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现代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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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代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观点在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无能本应促使而且确实曾经促使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即不是折衷主义者，不是二元论者）回到唯物主义世界观。不过新的唯物主义已经不可能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的简单重复了。唯物主义再生了，为唯心主义的全部成就所充实。这些成就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方法，即从现象的发展中，从现象的产生和消灭中来考察现象。这个新的方向的天才代表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不是头一个起来反对唯心主义的人。义旗是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举起来的。随后，比费尔巴哈稍晚一些出现于文坛的是鲍威尔兄弟【即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他们的观点值得现代俄国读者特别注意。

　　鲍威尔兄弟的观点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回应。不过他们自己也仍然是完全浸透着非常肤浅的、片面的、折衷主义的唯心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们并没有能够理解社会关系的真正本性和找到这些关系的现实的基础。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看到了必然的、合规律的过程，而且在这种场合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谈到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时，他们就乞援于绝对观念，说绝对观念的属性一定会给这一过程提供最后的、最深刻的解释。唯心主义的弱点就在这里，哲学革命的矛头首先也就针对这个弱点：黑格尔学派的极左翼断然抨击了“绝对观念”。

　　绝对观念存在于（自然，如果存在的话）时间和空间之外，而且在任何场合都存在于每一个单个人的头脑之外。人类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再现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的进程，他们服从跟自己的历史发展格格不入的、站在这一发展之外的力量。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们之抨击绝对观念，首先是为了人们的主动性，为了有限的人类理性。

　　埃德加尔·鲍威尔写道：“思辨哲学在谈到理性时把它说成某种抽象的、绝对的力量，这是大错特错的……．理性不是客观的、抽象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说来人似乎只是某种主观的、偶然的、暂时的东西；不，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正是人自身、他的自我意识，而理性只是这一自我意识的力量。所以，没有任何绝对的理性，而只有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永远变化着形态的理性；它绝不存在于终极形态中，它永恒地变化着形态”。^[1]

　　^[1] 埃德加尔·鲍威尔（Edger Baver）：《批判同教会和国家的争论》（Der Streit der Kritik mit kirche und staat），伯尔尼，1844年版，第184页。——作者原注

　　总之，没有绝对的观念，没有抽象的理性，而只有人们的自我意识，只有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这是完全正确的；对此甚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不曾进行争论，他，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对一切都“可以争论”……成功与否，多少令人怀疑。然而怪事！我们越是突出这个正确的思想，我们的处境就越是变得困难。在老一辈德国唯心主义者那里，自然中和历史中任何过程的规律性都被归属于绝对观念。试问：在摧毁这一规律性的载体即绝对观念以后，我们将把这一规律性归属于什么呢？假定说，对于自然界可以用这样一句话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把它归属于物质的属性。可是对于历史，事情就远不是那么简单：在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原来是人的自我意识、是永远变化着的、有限的人类理性。在这一理性的发展中有没有任何规律性呢？自然，埃德加尔．鲍威尔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对他说来，人，从而还有人的理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完全不是某种偶然的东西：然而如果您请同一位鲍威尔向您解释他对人类理性发展中的规律性的理解，如果您问他，比方说，为什么在特定历史时代理性是这样发展，而在另一个时代则另一样发展，那么老实说，您不会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回答。他会对您说，“永恒发展着的人类理性创造着社会的形式”，“历史的理性是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只要理性在其发展中迈出新的一步，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都会成为自己时代的过时者^[1]。然而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说法都不会是对下述问题的回答，而是在问题周围彷徨徘徊：为什么人类理性在自己的发展中会迈出新的步伐，以及为什么这个理性会朝这方面而不是另一方面迈出步伐呢？您使埃德加尔．鲍威尔不得不考虑的正是这个问题，于是他急忙空空洞洞地援引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的属性敷衍一番，就像老唯心主义者援引绝对观念的属性敷衍应付那样。

　　^[1] 埃德加尔·鲍威尔（Edger Baver）：《批判同教会和国家的争论》（Der Streit der Kritik mit kirche und staat），伯尔尼，1844年版，第185页。——作者原注

　　认为理性是世界历史的动力，并且用某种特殊的、理性自身固有的内在属性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意味着把理性变成某种绝对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意味着在新的形态下复活刚才已经宣布被永远埋葬的那个绝对观念。这个复活过来的绝对观念的最主要的缺点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绝对观念同最绝对的二元论和平共处，确切些说，它甚至必定以最绝对的二元论为前提。既然自然过程不为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所制约，那么我们这里就存在着两种力量：自然界中是物质，历史中是人类理性，然而没有把物质运动同理性发展联结起来，把必然性王国同自由王国联结起来的桥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鲍威尔的观点完全浸透着非常肤浅的、片面的、折衷主义的唯心主义的道理。

　　意见支配世界，——法国启蒙派如是说。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抨击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鲍威尔兄弟也如是说。然而如果意见支配世界，那么，其思想批判旧意见并创立新意见的那些人便是历史的主要动力。鲍威尔兄弟实际上也是这样想的。对他们说来，历史过程的本质被归结为用“批判的精神”改造现存的全部意见和由这些意见所制约的社会生活形式。鲍威尔兄弟的这些观点被《历史书翰》的作者^[1]移载入俄文文献，不过他已经不说批判的“精神”，而是说批判的“思想”，因为《现代人》禁止说精神。

　　^[1] 《历史书翰》的作者是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书翰》以彼·拉·米尔托夫的笔名于1870年出版于彼得堡。——俄文版编者注

　　“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既然自以为是历史的主要建筑师、缔造者，从而也就把自己和跟自己相类似的人划分出来，成为特殊的、高级类型的人种。这个高级人种同没有批判思想、只能在“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具有创造性的双手中起黏土作用的群众对立着，——“英雄”同“群氓”对立着。无论英雄多么热爱群氓，无论英雄对群氓的世代贫穷，对他们无休止的苦难怎样满怀同情，他都不能不用高高在上的目光俯看群氓，不能不意识到，一切都取决于他这个英雄，而群氓则是没有任何创造性因素的群众，好像一大堆的零，只有在他们的头里宽容地摆放着慈祥的、“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单位那种场合下才会获得积极的意义。鲍威尔兄弟的折衷论的唯心主义乃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德国“知识分子”那种极端的、可以说非常丑恶的自命不凡之基础。而现在，这种唯心主义通过自己俄国信徒们的中介在俄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同样的缺点。这种自命不凡之无情的敌人和揭露者是马克思，我们现在就转过来讲马克思。

　　马克思说过，把“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同“群众”对立起来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漫画化，而黑格尔历史观本身又只是关于精神和物质对立的古老学说的思辨的结果。“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1]就把群众当作材料对待，只有在哲学中才找到自己的真正的表现。但是在他那里，哲学家不过是历史创造者、绝对精神到运动完结时为止用来达到自我意识的一种工具。哲学家之参与历史也就限于到运动完结时出现的这种意识，因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是由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的。^[2]所以哲学家是事后（post festum）才上场的。——黑格尔有双重的不彻底：第一按照他的学说，绝对精神只有在哲学中才达到自我意识，从而只有在哲学中它才存在，他却拒绝承认现实的哲学家、个人是绝对精神；第二，在他那里绝对精神只是表面上创造历史。实际上，既然绝对精神只是作为哲学家，而且只是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创造性的精神，那么它之制造历史就只存在于哲学家的意识中、意见和观念中，即只存在于思辨的想象中。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不彻底性。^[3]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接着鲍威尔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他已经不满足于黑格尔精神只在幻想领域和事后才创造历史的角色：他，跟大批其余的人类相反，自觉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现在已经戏剧性地对待这批人；他预先经过周密思考，按照成熟的方案发明历史和创造历史。一方面是群众这个物质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和非历史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大脑活动。”^[4]

　　^[1] 就是绝对观念。——作者原注
　　^[2] 读者没有忘记上面引证过的黑格尔的话：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夜间才飞翔。——作者原注
　　^[3] 布鲁诺·鮑威尔是上面提到的埃德加尔·鮑威尔的哥哥，是当时名《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ihichte der Synoptiker）的作者。【在宗教史著述中，通常把《圣经》“新约”前三篇福音（即“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统称为复类福音，因其内容类似。】——作者原注
　　^[4] 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s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845年版，第125-128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8-109页】该书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反对“批判的批判”所写文章的论文集。所引文字出自马克思反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上一章所引的一段话也出自马克思。——作者原注

　　这段话产生奇怪的错觉：似乎它们不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写的，而是不过一个月以前写的，并且不是反对德国左派黑格尔主义者，而是反对俄国“主观”社会学家。读了恩格斯文章中下面引用的一段话以后，错觉就更加增强了：

　　“自满自足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认历史的真实发展，因为这正是意味着承认卑贱的群众具有全部巨大显要性，然而事情恰恰在于抵消群众的巨大显要性。因此历史将从群众的巨大显要性中解脱出来，而自由地对待自己对象的批判就向历史喝道：你应当如此这般行事！批判的法律具有回溯的作用；在批判的法律以前，历史完全不是像这些法令以后历史进行的那样行事的。因此，所谓现实的、巨大显要性的历史跟批判的历史是大有区别的。”^[1]

　　^[1] 同上书，第6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3页。】——作者原注

　　这段话说的谁呢？是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著作家呢还是以自负的态度议论这个题目即据说天主教徒把历史事变的进程想象成一种样子，清教徒想象成另一种样子，君主主义者想象成第三种样子，共和党人想象成第四种样子，因此好的主观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为自己，为自己心灵的日常生活设想出那完全适应于最好理想的那种历史的我国当代某些“社会学家”呢？难道恩格斯预见了我们俄国人郑重说出来的蠢话？一点也没有！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些蠢话，而如果他的讽刺隔了半个世纪之后击中了我国主观思想家们的要害，那么事情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情况来解释，即我国主观主义者的胡说中根本没有任何独创的东西：这种胡说不过是从它如此不成功地与之战斗的同一个“黑格尔主义”的讽刺画那里描摹下来的浅陋的“苏兹达尔式的”^[1]拓本。

　　^[1] 苏兹达尔，参看本书第275页注释②。——译者注

　　从“批判对批判”的观点看来，一切伟大的历史冲突都不外是观念的冲突：马克思指出，每当观念同作为特定时代历史进步的载体的那个社会阶层的现实的经济利益不相符合时，这些观念都“出了丑”。只有理解这些利益，才会提供理解历史发展现实进程的钥匙。

　　我们已经知道，就是法国启蒙派也没有对利益置之不顾，就是他们也愿意求助于利益来说明特定社会的特定状况。不过在他们那里，这种对利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只是意见支配世界那个“公式”的变形：他们认为，人们的利益本身也依赖于他们的意见，并且随着这些意见的变化而变化。这样解释利益的意义，乃是唯心主义运用于历史时所取得的胜利。这种解释甚至远远超过德国的辩证唯心主义，在这种唯心主义看来，每当绝对观念在其逻辑发展中需要迈出新的一步时，人们那里都会出现新的物质利益。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意义的理解则完全不同。

　　对于普通的俄国读者，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好像是对人类某种卑鄙的诽谤。在格·伊·乌斯宾斯基那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破产》中——有一位官吏夫人老太太，她甚至在临终前的谵妄中都固执地重申自己毕生卑污的规则：“很想放进荷包，放进荷包！”俄国的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似乎马克思把这个卑污的规则加在整个人类的头上；似乎他断言，人类的子孙们不管干的是什么事，他们永远地、唯一地和自觉地“很想放进荷包去”。不自私的俄国“知识分子”自然是像某位九级文官太太之“不同情”达尔文理论，同样“不同情”这类观点的，这位太太以为，这个理论的全部意义被归结为这样一个令人愤慨的论点，即据说，她，这位尊敬的官太太不过是戴着小包头帽的猴子。实际上正如达尔文没有诽谤九级文官太太一样，马克思也没有诽谤“知识分子”。

　　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应该记住在直接先行于出现马克思观点的时期哲学和社会历史科学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得出了这样的见解：“公民日常生活”——“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基础。我们又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过它这样做是违背意愿，违反自己的精神的，实在是出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不能令人满意和经不起推敲：马克思吸收了自己时代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的全部成果，关于上述结论，他完全同意法国历史学家们和黑格尔的看法。他说，我确信，“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既不能从自己固有的本性来解释，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解释，而是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公民社会’，而对公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它的经济中去寻求。”^[1]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然而特定社会的经济又依赖于什么呢？无论法国历史学家，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或者黑格尔，都未能对此作出任何满意的答复。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全都援引人的本性。马克思的伟大科学功绩就在于他从完全相反的方面去观察问题，他把人性本身看成是历史运动的永远变化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则在人之外。为了生存，人必须维持他的身体，从他周围的外部自然界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质。这种摄取活动的前提是人对这个外部自然的一定作用。然而“人在作用于外部自然时也就改变着自己的本性”。^[1]在字数不多的这句话中包含着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的本质，虽然不言而喻，这句话就其本身来说，并不能适当地说明这个理论，而是需要加以解释。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译者注

　　富兰克林曾称呼人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的使用和生产确实是人的特点。达尔文反驳那种认为只有人才能使用工具的意见他举出许多例子，证明在萌芽形态上使用工具是许多哺乳动物都固有的。而且不用说，达尔文就自己的观点而言，即在下述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声名狼藉的“人的本性”中没有任何一个特点不会在这种或另一种动物那里遇到，因此绝对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人是某种特殊的生物，可以把他划入特殊的“王国”。但是不应忘记，量的区别会转化为质的区别。在一种动物身上作为萌芽存在着的东西，可能成为另一种动物的特有的标志。关于工具的使用特别有必要这样说。大象折断树枝，并且挥动树枝来驱赶苍蝇。这是很有意思的和大有教益的。然而在“象”种发展的历史上，使用树枝同苍蝇作斗争大概没有起过任何重大的作用：大象没有因为它们那些或多或少类似象的祖先曾经挥动树枝成为大象。人则不然。^[1]

　　^[1] “工具的使用到处都是人的仅有的特点，因此在冲积层，或者在角砾岩洞穴中发现哪怕是一块人工磨制的石头就被认为这里有人生活过的充分证明。”参见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史前的人》（Prehistoric Man），第1卷，伦敦，1876年版，第151-152页。——作者原注

　　澳大利亚的野蛮人的全部生活都依赖于他的飞旋镖^[1]，如同现代英国人的全部生活依赖于他的机器一样。从澳洲人手中夺去他的飞旋镖，使他变成庄稼人，他就必然会改变自己的全部生活方式、自己的全部习惯、自己的全部思想方式、自己的全部“本性”。我们说：变成庄稼人。以农作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对自然界的生产性作用的过程不是仅仅以劳动工具为前提。劳动工具只是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资料的一个部分。所以，不说劳动工具的发展，而是一般地说生产资料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将更准确些，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发展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正是、或者至少迄今为止（在重要的化学生产出现以前）曾经是劳动工具。

　　^[1] 飞旋镖，也译飞去来器。澳洲土人打猎时用的一种镰刀形木制器具，指出后飞绕一圈，仍回到投掷者手中。后传播到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译者注

　　人在劳动工具上所获得的是会改变他的解剖学结构的似乎新的器官。从人提高到使用劳动工具以来，他就使自己的发展史面貌焕然一新：以前这种历史正如在所有其他动物那里一样，归结为他的自然器官的形态变化；现在它首先成了他的人为器官的改进史、他的生产力增长的历史。

　　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同时也是社会的动物，他们的远祖许多世代都生活在或多或少规模巨大的群集中。为什么我们祖先开始过群集的生活，在这里对我们说来并不重要，——动物学家应当说明这一点，而且正在作出说明，——不过从历史哲学的观点看来，非常重要的是指出，从人的人为器官开始在他的生存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来，他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开始随着他的生产力的发展进程而发生变化。

　　“人们在产品生产中发生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并不限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生产只有在生产者以一定方式共同活动和协调活动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相互的联系和关系，而且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内部并通过这些联系和关系，才会产生人们对自然界的进行生产所必需的那些作用。”^[1]

　　^[1]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作者原注

　　因此，人为器官、劳动工具与其说是单个人的器官，不如说是社会人的器官。这就是人为器官的任何重大变化会引起社会制度更替的原因。

　　“由于生产资料性质的不同，生产者相互间的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他们的共同活动以及他们之参与整个生产进程都会变化。随着新的作战工具的发明，随着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以及作为成员参加军队的诸个人之间发生的并因之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所有那些相互关系，都必然会发生变化；最后，各个军队整体间的相互关系也会变化。因此，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的变化和发展即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改变的。生产关系就其总和便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构成具有特定性质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便是生产关系的这样一些独特的总和，而这些种类社会组织中间每一个反过来又与人类历史中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1]

　　^[1]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487页。】——作者原注

　　没有必要补充说，人类发展的更早阶段也是生产关系的同样独特的总和。也没有必要重复说，在这些更早的阶段上，生产力的状况对人们的社会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要停下来，看一看某些乍看起来足以令人信服的反对意见。

　　第一个反对意见是这样的。

　　人们常常对马克思主义者说，谁也不否认人类历史运动中劳动工具的重要意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但是劳动工具是人发明和使用的。您自己也承认，工具的利用以相对很高的智慧发展水平为前提。在劳动工具改进过程中每迈开新的一步，都需要人类智慧作出新的努力。智慧的努力是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是结果。就是说，智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就是说，断言世界由意见支配，即由人类理性支配的那些人是对的。

　　再没有比这种批评更合乎情理的了，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毫无疑义，劳动工具的使用以智慧在作为动物的人身上的高度发展为前提。不过请看一看现代自然科学用什么原因来说明这一发展。

　　达尔文说：“如果不使用双手这个如此令人惊讶地服从人的意志的工具，人绝不会在世界上取得支配地位”。^[1]这不是新的思想，爱尔维修早就说出过这个思想。不过爱尔维修不善于坚持地站在发展的观点上，未能使自己的思想具有多少概然的形态。达尔文提出了大量论据来捍卫这一思想，虽然所有这些论据不用说只具有假定的性质，但它们总合起来却足以令人信服。达尔文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在类似人的人那里，对人的“理性”的成就具如此卓绝影响的、人现有的、完全人化的双手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的形成大概是由于地理环境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前后肢之间的生理分工变成有益的。“理性”的成就便是这种分工的遥远的后果，而且也是在良好的外部条件下，这些成就反过来又成了人类出现人为器官、使用工具的最近的原因。这些新的人为器官再次促进了人的智慧发展，而“理性”的成就重又影响了这些器官。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因和结果不断地变换位置。然而如果从单纯的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那是错误的。要使人能够利用自己的“理性”已经取得的成就来改进自己的人为工具，就是说，来增加自己对自然界的控制，他本应处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这种环境能够给他提供：（1）为这种改进所必需的材料；（2）以经过改进的工具为前提而对之进行加工的对象。在没有金属的地方，社会人的自身的理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人带出“磨石时期”；同样，为了过渡到游牧生活和农耕生活，必须有一定的动物群和植物群，没有这些动植物的存在，“理性”始终是停滞不动的。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各原始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越多，这些社会的智慧发展一定更加迅速，而他们所居住的地区的地理条件越是多种多样，即因此，一个地方生产的物品跟另一个地方生产的物品越是不相似，这些交往自然就越频繁。^[2]最后，大家知道，自然的交通道路在这方面是多么重要；黑格尔早就说过，山岳使人们隔离，河海使他们接近。^[3]

　　^[1] 达尔文：《人的由来等等》（La descendance de l’homme etc），巴黎，1881年版，第51页。【中译本参阅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作者原注
　　^[2] 在冯·马尔齐乌斯关于巴西原始居民的名著中，可以找到若干有趣的例子说明各地区表面上最无足轻重的特点对于地区居民之间相互交往的发展是何等重要。——作者原注　　普列汉诺夫指马尔齐乌斯的《关于巴西原始居民的法律状况》（Von dem Rechtsxustande unter den Ureinwohnern Brasiliens），慕尼黑，1832年版。——俄文版编者注
　　^[3] 不过关于海应当指出，它并不总是使人们接近。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中（Antropo-Geographie，斯图加特，1882年版，第92页）正确地指出，在发展的某种低级阶段，海是绝对的界限，就是说，海使得它所隔离的诸民族之间的任何交往都是不可能的。交往的可能性最初虽然完全受到地理环境种种属性的制约，但反过来，交往也给原始部落的面貌打上自己的烙印。岛上居民大不同于大陆居民。“栖息在岛上的民族在诸个别场合下完全不同于邻近大陆的民族或最接近的大岛的民族；即使在这些民族原本属于同一种族或民族集团的地方，这些民族仍然始终明显地不同于这一种族；我们要补充说，这些民族相互之间的差别，通常都要大于它们同这个种族或集团的那些生活在大陆上的相应支脉的差别。”（拉采尔：《人类地理学》，第96页）这里重复着动物物种和变种形成过程中的同一规律。——作者原注

　　地理环境对规模更大的社会的命运，对于在原始氏族组织废墟上产生的国家的命运，有同样决定性的影响。“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周围的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对某种自然力建立社会控制，以便通过有组织的人类努力而大规模地利用自然力，使它服从于人，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埃及，在伦巴第、在荷兰或者在波斯和在印度的治水的意义就是如此，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生繁荣的秘密。”^[1]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版第524-526页【中译本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562页】。在注释中马克思补充说；“在印度，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互不联系的小生产组织进行统治的自然基础之一。印度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比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更懂得这一点。”【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让我们拿下述最新研究的意见同正文中引述的马克思的意见比较一下：“在生物界给人的全部赠品中间，最有价值的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在于力量中的财富，或者说得更好些，在于激励力量的发挥。”（拉采尔：《人类地理学》，第343页）——作者原注

　　由此可见，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殊的属性，我们的类人的祖先才能提升到使他们变成制造工具的动物所必需的智慧发展的高度。完全同样的，也只有同一环境的某些特点，才会使实际运用和不断改善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有自由发展的可能 ^[1]。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必须看作常量，而把实际运用这一能力的周围的外部条件看作不断变化的量。^[2]

　　^[1] 解放后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本书中译本都在这里加了个注，根据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地理环境的错误论述，不顾普列汉诺夫的整个思想，断章取义地指责他有地理决定论倾向。其实，普列汉诺夫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学说，还明确提出了这一学说的新的基本原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生产力的“函数”，或者说，“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70页）参看拙文：“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大贡献”（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10期）、“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之反思”（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等。——译者注
　　^[2] 路·盖格尔说：“我们应当小心，不要过多地估计思考在工具起源中的作用，第一批极端重要的工具的发现，正如现代的许多伟大发现一样，自然是偶然地发生的。无疑，它们与其说是发明的，不如说是碰到的。”【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后来补充引证说：“普遍的比较表明．在发展的低级阶段上只有极少数的发明是按照预先设想的计划作出的，只有极少的发明追求着自觉的有益的目的。”参见格·潘可夫《论原始民族的经济生活》，载《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4卷，第211页】“我得出这个观点，特别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工具的名称任何时候都不是从工具的制作中发生的，它们（即名称）任何时候都没有原生的性质，而是从掌握工具的那个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例如德语中的剪刀(Scheere)锯子(Sage)、锄头（Hacke），都是剪(scheeren)、锯（sagen）、锄(hacken)的对象。语言的这个规律之所以尤其要加以注意，因为不是工其的日常应用品的名称是原生地、被动地通过它们所由以或所因以产生的那种材料或那种工作而形成的．例如作为酒具的皮囊在许多语言中最初都是指从动物身上剥下来的皮：英语slough（蛇皮）相当于德语的Schlauch；希腊语的ascos，同时是作为盛具的皮和兽皮。因此在这里，语言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称为皮囊的应用品是怎样制成的和由什么东西制造的。工具就不是这样；如果以语言为根据，工具最初完全不是制造好了的；比方偶然碰到的、而且我要说是毫不费力地加以利用的尖石，可能成为最先出现的刀子。”参见盖格尔：“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人类原始史，在语言中特别注意劳动工具的起源”（Die 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im Licht der Sprache. Mit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die Entstehung des Werkzeugs），载论文集《论人类发展史》（Zur Entwickelungs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斯图加特，1878年版,第36-37页。【这里，正文中的最后一句话仅指人类刚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曙光期。说这个时期“人制造工具的能力必须看作常量”的道理，作者已在本注释中通过引文作了说明，见本注释中译者加了着重点的那些话。至于把“实际运用这一能力的周围的外部条件看作不断变化的量”，因为这时期的原始人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迁徙，因而必须不断地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地理条件。】——作者原注

