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

（载1903年3月1日《火星报》第35期）

　　第35期《火星报》将在卡尔·马克思逝世20周年那天出版。这一期报纸最重要的篇幅就是纪念马克思的。

　　如果关于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运动是19世纪最卓越的社会现象的说法是正确的，那就不能不承认国际工人协会的这位创立者乃是这一世纪最卓越的人物。这位同时是战士和思想家的人物不仅组织了国际工人队伍的第一批干部，而且与自己忠实不渝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共同为这个队伍锻造了一件强大的精神武器，工人队伍借助这件武器已经使敌人遭受了多次失败，将来它还会帮助他们取得彻底的胜利。如果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归功于卡尔·马克思。如果有觉悟的无产者们现在清楚地懂得，为了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必须有社会革命，而且这个革命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现在是资产阶级制度不可调和的和不知疲倦的敌人，那么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影响所产生的结果。从“实践理性”的观点看来，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地方正在于科学社会主义坚决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无情地暴露各派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为停止阶级斗争和调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最可靠的手段而提出的所有那些有时很机智而且总是十分善良的社会改良计划的全部天真的虚妄。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始终忠实于它的精神的现代无产者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感情上都不能不是一个革命者，就是说不能不属于最“危险的”那一类革命者。

　　成为资产阶级最痛恨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使马克思赢得了巨大的光荣。而成为同一时代最受尊敬的无产阶级导师的极难得的幸运也落到了他的头上。当剥削者的仇恨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名字在被剥削者中间获得了越来越崇高的声誉。现在，在20世纪初，全世界有觉悟的无产者都把他看作自己的导师，并且以他是历史上仅有的学识最渊博思想最深刻的头脑之一、最富有高尚品格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物之一而自豪。

　　1890年4月底一家资产阶级的维也纳报纸写道：“卡尔·马克思被称为圣者，五一节就是对他的纪念。”确实，全世界工人每年的五月示威是隆重地、不过不是有意地庆祝对这位天才人物的纪念，他的纲领把工人为改善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条件的日常斗争同反对现存经济制度的革命斗争结合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只是这种庆祝与宗教节日毫无共同之处；现代无产阶级的活动越是促进那个幸福的时刻的临近，这时获得解放的人类在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国，而把天空交给天使和飞鸟去支配……，他们就越会尊敬自己的“圣者”。

　　关于马克思广泛流传着种种恶意的荒诞言论，所谓《资本论》作者仇视俄国人的童话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他憎恨的是俄国的沙皇制度，因为它总是扮演国际宪兵的卑鄙角色，准备着镇压任何解放运动，无论这个运动在什么地方开始发生。

　　马克思带着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西欧人大概都不会具有的如此浓厚的兴趣以及——主要是——对事物如此坚实可靠的知识注视着俄国内部发展一切重要的表现。德国工人列斯纳在自己关于马克思的回忆录中说道，马克思对《资本论》俄译本的出版是多么的高兴，而且他是多么愉快地相信俄国已经有人能够理解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从他和恩格斯署名的《共产党宣言》俄译本序言中可以看出，对俄国革命者的同情和尽快看到他们成为胜利者的急切希望使得他甚至大大高估了当时我国的革命运动。他对洛帕廷和哈特曼的态度表明，俄国流亡者在他的客厅里受到了多么亲切的接见 [1] 。他同赫尔岑的争执一部分是偶然的误会引起的，一部分则由于对亲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完全应有的不信任，而我们这位光辉的同胞不幸在1848—1851年严重失望的影响下成了西欧著作界这种社会主义的宣告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反对这种亲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尖刻言论，应该受到的不是指责，而是赞扬，尤其是现在，当这种社会主义在我国以所谓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的党的纲领的形式复活起来的时候。最后，至于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同巴枯宁的激烈斗争，那么这种斗争同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的俄国出身并没有丝毫的关系，而是很简单地可以用观点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来解释 [2] 。当“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开始在俄国革命者中间传播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时，恩格斯在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对于这件事没有在马克思生前发生表示惋惜：马克思——用恩格斯的话说——会愉快地欢迎这个组织的著译事业【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译者注】。如果《资本论》的伟大作者能够活到现在，并且知道在俄国工人中间他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信徒，他又会说什么呢？如果他有机会得悉类似不久前顿河畔罗斯托夫事件那样的事件，他的内心会充满何等的喜悦啊！在他那个时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罕有的现象，先进的俄国人顶多带着善意惋惜的微笑看待这种现象；现在马克思的思想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而那些按照老习惯全部或部分否定这些思想的俄国革命者，实际上早已——尽管他们大多数在说很是轰动一时的革命空话——不再是先进分子，而且自己不知不觉地转到了落伍者的大营垒。

