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皮亚金之死和我们的鼓动任务

（载1902年5月1日《火星报》第20期）

　　西皮亚金辉煌的官运突然中止了。一个把俄罗斯国家几乎所有行政权揽在自己手中达30个月之久并残忍地滥用此权力的人，作为自己反动活动的牺牲品而毙命了。我国的“保守分子”为他的灭亡痛哭流涕，并对杀死他的年轻“凶手”的简单头脑大发雷霆。西方相当多的资产阶级报刊都随声附和。无论西方资产者，还是俄国“保守分子”都不会使我们感到惊讶。众所周知，我国的反动政党坚信它有权而且甚至有义务消灭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任何以暴力回答它的暴力在它看来都是巨大的罪行。至于西方资产阶级，它早就过完了自己充满狂热追求的时期，并已成为“秩序”的维护者。俄国的大学生们举起握有武器的手，对准全俄专制君主那些像野兽一般的军警。他们使西方资产阶级感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恐惧。在它看来，他们不像布鲁托夫，而像特罗普曼诺夫。他们的勇敢的、奋不顾身的举动，它觉得是对人权的令人发指的破坏。作为仁慈的人权保卫者，它认为只有在关系到争夺新市场或镇压企图摆脱资本压迫的工人的那些场合才允许使用武器。西方资产阶级对俄国青年学生难以容忍的处境的兴趣比对花费在俄国南部各冶金企业的法国资本和比利时资本的可悲命运的兴趣小得多。因为您的宝贝在哪里，您的心也就在那里……。

　　要对西皮亚金之死负责的首先是他至死所归属、并以警方的劫掠回答大学生们最自然又最必然的要求的那个反动集团的顽固不化。要对这些白天和黑夜的劫掠行为负道义责任的主要是西皮亚金本人。他似乎立意要向所有有眼睛的人表明，沙皇政府对在校青年的“衷心监护”是我国那个在皇位的贵族小少爷最“不明智的幻想”之一。他成了几乎所有针对这些青年的镇压措施的负责的颁布者。要他对这些措施承担责任，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让反动的西塞罗们对杀他的“凶手”暴跳如雷吧。他们愤怒的哀号在我们这里不会使任何人产生错觉。俄国的“上流社会”现在再次抱有它20年前曾有过的、并因此而“同情”民意党的“恐怖主义”斗争的那种反政府情绪。

　　残暴的警察“制度”使所有正直的人都讨厌死了，也没有任何一个正直的和有头脑的人会对这个制度的顶梁柱和捍卫者的死亡表示哀悼。

　　Killing is no murder（杀人不是谋杀）！一位17世纪英国政论家在克伦威尔攫取了刚刚由革命党夺得的政权时写道。杀人不是谋杀，——现在许许多多俄国人有充分的信心这样说。毋需做一个桀骜不驯的“动摇根本的人”就可以懂得在卡尔坡维奇们和巴尔马绍夫们同粗野杀人犯之间隔着多么深广的鸿沟。

　　杀人不是谋杀！对这一真理的意识现在在俄国已传布得如此之广，以致它开始构成对我国解放运动的严重危险。这听起来是奇谈怪论，然而每一个愿意花点力气思索我国当前局势的人一定会同意这个看法。

　　警方的莫洛赫【莫洛赫，古代腓尼基人崇奉的、以儿童为祭品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今又指警察惨无人道的屠杀暴力——译者注】的祭司们千方百计地使我国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恼怒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恼怒达到这种地步时，关于“恐怖主义”斗争的思想可以说就在社会力量对比还不允许考虑公开的群众性的武装起义的一切地方自然而然地兴起。而在——像现时在我们这里一样——这个思想已表现为某些实践行动的地方，以及在——又是像现今俄国一样——这些行动得到广大居民阶层热烈同情的地方，“恐怖主义”就力图成为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所有其他手段都被推到次要地位上。

　　这种意图的迹象现在甚至在我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间也可以看到。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常常谈到示威要付出太多的代价，而恐怖主义活动则更快地达到目的。70年代的经验表明，从这样的谈话到“经常采取恐怖手段”的思想距离并不远。然而对我国解放运动说来严重的危险也就在这里。假如这个运动变成了恐怖主义的，那么它便会因此损害自己本身的力量。

　　它的力量在于某个时候只吸引了知识分子的政治自由思想深入到了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无产阶级的有觉悟的部分现在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最可靠的战士。如果说青年学生的风潮现在在我国获得了这样的巨大意义，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恰恰是因为大学生们开始得到了工人的支持。这一点，完全自觉地同无产阶级打成一片的青年学生本身是很好地懂得的。他们非常清楚工人大军的决定性的政治作用。然而大家知道，任何工人大军所使用的斗争手段都决定于它的组成。工人大军的组成是这样的，对它说来最方便和最实际的斗争手段是示威以及一般而言各种各样的群众性的街头运动。恐怖活动对工人大军来说只有在最罕见最特殊的情况下才行得通。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恐怖活动会导致一些个别人物及其小组脱离工人大军，并同知识分子中的恐怖主义者相结合，而工人大军的所有其余群众的积极性则少得多，其结果只会延缓——如果不是完全停止的话——我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工作，并长时间地推迟专制制度的垮台。