　　不同人类社会所达到的结果（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正是由周围的条件不允许不同的人类部落同样地运用自己的“发明”能力这样一种情况来说明的。有一派人类学者把上述结果的不同归之于人类种族的不同属性。不过这一派的观点经不住批判：它不过是用引证“人的本性”（在这里就是用引证种族的本性）来解释历史现象的旧手法的新变体，而且按其科学的深刻性离莫里哀那位医生的观点不远，这位医生严肃地说，鸦片催眠，因为它具有催眠的属性（种族落后了，因为它具有落后的属性）。

　　人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时也改变自己固有的本性。他发展自己的全部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然而在每一个特定时期，这种能力的水平取决于生产力业已达到的发展水平。

　　既然劳动工具成了生产的对象，制造工具的可能性本身以及改进制造过程的或高或低的水平，就完全依赖于借以造出工具的那些劳动工具了。这对任何人都是容易明白的，也是无须任何解释的。然而例如下面的情况可能初看起来完全不可理解：普鲁塔克谈到阿基米德在罗马人围困叙拉古时所作的发明时认为需要原谅这位发明者。哲学家干这号事自然有失体面，他评论说，不过阿基米德的祖国极端危急的处境说明他是正当的。试问：现在谁会想到要找理由来减轻爱迪生的罪过呢？我们现在都不认为一个人用他的才能去发明机械是可耻的，完全相反！而希腊人（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罗马人），正如您现在看到的那样，对这件事的看法则根本不同。因此机械的发现和发明在他们那里比我们这里必定进行得——而且确实曾经进行得——慢得多。这里似乎又可以得出结论说，意见支配世界。不过希腊人那里这种奇怪的“意见”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的起源不能用人的“理性”的属性来解释。只有记住希腊人的社会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社会和罗马社会曾是奴隶占有者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全部体力劳动、全部生产事务都落在奴隶身上。自由人以这种劳动为耻辱，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甚至对涉及生产过程的最重要的发明，包括对机械的发明的鄙视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普鲁塔克当时看待阿基米德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看待爱迪生的缘故。^[1]然而究竟为什么希腊建立了奴隶制度？是不是因为希腊人由于其“理性”的某些失误而认为奴隶制是最好的制度呢？不，非也。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希腊人并没有奴隶制，那时他们根本不认为占有奴隶的社会制度是天然的和必然的。后来奴隶制度在希腊人那里产生了，并且逐渐开始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时希腊公民对奴隶制的看法也就改变了：他们开始把它作为完全自然的和绝对必要的设施而坚持着。然而究竟为什么奴隶制度在希腊人那里产生了和发展了呢？大概同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上这些国家之所以产生了和发展了奴隶制度的那个原因是一样的。而这个原因是已知的：它就在于生产力的状况。事实上，为了当时把被征服的敌人变成奴隶比吃掉他对我更有利，必须使奴隶的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仅能够维持奴隶本人的生存，而是至少部分地也能够维持我的生存，换句话说，需要由我控制的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奴隶制度正是通过这扇门进入历史的。奴隶劳动很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前进得极其缓慢，不过它还是在前进，而且最后前进到这样的时刻，这时剥削奴隶劳动就没有剥削自由人的劳动那么有利。于是奴隶制度就被废除或者逐渐地衰亡。曾经把奴隶制引进历史之门的同一个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对它下达逐客令。^[2]这样，当我们回到普鲁塔克时就可以看出，他对阿基米德的发明的观点是为当时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既然这种观点对发现和发明往后的进程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更可以说，在每一个特定民族那里，在它的历史的每一个特定时期，它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都取决于所考察的时期内生产力的状况。^[3]

　　^[1] “（这个力学的）创立者是爱夫多克斯和阿尔希塔斯，他们给予几何学更加多种多样的和有趣的内容，为了这门科学直接可触摸到的和技术上重要的应用，忽略了它的抽象的和不能绘图的问题……而当柏拉图愤然地向他们指出，他们毁灭了几何学的伟大，几何学在他们手上离开了无形体的和抽象的对象而转到可感知的、需要粗糙的工匠制作的对象，于是力学从数学中被赶了出来，离开了数学，并且长时期没有受到哲学方面的任何注意，成了军事艺术的辅助科学之一（普鲁塔克：《马赛鲁斯传》，泰布涅尔版，莱比锡，1883年，第14章，第135-136页）像读者看到的，普鲁塔克的观点当时远不是新的。——作者原注
　　^[2] 大家知道，长时期以来俄国农民自己就能够拥有、而且常常拥有农奴。农奴的状况不可能使农民感到愉快。然而在俄国当时生产力状况下，任何一个农民都不会认为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积了几个臭钱的“庄稼人”同样自然而然地想起买农奴，就像罗马当年获释而自由的奴隶力求买到奴隶一样。在斯巴达克领导下起义的奴隶们同自己的主人进行了战争，但是没有同奴隶制进行战争；如果他们成功地夺得了自由，在顺利的条件下他们自己也会心安理得地成为奴隶占有者。这里不禁想起谢林的一句有新意的话：自由应该是必然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自由只有在它成为经济的必然性时才会出现。——作者原注
　　^[3] 在没有收进第2版的增补里，普列汉诺夫充分得多地发挥了这些思想（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1937年版，第209页)。——俄文版编者注

　　不言而喻，凡是我们遇到发现和发明的地方，我们也就会遇到“理性”。没有理性，发现和发明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地上出现人以前发现和发明之为不可能一样。我们叙述的这个学说一点也不忽视理性的作用；它只是力求说明为什么在每一个特定时期理性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它并不藐视理性的成就，而只是力求为这些成就找出充分的原因。

　　最近有人喜欢拿另一种理由来反对同一学说，我们且让卡列也夫先生来叙述这个理由：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作者一知半解地叙述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时说道，——恩格斯用新的看法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这些看法使得他的观点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以前他认为只有研究社会经济结构才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么后来他承认研究家庭制度也有势均力敌的意义，这种变化是在婚姻家庭关系原始形式在新观念影响下发生的，这种新观念迫使他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人类世代的再生产过程。在这方面，影响正是来自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以及诸如此类。

　　^[1] 参看《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载《欧洲通报》，1894年8月，第601页。——作者原注

　　总之，如果以前恩格斯“认为研究社会经济结构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么后来他“承认……也有势均力敌的意义”，实在说来，他已经不再是“经济”唯物主义者了。卡列也夫先生以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的口吻叙述这一事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则拿它作理由“跳着和玩着”，不过他们两人实质上说的是同样的内容，而且两人都重复着极其肤浅的德国著作家魏逊格伦在其《人类发展的规律》（Entwickelungsgesetza der Menschheit）一书中早就说过的话。

　　像恩格斯这样卓越的人物几十年来仔细地注视着当时科学的进展，因而给自己对人类历史的基本观点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补充”，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补充跟补充不同，就像“柴把儿跟柴把儿不同”^[1]一样。在这个场合，全部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观点是否由于加进来的“补充”而变化了；他是否真的被迫承认与生产的发展同时还有似乎同它“势均力敌”的另一个因素的作用？任何一个稍微愿意仔细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的人，都容易作出回答。

　　^[1] 语出莫里哀，参见《莫里哀喜剧选》（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2页。——译者注

　　大象有时挥动树枝驱赶苍蝇，达尔文说。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这些树枝在大象生活中并不起任何重要的作用，大象并不因为使用了树枝才成为大象。然而大象繁殖着。在雄象那里存在着同雌象的某种关系。在雌雄象那里存在着同子象的某种关系。显然，这些关系不是“树枝”造成的：它们是这一物种的一般生活条件造成的，在这些条件下，“树枝”的作用是如此的无限微小，以致可以毫无错误地认为它等于零。不过请设想一下，在大象的生活中，树枝开始获得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开始越来越影响到决定大象全部习惯的那些一般条件的结构，最后还影响到大象的生存本身。请设想一下，树枝终于获得了在创造这些条件的运作上的决定性影响，——那时不得不承认，它归根到底也就决定着大象同雌象和同子象的关系。那时不得不承认，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大象的“家庭”关系是独立（在这些关系同树枝的关系的意义上）发展的，不过后来到了这样的时候，它们开始由“树枝”决定了。在这种承认中会不会有什么令人奇怪的呢？根本没有，除了树枝意外地获得在大象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假设令人奇怪之外。我们自己也知道，对大象而言，这个假设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可是应用到人的历史上，事情就不同了。

　　人只是逐步地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的。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在我们的类人的祖先的生活中工具起着同样微不足道的作用，就像树枝在大象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在这个非常漫长的时间过程中，类人的雄性同类人的雌性的关系，以及他们同他们类人的子女的关系曾经取决于跟劳动工具没有任何关系的该物种的一般生活条件。那时我们祖先的“家庭”关系依赖于什么呢？这应当由自然科学家来解释。历史学家在这里暂时还无事可做。可是劳动工具开始在人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力越来越发展，终于到了这样的时刻，生产力获得对社会关系（就是说也包括家庭关系）的全部结构的决定性影响：这里就开始了历史学家的事业：他应当讲明，我们祖先的家庭关系随着他们的生产力发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为什么变化，家庭是怎样依赖于经济关系而发展的。然而明显的是，一旦他着手从事这种解释，他在研究原始家庭时不得不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要知道早在劳动工具在人类生活中获得决定性意义以前人们就繁殖了；要知道早在这个时期以前由有智能的人（homo sapiens）这个物种生存的一般条件所决定的某种家庭关系就存在了。在这里历史学家究竟必须做什么事呢？第一，他必须问自然科学家要一张这个物种的履历表，把进一步研究人的发展亲手移交给他；第二，他必须“用自己的资料”来充实这张表。换句话说，他必须研究“家庭”，比如说，在人类发展的动物时期家庭是怎样造成的，然后再讲明，在历史时期，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由于经济关系的改变，家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恩格斯所说的也不过如此我们要问：当他这样说时，他“最初”对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的观点是否有哪怕些微的改变呢？他是否除了这个因素的作用之外还认可了同它“势均力敌的”某个其他因素的作用呢？看来什么也没有改变，看来什么这样的东西也没有认可。不过如果没有，那么究竟为什么魏逊格伦先生和卡列也夫先生谈到他的观点改变了，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跳着和玩着呢？最可靠的原因是自己的轻浮。

　　我们的论敌们齐声喊道：“然而要知道哪怕在您所谓历史时期的过程中把家庭的历史归结为经济关系史也是奇怪的。”也许是奇怪的，也许是不奇怪的：对此可以争论，我们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说。而且我们不反对同你们争论，先生们，但只有一个条件：在争论中要举止严肃庄重，认真地仔细思考我们的话的意思，不要把你们自己的虚构硬加在我们头上，也不要忙着在我们这里发现无论我们这里还是我们的导师们那里都没有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的那些矛盾。同意吗？很好，请争论吧。

　　不能用经济关系的历史来解释家庭的历史，——你们说：这是狭隘的、片面的、非科学的。我们的主张则相反，我们请几位专业研究人员来仲裁。

　　日罗-泰隆的书《家庭的起源》（Les origins de la famille）你们自然是熟悉的吧？我们打开这本你们熟悉的书，在那里比如发现这样一段话：

　　“在原始部落内部（日罗-泰隆其实是说在游牧部落内部．——de la horde）产生独特的家庭集团的原因，看来是同该部落财富的增长联系着的。任何谷类植物的使用或发现，任何新种动物的驯化，都能成为野蛮社会中使面貌根本改观的充分原因：文明时代的一切伟大成就总是同居民经济生活中的深刻变化相一致的。”（第138页）^[1]

　　^[1] 我们据1874年法文版引证。——作者原注

　　几页以后：

　　“看来，从女系亲族制度向男系亲族制度的转变，特别是以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性质的冲突为标志的。”（第141页）

　　再以后：“男权占优势的家庭组织，在我看来，到处都是由如此简单和如此自发力量的作用所引起的……由所有权的作用所引起的”。（第146页）

　　你们自然知道麦克伦南认为杀死女性儿童在原始家庭历史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大家知道，恩格斯对麦克伦南的研究的态度是很否定的；然而在这种场合了解一下麦克伦南关于引起似乎对家庭历史具有如此决定性影响的杀害女童现象的观点对我们来说更为有趣。

　　“对于被敌人包围并在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只是艰难地维持其生存的部落说来，无论在防卫的意义上还是在谋取食物的意义上儿子都是力量的源泉，女儿则是虚弱的源泉。”^[1]

　　^[1] 约翰·费尔格·麦克伦南（John Ferg. Mac-Lennan）：《古代史研究——原始婚姻》（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primitive marriage），第75页。——作者原注

　　按照麦克伦南的意见，原始部落之杀害女童是什么引起的呢？生存资料不足，生产力低下，因为如果这些部落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大概不会由于害怕敌人有朝一日打来之后也许会杀害或俘虏他们的女孩而把她们杀死。

　　我们重申，恩格斯不同意麦克伦南对家庭史的观点，我们也觉得这个观点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对我们说来这里重要的是，麦克伦南所犯的罪过就是人们责备恩格斯的那个罪过：他也是在生产力的状况中去寻找家庭关系史的谜底的。

　　我们是否继续我们的摘录，是否引证李佩尔特、摩尔根呢？我们看不到有这个必要：读过他们的著作的人都知道，在这方面他们犯了像麦克伦南或恩格斯一样的罪过。在这种场合，大家知道，就是斯宾塞也不是没有罪过的，但是他的社会学观点跟“经济唯物主义”毫无共同点。

　　后面这一情况，为了论战的目的自然可以利用，并且说：嘿，看吧！这么说来，可以在这个和那个个别问题上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而不同意他们的一般历史理论！当然可以。全部问题只在于在这里逻辑在谁一边。

　　继续讲下去。

　　日罗-泰隆说，家庭的发展取决于所有权的发展。他还补充道，文明的所有一般的成就都是同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变化相一致的。读者大概自己也看出来了，日罗-泰隆使用着完全不确切的术语：在他那里，“所有权”概念似乎被“经济生活”概念所囊括。但是要知道，权是权，经济是经济，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特定的所有权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它是在特定社会经济的影响下产生的（拉萨尔说，公民权始终只是经济关系的表现），然而也许它应把自己的起源归之于任何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在这里应当继续进行分析，而不是恰恰在它获得特别深刻的、最为重要的意义这个时刻中断它。

　　我们已经看到，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们对所有权的起源问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卡列也夫先生在其论文《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中提到德国的历史法学派^[1]。我们不妨也回想一下这个学派的观点。

　　^[1] 历史法学派——十九世纪主要法学流派，首先在德国兴起。开始时代表封建贵族利益，后来逐步演变成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萨维尼、普赫塔等。历史法学派以唯心史观为基础，强调民族精神，主张继承历史传统，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译者注

　　下面就是我们这位教授关于这个学派所说的话：“当本世纪初德国产生所谓‘历史法学派’，开始把法不是看作以前的法律学家所以为的那种法律规范的不动体系，而是看作某种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着的东西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学派中就暴露出把对法的历史观点当作唯一完全正确的观点同这一领域所有其他观点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历史的观点任何时候都不允许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科学真理的存在，即不允许用新的科学的语言指称一般规律的那个东西的存在，甚至直接否定了这些规律，而和这些规律一起，用关于法对于各地条件的依赖性（即一切民族所共有的诸原则对各地条件的、自然是到处和永远都存在而并未删除的依赖性）的观念的名义否定了法的一般理论。”^[1]

　　^[1] 《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12页。——作者原注

　　在这些不多的几行文字中有很多——这怎么说呢？——比如，不正确的东西，对这些东西，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们和拥护者们会起来提出抗议的。比方他们会说，当卡列也夫先生把否定“用科学的语言指称一般规律的那个东西”加在他们头上时，那么他或者是故意歪曲他们的观点，或者是用对“历史学哲人”最有失体面的方式混淆概念，把属于法的历史管辖的那些“规律”同决定各民族历史发展的那些东西混为一谈：各民族历史发展顺序种种规律的存在，历史法学派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要去否定，它正是力求发现这些规律，虽然它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它失败的原因本身却是极有教益的，而如果卡列也夫先生费些力气对这原因仔细思考一下，那么——谁知道呢？——也许他最终会弄清“历史过程的本质”。

　　在十八世纪，人们曾经倾向于用“立法者”的活动来解释法的历史。历史法学派猛烈抨击了这一倾向。萨维尼还在1814年就这样表述了新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总和归结为以下所述：任何法都产生于按照通用的、不是完全确切的用语被称为习惯法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任何法开始都是由人民的习惯和信念产生的，后来则仅仅为法律学所产生了；由此可见，它到处都是由内部的不知不觉起作用的力量创造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个人意愿所创造的”。^[1]

　　^[1] 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D.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论我们时代对立法和法科学的使命》（Vom Beruf unserer Zeit fur Gesetzgebung und Rechiswissenschafts），海德堡，1840年第3版（1814年第1版），第14页。——作者原注

　　萨维尼后来在其名著《现代罗马法制度》（System des heutigen romischen Rechts）中发挥了这个观点。他在这里说：“实在法活在人民的普遍意识中，因此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人民法……然而这无论如何不应当同时理解为法是由人民中间单个的成员按照他们的个人意愿创造的……实在法是由人民中间单个成员身上活跃着和作用着的人民精神创造的，因此实在法并非偶然地而且是必然地成为各个单个人物意识中的同一个法”。^[1]

　　^[1] 《现代罗马法制度》，第1卷，柏林，1840年版，第14-15页。——作者原注

　　萨维尼继续道：“如果我们对自己提出国家起源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像解释一般说来法的起源那样力求高度必然地用内在可塑力的作用来解释它；而且我们不仅一般地谈到国家的存在时这样说，而是谈到国家在每一个别民族那里所采取的那个特殊形态时也这样说。”^[1]

　　^[1] 《现代罗马法制度》，第1卷，柏林，1840年版，第22页。——作者原注

　　法也像语言一样是“以看不见的方式”产生的，它不是作为“抽象的规则，而是作为处于有机联系中的诸法律制度的生动观念”，活在普遍的人民意识中，所以，一旦这里有必要，抽象的规则就会“通过某种人为的过程”，以自己的逻辑形式，从这个普遍观念中分离出来。^[1]

　　^[1] 《现代罗马法制度》，第1卷，柏林，1840年版，第16页。——作者原注

　　对我们说来这里跟历史法学派的实际意图没有任何关系；至于这一学派的理论，那么，根据上面引用的萨维尼的言论，我们已经可以说，这个理论是：

　　（1）对于十八世纪流行的、认为法由各个单个人物（“立法者”）的个人意愿所创立的那个观点的回应；企图为法的历史找出科学的解释，把这段历史理解为必然的，因而是合乎规律的过程；

　　（2）企图从彻底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解释这一过程：“人民的精神”、“人民的意识”是历史法学派上诉的终审法院。

　　在普赫塔那里，这个学派的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普赫塔那里，正如在萨维尼那里一样，原始法就是习惯法。然而习惯法是怎样产生的呢？常有人说这样的意见，习惯法是生活实践创立的，但这只是对人民概念起源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个别场合。“正确的恰恰是相反的观点：生活实践只是最后的因素，其中表现着和体现着已经产生的、活在特定民族儿孙们信念中的法。习惯只有在信念由于习惯而变得更自觉和更牢固的那种意义下才会影响信念”。^[1]

　　^[1] 《法制概论》（Cursus der Institutioner）第1卷，莱比锡，1841年版，第31页。在附注中普赫塔强烈地抨击力图调和关于法的起源的对立观点的折衷论者．一想起普赫塔这样一些话，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难道他预见了卡列也夫先生会出现么？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说．在普赫塔时代的德国，那里的折衷论者是足够的：别的怎么样不敢说，这类聪明人却到处和永远都多得不可胜数。——作者原注

　　总之，人民对这一或另一法律制度的信念的创立，是不依赖于生活实践的、是早于“习惯”的。这个信念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人民精神深处产生的。特定民族那里的这一信念的特定风格，由特定民族精神的特点来解释。这是很含混的，含混得这里连科学解释的迹象也没有。连普赫塔本人也感到，这里情况不太妙，于是他竭力用这样的议论来修补它：“法是通过看不见的途径产生的。谁会主动来仔细观察导致特定信念的产生、导致它的萌芽、它的增长、它的繁荣、它的出现的那些途径呢？那些着手做这件事的人大部分是从错误观念出发的”。^[1]

　　^[1] 《法制概论》（Cursus der Institutioner）第1卷，莱比锡，1841年版，第28页。

　　“大部分……”。就是说，也还有这样的研究者，他们的出发观念是正确的。这些人关于人民法观点的起源得出了哪些结论呢？当然啦，这对普赫塔始终是秘密，因为他除了空洞地援引人民精神的属性以外，没有前进任何一步。

　　上面引用的萨维尼关于法不是作为抽象规则而是“作为处于有机联系中的诸法律制度的生动观念”活在普遍的人民意识中的见解，也没有说明任何问题。而且不难理解，究竟是什么使得萨维尼告诉我们这个有些紊乱的看法。如果我们假定法“作为抽象规则”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那么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就会同法律学家们的“普遍意识”发生冲突，他们都很好地懂得人民是多么难以掌握这些抽象的规则，而第二，我们的法的起源理论就会具有极端不可思议的风貌。结果就会是，组成特定民族的人们，在互相加入任何实际关系之前，在获得任何生活经验之前，都给自己制定一定的法概念，并像徒步旅行者储备面包干一样把这些概念储存起来，然后他们才投身生活实践领域，踏上历史的途程。这自然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于是萨维尼便来取消“抽象的规则”：法不是作为一定的概念存在于人民意识中的；法不是现成结晶体的集合，而是多少饱和的溶液。“一旦这里有必要”，就是说，一旦同生活实践接触，从这个溶液中就会沉淀出必需的法律结晶体。这种手法不是没有一点自己的机智，然而不言自明，它丝毫不会使我们接近对现象的科学解释。

　　举个例子。

　　在爱斯基摩人那里，用茵克的话说，几乎没有正规的财产；然而如果可以说得上是财产的话，他计算有三种：

　　“（1）属于几个家庭的联盟的财产，如冬季的住所……

　　（2）属于一个或者最多三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财产，比方夏天的帐篷和一切属于家什的东西，如：灯、大圆桶、木盘、石盆等等；用来运输所有这些包括帐篷、狗拉雪橇在内的东西的小船或大皮船，……最后，全部冬季食物……

　　（3）个人的私有财产……衣服、武器和工具，或者一切个人使用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被加上同它们的所有者的某种很像灵魂和肉体之间的联系的神秘联系。把这些东西借给任何其他人都不合乎习惯。”^[1]

　　^[1] 亨利·茵克博士（Dr. Henry Rink）：《爱斯基摩人的传说和传统》（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skimo），第9、30页。——作者原注

　　我们力图从旧日历史法学派的观点来设想一下这三种财产的起源。

　　既然，按普赫塔的话说，信念先于生活实践，而不是在习惯的基础上生长的，那就应当假定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爱斯基摩人住在冬季的房屋以前，甚至在开始建造这些房屋以前，就得出了一旦他们有冬屋它们就会属于几个家庭的联盟的信念：我们的野蛮人恰恰同样确信，一旦他们有夏天的帐篷、大圆桶、木盘、小船、盆、雪橇和狗，那么这一切就都要成为一个家庭或者最多三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财产；最后，他们对衣服、武器和工具应当成为个人财产，甚至不应当把这些东西借出去，也是同样坚信的。对此我们补充说，大概所有这些“信念”都不是作为抽象规则存在的，而是“作为处于有机联系中诸法律制度的生动观念”存在的，而后，“一旦这里有必要”，即随着同冬季的房屋、同夏天的帐篷、同大圆桶、同石盆、同木盘、小船、雪橇和狗的接触，爱斯基摩人的习惯法规范就以其或多或少的“逻辑形式”从法概念的这个溶液中沉淀下来了。上述法溶液的诸属性就为爱斯基摩人的精神神秘属性所决定了。

