问题不仅在于俄国是一个被开拓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第一，这种开拓——其实，索洛维约夫也指出了这一点——是在游牧部落的经常的和强大的侵袭之下实行的；第二，在东欧平原进行开拓的俄国部落，其经济乃是自然经济。北美合众国的历史也是一部被开拓的国家的历史。但那里的开拓是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条件和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之下进行的。因此，它在那里也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果。

　　我已经提醒读者不要夸大商业在基辅时期经济中的作用。当时只有小部分国民劳动的年度产品转化为商品，而且就是这一小部分也主要地来自次要的副业，而不是来自农业。但自历史生活的重心移到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带以后，商业——最少是对外贸易——所起的作用，就更小了。这时，国家管理和防卫支出，我们已经看到，主要是由农业，而不是由狩猎劳动来支给的。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新的地理条件。从苏兹达尔罗斯“向希腊”和西欧输送狩猎及林业产品是很困难的。至于向外族人（他们当中来自西南罗斯的移民已迁入新的地区）出售“皮毛和蜂蜡”，由于他们的皮毛、蜂蜡和蜂蜜最低限度不少于移民，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国家管理及自卫支出再不能用出售狩猎及林业产品的办法来筹给，如果社会生活的这些重要职能要几乎完全依靠农业来负担，如果如前所见，国家为求执行这些职能，不得不逐渐限制农民的自由，而且最后要完全奴化农民，如果农民这一逐渐丧失自由的过程为官员展开了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愈来愈加广泛的可能，则另一方面，东北罗斯进行开拓的那些地理条件，对于农民抵抗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力量的增长，便很不利了。

　　“在北方，移民很难在森林沼泽中找到可以比较安全和便利地方立足并建造农舍的干燥地点。这种干燥地点和四通八达的丘陵是在森林沼泽的海洋中罕见的小岛。在这种小岛上只可安置一两家、最多三家农户。这就是为什么几乎直到十七世纪末，由一两户农家组成的村落，是北俄罗斯移民分散居住的主要形式。”^[142]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村落的抵抗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这种村落的居民为了防御外来的侵袭，——如防御那些在东北部也不让俄国农民安宁的游牧部落的侵袭，——唯有用尽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来加强中央政权，这个政权掌管国防及所属领土的扩张，领土愈大，则被吸收参加防务的人数愈多。事实上，我们看到，东北部的俄国农民都曾心甘情愿地促进公爵政权的加强和国家领土的扩张。莫斯科大公们所实行的著名“统一罗斯”措施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就是因为“统一”政策获得了人民的热烈支持。但是当时东北部的俄国农民散居在森林深处和很小的村落，都无力反对由于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同情而巩固起来的中央政权的欲望和凌辱：两三户人家组成的村落对于莫斯科侵犯它们的自由，只能作消极的抵抗；其余的小村落同它们相距太远，不能在他们的患难时刻支援他们；甚至相反，可能帮助莫斯科镇压这些不驯服的村落的“盗行”。如果根据恩格斯的指示，从印度到俄国，任何地方的农村公社，都是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则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自然经济的条件，这种条件排除了劳动的经济分工并将辽阔国家的农业人口分散为小的集团；正因为这些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完全相同，所以它们彼此之间互无需求，因而也就互不关心^[143]。当然，每一个东方专制国家都各有其加强或削弱上述原因的作用的特殊条件。灌溉的需要应当看为东方专制国家极大加强这种作用的原因。“大批东方专制国家中的任何一国，都深知它首先是河流盆地灌溉事业中的人民代表，在那里没有灌溉是不可能务农的。”^[144]但我们不要离题太远了，还是谈谈俄国。

XVI

　　我们知道：俄国农民的景况逐渐变得很像任何一个东方大专制国家的农民景况了。在这方面，俄国在整整几世纪中愈来愈加离开西欧而接近东方。但是由于农业俄国的整个社会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农民的宽阔脊背上的，所以其官宦阶级的地位亦不能不具有很显著的东方色彩。

　　前面已经指出，国家首脑与官宦阶级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侍从转变为土地占有者的时候和地方，才变得比较明确。这一转化过程是伴随着土地占有者与君主之间的斗争的。土地占有者力图把自己土地变成世袭的土地，而君主则反对这一企图。在土地占有者显得比较强大的地方，他们便获得了封地的世袭权，在这一社会基础上，便盛行着政治“独立制度”^[145]。波兰的情况便是如此，我在谈到基辅罗斯时业已提及。

　　波兰的官宦阶层在1373年即已变为力求保卫其对国王的独立性的特权阶层。科希策的特权文书使“军人”的全部地产都成为世袭的地产，规定按照封地的数量，每年给公爵交纳每份地两格罗什的地产税和给公爵服兵役。1422年的车尔文特权文书规定国王无权不经审判没收贵族的财产。1425年、1430年和1433年的特权文书规定除六种情形外，非经审判不得剥夺贵族的自由。1454年的尼斯萨瓦条例规定贵族不受国王官吏的审判，并使贵族参加立法。由于这些条例，任何有关贵族义务的措施，须由贵族事先讨论。最后，宪法——即所谓“Nihil Novi”（一仍旧例）宪法——宣布，非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限制贵族个人的权利。自此以后，波兰的整个内部历史便是地主特权阶层实行无限制统治的国家的历史，留给国王的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权力的幌子而已。

　　我们在东北罗斯所见，却非如此。这里的“军人”最初是封邑公爵的“自由臣仆”，最后都成为莫斯科大公们的“奴隶”。他们同农民一样，也都丧失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十六世纪中叶，官宦阶层已完全成为国家的奴隶，而且它的这种奴隶地位，——也许更甚于农奴，——使莫斯科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同伟大东方专制国家极相仿佛。赫尔贝尔斯坦曾于1517年，即在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王朝时，访问俄国，对于公爵权力的漫无限制，甚感惊异。

　　“公爵对僧俗权贵都有统治大权，而且任意自由地处置所有人的生命和财产。他的顾问，无一人敢于在任何问题上违抗他或持不同意见。他们都公开承认，公爵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公爵所作所为都合乎上帝的意志。因为他们甚至称他为上帝的管家和御前侍臣，于是相信他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因此，公爵自己在人们为了某一囚犯或另一重大案件向他有所恳求时，总是回答说：只要上帝有命令，就予以释放。同样，谁要问及某一不明确或可疑的案件，他总是回答说：上帝和国王知道。不知道，是人民的如此粗野需要一个暴君，还是由于公爵的暴虐把人民变得如此粗野和残酷？”^[146]

　　应该想到，如果譬如埃及第十二王朝某一法老的“臣奴”或官吏——法国的古埃及学者称为Scribe——的木乃伊复活了，游历了莫斯科，那他必然与西方的贵族赫尔贝尔斯坦相反，不会在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里发现很多自己感到怪异之处。他必然要断定，莫斯科人对最高政权的态度，同他那遥远的祖国的情形很相近，这种态度正是一个组织完美的国家所应有的。

　　在形成伟大东方专制国家的地方，也经历过封建制度阶段。但这些地方的土地占有者虽曾作过努力，却未能将封地转变为世袭私产。国王不仅在原则上保持了对土地的最高权利，而且在实践上也经常使用这一权利。例如，在迦勒底，根据《汉谟拉比法典》的规定，官员领到住宅及花园，耕地及耕牛。这种财产仿佛是他的领地，只要他仍在供职，就归他所有。这一法典的第三十条规定，土地占有人如旷职3年，则丧失这些土地；第三十五及三十六条宣布，这种土地不可剥夺；最后，第三十二及三十八条规定，法律执行绝无例外^[147]。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与莫斯科相似的封建领地制，它在纪元前两千年就已完全形成了。

　　不久以前，波斯土地仍是国王的私产。Э.洛里尼说：“封建领主、私人，甚至宗教团体都只有使用权，自然的支配，而其所有权则经常取决于国王的意愿，国王可在任何时候予以取消。”^[148]同样在莫斯科罗斯，官员的地产经常可被“没收归国王所有”。总之，那里的世袭领地越来越多地为封地所代替。世袭领地愈是为封地所代替，则官宦阶层对公爵的依附地位愈益增加；过去的自由人亦愈益转化为“奴隶”。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伊凡雷帝是用什么办法同贵族中的“叛逆”作斗争的。他的禁卫军不仅曾为他杀戮“叛逆”，而且给贵族的土地占有制以惨重的打击。“伊凡雷帝的政府在禁卫军中取消了封邑时代遗留下来的旧土地关系，遍地都一律代之以一种把土地占有同强迫服役结合起来的制度。”^[149]土地占有同强迫服役的结合愈是紧密，则官员对最高政权的依附地位愈益牢固，而这最高政权本身也变得愈加完整。但封地制度并不是由雷帝想出来的。它在雷帝以前很久便已产生和巩固。他的祖父伊凡三世便很了解封地制度在国家经济中的巨大意义。1477年12月，他的贵族便对诺夫戈罗德的使者说：“大公命令我们告诉你们说，大诺夫戈罗德应割让我们一些州邑和村庄；因为非此则我们大公们便不能在诺夫戈罗德保住我们的国家。”次年一月四日，伊凡向诺夫戈罗德人提出明确要求，要将“大主教及寺院所属州邑一半及诺沃托尔格各州邑一半（无论为谁所有）”划归他的名下^[150]。由此观之，则在十五世纪末期，分发为封地的土地已成为莫斯科政府执行其最重要国家职能——国家管理和国防的主要手段了。

　　伊凡三世极为重视他的封地总额，关心其增加，故不惜攘夺原属教会的土地。他对“犹太教徒”的宽容，乃至同情态度，就是由于“犹太教徒”是僧侣的敌人。修道院的被剥夺，可使大量不动产转为莫斯科政府所有。诱惑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在伊凡的宫廷里有一批强有力的人支持“犹太教徒”。教会地产归公是符合整个官宦阶级的利益的。但教会善于拒绝这一威胁它的危险。它不无根据地指出：“许多不信教或渎神的皇帝，也不敢在他们的王国里侵犯神圣的教堂和神圣的地区，不敢动摇教会的不动产……甚至不向神圣教会课税，不仅在他们的国度里，而且在你们统治的俄罗斯也曾给教会以诰封。”这里提到“诰封”表明，为教会财产不可侵犯而娓娓动听的辩护者所说的“不信教和渎神的皇帝”，实际上是指鞑靼可汗。事实上，俄国东正教的教会一度与“不信教和渎神的”鞑靼可汗极为融洽。基里尔主教（基辅被毁后委派的第一任俄国主教）在可汗的首都设立东正教主教一职，并获得蒙哥-铁木耳颁赐的特权文书，永远维护僧侣的权利。僧侣被豁免了一切贡赋和义务；其土地及人员亦宣布为不可侵犯。凡诽谤东正教信仰，——尤其重要的是，凡侵犯僧侣所获特权者，都一概处以死刑。因此，公爵既无权责成僧侣负担义务，也不得侵犯他们的财产。所以，鞑靼人的入侵虽是人民的最大不幸，却给俄国的“神道信徒”带来了巨大利益。这些“神道的信徒”对于“不信教和渎神的皇帝”的好意，自然是极为珍视的。在游牧掠夺者的“渎神皇帝”和俄国定居人民的虔诚“神道信徒”之间的这种和谐，一度使俄国的僧侣权力几乎脱离政俗权力而独立^[151]。像罗马教皇一度以法兰克人为靠山一样，我国的主教亦曾以鞑靼人为依靠。这里的唯一差别——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差别，仅在于法兰克人的支持要比鞑靼人的支持可靠得多。伊凡三世时，莫斯科公国完全停止了对鞑靼人的屈服。这时，莫斯科的僧侣便只有倚靠其本身的力量了，而这种力量若与罗马天主教僧侣的力量相比，却是小得不可计量的。莫斯科君主权力的进一步增强，逐渐使“神道信徒”对君主处于屈从地位。“神道信徒”事实上也像官员一样，成为沙皇的“奴隶”。修道院的地产在十八世纪均被没收归公，——货币经济的发展对此起了促进作用，——所有重大教会案件最后都由总检察官裁处，而担任此职的每每是军人。这自为“神道信徒”所不乐意。但是他们忠于恰达也夫所说的从腐败拜占庭带来的传说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僧侣作为一个阶层，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敌视任何解放运动的。这一事实，使他们成为反动势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柱。他们总是向往东方，而谈不上任何欧化。

　　当然，我很知道，西方的最高政权也曾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制服封建主的离心倾向。路易十四完全有根据说“朕即国家”（《L'état cést moi》）。然而如果据此便否定俄国历史过程的相对的——但非不重要的特殊性，那也是极端错误的。法国皇帝虽然制服了封建贵族，却不曾限制他们的土地权，也不曾强迫他们服役^[152]。因此，法国君主地位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贵族等级受国家的奴役^[153]。这种情况的发生自然不是由于法王更多地尊重人的自由，或者哪怕只是贵族的自由。他们并不比莫斯科的大公或东方的专制君主更尊重自由。但他们是在其他社会政治条件之下进行活动的，因而所得结果也不同。法国的经济发展比俄国快得不可计量；其自然经济也比罗斯更快地为货币经济所代替；这便很早就使法王能够建立常备军。这种军队的开支，是靠法王的货币收入来维持的。菲利普四世已拥有不少雇佣军人；由于雇佣军人的出现，兵役的性质也随之而变：强迫服役变为志愿服役。换言之，服役人员为职业军人（Soldat par mètier）所代替^[154]。法王依靠职业军人，逐渐消灭了封建主的旧有政治权利，但对于他们的土地权则仍不予侵犯。法国是谈不上将贵族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成为国防体系的经济基础的。在这个国家的当时经济条件下，这样的转变简直是谁也不曾想到的。相反，莫斯科罗斯的经济条件却坚决要求这一转变。因此，我国世袭土地占有制同封地制相比，是大有逊色的。因此，我国官宦对公爵的态度也同法国贵族对法王的态度不很相同。因此，更正确地说，真正因此，莫斯科的大公给西方贵族赫尔贝尔斯坦造成一种印象，以为这位君主的权力之完整和广泛，超过了所有文明世界的所有君主。

XVII

　　俄国的历史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被拓殖的国家的历史。正如索洛维耶夫指出这点，拓殖意味着居民的职业单调化和经常迁移；我应补充指出，这二者都妨碍社会分工所造成的阶级差别的深化。这就是说，由于上述条件，俄国的内部历史不可能以各社会阶级的相互强烈斗争为特点。由于居民不断向“新的地区”迁移，最高阶级的政治力量的源泉——它对极大部分居民的经济统治——不可能很充沛，而且经常有枯竭的危险。只是由于西南罗斯的移民经常流向上伏尔加河流域而不可能继续向北部或东北部和东南部转移，因而造成大俄罗斯农业人口的相当密集的时候，只是在这不太长的时期内，最高阶级才能扩大并巩固其对贫苦居民的直接经济统治。只是这时，才在这里形成了规模颇大和颇有势力的贵族土地占有制。但当莫斯科国家的发展壮大清除了那些暂时停止拓殖的障碍以后，农民便又大批奔向“新的地区”，这时，土地占有者的经济统治又开始出现裂痕而动摇起来。如所周知，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制这时经受了一场真正的危机。为了摆脱艰难处境，土地占有者势必力求将农民完全固定于土地。中央政权对此欣然同意：我们知道，中央政权本身便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它本身由于农民迁移而感受的痛苦并不亚于贵族。但大地主愈是需要同中央政权联合以固定农民于土地，则他们对于大公的政治反对态度便势必变得愈加软弱。关于这一点，克柳切夫斯基非常精辟地指出过。

　　“农村的情况决定了贵族的政治情绪，为他们的政治活动提示了方向，降低了他们的某些利益的价值以提高另一些利益的价值，例如，使他们将对待农村的思想摆在对待宫廷的思想前面，迫使他们从宫廷的关系中寻求支持，以保障对农村的关系，而不是相反：总之，土地占有者的忧虑和危难虽没有使贵族成为有经验的和审慎的农业主，却使他们成为胆小或冷淡的政治家。”^[155]

　　根据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意见，必须承认，十六世纪的农村是莫斯科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曾成为贵族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当时的农村情况就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被拓殖的国家的情况。所以，这一重要原因本身便是这种拓殖的结果之一。