　　关于他同对手们的经常的论战性冲突，人们说过而且反复说过不少废话。一些爱好和平但智力有限的人曾经用他对论战的似乎不可遏制的热情来解释这些冲突，而这种热情又似乎是由他的似乎凶狠的性格造成的。实际上，他不得不进行的那个几乎是不断的笔墨官司，特别是在其社会活动初期，并不是他的个性的特点引起的，而是他所捍卫的思想的社会意义引起的。他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善于完全站在阶级斗争立场、善于区分无产阶级利益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初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因此不足为怪的是他必须经常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家发生敌对性冲突，这些理论家当时特别在德国“知识分子”中间是很多的。停止同他们的论战就等于抛弃把无产阶级团结为具有自己本身的历史目的而不是当小资产阶级尾巴的特殊政党的思想。“我们的任务，——马克思的《新莱茵报》杂志1850年4月说道，——是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与其针对公开的敌人不如针对伪装的朋友；为了坚持我们的这种立场，我们情愿放弃在民主派当中的廉价的声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51页。——译者注】公开的敌人之所以危险性少些，因为他们已经不能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以他们的“非阶级的”纲领继续引导许许多多工人跟着自己走。同他们的斗争是必不可免的，而马克思用他固有的、无与伦比的技能进行了这一斗争。他的榜样是我们这些不得不在跟革命前德国的条件很相类似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忘记的。我们可以说是被独特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团团包围着，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我们无情地批判我们的伪装的朋友，例如我们的读者都很了解的“社会主义者—革命者”，——不管我们的无情批判使得那些主张不同革命“派别”之间和平一致的、心地善良然而目光短浅的朋友如何气愤。

　　马克思的学说是现代的“革命代数学”。理解这种学说对于所有那些想同我国现存秩序进行自觉斗争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这是非常之正确的，就连许多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时也感到一种做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愿望。对于这些思想家说来，马克思的思想在他们同势必与俄国新的经济关系发生尖锐矛盾的、陈腐的民粹主义理论的斗争中是不可替代的。我国那些比其他人更熟悉现代社会科学文献的年轻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清楚地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而且在这面旗帜下进行斗争，从而赢得了相当大的名声。当民粹派被打得落花流水，当他们的古老理论变成一堆面目丑陋、腐朽不堪的东西时，我国那些初出茅庐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断定，马克思主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事业，该是对它进行严厉批判的时候了。这种“批判”是在这样的借口下进行的：社会思想应该前进，而它的唯一结果乃是我们不久前的同盟者在它的掩饰下实现了后退的运动，从而采取了西欧资产者社会改良派的理论立场。无论大吹大擂地宣告的“批判的”进军的这种结果多么可怜，无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看到自己刚刚与之并肩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以后又希望同他们建立确定的密切关系的那些人发生这样的“批判的”转变会觉得多么难受，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应当会意识到，我们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到资产阶级改革派“神圣的山”上去不仅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还是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性的间接证明。1895—1896年，我国一些无论按其社会地位还是按其智能素质和精神素质既与无产阶级又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都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迷恋上了马克思主义。一时间谈论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彼得堡的办公室里成了时髦。如果这种局面能够继续下去，那么它就会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奠基者们关于思想方式决定于生活方式和上层阶级不可能成为当代社会革命思想体现者的说法是错误的。然而在反对民粹派反动意图结束之后立即开始的对马克思的“批判”，再次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正确的：“批判家们”的思想方式决定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起来反对“盲目迷信教条”时实际上只是反对马克思理论的社会革命的内容。他们需要的不是那个在自己整个充满劳动、斗争和贫困的生命历程中燃烧着仇视资本主义剥削的神圣火焰的马克思：作为革命无产阶级领路人的马克思对他们说来是不体面的和“不科学的”。他们需要的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只要资产阶级在自己同专制君主制度和小市民阶层的斗争中是革命的他就准备支持资产阶级的那个马克思。他们感兴趣的只是马克思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民主主义那一半。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然而正是我们的“批判家们”的这些完全自然的意图，使得把他们看成社会主义者的任何想法之毫无根据成为一目了然。他们在他们自己创建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中的地位就体现在《解放》杂志【《解放》杂志，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刊物。1902—1905年在斯图加特—巴黎出版，主编为彼·司徒卢威。该杂志为建立“解放社”这个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秘密政治团体做了准备工作——译者注】编辑彼·司徒卢威先生这位细心的、勤奋的和有才华的著作界代表身上。