　　这根本不是科学的解释；这是纯粹的废话（Redenstarten），如德国人所说。

　　历史法学派的拥护者们所坚持的那个唯心主义变种，在说明社会现象的事业上比深刻得多的谢林和黑格尔唯心主义更加站不住脚。

　　科学是怎样从唯心主义所陷入的那个死胡同中走出来的呢？让我们听听现代比较法学最卓越的代表之一马·柯瓦列夫斯基先生的意见。

　　柯瓦列夫斯基先生指出原始部落社会生活带有共产主义的烙印，他（请听，瓦·沃先生：这也是“教授”）说：

　　“如果我们问一问自己这种制度的真实基础，如果我们想弄清曾经迫使我们的原始祖先、而且现在还在迫使现存的野蛮人坚持或多或少表现显著的共产主义的那些原因，我们就特别要弄清原始的生产方式。因为财富的分配和消费要由财富的创造方式来决定。对于这个问题民族学是这样说的：渔猎民族之谋取食物通常是大群大群地进行的……在澳大利亚，猎取袋鼠是由几十甚至几百土人组成的武装队伍进行的。在北方诸国猎取鹿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毋庸置疑，一个人不可能单独地维持自己的生存;他需要援助和支持，而联合起来则会大大加强他的力量……因此我们把社会生产以及作为它的必然的天然结果的社会消费看作社会发展的基础。民族学有很多的事实证明这一点。”^[1]

　　^[1] 马·柯瓦列夫斯基（M. Kovalevsky）：《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Tableau des origin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52-53页。在已故的尼·齐别尔的《原始经济文化概述》一书中读者可以找到许多事实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占有方式为生产方式所决定。——作者原注

　　柯瓦列夫斯基先生援引勒米尼埃关于私有制从个人的自我意识中发生的唯心主义理论时继续道：

　　“不对，事情并非如此。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原始人才想到个人占有用来作为他的武器的、经过砍削的石头或用以遮身的兽皮。他得出这个想法是由于把他个人的力量应用于对象生产的结果：他用作斧子的石头是他用自己的双手砍削的。在他同无数同伴一起从事的狩猎中，他给了野兽最后一击，因此这个野兽的毛皮就成了他个人的财产。野蛮人的习惯法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准确性。它关切地规定，比方说，被追击的野兽落到了两个猎手的共同打击之下，这时兽皮就判给发出的箭深入到靠近心脏部位的那个猎手。野蛮人习惯法也规定在已经受伤的野兽被偶然遇到的猎手打死的那个场合下怎么办。个人劳动的使用合乎逻辑地因之也就产生个人的占有。我们可以通过全部历史仔细研究这个现象。谁种了果树，谁就是果树的所有者……后来，夺得某种虏获物的战士就成了这虏获物的绝对所有者，所以他的家庭对这虏获物已经没有任何权利；同样情况，祭司的家庭对于信徒们供献的那些牺牲也没有权利，这些牺牲归入祭司的个人财产。这一切同样清楚地为印度的法律以及南方斯拉夫人、顿河哥萨克或者古代爱尔兰人的习惯法所证实。而且重要的恰恰是不要弄错作为运用个人的努力来获取某种对象的结果而出现的这种占有的真正原则。实际上，当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同他身边的人们的帮助结合起来时……获得的对象已经不成为私有财产了”。^[1]

　　^[1] 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95页。在已故的尼·齐别尔的《原始经济文化概述》一书中读者可以找到许多事实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占有方式为生产方式所决定。——作者原注

　　在上述一切之后就容易理解，最先成为个人占有对象的是武器、衣服、食物、装饰品等等。“从一开始驯化动物的时候起，狗、马、猫、役畜就成了个人占有物和家庭占有物最重要的资源”。^[1]然而生产组织继续影响占有方式到何种程度，比如这样的事实可作说明：在爱斯基摩人那里，捕鲸是在大舢板上由大队的人群进行的；用于这个目的的舢板是社会财产，而用来运输归家庭所有的物品的那些小舢板则属于各个单个家庭或者“最多三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

　　^[1] 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57页。——作者原注

　　从农业出现以后，土地也成了占有的对象。成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是多多少少大规模的血缘联盟：这自然是社会占有的形态之一。怎样说明这种占有的起源呢？柯瓦列夫斯基先生说：“我们觉得，它的原因就在某个时候曾经导致占有大部分动产的同一社会生产中。”^[1]

　　^[1] 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93页。——作者原注

　　不用说，私有财产一旦产生，就会同比较古老的社会占有方式发生矛盾。凡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诸个体的努力”开辟着日益广阔的场所的地方，社会财产就会相当迅速地消失，或者会在可谓残存的制度的形态下继续自己的存在：下面我们会看到，原始的社会所有制的这一瓦解过程，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按其自然的、物质的必然性，理应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我们只要指出现代法学的那个普遍结论：法的概念——即法的信念，像普赫塔会说的那样——到处都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谢林当年说过，磁性现象应当理解为“主观的东西”之深入“客观的东西”。为法的历史寻找唯心主义解释的一切企图都不过是唯心主义自然哲学的补充、“Seitenstuck”^{[对应物、补足物]}。这依然是对自满自足、自我发展的精神这个题目的那种有时光辉机智然而始终任凭臆断始终没有根据的议论。

　　法的信念光凭这样一点就不可能产生在生活实践之前：如果它不是从生活实践中生长出来的，那么它的出现就会是完全没有原因的。爱斯基摩人之所以赞成个人占有衣服、武器和劳动工具，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这种占有方便得多，而且是事物的性质本身所暗示的。为了学会好好地掌握自己的武器、自己的弓或飞旋镖，原始猎人应当适应它，好好地研究它的全部个别的特点，并且尽可能使它适应自己本身的个人特点。^[1]私有财产在这里比任何其他占有形态都要理所当然得多，所以野蛮人才“确信”它的好处：他，像我们所知道的，甚至认为个人劳动的工具和武器同它们的所有者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不过他的信念是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生长的，而不是产生在生活实践之前，也不应当把信念的起源归因于他的“精神”属性，而要归因于他所接触的那些事物的属性，以及归因于在他的生产力的特定状态下对他说来必不可免的那些生产方式的性质。

　　^[1] 大家知道，猎人和他的武器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所有原始部落那里都是存在的。马尔齐乌斯谈到巴西原始居民时说，“猎人不应使用任何别人的武器”，同时他还说明这些野蛮人的这种“信念”是从哪里来的：“特别是那些用气管射击的野蛮人断言，外地人使用这武器，会把它弄坏的，所以他们不让它离开自己的手”。参见《论巴西土著人的法律关系》（Von dem Rechtszustande unter den Ureinwohnern Brasiliens），慕尼黑，1832年版，第50页。“使用这种武器（弓和箭）需要很高的技能和不断的练习。旅行者报道说，凡是野蛮民族使用武器的地方，小孩们已经用儿童用的武器进行练习射击了”。参见奥斯卡尔·佩舍尔（Oskar Peschel）：《民族学》（Volkernunde），莱比锡，1875年版，第190页。——作者原注

　　原始法中存在着的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表明，生活实践在何等程度上先于法的“信念”。生产方式改变了，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也就跟着改变了，生活实践改变了，而“信念”却保存其旧日的形态。信念和新的实践相矛盾，于是就出现虚构的东西、象征性的标记和行为，它们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形式上消除这个矛盾。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后，矛盾被根本上消除：在新的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法的信念。

　　确认特定社会中出现对这些或另一些对象的私人所有制，不足以用来规定这个制度的性质。私有制总是有界限的，这些界限完全依赖于社会的经济。柯瓦列夫斯基先生说：“在野蛮状态下，人占有的只是直接对他有利的事物。多余的东西，即使是他双手劳动所得，他通常也是无偿地让给其他人：家庭的或氏族的或部落的成员”。茵克关于爱斯基摩人所说的话是完全一样的。^[1]在野蛮民族那里，这些制度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用柯瓦列夫斯基先生的话说，它们应把自己的起源归因于野蛮人不知道储蓄。^[2]这个不十分明确的用语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因为庸俗经济学家们过分滥用了它。然而我们这位作者在什么意义下使用这个用语则是明白易懂的。原始民族确实不知道“储蓄”，原因简单，因为他们实行储蓄是不方便的，干脆地说，是不可能的。被杀死的野兽的肉基本上不能“储蓄”：肉会变坏，那时就完全不宜于食用了。当然，如果可能把它卖掉，那么把卖得的钱币“储蓄起来”是很容易的。然而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钱币还不存在。所以，原始社会经济本身给“节约”精神的发展规定下有限的空间。况且，今天我有幸杀死一头大动物，于是我把它的肉分给其他的人们，而明天（狩猎是不可靠的事情）我空手回来时，我们氏族的其他成员就会把猎获物分给我。这样，作为类似相互保险的某种东西的分享的习惯出现了，没有这种保险，狩猎部落的生存是完全不可能的。最后不要忘记，在这些部落那里私有财产只存在于萌芽状态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公有财产；在这个基础上生长的习惯和风俗反过来限制着私有者的个人意愿。信念在这里也是跟随在经济后面的。

　　^[1] 指亨利·茵克：《爱斯基摩人的神话和传说，附及他们的习惯、宗教、语言和其他特征简述》（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skimo with a sketch of their habits, religion, language and other pecliarities），爱丁堡和伦敦，1875年版。——俄文版编者注
　　^[2] 指亨利·茵克：《爱斯基摩人的神话和传说，附及他们的习惯、宗教、语言和其他特征简述》，爱丁堡和伦敦，1875年版，第56页。——作者原注

　　洛贝尔图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喜欢引用的那个例子说明人们的法概念同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的联系。大家知道，古代罗马著作家们强烈地抨击了高利贷。卡托监察官认为高利贷者比小偷坏两倍（老头子【按：指洛贝尔图斯】也这样说：等于两倍）。在这方面基督教神父们同异教的著作家们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值得注意的事情！——无论这些人或那些人都抨击货币资本产生的利息。对于实物借贷和这些借贷带来的暴利，他们的态度就无比的温和。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因为正是货币的、高利贷的资本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骇人听闻的破坏，因为正是这种资本“毁灭了意大利”。法的“信念”在这里也是同经济携手并进的。

　　波斯特说：“法是必然性或者确切说是需要的纯粹的产物。我们徒然在法中寻找任何理想的基础”^[1]。如果我们这位学者没有暴露出相当大的和按其后果很有害的概念混淆，我们就会说，这完全符合现代法科学的精神。

　　^[1] 阿尔贝·波斯特博士（Dr. Alb. Herm Post）：《法的起源。普遍比较法科学导论》（Der Ursprung des Rechts. Prolegomena zu einer allgemeinen vergleichenden Rechtwissonschaft），奥登堡，1876年版，第25页。——作者原注

　　一般说来，任何社会联盟都力求制定出这样的法系统：它最好地满足这个联盟的需要，它是特定时期有利于这个联盟的。法设施的特定总和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的这一情况，无论如何不会取决于任何什么“理想”或任何什么人的“理想”的属性：它取决于，像我们看到了的，那些生产方式，取决于人们之间那些由这些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相互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法没有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基础，因为法的基础始终是现实的。然而任何特定法系统的现实基础并不排除来自特定社会成员方面的对待这个系统的理想态度。整个说来社会只会从社会成员对待特定法系统的这种态度中获得益处。相反，在社会的过渡时期，当社会中现存的法系统已经不能满足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生长出来的社会需要时，居民中的先进部分就可能而且定会把比较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设施系统理想化。法国文献充满着对事物来临的新秩序的这种理想化的例子。

　　法之起源于“需要”只有在习惯于把需要划入粗俗的物质领域并将这一领域同“纯粹的”、异于任何需要的“精神”对立起来的那些人的观念中才会排除法的“理想的”基础。在现实中只有那种对人们有益的东西才是“理想的”，而且任何社会在制定自己的理想时都仅仅以自己的需要为指导。这个毋庸置辩的普遍规则中的一些表面上的例外，可以用社会理想往往由于社会的发展而落后于新的社会需要来解释。^[1]

　　^[1] 波斯特正是属于还远没有同唯心主义断绝关系的人们之列。例如他认为氏族联盟适合于狩猎生活和游牧生活；随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定居生活的出现，氏族联盟就让位于“Gaugenossenschaft”（我们可以说：邻居公社）。一个人不在别的东西中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寻找说明社会关系史的钥匙，看来是明显的？在一些个别场合，波斯特几乎总是相信这种方向正确。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把“活在人身上的永恒的创造精神”看成法的历史的基本原因。这个人似乎是为了使卡列也夫先生高兴而故意创造出来的。——作者原注

　　社会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状况的意识越来越深入现代社会科学，尽管许多学者有不可避免的折衷主义，尽管他们有唯心主义的偏见。“正如比较解剖学将拉丁谚语‘睹爪知狮’提升到科学真理的水平，民族学也可以从特定民族的武装准确地推断出该民族的文明程度”，——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奥斯卡尔·佩舍尔说^[1]，——“社会的分化同食物的谋得方式最紧密地联系着。在人与人相结合的一切地方都出现某种权力。在巴西流浪的狩猎游牧人群中社会的束缚最为薄弱。然而他们也不得不捍卫自己的领域，而且他们至少需要一个军事首领……游牧部族大都处在父权制统治者的权力之下，因为畜群通常是属于一个主人的，与他同部族的人们或者先前独立后来却贫困了的畜群所有者都侍奉他。游牧生活方式多半（虽然不是唯一）习惯于民族大迁徙，像在旧大陆北部以及南部非洲；相反，美洲的历史只知道野蛮的狩猎部族偶然攻击引起他们兴趣的开化民族的田野。整个民族离开自己先前居住的地方以后，只有带着自己的、一路给他们提供必不可少的食物的畜群才能进行大规模的、长时期的远征。此外，草原畜牧本身就促使牧场的变更。跟定居的生活和农耕一起立即出现了利用奴隶劳动的企图……奴隶制迟早就导致暴政，因为有最大数量奴隶的人可以借助他们使最弱小的人们服从自己的个人意愿……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分是社会等级区分的开始”。^[2]

　　^[1] 《法的起源。普遍比较法科学导论》，第139页。——当我们摘引这段话时我们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会从自己的座位上迅速站起来喊道：“我可以对此进行争论：中国人可以用英国的枪械武装起来。允不允许根据这些枪械判断中国人的文明程度呢”很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英国人的枪械推论出中国人的文明是不合逻辑的；从这些枪械推论出的正是英国人的文明。——作者原注
　　^[2] 《法的起源。普遍比较法科学导论》，第252-253页。——作者原注

　　在佩舍尔那里有许多这类议论。其中一些是完全公正的和很有教益的，对另一些“可以争论”，不是只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人。不过在这里对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细节，而是佩舍尔思想的一般倾向。而这个一般倾向同我们在柯瓦列夫斯基先生那里已经看到的那个倾向完全一致：他在生产方式中，在生产力状况中寻找法的历史，甚至整个社会制度的解释。

　　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早就坚决地建议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去做的事情。《政治经济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那篇著名序言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不是全部（读者下面会看到，为什么我们说：不是全部），也就在这里。这篇序言在我们俄国这么不走运，读过它的原本或摘要的大多数俄国著作家都如此可怕如此奇怪地不理解它。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遇到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1]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黑格尔讲到谢林时说，在这位哲学家那里，体系的基本命题仍然是没有得到发挥的，而且绝对精神像手枪发射那样突如其来地出现。^[1]当中等的俄国知识分子听说，在马克思那里，“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基础”（另一些人简单地说：“归结为经济的东西”）时，他感到迷惑，仿佛他耳边突然手枪发射：“干吗归结为经济的东西呢？”——他厌倦而狐疑地问。“当然，经济的东西也重要（特别是对于贫困的农民和工人）。不过要知道，智能的东西也同样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对于知识分子）”。我们希望上面的叙述已经向读者表明，中等俄国知识分子的狐疑之所以发生在这种场合只是因为他这个知识分子对他认为“特别重要的”“智能的东西”总是有点漠不关心。当马克思说“公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它的经济中去寻找”时，他根本没有想到用突如其来的发射使学术界困惑不解：他只是对于整个世纪以来折磨着善于独立思考的头脑的那些“老大难问题”作出了直率的和确切的回答。

　　^[1] 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页。——译者注

　　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彻底发挥他们的感觉论观点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具有其全部思想、感觉和意愿的人乃是他周围社会环境的产物。为了进一步把唯物主义观点运用于人的学说，理应解决究竟什么东西制约着社会环境的结构以及社会环境的发展有哪些规律的问题。法国唯物主义者不善于回答这个问题，从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惯例，回到旧时的、他们如此猛烈指责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说，环境由人们的“意见”所创造。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不满足于这个肤浅的回答，给自己提出了分析社会环境的目的。他们分析的结果是那个对科学说来极其重要的结论：政治结构生根在社会关系中，而社会关系是由所有制的状况决定的。同这个结论一起，在科学面前产生了一个如果不加以解决科学便不能前进的新问题：所有制状况又取决于什么？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结果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不得不用根本说明不了任何东西的关于人性的属性的种种看法来避开问题。跟他们生活和活动在同一时代的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谢林和黑格尔——已经清楚地懂得人性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黑格尔尖刻地嘲笑了这个观点。他们都懂得解释人类历史运动的钥匙应当在人的本性之外去寻找。这是他们作出的巨大功绩，然而要使这一功绩成为对科学充分富有成效的东西，理应指出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这把钥匙。他们是在精神的属性中，在绝对观念的发展的逻辑规律中寻找钥匙的。这是伟大的唯心主义者们的根本错误，这一错误转弯抹角地使他们回到人性的观点，因为绝对观念——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无非是我们的逻辑思维过程的化身。马克思的天才发现改正了唯心主义的这一根本错误，从而给予它以致命的打击：所有制的状况，而同它一起的还有社会环境的全部属性（在关于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不得不承认“所有制状况”的决定性意义），不是由绝对精神的属性决定的，也不是由人性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即在自己为生存而进行斗争中彼此必然发生的那些相互关系所决定的。人们常常把马克思比之于达尔文。这种比拟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卡列也夫先生及其同伙产生止不住发笑的心情。下面我们将说明应该在怎样的意义上理解这个比拟，不过许多读者大概无须我们提醒也都看到了这一点；现在，请我国的主观思想家们别介意，我们来作另一番对比。

　　在哥白尼以前，天文学曾教导说，地球是不动的中心，太阳和其他星球围绕地球旋转。用这种观点不可能说明天体力学的许多现象。这位天才的波兰人从完全相反的方面着手说明这些现象：他假定，不是太阳绕地球旋转，而是相反，地球绕太阳旋转，于是正确的观点找到了，于是哥白尼以前弄不明白的事情中许多东西开始弄明白了。——马克思以前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们从人性概念出发，因此人类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始终不可能解决。马克思的学说对事态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当人为维持自己的生存——马克思说过——而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时，他也就改变着自己的本性。^[1]所以，对历史发展进行科学解释的事业应当从完全相反的一端开始：应当弄清楚，人通过生产而作用于外部自然界的这一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按其对科学的巨大重要性来说，可以大胆地拿这一发现同哥白尼的发现相提并论，以及同最伟大的、最富有成效的科学发现相提并论。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译者注

　　老实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科学比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学更加没有坚实的基础。法国人过去和现在都把有关人类社会的一切科学称作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精神的和政治的科学）^[1]，以别于“sciences”这个本来意义下的“科学”，人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sciences”是唯一确切的科学。同时必须承认，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科学不是也不可能是确切的。当学者们把人的本性看作最高审判庭而向之上诉时，他们就必然要用人们的观点、人们的自觉活动来说明他们的社会关系；然而自觉的活动乃是人的这样一种活动，它必然要被人看成是自由的活动。可是自由活动是排斥必然性概念即规律性概念的，而规律性则是对现象的任何科学解释的必然基础。自由观念排挤了必然性概念，从而妨碍了科学的发展。这种谬误的见解到现在为止可以异常明白地在“主观的”俄国著作家们的“社会学”著作中看到。

　　^[1] 这里的“精神科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译者注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自由应当成为必然性。由于排挤了必然性概念，自由观念本身就变成极端暗淡而且很少令人快慰的东西。从大门赶出去的必然性从窗口飞了进来；研究者们从自由观念出发，时时刻刻都碰到了必然性，而且终于只得伤感地承认必然性的注定不幸的、无法抗拒的、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住的作用。使他们觉得惊奇的是，自由原来是孤立无援和不可救药的终身纳贡者，是盲目的必然性手中无能为力的玩具。而且最清楚最高尚的唯心主义头脑有时产生过的那种悲观失望真是令人感动。“已经有几天了，我每分钟都握着笔，——乔治·毕希纳说，——可是写不出一个字。我研究了革命的历史。我感到了自己仿佛被令人恐怖的历史宿命论所压倒。我在人的本性中看到叫人厌恶的平庸，在人类的种种关系中看到一般说来属于所有人个别说来不属于任何人的、不可克服的力量。个别人物只是浪潮表面的泡沫，伟大只是偶然，天才的权力只是木偶似的恶作剧、反对铁的规律的可笑的企图，这种规律充其量只能认识，却不能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1]可以说，就是为了避免其实完全合乎规律的悲观失望的这些发作，值得哪怕暂时离开旧观点和试图放弃自由，以便向这个嘲笑自由的必然性本身求诉；应当再一次重新审查唯心主义辩证法家已经提出的关于自由是不是从必然性中产生，这个必然性是不是构成人类自由唯一坚实的基础、唯一可靠的保证和必不可少的条件的问题。

　　^[1] 载1833年给未婚妻的一封信。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的注释：这不是曾经宣传“一般哲学意义下”的唯物主义的那个毕希纳；这是他早已故去的兄弟、著名悲剧《丹东之死》的作者。——作者原注

　　我们会看到，在马克思那里这种企图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不过我们预先要力求弄清楚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以便我们对这些观点没有留下任何误解。

　　在生产力特定状况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在人们的法的概念中和在或多或少“抽象的规则”中，在不成文的习俗和成文的法律中得到自己的观念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对我们说来已经没有必要了：现代的法科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替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读者尽可以回忆一下柯瓦列夫斯基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然而不妨从另一方面，即从下述方面看看这个问题。一旦我们弄清楚了人们的法概念怎样由他们的生产关系所创造，我们就不会对马克思下面的话感到惊奇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即决定他们的社会生存形式），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至少对意识的一个领域，事情确实如此以及为什么如此。接下来我们只要解决，事情是否永远如此，以及如果是的话，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永远这样？暂时我们只讲到那些法概念。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社会生产力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便同这个社会中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者用法律的语言说，同生产力一直在其内部发展着的所有制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1]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译者注

　　动产和不动产的社会所有制，其产生是由于它对原始生产过程是适合的，尤其是必要的。它维持着原始社会的生存，它促进原始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人们坚持这种所有制，他们认为它是自然的和必然的。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所有制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之内，生产力发展到为运用个人的努力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园地。现在社会所有制在某些场合变成对社会有害了，它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它就让位于个人的占有：在社会的法设施中进行着或多或少迅速的变革。这种变革必然引起人们的法概念中的变革：以前认为只有社会所有制才对头的人们，现在开始觉得在某些场合个体占有更好些。其实，不，我们说得不准确，我们描述为两个个别过程的，乃是完全不可分离的东西，只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关系理应改变，而且这些新的实际的关系表现在新的法概念中。

　　卡列也夫先生硬要我们相信，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时也像唯心主义一样是片面的。按照他的意见，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只是完全的科学真理发展中的“契机”。“跟随第一个契机和第二个契机之后应该出现第三个契机：正题和反题的片面性在作为完全真理的表现的合题中找到自己的调和”。^[1]这将是很有趣的综合。“这种综合会是什么呢？——教授先生补充道，——我暂时不来说。”可惜呀！幸而我们这位“历史学哲人”并不很严格地遵守他自己给自己规定的这条沉默的戒律。他立刻使人们懂得，这一完全的科学真理是什么以及从哪里生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真理最后将为文明人类所理解，不过暂时只有卡列也夫先生知道。它是从以下的见解中产生的：“每一个人类个体都由肉体和灵魂组成，过着双重的生活——物理生活和心理生活，在我们面前他不是仅仅出现为具有其物质需要的肉体，也不是仅仅出现为具有其智力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灵魂。无论在人的肉体那里还是人的灵魂那里都有自己的需要，这个需要寻求着自己的满足，并且使单个的人处于对外部世界即对自然界和对其他人们也就是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关系中，而且这些关系都是双重种类的”^[2]。

　　^[1] 《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6页。——作者原注
　　^[2] 《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7页。——作者原注

　　说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这个“合题”是公正的，不过已经不那么很新鲜了：如果教授先生懂得近代哲学，那么他应该知道，关于它，关于这么一个“合题”，近代哲学史在整整几个世纪的流程中已经说得舌敝唇焦了，却并未能以应有的方式对付得了。而且如果他想用这个合题替他揭示“历史过程的本质”，那么瓦·沃先生本人应当会同意，他的“教授”遇到某种不顺手的事，而且不是卡列也夫先生注定会成为“历史哲学”的斯宾诺莎。