　　另一个同样重要、同样是拓殖结果的原因，便是在十六世纪下半期，在莫斯科政府面前展开的新的森林和草原地区，那里有大量由政府可以支配的自由土地。政府将这些土地分给官宦阶级的中下层，使这些阶层成为政府反对这同一阶级的最高贵族阶层、反对“世袭贵族”——大贵族的可靠支柱。在十六世纪下半期，世袭领地制在封地制面前节节后退，这一事实用政治语言来解释，便是说，一般贵族曾迫使大贵族大步退却，帮助国王无情地镇压“世袭贵族”的全部政治野心。法国的君主政权也不免同低级贵族联合。查理七世甚至寻求过这种联合。但是法国货币经济的发展很早便使国王能够建立一种不是由军职贵族，而是由非贵族出身的职业士兵组成的常备军，已如上述。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查理七世（他的御前会议是由低级贵族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组成的）为了在上述意义上改组军队，做了很多事。^[156]而在这个意义上改组军队，逐渐鼓励了法国的王权，使它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有越来越多的可能与其说像莫斯科的“专制君主”一样依靠中小贵族，不如说依靠第三等级。总之，同俄国封建制度相比，法国封建制度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法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比封地罗斯为数更多、更富有、更强大的第三等级。法国封建制度的这一特点，不能不影响于法国社会和法国王权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十六世纪的莫斯科缙绅会议的代表，几乎完全是军职人员的代表^[157]；而法国第三等级于十四世纪下半期已在三级会议上起了显著作用；到了下一世纪，他们的代表更在这个会议反对贵族斗争中，自觉地给国王以非常重大的支持。^[158]根据这一情况，两国的代表会议对中央政权的态度，亦各不相同。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十六世纪的缙绅会议，确切地说，是政府同其代理人的会议。”^[159]毫不足怪，“代理人”在回答政府的问题时都表示：“愿为君主抛头颅，而且一切唯上帝和君主的意志是从。”^[160]在十六世纪的莫斯科，人们都以为“人民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而一定要以代表人民的政权的意志为意志”^[161]。然而在巴黎，在十四世纪下半期，首相德多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最高政权的“代理人”——为了安抚骚动的市民，认为必须向他们说些好话，宣称“国王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实行统治，只有人民的力量使国王畏惧”^[162]。

　　莫斯科国的官员难怪自称为大公的“奴隶”，然后又自称为沙皇的“奴隶”。像农民受国家的奴役一样，他们也受国家的奴役。这两个阶层都受压迫，这种压迫到了十六世纪末期愈来愈加沉重。压迫加重的原因仍是前面不只一次提及的那一情况，即俄国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进行开拓的国家。C.B.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完全正确地说：货币资金的缺乏是十六世纪官宦阶级经济地位的最主要特点。他还说：“这种缺乏的本身就是由于一方面国家社会经常发展和增长的需要与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的微弱及死气沉沉之间的不相适应，就是由于自然经济压倒货币经济的优势，而新的情况却是需要货币经济的。”^[163]

　　东方居民也受国家的奴役。但是抛开广阔的肥沃土地不说，东方专制国家也没有在文化发展上超过自己的邻邦。相反，每一个东方文明国家所有的邻邦，都主要是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它的野蛮人。的确，游牧的野蛮人常常迫使东方专制国家的农业居民大受折磨，甚至迫使其在相当长时期内屈服于他们的统治。例如，埃及便曾为“牧人”所征服；马涅方在谈到这些“牧人”时所用的言辞几乎同我国史籍对于蒙古人的叙述没有两样。但就是这个埃及没有成为被征服者以前，它在亚洲几乎没有文明的邻邦的。就这点说，埃及要比莫斯科国幸运得多，莫斯科国不得不在自己的西部边境同比它文明得多的邻邦打交道。同这些邻邦斗争，要比俄国人民付出重大代价与游牧部落斗争，困难得不可计量。莫斯科在十六世纪虽然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但在同西方邻国的决定性冲突中，却遭到惨败。为了在同经济上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的斗争中维持自身的生存，莫斯科不得不直接间接地将其很大一部分力量用于自卫，这与东方专制国家居民用于同一目的的力量相比，可能要大得多。

　　与东方专制国家的历史过程相比，这就是我国历史过程的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相对特点。将这一特点同我们在将莫斯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西欧国家的制度进行比较时所指出的特点，加以对照，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莫斯科国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奴役了最低的农民阶级，而且奴役了最高的官宦阶级；而它与在这方面很相仿佛的东方专制国家的区别，则在于它不得不对被奴役的居民，作更为沉重得多的压迫。

XVIII

　　只要仍旧流行着我国历史过程的绝对特殊性的信念，则东北罗斯城市居民的社会作用，便会被认为接近于零。亚·伊·赫尔岑的朋友和同志尼·普·奥格廖夫问道：“我们要城市干什么？我国的城市只是政府的幻想，而实际上则既无意义，亦无力量。”^[164]（当然，所有这些议论都默认自由城市诺夫戈罗德和普斯科夫为例外。）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甚至在“上伏尔加的亚黏土地带”，我国城市生活也从来不是完全微不足道的。现在已可认为无可争议的是：东北罗斯的城市并不是俄国特殊性理论家们所说的那种比较广阔的农村。这个罗斯也有城乡间的经济分工。Н.Д.切丘林说：“如果这里主要地不是质的差别，而是量的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城市和乡村里看到居民都有着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一部分居民还从事相同的农业和手工业，因而只有村落的大小和居民职业发展程度的不同才使城市有别于乡村，——那么，无论如何，就是这种量的差别，在这里已是如此巨大，以致我们完全可以将城市情况的考察和乡村情况的研究，分别进行。”^[165]

　　尽管居住在东北罗斯城市的手工业者像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手工业者一样，也从事农业，但是应该想到，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手工业劳动而不是农业劳动。切丘林曾将在俄国城市所见手工业的名称列了一张长表。我们在表里看到有三十四种是生产和加工食品的，三十二种是制造服装的，二十五种是从事建筑和制造家庭用具的，一百一十九种是各种其他手工业者如针工、梳栉工、刽工、刀工、弓箭工、石灰工、马车夫、蔬菜工、钟表匠、花匠、乐师、玻璃工、裁缝工、煤矿工人、灯匠等等^[166]。切丘林还说：“在列为第二类手工业者的资料里，有很多皮靴匠……这使我们不由地想到当时有许多人穿皮靴。”（第340页）简言之，切丘林承认在十六世纪有很大一部分手工业从事日用品的生产，坚决驳斥了一种意见，以为“当时的罗斯还不能制造最粗劣的布匹，一般说来，当时几乎没有手工业活动”^[167]。我们在他的很有意义的著作中看到了一项对我们更为重要的指示，即当时在城市里看到了许多——按照他的说法，甚至是非常多——书籍^[168]。尽管这些书的内容，看来都是宗教的，但在城市里有大量的书，毕竟表明在莫斯科罗斯，像在所有地方一样，城市生活已在居民之中引起比较多样化的和迫切的精神需要。

　　总之，就在这一方面，也绝没有完全的特殊性的，不过，很重要的相对特殊性，却是有的。

　　所有前述阻碍俄国居民生产力发展的各式各样原因，都削弱了城市在东北罗斯历史生活中的意义。C.B.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说的“国民经济的惰性”，势必带来城市居民的政治惰性。普希金是对的。我国的城市与西欧的城市公社不能相提并论。十六世纪初，在莫斯科附近的各城市里，曾出现相当活跃和多样化的手工业活动，但到了该世纪末，这些城市却很荒凉了。切丘林说：“这种城市荒芜过程的日益加剧”，可从这样的事实中看出：即根据该世纪中叶的有关记述（见于税册者。——著者），比较最不荒凉的是谢尔普霍夫，而根据该世纪末的有关记述，则荒凉得最厉害的是科洛姆纳和莫扎伊斯克；也可从两种记述中关于莫扎伊斯克的资料中看出；最后，还可从莫扎伊斯克税册中关于哪家哪户是在哪时荒废的指示中看出。“按照同一学者的说法，莫斯科各城市的荒凉，可从居民在边境城市的结集中得到证明，因为来自中央地区的移民大都奔向这些城市。”^[169]

　　莫斯科附近各城市愈是荒凉，则其在莫斯科国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愈是降低。俄国的历史是一个开拓过程拖延了数百年的国家的历史。俄国的开拓是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的。城市的发展，表示经济分工的进展和商品生产的成就，破坏了这些条件的单调性。但是，我们刚刚看到，这种开拓在十六世纪造成莫斯科附近各城市的荒凉，这就是说，它阻碍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从而保持，甚至增加了国民经济生活的“惰性”。为了限制中央地区城市的荒凉过程，莫斯科政府采用了它借助取缔“农村”荒凉时的同样措施：把城关居民也像农民一样固定于原来的居住地区。城市居民也像“国王的孤儿”——农民和“国王的奴隶”——官员一样，处于不自由的地位^[170]。奴隶制推行到莫斯科国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莫斯科国内的“买卖人”境况，比享有自由经济生活利益的诺夫戈罗德和普斯科夫商人的境况，更少从事经济活动，这是无须证明的。但是力量不在我国自由城市共和国方面。莫斯科的“专制君主”，将自己的铁腕加于这些共和国，对它们的居民的性格发生怎样的影响，可从赫尔贝尔斯坦的下述评论中窥见一斑。关于诺夫戈罗德，赫尔贝尔斯坦写道：“这里的人民过去是非常有教养（humanissima）和诚实的，但现在由于无疑地沾染了莫斯科的恶习，却变得极为堕落，这种恶习都是来到这里的莫斯科人带来的。”^[171]关于普斯科夫人，他写道：“普斯科夫人的有教养和温良风尚，已为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更恶劣的莫斯科风气所代替。因为，以前普斯科夫人在商业交易中表现得极为诚实、纯正和朴实，所以他们的商品不谎报价格，也不花言巧语以欺骗顾客。”^[172]东方制度的胜利，决定了东方风气的传播。不这样是不可能的。

　　西方城市居民是由农村移民补充的。但在罗斯，随着莫斯科制度的发展和巩固，依靠农村来发展城市是越来越困难了，其简单的原因是：将农民束缚于土地——无论是地主或国有的土地都一样——的锁链，变得越来越牢固、越来越紧密了。居民的被奴役，是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的非常大的障碍。但是这一障碍不能完全停止商品生产的发展。居民对于某些手工业劳动产品的需要，是不能用对居民实行奴隶压迫的办法来满足或取消的。强烈延缓莫斯科国城市增长及城市手工业发展的不利条件，引起了乡村手工业的推广。因此，农奴制俄国的经济生活具有特殊的性质，其不合常情，是那些侈谈俄国城市人口的比例不大、以为这就是“俄国非西方”的最好证明，这就是俄国人似乎不懂也不愿从事工业劳动而只是从事农业的最好证明等等的作家们所不曾看到的。A.科尔萨克1861年根据1856年的统计数字，证明在工业最发达的省份，其城市人口的百分比，较之整个俄国的平均数还要小：奥勒尔省城市人口为9.77％，哈尔科夫省为10.72％，基辅省为10.86％，道利达省为18.38％，而赫尔松省甚至达21.35％；但雅罗斯拉夫尔省城市人口不曾超过8.2％，莫斯科省（莫斯科县除外）为6.37％，弗拉基米尔省为5.87％。^[173]因此，如果我国城市就其经济意义而言类似农村，——俄国特殊论者就是这样说的，——则我国中部各省的农村便由于从事工业活动而起到了城市的经济作用^[174]。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能是这样的意思：

　　历史发展的不利条件，自基辅时期开始，便激烈地迟滞了俄国人民所拥有的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虽然发展得慢，却仍是发展的，在德聂伯河附近如此，其后在伏尔加河上游的亚黏土地带也是如此。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离过程是无可避免的。无论基辅罗斯或莫斯科罗斯，都有过这一过程。但决定莫斯科国居民被奴役的情况，又使这一过程虽不完全停止，却是很受阻滞。工业活动不曾集中于城市，而是分散在农村人口之中。这一情况的直接结果是技术进步的延缓。尽人皆知，我国手工业者是使用最原始的工具来劳动的。从经济方面说，手工业的扩张，意味着由于经济进步而到处产生的各种矛盾深入农村；然而我国经济发展完全特殊论者的希望，却是建立在所谓俄国没有这种矛盾的基础上的。由于在上述条件下，我国经济进步很慢，所以因这种进步而在农村经济生活中产生的矛盾也长期保持在萌芽的状态。生产者虽将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工业劳动，却仍然是农民。尽管他本人也时常购买与他相类似的生产者的劳动力，但他仍是完全处于高利贷资本的控制下；富农—收购商，便是这种资本在农村的代表。高利贷资本残酷地剥削生产者，但并不改善生产方式。因此，它对于被国家牢牢地束缚在伏尔加河上游亚黏土地带的生产者的工业劳动的统治，遂成为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新障碍。同时，农村中的生活，使生产者不能联合自己的力量去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大城市中心的生活却是很能促进这种联合的），也使他们的意识发展非常困难。时常从工业劳动中获得其年度收入很大一部分的生产者，继续保持着农民的一切迷信和一切政治成见。他们的思想落后，对于将农奴制的桎梏加在他们身上的社会政治制度极为有利，就更不用说了。思想的落后，保证了这种制度的巩固。

XIX

　　在继续写下去以前，对于我们所了解的莫斯科制度作一总结，会是有益的。同样有益的是，用一位学者的话来作这个总结，这位学者关于古代罗斯的封建制度的著作，曾对斯拉夫派的我国绝对特殊性理论，给予最有力的打击。

　　“莫斯科时代的俄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则是个人完全服从国家的利益。莫斯科罗斯的国外环境，它为生存而同东西两方邻邦的坚决斗争，需要人民力量的极度紧张。关于每一臣民的首要义务是竭尽全力以服务国家，牺牲自己以捍卫俄国国土和维护东正教的基督信仰，这种意识，在社会上业已发展。有军职的人必须终身担任军职，不惜生命同诺盖人^[175]即德国人作决死的战斗。”城乡农民必须捐献财产以帮助战士。居民一切阶级必须坚持职守或赋役，使“每人对于本身的农奴规章和沙皇命令，都能坚持不懈，毫不动摇”^[176]。

　　个人对国家利益的完全服从，并非出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某些特性。这种服从是定居在伏尔加河上游、逐渐统一于莫斯科的俄国人民为了自身的历史生存而不得不进行斗争的条件不得已的结果。这种结果一经产生，便成为严重迟滞大俄罗斯继续其经济和文化进步的原因。不仅如此。这一结果还使统一俄国国家的历史性工作发生困难。莫斯科早已致力于这一工作，而且一般说来，这一工作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已进展迅速。

　　莫斯科国在统一俄国国土的时候，与立陶宛冲突。立陶宛也在统一罗斯，而且在加里西亚丧失独立以后，统一得很顺利，所以俄国居民——虽然不是大俄罗斯居民——很快便在立陶宛占了多数^[177]。M.K.柳巴夫斯基教授说：“西俄土地之统一于立陶宛的周围，实质上是恢复了基辅时代被破坏的政治统一，是找到了已被丧失的政治中心。”^[178]按照柳巴夫斯基教授的意见，唯一的差别仅在于这个中心现在不在德聂伯河，而在维里亚河上。不过，——根据他的叙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差别不仅在此。在基辅时期，统一俄国国土的企图，完全是依靠俄国人民的力量。这一企图以失败告终，主要是由于游牧部落的进逼。此后产生了两个重心：一个在伏尔加河上游，另一个则先在加里西亚，后在“维里亚河上”。“维里亚河上”的重心与伏尔加河上游的重心的差别，在于它不仅是统一了俄国的力量。这些力量在这里是同立陶宛的力量相结合了；而如所周知，发动统一的，乃是立陶宛的力量。两个不同部落的力量的结合，它们之间是免不了冲突的，这种冲突尤其在十六世纪末立陶宛与波兰合并后更为频繁。立陶宛的贵族依靠波兰的支持，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无成就地削弱了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族贵族在国家中的作用。莫斯科利用这种冲突以牺牲立陶宛而加强自己。伊凡三世同立陶宛大公卡济米尔和亚历山大斗争的惊人胜利，便是由于西俄贵族对莫斯科的向往。这种向往在伊凡三世的儿子时，仍在继续。但是值得指出，在1514年，斯摩棱斯克的贵族却倒向立陶宛王。同样值得指出，当时莫斯科所受到的最严重失败，便是立陶宛军队在东正教的西俄公爵君士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指挥下造成的。卡拉姆金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在第二天，君士坦丁便欢庆其击败同一信仰的同胞们的胜利，用俄语为歼灭俄国人而赞美上帝。”君士坦丁为歼灭与他同信仰的俄国人而欢欣鼓舞，也正如这个公爵同莫斯科斗争的顽强坚定表明，那时已有许多西俄的贵族认为立陶宛的制度比莫斯科好。如果我们想到正是在这一时期，莫斯科的军职人员愈来愈加成为大公的无权奴隶，而立陶宛罗斯国的军人等级却获得一个又一个自由，则这种情形便毫不足怪了。莫斯科一方面和立陶宛另一方面的军职阶级在社会政治地位上的巨大差别，要算在十六世纪下半期表现得怕是最为明显了，其时在莫斯科，伊凡雷帝因实行皇帝直辖地区制而粉碎了大贵族土地占有制，终于将军职人员变为沙皇的奴隶；而在立陶宛，则1566年的别列斯特茨议会却授予贵族以无条件地支配自己的财产的权利。И.И.拉波卓越地描写了宣布这一权利的历史意义。他说：“这一权利是臣民，土地所有者（这种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是大公）转变为自由人民——转变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定居处所的所有者的标志。根据法律，立陶宛的小贵族已从大公个人的臣民转变为国家及其元首国王的臣民。”^[179]同时，小贵族对国家元首大公的关系，决定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选举国王的权利，任其政治权利中居于首要地位。当然，西部罗斯的小贵族不能不看到他们在立陶宛地位的巨大利益。