　　俄国工人阶级最有毅力、最有经验、最有觉悟的代表之一，斯切潘·哈尔土林正是根据恐怖手段妨碍把工人组织起来，因而整个说来也就妨碍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才坚决地反对恐怖手段。的确，后来他本人变成了恐怖主义者，然而他之成为恐怖主义者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过去的见解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在他看来工人组织不再是刻不容缓的工作；他充满了这样的信念：亚历山大二世之死本身会带来宪法和政治自由，这时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会以我国空前的速度开展起来。他有这种信念，因此只要他不改变初衷，他就会重视恐怖主义活动胜于重视鼓动工作。但现在已经不可能赞同这种信念了。经验已经指明，这种信念是错误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死了，沙皇制度仍然存在。而要结束这种制度，必须摧毁它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对人民、首先是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以外，没有其他道路。

　　据说恐怖手段也在教育工人群众，使他们振奋。这里有一点点真理。对事物现存秩序不满的工人为成功的谋杀而高兴，为未遂的谋杀而伤心。他们对传到他们耳朵里的关于恐怖主义者的活动的消息自然感到振奋。但是这种振奋不会维持很久，而且同工人们由于亲自直接参加街头群众运动所产生的振奋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在后一场合下，振奋激发着主动精神，然而对恐怖主义者的同情则不仅不排斥对社会生活的消极态度，甚至支持和加强它，使居民习惯于把革命党看成是好善乐施但与己无关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自行完成一切，自行击败自由的一切敌人，自行保证革命的胜利。恐怖主义使革命党孤立，从而使它必然遭致失败。

　　说到示威在我们那里付出了许多牺牲，这一点，很遗憾，不容争辩。但是第一，以为恐怖主义活动在这方面就花费低廉，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使革命者遭受最大的损失正是恐怖主义活动。而其次，任何斗争都不可能没有牺牲。牺牲过去有，今后也有。全部问题在于牺牲不是徒劳无益的，在于每次示威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它可能带来的那一切好处。

　　在第14期《火星报》上，我们已经指出，现在我们的示威的不足之处是：1）参加的人较少；2）参加者没有对当局进行有组织的反抗。经验表明，我们没有弄错。比如拿2月2日基辅的示威来说。它的参加者表现了真正英勇的胆量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但是他们人数比较少，警察容易对付他们。然而这不是一切。甚至参加示威的那些较小的力量也没有组织起来，这就更加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另一方面，请看看4月5日赫尔辛福斯【赫尔辛福斯，即赫尔辛基。——译者注】发生的情况。在这里，正如外国一些报刊所报道的，警察遇到来自“群氓”的一致反击，就带着许多伤员退却了。这是在示威参加者未使用火器的情况下做到的，而使用火器是有害的，因为它会给政府提供用士兵的子弹“镇压暴动者”所需的借口。我们不知道4月5日赫尔辛福斯示威是不是组织起来了。看来是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毋庸置疑的是示威的成功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一致的行动。警察和哥萨克受到了四面八方的袭击。甚至从房屋窗口向他们投掷石块、木柴和装满腐蚀性酸类的瓶子。政府懂得所有居民都反对它，于是作出让步，延期征新兵。在现代，政治上取得成就的秘诀在于发动群众运动的艺术。当政治自由的思想在我们那里被全体工人群众所掌握的时候，——像这种思想已经被工人群众的某些阶层所掌握那样，——我们那里将会发生类似赫尔辛福斯那样的示威。而为了使这一思想为全体工人群众所掌握，就应该以十倍的力量来传播它。应该把暴露我国政治制度卑鄙龌龊的各种传单和呼吁书传布俄国各地。应当把这些传单和呼吁书散发到各个作坊、小饭馆、澡堂、有轨马车、教堂、旅店、铁路、轮船，一句话，到处散发。一切街头运动都应事前作好鼓动和组织的准备工作。凡是没有遵守这个条件的地方，最好不要示威。而在已经为示威的基本条件作好准备的地方，那就应该更坚决地采取行动。

　　谁把去年的事件看成“结局的开始”，对此感到失望是容易理解的：结局暂时仍然尚未“结束”。然而在我们的事业中幻想之为害并不小于——顺便说说——同出一源的胆怯。我们现在经历的“不是结局的开始，而是实实在在的开始”。因此结局迫使自己等待就不奇怪了：然而我们任何时候也不会等到结局，如果我们离开在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道路并热衷于恐怖活动的话。

　　杀人不是谋杀！但杀人也不是通向胜利的道路。杀人可以惩处沙皇的某些走卒，但摧毁不了沙皇制度。我们非常珍视像巴尔马绍夫和卡尔波维奇之类人物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我们追求的是推翻整个制度。我们主张阶级观点。而从这种观点看来，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最可靠的和绝对不能取代的手段，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鼓动以提高它的政治觉悟，以及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继续进行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富有成效和所向无敌的鼓动工作。

　　只有在俄国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俄国政治自由的大厦！俄国革命运动将作为工人群众的运动而取得胜利，否则就根本不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