　　随着引起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关系发生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全部所有制关系也在变化。不过要知道，基佐早就告诉过我们，政治结构生根在所有制关系中。这一点完全为现代科学所证实。血缘联盟之让位于地域联盟正是由于所有制关系中产生的变化。多少庞大的地域联盟之融合为被称作国家的机构，也是由于所有制关系中已经发生的变化，或者由于社会生产过程的新的需要。这一点例如对于东方各大国是很好地弄清楚了的。^[1]这一点对古希腊罗马各国也是同样好地弄清楚了的。^[2]而且一般说来，对任何特定的、关于其起源我们有足够知识的国家，都不难指明这一点。这里只需要不有意无意地使马克思的观点变成狭隘的。我们想说的意思有如下述。

　　^[1] 参看已故的列·梅契尼柯夫论《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河流》*一书．在这本书里，作者实质上只是总结了最权威的历史学家例如勒诺尔芒得出过的那些结论。埃利泽·邵可侣在该书序言中说，梅契尼柯夫的观点构成科学史上的一个时代。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观点不是新的：黑格尔早就以最确定的方式发表过它。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如果彻底坚持它，科学得到的好处将是异乎寻常之多的。——作者原注　　*：普列汉诺夫讲的是列·伊·梅契尼柯夫的著作《文明和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La civilisation et les grands flerves historiques），附埃利泽·邵可侣的序言，巴黎，1889年版。苏联“劳动之声”版，1924年。【对于这本书的评价请看本书附录四。】——俄文版编者注
　　^[2] 参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一书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作者原注

　　生产力的特定状况制约着特定社会的内部关系。不过要知道，这种状况也制约着特定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外部关系。在这些外部关系的基础上，社会出现新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生长出新的机构。如果用肤浅的观点看问题，各个社会的相互关系看起来似乎是一系列同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正是经济，经济既决定各氏族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实在的（而不是仅仅外部的）根据，也决定这些关系的结果。生产力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自己的武装系统、自己的战术、自己的外交、自己的国际法。自然可以指出，在许多场合下国际冲突同经济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马克思的信徒中间没有人会想要对这些场合的存在提出异议。他们只是说：不要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要更深入些，要问问自己，特定的国际法生长在什么基础上？某种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是什么造成的？——于是您最终要转到经济上。诚然，考察各个个别场合是有困难的，因为参加斗争的往往是经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各个社会。

　　不过在这里眼光敏锐的论敌们异口同声地打断我们。“好，——他们喊道，——假定政治关系生根在经济关系中。可是一旦有了政治关系，这些关系——不管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关系。所以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而且除了相互作用什么都没有。”

　　这个反对意见不是我们虚构的。下面这桩“真实事件”说明“经济唯物主义”的论敌们对这个反对意见珍视到何等程度。

　　马克思在自己的《资本论》中引用事实说明英国贵族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办妥自己在土地占有方面的勾当。在《黑格尔的及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标题下写了“批判的经验”的保尔·巴尔特博士抓住这一点责备马克思陷于矛盾^[1]：据他说，您本人就承认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而作为相互作用真正存在的证据，我们的博士引证施特尔涅格的一本书，这位著作家为研究德国经济史做了许多工作。卡列也夫先生认为，“可以把巴尔特书中用来批判经济唯物主义的几页指定为应当怎样解决经济因素的历史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的范例。”不言自明，他没有放过机会向读者推荐巴尔特的反对意见和伊纳马·施特尔涅格的权威声明，“声明甚至表述了这样一个普遍的论点：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乃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发展的根本特点”。应当哪怕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乱七八糟的思想。

　　^[1] 普列汉诺夫指保尔·巴特尔在《黑格尔的和马克思与哈特曼以前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Die Geschicht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 bis auf Marx und Hartmann，莱比锡，1890年版，第49-50页）一书中向马克思提出的反对意见。——俄文版编者注

　　第一，伊纳马·施特尔涅格实际上说了什么呢？关于加洛林时代^[1]的德国经济史他提出以下的见解：“构成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发展根本特点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可以最确切地进行仔细考察。落到特定民族身上的政治作用，对该民族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对该民族社会设施的格调和制定，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民族固有的内在力量和这个民族发展的自然规律，同样准确地决定着它的政治活动的手段和方式。完全一样，加洛林辈的政治制度对当时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的影响，并不小于人民的自发力量、他们的经济生活对这一政治制度的影响，给它打上了特有的印记。”^[2]如此而已。不过这不多的话被认为足以驳倒马克思。

　　^[1] 加洛林时代，指加洛林王朝时代。加洛林王朝，指法兰克王公元751年起的王朝和公元800年起的帝国王朝。第一个国王是矮子丕平。王朝称号取自查理大帝的名字。公元843年帝国解体后，该王朝在意大利统治到公元905年，在德意志统治到公元911年，在法兰西统治到公元987年。——译者注
　　^[2] 《加洛林辈时期结束前德国经济史》（Deutsche Wirtscha ftsgeschichte bis zum Schluss der Karollngenperiode），莱比锡，1889年版，第1卷，第233-234页。——作者原注

　　第二，现在我们想起马克思关于经济对法和政治的关系所说的话。

　　“法的和政治的设施是在人们在生产的社会过程中的实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到时候，这些设施促进着民族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民族经济生活的繁荣。”这是马克思的准确的话，我们要问随便哪个认真负责的人，这些话中有没有否定政治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以及提醒马克思注意这个意义的那些人是否驳倒了他？说马克思那里连这种否定的影响都没有以及上述那些人根本没有驳倒任何东西，难道不对吗？真的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竟然不得不认为不是是否驳倒马克思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对他理解得那么坏的问题么？而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用法国谚语“世间最漂亮的姑娘也不能提供比她所有更多的东西”作答。马克思的批判家们不可能超越乐善好施的天性准许他们理解的那个限度。^[1]

　　^[1] 马克思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所以，——巴尔特推断说，——政治，按照您的意见，对经济完全没有影响，然而您自己就举出种种事实说明……等等——好哇——卡列也夫先生喊道，——这就是我称之为应当怎样同马克思争论的那种模范！卡列也夫先生的“模范”一般说来显现出令人吃惊的思想力量。“卢梭，——模范说，——生活在等级差别和特权盛行到极点，所有的人都屈从于有无限权力的专制制度的社会中；但是，卢梭运用从古希腊罗马那里借用的、理性地建立国家的方法（这个方法，霍布斯和洛克也利用过）来创立以普遍平等和人民专制为基础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同法国现存的制度是完全矛盾的。卢梭的理论为国民公会在实践上实现了；因此，哲学影响了政治，而通过政治的中介又影响了经济。（前引书《加洛林辈时期结束前德国经济史》，第58页）这个光辉的论据使您多么高兴，为了这个论据，卢梭，这位贫穷的日内瓦拥护共和政体者之子原来是贵族社会的产物？同巴尔特先生争论，等于反复讲同样的话。不过关于对巴尔特鼓掌的卡列也夫先生，说什么呢？嘿，瓦·沃先生，不好，天哪，您的“历史教授”不好！我们毫无私心地建议您：给自己找个新的“教授”吧！——作者原注

　　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就像卡列也夫先生不理解马克思一样，同样没有疑问。然而相互作用的存在是否禁止我们在分析社会生活的工作上继续前进呢？否，这样想就几乎意味着以为卡列也夫先生暴露的不理解似乎会妨碍我们获得正确的“历史学哲人的”概念。

　　政治设施影响经济生活。它们或者促进经济生活的发展，或者阻碍这种发展。第一种情况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丝毫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因为特定政治制度之所以创立，正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创立，在这个场合对我们完全一样）。第二种情况丝毫不会跟这一观点发生矛盾，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一旦特定的政治制度不再符合生产力的状况，一旦它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它就开始走向衰落，最后被消灭。不仅这种情况不违反马克思的学说，它还是最好不过地证实着他的学说，因为正是这种情况表明，在怎样的意义上经济主宰着政治，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先行于民族的政治发展。

　　经济的进化引起法的变革。这一点形而上学者是不容易理解的，他虽然大肆宣扬相互作用，却习惯于一个接一个而且互不相干地考察现象。相反，一个哪怕稍微能作辩证思维的人则不难理解这一点。他知道，量的变化逐渐积累以后，最终会引起质的变化，而且质的这些变化乃是飞跃、渐进性中断的契机。

　　在这里我们的论敌自己已经忍不住了，并且喊出“СЛОВО ИАЕЛО”【暗语，意即“有人造反”】^[1]：要知道黑格尔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叫嚷着。整个自然界都是这样行动的，——我们答道。

　　^[1] 在莫斯科罗斯及1762年前的俄国，有人向当局告密，说某某人要造反时，就喊这句暗语。——译者注

　　说话容易做事难．运用到历史，这句谚语可以改为这样：故事说来很简单，但事情做起来却极端复杂。要知道，说生产力的发展引起法设施中的变革，这是容易的！这些变革乃是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成员的利益以最奇异的方式聚合在一起。对于一些人说来维持旧秩序是有利的，于是他们使用他们所能用上的一切手段来保卫这些秩序。对另一些人说来，旧秩序已经变成有害的和可恶的，于是他们竭尽他们所有的全部力量来攻击这些秩序。而且这还不是一切。革新者的利益也远不是始终相同的：对一些人说来，某些改革更重要，对另一些人则另一些改革更重要。在改革者的营垒中产生了争论，斗争变得复杂起来。而且，按照卡列也夫先生公允的见解，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争取最无可怀疑的物质利益的斗争，必然在进行争论的各方面前提出毫无疑问属于精神上的问题：关于正义的问题。旧秩序同正义矛盾到什么程度？新要求同正义适合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必然会在斗争者的头脑中产生，不过斗争者并非总是把正义简单地称为正义，而是也许用任何一种类人的或者甚至是类兽的女神的形态把它体现出来。于是，违反卡列也夫先生给它们定下的誓词，“肉体”产生“灵魂”：经济斗争，引起道德问题，而“灵魂”在更仔细的观察下原来是“肉体”：守旧派的正义原来往往是剥削者的利益。

　　以如此惊人的机智硬说马克思否定政治的意义的同一些人又断言，似乎不论对人们的道德概念、哲学概念，还是宗教概念、或者美学概念，他都根本没有赋予任何意义，他到处都只看见“经济的东西”。这又是造作的废话，如谢德林所说。马克思没有否定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他只是说明它们的起源。

　　“什么是电？——特种运动。什么是热？——特种运动。什么是光？——特种运动。啊，原来如此！这么说来，您既没有给光，也没有给热，又没有给电以意义啰？在您那里一切都只是运动，概念多么片面，多么狭隘！”正是这样，正是狭隘，先生。您出色地理解了能量转化学说的意义。

　　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必然引起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一定的集合，也就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即整个社会的一定结构。而一旦有了社会结构，就不难理解这结构的性质一般说来会表现在人们的全部心理上，表现在他们的全部习惯、风尚、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上。习惯、风尚、观点、意图和理想必然要适应人们的生活方式，适应他们为自己谋得食物的方式（佩舍尔的说法）。社会的心理始终符合社会经济的目的，始终适应社会的经济，始终由社会经济所决定。这里重复着希腊哲学家们早在自然界中就看到了同一种现象：合目的性取得胜利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不合目的的东西因为自己的性质本身注定要灭亡。社会心理对社会经济、对社会生活条件的这种适应，对于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社会说来是不是有利呢？非常有利，因为不适应于经济的、同生存条件相矛盾的习惯和观点，会有碍于维护社会的生存。合乎目的的心理对社会说来同样是有益的，正如很好地适应自己的目的的器官之有益于有机体一样。然而说动物器官应当适应动物生存的条件，这是否等于说器官对动物没有意义呢？完全相反。这等于承认器官的极大的、器官的极重要的意义。只有很贫乏的头脑才会用另外的方式理解问题。至于心理，情况也是完全一样的，先生们，正是完全一样。承认心理适应社会经济，马克思从而也就承认了心理巨大的、任何东西也取代不了的意义。

　　马克思和例如卡列也夫先生之间的区别，这里归结为后者尽管有其对“合题”的爱好，却仍然是地地道道的二元论者。在他那里，这边是经济，那里是心理；一个口袋里装着灵魂，另一个口袋里装着肉体。这些实体之间有相互作用，不过它们中间每一个都保持自己独立的存在，这个独立存在的起源是无人知道的。^[1]马克思的观点消除了这个二元论。在他那里，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乃是人们的“生命生产”、他们争取生存的斗争这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在斗争中他们由于生产力的特定状况而以某种方式集合起来。争取生存的斗争创造他们的经济；在经济的这个基础上生长出他们的心理。经济本身像心理一样也是某种派生的东西。而且正因为如此，任何进步着的社会的经济都在变化：生产力的新状况引起新的经济结构，同样也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时代精神”。由此可见，只有在通俗讲话中才能说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最初原因。远在成为最初原因之前，经济本身乃是结果，是生产力的“函数”。

　　^[1] 不要以为，我们在诽谤可敬的教授。他满口赞扬地引用巴尔特的意见，按照这个意见，“法有独立的、虽然并非不依賴的存在”．就是这个“独立性，虽然并非不依赖性”妨碍卡列也夫先生认识“历史过程的本质”。究竟怎样妨碍，下面正文中马上就要详细讲。——作者原注

　　现在就来详细讲讲注释中承诺过的话。“无论在肉体那里还是在灵魂那里都有自己的需要，这个需要寻求着自己的满足，并且使单个的人处于对外部世界即对自然界和对其他人们……的各种不同的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依赖于个人的物理需要和精神需要，因此这种关系一方面创造出旨在保障个人的物质存在的各种技艺，另一方面则创造出全部智能的和道德的文化……^[1]人对待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态度生根在肉体的需要中，生根在物质的属性中，应当在肉体的需要中去寻找狩猎、畜牧、农耕、制造业、贸易和货币业务的原因。——按照健全的看法，这自然是如此；要贸易和黄金呢？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说：没有灵魂的肉体是什么呢？不过是物质，然而要知道，物质是死的。要是物质本身不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话，它自己是任何东西也创造不出来的。因此捕捉野兽，驯养牲畜，耕种土地，搞贸易和在银行开会，不是物质凭自己的智慧，而是根据灵魂的指示进行的：因此，人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态度所以产生的最后原因应该在灵魂中去寻找。因此，在灵魂那里也有双重的需要；因此，灵魂也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而其结果有点儿很荒谬。而这不是一切。并且还由于下面的原因不由自主地感到“疑惑”。按照卡列也夫先生，结果是在肉体需要的基础上生长出人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态度。但这是否确切呢？只对自然界么？卡列也夫先生也许记得修道院院长吉贝尔怎样诅咒力图使自己摆脱封建枷锁的城市公社，这些“卑鄙的”机关，它们存在的唯一目的似乎是逃避封建赋役的公允执行。这里，在修道院长吉贝尔身上说话的是什么呢：“肉体”还是“灵魂”？如果是“肉体”，那么因此我们又要说，肉体也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而如果是“灵魂”，那么因此灵魂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因为灵魂在所考察的这个场合很少显现卡列也夫先生所说的构成“灵魂”特有特点的那种对待现象的无私态度。这里请把它弄个明白吧！也许卡列也夫先生会说在吉贝尔修道院长身上说话的其实是灵魂，不过是在肉体的指使下说话的，而且在抓捕野兽、在银行开会等等的事务上所发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然而第一，为了指使，肉体也应当由肉体和灵魂组成，而第二，“粗陋的唯物主义者”可能指出，要是灵魂是在肉体指使下说话的，因此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这一情况就根本保证不了任何东西：也许在整个历史上灵魂只做了在肉体指使下说话这件事？卡列也夫先生对这种假设自然感到气愤，于是开始驳倒“粗陋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坚定地确信，胜利会在可敬的教授一边，不过在这场斗争中，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这一无可争辩的情况对他的帮助多不多呢？

　　^[1] 引自卡列也夫的文章“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载《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7页。——俄文版编者注

　　而且这还不是一切。在卡列也夫先生那里我们读到，在个人精神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神话和宗教……文学和艺术”以及一般地——“对外部世界（还有对自己本身），对存在和认识问题的理论态度”，以及“对外部现象（和自己本身的意念）的无私的、创造的再生产”。我们相信了卡列也夫先生。不过……我们有位熟识的、热心研究制造业技术的工学院大学生，在他那里对于卡列也夫先生所有列举的东西的“理论的”态度并没有显现出来。于是我们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我们这位朋友莫不是由一个肉体组成的么？我们请卡列也夫先生尽快解决这个折磨我们、也使这位年轻的、极有才干、甚至可能是天才的工学院学生感到受辱的疑问。

　　如果卡列也夫先生的议论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这意义就只是：人身上有高级的需要和低级的需要，有利己主义的意图和利他主义的感情。这是最无可争辩的真理，但是完全不能成为“历史哲学”的基础。凭着这个真理，您不会比对人性这个题目的没有内容的早已陈腐不堪的议论走得更远，它本身无非就是这样的议论。

　　当我们同卡列也夫先生谈话时，我们那些眼光敏锐的批评家开始抓住我们的自相矛盾，主要是我们同马克思的矛盾。我们说过，经济不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最初原因，同时我们又断言，社会心理适应社会经济，这是第一个矛盾。我们说，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然而马克思本人说，经济是现实的基础，在它上面耸立着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这是第二个矛盾。对我们说来，尤其不光彩的是，在这里我们同我们着手叙述其观点的那个人发生意见分歧。让我们解释一下吧。

　　社会历史过程的基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这个说法同马克思的一字不差，可见这里没有任何矛盾。所以，如果什么地方有矛盾的话，那就只在社会经济对社会心理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有没有矛盾。

　　请读者回忆一下私有财产是怎样产生的。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处于这样一些生产关系中，在这些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个人占有某些物品对生产过程是比较适合的。因此，原始人的法概念变化着。社会心理适应着社会的经济。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必然耸立起适合该基础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然而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中的每一个新步骤使人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处于新的、相互的、同过时的生产关系不相符的状态中。这些新的、从未有过的状态必然反映在人们的心理上，使它发生很大的变化。究竟朝哪个方面变化呢？一些社会成员保卫旧秩序，这是些停滞不前的人。另一些认为旧秩序对他们不利的社会成员则主张前进；他们的心理向逐渐取代古老过时的经济关系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方向改变。心理对经济的适应，正如您现在看到的那样，在继续，然而缓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1]

　　^[1] 实质上这是现在欧洲无产阶级经历着的同一心理过程：它的心里已经在适应新的未来的生产关系。——作者原注

　　这个革命一旦实现，就会建立社会心理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完全适应。那时新经济的基础上就会出现新心理的极度繁荣。在某段时间内这种适应是牢不可破的；它甚至会越来越巩固。然而慢慢地出现新的不和谐的幼芽：先进阶级的心理由于上面指出的原因，其生命再次超越旧的生产关系：由于一刻也不停止去适应经济，它重又适应着构成未来经济萌芽的新的生产关系。喏，这难道不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么？

　　直到现在我们主要是举财产法领域中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法无疑正是那个思想体系，不过是初等的、可以说低级的思想体系。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对高级思想体系即对科学、哲学、艺术等等的观点呢？

　　说经济在这些思想体系的发展中是基础，这意思是指，社会应当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以便抽出某一阶层的人，专门把自己的力量贡献于科学的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业。其次，上面引用的柏拉图和普鲁塔克的观点说明，社会中脑力劳动的方向本身是由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关于科学，维科早就说过，科学是从社会需要中生长出来的。对于像政治经济学这样的科学说来，凡是稍微知道一点它的历史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别基奥伯爵公正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特别证实这个规则：实践永远和到处都先于科学。^[1]当然，这一点也可以在很抽象的意义上加以解释；可以说：“当然啦，科学需要经验，而且经验越多，科学就越圆满。”问题不在这里。试拿亚里士多德或色诺芬的经济观点同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观点比较一下，这样您就会看到，在古代希腊的经济科学为一方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科学为另一方之间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别，而且存在着质的差别：对对象的完全不同的观点、完全不同的态度。用什么来解释这个差别呢？很简单，就是现象本身变化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不像古希腊的生产关系。生产中的不同关系造成科学中的不同观点。不仅如此，请比较一下李嘉图的观点同无足轻重的巴师夏的观点，于是您会看到，这两人是用不同的眼光观察按其一般性质始终未变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嘉图时代这些关系刚刚才繁荣起来，刚刚才得到巩固，而在巴师夏时代它们已经开始趋于衰落。同一些生产关系的不同状况必然地理应反映在保卫这些关系的那些人的观点上。

　　^[1] “直到它（政治经济学）在十七世纪刚刚开始萌芽时为止，某些民族已经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自己的实践经验取得了成就。后来科学就利用这个经验来说明自己的原理”（《政治经济学史在意大利等等》，卢加诺，1829年版，第11页）。约翰．穆勒重申：“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实践都长期领先于科学。……因此将政治经济学看作科学的一个分支是最近的事。但是它所研究的主题在一切时代都必然是人类主要的实践利益之一。”【中译本参阅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页。】——作者原注

　　或者我们拿国家法这门科学来说吧。它的理论是怎样发展的呢？为什么发展呢？贡普洛维奇教授说：“对国家法的科学分析只有在统治阶级相互间就属于它们各自的权力范围发生冲突的时候才会开始。例如，我们在欧洲中世纪后半期遇到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斗争、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之间的斗争、皇帝和教皇之间的斗争，给予德国的国家法科学以第一次推动。造成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并推动对国家法相应部分进行政论性分析的第二次引起争端的政治问题是关于皇帝选举的问题”^[1]等等。

　　^[1] 《法的国家和社会主义》（Rechtsstaat und Sozialismus），因斯勃鲁克，1881年版，第124-125页。——作者原注

　　什么是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呢？这首先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间发生的那些关系：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在社会的政治组织中以及在各阶级的政治斗争中得到自己的表现，而这种斗争乃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在经济的基础上必然耸立着符合该基础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

　　而且这仍然是思想体系，如果不是初级的，那么无论如何也不是最高级的。比如就哲学，就艺术来说，情况会怎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稍稍离开一下本题。

　　爱尔维修从人只是感觉这个命题出发。从这个观点看，很清楚，人将避开不愉快的感觉，而力求获得愉快的感觉。这是有感觉的物质的不可避免的、天然的利己主义。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人身上怎么会产生热爱真理、英雄气概这样一些完全无私的意向呢？这就是爱尔维修本来要解决的课题。他没有能够解决它，为了摆脱困境，他干脆把他保证要算出的那个X、那个未知数一笔勾销。他开始说，没有任何一个学者会无私地热爱真理，每个人都只把真理看作通向荣誉之路，把荣誉看作通向金钱之路，把金钱看作获得愉快的生理感觉之手段，比如用来购买美味佳肴或漂亮女奴。不用说，这样的解释是多么的站不住脚。这些解释仅仅表明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法国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无力对付发展问题。

　　人们把无非是重弹爱尔维修形而上学调子的这种对人类思想史的观点硬加在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之父的头上。人们常常大概这样来理解马克思对历史，例如对哲学史的观点：如果康德研究了先验美学问题，如果他谈到了悟性范畴或理性的二律背反，那么在他那里这只是一些空话：实际上无论对美学，无论对二律背反，无论对范畴，他都毫无兴趣；他需要的唯一只是：给他所属的阶级即德国小资产阶级提供尽可能多的美味佳肴和“漂亮女奴”。范畴和二律背反在他看来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上佳手段，他才来“聊起”它们。

　　难道需要使人相信这是十足的废话么？！如果马克思说，这个理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一时期，他绝不是想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善于独立思考的代表人物自觉地使自己的观点迎合自己那些多少富裕、多少慷慨的恩人的利益。

　　当然，诽谤者随时随地都有，然而并不是他们推动了人类理性的进步。真正推动理性进步的人们关心的是真理，而不是当代权势人物的利益。^[1]

　　^[1] 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有时候害怕权势人物。例如康德讲到自己时说过：“谁也强迫不了我说跟我的想法相反的话，可是我下不了决心去说我想到的一切”。——作者原注