　　问题完全不在于某一莫斯科大公或沙皇好行暴政：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单纯的偶然性。问题在于在当时的莫斯科制度下，公职人员即令遇到一位本人并不爱行暴政的国王（如后来的那位“最温和的”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也不能不成为奴隶。这一情况也使立陶宛罗斯的最高阶级疏远莫斯科。埋怨这个阶级波兰化的研究者忘记了一点：早在他们波兰化之前，他们便已从往时倾向莫斯科而变为厌恶莫斯科了。十六世纪只有少数西俄小贵族代表掌握波兰文。在斯特凡·巴托里王朝编制的第三立陶宛条例，像第二条例一样，要求地方自治会议的书吏“用俄文”写“一切证件、抄本和命令”。拉波指出，“波兰文和波兰习俗，可以说只是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和末叶，才为立陶宛小贵族所接受，这在该世纪末的coae-quatio jurium中也已有所反映^[180]。”西俄的小贵族一方面不理睬莫斯科，同时也弃绝了东正教。他们开始热衷于宗教改革。不难理解，他们的这种热衷反映了他们对“宝贵的自由”的爱好：对于他们，一如对于波兰小贵族，加尔文教成为他们同僧侣斗争的一种手段^[181]。

　　简括地说：在莫斯科占优势的社会政治制度，断送了同一种族的立陶宛罗斯最高等级对莫斯科的任何同情，因而驱使这一等级投入小贵族自由的典型国家——波兰的怀抱。在立陶宛罗斯居民的最低等级中，对莫斯科的同种族和同信仰的人们的同情，保持得较为长久得多。他们的这种同情从反对波兰化和天主教化的西俄小贵族的斗争中得到支持。但是他们的这种同情在同莫斯科行政当局，即同著名的“莫斯科官僚作风”的代表们接触时，受到严峻的考验。当十七世纪与波兰争夺小俄罗斯的战争开始时，“白俄罗斯人自己号召大俄罗斯人，同他们交好，背叛了波兰人，但他们一旦领略了莫斯科政府的压力以后，便感到束手无策，而开始逐步再倾向于波兰”^[182]。白俄罗斯人与大俄罗斯人的关系到处趋于尖锐，以至例如，莫吉廖夫人甚至打死了莫斯科的卫戍部队。这便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白俄罗斯进行的战争最初获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而后来却遭到失败，为什么如多夫纳尔—扎波尔斯基先生所指出，大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联合在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朝代不可能实行^[183]。

　　我们在小俄罗斯也看到完全一样的情况。哥萨克的军人最初欣然“听从”莫斯科沙皇的指挥，后来在尝到莫斯科制度的滋味后，又开始转向波兰。因此，俄国遂长期丧失了德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地区。

　　彼得改革给俄国以物质力量，这种力量是莫斯科的统一俄国政策所必需的。彼得堡差不多做到了莫斯科所未能做到的事情。它统一了加里琴纳和乌戈尔罗斯以外的全部俄国土地。但西俄居民的波兰化部分，则仍旧保持，也许甚至加强了他们对波兰的同情。他们不参加彼得堡时期罗斯的任何精神生活，但颇为积极地企图恢复，或者最少是梦想恢复“波兰国”。他们的情绪有时是很革命的，但他们并不参加俄国“社会”的文学或政治运动，而俄国“社会”自彼得改革以来，特别是在十八世纪末，却是变得更能接受西欧影响了。这一情况自不能不降低彼得时期俄国文化运动的速度。结果便是如此。

　　彼得堡政府在兼并了西俄土地以后，不但因此增强了抵抗可能的外来敌人的力量。此外，它在同逐渐开始反对俄国的全面农奴制的思想活动的斗争中，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当时这种反对派分子成长的基地仅限于俄国的一部分，因为其他部分的精神生活需要，不是俄国式的，而是波兰式的。俄国出现了比在自己发展的其他条件下，相对地更加贫乏的文化力量和反对派力量。因此，彼得堡所差不多完成的俄国统一，改变了俄国社会力量的对比，不过不是有利于进步，而是有利于停滞。这种不利于进步的社会力量对比的改变，似乎是对大俄罗斯本身一部分所犯的错误而加于整个俄国人民的历史惩罚：是对东方专制国家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在莫斯科的长期统治的惩罚。当然，这种情形只是存在于俄国文化生活的重心仍旧保持在最高社会等级范围之内时期，因为只有这个等级才倾向于西俄，倾向于波兰。但俄国的文化在很长的期间，仍然差不多完全是大贵族的文化。

　　我们往下在研究俄国社会思想的各种不同流派时，将看到它的最优秀代表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才认识到这种不利于进步的俄国社会力量对比。因此，我认为，在这里指出无疑地巩固了这一力量对比的不利性质，但同时被我国社会发展史家完全忽视了的一种情况，不是没有必要的。

　　此外，西俄人民中最有教养人士的波兰化，是在俄国使波俄关系问题大为复杂化的事实。当然，顺便说说由于我们将来应当谈谈这个问题——十二月党人已不得不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不能不对产生波兰化这一事实的社会政治原因，加以分析。在说明以上各点之后，很显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这一事实的责任推诿到波兰人身上。

XX

　　我希望以上所述已充分向读者表明，对索洛维约夫所说事变过程在我国和一切地方都经常受制于自然条件的思想，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承认为正确。事实上，俄国历史过程的相对特殊性是由俄国人民不得不在其中生活与活动的地理环境的相对特殊性来解释。地理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而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非常大，是因为自然条件的相对特殊性决定了俄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相对特殊性，因而出现了同样特殊的莫斯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相对特殊性。同时索洛维约夫对于莫斯科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对特殊性是没有充分估计的。他在描写俄罗斯部落同亚洲游牧部落的斗争时说过：“从十三世纪四十年代到十四世纪末，以蒙古人为代表的亚洲人占了优势；而自十四世纪末以后，则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洲占了优势。”^[184]但是我们看到，定居的俄罗斯欧洲在有可能战胜游牧的亚洲时，它本身的社会政治关系，酷似在亚洲专制国家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关系。因此，欧洲所以战胜了“亚洲人”，只因为它本身变成了亚洲。实际上，索洛维约夫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对“亚洲人”的胜利，在东方历史中不是没有先例的。那里的农业人口只要能将自己的力量在专制大国中联合起来，便要比游牧部落强大得多。在这里，俄国历史过程的特点——这次是有利于进步的特点，——在于定居的俄罗斯欧洲在变得非常类似定居的亚洲以后，其社会发展虽很迟缓，但是一贯转向西欧方面。至于亚洲各国，则实际上只是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以日本为代表，向我们提供了类似的转向欧化的范例。

　　但是索洛维约夫不只是研究了游牧部落对俄国历史中各种事变过程的影响。他还顺便提出了另一同样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写道：

　　“国家的自然界，除同游牧部落的斗争外，还为国家决定了另一斗争：即当一个国家既不同另一国家接壤，又不同海洋衔接，而是毗连着辽阔和自由自在生活的草原时，则在那些由于各种原因不愿留在社会或不得不离开社会的人们面前，便展开了一条走出这个国家的道路和一种称心如意的未来——草原中的自由不羁的生活。因此，俄国南部的草原、沿着大河流域，很早就住着哥萨克的人群，他们一方面是国家反对游牧掠夺者的边防警卫；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只是口头上承认对国家的依附而时常与国家发生冲突，所以他们每每对于国家比游牧寇群更为危险。这样，俄国由于自己的地理情况，在其国家机体尚未巩固、尚未将草原变为文明的庇护所之前，自不能不同游牧的亚洲民族和哥萨克们进行斗争^[185]。”

　　无可争论：只是由于这里指出的地理环境的特点，才可能产生哥萨克。索洛维约夫说哥萨克对于俄国有时比游牧寇群更为危险，这也是对的。但这些指示尚不曾把哥萨克好汉在俄国社会发展史中的作用问题说透彻。由于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我国民粹派的极大注意，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已故历史学者的未尽之意说完。

　　按照他的说法，哥萨克是由那些各种不同原因不愿留在社会和不得不离开社会的人们组成的。但在这各种不同的原因之中，很容易看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下层阶级的艰难处境、有时简直是不能忍受的处境；而哥萨克便主要是由这个阶级组成的。我们已经看到，国家中心地带的日益荒芜，迫使莫斯科政府把农民和关厢居民固定在他们的居住地。当一个人在农奴制枷锁下的生活变得不能忍受时，他面临的只有一条出路：逃亡。由于莫斯科政府搜捕逃亡者，而且在给他们以应有惩罚后，仍旧将他们枷锁起来，所以他们必须躲到“一个搜捕不到的地方”，易言之，躲到莫斯科国国境以外。于是“俄国南部草原的大河流域”挽救了他们。莫斯科国下层阶级身上承受的压迫愈是增加，则促使逃亡的力量愈是增大；而在几条哥萨克河——即顿河和雅伊克河，伏尔加河和捷列克河沿岸的居民也愈来愈多。这些地方的居民益众，则在莫斯科意图将这些居民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时，这些居民对莫斯科的抵抗亦愈强烈。不仅如此，精明强干、机警灵活，必要时也善于战斗的哥萨克，有时转取攻势。这时他们确乎对莫斯科变得比“游牧寇群”更为危险；不过，这“游牧寇群”却往往在反对莫斯科的斗争中成为他们的同盟者。他们在混乱时代曾给莫斯科造成不少麻烦，在阿列克谢·米海伊洛夫朝代好好“统治了莫斯科一下”（斯·拉津），后来又在叶卡捷琳娜三世朝代真正使彼得堡大吃一惊（叶·普加乔夫）。他们的力量在于被奴役的人民的不满。农民和城市工商业者都将他们看成人民痛苦的复仇者。索洛维约夫本人在描写拉津派的运动时，就人民对这个运动的态度作如下说明：“平民在听到这批贼党逼近城市后，群起围攻军政长官和衙门官吏，将哥萨克放进城里，拥戴哥萨克的领袖以代替军政长官，实行哥萨克制度。”^[186]这就是说，哥萨克甚至当他们反对俄罗斯国家时，也不能与俄国的国外敌人相提并论。哥萨克所仇视的主要是人民的压迫者。由于这一原因，民歌也称颂哥萨克为“勇士，善良的青年好汉”；也是由于同一原因，后来我国的民粹派把哥萨克的运动大加理想化。民粹派的理论家认为拉津、布拉温和普加乔夫体现了人民的抗议和人民的革命意向。但是他们又错误了。哥萨克为了人民受压迫而对莫斯科的官僚实行了残酷的复仇。然而他们反对官僚，最好也只能破坏当时存在的社会政治秩序。他们不能用新的秩序来代替它。

　　为用新的秩序来代替旧秩序，他们必须带来新的生产方式，而在他们所创造的自由自在的草原生活里，却是连新生产方式的影子也没有的。从前被哥萨克破坏的社会政治秩序，是由社会政治需要所产生，随着居民相信对那种社会政治需要不可能仍然不满时，这一秩序又会逐渐恢复起来。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哥萨克继续居于人民之上，他们便必然要恢复被他们破坏的秩序。不妨一提格尔莫根主教所叙述的“贼党传单”的内容，这些传单是博洛特尼科夫所属哥萨克在混乱时期向居民中被奴役的阶级散发的。按照他的说法，这些传单鼓动这一阶级去干“凶杀和掠夺等一切坏事”。这些坏事的目的是什么呢？主教说，传单的作者“命令大贵族的奴隶杀死自己的大贵族，并将大贵族的妻子、封地和领地判给他们；命令侍从小丑和无名盗贼打死一切客商，并掠夺其财产；号召盗贼加入他们的队伍，并给他们以大贵族、长官、侍臣、助祭等职位”^[187]。很容易理解，如果不恢复强迫的农业劳动——农民的不满便主要是由这种劳动引起的——是不能够以领地和封地赏赐给起义的贵族奴隶的。很可能，格尔莫根在转述“贼党传单”的内容时不大注意言辞的准确性。但他准确地掌握了传单的一般精神，却是无可置疑的。为了证明，可以一提小俄罗斯的哥萨克，他们的命运与大俄罗斯哥萨克的唯一差别，在于他们取得了后者从来不曾取得的东西：取得了局部的胜利。“谁是哥萨克，他便应有哥萨克的自由；谁是种地的农民，他便应照旧向沙皇陛下尽义务。”——赫梅利尼茨基在1654年向莫斯科政府提出条约条文中，便是这样说的。而“哥萨克兄弟”的使者则向莫斯科政府求得一份地产证书，“并请求在证书里特别写明他对地产现有农民或以后新迁入的农民具有无限权力”^[188]。结果产生了一种同在古代世界一度发生过的颇相仿佛的情况。众所周知，在某些古代城市国家里，起义奴隶战胜了其旧时主人。但旧时的奴隶在成为胜利者后，自己却使用奴隶劳动，而把自己变为奴隶主。格鲁舍夫斯基教授说，小俄罗斯的哥萨克“把自己看为最高的特权等级。他们虽曾反对波兰的小贵族制度，但在他们的观念里，社会关系的形成只能采取等级国家，首先是波兰式的等级国家的模式，因为他们便是在这种制度内成长的”^[189]。然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为求在哥萨克的观念里，社会关系不按等级国家的模式而形成，必须具有完全是另外一种生产方式。但在那时，完全没有这一必要的条件。因此，——用同一格鲁舍夫斯基的话说，——“从赫梅利尼茨基到最后一个乌克兰煽动家彼得里克（十七世纪末），一般乌克兰的知识界，特别是哥萨克部队长，都不能设想一个社会制度能够没有等级特权，没有臣民和主人；伤害他们的情感的只是因为这主人是波兰人、是异族人和信仰不同的人，只是因为想做老爷的是些劣种人和无功受禄的人”^[190]。不过，小俄罗斯哥萨克要比大罗斯哥萨克文明得多，因为那时在经济方面，西部俄罗斯是更发达些。注意到这一切，我们便又看到这种情形是很自然的。例如，1611年前来拯救莫斯科的莫斯科人向那些早就服务于莫斯科国的哥萨克建议：“赏赐封地和金钱，为城市服务。”^[191]这一提议丝毫没有使大俄罗斯的哥萨克感到惊异，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为国家服务是同小俄罗斯哥萨克队长头脑中所谓农民必然服从官宦阶级的思想联系着的。但正因此必须承认，无论哪一次大规模哥萨克起义使国家机体受到多么大的震动，但在这种起义里，革命的东西总是很少的。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哥萨克使被压迫阶级起来反对国家，因而唤起了他们的觉悟，使他们更有反对压迫者的准备与能力。因此，哥萨克在恢复被他们破坏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过程中，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人民群众，并对他们作若干让步。无怪乎赫梅利尼茨基的使者于回到乌克兰后，暂时将在莫斯科时发给他们的证书保密，因为证书使他们的农民沦为奴隶^[192]。但无论那里的情况怎样，哥萨克在胜利的时候也断然不能实行实质性的改革，其显著的原因便是他们的运动完全不曾准备新生产方式的胜利。

　　如果我们将哥萨克的起义同城市公社和先进西欧各国的第三等级的解放运动作一比较，我们便可看出俄国历史的一个新的——又是一个很大的——“欧洲缺点”。西方各国的城市公社和第三等级在同封建制度和封建关系残余的斗争中恰恰是作出了哥萨克所不能作的历史性事业：他们准备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关系的胜利，因而也就准备了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国家进行的解放斗争——与哥萨克的斗争不同——乃是革命的。

　　我国历史中这一“欧洲缺点”的解释，仍然在于俄国的历史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进行开拓的国家的历史。在西方的先进国家，不满的人们离开农村便结集在城市，因为他们再也无处可逃了。在城市里产生了新的经济关系，货币经济亦以城市为中心而推行于国内。我们的不满分子却逃往草原，那里的经济生活必然更远远落后于莫斯科国的中央地带。因此，西方这些分子是无可代替的进步分子，而我国哥萨克则是一种防止旧制度爆炸的阀门。哥萨克的抗争在历史上是无结果的，而且归根到底，他们也都变为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尽管他们以往来自人民群众，人民群众颂扬他们是“善良的青年好汉”，喜爱他们的勇敢行为，把这种行为当作他们本身的抗议的表现……谢·斐·普拉托诺夫教授发现了一份写于1613年12月22日的关于顿河哥萨克的记述，其时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虽已选出，但混乱时期尚远未结束。这份记述写道：“他们事事都听命于沙皇陛下，决心反对任何国王的仇人”。^[193]当然，记述是过于渲染了的。顿河哥萨克好汉自己后来不只一次地成为“国王的仇人。”但如前述，他们的社会抗议在历史上都无结果。至于他们对国家的服务，则归根到底把他们变成反动势力，反对人民的真正解放运动的最方便工具。因此，说到底，历史完全证明记述的正确。

　　西欧没有任何类似哥萨克的运动。甚至奥国的边防军，就其产生和社会意义而言，也同哥萨克完全不同。因此，西欧人直到现在都对哥萨克没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概念。但在世界其他各大洲，则各有其自己的哥萨克。