　　马克思理论的命运证明它的正确性。这不仅在俄国如此。大家知道，西方的学者长期轻视这一理论，把它当作社会革命狂热的、没有成效的后果。然而时间过去了，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对透过资产阶级狭隘眼镜看问题的人说来也越来越明显的是：社会革命狂热的成果至少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优点：它提供一个研究社会生活的极有成效的方法。对原始文化、历里、法律、文学和艺术的科学研究越是向前发展，研究者就会越来越紧密地接近历史唯物主义 [3] ，尽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或者根本不知道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或者像害怕火一样害怕他的唯物主义的——即现代资产阶级心目中不道德的和危害社会安宁的——观点。我们看到，唯物主义的解释已经开始在学术界为自己取得了公民权。不久前用英文出版的美国教授塞利格曼【塞利格曼（Seligman，Edwin Robert Anderson，1861—1939）。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同时是一位财政专家，历任若干税收委员会委员——译者注】的著作《对历史的经济解释》证实，官方的科学术士们逐渐地增加着对马克思历史理论伟大科学意义的认识。塞利格曼还使我们懂得至今妨碍资产阶级学术界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一理论的那些心理原因。他直截地和坦白地说，学者们被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结论吓坏了。而且他竭力合乎科学地向自己的同行说明，社会主义结论可以抛弃，只要自己掌握作为这些结论的基础的历史理论就行。这番机智的见解（顺便说说，彼·司徒卢威先生早已在《批判札记》中虽然胆怯地、然而十分清楚地提出来了）乃是对这一早已不新鲜的真理的新的证实：资产阶级思想家要转到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马克思是彻底的革命者。他起来反对上帝—资本，正如歌德的普罗米修斯起来反对宙斯一样。而且他像这个普罗米修斯一样，关于自己可以说，他的任务在于教育这样的人：他们学会按照人的方式感受痛苦和按照人的方式进行享乐以后，也就会“不尊重你”这个敌视人们的上帝。而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也正是为这个上帝服务。他们的任务也正在于用精神武器捍卫上帝的权利，就像警察和军队用他们的冷兵器和火器支持这个权利一样。只有资产阶级学者们觉得不会危害上帝—资本的那种理论才会得到他们的承认。法国的学者以及一般说来诸法语国家的学者在这方面比所有其他国家的学者要坦白得多，例如，至今还有名气的拉维尔说过，经济科学应该重新加以改造，因为自从肤浅的巴斯夏败坏了保卫现存秩序的名声时起，它便不再符合自己的宗旨。就在不久以前A·贝绍在献给法国政治经济学派的一本书中毫不害臊地根据各派经济学说中那种“会给社会主义的敌人提供更切实有效的武器”的观点评价了这些学说。由此不难看出，掌握马克思思想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定会站“在批判的标志下”。他们对马克思的“批判”态度的尺度就是这个不可调和的和不知疲倦的革命者的观点与统治阶级的利益不一致的尺度。同样不难看出的是，思维彻底的资产者宁愿承认马克思的历史观点而不是他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因为例如跟剩余价值学说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是较容易使其不致危害的。剩余价值学说（最杰出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批判家”之一给了它一个富有表现力的称呼：剥削理论）在有教养和有学问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始终保持着没有充分根据的东西的名声。当代有学问和有教养的资产者认为“主观”经济学理论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好，因为它具有这样一种良好的特性，即它在社会种种经济生活现象与社会生产关系的任何联系之外来考察这些现象，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就植根于这些生产关系之中，因此现在，当工人的阶级觉悟以如此迅速的步伐向前推进的时候，提及这些关系是很不适宜的。

　　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历史观点和哲学观点，只有其阶级利益不是同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而是同消灭这种制度相联系，同社会革命相联系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才会完全、充分接受它们的革命内容。

[1] 同一位工人列斯纳说，马克思的家“总是对一切可以信赖的同志敞开着”。

[2] 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则是庸俗经济学家的M·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其《现代政治经济学史纲要》（第294页）中重复着无政府主义的流言蜚语，似乎马克思促进了刊物上对巴枯宁的诽谤的传播。这里没有篇幅分析通常用来支持这一虚构的种种论据。我们在《曙光》杂志上详细地讨论了这些论据，在那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轻率的著作得到了应有的评价。然而现在不妨指出，我们这位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没有花力气对自己的资料进行批判。他毫无根据地重复着不仅未经证明、而且本身就是诽谤的那种指责。

[3] 在现代著作家中间我们举出毕歇尔、冯·登·施泰因、希尔德布兰德、埃斯皮纳、赫尔耐斯、费尔海德、格罗塞、契科提以及美国民族学整整一个学派。毕歇尔（Karl Bücher，1847—1930），德国资产阶级所谓“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格罗塞（Ernst Grosse，1862—1927），德国艺术史家和社会学家；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对他们的观点作了详细的评述。冯·登·施泰因（Karl von den Steinen，1855—1929），德国人种学家和旅行家，埃斯皮纳（Alfrel Espinas，1844—1922），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引证过他们的著作。费尔海德（Franz Feuerherd），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中批判过他的观点。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rbrand，1812—1878）。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契科提（Ettore Ciccotti，1863—1939），意大利资产阶级古代史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