　　马克思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各种不同的特殊的情感和幻想、观点和概念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生存条件以及跟这些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1]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的产生过程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人们不是把这个上层建筑看成一时的关系的一时的产物，而是把它看成某种按其固有本质说来天经地义的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在教育的影响下以及一般说来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其观点和情感的各个人，可能对在或多或少狭隘的阶级利益基础上历史地产生的那些观点和那些社会生活形式充满着最真诚的、完全无私的态度。对整个政党也可以说同样的话。1848年法国民主派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意向。小资产阶级当然力求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然而马克思写道：“但是，如果以为小资产阶级自觉地力求维护利己主义的阶级利益，那是目光短浅的。相反，它认为它获得解放的特殊条件乃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所有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者。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阶级生活环境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也就是小资产者由于其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而在实践上得出那些任务和决定。特定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为一方同这一阶级本身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都是如此。”^[2]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译者注
　　^[2] 拉马克在证明生活条件影响动物机体时提出一个意见，为了避免误解，这里回忆一下这个意见将是有益的。他说：“谁停留在我的话的字面意义上，他就会把错误的观点硬加在我的头上。因为无论生活条件怎样，这些条件都不会在动物的形态和组织上引起任何直接的变化”。由于生活条件中的重大变化，在动物那里出现新的、和以前不同的需要．如果这些新的需要始终不变，或者存在很长时期，那么它们就会导致新习惯的出现。“而一旦新的生活条件……引起动物身上出现新的习惯，即刺激动物进行新的活动，成为习惯，——结果就会是一些器官得到更好的锻炼，而对于另一些器官则完全没有锻炼，成为没有用处的东西”。加强锻炼或者没有锻炼不会不影响到器官的结构，因而影响到整个机体。参见拉马克（Lamarque）：《动物学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 etc），沙尔·马丁新版，1873年，第1卷，第223-224页。经济的需要以及从中产生的其他需要对民族心理的影响，也应当作这样的理解．这里发生着由于锻炼或没有锻炼的缓慢的适应过程；而我们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论敌们认为，似乎按照马克思的意见，人们在出现新的需要时就会立即故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很明显，在他们看来这是荒谬的事情。然而这种荒谬的事情乃是他们自己臆想出来的：在马克思那里根本没有类似的东西。总之，这些思想家的反对意见使我们想起一位神甫反对达尔文的下述得意扬扬的论据：“达尔文说，把鸡丢进水里，它会长出蹼来，我则断言，鸡干脆会淹死。”——作者原注

　　这是马克思在其论拿破仑第三政变【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的话。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中，他也许还更好地向我们说明各阶级的心理辩证法。他讲的是个别阶级有时势必会扮演的那个解放者的角色。

　　“如果不暂时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任何一个阶级都不可能扮演这个角色。在这一时间，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人们承认它是普遍的代表，把它当作这样的代表来同情；在这一时间，这个阶级的权利和要求真正是整个社会的权利和要求，而这个阶级本身真正是这个社会的头脑和心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自己对所有其他阶级进行统治。为了担当起解放者这一角色，从而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靠毅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要使一个等级成为似乎包括整个社会的等级，就必须使一切社会的仇恨相反地都集中在其他某个阶级身上，必须使某个等级成为引起普遍憎恶的等级，成为一切障碍的化身……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必须使某个其他等级相反地在普遍的意识中成为奴役者的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们最接近而又反对他们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1]

　　^[1]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ucher），巴黎，1844年版，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ie Einleitung），第82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4页。】——作者原注

　　作了这番预先的说明以后，已经不难弄清马克思对高级思想体系，比如对哲学和艺术的观点了。不过为了更加明显起见，我们拿它同伊·泰纳的观点比较一下：

　　这位作者写道：“为了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应当确切地设想他们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的概况。那里有最后的解释；那里有决定其余一切东西的最初原因。这个真理为经验所证实。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艺术史上各主要时代，我们就会发现艺术是同与之相联系的某种精神状况和风俗状况一起出现和一起消失的。例如希腊悲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就是同在不大的各共和城邦的英雄时代，在伟大的紧张斗争的时刻希腊人之战胜波斯人一起出现的，由于这种紧张斗争，希腊人争得了自己的独立，并且建立了自己在文明世界的霸权。等到刚强意志的磨碎和马其顿的入侵使希腊人受到异族统治的时候，这种悲剧就同这种独立和这种毅力一起消失了。同样，哥特式建筑同十一世纪黎明时代封建制度的最后确立一起发展的，这时摆脱诺曼人袭击和盗匪骚扰的社会比较牢固地稳定下来：当十五世纪末多少有势力的诸侯的军事制度趋于瓦解，这种建筑就同由于近代君主政体的产生而从这种军事制度中发源的所有那些风俗一起消失。与这类似的是，荷兰绘画的勃兴是在这样的光荣时刻，这时荷兰凭着自己的顽强和勇敢，彻底推翻西班牙的统治，顺利地进行着同英国的斗争，成为欧洲最富庶、最发展、最繁荣的国家；十八世纪初，当荷兰退到二等角色，把第一位让给英国，而且简直变成秩序井然、和平安宁和设施完善的银行、商馆，这里的人可以过没有沽名钓誉的打算的、不会经历深沉的情绪激荡的、明智的资产者平静的生活，这时荷兰绘画就衰落了。最后，同样，法国的悲剧也是出现在这样的时候，即路易十四时代牢固确立的君主制度带来了讲究礼仪的风尚、宫廷的生活、经过调教的贵族的豪华和文雅，而当贵族社会和宫廷风尚被大革命一扫而空的时候，法国悲剧也就消失了……就像自然科学家研究物理的气温，以便理解这种或那种植物的出现，如燕麦或玉米、松树或芦荟的出现，同样也应当研究精神的气温，以便说明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如异教的雕塑或现实主义的绘画、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学、柔媚的音乐或理想派的诗歌。人类精神的产物和生物界的产物一样，只有用它们的环境来解释。”^[1]

　　^[1] 《艺术哲学》（Pilosophie de l’art），巴黎，1872年第12版，第13-17页。【中译本参阅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作者原注

　　对于这一切，马克思的任何信徒都是无条件同意的：对的，正是任何艺术作品，就像任何哲学体系一样，都可以用特定时代的精神状况和风俗状况来解释。^[1]然而精神和风俗的这个一般状况又用什么来解释呢？马克思的信徒们认为，这个状况用社会制度、用社会环境的属性来解释。同一位泰纳说：“人们处境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他们心理的变化”。^[2]这也是正确的。只是要问，究竟什么引起社会人的处境的变化，即社会制度的变化？只有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唯物主义者”才同泰纳发生意见分歧。

　　^[1] 后来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一书中把这个思想进一步概括为这样一条重要的思想规律：“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特定时代的心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6页）他把社会意识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高级的叫作“思想体系”（旧译“意识形态），低级的叫作“社会心理”，有时也简单地称为“心理”，但这“心理”跟现在心理学上所谓“心理”或“社会心理”不是一个东西，而大致相当于今天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说的“日常意识”。——译者注
　　^[2] 《尼德兰的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 l’art dans les Pavs-Bas），巴黎，1869年版，第96页。——作者原注

　　对于泰纳说来，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任务，归根到底是“心理学的任务”。精神和风俗的一般状况在他那里不仅创造各种艺术、文学和哲学，而且创造特定民族的工业、该民族的全部社会设施：这就是说社会环境以“精神和风俗的状况”为自己的最后原因。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说，社会人的心理决定于他的处境，而他的处境又决定于他的心理。这就是我们早已熟知的、十八世纪启蒙派绝对无法对付的二律背反。泰纳没有解决这个二律背反。他只是在好些卓越的著作中提出了许多光辉的实例来说明二律背反的第一个命题或论题：精神和风俗的状况决定于社会环境。

　　与泰纳同时代的、反驳他的美学理论的法国人，提出了反命题：社会环境的属性决定于精神和风俗的状况。^[1]类似的争论可以进行到基督二次降世，它不仅解决不了这个致命的二律背反，甚至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1] “我们受政治环境或历史环境的影响，我们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也受到物理环境的影响。但不应忘记，如果我们也受到影响，我们同时可以抵抗这种影响，而且你们自然都知道那些难忘的例子……如果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有能力不受环境的影响，不仅如此，我们可以使环境本身适应，适合我们自己的需要。”参见斐·伯吕纳提埃尔（F. Brunetière）：《文艺复兴时代至今批判的进化》（L’ evolution de la critique depuis la renaissance jusqu ’ à nos jours），巴黎，1890年版，第260-261页。——作者原注

　　只有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才解决这个二律背反，从而使争论达到圆满的结局，或者至少使有耳朵听有头脑进行思考的人们有可能圆满地结束这场争论。

　　社会环境的属性决定于每一特定时代生产力的状况。一旦生产力的状况确定了，社会环境的属性也就确定了，适合这环境的心理也就确定了，以环境为一方同以精神和风俗为另一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确定了。伯吕纳提埃尔说得完全正确：我们不仅适应环境，而且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你们问，不适应我们周围环境属性的那些需要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之在我们身上产生——而且我们说这话时指的不仅是人们的物质需要，而且是人们的一切所谓精神需要——仍然是由于生产力的那个历史运动，由于生产力的那个发展，因为它，任何特定社会制度迟早要成为不能令人满意的、过时的、需要根本改变的，也许干脆只当报废。我们上面已经拿法设施的例子说明人们的心理如何能够超越人们社会生活的特定形式。

　　我们确信，读了这几行话以后，许多甚至对我们抱好感的读者想起了一大堆例子，一大堆历史现象，看来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的观点解释。而且读者们已经准备对我们说：“你们是对的，不过不完全：持与你们相反观点的人们同样是对的，但也不完全：无论你们还是他们都只看到一半真理。”不过请等一等，读者，在没有弄清现代一元论的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能够提供的一切道理之前，别在折衷主义中寻求拯救。

　　迄今为止我们的论点必然是很抽象的。而我们已经知道：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论点具有比较具体的面貌。

　　既然几乎每一个社会都受到相邻社会的影响，那就可以说，对于每一个社会说来，照样地也存在着影响其发展的、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每一特定社会从相邻社会方面受到的影响，其总和任何时候都不会等于另一社会在同一时间所受到的影响的总和。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都生活在自己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种环境可能——而且实际上常常是——很像围绕其他民族的历史环境，然而任何时候不可能、而且任何时候都不曾是同后一环境完全一样。这就使得从我们以前的抽象观点看来曾是极端公式化的那个社会发展过程增加十分强大的多样性因素。

　　例子。氏族联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所有人类社会都固有的社会生活形式。然而历史环境的影响使不同部落中氏族的命运变得十分多样化。这种影响使氏族本身具有这种或那种可以说独特的性质，它延缓或加速氏族的瓦解，它特别使这一瓦解过程多样化。氏族瓦解过程中的多样性制约着取代氏族生活方式的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在此以前我们说过：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出现，导致原始共产主义的消失。现在我们应该说：在原始共产主义废墟上产生的私有制的性质，由于每一特定社会周围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变得多种多样。“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表明，从原始公社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公社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1]

　　^[1] 《政治经济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第10页注释。【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2页。】——作者原注

　　特定社会周围的历史环境自然也会影响该社会的思想体系的发展。外国的影响会不会削弱这一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依赖呢？如果会的话，那么会在怎样的程度上削弱这种依赖性呢？

　　请把埃涅阿斯纪同奥德修纪比较一下。或者把法国古典悲剧同希腊人的古典悲剧比较一下。请把十八世纪的俄国悲剧同古典的法国悲剧比较一下。您会看到什么呢？埃涅阿斯纪只是奥德修纪的模仿，法国人的古典悲剧只是希腊悲剧的模仿；十八世纪的俄国悲剧是按照法国悲剧的方式和面貌创造的，不过不是出自高手。到处都是模仿，然而把模仿品同自己的原型隔开的那全部距离，也就是产生它这个模仿品的社会同原型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间存在着的距离。同时请注意，我们说的不是加工的精拙，而是构成艺术作品的精神。拉辛的阿喀琉斯^[1]像谁：像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希腊人呢，还是像十七世纪的侯爵——talon rouge^[2]呢？对于埃涅阿斯纪的剧中人物，已经有人指出，他们是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的确，对于十八世纪俄国的所谓悲剧的剧中人物，很难说他们在我们面前显示出当时俄国人的风貌，然而他们的不称职本身就说明俄国社会的状况。他们在我们面前显示出这种状况的不成熟性。^[3]

　　^[1] 阿喀琉斯（Achilleus，一译阿基琉斯），原为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的主要角色，围攻特洛伊人最勇武的英雄之一。拉辛在自己的悲剧中重新塑造了阿喀琉斯的形象——译者注
　　^[2] talon rouge，红高跟。——这是十七世纪法国对穿红后跟鞋的贵族的称呼，后来引申有“风雅人物”的意思。——译者注
　　^[3] 指苏马罗科夫、克尼亚日宁、赫拉斯科夫以及十八世纪其他俄国剧作家所写的悲剧。——俄文版编者注

　　再一个例子。洛克无疑是十八世纪绝大多数的法国哲学家的导师（爱尔维修曾称他是一切世纪一切民族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但是在洛克和他的法国学生之间的距离，恰恰就是把“光荣革命”时代英国社会同法国人民“大造反”前几十年间法国社会隔离开来的那个距离。^[1]

　　^[1] glorious revolution，光荣革命，值英国1688-1689年的政变。great rebellion，打造泛，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俄文版编者注

　　第三个例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直接从法国输入其思想。但是对于这些思想，可以说那上面已经打上了应当在其中传播这些思想的那个社会的烙印。

　　总之，一个国家的著作对另一个国家的著作的影响是同这两个国家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的。当这种类似等于零时，这种影响就完全不存在。一个例子：非洲黑人至今没有亲身尝受到欧洲著作的丝毫影响。当一个民族由于自己的落后无论在形式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不能给另一民族提供任何东西时，这个影响就是单方面的。例子：上世纪法国著作影响了俄国著作，本身却没有尝受到俄国的丝毫影响。最后，如果由于社会生活方式的类似，从而也由于文化发展的类似，两个进行交流的民族中间每一个都可以从另一个那里取得某种东西，这个影响就是相互的。例子：法国著作影响了英国著作，反过来自己也受到英国著作的影响。

　　拟古典主义的法国文学当时大受英国贵族的青睐。然而英国的模仿品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同自己的法国原型相提并论。这是因为英国贵族的一切努力都不可能把法国拟古典主义文学当时得以在其中充分发展起来的那些社会关系搬到英国去。

　　法国的哲学家们曾经非常欣赏洛克的哲学。不过他们走得比自己的导师远得多。这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法国，在自己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比洛克的哲学著作反映其意图的英国社会的那个阶级走得远得多。

　　当（例如在近代欧洲）我们有非常强大地互相影响着的诸社会的整个体系时，在每一个这种社会中，思想体系的发展都大大复杂化了，就像它的经济发展在同其他国家不断进行通商贸易的影响下大大复杂起来一样。

　　这时我们似乎会有一种为全体文明人类所共有的文学。然而正如动物学上的属之分为许多种一样，这个全世界的文学也分为诸个别民族的文学。

　　<每一个文学流派、每一种哲学观点，在每一个单独的文明国家里，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有时几乎是崭新的意义。>^[1]

　　^[1] 这句话只在第1版中才有。——俄文版编者注

　　当休谟来到法国时，法国“哲学家们”把他当作志同道合的人欢迎。但是有一次，法国哲学家们的这位毋庸置疑的同志在霍尔巴赫家吃午饭时开始谈到“自然宗教”。他说：“至于无神论者，我不认为他们可能存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自然的体系》的作者反驳他说：“您直到现在都很不走运，您在这里才第一次看到桌旁坐着十七位无神论者”。正是同一个休谟对康德有决定性影响，据康德自己承认，休谟曾把他从独断论的瞌睡中唤醒。然而康德的哲学跟休谟的哲学是大不相同的。正是同一个基本观念导致法国唯物主义者们的战斗的无神论，导致休谟对宗教冷漠态度，导致康德的“实践的”宗教。事情在于宗教问题在当时英国所起的作用不同于它在法国所起的作用，而在法国的作用又不同于德国。而宗教问题意义上的这种区别，其原因则是：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里，社会力量不是处在它们在每一个其他国家所处的那种相互关系中。按其本性相同而胺发展水平却不一样的各种社会因素，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以不同的方式结合着，从而使得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有非常特殊的“精神和风俗的状况”，表现在民族文学、哲学、艺术等等之中。因此，同一问题可以使法国人激动得不得了，也可以使英国人淡然置之。对于同一个论据，先进的德国人可以敬而服之，而先进的法国人则恨之入骨。德国哲学应当把自己的巨大成就归功于什么呢？德国的现实。黑格尔回答说：法国人没有工夫搞哲学，生活把他们推向实践领域。德国的现实比较合理，所以德国人能够心安理得地钻研理论。实质上德国现实的这种所谓合理性不外乎德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贫乏，使得当时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没有别的选择，不是去作毫无魅力的“现实”的（迎合“实际”的）官吏，就是在理论中寻求慰藉，把热忱的全部力量、思想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在这个领域里。然而如果埋头于“实际事物”的比较先进的国家没有把德国人的理论思想推向前进，如果这些国家没有把德国人从他们“独断论的瞌睡"中唤醒，那么这个负面的属性即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贫乏，就绝不会产生这一巨大的正面的结果：德国哲学辉煌的繁荣。

　　歌德的梅菲斯托费尔说：有理变无理，恩德成罪愆。^[1]应用到德国哲学史上，几乎可以大胆地说出这样的怪话：荒谬产生理性，贫乏原来是恩赐。

　　^[1] 梅菲斯托费尔（Mephistopheles），欧洲一些民间故事中恶魔的形象，歌德《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伙伴和诱惑者要以权力、知识、尘世幸福为代价买取浮士德的灵魂。正文中引用的这句话见《浮士德》，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部，第93页。——译者注

　　不过看来我们可以结束我们这部分的叙述了。我们把说过的话概括一下。

　　相互作用存在于国际生活中，也存在于各民族的内部生活中；它是完全自然的和绝对必然的，然而它本身还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为了理解相互作用，应当弄清相互作用着的诸力量的属性，而这些属性在相互作用的事实中是不可能为自己找到最后解释的，无论这些属性由于相互作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我们这个场合，相互作用诸力量的性质、彼此发生影响的社会机体的性质，归根到底是由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因来解释的，即由社会机体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些机体的经济结构来解释。

　　我们希望，现在我们所叙述的历史哲学已经带有稍微具体一些的面貌了。然而它仍然还是抽象的，它距离“生动的生活”仍然还很远。我们应当朝“生动的生活”这一方向迈开新的步伐。

　　开始我们谈到“社会”，接着转到了诸社会的相互作用。然而要知道，社会按其组成不是清一色的；例如我们已经知道，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导致不平等，导致具有不同的、常常是完全对立的利益的诸阶级的产生。我们已经知道，各阶级相互间进行着几乎不断的、时而隐蔽时而公开、时而缓慢时而剧烈的斗争。而且这一斗争对思想体系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极端重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不考虑阶级斗争，我们对这一发展就不会有任何理解。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您愿意了解伏尔泰悲剧的真正原因吗？——伯吕纳提埃尔问道，——首先请到伏尔泰的个性中去找原因，特别是到迫使他既要做出不同于拉辛和基诺做过的事情，同时又沿着他们的足迹进行的必要性中去找原因。关于浪漫主义戏剧，关于雨果和仲马的戏剧，我可以说，它的定义完全包括在伏尔泰对戏剧的定义中。如果浪漫主义不愿意在舞台上做这种或那种事情，那么这是因为它想跟古典主义反其道而行……在文学上，正如在艺术上一样，除了个人的影响，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作用。有时我们力求按照我们先辈们自己的风格同他们竞争，这样一来某些手法就得到发展，创立起流派，形成一种传统。有时我们力求创作出跟他们的作品不相同的东西，这时发展便同传统产生矛盾，出现新的流派，使手法得到改造。”^[1]

　　^[1] 前引书《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62-263页。——作者原注

　　暂时把个人作用问题放在一边，我们注意到，早就该仔细想想“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作用”了。在一切思想体系中，发展绝对是沿着伯吕纳提埃尔指出的道路进行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或者跟随自己先辈们的足迹，发展他们的思想，运用他们的手法，而只允许自己同他们“竞争”，他们或者起来反对旧有的观念和手法，同他们发生矛盾。圣西门不是说过，有机的时代为批判的时代所取代。后面这个时代特别值得谈谈。

　　拿任何一个问题如货币问题来说吧。对于重商主义者，货币主要是财富：他们把夸大的、几乎是超常的意义硬加在货币身上。起来反对重商主义者的人们跟他们发生了“矛盾”，不仅纠正了他们的超常性，而且他们自己，至少是他们中间最热心的人，也陷进了超常性，而且恰恰是直接对立的极端：货币——这只不过是预先约定的符号；它们本身没有任何价值。比如休谟就是这样看待货币的。如果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可以用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不发达来解释，那么，简单地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得到很大发展来解释他们论敌的观点将是奇怪的。要知道随后的这种发展绝没有把货币变成预先约定的、失去内在价值的符号。休谟观点的超常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跟重商主义者进行斗争、发生“矛盾”这个事实中产生的。他“想”跟重商主义者“反其道而行”，就像浪漫主义者“想”跟古典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一样。因此可以说，就像伯吕纳提埃尔关于浪漫主义戏剧所说的那样，休谟的货币观完全包括在作为它的对立物的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中。

　　另一个例子：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尖锐地和坚决地反对一切神秘主义。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全都或多或少充满着宗教精神。这种向神秘主义的回归，是什么造成的呢？难道像《新基督教》的作者^[1]这样的人物具有的“知识”比不上百科全书派么？非也。他们的知识并不比百科全书派少，而且一般说来，他们的观点同百科全书派的观点是很紧密地联系着的；他们最直接地继承了百科全书派，不过在某些问题上即其实是在社会组织问题上同后者又发生“矛盾”，同时，在他们那里出现了要跟百科全书派“反其道而行”的想法；他们对宗教的态度乃是“哲学家们”对宗教的态度的简单对立物；他们对宗教的观点已经包括在“哲学家们”的观点之内了。

　　^[1] 指圣西门。参阅《圣西门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0-204页。——译者注

　　最后，举哲学史为例；在十八世纪下半期的法国，唯物主义高奏凯歌；站在它的旗帜下的是法国第三等级的极端派。在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受到旧制度的保护者、贵族、专制政体拥护者的喜爱。这里的原因也是明显的。复辟时代英国贵族与之发生“矛盾”的那些人，都是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为了跟这些人“反其道而行”，反动派不得不走到了唯物主义。十八世纪法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旧制度的保卫者拥护宗教，极端革命派则站到了唯物主义一边。人类思想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例子，而且所有这些例子都证实着同一个道理：为了理解每一特定批判时代的“精神状况”，为了说明为什么在这一时代的过程中，正是这些学说而不是另一些学说获得胜利，应当预先熟悉前一时代的“精神状况”；应当了解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什么学说和派别。没有这一点，无论我们对它的经济了解得如何清楚，我们也根本不会懂得特定时代的精神状况。

　　同时不应当像俄国“知识分子”习惯于抽象地理解一切那样理解这一点。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任何时候都不会在所有人类知识问题和社会关系问题上同自己前辈们进行全线的斗争^[1]。十九世纪法国空想主义者在许多人类学观点上同百科全书派完全一致；复辟时代的英国贵族在许多问题上，比如民法等问题上完全同意他们所憎恶的清教徒。心理的领土划分为省，省分为县，县分为乡和村社，村社是各个个人（即各个个别问题）的联合。当“矛盾”产生时，当斗争爆发时，斗争的热情通常只发展到个别的省，如果不是个别县的话，只有反射的作用才发展到邻近的区域。首先遭到攻击的是前一时代领导权所属的那个省份。只是慢慢地“战争的灾难”才扩大到最近的毗邻地区，扩大到被攻击省份最忠实的同盟者身上。因此应当补充说，在说明任何一个特定批判时代的性质时，不仅必须了解前一有机时期心理的一般特点，而且也要了解这个心理的各种独有的特征。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领导权属于宗教，在另一时期内则属于政治，等等。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相应的批判时代的性质上，其中每一个时代，根据情况，或者继续形式上承认旧的领导权，而把新的、相反的内容放进占统治地位的概念中去（例如第一次英国革命），或者完全否定这些概念，于是领导权转到新的思想省份（例如法国的启蒙文献)。如果我们记住，为了个别心理省份的领导权而进行的这些争论也扩展到与它们毗邻的地区，而且在每一个别场合以不同程度朝不同方向扩展，那么我们就会懂得，在这里，正如在所有的地方一样，是多么不能停留在抽象的论点上。

　　^[1] 普列汉诺夫这里提出了一条新的社会思想发展规律。——译者注

　　“这一切也许都对，——我们的论敌反驳说，——不过我们看不出这里与阶级斗争有什么相干，而且我们强烈地觉得你们虎头蛇尾。你们自己现在就承认，人类思想的运动服从某些特殊的规律，这些规律同经济规律，或者同你们老在我们耳边唠叨的那种生产力发展没有任何共同点。”——我们赶紧作答。