　　像苏里南的逃亡黑人（他们给荷兰人造成很大的危险）一样，桑给巴尔的逃亡奴隶曾在伊翁坡山和沿海山脉的兴巴里亚部分之间，形成一种类似利比里亚那样的地区。他们袭击那些从蒙巴萨直接到乌宗巴拉的车队，顺利地抵抗摩赞纽翁比（伏阿吉果部落的一个分支）的袭击，摩赞纽翁比的苏丹把他们视为自己的臣民。“根据阿拉伯人的传说，在呼洛安附近，还有一个类似的小共和国……旅行家提到住在这里的逃亡者的暴行和残酷时，无不谈虎色变”^[194]。

　　非洲和南美洲（苏里南）的逃亡者，就是反对白人奴隶主和黑人“专制魔王”的黑人哥萨克。但他们的抗争，在促进社会关系进步的意义上是同俄国出身的白人哥萨克一样没有结果的。

XXI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对俄国居民所有各阶层的奴役，是“国民经济的惰性”的结果。“国民经济的惰性”又是由许多原因引起的，这里再来讨论原因是完全多余的。这种奴役一经产生，其本身便成为延缓俄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但它没有，也不能停止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在国内发展缓慢，却是一往直前的。以前俄国国民经济的自然性质甚至使从事商业的市镇居民，也要用粮食交纳其应付的捐税。十七世纪下半期，“商业”的发展使这种支付方式对他们看来深感困难。1673年命令向市镇居民征收货币以代替所谓军粮^[195]。货币经济的这些成就为后来的彼得改革创造了经济基础。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卓越见解，彼得改革的纲领，“在这位改革家的活动开始以前便已全部准备就绪”，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他所做的。”^[196]例如，十七世纪莫斯科政府已开始改造其军队，愈来愈多地用“外国列队”的部队来补充旧式的贵族骑兵。随着这种部队数目的增加，——当时业已增加颇快，——政府用于军队的货币支出也增加了。在彼得时，甚至停止了封地的赏赐，因为在他的朝代里，服役的基本报酬已是货币薪给，而不是封地。在彼得及其后的一些朝代里，官员虽亦常获得土地及有居民的地产，但赏赐封地已不像以前那样是为了保障服役，而是作为对服役的特殊奖赏，不是有条件的领有，而是像以前因功受奖的世袭领地那样，成为受赐者的私产^[197]。

　　同斯拉夫派所说相反，彼得改革活动，一点也没有违反俄国历史生活的总潮流。但他的朝代是一个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完全必然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逐渐积累起来的量变转化为质变。这种转化经常经过突变来完成，而由于缺乏了解或思考，这种突变又仿佛来得突然，也就是仿佛完全缺乏应有的有机准备。由于这种视觉错误，所以对于这个时代的主要活动家，群起攻击，说他们忽视了以前的社会发展过程。“彼得首要改革事业”（克柳切夫斯基的用语），即军队的改革，早就由“外国列强”部队的增多作了准备。然而这件事情在彼得时也是通过突变来完成的，因为军队组织的逐渐改变使量可能和应该转化为质。彼得通过军队改革所做的，就是法王在彼得很久以前在法国做过的事情。完全同法国一样，我国的军队改革给最高阶级对土地的态度以新的意义。以前的意义是土地占有制使最高阶级能够服军役。现在这个阶级因为服军役而获得的，已不是土地报酬，而是货币“薪给”了。这个阶级必须或者不再领有土地，或者在某种新的基础上领有土地。不再领有土地对它是很不利的，所以它利用其最高阶级的地位，避免了这一不利的结果，对于最高阶级的利益，便是独断专横的专制政府也不能不予尊重。此外，由于主要的官员继续从这个阶级选出来的，它的经济破产是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的。所以在这里，彼得改革也只完成了前此俄国社会发展过程所准备的事业。在十七世纪，封地已逐渐与世袭领地相融合。彼得制定的1714年长子继承法，将封地和世袭领地平等对待，统称为不动产，因而完成了这一融合。长子继承法不合俄国大贵族的心意，他们在安娜·伊凡诺夫娜女皇时便将其取消。但在这宣布取消长子继承法的命令里，规定“以后无论封地或世袭领地都称为不动产、世袭领地”。对于这一收获，俄国大贵族是无论如何不愿放弃的。值得指出，这一收获恰恰是由大贵族不顾枢密院议员的策划而支持其掌握专制君主权力的安娜女皇批准的。也是这位女皇于1736年12月31日发布命令，限制大贵族的强制服役期限为二十五年，此外，还给父亲以保留一个儿子在家管理家务的权利。这是俄国官员阶级解放的开始，他们当时被称为小贵族的。1763年的命令使大贵族欣喜欲狂，他们当中凡服役期满者，大都申请退职，因此政府不得不对命令作限制性的解释。但这只是停止了解放的过程，而且也停止得不久。这一限制性解释后为伊丽莎白所撤销，而彼得三世的1762年2月18日上谕更给“全部俄国高贵的贵族以自由”。23年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批准了这种自由：“她的赏赐特权证书给大贵族以等级内部自治及通过其代表向枢密院和最高当局陈报其见解的权利。”除开这一切，还有大贵族极为称心的决定：“对贵族不得使用体罚”，以及“贵族除自己平等的人外不受审判”。大贵族爱戴叶卡捷琳娜老大娘，不是偶然的：老大娘使大贵族的解放达到圆满的结果。至于真正的政治权利，大贵族是不曾梦想的，而且我们往后便可看到，他们也不可能梦想。

　　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仿佛是一栋二层楼的建筑物，其下层居民的被奴役是用上层居民的被奴役来辩解的：农民和城市工商业者的被奴役是为了使大贵族有为国家负担奴役的经济可能。但是掌握着执行最主要社会职能的阶级，必定要利用这一情况，以便第一，增加其对下层阶级的权力；第二，便利其社会职能的执行。俄国贵族便是这样做的。他们逐渐增加了他们对农民的权利，也逐渐解放了他们自己。由于国家的军事力量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更易于做到这一点。

　　彼得在改造军队时，主要是依靠贵族来补充军官职位的。但他希望被派为军官的贵族都熟悉“当兵的基本知识”。1714和1719年的命令要求：“凡未在近卫军中当兵的贵族或其他人等，不得录用为军官。”^[198]因此，我国最初的近卫军部队都是由担任过一切低级军职的贵族出身的列兵组成的。但由于同一原因，彼得堡的“专制君主”就完全依赖这种穿军装的贵族。比龙不喜欢贵族近卫军，称颂近卫军贵族为土耳其帝国的精兵，按照自己的观点，他是完全正确的：“自彼得一世死后到叶卡捷琳娜登极以来先后替换的几乎所有政府，都是近卫军包办的。由于近卫军的介入，在37年中发生了516次宫廷政变。彼得堡的近卫军军营是参政院和最高枢密院的对手和莫斯科缙绅会议的受话器。”^[199]还可说得更利害些：在若干时期内，彼得堡的专制君主事实上（de facto）是受近卫军军官的佩剑与士兵的刺刀的节制的。但这种节制不可能是巩固的。只要将近卫军的刺刀交给农民，便可在事实上完整地恢复君主专制。当时俄国的阶级关系使它断然不能成为像波兰那样的贵族共和国，而必然仍旧是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国家。

　　彼得的同代人伊凡·波索什科夫，农民出身，表达一般农民的信念，在所著《论贫富》一书中说：“地主不是农民的永久领有者，因此他们对农民不甚爱惜，农民的直接领有者是全俄罗斯的君主，而地主的领有权则只是暂时的。”波索什科夫主张由沙皇下令规定“使农民成为直接的农民，而不是最低级的农民；因为农民的财富是沙皇的财富”^[200]。在彼得的时候，即在贵族的强制服役还没有取消的时候，农民便是这样想的。他们把这种服役看为对他们暂时受地主奴役的唯一辩解。当贵族已被解放，农民便决定，现在该轮到他们解放了，因为现在他们的暂时被迫劳动已无任何意义了。自由主义的叶卡捷琳娜不得不劝导他们放弃这种想法。她在即位以后，立即宣布，她决意“保持地主的地产和领地不受侵扰，使农民对地主维持应有的服从”。然而这并未能促使农民醒悟，他们仍旧期待自由，所以几乎每一新国王都不得不重申，取消农奴制并未列入他的施政纲领。农民将这种重申归咎于地主。他们深知地主是要用一切方法反对，而且不能不反对农民解放的。他们愈是渴望解放，便愈是仇恨地主。然而他们对地主的这种仇恨，却巩固了彼得堡的君主专制。贵族们任何明显地或形式地限制君主权力的企图，都会为下层阶级的一致反抗所迅速和残酷地粉碎。在政治上完全不开展的农民，他们当中虽然经常到处爆发了反对地主的“暴动”，但他们总是把对美好未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所假定的俄国国王的善意上。如所周知，普加乔夫便认为必须冒充彼得三世。农民觉得，专制君主的权力愈是完整，则实现这种希望愈有可能。因此，农民对于那些他们怀疑有反对沙皇意图的人，自然要视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农民的这种情绪，在十九世纪、在平民知识分子举行的各种反对派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不只一次表露出来。我们以下便可看到，这种情绪对某些革命纲领和某些革命斗争策略的命运，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民粹派之为“民意派”所接替，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由于人民对那些企图同他们接近，但是不同意他们的主要政治信仰的平民知识分子，抱着不信任的态度。

XXII

　　地主很懂得，农民不问政治是有其政治意义的。地主不能不感到，君主专制在同他们作斗争时有一个他们最害怕的同盟者——农民。就凭这一个理由，他们已不可能愿望对中央政权加以正式的限制。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需要同专制君主结成联盟，以便控制其经常心怀不满，而且看来经常准备反攻的“受过洗礼的财产”^[201]。这使他们更不愿提出任何明确的政治要求。在近卫军的刺刀从贵族手中转到农民手中之后，贵族等级只能用一种力量——即消极抵抗的力量，以及像1801年3月11日以惨剧告终的那种纯属军官阴谋，来抵制专制君主的意志。贵族消极抵抗的力量有时是很大的，其在我国内部发展史中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想象。就像尼古拉那样顽强，自信和死抱住不放的君主政权的代表，也不得不对这一力量有所顾忌^[202]。但消极抵抗的力量是一种很保守的力量，而像1801年3月11日惨剧^[203]那样的事件，则对当局的个别代表是很危险的，但对整个政治制度，其危险性尚不及十八世纪“御前连”^[204]的业绩。

　　这样看来，我国君主制度的巩固并不像波戈金及所谓斯拉夫派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在我国没有阶级斗争，而恰恰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但俄国历史过程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以下的事实：我国阶级斗争时常停留于潜伏的状态，在很长的时期中不但不曾动摇我国已存的政治秩序，而是相反，异常地巩固了这一秩序。

　　其次，封地土地占有制长期成为贵族完整服役的经济必要条件。俄国君主“最驯服奴隶”本人也好，他们自己的奴隶——农民也好都明确认识到这一点。但是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军队改革了，货币薪给代替了土地赏赐。这也是人民所不曾忽视的。在人民的眼光里，贵族土地占有制已无意义。如果农奴相信，在地主的强制服役废除以后，应该跟着实行农奴自身的解放，那么，他们观念中的解放，就不外是获得土地的解放。在不感到土地“狭窄”的地方，农民可能毫不反对将一部分土地留给地主。但在已感“狭窄”的地方，他们就毫不怀疑应该实行“土地平分”，就是说，应将一切地主土地没收归公，在农民中平均分配土地。现在农民视贵族土地占有制已无任何存在的理由。此外，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涉及满足国家某种需要时对他们是这样的不大客气，而为什么政府对地主却客气。农民的土地需要愈增，其对“土地平分”的希望愈急。他们没有等到最高当局发布分地的号召，便自己干起来了。1902—1905年的土地风潮，便是这样开始的。

　　通常都说，这种风潮是由于革命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宣传对农民的影响从来就不大，因此，它远远不能解释这种风潮的一切场合。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革命宣传，而在于数百年来俄罗斯国家土地政策所造成的农民心理状态。当农民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时，甚至当他们自己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时，他们也没有表现为革命者，而是相反地表现为最坚定的保守者：他们保护了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所赖以长期存在的土地基础。地主由于反对“土地平分”而起来反对这一基础，因此，在农民的眼光里，他们是最危险的叛乱分子。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是，我国农民一方面提出像土地重分这样急进的经济要求，同时却对政治的急进主义完全格格不入。甚至在农民业已丧失其旧的政治信仰、不作无限制的君主权力的拥护者的地方，他们对政治也是漠不关心的。他们的眼界只限于土地重分问题。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些真正“国家孤儿”（农民——译者）穿军装的子弟虽在农村捣毁了“贵族的巢穴”，瓜分了地主的土地，而在大的城市中心，他们却枪杀了工人和“知识分子”。固然，下列情况也时常发生：即在大村落召集的群众大会上，农民通过了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决议。但就这种大会的绝大多数参加者说，“立宪会议”一语并未同任何明确的政治概念联系起来。这些由思想完全不同的人们写成的决议所以获得参加大会的农民的赞同，并不是因为它们包括了立宪会议的要求，而是因为除这一农民所不理解和没有兴趣的要求之外，在决议里还包含了一条农民完全理解和最重视的重分土地要求。在混乱时代，喀山的东正教居民因为要保卫莫斯科国和“圣母教堂”反对“哥萨克人和立陶宛人”，为此目的而与“山地和草地鞑靼人以及草地的切列米斯人”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我想，鞑靼人和可能不很重视基督教的“草地切列米斯人”，对于“圣母教堂”会搞成什么样子，当然是毫无所谓的。但是无论鞑靼人或“草地的切列米斯人”都显然同感混乱时期的混乱之苦，所以愿同那些准备恢复秩序，同时也记起“圣母教堂”的人们共同行动。在鞑靼人和切列米斯人表示同情的文书里，感动他们的并不是关于“圣母教堂”的条文，而只是关于必须恢复秩序的部分。同样，在群众大会所通过的决议里，触动大多数农民的，完全不是那些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语句，而只是那些谈到“土地”的地方。农民急切打听关于第一和第二国家杜马活动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使他们感到兴趣的，也只是适用于同样“小块土地”方面。至于人民代表制问题的政治方面，仍旧是他们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他们不懂得这个问题的本质：他们不将自己看为国家杜马力量的来源，却将杜马看为一种将给人民以力量的机关，农民需要这种力量同反对“土地平分”的敌人斗争。因此，农民对于人民能够，而且应该保护自己的代表同反动势力斗争，连想都未想过。

　　在我国旧社会同东方专制国家极相仿佛的政治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俄国农民心理，解答了不久前我国某一期刊所说的“其始也风起云涌、其终也惨然失败的运动的世界之谜”^[205]，简单地说，解答了为什么1905—1906年的革命爆发，比我国革命派和保守派在最初所感觉到的要弱小得多。这次爆发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力量汇合的结果。一种力量是十五世纪末开始的俄国欧化过程所造成的；另一种力量则是我国旧的东方生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即令在避免采取任何暴力行为时本质上也是革命；另一种力量即令在表现为最激烈的暴力时也保持了保守的特性。在某一时期内，第一种力量得到第二种力量的支持，从而给1905—1906年的爆发以波澜壮阔的外观。但第二种力量很快便无力再给第一种力量以支持了，这时开始明白，这一爆发事实上并不如人们在最初所想象的那么壮观。保守力量不再支持革命力量，因而异常地巩固了旧制度维护者的阵地，促进了旧制度的恢复。这就是“运动其始也风起云涌”、其终也——如果已终了的话——“惨然失败”的原因。1905—1906年的爆发是俄国欧化的结果。而爆发的“失败”则是由于欧化的过程远远不曾改造全部俄国。“失败”的后果将随着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而减弱。

　　现在仍须再次一提：俄国的历史是一个被开拓的国家的历史。农民由于丧失了在俄国实行“土地重分”的希望，大批奔向我国亚洲领地。政府由于害怕移民会使地主失去廉价的劳动力，长期加以阻止；但这次却广开移民的安全阀门。政府希望移民将使农民中的不安分子离开欧洲俄罗斯。未来将显示政府的这种打算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又正确到什么程度。现在所有的人都明显看到一点：在近几年里，奔向亚洲俄罗斯的移民是迅速地减少了。例如，据“新闻局”公布，1909年去我国亚洲领地的农民和移民为707,400人，1910年为353,000人，而在1911年则为226,000人。这样看来，安全阀门的作用迅速地大为缩小了。另一方面，亚洲俄罗斯人口的增加，扩大了帝国国内市场的容量，从而促进了帝国工业的发展，也就是加快了帝国先进地区的欧化过程，因此，反动派取得新胜利的机会是减少了。