　　至于人类思想发展中，确切些说，人类概念和表象的结合中有其特殊规律，这一点，据我们所知，“经济”唯物主义者中间没有一个人否认过。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把例如逻辑规律同商品流通规律混为一谈。然而这一派唯物主义者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认为可以在思维规律中寻找人类精神发展的最后原因、基本动力。这正是“经济唯物主义者”胜过唯心主义者，特别是胜过折衷论者的地方。

　　只要胃里有一定数量的食物，胃就会按照胃液消化的一般规律开始工作。然而可不可能借助这些规律来回答为什么您的胃里每天都有营养丰富的美味佳肴进去而我的胃里食物却是稀有的客人这个问题呢？这些规律是否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人吃得过多，而另一些人却死于饥饿呢？看来说明应当到某个别的领域去找，到另一类规律的作用中去找。就人的精神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一旦人处于某种境况，一旦周围环境给他提供某些印象，他就会按照某些一般规律把这些印象结合起来（而且在这里，由于得到的印象多种多样，所以结果也是极其多种多样的）。然而究竟什么东西使他处于这种境况呢？什么东西制约着新印象的涌现和性质呢？这就是任何思想规律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其次。请设想一下，有弹性的球从高塔上落下来。它的运动按照众所周知的和很简单的力学定律进行。可是球遇到了斜坡。它的运动按照另一个也是很简单的和众所周知的力学定律而改变形态。结果我们就得到折线运动，对折线运动可以而且应当说，它起源于上述两个定律的联合作用：然而球所碰到的斜坡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点，无论第一个定律，还是第二个定律，或者它们的联合作用，都是无法解释的。就人的思想来说，情况完全一样。使人类思想的运动服从某些规律的联合作用的那些情况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点，不论诸个别的思想规律，还是它们的联合作用，都是说明不了的。

　　制约着思想运动的种种情况，应当到法国启蒙派曾经寻找过的那个地方去找。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会停留在启蒙派未能“逾越”的那个“界限”上了。我们不仅说，带有自己全部思想和情感的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力求理解这个环境的起源。我们说，这个环境的属性是由处在人之外并且迄今为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某原因所决定的。人们的事实上的相互关系中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必然引起“精神状况”中的变化，引起观念、情感、信仰的相互关系中的变化。观念、情感和信仰按照自己特殊的规律结合着。然而这些规律是由于跟这些规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种种外部情况而发生作用的。在伯吕纳提埃尔只看到一些文学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影响的地方，我们除此以外还看到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那些处在更深层位置的相互影响；在他只是说出现了矛盾，人们想跟他们的前辈反其道而行的地方，我们补充道：人们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们的现实关系中出现了新的矛盾，是因为已经不可能像旧时代的人们那样过生活的新的社会阶层或阶级走到了前台。

　　在伯吕纳提埃尔只知道浪漫派想跟古典派发生矛盾的时候，勃兰兑斯却力求用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阶级的地位来说明他们对“矛盾”的爱好。例如请回忆一下他谈到复辟时代和路易·菲力浦时代法国青年的浪漫主义情绪的原因时所说的话。^[1]

　　^[1] 例如参阅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译者注

　　当马克思说“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的等级，必须使某个其他等级相反地在普遍的意识中成为奴役者的等级”时，他也在揭示一条特殊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社会思想发展规律。不过这条规律只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里才起作用和才能够起作用；在既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的原始社会里它不起作用，也不可能起作用。

　　让我们仔细想想这条规律的作用。当某个等级在其余居民心目中成为普遍的奴役者时，在这一等级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在这些居民看来自然就是只有奴役者才会有的观念。社会意识便同它们“发生矛盾”；它热衷于相对立的观念。不过我们已经说过，这类斗争任何时候也不会全线进行：始终有某一部分观念同样地既为革命者也为旧制度保卫者所承认。最有力的攻击指向成为特定时期腐朽制度最为有害的诸方面的表现的那些观念。在这些方面，革命思想家不可遏止地想同自己的前辈们“发生矛盾”。而对于其他的、虽然也是在旧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观念，他们常常依然是完全漠不关心的，有时则按照传统继续持有这些观念。例如法国唯物主义者们进行了反对旧制度的哲学观念和政治观念的斗争（即反对僧侣阶级和贵族君主制度的斗争），却几乎没有触及旧的文学传统。诚然，就是在这里狄德罗的美学理论也是新社会关系的反映。不过这里的斗争很微弱，因为主要力量集中在其他战场。^[1]在这里，起义的旗帜只是后来而且是由热烈同情被革命推翻的旧制度的那些人举起来的，那些人看来本应同情这个制度的黄金时代所形成的那些文学观点。然而就是这个看起来奇怪的现象也可以用“矛盾”的原理来解释。不管您怎么想，比如沙多布里昂曾同情旧的美学理论，而伏尔泰——可恨的、恶毒的伏尔泰！——曾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之一。

　　^[1] 大家知道，在德国，文学观点的斗争进行得更加有力得多，不过在这里改革者的注意力并没有被政治斗争所转移。——作者原注

　　黑格尔说：“矛盾引导着前进”。思想体系的历史似乎再一次证明，这位老“形而上学家”并没有弄错。看来它也证实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不过我们请读者不要为此伤心，且听我们把话说完。

　　前面我们讲过，一旦有了社会生产力，就有了社会的结构，从而也就有了社会的心理。根据这一点，也许可以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即从特定社会的经济状况可以准确地推出该社会的观念的性质。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每一特定时期的思想体系总是同前一时期的思想体系有最紧密的——正面的或负面的——联系。任何特定时期的“精神状况”，只有同前一时代的精神状况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当然，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热衷于跟它的意图相矛盾的那些观念。每个阶级虽然不自觉地但总是很好地使自己的“理想”适应自己的经济需要。不过这种适应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为什么它这样进行而不是那样进行，这不是单拿某个阶级的状况解释得了的，而是要用这个阶级和跟它对抗的阶级（或诸阶级）的关系的全部细节来解释。随着诸阶级的出现，矛盾不仅成为推动的因素，而且成为形成的因素。^[1]

　　^[1] 表面看来，例如像建筑这种艺术的历史跟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建筑史同阶级斗争有紧密的联系。参看爱德·柯罗爱依：《哥特式建筑》（L’ architecture gothique），特别是第四部分：“市民建筑”（L’ architure civile）。——作者原注

　　然而个人在思想体系史上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伯吕纳提埃尔认为个人具有不依赖于环境的巨大意义。居友断言，天才总是创造某种新东西。^[1]

　　^[1] “他把新的典型引进观点和情感的世界。”参见《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L’ 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巴黎，1889年版，第31页。——作者原注

　　我们说，在社会观念领域天才之超越其同时代人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比他们更早地理解新的、产生着的社会关系的意义。所以在这里说天才不依赖于环境是不可能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天才发现规律，这些规律的作用当然是不依赖于社会关系的。然而社会环境在任何伟大发现的历史上的作用，第一，表现在知识总量的准备工作上，没有这些知识任何一个天才根本做不成任何事情，而第二，表现在天才把注意力的方向放在这个或那个方面。^[1]在艺术领域内天才给特定社会或特定社会阶级的基本审美倾向提供最好的表现。^[2]最后，在所有这三个领域内，社会环境的影响都表现在给个人天才的发展提供或小或大的可能性上。

　　^[1] 其实，在这里只是表面上存在着影响的双重性质。任何特定的知识总量之积贮，正是因为社会需要促使人们去进行这种积贮，使他们的注意力朝向相应的方面。——作者原注
　　^[2] 任何特定阶级的审美倾向和审美判断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它的经济状况，这一点，《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的作者【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知道了。他说，美是生活，而且用这样的见解说明了自己的思想：“在普通人看来．美好的生活．‘应当如此的生活’就是吃得饱，住得好，睡眠充足；但是在农民看来，‘生活’这个概念同时总是包括劳动概念在内：生活而不劳动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叫人烦闷的。辛勤劳动、却不致令人精疲力竭那样一种富足生活的结果，使青年农民或农家少女都有非常鲜嫩红润的面色——这照普通人理解，就是美的第一条件。辛勤劳动，因此农家少女体格强壮，长得结实——这也是乡下美人的必要条件；‘弱不禁风’的上流社会美人在乡下人看来是断然‘不漂亮的’，甚至会给他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结果。而劳动不会让人发胖：假如一个农家少女长得很胖，这就是一种疾病，是体格‘虚弱’的标记，人们认为过分肥胖是个缺点；乡下美人因为辛勤劳动，所以不会有纤细的手足——我们的民歌里就不歌咏美的这些属性。总之，民歌中对美人的描写，没有一个美的特征不是表现着旺盛的健康和均衡的体格，而这永远是生活富足而又经常地、认真地、但并不过度地劳动的结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就完全不同了：她的历代祖先都是不靠双手劳动而生活过来的；由于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血液很少流到四肢去；手足的筋肉一代弱似一代，骨骼也越来越小；这一切的必然结果当然是纤细的手足——它们是社会上层阶级觉得是唯一值得过的生活即没有体力劳动的生活的标志；假如上流社会的妇女大手大脚，这或者是她长得不好或者是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标志。不错，健康在人的心目中永远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因为如果不健康，就是大富大贵、穷极奢侈，也生活得不好受——所以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然是有魅力的；然而病态、柔弱、委顿、慵倦、在他们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要那是奢侈的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的结果。苍白慵倦、病态对于上流社会的人还有另外的意义：农民寻求休息和安静，而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人们，他们不知有物质的匮乏，也不知有肉体的疲劳，却因为无所事事和没有物质忧虑而常常百无聊赖，寻求‘强烈的感觉、激动、热情’，这些东西能赋予他们那本来很单调的、没有色彩的上流社会生活以色彩、多样性和魅力。然而强烈的感觉和炽烈的热情很快就会使人憔悴：如果美人的慵倦和苍白是她曾经生活得好的标志，他怎么会不为她的慵倦和苍白而着迷呢？”——作者原注

　　当然，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用环境的影响说明一个天才的全部特性，不过这还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弹道学能够解释炮弹头的运动。它能够预见它的运动。但是它任何时候也不能告诉您这个弹头恰恰炸裂成多少片而且每一个别的碎片恰恰飞向何处。但是这丝毫不会削弱弹道学得出的那些结论的可靠性。我们没有必要在弹道学中站到唯心主义的（或折衷主义的）观点上：对我们说来力学的解释完全够了，虽然——谁去争论呢？——这些解释仍然没有使我们弄清楚个别碎片的“个体的”命运、大小和形式。

　　命运的奇怪的讽刺！我们的主观主义者们像抨击“形而上学家”黑格尔无聊的虚构那样如此热烈地加以抨击的那个矛盾定律本身，似乎使我们“同我们亲爱的朋友兼敌人接近起来。”如果休谟否定货币的内在价值是为同重商主义者发生矛盾；如果浪漫派创造出自己的戏剧只是为了同古典派所做的“反其道而行”，那么客观的真理就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对我，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梅歇尔斯基公爵等等说来是真理的东西。真理是主观的，所有满足我们认识需要的东西都是真理的。

　　否，不是这样。矛盾定律并不破坏客观真理，而只是引导我们走向客观真理。诚然，它迫使人类所走的道路完全不是笔直的路。然而在力学中大家知道也有失之于距离而得之于速度这样的场合：按摆线运动的物体，从一点走到下面的另一点，有时比按直线运动来得快。“矛盾”出现在而且只出现在有斗争、有运动的地方，而在有运动的地方，思想便会前进，不过要通过迂回的道路。同重商主义者的矛盾曾使休谟得出错误的货币观。然而社会生活的运动，从而还有人类思想的运动并不停留在它在休谟时代所达到的观点上。它迫使我们同休谟“矛盾”，其结果就产生了正确的货币观。而且这个正确的观点，作为全面考察现实的结果，已经是任何往后的矛盾都无法排除的客观真理。穆勒著作注评的作者【指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兴奋地说过：

　　一度为生活所取得的东西，
　　命运无法从我们身边夺走……

　　应用到知识上，这无条件是正确的。无论哥白尼的发现，还是能量转换的发现，无论物种可变性的发现，还是马克思的天才发现，任何命运现在都无力从我们身边夺走。

　　社会关系在变化；与此同时科学理论也在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最后出现对现实的全面考察，从而出现客观的真理。色诺芬具有不同于让·巴蒂斯特·萨伊的经济观点。萨伊的观点在色诺芬看来大概会是荒唐的；萨伊曾宣布色诺芬的观点为荒谬。然而我们现在知道，色诺芬的观点从哪里来的，萨伊的观点从哪里来的，他们的片面性是从哪里来的。而且这种知识已经是客观的真理，而且任何“命运”已经不能使我们离开这个最后发现的正确的观点。

　　——然而人类的思想难道会停留在你们称之为马克思的一种或诸种发现上面么？——当然不会，诸位先生！它将作出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将补充和证实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正如天文学中的新发现补充了和证实了哥白尼的发现一样。

　　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是最大的荒谬。然而任何荒谬都有其充足的原因，而且我们、一位伟大人物的微不足道的追随者，可以不无骄傲地说：我们知道这个荒谬的充足原因。下面就是。

　　“主观方法”不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不是“学派天使”，即不是《历史书翰》的作者第一个发现的。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信徒们早就遵循这个方法，就是这位布鲁诺·鲍威尔生出了《历史书翰》的作者，就是这位《历史书翰》作者生出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伙。

　　“历史学家的客观性，像任何客观性一样，无非是纯粹的空谈。而且完全不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客观性是无法达到的理想。对客观性，即对大多数固有的观点，对群众的世界观，历史学家只能低首下心。而一旦他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创造者，他就是为薪资工作，他就成为自己时代的雇佣。”^[1]

　　^[1] 舍利加（Szeliga）：《人类劳动组织和施洛塞尔、盖尔文奴斯、达尔曼和布鲁诺·鲍威尔的历史编纂艺术》（Die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der Menschheit und die Kunst der Geschichtschreibung schlosser’s Gervinus’s, Dahlmann’s und Bruno Bauer’s），沙尔洛登堡，1846年版，第6页。——作者原注

　　这几行话是施利格写的，他是布鲁诺·鲍威尔狂热的信徒，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Die Heilige Familie）一书中曾如此尖刻地嘲笑过他。在这几行话中，请用“社会学家”代替“历史学家”，把对历史的“艺术创造”换成社会“理想”的创造——于是您就会得到“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

　　请好好想想唯心主义者的心理。对他说来，人们的“意见”是社会现象基本的、最后的原因。他觉得，据历史叙述，在社会关系中往往是最荒谬的意见实现了。他议论说：“为什么不实现我的意见，这种意见，谢天谢地，一点都不荒谬。既然存在着某种理想，就至少存在着从这种理想的观点看来合乎愿望的社会改革的可能性。至于通过什么客观的尺度来检验这个理想，那么检验是不可能的，因为类似的尺度并不存在：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可能成为真理的尺度。”

　　总之，有某种改革的可能性，因为我的理想号召改革，因为我认为这些改革是有益的：我之所以认为它们是有益的，因为我愿意认为它们是这样的。撇开客观尺度，我这里除了我的愿望没有其他标准。别妨碍我的脾气！——这就是主观主义的最后论据。主观的方法是自然沿着折衷主义道路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唯心主义，因为这个寄生虫所侵蚀的哲学“好好先生们"的一切错误都倾注在这个寄生虫的头上。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不能把个人的“主观”观点同作为某种客观东西的“群氓”、“大多数人”等等的观点对立起来。群氓是由人们组成的，而人们的观点始终是“主观的”，因为这些或那些观点都是主体的属性之一。客观的不是“群氓”的观点，客观的是反映在这些观点里的、自然界或社会中的那些关系。真理的标准不在我之内，而在存在于我之外的关系中。正确地表现这些关系的那些观点是符合真理的；歪曲这些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正确地把握自然现象相互关系的那种自然科学理论是符合真理的；正确地说明存在于他所描述的时代的社会关系的那种历史描写是符合真理的。凡是历史学家不得不描述诸种对立的社会力量的斗争的地方，只要他没有变成干巴巴的书呆子，他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情这种或那种力量。在这方面，他将是主观的，不管他是同情少数还是多数。然而这种主观主义并不妨碍他成为完全客观的历史学家，只要他不去歪曲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据以生长的那些现实的经济关系。“主观”方法的信奉者则忘记这些现实的关系，而因此他除了自己可贵的同情或极大的憎恶之外便什么也做不了，而因此每当他的论敌们告诉他这还不够时，他就大喊大叫地谴责他们侮辱道德。他感到自己不能洞察现实社会关系的秘密，因此对这些关系的客观力量的任何暗示，在他看来都是对他自己的无能为力的侮辱、嘲笑。他力图使这些关系淹没在自己的道义愤慨的空话中。

　　所以，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理想原来常常是各式各样的：既有卑劣的，也有高尚的，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符合经济现实的理想是正确的。听到这句话的主观主义者们以为，如果我开始使我的理想适应现实，那么我就会变成“欢呼雀跃的人”^[1]可怜的仆从：然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想，仅仅因为他们作为形而上学者无法理解任何现实的双重的、对抗的性质。“欢呼雀跃的人”依靠已经腐朽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之下生长着新的现实、未来的现实，为这个现实服务也就是促进“爱的伟大事业”的胜利。

　　^[1] “欢呼雀跃的人”一词，语出涅克拉索夫的诗篇“片刻的骑士”（一译“称雄一时的人物”）：“为了爱的伟大事业，请把我从欢呼雀跃的、空话连篇的、两手沾满鲜血的人们那里领进正在毁灭的人们的阵营！”【中译本参见《涅克拉索夫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俄文版编者注

　　读者现在可以看到，那种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赋予理想以任何意义的看法是否符合“现实”。这个看法原来是“现实”的直接对立物。如果在“理想"的意义上说，那就应当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所曾有过的、最为理想的理论。而且这无论对它的纯粹的科学任务还是对它的实践任务说来都是同样正确的。

　　“如果马克思不理解自我意识的意义及其力量，请问怎么办？如果他如此低度地评价自我意识认识到了的真理，请问怎么办？”

　　这些话是布鲁诺·鲍威尔的信徒之一还在1847年就写下的^[1]，虽然现在已经不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语言说话了，但是责备马克思忽视历史中的思想和情感因素的先生们至今并没有比奥比兹走得更远。迄今为止他们全都深信马克思非常低估人类自我意识的力量；他们全都以不同的调子反复说同样的话。^[2]实际上马克思认为解释人类的“自我意识”乃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任务。

　　^[1] 《群众的英雄。性格描写》（Die Helden der Masse Charakteristiken），特奥多尔·奥比兹（Theoder Opitz）出版，格伦堡，1848年版，第6-7页。奉劝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读一读这本著作。他在那里会遇到自己许多的原创思想。——作者原注
　　^[2] 其实，不，不是所有人，还没有任何人想过用说明“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来打败马克思。卡列也夫先生有双重的原创：第一，他以前没有任何人这样同马克思争论过；第二，他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任何人这样同马克思争论。从这个注释中瓦·沃先生可以看出，我们能够给予他的“教授”以应有的评价。——作者原注

　　他说：“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迄今为止都是，它仅仅在客体的形式中，或者在直观的形式中，而不是在具体的人类活动的形式中，不是在实践形式中，不是从主体方面考察现实，考察对象的、为外部感官所把握的世界。因此，能动的方面，和唯物主义相反，迄今为止都是由唯心主义发挥的，不过是抽象地发挥的，因为唯心主义自然不承认具体活动本身。”^[1]先生们，你们是否仔细考虑过马克思的这些话呢？我们来告诉你们它们是什么意思。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译者注

　　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及其信徒们竭尽全力来证明用唯物主义解释自然的可能性。甚至对天赋观念的否定也没有使得这些唯物主义者超越把人看作动物王国的一员，看作有感觉的物质(matiere sensible)。他们没有试图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说明人的历史，而如果他们企图这样做了（爱尔维修），那么他们的企图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可是人只有在历史中才会成为“主体”，因为只有在历史中他的自我意识才得到发展。局限于把人看作动物王国的一员，意味着局限于把他看作“客体”，忽视他的历史发展，忽视他的社会“实践”，忽视具体的人类活动。然而忽视这一切，意味着使唯物主义变成“枯燥的、昏暗的、可悲的”（歌德）。不仅如此，这就是要把它变成——这也是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宿命论的东西，从而注定使人完全从属于盲目的物质。马克思看到了法国唯物主义甚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这个缺点，于是给自己提出了纠正它的任务。他的“经济”唯物主义乃是对人的“具体活动”怎样发展、他的自我意识怎样由于这种活动而发展起来、历史的主体方面怎样形成这一问题的回答。当这个问题即使部分地解决了的时候，唯物主义就不再会是枯燥的、昏暗的、可悲的，它就不再把说明人类存在的能动方面的第一把交椅让给唯心主义。那时它就会摆脱它固有的宿命论。

　　多愁善感而又头脑简单的人之所以愤怒反对马克思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把它的第一句话当成最后一句话。马克思说：在解释主体时我们看看人们在客观必然性的影响下会处于怎样的相互关系中。既然已经知道这些关系，就可以弄清楚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些关系的影响下是怎样发展的。客观的现实帮助我们弄清楚历史的主观方面。正是在这里，多愁善感而又头脑简单的人通常便来打断马克思。也是在这里，通常重复着同恰茨基跟法穆索夫^[1]谈话惊人类似的言论。——“人们在自己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遇到一定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生产关系。”——哎呀，老天爷，他是宿命论者！……在经济基础上耸立着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说什么！而且说的和写的一样！他完全不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请仔细听完，哪怕一次：要知道，从以上的话中可以得出，——不听，受制裁！受积极进步人物的道德制裁，受主观社会学明显的监视！

　　^[1] 恰茨基、法穆索夫和斯卡洛茹布都是亚·谢·格利鲍耶陀夫的名著《聪明误》中的人物。——译者注

　　大家知道，斯卡洛茹布的出现挽救了恰茨基。在马克思的俄国信徒同他们严格的主观评价者之间的争论中，迄今为止事情具有相反的另一种性质。斯卡洛茹布捂住了恰茨基的嘴，这时候主观社会学的法穆索夫们从耳朵里抽出手指，带着自己的优越意识说道：他们本来就说得很扼要了；他们的观点现在依然是完全没有说清楚的。^[1]

　　^[1] 在新版中普列汉诺夫曾打算把由于考虑到书报检查而故意弄得含糊的地方说清楚。保存在档案里未被他利用的、对此处的增补中有以下一段札记：“斯卡洛茹布就是书报检查。用同一个别尔托夫、《文集》、《新语》和《开端》的故事来说明。”这个名单包括受到书报检查迫害的出版物：普列汉诺夫（别尔托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该书第1版很快卖完，同时被从图书馆没收，十年之内未能再版，直到1905年；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集《说明我国经济特点的材料》，刊印于1895年，在书报检查机关积压了一年半以后，除了偶然保存下来的几本以外，全部被焚毁；《新语》杂志1897年12月即已被查封；《开端》杂志，继《新语》之后于1899年创刊，出了5期，被查封。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几乎被剥夺了合法的论坛，同时民粹派却完全自由地利用了这个论坛。——俄文版编者注

　　黑格尔早就说过，任何哲学如果局限于简单地重复它的基本论点，都可能变成毫无内容的形式主义。然而这样的过错马克思是绝不会犯的。他没有局限于重复说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全部历史运动的基础。很少思想家像他那样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来发展自己的基本论点。

　　——然而究竟在哪里，他在哪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呢？——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用各种不同的声音数落着，号叫着，大声喊着和言说着。——请看看达尔文吧，要知道他有一部书，而马克思那里连书也没有，于是不得不去重新建立他的观点。

　　不用说：“重新建立”是不愉快也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没有“主观的”材料来正确理解从而“重新建立”别人的思想的人而言。不过重新建立没有必要，而且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哀痛其缺乏的书早就有了，甚至有几本书，一本比一本更好地说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第一本书——这是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的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请熟识一下这本有趣的书（自然，“刘易士的东西”在这里是少了点）：它会告诉您马克思的理论为什么出现了，为什么必定要出现，它回答了直到这时为止尚未解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及，因此，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第二本书——这是《资本论》，正是这本《资本论》你们全都“读过”，你们全都“同意”，但是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理解它，仁慈的先生们。

　　第三本书——这是从1848年开始即从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问世时起的欧洲事变史。请费些力气钻研一下这本巨大的和有教益的书的内容，只要你们“主观的”心中还有公平的话，请把手放在胸口告诉我们：难道马克思的理论没有给他提供惊人的前所未有的预见事变的能力么？和马克思同时代的反动的、停滞的或进步的空想主义者那里现在剩下了什么呢？他们的“理想”一碰到现实就化为灰尘，这灰尘又跑到什么污泥中去了呢？要知道这灰尘甚至连痕迹都没有留下，而马克思说过的话却实现了，当然是大体上，而且每天还将始终不渝地实现下去，直到他的理想最终实现。

　　似乎这三本书的证据足够了吧？而且似乎不能否定它们中间任何一本的存在吧？你们自然要说，我们从那里读到的并不是那里写了出来的？究竟是什么，请说出并证明这个；我们迫不及待地期望你们的证明，而为了使你们对这三本书不致感到头脑很紊乱，我们先向你说明第二本书的意义。

　　你们承认马克思的经济观点，但是否定他的历史理论，——你们说。应该认识到，这说明很多问题，正是：这说明你们既不理解他的历史理论，也不理解他的经济观点。^[1]

　　在未发表的增补中普列汉诺夫对这个地方作了这样的说明：“他们不懂得，不能承认马克思的经济观点而又否定他的历史观点：《资本论》同时就是历史研究。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理解《资本论》第3卷的命运。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都歪曲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3页）——俄文版编者注

　　《资本论》第1卷说的是什么呢？那里说的，比如关于价值。那里说，价值是社会生产关系。你们同意这个吗？如果不同意，那么你们就否认自己本人关于同意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话。如果同意，那么您就是承认他的历史理论，不过显然并不理解它。

　　既然你们承认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着的、背着他们起作用的他们自己的生产关系，以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的形态，如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等等，反映在他们头脑中，那么你们从而就是承认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必定生长着一定的、符合它的性质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在这种场合，你们改变信仰的事情就完成了四分之三，因为你们剩下的就是运用你们“自己的”即从马克思那里剽窃来的观点分析高级的思想体系范畴：权利、正义、道德、平等以及诸如此类。

　　或者也许你们只同意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要知道也有这样一些先生，他们“承认马克思”只是就他写了一封所谓的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信而言。^[1]

　　^[1] 说的是卡尔·马克思1877年末就《祖国纪事》杂志编辑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文章《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前的卡尔·马克思》（该刊1877年10月号）所写的致该刊编辑部的一封信。这封信始终没有发出去，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了这封信已经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了。它曾刊登在《民意通报》1886年第5期和合法的《法学通报》1888年第10期上。通常都把这封信错误地说成是写给米海洛夫斯基的，虽然马克思在信中只是用第三人称说到他。【中文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页】在信中马克思驳斥对他的观点的歪曲，驳斥这样的愿望，即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概述变成关于一切民族，无论他们处于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都必然注定要走上的普遍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民粹派抓住了信中的这个地方，认为它证实自己寄托在俄国特殊道路上的希望。参看《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327页。——俄文版编者注

　　你们不承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么？因此按照你们的意见，马克思在自己的报纸《新莱茵报》和当时其他定期刊物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用来评价例如1848年到1850年法国历史事变的观点是错误的么？多么可惜，你们没有费力说明这个观点的错误性；多么可惜，你们的观点是处在未开展的形态中，而且由于缺乏资料甚至不可能“重新建立”这些观点。

　　你们不承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么？因此按照你们的意见，马克思用来评价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哲学学说的意义的那个观点是错误的么？^[1]可惜，在这个场合你们也没有驳倒马克思。也许你们甚至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说到过这个对象吧？喏，在这种场合，我们不想拯救你们摆脱困境；要知道你们拿来发议论的“对象的文献”，你们应该是知道的；要知道你们中间许多人——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说，——都有平凡的和非凡的科学吹鼓手的称号。诚然，这一称号并没有妨碍你们主要研究“非正式的”科学：主观社会学、主观历史哲学等等。

　　^[1]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一章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以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谈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中文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8-170页；第3卷，第271、478-484页。】——俄文版编者注

　　——可是究竟为什么马克思没有写出这么一本书，其中用他的观点叙述从古至今的全部人类历史并且考察发展的一切领域：经济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等等领域？

　　一切有教养的头脑的首要标志就在于善于提出问题，在于知道哪些回答是可以向现代科学要求的，哪些是不可能的。可是，尽管马克思论敌们的非凡性，有时甚至他们的平凡性，而其实正是由于这个性，在他们那里这个标志似乎没有出现。难道你们以为在生物学著作中有这么一本书，其中用达尔文的观点叙述了动植物界的全部历史么？去同任何一个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谈谈这个问题吧，那么他会预先嘲笑你们孩子气的天真，然后告诉你们，用达尔文的观点来描述全部漫长的物种史——这是现代科学的理想，现代科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达到这个理想；现在已经找到的是这样一种观点，物种的历史只有用它才能理解。^[1]在现代的历史科学上，情况也完全一样。

　　^[1] “现在相互隔离得还很远并且从最不相同的各种经验的认识源泉出发的所有这些各式各样发展史领域，由于增长着的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联系的意识，从今以后获得更高的发展。它们沿着最不相同的各种经验的道路行进并且依靠着最各式各样的方法，总是奔向同一个目的，奔向包罗万象的一元论的发展史的伟大的最终目的。”参见爱·海克尔（E. Haeckel)：《现代发展史的目的和道路》（Ziele und Wege der heutigen Entwickelungsgeschichte），耶拿，1875年版，第96页。——作者原注

　　“达尔文的全部工作是什么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问道——几个有概括力的、互相最紧密地联系着的、把堆积如山的整个事实材料顺利地综合起来的思想。马克思的相应的工作在哪里呢？这工作是没有的……而且不仅马克思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尽管它内容极其渊博，传播非常广泛，也没有做这项工作。无数次被当作公理加以重复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身，至今仍然是相互间没有联系而且事实上未经检验，这在依据物质的、可感知的事实并具有主要是‘科学’尊号的理论、原则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1]

　　^[1]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05-106页。——作者原注

　　说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本身仍然相互间没有联系——这是赤裸裸的谎言。只要读一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就可以看出这些原理相互间的联系何等严整何等紧密。说这些原理未经检验，——这也是不对的：它们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在《资本论》中，而且完全不是“特别”在“原始积累”一章中，^[1]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的那样，而是毫无例外地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所有各章中都利用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检验过。如果这个理论仍然没有一次联系“堆积如山的整个事实材料”叙述过，这一点，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见，对于把它区别于达尔文理论是不利的，那么这里又是一个误会。利用比如包含《物种起源》一书中的那个事实材料所证实的主要是物种的变异性；至于某些个别物种的历史达尔文只是顺便提及，而且只是假定式地提及：据他说，这个历史可以这样进行，可以那样进行，——有一点无可怀疑：有过历史，物种曾经变化。现在我们请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需要向马克思证明，人类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社会形式在变化，人们的观点互相在新旧更替，一句话，是否需要本应证明这类现象的变异性呢？自然，不需要，虽然，为了证明，堆积整整十座山的事实材料是容易的。对于马克思说来究竟本来应该做什么呢？社会科学和哲学先前的历史积累了“堆积如山”、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马克思就用像达尔文的理论一样由“几个综合的、彼此最紧密地联系着的思想”组成的理论解决了这些矛盾。当这些思想出现了的时候，事情就清楚了：用这些思想可以解决困扰先前思想家们的一切矛盾。马克思需要的不是把他的前辈们收集的实际材料堆积如山，而是主要利用这些材料、用新的观点着手研究人类的现实历史。这一点，马克思也做到了，他着手研究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结果出现了《资本论》（我们且不说像《雾月十八日》这类的专著）。

　　^[1] 1892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俄国思想》第6期第90页上写道，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在《资本论》第六章一个质朴的标题‘所谓原始积累’中有所阐述”。参看《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321页。——俄文版编者注

　　然而，在《资本论》中，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见解，“讨论的只是一个历史时期，而且就是在这些期限内，对象自然甚至连大概也没有研究完。”这是对的。不过我们要再次提醒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有教养的头脑，第一个标志在于懂得怎样的要求可以向科学人士提出来。马克思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研究中包罗一切历史时期，完全同样的，达尔文也不可能写出一切动植物物种的历史。

　　甚至在对待一个历史时期的方面，对象也研究不完，哪怕只是个大概。——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连大概也研究不完。然而第一，请告诉我们，达尔文把什么对象研究完了，哪怕只是大概，而第二，我们现在向你们说明在《资本论》中问题怎样和为什么没有研究完。

　　按照新理论，人类的历史运动是由导致经济关系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因此任何历史研究的事业都必须从研究特定国家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关系状况开始。然而不用说，研究不应停留在这一点上；研究应当指明枯燥的经济骨骼怎样为生动的社会政治形式的肉体所包裹，然后指明——这是课题最有意义、最为诱人的方面——怎样为人类的观念、情感、意图和理想所包裹。可以说，到达研究者手里的是死材料（这里，正如读者看到的，我们多少是用卡列也夫先生的文体说话的），从他手里出去的应该是充满生命的有机体。马克思能够解决的——而且自然只是大概地——仅仅是主要涉及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的物质生活方式的问题。马克思去世时不很老。如果他再活二十年，那么他大概还会继续（也许除了再写几部独立的专著以外）解决同一时期物质生活方式的种种问题。这又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生气。他双手叉腰，开始训斥这位著名的思想家：“你怎么会这样呢，老兄？……只有一个时期……而且不完全……我不能，不能赞成……你学学达尔文的榜样吧！”。可怜的《资本论》作者只有用深深的叹息和令人伤感的承认回答整个这一长篇大论的教训：“艺术是长久的，而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迅速且威严地转向马克思的信徒们这些“群氓”：在这种场合你们干吗看着，为什么没有支持老头子，干吗不去详尽地研究一切时期？——信徒们深深地鞠躬，拿着帽子走向一旁，回答道：我们没有工夫，我们忙着别的事，我们进行了反对沉重压在现代人类身上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斗争。别见怪！不过顺便说说，我们毕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等着吧——我们还会做得更多。^[1]

　　^[1] 普列汉诺夫想在这个地方作个增补：“关于‘没有功夫’。用阶级斗争说明。”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3页。——俄文版编者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变得稍微温和些：这么说来，你们自己现在也看出来，不完全吧？——怎么会看不出来！要知道就是在达尔文主义者那里也还是不完全的^[1]，甚至在主观社会学中也不完全哩，不过这完全是另一码事。

　　^[1] 有趣的是达尔文的论敌们很久都反复重申，而且至今还在反复地说，他的理论正是缺乏“堆积如山”的事实证据。大家知道，微耳和在1877年9月于慕尼黑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就讲过这个意思，海克尔回答他时曾正确地指出，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没有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那些事实所证明，那么任何新的事实就根本说不出于它有利的话。——作者原注

　　一提到达尔文主义者，我们这位作者心中的气愤便重新暴发——你们干吗拿达尔文来纠缠我呢！——他喊道。上层社会的绅士们都迷恋过达尔文，许多教授都赞同过他的见解，可是谁同马克思走在一起呢？一些工人，以及没有人公认的、科学上业余的饶舌者。

　　这种严厉斥责具有如此有趣的性质，我们不由自主地要继续注意它。

　　“在《论家族等等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顺带地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遭到有行会习气的德国经济学家‘沉默’的对待，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指出，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们从一开始主要转向工人们，而且在他们那里遇到了在官方科学代表们那里不曾预料的很强的理解力。这些事实正确到什么程度以及它们的意义怎么样呢？首先，对某种有价值的东西长时期的‘沉默’甚至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在我们的科学生活和文学生活十分缺乏和极其微不足道的情况下，现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有为数众多的大学，普遍识字，有各派无数的报纸、传单，有不仅报刊言论而且口头言论的影响的德国，这就更加不可能。而且如果德国某部分官方的科学祭司开始时曾用沉默对待《资本论》，那么这未必能够用想‘避而不提’马克思的著作来解释。比较正确的是假定，沉默的动机在于因疑惑而犹豫，与此同时迅速增长的既有热烈的反对，也有达到极限的尊敬，其结果，《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很迅速地在公认的科学中已经无可争辩地占住了很高的位置。作为历史理论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命运，也包括《资本论》中所具有的关于未来方向的那些远景的命运就完全不是这样。经济唯物主义，尽管存在了半个世纪，对各个科学领域至今并没有产生多少明显的影响，不过实际上在工人阶级中却很迅速传播开来。^[1]

　　^[1]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15-116页。——作者原注

　　总之，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反对的立场迅速地生长出来了。这是对的。这种立场热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一个副教授，如果他承认哪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也得不到教授的头衔；这种立场热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一个甚至最没有才能的编外的副教授，只要他能够想出哪怕是两个明天所有人都会忘记的反对《资本论》的意见，就可以指望迅速晋升。对的就是对的：很热烈的反对立场。

　　还有达到极限的尊敬……这也正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真的是尊敬。恰恰是中国人今天应该用来看待日本军队的那种尊敬：说打得好，不过受它的打击是不愉快的。德国的教授们在对《资本论》的作者，过去是而且至今仍然满怀这样的尊敬。而且教授越聪明，他的知识越多，在他那里，这样的尊敬就越大，他就越是清楚地认识到，他驳不倒《资本论》。这就是为什么官方科学巨擘中间任何一个人都不敢攻击《资本论》。巨擘们宁愿派遣年轻的、没有经验的、需要晋升“编外饶舌者”的人去进行攻击。

　　在那不需要聪明人的地方，
　　您派列阿特去吧，
　　我在看着哩……

　　有什么可说的：这类尊敬是伟大的。而另一类尊敬我们并没有听说过，而且在教授身上也不可能有，因为在德国不会让满怀这种尊敬的人做教授的。

　　然而这种尊敬究竟证明什么呢？它证明下面一点。《资本论》所囊括的研究原野正是从新观点，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观点已经耕耘过的那片原野。对于这片原野，论敌们不敢攻击；他们“尊敬它”。而这对于论敌们说来自然很好。然而需要有“主观”社会学者的全部天真才会惊讶地问，为什么这些论敌至今都没有着手凭自己的力量用马克思的精神耕耘毗邻的原野。“瞧，您想要什么，亲爱的英雄！这里就是用这种精神耕耘过的这么一块原野，不让活啦！已经对它叫苦连天了，您却想让我们按同一个体系还去耕耘毗邻的原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事物的本质理解得很差，因此他也不理解“作为历史理论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命运”；他不理解的还有德国教授们对“未来远景”的态度。当现在从脚下滑走的时候，老天爷，未来在他们就来不及想了。

　　不过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在德国的教授都这样充满着阶级斗争精神和“科学”条理性的精神。要知道有些专家除了科学什么也不去想。和没有一样，也有这样一些专家，当然也不是在一个德国。然而这些专家——正是因为他们是专家——全神贯注在自己的对象上；他们耕种着自己不大的一小块科学原野，他们对任何一般历史哲学理论都不感兴趣。关于马克思，这些专家很少有什么观念，而如果有的话，那大概就是给某人和某地制造麻烦的讨厌的家伙。你们怎么希望他们用马克思的精神写作呢？在他们的专著里通常根本没有任何哲学精神。然而这里发生着某种类似如果人们默不作声顽石也鸣不平的事情。研究者专家们本人根本不懂马克思的理论，可他们取得的结果却大声宣布说它胜利了。而且没有任何一项政治关系史或文化史方面的严肃的专门的研究，没有这样或那样地证实这一理论。许许多多惊人的例子都说明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精神在何种程度上迫使专家们不自觉地站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正是历史理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观点上。读者上面已经可以看到两个这样的例子：奥斯卡尔·佩舍尔和日罗·泰隆。现在我们举第三个例子：在自己的著作《古代市民公社》（La cité antique）中，著名的弗尤斯特尔·德·库兰日说出过这样的思想：宗教观点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一切社会设施的基础。看来在研究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诸个别问题时也应当持这个思想。然而涉及斯巴达衰落问题时弗尤斯特尔·德·库兰日却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在他那里衰落的原因纯粹是经济的。^[1]涉及罗马共和国的衰落时他的态度呢——他又是再次乞援于经济。^[2]于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在各个别场合一个人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而如果您称呼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大概会摇晃双手，对此卡列也夫先生会难以言状地感到高兴。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彻底的始终一贯，请问怎么办？

　　^[1] 参看他的书《论斯巴达的所有权法》（Du droit de propriété à Sparte）。书中包含的（顺便说一句〕对原始所有权史的观点这里对我们说来完全不重要。——作者原注
　　^[2] “对于每一个根据事实的具体详情（正是具体详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原文研究事实的人说来，十分明显的是恰恰是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是真正的动因”等等。参见《古代法国政治设施史。封建制度的起源》（Histoire des instiutions politiques de l’ ancienne France Les origins du système féodal），巴黎，1890年版，第94页。——作者原注

　　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打断我们说，——让我从自己方面也举几个例子。“请把注意力放到……布洛斯的书上^[1]，我们看到这是一本很值得称颂的著作，但是上面完全没有历史科学中根本变革的特殊痕迹。从布洛斯谈到阶级斗争和经济条件中（比较起来很少），还得不出他把历史建立在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自身发展上：叙述1848年事变时避开经济条件甚至是令人费解的。从布洛斯的书中把称颂马克思是历史科学中变革创造者的话，还有来自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某些千篇一律的词句删去，您就不会想到您遇到的是经济唯物主义的信徒。谈到恩格斯、考茨基和其他某些人时历史内容写得好的个别几页，不用经济唯物主义的标签也能说过去，因为事实上其中考虑的是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虽然在这一和弦中经济的弦线占优势。”^[2]

　　^[1] 指B. 布洛斯的《1848年德国革命史》一书。1922年版书名为《德国革命。1848-1849年德国运动史》。——俄文版编者注
　　^[2]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17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显然牢牢地记住了谚语：“既然叫做蘑菇，就应让采食”。他这样议论：如果你是经济唯物主义者，那么你就应该考虑经济的东西，而不要“涉及社会生活全部总和，虽然经济的弦线占优势”。可是我们已经报告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任务正在于从“弦线”开始来说明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他怎么会要他们放弃这个任务的同时仍然做马克思主义者。诚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来不曾想要深入思考这项任务的意义，不过对此有过错的自然不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我们懂得，在我们不放弃这项任务的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常常要陷入很困难的境地：在读到“历史内容好的几页”时他常常远离这样的思想（“不会想到！”）：它是“经济”唯物主义者写的。这正是十分狼狈的境地。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陷入此种境地是马克思的过错么？

　　主观学派的阿喀琉斯【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以为“经济”唯物主义者只应谈论“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自我发展”。这个“自我发展”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深思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果您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意见，生产形式能够“自己”发展起来，您就大错特错了。什么是社会生产关系呢？这是人们的关系。没有人们，这些关系怎么发展呢？要知道凡是没有人们的地方，也就不会有生产关系！化学家说：物质是由结合为分子的原子组成的，而分子结合为更复杂的化合物。一切化学过程都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的。从这里您突然得出结论说，按照化学家的意见，全部问题都在规律中，而物质——原子和分子——可以完全不运动，也绝不会因此妨碍化学化合物的“自己发展”。大家都明白这种推论的荒谬。可惜，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把个人同社会生活规律、把人们的活动同他们社会生活形式的内在逻辑对立起来这种按其内在价值完全相似的做法的荒谬性。

　　我们重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新历史理论的任务在于用您所说的经济弦线，即事实上是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弦线”——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基础（我们已经解释过，正是在什么意义上），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徒然以为马克思主义者像格·伊·乌斯宾斯基《波德卡》中一位人物^[1]一样“只靠弦线为生”。

　　^[1] 在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波德卡》中一个靠供应小型流浪乐队弦线为生的老人。他骄傲地说，他的弦线都是珍贵的，“没有任何恶劣的废物”，因为他不能不这样；“只要我还靠弦线活命，我就要让它有完美的声音。”——俄文版编者注

　　彻底坚持一个原则来说明全部历史过程，这是困难的事情。然而请问怎么办？科学一般说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这不是“主观的”科学。既然我们已经说到这一点，我们就告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许，在涉及思想体系发展的问题上，最深知“弦线”的人，如果不具有某种特殊天赋即艺术感的话，有时也会无能为力。心理适应经济。然而这种适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为理解适应的全部过程，为了使自己和别人明显地了解这一过程正是怎样进行的，不止一次又不止一次地需要艺术家的天才。请看，例如巴尔扎克就做了许多工作来说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心理^[1]。我们在易卜生那里也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而且这样的人还少么？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出现很多这样的艺术家，他们一方面懂得“弦线”运动的“铁则”，另一方面又能够理解和说明在“弦线”的基础上，而且正是由于它的运动，怎样生长出思想体系的 “生动的服装”。你们说，凡是牵涉到富于诗意的想象力的地方，都不可能没有艺术自由和悟性虚构的地位。当然是这样！事情也不能不这样。这也是马克思很好地了解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说，应当把特定时代的经济状况（这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确切性来规定的）和这一时代的思想状况严格加以区分。对我们说来，这一领域还有许多、非常之多的模糊不清的东西。不过这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对唯心主义者会更多，而对折衷主义者们则尤其多，他们其实任何时候都不理解他们所遇到的困难的意义，他们以为，他们永远可以靠着赫赫有名的“相互作用”来对付任何问题。实际上他们从来也没有对付得了任何东西，而只是躲在他们所遇到的困难背后。迄今为止，用马克思的话说，具体的人类活动完全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的。试问结果怎样呢？令人满意的解释多不多呢？我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判断，就其根据不足而言，很像古代希腊哲学家关于自然界的判断：充其量是些天才的假设，要不就只是些机智的假设，由于缺乏任何支撑点来作科学证明，要证实、证明这些假设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得不理应把社会心理同“弦线”联系起来的地方，才做出了某种成绩。可是，当马克思看到这一点，从而建议不要放弃已经开始的企图时，当他说，应该永远以“弦线”为指导时，人们却责备他看法片面和思想狭隘！这里公道何在，也许只有主观社会学家们才知道。

　　请讲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挖苦我们说：——你们的新词句“50年前就说过了”。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差不多。然而更可悲的是您至今都没有理解它。科学中几十年或几百年前就讲过但至今仍然是千百万对科学漠不关心的“人物”不知道的那些“词句”还少么！请设想一下，您遇到了一个霍屯督人，并试图让他相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霍屯督人对太阳和地球有自己“独创的”理论。他很难抛弃它。于是他就挖苦起来：你们用新词句跟我说话，可是你们自己就说它已经有几百年了！霍屯督人的挖苦证明什么呢？只不过霍屯督人就是霍屯督人。可是要知道这是无须证明的。

　　其实，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挖苦所证明的比霍屯督人的挖苦能够证明的要多得多。它证明我们这位“社会学家”属于数典忘祖一族之列。他的主观观点是从布鲁诺·鲍威尔、施利格以及年代学意义上马克思的其他前辈那里继承来的。所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新词句”在任何情况下甚至从年代学上说也比我们的“新词句”古老，而且古老得多，因为布鲁诺·鲍威尔的历史唯心主义重新回到了前一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观点。^[1]

　　^[1] 至于运用生物学来解决社会问题，那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新词句”，就像我们看到了的，按其“类型”起源于本世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新词句”是很可尊敬的老者！其中“俄罗斯的智慧和俄罗斯的精神”真正是“反复地背诵和双倍地说谎”！——作者原注

　　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困惑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了经济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以后，过了许多年出现了美国人摩尔根论‘古代社会’的书，^[1]而且完全不依赖于经济唯物主义”。对此我们要指出：

　　^[1] 摩尔根的这本书出版于1877年。——俄文版编者注

　　第一，摩尔根的书并非“不依赖”于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原因很简单，因为摩尔根本人正是站在它的观点上。就像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读了他指出的这本书是容易相信这一点的一样。不错，摩尔根不依赖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走到了经济唯物主义观点，然而这对他们的理论岂不更好。

　　第二，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过了许多年”被摩尔根的发现所证实，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确信，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发现证实这个理论。可是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我们确信相反的东西：“主观的”观点不会为任何一个发现所证实，不管是五年之后，还是五千年之后。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恩格斯的一篇序言^[1]中获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即恩格斯】及其友人马克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是“不充分的”（恩格斯本人的说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感到欢欣雀跃，说：总之，正是四十年代产生的全部“经济唯物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不充分的根据上面的。这是只有俏皮的四年级中学生才会得出的结论。成年人都会懂得，运用到科学认识上，正如运用到一切其他认识上一样，“充分的”、“不充分的”、“小的”、“大的”诸词，均应取相对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布新的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之后活了整整几十年；他们勤奋地研究了经济史，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鉴于他们的非凡的能力，这一点是特别容易理解的。由于这些成就，他们以前的知识在他们看来自然就是“不充分的”了，不过这还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达尔文论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于1859年。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仅仅过了10年，达尔文就认为他发表自己这部著作时所拥有的知识是不充分的。从这里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1]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08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于下述话题也有不少的讽刺：“对于自认为有能力阐明全世界历史的理论说来，在宣布这一理论之后过了40年（即似乎直到摩尔根的书问世为止），古代希腊和日耳曼的历史仍然是未解之谜”。^[1]这种讽刺的唯一根据就是“误会”。