XXIII

　　我们知道，东北罗斯社会政治制度同东方专制国家制度的接近，归根到底，是由于延缓其生产力增长、从而造成其经济“惰性”的情况。但是这一在生活方面与亚洲各国极相类似的国家，却不仅要从抵御亚洲人侵袭中保持生存。西方与欧洲接邻；十六世纪以后，它同欧洲各国的每次冲突都使它痛感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无论是否愿意，它都得想想要从欧洲学点东西。同时，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学习是从最感需要的东西开始，即从学习西欧的军事艺术开始的。十七世纪末，按照外国方式编制的部队已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封建领地的贵族骑兵。的确，这按照外国方式编制的部队起初是比贵族后备军要略胜一筹的。但当时也可明显看出，为了改造军队，需要很多的金钱；而为了筹得这笔钱，必须向西方的异教徒，向“拉丁人”和“路德教徒”学习他们利用其本国自然财富的本领。在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时，便已采取许多措施来增加国家的生产力。但这些措施尚不足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生比较重大的影响。至于居民的认识和习惯，则在米海伊洛维奇时，只有少数人接受欧化；而且对于这些人，克柳切夫斯基对于拉季谢夫和奥尔金-纳晓金的下述评语也是差不多完全可以适用的：“他们不是将西方的方式和科学知识用来反对祖国的旧事物，而是用来保护从旧事物本身、从恶劣的政府和教会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养成的狭隘和死板认识、从使群众僵化的守旧习惯中产生的旧事物生存的基础。”^[206]值得注意的是，受过外国教师教育的奥尔金-纳晓金的儿子沃因，在当时的莫斯科住不下去，因为莫斯科使他“恶心死了”，于是他逃到外国去，最初跑去见波兰国王，后来又跑到法国^[207]。虽然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女皇索菲娅时，宫廷业已开始学习“波兰礼节”，但俄国的真正欧化，只是从彼得才开始的。这就是为什么彼得改革的意义的问题成为我国政论界的根本问题的原因。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俄国应向哪个方向发展：向东方还是向西方发展的问题。

　　人们以为彼得说过：“我们在几十年内需要欧洲，然后同它背道而驰。”很难确定，他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比较可靠的是他不曾说过。但这些话还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的。无论彼得多么醉心西欧文明，但在其改革活动中，他是，而且只能是一个局部的西方派。这正可以解释在比较深刻欧化的上层阶级和人民之间的脱节，这种脱节是彼得改革的结果，而后来斯拉夫派所痛心疾首的也是这种脱节。

　　既然使俄国生活接近东方专制国家生活的主要特点，是所有人民各阶级完全被国家奴役，则无可置辩，彼得改革不可能，且亦不注意使农民欧化。相反，我们业已看到，彼得堡时期国家和地主对农民的奴役，达到极端的逻辑结论。在从彼得到基谢廖夫将军的漫长岁月里，俄国农民的境遇愈来愈加接近于东方专制国家的下层被奴役阶级的境遇。强迫农民为地主和国家的劳动，越来越加沉重。彼得时农民的处境便已极为恶化。米柳科夫先生根据1678和1710年的人口普查，将俄国纳税人口总数加以比较时说，在此期间，这种人口没有像预期地那样增加，而是减少了五分之一。上述历史学家补充说：“但是必须记住，这一结果还是实际减少额和自然增长额的所谓结式，而自然增长额必然多少掩盖和隐蔽了实际减少额。”^[208]俄国纳税人为彼得改革付出的便是这种沉重的代价！米柳科夫先生不无天真地指出：“除了最后几年受重商主义影响采取的一些有利于城市阶级的措施外，彼得并不算是一个社会改革家。”^[209]这是很容易同意的：那是什么样的社会改革啊！社会改革注意改善下层阶级的处境，而彼得却完全没有做到。他对劳动人民的经济政策仍旧忠实于莫斯科国的传统，从来没想到任何“社会改革”。如果莫斯科在打纳税人时是用长鞭，则以彼得为代表的彼得堡便是用蝎尾鞭。毫不奇怪，1700年民间便流行一种传说，说末日到了，以彼得为代表的反基督徒做了皇帝了。简言之，从这方面说，是任何欧化都谈不上的。

　　还应补充说，在彼得改革的时候，西欧各先进国家的农奴制最后残余都迅速地消失了。这样，我们在这里似乎看到两种相互平行，但方向相反的过程：当农奴制在西方消失的时候，它在我国却达到最高峰。这就更加扩大了俄国农民处境同西方农民处境的差别。

　　如果我们看看对待贵族，其情况便不是如此。彼得虽不曾采取任何措施来解除对他们的强迫服役，但他实行的军队改革，却使贵族能够争取到使封地等同世袭领地，从而为他们的“自由”奠定了经济基础。在其后的几个朝代里，部分地由于这一军队改革，贵族更是获得了在当时条件下所需要的全部“自由”。随着贵族接近于“自由”了，他们对国家的作用，便与东方专制国家官宦阶级的作用不再相同，而与西方君主专制国家的上层等级的作用比较相似了。因此，“贵族”等级的社会地位是朝着一个方向——即朝着西方的方向变化的，而与此同时，“下等人”的社会地位，却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即朝着东方变化。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两种平行的过程，这两种过程又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这便是在人民和比较开明的社会之间的上述脱节的最深刻社会原因。其实，类似的脱节现象在西方各国，如在法国也曾存在。我们可以从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生活里举出若干事例，这些事例明确地表明，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只要被农民看出是贵族，便很难同农民接触。这种相互了解的困难，是阶级或等级对立的必然结果。但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像俄国这样严重的程度。彼得改革使上层等级接近西方，而使下层等级离开它，因而增加了后者对一切来自欧洲的事物的不信任。这种对外国人的不信任更因对剥削者的不信任而倍增。甚至在某种西欧思想可能首先有利于被压迫等级的时候，——当这种思想本身是西方被压迫者与压迫者解放斗争的结果的时候——俄国农民只要看到宣传这种思想的是穿着德式服装的人们，便会以为这是贵族的“圈套”。俄国的先进人物为此受过很多痛苦。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然而还不是最大的不幸。最大的不幸是另外一种。

　　当俄国社会思想的欧化代表不仅想到人民下层阶级的困难处境，而且想到他们过去的历史遭遇和其未来发展的希望时，他们非常自然地根据他们从西方学得的社会学说的观点，对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开始判断。但西方学说是在西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俄国农民的处境也正如它的历史过去一样，更像东方，而不像西方。因此，无论是二者那种处境或是历史的过去，都很难根据西方社会学说的观点进行分析。根据这种学说的观点，两者都充满了极为意想不到的矛盾。例如，赫尔岑对于“（俄国——著者）大部分居民权利的被剥夺，自鲍利斯·戈东诺夫到现在有增无减这一极为荒谬的事实”，深感震惊。事实上，类似的事实也许在意大利、法国、英国以及大多数日耳曼国家的历史中，确实是“荒谬的”。但如注意到东北俄罗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史，则我国这一事实乃是完全自然的，甚至是无可避免的。如果抱定西方的社会学说，那就更难对俄国向先进人类理想方面的未来发展，制成任何比较可行的方案。这种困难曾引起称为П.Я.恰达耶夫第一封《哲学书简》的高贵的失望呐喊。由于这种困难，在我国出现了自斯拉夫派到民粹派以及包括主观主义在内的所谓俄国进步的“特殊性”理论。最后，这种困难还使几十年内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即在两脚都站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条件下，才能摆脱这种“特殊性”。我国的社会“存在”（特别是在涉及下层阶级的处境及历史命运方面）与西方社会存在的不同，只有在我国先进思想家同意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的条件下，才不致使他们感到困惑。谁要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认为，归根到底，理性总是正确的（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他便只要相信西方某一先进学说的合理性，即可坚信这一学说的未来胜利。但是谁要说理性的“合理性”是根据社会条件而改变的，并且某一“合理性”形式——即某一先进学说——的胜利，经常以社会条件的一定结合为前提，那他便由于当时俄国的实际而不得不承认，就会在其本国完全适当的西方先进学说，在俄国，也是“荒谬的”。我们可看到，别林斯基在其著名的“与现实妥协”时代，也得出同一结论。然而这一结论是先进的俄国人们所不能忍受的。我们还可看到，在真理面前勇敢无畏的别林斯基本人只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安于这种结论。然而别林斯基为了放弃这一结论必须转到主观历史唯心论的观点。主观历史唯心论是有助于社会空想主义的发展的。我们也确信，俄国社会思想的最先进和最有天才的代表，几十年中尽管作过种种努力，却都未能在其社会纲领中脱出乌托邦的范围。

　　人民同先进知识分子的脱节，极大地阻碍了人民本身的解放斗争，使那些力图帮助他们的人扮演着“聪明的废物”的可怜角色。斯拉夫派说，欧化的俄国“社会”，仿佛是生活在野蛮人中的欧洲殖民地。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只有一种社会现象，即野蛮人的欧化，才能使这些被抛弃在俄国野蛮人中的外国殖民地的艰难情况，得到改善。别的办法是不可能有的，其简单的原因是：与斯拉夫派的见解相反，在莫斯科罗斯的社会生活里，没有——而且无从获得——那种能够创造堪与西欧文化匹敌的特殊文化的“基础”。莫斯科社会生活的基础，归根到底，还是国家对居民一切阶级的奴役，而奴隶制是完全不利于文化的发展的。固然，有些东方专制国家——古埃及或古迦勒底——也使一切人民力量受国家的奴役，但它们比十七世纪的莫斯科罗斯要文明一些^[210]。没有根据认为，十七世纪末，莫斯科罗斯业已达到其本身“基础”的比较独特结果的那种文明的极限。假定莫斯科罗斯在最后差不多可以比得上古埃及和古迦勒底^[211]的被奴役，但由于生产力发展迟缓而出现的居民的被奴役，又从它方面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阻碍文明的发展。西欧从来没有像东方各国和莫斯科罗斯那样完整的奴隶制，所以它创造了大得不可比拟的生产力和昌盛得多的文明。与这种文明相比，东方各国的特殊文明可能是显得过于薄弱了。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不是公元前，而是公元后——必须学习西欧文化，不然就向衰落与瓦解后退。俄国真是侥幸，它学习西欧文明的过程，不能只限于它的官员等级的欧化。

XXIV

　　彼得不仅巩固了对农民的奴役。甚至他所引用的大量各式各样西方技术，与其说是导致了我国社会关系的欧化，毋宁说是按照旧莫斯科的精神对这种关系作了更彻底的改造。由于希望推动本国生产力的发展，他采用了莫斯科罗斯所广泛使用的手段：对适合特定目的的各居民阶级实行了奴隶劳动和强制服役。莫斯科国有为官方服役的手工业者，即为了满足国家需要而强制从事某种手工业的市镇居民。从彼得时起，在我国出现了服役的工厂主的制造厂主^[212]。在西方各先进国家，工厂—制造厂生产的推广意味着雇佣劳动制度的推广。彼得在俄国建立工厂和制造厂时，却将近郊的农民派到工厂和制造厂中去，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奴隶状态。我国历史过程的这一相对特点——从西方学来的新生产在我国的土壤上为亚细亚的环境所包围这一事实——既为我国经济落后所造成，又阻碍了俄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这一特点还阻碍了从事新生产的这部分居民的欧化。关于被派到工厂和制造厂去工作的农民是不用说了，就是商人，他们过去在某种制度上总算是一个特权等级了，而在生活方式和理解上他们也长期固守着旧的事物。商人不相信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因为他们不爱西方，感觉自己同西欧的竞争者相比是弱者，西欧的竞争者不仅在财富上，而且异常重要的是在法律地位上，都比他们优越。伊·季·索什科波夫一般说来，是很赞成彼得改革的，是他对外国人的评价，却总是包含着敌意的。试想，像他这样的商人在同外国商人办事或竞争的时候，手脚都被我国衙门的“官僚作风”束缚住了，那就可知他不能不认识自己的弱点，认识自己的弱点，就不能不引起他们对海外来客的愤恨呢。在城市资产阶级的最下层、在完全无权的“市镇工商业者”如手工业者中，积怨尤深：因为官宦阶级的欧化使他们失去了顾客，顾客都尽可能去找外国的行家。如果富商长期保持了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中获得不朽反映的习惯，那么城市资产阶级的最下层，便是晚近在我国非常不恰当地被称为“黑帮”的各种观念的良好发展土壤。商业和手工业等级对西方新事物的恶感加剧，还因为已经比较欧化的俄国高尚的小贵族利用其在国家的统治地位当然不利于“留着大胡子的人们”。因此，商人与大贵族间的完全自然的对立，造成了俄国欧化的又一障碍。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俄国新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大贵族特征。虽然如此，欧化的过程迄未停止。这一过程逐渐超出了最高等级的狭窄范围，而且必然要超出它。从西欧学来的新生产发展了，由于亚细亚的环境发展得很迟缓，但毕竟是发展了。新的生产愈是发展，则亚细亚环境必须铲除，也愈益明显。在统治等级深受农奴制传说的教育的国家里，要做到这一点无论有多么困难，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终归克服了农奴制，利益和传说的惰性。我说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大贵族对于尼古拉一世略事限制农奴制的企图，作了胜利的消极抵抗。但与此同时，在大贵族中间也出现了一些农业主，他们同解放的“空想”完全格格不入，凭生活的经验和简单的算术计算，对农奴劳动的不利，深信不疑。大臣彼得罗夫斯基1854年在向尼古拉提出的报告中说：“现在‘有教养'的地主完全不担心给人们以自由会使他们的财产受到损失。”按照这位大臣的说法，“地主自己开始懂得，农民使他们受累，最好是改变这种彼此不利的关系。”同时，彼得罗夫斯基对于引起地主观点这一改变的原因，毫不掩饰。他指出了地价的日益高涨，以及在萨拉托夫、唐波夫、平扎、沃龙涅什和某些其他省实行农业雇佣劳动制的成功经验^[213]。国民经济工商部门里的农奴“关系”，变得更为“彼此不利”。必须抛弃旧莫斯科罗斯所遗传下来的“不自由”。但正如彼得罗夫斯基所指出，甚至“有教养的贵族也担心这种变革的后果。凡是了解人民及其思想和倾向的明理的人，都应对此担心”^[214]。如果不是克里米亚的灾难，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表明：“俄国即使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来，也需要铁路和大工业”，则贵族的这种恐惧还会更长久地阻止农奴制的废除。尽管我国上层官僚浸透了大贵族的精神，然而形势的确定不移的逻辑，迫使他们着手进行农民改革。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实行的所谓解放农民的措施，受到亚洲很强烈的批评。这些措施的无可怀疑的特点，被认为是它的功绩，似乎这种农民连同土地被解放，有西方历史上没有先例之称。我想对于这一臆想的功绩，用我在另一著作中对它所作解释，再加说明。“世界上最大地主兼奴隶主（国家）断然不能与以下思想妥协！业已打算按照自己意图支配的被解放农民，立即以数百万计的无产者的姿态，出现在它的面前。就这方面说，它的利益是同其他奴隶主的利益相左的。这正可解释当时的地主和‘彼得堡官僚'之间的摩擦，而某些好心人却直到现在还将这种摩擦说成是由于当时某些官僚阶层的爱民”^[215]，按照世界上最大地主兼奴隶主的意见，要解放农民，就得在他们对地主的依附地位消灭之后，使他们完全依附于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奴隶主就是这样做的。他所“解放”的农民仍旧在国家面前完全无权，而国家所关心的则是保持莫斯科和彼得堡奴隶制所遗传下来的旧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形式：在农村公社里重分土地。这种农民“解放”的亚细亚性质，不利于俄国更进一步的工业发展，更不利于农民。我国的“农民改革”，没有给农民以商品生产社会的生产者以必需的、哪怕是部分的公民权利，但却迫使他们比以前更频繁地在商品市场上部分地以其简单农产品的出卖者身份出现，部分地以其自身劳动力的出卖者身份出现。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市场交易对他们多么不利，是可以理解的。“被解放的”农民贫困化了，他们的贫困化阻碍了工业品所需要的国内市场的扩大，这便是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极大障碍。但资本主义不管怎样克服了这种障碍，资本主义毕竟是前进了，俄国的欧化也毕竟同资本主义一道前进了。如果彼得通过改革“打开了通向欧洲之窗”，则现在是给欧洲影响广开大门的时候了。

　　欧洲影响通过大门渗透到前此所不能达到的那部分居民之中，最初渗入商工业阶级，后来又渗入农民之中——渗入的程度视新的生产关系对农民生活的旧经济基础的瓦解程度而定。在商工阶级之中早已开始，但长期没有产生显著社会政治结果的两个新阶级的划分——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取得了颇为迅速的进展。这种划分进展愈快，俄国的欧化程度也越大。伊·谢·阿克萨科夫^[216]说，只有“陷人民于满目荒凉”的发展才能使人民接受西欧的先进思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了这一在斯拉夫派政论家看来完全不可能的奇迹：它使俄国很大一部分人民“陷入满目荒凉”之境。号称“国民的精神”并未能抵挡资本主义的冲击。俄国生产者在陷于无产者的地位时，虽在大多数情形下在公文上仍然算是农民，却开始逐步走上了西欧工人远远走在前面的道路：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道路。这一斗争在他们身上迅速发展了罗斯前所未闻的情绪和意图。同时由于警察式的国家竭力维护资本的利益，所以俄国无产者一个又一个地迅速失去了从农村带来的那种由来已久的农民政治成见。的确，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常驱使一批又一批新的“平凡乡下佬”参加无产阶级的队伍；因此阻碍俄国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不久以前，甚至在工人阶级的最轰轰烈烈的运动里——例如，在1905年1月9日的运动里，——都可看到农村的这一消极的心理影响。不能闭着眼睛不看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有时参加了摧残犹太人和先进知识分子的暴行。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虽未能立即使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陷入满目荒凉”，而总的说，这个阶级已在政治意义上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两种力量之一，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引起了1905—1906年革命的爆发：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已迅速发展成革命力量。参加这次革命的另一力量，我说过就是农民的力量，按照俄罗斯国家土地政策的旧传统争取“土地平分”，这种传统是农民分得土地的根据。当时这两种力量只要一致行动，那么革命就会取得胜利。然而这两种力量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们不能长期一致行动：俄国农民亚洲的运动，只能在短期内同俄国工人欧洲的运动相符合。当这两种力量不再一致行动的时候，反动势力便开始胜利了，就是说，捍卫自己的“不动产”的贵族便开始胜利了。整个的问题就在这里。

　　贵族反革命由于以往的经济发展过程使农民太不够欧化而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最初一项改革便是从立法上消灭土地公社。贵族以为在消灭土地公社后，便毁掉了旧的土地传统，因为农民就是以这种传统的名义确认他们有权剥夺地主的。当然，他们是迟早都会毁掉这种传统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毁掉农民的一切旧世界观，完全破坏多少世纪以来我国旧政治秩序所凭借的经济基础。这未必符合贵族的利益，但可能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因为无产阶级的前进运动，在过去和现在，都受到旧式农民的政治惰性的阻碍。无论如何，贵族反革命的这一步骤，仍是我国社会经济关系趋向欧化的一个步骤，尽管我国人民为此所付代价，当然要比在其他政治条件下所付出者，多得不可计量^[217]。

XXV

　　俄国一部分劳动人民“陷于满目荒凉”之境地后，资本主义破天荒对从西方渗入俄国的先进倾向，保证了巩固的社会支持。只有从这时起，先进倾向的思想代表才不再是“聪明的废物”和“多余的人”。只有从这时起，他们从西方学来的理想，才在俄国获得了实行的机会。

　　我已说过，彼得改革后，从西方渗入俄国的新文化，长期具有贵族的特征。这种情况在这一文化的最好成果——文学——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差不多在初期，农民便给文学贡献了像罗蒙诺索夫这样的优秀活动家，但在长时期内，我国文学家都主要来自贵族。在绘画中，情况不完全如此，但绘画也是长期为贵族的审美需要服务，而且主要的是考虑贵族的爱好的。然而贵族的保守部分，是没有欣赏文学和艺术的素养的。此外，他们对文学很少实际的需要（为了制作人像，无论如何，绘画是需要的），因为这部分贵族的主要等级需要，通过上层官僚和近卫军营的“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已获充分满足。至于贵族的先进部分，则是在西方第三等级反对世俗和宗教贵族的解放斗争业已发生时，才开始在俄国文学中表现其意图的。这对于先进贵族的意图的性质，不能没有影响。青年的贵族思想家，虽在某些方面仍旧是彻头彻尾的“大老爷”，但对贵族等级自私的极为粗暴表现，却持否定态度。例如，在十八世纪，他们便已猛烈攻击滥用农奴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谈到完全废除农奴制。不仅如此。出身贵族的先进人物有时还提出社会政治要求，实现这些要求意味着完全废除贵族等级的特权，并在经济生活及政治上为资产阶级的广泛发展铺平道路。只要回忆一下十二月党人就够了^[218]。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若干贵族出身的思想家，如亚·伊·赫尔岑、尼·普·奥加廖夫和他们的小组，甚至转到劳动群众的观点上去了，因为这种观点是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不用说，这种趋向是不能吸引贵族等级的。欧化贵族思想的这一线光明，历时愈久便愈是变得暗淡，先进的欧化贵族亦愈是痛感自己的实际软弱无能。赫尔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情况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的逻辑指明，我们不为人民所需要，我们的事业是一种绝望的折磨。”

　　无论在文学和艺术里，贵族的领导权在十九世中叶已为平民知识分子的领导权所代替。当然，平民知识分子是我国“第三等级”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属于这个等级的民主派。这个等级在经济上有权势的部分，对于我国文学和艺术的发展，长期没有发挥直接的影响。由于前述原因，他们最初是不接受欧化的，而当这一原因逐渐消失时，我国资产阶级长期没有感到在报刊上发表他们的要求的必要，而只限于同政府进行直接交易，不断向政府要求对“祖国的工业”实行“津贴”、“担保”和保护。顺便指出，同极端的西欧历史过程相比，资产阶级的这种行为是我国历史过程的另一相对特点：西欧的资产阶级发挥了大得多的革命作用。

　　当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想的贵族时期为我国平民知识分子时期所代替的时候，嘲笑不久以前的“多余的人”，已属司空见惯了。先进的平民知识分子坚信，他们不会扮演这一可悲的角色。然而尽管他们数量多于先进贵族，但作为社会力量，他们却是微不足道的。在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新战士出现于历史舞台之前，“保守派”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镇压他们的全部实际斗争企图的。由于这种新的战士的出现，情况就改变了。第一，现在要来争论俄国应否走西欧的发展道路，那是很可笑的：很明显，俄国不仅应该走，而且已经在走，因为资本主义正在成为俄国的主导生产方式。第二，已很明显，“我们”并不像赫尔岑一度绝望地慨叹过的那样“不为人民所需要”，而且俄国的经济欧化一定伴随着俄国的政治欧化。这便在俄国平民知识界面前展开了极为广阔和值得庆幸的前景，使他们在某些时候也认为自己决心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了。所有稍为先进的人们，都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除无产阶级外，毕竟在俄国历史舞台上还有资产阶级，他们的最发达的阶层当时业已充分欧化。资产阶级在各式各样津贴、担保和保护的气氛下所受的历史教育，没有养成他们的战斗性格。但他们不是没有对政治不满的，所以他们也逐步地感到需要一种与他们的反对派情绪相适合的精神武器。已在几十年中领导我国思想运动的这个平民知识界的代表，遂着手准备这种武器，从事于我国先进资产阶级的思想欧化。在他们当中，几乎在普遍爱好马克思之后立即产生了一种新的爱好：“批评”马克思的爱好。

　　这种批评在我国乃是一种使代表觉悟的西欧无产阶级意向的社会学说适应俄国先进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的企图。这样的企图只有在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业已暴露其破产时，才能出现。有这种企图的人所提出的任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因而是不可能解决的。而由于这种任务解决不了，所以“对马克思的批判”很快就变成一种简单的“批判”，而简单的“批判”归结于旧的资产阶级学说旧调重弹和改编罢了。现在从事这种旧调重弹的，每每是那些不久以前还完全真诚地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

　　因此，在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贵族时期和平民知识分子时期之后，跟着一个新的、直到现在仍在继续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任何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思想领导权，已远非过去那样显著了。现在没有主导的思想流派。现在思想力量主要分属两个极端：一端是无产阶级，另一端是资产阶级。此外，还有一些旧学派的理论家，他们珍惜其对旧的国民经济生活“基础”的信仰，而不愿与之决裂。但是随着俄国欧化的进展，这些旧“遗教”代表者的理论阵地，变得越来越动摇，而这些代表者本人，亦愈来愈加显得失望。他们的末日快到了。我国社会思想往后的整个历史决定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阶级关系。当然，在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欧洲“东部平原”仍将有其相对特点，这种相对特点亦将引起精神发展的相对特点。现在猜测这两种特点都无用了。但是指出那些可能成为考察对象的问题，却是不无补益的。

　　我们已经看到，当俄国的社会存在不能根据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观点求得理解时，历史唯心主义便成为不愿同“丑恶的俄国现实”妥协的俄国自由思想者的唯一可能的避难所了。当资本主义的成就已陷俄国人民于“满目荒凉”到一定程度、不便再说我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时，历史唯心主义的行市便一落千丈。这时，对历史唯物主义便发生了极为强烈的需要，因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既对西欧，又对俄国的社会存在作出满意的分析。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无产阶级理论家的观点。据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俄国社会存在所得结论，是我国欧化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只有在反对民粹派和主观主义的完全陈腐理论的斗争继续进行时，历史唯物主义才在我国享有广泛声誉。这些理论一被推翻，便立即开始了“对马克思的批判”，这种批判意味着从历史唯物主义倒退到在新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地经过改造的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倒退是在攻击当时称为哲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实际上构成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基础的掩饰之下进行的。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我国欧化了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便已宣布哲学唯物主义为完全僵死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甚至某些属于无产阶级阵营的作家也相信他们的意见；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相信资产阶级思想家胡言乱语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在策略问题上却表现为不可救药的乌托邦主义者。

　　无论彼得是否说过俄国将来会“同欧洲背道而驰”，但现时俄国已完全没有这样做的可能，却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现在甚至最典型的东方国家也在转向西方，这一点就更为显而易见了。在这些东方国家之中，有些国家似乎在转向西方的过程中有超过俄国的可能。中国已变为共和国了，而俄国却尚未建立议会制度。这是由于在我国历史过程中存在着对我们极为不利的相对特点：俄国的警察国家在利用欧洲技术的几乎一切成就以反对维新派方面，是够欧化的，然而我国维新派则只是在不久以前才开始凭借人民群众，正如我们所见，人民群众也只有一部分——无产阶级部分，才是欧化的。由于与亚洲相比过于欧化和与欧洲相比不够欧化，俄国正在付出代价。

　　现在，我们可以进而对于上述俄国社会存在的相对特点如何影响于俄国社会意识的发展过程，详细加以研究了。

^[1] “当代的最伟大思想成就之一，便是我们终于了解到俄国有其同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必须研究这个历史，并根据这个历史本身，而不是根据同它毫无共同之处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历史，来作出判断。”别林斯基在《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一文中就是这样写的。当然，无论基列耶夫斯基或波戈金，都会对他表示完全同意的。

^[2] 米柳科夫先生说：“我们在研究任何西欧国家的文化时，必须从经济制度首先转到社会结构，然后才是国家组织。但对于俄国，则宜于采取相反的程序，即先研究国家的发展，然后研究社会制度的发展。”这是因为“在我国，国家对社会组织有巨大的影响，而在西方则是社会组织制约了国家制度”（《俄国文化史概要》（Ο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圣彼得堡，1896年，第113—114页）。

^[3] 《古代罗斯的大贵族杜马》，第4版，第7页。

^[4] 不难看出，关于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的这一观点，是同帕·尼·米柳可夫的观点直接对立的。

^[5] 《古代罗斯的大贵族杜马》，第9页。

^[6] 《古代罗斯的大贵族杜马》，第13—14页。

^[7] 《论文集》（Essais ），第10版，第73—74页。可能以为，基佐是在反驳米柳科夫。

^[8] 关于这点，详请参阅拙著《一元论历史观点的发展问题》，第4版，第13—26页（全集，第7卷），拙译《共产党宣言》，第2版序（全集，第11卷），以及《M.П.波戈金与阶级斗争》一文（《现代世界》，1911年4月和5月）。

^[9]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1卷，第7—8页。

^[10]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8页。

^[11] 同上

^[12]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1页。

^[13] 1297年威尼斯“关闭大会议”，即自此以后必须在过去四年中参加过大会议者始得当选为大会议议员。威尼斯至此成为少数大商业家族所统治之共和国（《中外历史年表》第509页）。——校者

^[14] 关于造成某些意大利大城市的政治发展过程差别的经济原因问题，帕斯库阿列·威拉里曾提出好些很机智的猜想（见他的著作《马基雅维利及其时代》，佛罗伦萨，1887，序言（Nicolo Machiavelli e i Suoi fempi ，Firenze，1887，introduzione））。如果说他的猜想解决问题，那是过于夸大；但这些猜想完全确定地指明了应在何处寻求问题的解决，而在这里，对于我们已完全足够了。

^[15] 帕斯库阿列·威拉里：《马基雅维利及其时代》，第8页。

^[16] 《远古以来俄国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公益出版社”版，第1卷，第268页，注解。

^[17] 克洛维—墨洛温王朝（481—511）的法兰克国王，他几乎把整个高卢统一在法兰克的政权下。——校者

^[18] 罗尼河——在瑞士和法国境内的河流，注入地中海的里昂湾。——校者

^[19] 艾茨（约395—451），罗马的统帅。——校者

^[20] 《法国文明史》（Histoiré de la civilisation franaise ），第6版，第1卷，第76页。

^[21] 应该指出，在罗马帝国崩溃时代，高卢农民的状况是很痛苦的，所以在285年发生了称为“巴高德人”（la Bageude）的大规模起义。

^[22] 《法国文明史》，第76—77页。

^[23] 同上书，第77页。

^[24] 属于这种历史学家的有M.Ф.弗拉基米尔斯基—布旦诺夫（参阅他的著作《立陶宛俄罗斯法学史概论》，第1卷），《立陶宛国家的采邑》，基辅，1889年版，第2—3页。

^[25] 《立陶宛俄罗斯法学史概论》，第1卷，第268页，附录。

^[26] 瓦兰人为古代俄罗斯人对北欧诺尔曼人的称呼。——译者

^[27] 必须记住，史册中关于召请瓦兰人的传说传到我们，其情况同他所说的晚得多的时期，即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初所传相同。那时，关系已经改变了。克柳切夫斯基说：“在十一世纪，瓦兰人继续以雇佣兵的身份来到罗斯，但不曾在这里变为征服者，所以强力夺取政权未再重复。此说似不可信。”（《俄国史教程》，第三版，第一卷，第169页）此外，十一世纪的俄国书生以为如果把瓦兰人的入侵描绘为当地人自愿召请的结果，要好一些。这是很自然的。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认为这一关于召请公爵的传说不是民间传说，“而是适合学龄儿童理解能力的关于国家起源的一种刻板公式寓言”（同上书，第170页）。谢·费·普拉托诺夫很有趣地指出：英国编年史家维多金德叙述了不列颠人一模一样地召请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且用诺夫或罗德人一样的语言赞扬自己的国家是terram latam et spatiosam et omnium rerum copia refertam（《俄国史讲义》，第6版，第68页）。

^[28] 波克利，亨利·托马斯（Herry Thomas Bockle）（1821—1862）为英国实验主义历史学者，所著《英国文明史》认为必须根据自然条件与环境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译者

^[29] 《俄国史》，第1卷，第29—30页。

^[30] 《俄国史》，第3卷，第664页。

^[31] 《俄国史》，第3卷，第664页。

^[32] 《中世纪和现代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au moyen àge et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赛义格诺博斯著，巴黎，1887年版，第12—13页。参阅兰博：《法国文明史》，第1卷，第426页。

^[33] 科瓦列夫斯基，马·马：《西欧国民经济的发展》（Развитие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е ），圣彼得堡，1899年版，第71页。

^[34] 库利舍尔，И.M. ：《西欧经济生活史讲义》（Лекция по истори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быта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圣彼得堡，1913年版，第126页。

^[35] “我从别尔斯克前往布列斯特（Briesti），这是一座木城要塞。”“卡明涅茨，这是一座建有石筑塔楼和木料城堡的城市”等等（赫尔贝尔斯坦：《莫斯科见闻录》，圣彼得堡，1886年版，第212—225页）。索洛维约夫关于石和木的历史意义的思想与想象中的旅行家的印象属于同一时期，如果把兹拉托乌斯特市的一位真正旅行家所得印象与这些印象作一比较，那是很有趣味的：“在城市的上面，悬垂着花岗石的峭壁，石块会自行落在头顶上，整个的城市都是用大圆木建造的。小小的木屋，仿佛是从勒里希的〈古罗斯〉一画中脱落出来的。街道没有铺好”，等等（Г.彼得罗夫：《宝地游记》，载于1913年3月14日《俄国论坛》）。非常明显，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石。

^[36] 伊戈尔·格拉巴尔：《俄国艺术史》（Игорь Грабарь：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第1卷，第146页。

^[37] 《俄国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第1卷，第10页。

^[38] 我所以说“社会现象”，是因为每一位自然科学家在他的试验室里都不由自主地变为唯物主义者。为了找到对自然现象作唯心主义解释的例子，必须回到威廉的自然哲学上去。

^[39] 《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第524—525页。

^[40] 《俄国史》，第1卷，第10页。

^[41] 同上。

^[42] 波洛韦次人（половцы）为在南俄草原游牧的突厥语系民族。——译者

^[43] 《俄国史》，第1卷，第4页。

^[44] 《俄国史》，第1卷，第103页。

^[45]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1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中文版第181页）。

^[46] 《俄国文学史教程》，第2卷，第I章，1871年，第37页。

^[47] 贝琴涅戈人（печенег）为东南欧突厥语系古代民族之一。——译者

^[48] 《伊巴特抄本的大事记》，1871年版，第37页。

^[49] 顺便说，现代人种学不知有“狩猎—商业”国家。同狩猎生活相适应的是以血统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现在，特别注意到北美人种学派在著名的摩尔根影响下产生的优秀著作，对此就很难怀疑了。

^[50] 《伊巴特抄本的大事记》，第88—89页。在这里不妨指出，狩猎民族是没有在设防的城市里躲避敌人的习惯的。

^[51] 维亚迪奇人（历史上东斯拉夫人的一族。——校者）深居在捷斯纳河和奥卡河之间的深林里，他们是按“拉罗”和“梭哈”（按拉罗——Рало，梭哈——Coxa，均古罗斯课税单位。——译者）向可萨人纳贡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67页）。这也是在狩猎生活中所未见的现象。

^[52] 《伊巴特大事记年表》，第183页。

^[53] 同上书，第154页。

^[54] 这是属于土耳其部落的一个小民族，在上述事件以前还是游牧民族。

^[55] 《伊巴特大事记年表》，第155页。

^[56] 《基辅罗斯》，第1卷，1911年，第326—327页。

^[57] 格鲁舍夫斯基：《基辅罗斯》，第1卷，圣彼得堡，第326—327页。又同上书，第327页。在同卷的另一地方，作者指出：“关于已掌握的正常条件定居地区的斯拉夫人的资料，都表明斯拉夫人广泛发展的农业技术，这种农业技术给整个斯拉夫人的生活，留下了强烈的印记。”（第306—307页）这些资料都是九、十、十一世纪的。参阅同一作者的《乌克兰民族史概要》，第2版，第31—32页。

^[58] 《俄国文学史教程》，第2卷，第68页。

^[59] 同上书，第1卷，圣彼得堡，1906年，第105页。

^[60] 斯瓦洛戈（Cвapoг）为古代俄罗斯的铁匠护神，太阳神之父。——译者

^[61] 《俄国文学史教程》，第29页。

^[62] 同上书，第591页。

^[63] 同上书，第107页。

^[64] 同上书，第109页。

^[65] 《俄国文学史教程》，第110页。

^[66] 同上。

^[67] 同上书，第152页。

^[68] 关于这个问题，详请参阅我论艺术的论文，载于《二十年》及《对我们批评者的批评》等文集（《全集》第XIV卷）。

^[69] 《原始经济文化概论》，第2版，圣彼得堡，1899年，第39页。

^[70] 同上书，第113页。

^[71] 《原始经济文化概论》，第40页。

^[72] 格鲁舍夫斯基：《基辅罗斯》，第1卷，第339页。

^[73] 一个很懂得当时军事学术的人尔热雷上尉——不知为什么在我国，人们称他为马尔热雷——说：“一百名鞑靼人经常可以驱逐二百名俄国人。”（《俄罗斯强国和莫斯科大公国的状况》，圣彼得堡，1830年，第55页）从他往后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尔热雷所指的是俄国骑兵。鞑靼骑兵对俄国骑兵的这种优势怎样解释呢？难道是因为克里米亚在十六世纪末处于比莫斯科罗斯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不认为任何人敢于断言这一点的。

^[74] 同时，非常后备军的装备远不及侍卫的装备。“普通的警卫有矛、刀、箭、斧；可能，这便是一个普通非侍卫兵——战士的装备。”（格鲁舍夫斯基：《基辅罗斯》，第1卷，第339页）

^[75] 罗斯在八世纪控制了德聂伯河的出口，后来，它长期丧失了这条河的下游。

^[76] 格鲁舍夫斯基：同前书，第287页。另参阅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334页。

^[77] 克柳切夫斯基：同前书，第336—337页。

^[78] “艰难的生活条件及商业和农业在土耳其人蹂躏下陷于崩溃，都使自由农和小规模的自由行业日益减少和无地雇农及奴隶数目日益增加。破产的农业经济，增加了达官显贵的地产，而这种地产的业主则陷入无限期的赎身劳动，一有机会，便被划入奴隶的范畴。信贷的条件是很苛刻的。百分之十五的利率被认为是‘基督的'优息。未偿清债务的债务人陷为赎身劳动者或奴隶。”（格鲁舍夫斯基：《乌克兰民族史概要》，第121页）

^[79] “这种形式的高利贷资本，实际上会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不改变生产方式；……因而，在这里资本不是直接支配劳动，不是作为产业资本和劳动相对立。这种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能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俄译本，第490—49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74页）

^[80] 《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348—349页。“罗斯的贫困化在十二世纪中叶开始明显，从世纪末起，更为明显。”（《古代罗斯的大贵族杜马》，第96页）不过，必须指出，克柳切夫斯基教授以解冤（Гривна кун 旧时北高加索山民的风俗，花钱赎买以解除血亲冤仇。一个克里弗纳等于约重一磅的银锭。——校者）货币重量日益减轻为这种贫困化的一种证明，却是完全无说服力，甚至是奇谈。在西方，货币单位的重量也是日益减轻的。“in der Geschlichte aller modernen völker derselbe Geldname verblieb einem Sich stets Vermindernden metallgehalt.”（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柏林，1859年，I，89）（“在所有现代民族的历史上，金属含量本身虽不断减轻，但仍采用同一个货币名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中文版，第10页）

^[81] 弗兰德利牙（Фландрия）为弗来米民族居住地区，现分属北、荷、法领土。——译者

^[82] 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商品生产的发展使不自由的农业劳动衰落，——我们在意大利对此看得特别明显，——代替它的是自由佃农的劳动。因此，当不自由的农业劳动在基辅罗斯巩固和流行的时候，在先进的意大利共和国里，它却正在消失。

^[83] 格鲁舍夫斯基：《乌克兰民族史概要》，第111—112页。

^[84] 意大利城市的宪法具有很大明确性，甚至是过于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证明为迅速发展和标志分明的社会关系，寻求确切标准的不断的愿望。

^[85] 格鲁舍夫斯基：《乌克兰民族史概要》，第111页，参阅克柳切夫斯基：《大贵族杜马》，第53页。

^[86] 参阅库特舍巴博士：《波兰社会国家制度史概要》，亚斯特列博夫译自波兰文，圣彼得堡，1907年版，第9—11页。

^[87] 博列斯拉夫勇王是弗拉基米尔圣王的同代人。我们刚刚看到，波兰在博列斯拉夫勇王后，已无侍从，但在俄罗斯于弗拉基米尔死后，还长期盛行着在各种壮士颂歌里明显地表述的那种侍从生活。

^[88] 克柳切夫斯基指出，当时的公国领有制的制度“养成了侍从的播迁习惯”后，说道：“由于这种播迁，身居政府最高职位的侍从官员，不能长期在同一地区占据这种职位，并通过这种职位去某种范围内取得巩固的地方政治影响，更不能像在封建的欧洲和邻国波兰那样，把自己的职位变为世袭。”（《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239页）这里把结果当作原因。在侍从自由播迁的情形下，如果他们要在公爵变换时留在这一地区，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如果他们在那里取得了巩固的政治影响，则新来的公爵便不能撤销他们原有的职位，特别是这种职位业已成为世袭的时候。因此，整个问题在于为什么职位变为世袭的。对于这一问题，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毫不怀疑地答道：“不难看到，大贵族的地产发展得很弱，它不是军职人员（Служилые люди）（军职人员在15—17世纪为俄国服役，并且照例因服役而占有土地的人员的总称。大部分军职人员是贵族地主，步兵、炮兵，一部分哥萨克人等也列为军职人员。——校者）的主要经济利益。侍从更重视其他收入来源，继续积极参加商业经营和从自己的公爵那里获取货币薪金。”（同上）现在一切都很明白。如果侍从的主要收入来源不依靠公爵的地产，那他们就不需要跟随着公爵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地方了。但由于主要的收入不是来自公爵，所以他们才能“养成播迁的习惯”。至于他们的商业经营，往后再说。

^[89] 格鲁舍夫斯基：同前书，第98—99页。

^[90] 《伊巴特抄本的大事记》，第486页。

^[91] 格鲁舍夫斯基：同前书，第131页。他还说到加里西亚建筑学和文学中的西方影响。

^[92] 克柳切夫斯基：《大贵族杜马》，第59页。

^[93] 《反杜林论》，俄译本（雅科文科版），第149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20卷，第195页）。

^[94] 在自己的利益需要的时候，公爵自己把游牧部落引到自己的国家，丝毫不因这些“令人嫌恶的人”曾屠杀和毁灭基督教徒而觉得难为情。

^[95] 佩切涅格人（печенеги）为东南欧突厥语系的古代民族之一。——译者

^[96] 参阅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193页。

^[97] 《乌克兰民族史概要》，第110页。

^[98] 阿·谢·普希金完全同意俄国历史过程的全部特殊性的思想，在其对尼·波列伏伊的《俄罗斯民族史》一书的批判中说：“在俄国，不存在城市的解放。俄国边境的诺夫戈罗德和与之毗连的普斯科夫都是真正的共和国，而不是公社（Communes），它们距离大公国很远，其存在最初是由于阳奉阴违的驯服，后来则是由于相互敌视的公爵的衰弱。”（《全集》，莫罗卓夫主编，第2版，第6卷，第47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俄国北部诸共和国的爱好和平的居民，不是那时由于自己的影响决定着俄国政治生活方向的那一地区——基辅、莫斯科——的内部发展的因素。相反，对于这一地区，他们是一种外部的力量，这一地区的居民是由于同这种外部力量的冲突才同公爵联合起来的。我们即将看到，对于其他爱好自由趋向的代表——哥萨克，也应这样说。

^[99] 《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3版），第73页。

^[100] “必须仔细听听一些新的苏兹达尔城市的名称：佩累亚斯拉夫尔，兹维尼戈罗德，斯塔罗杜布，维施戈罗德，加里奇——这些都是南俄的地名，在记载南罗斯事件的旧基辅编年史中，几乎每页都提到。在基辅和加里西亚的公国里，就有好几个兹维尼戈罗德。基辅的一些小河勒贝吉和波采纳等河名，在梁赞、在克利亚兹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在下诺夫戈罗德，都可看到。基辅的伊尔彭河是德聂伯河的支流。弗拉基米尔县的克利亚兹马河的一个支流也叫伊尔彭。基辅这个名称亦未为苏兹达尔所忘记：位于基辅谷的基辅村，见于莫斯科县十六世纪的古老文书，基辅卡是奥卡河在卡卢加县的一个支流，基辅扎村位于土拉省阿列克辛附近。”（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357—358页）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完全正确的见解，南俄地理名称之移用于遥远的苏兹达尔北方，是从基辅的南方移居到这里的移民作的。同一学者有不少根据说，北美合众国的城市可以排演旧大陆的美好的地理。但应补充说明，在美国最常见的是英国城市的名称，因为长期中，迁移到那里的主要是英国人。有时被称为“扬基”（“Yankee”）的民族，其产生过程，只不过是移居北美的那部分英国部落的某些特点的产生过程。

^[101] 《俄国史教程》，第407—408页。

^[102] 顺便指出：这表示大俄罗斯的留须习惯，虽然后来为小俄罗斯人所完全革除，但在当时却仍在南俄流行，所以大俄罗斯人仍旧保持了南俄的老习惯。

^[103]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403页。

^[104] 《俄国史教程》，第382—383页。

^[105] 同上书，第184页。

^[106] 同上书，第185页。

^[107] 此外，在自然经济居统治地位之下，很难，说得更正确些，完全不可能把生产者掠夺得像在最高经济发展阶段时那样“净光”。在基辅罗斯，不能想象在经济上有现代那样的金融巫师。每种蔬菜，各有其时。在分为阶级的社会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人民的“守卫者”和剥削者从人民那里掠夺的份额，是愈来愈加增多的。

^[108] 《伊巴特抄本的大事记》，第37页。

^[109] “基辅公爵及其侍从所得贡赋，供应了罗斯的对外贸易。”（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186页）

^[110] 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和叙利亚，从那里获得供应君士坦丁堡市场的粮食，甚至促进了巴尔干半岛的农业发展。（参阅皮埃尔·格莱尼埃：《拜占庭帝国及其社会政治演变》Pierre Grenier：《L′empire Byzantin， Son évolution Sociale et Politique》，第1卷，第160页）也许，说得更准确些是：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和叙利亚不是促进了巴尔干半岛上的农业，而只是增加了半岛的物产向以前由埃及和叙利亚产品供应的市场的输出。

^[111] 不过，我国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是颇为特殊的。克柳切夫斯基便将资本等同于“劳动手段”（参阅《古代罗斯的大贵族杜马》，第10页）。

^[112] 《大贵族杜马》，第22页。

^[113] 威尔涅尔·棕巴特给掠夺性贸易下定义是一种卖者既不自己生产其产品，又不购买所售产品，而用暴力掠夺这种产品的贸易（见《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第163页）。不能不承认，基辅时期俄国公爵及其侍从所进行的贸易同这种掠夺性贸易是有许多共同点的。关于意大利中世纪城市的工业，罗马洛·第艾伊安诺的很有意义的著作：《中世纪末以前威尼斯丝绸工业及其组织》，斯图加特，1893（《Die Venetianische Seidenindustrie und ihre Organisation bis zum Ausgang des Mittelaltess》，Stuttgart，1893）提供了说明。

^[114] 《俄国史教程》，第2卷，第66页。

^[115] 这一时期的人们便是这样理解的。编年史家记述了斯维亚托斯拉夫关于佩累亚斯拉夫尔人在多瑙河上占优势的下述议论：“所有货物都汇集于此：从希腊运来贵重织物、黄金、酒及各种蔬菜（可能是南方果品。——著者）；从捷克和乌戈尔运来白银；而从罗斯运来的则是皮革和蜡、蜂蜜和奴仆。”（《伊巴特抄本大事记》，第44页）俄国输出的主要项目是奴隶、皮毛、蜡和蜂蜜——不仅运到拜占庭，而且运到俄国贸易所向的一切地方。“皮毛、蜡和蜂蜜是基辅国家所生产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格鲁舍夫斯基：《基辅罗斯》，第1卷，第33页）这后一情况使某些学者相信狩猎是基辅时期俄国“工业”的主要部门。但我要反复说，这一情况只是表明，在当时自然经济居统治地位下，人民劳动主要部门农业的产品，尚未进入，或很少进入商业流通，商业流通的主要项目是副业，如狩猎、养蜂业等等的产品。

^[116] 《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382—383页。

^[117] 《大贵族杜马》，第59页。

^[118] 同上书，第98页。

^[119] 不要以为基辅时期的公爵和公爵侍从是靠“皮革和蜂蜜”生活的。他们也吃粮食，而且根据民间歌谣判断，他们的胃口大，可能吃得不少。当然这种粮食都是由当时的农民供应的。

^[120] 尽管封邑公国时代的公爵，便已在这方面采取了某些极为明确的措施，“在他们签订的条约里，经常看到规定相互间不得招收或收容对方负有纳税或文书义务的人丁。同样，公爵还阻止所属纳税人逃往贵族及修道院的领地。”（马·柳巴夫斯基教授：《农民被奴役的开始》，见《伟大的改革》，第1卷，第9页）

^[121] 《大贵族杜马》，第307页。

^[122] 不错，也有这样的军职人员，他们亲自耕种自己的土地。这样的官员，我们在立陶宛罗斯也曾看到。但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最低级的官员，而且后来都与农民融合了。这里所说的不是他们。

^[123]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08页。

^[124] “尤里耶夫日”（юрьев день）在俄国旧历11月16日。在这一天前后的一星期内，农民得自某一地主转投另一地主，唯对地主的债务则须事先清偿。“尤里耶夫日”于十六世纪末取消，其时地主的地位已臻巩固，而无须这一限制了。——译者

^[125]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08页。

^[126] M.季亚科诺夫：《十六—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农村居民史纲》，载《古代文献委员会研究年鉴》，第12辑，第6—7页。

^[127] 恩格尔曼：《俄国农奴制史》，莫斯科，1900年，第55页。我们看到，笃信上帝的长老们并没有忘记其人间利益。

^[128] 《俄国农奴制史》，第179页。

^[129] 《俄国史教程》，第2卷，第372页。

^[130] 这篇论文载《伟大的改革》文集，第1卷，第7页。

^[131] 《俄国史教程》，第369页。

^[132] 《国民生活研究》，第1辑，莫斯科，1884年，第362页。另参阅：凯斯勒尔：《俄国公有制的历史及批判》（Kpaisler：Zur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s Gemelndebesitzes in Russland ），第1卷，第106—107页，第III卷，第33页。

^[133] 许多事例之一：“1774年6月14日，国家经济委员会命令由该会主管的沃龙涅什县，在左罗兹苏希村将按规定比例分配多余的土地，分给从阿波连斯克县迁来的150名农民，并规定分给这批农民的耕地和其他用地，全部从当地农民土地中拨出。”左罗兹苏希村的农民“成群结队举行集会……一个劲儿地高喊不许阿波连斯克农民迁入。为此……派出……班长西洛安·赫里朋诺夫，他于6月16日报告中……宣称：他到达时，左罗兹苏希村的经济农奴便带着棍棒开会，意图击毙班长赫里朋诺夫和业已到达的阿波连斯克农民，不许他们进村”。有关当局决定：“请求沃龙涅什省长老爷和正规部队长官来执行命令，对于重要违令者予以惩处，使其以后不敢再犯，对于领地的其他人等，处以笞刑，以示儆戒。”（B.И.亚库什金：《十八及十九世纪俄国土地政策史概论》，附录，第101—106页）

^[134] 《十八及十九世纪俄国土地政策史概论》，第168—169页。关于我国“基础”的产生经过，详请参阅我以A.沃尔金笔名出版的书：《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民粹派的论证》，圣彼得堡，1896年，第101—121页（《全集》，第9卷）。

^[135] 《基谢廖夫伯爵和他的时代》，圣彼得堡，1882年，第2卷，第30页。然而根据以上所说，可以明显看出，在1769年指令前，国有农民公社，需要打个折扣，才能称为“自由的”公社。

^[136] H.A.布拉戈维申斯基：《四分权利》（Четвертное право ），莫斯科，1899年，第134页。

^[137] 《Histoire des Lagides》，Paris，1906，t.III，p.179.（《吉达史》，巴黎，1906年，第3卷，第179页）

^[138] 参阅《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en Chaldée d'après les Pierres-limites （Kandourrous） du Musèe du Louvre》， Par Edouard Cuq, Professeur à la facultè de droit de l'universitè de Parès, Paris, 1907，p.720，728。（《根据罗浮博物院所藏碑石来看迦勒底的地产》，巴黎大学法学院教授爱德华·库克著，1907年，第720、728页）

^[139] 埃利泽·列克柳幼稚地把纪元1069年发生的这种变革之一说成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实现其理想的一次企图。列克柳教训式地说，“只要朝代一换，新政便被推翻，这一新政既少符合人民的心愿，也不符合显贵的意图；此外，它还产生了整个酷吏阶级，这些酷吏变为真正的地主”（《新地理》，第7卷，第77页。Nouvelle géographie，t.VII，p.77）。这是不无某种幸灾乐祸之感的教训之词，是因为列克柳身为无政府主义者（真的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不能容忍“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而他却毫无根据地将中国实行1069年“土地重分”的宰相王安石，说成是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这种臆造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迅速失败，不过是表示那些力图恢复其被剥夺的国有土地的官员的新的迅速的胜利罢了。

^[140] 拉波-丹尼列夫斯基：《自混乱时期到改革时代的莫斯科国直接税组织》，圣彼得堡，1890年，第341—342页。

^[141] 另请参阅马斯佩罗的很有趣味的小册子《论法老时代的埃及人书信体裁》（Du genre èpistolaire Chez les Egyptiens de l'èpoque pharonique ，巴黎，1872年）小册子描写了用棕棍打欠税人。通常都是黑人担任这种体刑的拷打手。

^[142]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383页。

^[143] 此外，还应指出我们所熟知的游牧部落的影响，现在这个影响表现如下：“自鞑靼人统治时起，公爵都加强了对土地和其居民的统治，因为他们必须向可汗负责交纳应从土地及居民征课的税收。”（H.阿里斯托夫：《古代罗斯的工业》，圣彼得堡，1866年，第49页）

^[144] 《反杜林论》，第140页。（参阅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中译本，第177页）灌溉是大家都需要的，但哪一部分的居民都不考虑其他部分的需要。谁都只注意自己的利益。据马斯佩罗说：“因此，经常发生争吵和斗殴。为了迫使人们尊重弱者的权利，为了组织水源分配制度，最少应在国内建立后来实行的那种社会组织的原则：尼罗河给埃及提示了政治结构，正如它给埃及提示了自然结构。”（《东方古典国家人民古代史》，巴黎，1895年，第1卷，第70页。Histoire ancienne des peuples de l'Orient classique ，Paris，1895，tl，p.70）

^[145] “这种确认一切所有权，一切职能，一切权力的授予，都是封建形态，都是世袭领地条件的思潮，终于占据上风。在卡佩王朝时代，封建君主在他的特许土地，在他的封地上所执行的旧有权力，只再剩下习惯规定的某些特权和某些权利，即：对遗产移转的同意形式，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恢复采邑的有所争议的权利，某些物质利益；简单说，是所有权的影子。”（“法国制度手册，卡佩直系家族时期”，阿希尔·路歇著，巴黎，1892年，法文版，第154页）我再说一遍，法国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国家。

^[146] 《莫斯科札记》，圣彼得堡，1866年，第28页。参阅弗莱彻所说：“他们的统治方式很像土耳其，显然，他们是力图效法土耳其的……他们的统治纯粹是暴君式的：一切施政都是为了满足沙皇一人的利益，而且方式最为明目张胆，最为野蛮。”弗莱彻还指出，受奴役的不只是农民，还有贵族，这两个阶级的财产权完全没有保障。按照他的说法，“贵族和平民在对自己的财产关系上，只是些沙皇收入的保管员，因为他们所有的积蓄，迟早都要变为沙皇所有”。（《论俄国》等等，圣彼得堡，1906年，第33页及第33—34页）

^[147] 爱德华·库克：《迦勒底的地产》（La Propriètè foncière en Chaldée ，par Edouard Cnqg），第72—78页。

^[148] 《波斯的现代经济》（La Persia economica Contemporanea ）罗马，1900年，第217页。

^[149] 谢·斐·普拉托诺夫：《十六—十七世纪莫斯科国混乱时期史纲》，第3版，圣彼得堡，1910年，第148页。

^[150] 别利亚耶夫：《大诺夫戈罗德》，莫斯科，1864年，第608和609页。另参阅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1卷，第1375页。

^[151] 参阅B.谢尔盖耶维奇：《俄国法学典籍》，第2卷，第2册，圣彼得堡，1896年，第617—618页。

^[152] ……“人们不能把道义上的义务，即由来已久的拿起武器的惯例作为合法的权利来考察。贵族的绝大部分都服兵役，但不是没有例外的。而所有服兵役者，都豁免了人头税。他们被豁免人头税并不是因为他们服兵役，而是因为他们是贵族。这种特权不是对服兵役的补偿，而是一种天生的权利”。（G.达维尼子爵：《黎塞留时代的法国贵族》，第40—41页）“我们不能认为，由来已久的从军习惯这一道义责任，是一项法定的义务。贵族们大批在军队服役，但是并不是没有例外，可是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免缴人头税。而他们所以免缴人头税，并不是因为他们服役，而是因为他们是贵族。特权并不是服役的酬报，而是出身的权利。”（《黎塞留时代的法国贵族》，达维尼子爵著，巴黎，法文版，第40—41页）

^[153] 法国贵族常喜欢说，皇帝不过是第一贵族而已。“皇帝不只一次欣然说过：我们本没有超凡之处。这个最早的国邦更关心的是贵族。君主本人不理解，即使太阳王（这是法皇路易十四的别称。——译者）本人，也认为不能不犯错误地打倒一个贵族。”（见达维尼：同上书，第13页）“国王们曾多次装腔作势地宣称：我们并不是更有权势。这种别出心裁的类比，是贵族阶级心目中最念念不忘的。统治者并不忽视这一点；而太阳王（指路易十四。——译者注）本人并不会相信，不下令谴责自己，就能够鞭打一位贵族”。（达维尼，同上书，第13页）莫斯科的公爵和沙皇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他们的官宦“奴隶”对这个问题看法也不同，——他们都不求在这方面突出自己。

^[154] 参阅A.兰博：《法国文明史》（A.Rambaud：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aise），第1卷，第228页。“按照法律，贵族只是在全民总动员时才应召参战。在路易十三时代，征召过两次。每一次征召造成的后果都是如此不幸和毫无意义，事态表明，不可能凭征召来建立国防军以捍卫祖国的未来。”G.达弗乃尔：《黎塞留时代的法国贵族》，第54页。

^[155] 《大贵族杜马》，第313页。

^[156] 参阅维克托·杜鲁伊：《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 ），巴黎，1893年，第1卷，第545—546页。

^[157] 见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2卷，第488页及下页。（缙绅会议是十五至十七世纪俄国统治阶层——大贵族、军职贵族、僧侣阶级、城市商人上层分子的代表大会，1549年由伊凡四世召集第一次会议，后由彼得一世取消。——校者）

^[158] 参阅毕科名著《三级会议史》（G.Picot：Histoire des Etats Généraux ）。第一卷。（三级会议是法国14—18世纪等级制代表机关，由僧侣、贵族和城市代表组成。普通为了征税由国王召集。1614年后因专制制度发展，停止召集175年。1789年在资产阶级革命条件成熟下又召开了三级会议。——校者）

^[159] 《俄国史教程》，第2卷，第486页。

^[160] 参阅同上书，第492页。

^[161] 同上书，第487页。

^[162] G.毕科，同前书，第1卷，第228页。

^[163] 《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的官宦土地占有制》，圣彼得堡，1897年，第83页。

^[164] 《钟》，第51期。

^[165] 《莫斯科国的城市》，圣彼得堡，1889年，第309—310页。

^[166] 同上书，第339页，注释。

^[167] 《莫斯科国的城市》，第316页。

^[168] 同上书，第311—312页。

^[169] 《莫斯科国的城市》，第173—175页。

^[170] “根据法典规定的含义，市镇是商工业赋役公社。因此，凡不属于市镇公社的个人，依法禁止在市镇进行商业活动。法典第十九章第九款规定：凡不属于市镇的经营商业的农民，必须切实保证‘此后不得经营店铺和酒馆，不得承包盐和烟的买卖，至于他们的商店和作坊，则卖给负担赋役的人们'……负担赋役的商工市镇公社是根据市镇定居原则结合起来的……市镇定居原则强制市镇纳税人固定于一定公社，无权再转到其他市镇……十八世纪的帝俄从莫斯科国继承了这种公社。在整个十八世纪，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布市政条例时止，市镇虽然经过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各次改造，仍然一直是旧式商工业纳税人的公社。”（基哲维特尔：《十八世纪的俄国市镇公社》，莫斯科，1903年，第1—4页）政府怎样力图建立一座墙将农民和市镇居民分隔开，可从下一事实中看出，即政府对市镇居民无休假证而与农村妇女结婚者，以及市镇少女嫁给农民者，于十七世纪中叶以死刑相威胁（参阅A.拉波—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莫斯科国直接税课的组织》，第172页注）。拉波—丹尼列夫斯基指出，惩罚的严厉性表明，这一禁令常被违犯。此语信然。但这种严厉性也表明，政府多么坚决地同自由迁移进行斗争。

^[171] 《莫斯科札记》，第115页。

^[172] 同上书，第116页。

^[173] 《论西欧和俄国的一般工业形式和家庭生产（手工业及家庭工业生产）的意义》，莫斯科，1861年，第210—211页。

^[174] 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指示，见我批评B.沃龙佐夫先生一书的第215—241页（《全集》，第9卷，第229—251页）。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指出领地土地所有制“破坏了俄国城市及城市工业的发展”。（《俄国史》，第2卷，第302—303页）

^[175] 诺盖人（Ногайцы ）为土耳其语系的一个民族。——译者

^[176] 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国王的军职人员，被奴役和被抵押的人们》，第2版，1909年，第223页。

^[177] 立陶宛的公爵们认为他们是基辅罗斯全部土地的合法继承者。奥勒格尔德对普鲁士的骑士说：“Omnis Russia ad Letwinos devet simpliciter pertinere.”。（全罗斯为立陶宛无限服务）（M.格鲁舍夫斯基教授：《乌克兰人民史概要》，第155页，注解）

^[178] 《立陶宛俄罗斯国史纲——包括卢布林统一时期》（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литовско-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до люблинской унии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莫斯科，1910年，第33页。

^[179] 《从签订卢布林统一条约到斯特凡·巴托里逝世时期（1569—1586）的立陶宛大公国》，圣彼得堡，1901年，第1卷，第518页。我们看到，根据长期盛行的古老波兰—立陶宛习惯，拉波在这段引文中所用“人民”一词，是指小贵族等级。

^[180] 见拉波前书，第227页，又参阅第81页和第231页。

^[181] 参阅拉波前书，第232页。下述事例表明对加尔文教的热衷达到何种程度：“诺夫戈罗德信仰希腊教的600小贵族人家中，只有不到16家不热衷于宗教改革。”（拉波：见前书，第235页）我想指出，这种对加尔文教的热衷，准备了加尔文教对东正教的未来胜利。

^[182] 米·维·多夫纳尔—扎波尔斯基：《学术著作和论文》，基辅，1909年，第1卷，第335页。

^[183] 米·维·多夫纳尔—扎波尔斯基：《学术著作和论文》，基辅，1909年，第1卷，第336页。

^[184] 《俄国史》，第1卷，第10页。

^[185] 《俄国史》，第1卷，第10—11页。

^[186] 《俄国史》，第3卷，第314页。

^[187] 谢·斐·普拉托诺夫：《混乱时代史纲》，第305页。

^[188] 格鲁舍夫斯基：《乌克兰人民史概要》，第281页。

^[189] 《乌克兰人民史概要》，第280页。

^[190] 《乌克兰人民史概要》，第280—281页。

^[191] 谢·斐·普拉托诺夫：《混乱时期史纲》，第481页，比照第483页。

^[192] 格鲁舍夫斯基：《乌克兰人民史概要》，第281页。

^[193] 《混乱时期史纲》，第601页，附注252。

^[194] 白尔敦上尉：《东非大湖旅行记》（Voyage aux grands lacs d'Afrique Orientale par le Capitaine Burton ），巴黎，1862年，第672页。

^[195] 拉波-丹尼列夫斯基：《莫斯科国的直接税课的组织》，第169页。

^[196]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473页。

^[197] 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国王的军职人员》，第235页。

^[198] 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国王的军职人员》，第240页。

^[199]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352页。

^[200] 《论贫富》，A.A.基哲维特尔作序，莫斯科，1911年，第78—79页。

^[201] 即农民。——译者

^[202] 参阅叶·维塔尔列的很有意思的小品文《尼古拉一世皇帝与贵族（1842—1847）》（载1911年10月17日《言论》）。作者根据未发表的法国公使的报告，叙述俄国贵族对于尼古拉一世企图对地主的农奴制略加限制，怎样进行非常坚决和有效的反抗。皮列公使在一篇报告（1842年4月8/20日）中向基佐部长写道：“尼古拉在他所没有预料的困难面前，在贵族由于看到财富和旧日权利被侵犯而发生的不满面前，是让步了，虽然他对此不愿承认。”

^[203] 1801年3月11日，俄皇保罗一世因实行中央集权、限制贵族特权以及于1800年与英断交（当时英国为俄国农产品主要市场），引起贵族及地主的不满，深夜在米海伊洛夫宫被刺。这里所说1801年3月11日惨剧，即系指此。

^[204] “御前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掷弹兵连，参加了1741年拥戴伊丽莎白即女皇位的政变，因而成为女皇的御前卫队。全连奖以封地，非贵族晋升为世袭贵族。该连于彼得三世1762年时废除。（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 лейб-кампания条）。——校者

^[205] 《言论》，第127期，1912年5月11日。

^[206]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455页。

^[207] 见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67页。有趣的是，“最沉默的”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也对小纳晓金的逃走深感不快，他想把他从外国弄回来，如果不行，也要“在那里消灭他”。同时，他提出要采取极为慎重小心的办法使老纳晓金能够接受他的出走的儿子“业已死亡”的消息。（见索洛维约夫：同上书，第69页）

^[208] 《十八世纪最初25年的国家经济和彼得大帝的改革》，圣彼得堡，1892年，第268—269页。

^[209] 根据谢·斐·普拉托诺夫教授的意见，彼得的经济政策对于他那个时代在西方创造了某种重商主义保护制度的思想，作出了贡献。（《俄国史讲义》，第6版，第488—489页）彼得在这里对旧莫斯科是作了最大的贡献的，而在其他事情上，他是同旧莫斯科作了残酷斗争的。

^[210] 不过，关于迦勒底，必须作如下的附带说明。当卡西迪时代的迦勒底皇帝将其某一“黎民地区”土地“划归己有”时，如前已述，他曾给予报酬。（库克《迦勒底的地产》Cug，La propriètè foneière en chaledèe ，第720页）而莫斯科的“专制君主”在这种情形下却是不给任何人以任何报酬的。这就是说，与前述时代的迦勒底相比，莫斯科对其《孤儿》的奴役是要彻底得多了。

^[211] 由于文明发展的自然条件较为不利，俄国是很难完全比得上这两个国家的。

^[212] 彼得断言：“尽管这是好事和必要的事，却是新事，而我们的人是非强迫不做这种事的。”因此，他命令实业局对工厂“不仅提出建议，而且实行强迫”。回顾过去，他在1723年说：他的“一切都是强迫做成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143—144页）由于这种“强迫”（这是莫斯科生活所有“基础”中的一个最突出的“基础”），克柳切夫斯基完全有根据说：在彼得统治下，“俄国完全取得了十七世纪莫斯科立法所力图赋予它的那种特性”。（同上书，第281页）

^[213] 见B.И.谢梅夫斯基：《俄国的农民问题》，第2卷，第135、136及138页。

^[214] 《俄国的农民问题》，第138页。

^[215] 见我的论文《论农民解放》（《现代世界》，1911年，第2期）。

^[216] 阿克萨科夫（1823—1886）——斯拉夫派著名活动家，曾揭露沙皇滥用职权的现象，坚持出版自由，废除贵族特权等温和自由主义纲领。他虽对政府有所批评，但始终是君主制程的拥护者。——校者

^[217] 本段付排后，获读洛西茨基的非常认真小册子《公社的瓦解》（圣彼得堡，1912年），甚盼读者注意这位尊敬的统计学家的最后结论：“不管关于公社的新立法的政治倾向和缺点，以及其实施方法如何，这一立法是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的，它曾被广泛采用，且具有重大意义。土地立界，特别是分配及摊分办法的推行，标志着农村从封建结构趋向资本主义关系的运动。但这个立法没有解决农民缺少土地和无权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斗争，还在前面。”（第44页）

^[218] 罗斯托普钦的俏皮话是人所共知的。他说，我国贵族对自己提出的政治任务，是“皮靴匠”在法国对自己提出的政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