　　希腊史和罗马史的基础是阶级斗争——这一点，仅仅由于下述简单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末是不会不知道的：希腊罗马的著作家们早就知道这个事实了。读读修昔底德、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吧，读读罗马历史学家们的著作吧，哪怕是梯特·李维的著作也好，不过李维在描述事件时总是常常转到“主观的”观点，——那时您会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坚信，经济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引起的阶级斗争乃是当时社会内部历史的基础。这一信念在他们那里具有简单地确认简单的、众所周知的生活事实的直接形式，不过，比如在波里比阿那里就已经有建立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的某种类似历史哲学的东西。不管怎样，事实却是大家都承认的，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果真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读古书”么？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像对于一切科学界人士那样，不解之谜始终是有关希腊、罗马和日耳曼部族史前生活形式的问题（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本人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一样）。摩尔根的书回答了这些问题。难道我们这位作者真的认为，达尔文写自己那本名著时对他说来当时生物学中就不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么？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道：“必然性范畴是如此普遍和不容争议，它甚至包括最愚蠢的希望和最无益于事的担忧，它的使命看来是同它们进行战斗。从必然性观点看来，希望用脑门去砸破墙壁不是愚蠢，而是必然性，完全一样，卡西莫多^[1]不是畸形人，而是必然性，该隐和犹大^[2]不是恶人，而是必然性。一句话，在实践生活中单单以必然性为指导，我们就会陷入某种虚幻的无边无际的空域，那里没有观念和事物，没有现象，只有观念和事物单调的阴影。”^[3]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是甚至任何畸形现象也像最正常的现象一样都是这样的必然性产物，不过从这里完全得不出犹大不是恶人，因为把“恶人”概念同“必然性”概念对立起来是荒谬的。可是既然您阁下，一个劲地想当英雄，（而任何主观的思想家，ex，professo^[4]，都是英雄），那就请费力证明一下您不是“精神失常的”英雄，您的“希望”不是“愚蠢的”，您的“担忧”不是“于事无益的”，您不是思想上的“卡西莫多”，您没有邀请群氓“用脑门去砸破墙壁”。为了证明这一切您得求援于必然性范畴，可您不会运用这个范畴，您的主观观点排除这类运用的可能性本身；由于这个范畴，现实对您说来变成阴影的王国。于是在这里您就陷进死胡同，在这里您就给自己的“社会学”签下贫困证书，在这里您就开始反复重申“必然性范畴”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它似乎说明的东西太多了。理论上贫困的证书是您提供给您那些“寻找安身之处”的信徒的唯一文件。少了点儿，少了点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1] 卡西莫多，是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他有着丑到极点的相貌：几何形的脸，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参差不齐的牙齿，独眼、耳聋、駝背。——译者注
　　^[2] 该隐，圣经神话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是个种地的人。他出于妒忌，杀死弟弟亚伯（牧羊者），因此受到上帝的谴责。犹大，新约中使徒之一．为了三十枚银币出卖基督，转义为叛徒。——译者注
　　^[3]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113-114页。——作者原注
　　^[4] 按照专业技能。——作者原注

　　山雀保证说，它是一只英雄的鸟，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燃烧大海。当人们请它说明它燃烧大海的计划是根据什么物理规律或化学规律时，它便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它开始用忧郁的和模糊不清的腔调嘟嘟哝哝地说，听人讲，“规律”起的作用本来就这样，实质上规律什么也说明不了，而且不可能根据规律建立任何计划；应当把希望寄托在幸运的偶然上，因为大家早就知道，对罪过你用棍棒射击，不过一般说来理性最终会胜利。多么肤浅、多么讨厌的鸟啊！

　　我们拿马克思的英勇的惊人严整的历史哲学同山雀这种模糊不清的喃喃声比较一下。

　　我们的类人的祖先，也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完全处在自然界的影响下。他们的全部发展都是完全无意识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由通过生存斗争的自然选择而适应他们周围的环境来决定的。这是肉体上的必然性的黑暗世界。那时连意识的曙光，因而也就是自由的曙光都没有出现。然而肉体上的必然性使人走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逐渐从其余的动物世界脱颖出来。他变成了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是人利用来作用于自然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器官。这是使必然性从属于人的意识的器官，不过开始的时候这种从属只是在很微弱的程度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只是零星地、间或地从属。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人统治自然的程度。

　　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决定于人们周围的地理环境的属性。这样，自然界本身给人提供征服自然的手段。^[1]

　　^[1] 对于这句话以及下文关于社会制度归根到底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等论断，均应联系上下文和本书前面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论述，全面地进行分析、理解。有各式各样的“决定”，例如“西半球缺乏适于驯养的动物以及东西半球植物区系中特有的差异，在两半球居民的社会发展行程中造成了巨大的区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35页）换言之，在特定历史时期东西两半球社会制度发展行程的不同是由两半球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又如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的近两个世纪欧俄南部草原空闲地区的大量存在，与同时期西欧的情况不同，决定了俄国的历史始终只能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垦殖国家的历史。（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6页；《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3页）这和一般说来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没有“决定”性影响，是不相同的两种“决定”。前者讲的是特定的具体的情况对特定具体情况的决定作用，是特殊规律。这一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特定的地理条件可以决定特定的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可以决定特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发展。这一点，在包括本书附录四在内的普列汉诺夫许多著作中都有大量的历史事例可作证明。后者讲的是普遍情况、一般规律。不能一看到说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发展或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就断定是地理决定论。——译者注

　　然而人不是孤立地同自然作斗争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同自然进行斗争的是社会人（der Gesellschaftsmensch），即或多或少有相当大规模的社会联盟。社会人的属性在每一个特定时间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为社会联盟的整个制度都依赖于这种发展水平。因此这一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给人们提供发展他们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可能性的地理环境的属性来决定的。然而一旦产生了某种社会关系，它们往后的发展就按照自己固有的内在规律进行。这些规律的作用加速或延缓制约着人类历史运动的生产力的发展。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由直接变为间接。地理环境通过社会环境影响人。而因此，人对他周围地理环境的关系就成为极其变动不定的了。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新的阶段上，这种关系都不会是它以前的那个样子。地理环境对恺撒时代不列颠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现代英国居民的影响。^[1]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样解决十八世纪启蒙派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的那些矛盾的。^[2]

　　^[1] 孟德斯鸠说过：有了地理环境，就有了社会联盟的属性：在一种地理环境中只能存在专制制度，在另一种地理环境中只能存在不大的独立共和制社会，等等。伏尔泰反驳说，不对，在同一种地理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出现不同的社会关系，所以，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命运没有影响：整个问题都在于人们的意见。——孟德斯鸠看到了二律背反的一个方面；伏尔泰和他的同道们看到了另一方面。通常只是借助相互作用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辩证唯物主义承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相互作用的存在，但它同时用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这种相互作用。启蒙派充其量只会把它束之高阁的这个二律背反，很简单地得到了解决：辩证的理性在这里原来也比启蒙派的健全的思想（“悟性”）要无限地更为强大。——作者原注
　　^[2] 普列汉诺夫在《再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再论三段式》中写道：“孟德斯鸠喜欢用‘纯地理因素’说明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就他彻底坚持这些因素而言，他无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并不忽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它只是更好地说明地理因素怎样影响‘社会人’。它指明，地理环境保证人们有或多或少的可能性来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从而多少有力地推动他们沿着历史运动的道路行进。孟德斯鸠是这样议论的：一定的地理环境制约着人们一定的生理属性和心理属性，而这些属性则造成这种或另一种社会制度。辩证唯物主义揭示，这种议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地理环境的影响首先而且最强有力地表现在社会关系的性质上，而这些社会关系本身比如同气候比起来，又无限强烈地影响着人的观点、他们的习惯，甚至他们的生理发展。现代地理科学（我们再回忆一下梅契尼柯夫的书以及埃利泽·邵可侣为该书写的序言）【按：参看本书附录四】在这种场合同辩证唯物主义完全一致。这种唯物主义自然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不过它对历史的说明比其他的‘诸个别场合’所能做到的要充分些、全面些。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霍尔巴赫说过，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有时在整整一个世纪内都取决于权势人物大脑中胡作非为的一个原子的运动。这也是唯物史观。不过它对于说明历史现象是不可能有丝毫帮助的。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方面就卓有成效得无法相比。它自然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但却恰恰是唯一符合现代科学状况的那种个别场合。霍尔巴赫唯物主义的软弱无力表现在它的拥护者们回到了唯心主义：‘意见支配世界’。辩证唯物主义现在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阵地上驱逐出来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810-811页）这里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提出了广、狭两义的“唯物史观”概念。广义的“唯物史观”指凡是从“物”出发解释全部或部分历史现象的观点，如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霍尔巴赫的“原子决定论”，等等．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都是不科学的、错误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它们最终都“回到了唯心主义”。狭义的“唯物史观”则指马克思的“唯一符合现代科学状况的”唯物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它“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这是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史的另一基本观点。这一观点与前述的那个基本观点，即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生是对先行的种种历史观的革命性和继承性的统一，是紧密结合着的。——译者注

　　社会环境的发展服从自己固有的规律。这就是说，它的属性也像地理环境的属性一样很少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人通过生产作用于自然界，这样就产生人的依附关系的新方式、人受奴役的新形态：经济的必然性。而且人控制自然的力量越是增长，人的生产力越是发达，这种新的奴役状态就越会更加巩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这一过程的进程完全逃脱了他们的监控，生产者原来是自身产物的奴隶（例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然而正如人周围的自然界本身曾经给人提供第一个可能性来发展人的生产力，从而使人逐渐摆脱自然界的控制一样，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通过自己发展的固有逻辑使人认识到他之所以受经济必然性奴役的原因。这就有可能使意识重新彻底地战胜必然性，使理性重新彻底地战胜盲目的规律。

　　生产者（“社会人”）认识到他之受到自身产物的奴役，其原因在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后，便来组织这一生产，进而使之服从自己的意志。那时必然性的统治时期就会结束，而本身原来即是必然性的自由就会驾临。人类历史的序幕就会降落，历史就会开始。^[1]

　　^[1] 我们希望，在所有说过的话之后，马克思学说和达尔文学说的关系就清楚了。达尔文成功地解决了动植物物种在生存斗争中怎样发生的问题。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不同种类的社会组织在人们争取他们的生存斗争中怎样产生的问题。从逻辑上说，马克思的研究恰恰是在达尔文的研究结束的地方开始的。动物和植物处在物理环境的影响下。物理环境通过社会关系的中介对社会人发生影响，这些社会关系是在最初依据物理环境的属性而或多或少迅速地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达尔文不是用动物机体似乎天赋的发展趋向来说明物种的起源，像拉马克早已做过的那样，而是用机体对处在机体之外的条件的适应来说明物种的起源；不是用机体的本性，而是用外部自然界的影响来说明物种的起源。马克思不是用人的本性，而是用社会人作用于外部自然界时产生的人们之间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属性来说明人类的历史发展。研究的精神在两位思想家那里是全然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运用于社会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道理（我们知道，按时间先后顺序说，情况并非如此，但这不重要）。而且这是达尔文主义的唯一科学的运用，因为某些资产阶级著作家从达尔文主义中作出的那些结论不是科学地把达尔文主义运用于研究社会人的发展，而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是内容很丑恶的道德说教，就像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从事内容漂亮的说教一样。资产阶级著作家们引证达尔文，实际上向自己的读者介绍的不是达尔文的科学方法，而只是达尔文所讨论的那些动物的野兽本能。马克思和达尔文走在一起，资产阶级著作家们则同达尔文研究过的野兽和牲畜走在一起。——作者原注

　　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像论敌们归咎于它的那样，企图使人相信，起来反对经济必然性是荒谬的，反而它第一个指出怎样对付这种必然性。这样就会消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固有的、必不可免的宿命论性质。因此它同样也会消除彻底的唯心主义思维——如我们所看到了的——必然导致的那种悲观主义的任何根据。格奥尔格·毕希纳说过，个别人物只是波浪表面上的泡沫，人们服从只可加以认识而不能使之听命于人类意志的铁的规律。马克思回答说，不对，一旦我们认识了这个铁的规律。推翻这个规律的桎梏就取决于我们，使必然性变成理性顺从的奴仆就取决于我们。

　　唯心主义者说，我是虫。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反驳说，当我无知的时候，我是虫；然而当我知道的时候，我是神。我知道多少，就能做多少！

　　这个理论第一次切实地论证了人类理性的权利，第一次开始把理性看作不是偶然性手中软弱无力的玩物，而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有人却以似乎被它践踏的同一理性的权利的名义，以似乎被它藐视的理想的名义，起来反对这个理论！而且有人胆敢指责这个理论是无为主义，指责这个理论企图同周围环境妥协，几乎在阿谀奉承周围环境，就像莫尔恰林^[1]之阿谀奉承所有比他职位高的人一样！真可以说，这里是嫁祸于人。

　　^[1] 莫尔恰林，是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阿·谢·格利鲍耶陀夫诗体喜剧《聪明误》中的人物，是逢迎巴结的典型。——译者注

　　辩证唯物主义^[1]说：人类的理性不可能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然而一旦有了这个产物，它就不应该，而且按其天性本身也不可能听命于先前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它必然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面貌来改造这个现实，使之变得合理。

　　^[1] 我们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这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哲学特点的术语。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是唯物主义者—形而上学者。他们同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作过斗争。他们的唯物主义让位给了辩证的唯心主义，后者反过来被辩证唯物主义所战胜。“经济唯物主义”一词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马克思从来没有称呼自己是经济唯物主义者。——作者原注

　　辩证唯物主义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说：

　　Im Anfang war die That!【行动在先！】

　　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合乎规律的活动）向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1]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的整个实践哲学正是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

　　^[1] “社会生活主要是实践生活。一切神秘的东西、一切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东西，都会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语）【中文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作者原注

　　当主观思想家说“我的理想”时，他这里说的是：盲目的必然性的胜利。主观思想家不善于根据现实发展过程来建立自己的理想；因此在他那里，在微乎其微的理想小花园的围墙外面立即展开偶然性的、因而也就是盲目必然性的广阔原野。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可以用来使所有这广阔原野变为百花盛开的理想花园的那些手段。它只是补充说，实现这种转变的种种手段就潜藏在这个原野的本身的内部，只要去发现它们和善于利用它们。

　　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像主观主义那样限制人类理性的权利。它知道理性的权利也像理性的力量一样是广阔和无限的。它说：一切在人类头脑中合理的东西，即一切并非幻想而是对现实的真实认识的东西，一定会转化为这个现实，一定会把自己一部分合理的东西放到这个现实中去。

　　由此可以看出，按照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的意见，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什么。^[1]他们远没有把这个作用归结为零，他们在个人面前提出的任务，用通常的、不过也是不正确的话说，应当承认是完全、非常理想主义的。既然只要认识必然性自身内在规律，只要用必然性自身的力量去打败必然性，人的理性就可以战胜盲目的必然性，那么发展知识，发展人的意识就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物最伟大、最高尚的任务。Licht, mehr Licht！【光明，更多的光明！】——这就是首先需要的。

　　^[1] 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在1898年发表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专论，该书新译集补本已于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注

　　然而如果早就有人说过，谁也不会为了藏入密室，弃之不用才点上灯火，那么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补充说：不要把灯火留在“知识分子”狭窄的书房里！只要存在着这样一些“英雄”，他们以为启发自己固有的聪明才智，他们就足以随心所欲地把群氓带到任何地方去，就足以把群氓当作黏土，愿意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这时理性统治的时代就始终是漂亮的空话、高尚的幻想。只有当“群氓”本身变成历史行动的主角，当他们这些愚昧无知的“群氓”身上发展出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自我意识时，这个时代才会开始一日千里地逼近我们。我们曾经说过，发展人的意识吧。我们现在补充说，发展生产者的自我意识吧！主观哲学在我们看来之所以有害，正是因为它把群氓和英雄对立起来，以为群氓不过是一堆零，其意义仅仅取决于那站在首位的英雄的理想，从而妨碍知识分子去促进这种自我意识的发展。

　　民间谚语有句粗话：有沼泽就有鬼怪^[1]。主观主义者说：有英雄，对他们说来就找得到群氓，而且这些英雄就是我们，就是主观的知识分子。对此我们回答说：你们把英雄和群氓对立起来，乃是纯粹的自命不凡，因此也是自我欺骗。而且你们始终会是纯粹的……空谈家，直到你们懂得，为了你们那些理想的胜利，应当消除这种对立的可能性本身，应当在群氓心中唤醒英雄主义的自我意识。^[2]

　　^[1] 意思是：坏环境必然产生坏人；有漏洞就有人钻。——译者注
　　^[2]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语）【中文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作者原注

　　法国唯物主义者们说过，意见支配着世界；我们是意见的代表，因此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是英雄，群氓只有跟着英雄走。

　　上述观点的这种狭隘性是同法国启蒙派地位的独特性相适应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力求消除阶级；而且它是在消除阶级已成为历史必然性的时候出现的。因此，它向应当成为最近历史时期的主角的生产者呼吁。因此，从我们这个世界存在以来和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以来第一次发生科学同劳动者接近的现象：科学赶去帮助劳动群众；劳动群众在自己的自觉运动中依靠科学的结论。

　　如果这一切不过是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的论敌所指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东西。

　　——可是你们说的一切只涉及预言领域；这一切只是些猜测，仅仅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戏法才具有几分结构整齐清晰的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你们是形而上学者的道理——主观主义者们回答说。

　　我们已经说明了，只有对“三段式”没有丝毫概念的人才会把它扯进我们的争论。我们已经说明了，在黑格尔本人那里三段式从来没有起过论据的作用，它根本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具有区别性的特点。我们也说明了，我们敢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不在于引证三段式，而在于对历史过程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放下这个反对意见，不予任何注意。但我们以为记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著作史中下面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对读者将不无益处。

　　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在评析《资本论》时曾指出^[1]，《资本论》作者在自己的（就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猜测中仅仅依据形式上的彼此协调，他的论据只是不自觉的概念游戏。下面就是已故的尼·齐别尔对这个责难的回答。

　　^[1] 尤·茹科夫斯基在“卡尔·马克思和他《资本论》一书”的文章中（载《欧洲通报》，1877年版，第9册）评析了《资本论》。——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仍然确信，物质问题的研究在马克思那里是先于他的著作的形式方面的。我们认为如果茹科夫斯基先生更仔细更公正地读完了马克思的书，那么他本人在这一点上就会同我们一致。那时他无疑会看出，正是通过对我们所经历的那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物质条件的研究，《资本论》作者证明，人类给自己提出的只是能够解决的一些任务。马克思沿着资本主义生产错综复杂的道路一步一步地引导读者，他分析了构成资本主义的一切因素，使我们懂得它的暂时性。”^[1]

　　^[1] 尼·齐别尔：“对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资本论》一书’的几点评论”（载《祖国纪事》，1877年11月，第6页）。——作者原注

　　“我们拿……工厂工业，——尼·齐别尔继续说，——及其每一道工序都不断更换人手，及其几乎每一天都把工人从一个工厂投入另一工厂的狂热运动来说吧；难道工厂工业的物质条件不是为社会结构、社会协调的新形式所准备的环境么？难道周期性地重复着的经济危机的活动不是朝着同一方向进行么？市场紧缩，工作日时间的减少，各国在公共市场上的竞争，大资本战胜规模不大的资本，难道不是追求同一目标么？……”接着尼．齐别尔在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极度迅速的提高后再次问道：“或者这一切都不是物质的改造，而是纯粹形式的改造么？……难道，比如说，资本主义生产把种种商品定期地堆满世界市场，并在消费品过多时迫使千百万人忍受饥饿的那种情况，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实实在在的矛盾么？……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占有者（顺便要指出，他本人也乐于承认）在许许多多的人失去工作的同时又埋怨工人人手不够，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矛盾么？资本占有者把减少工作的手段，如机械的和其他方面的改进和完善，变成工作日延长的手段，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矛盾么？资本主义主张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却剥夺大多数农民的土地，使大批大批的居民仅仅靠计件工资生活，难道不是实际矛盾么？难道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情况仅仅只是形而上学，而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么？然而只要拿出任何一期英文《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就足以立即相信相反的东西。总之，现存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者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放在预先设想好的、形式的、辩证的矛盾中：光是些现实的矛盾就绰绰有余地够他忙一辈子了。”

　　齐别尔的回答就其内容而言是令人信服的，按其形式说是温和的。随后来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方面的、对同一位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回答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我们这位可敬的主观主义者到现在对他当时曾捍卫过的那本著作还是理解得极端“狭隘”，如果不说是片面的话，并且甚至力图使别人相信他的片面理解恰恰是他的正确评价。自然，这种人不可能是《资本论》的可靠的捍卫者。因此他的回答充满着最幼稚的滑稽可笑的东西。例如下面就是这类东西之一。茹科夫斯基先生之责备马克思为形式主义，为滥用黑格尔辩证法，主要靠引证《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的一个地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马克思的这位论敌在这篇序言中“公允地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反映”：“如果马克思只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篇序言，那么茹科夫斯基先生就会是完全正确的”^[1]，即，就会证明，马克思无非是个形式主义者和黑格尔主义者。在这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成功地驴唇不对马嘴，如此程度地“用尽”类似的攻击行为，以致你不由自主地要问自己：我们这位当时还有希望的作者是否真的读过上述序言？本来还可以举出几个类似的和滑稽可笑的东西（其中一个下面要作说明），不过现在问题不在这些东西。无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理解得多么不好，他毕竟立刻看出了，茹科夫斯基先生关于“形式主义”是“说走了嘴”；他毕竟明白这类废话乃是无礼的简单产物。

　　^[1]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6页。——作者原注

　　“如果马克思说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公允地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这样的，即它自身本能地否定自己先前的状态，随后又否定这个否定，把所通过的诸阶段的矛盾调和于个人财产和公社财产的统一中；如果他说过这个话，并且仅仅说了这个话（哪怕有许多页），那么他就会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从自己的精神深处建立种种规律，并且满足于纯粹形式的即不依赖于内容的种种原则。然而要知道，任何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他说过的不只是这一点。”用米海洛夫斯基的话说，从马克思似乎勉强塞进黑格尔公式中去的经济内容那里取消这个公式，就像从手上取下手套或者从头上脱掉帽子同样轻而易举。“关于已经经历的经济发展诸阶段这里甚至任何怀疑都不能有……同样无疑的是过程的进一步进展：生产资料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对于未来，自然可以有怀疑。马克思认为，既然资本的集中伴随劳动的社会化，那么劳动的社会化就构成新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生长于其上的经济基础和道德基础（这个劳动社会化怎么会‘构成道德的基础’呢？而且就‘形式的自我发展’而言又怎么样呢？——格·瓦·【即普列汉诺夫】注^[1]）。茹科夫斯基先生有全权称这个理论是可疑的，但是，他没有任何权利（自然是道义的权利。——格·瓦）完全不提马克思赋予社会化过程的意义。”^[2]

　　^[1] 在这个地方马克思叙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者原注
　　^[2]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3-354页。——作者原注

　　“全部《资本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公允地指出，——都是用来研究已经产生的社会形式怎样日益发展，加强自己的典型特点，使生产方式的发现、发明、改善，使新的市场，使科学本身服从自己，同化（？）它们，迫使它们为自己效力，以及最后，这个社会形式怎样不能经受物质条件的进一步变化。”^[1]

　　^[1]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7页。——作者原注

　　在马克思那里，“正是对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对么？——格·瓦）与它生存的物质条件（即与使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存在越来越不牢固的生产力，——不对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格·瓦）的关系的分析，永远会是著者的逻辑体系和巨大博学的纪念碑。茹科夫斯基先生有道德勇气断言，马克思回避这个问题。这里已经毫无办法。只有惊讶不已地注视翻着跟头给观众取乐的批评者继续做惊险的操练，一部分观众无疑地立即明白这个勇敢的杂技演员会在他们面前摔得粉身碎骨，而另一部分的确善良的观众则赋予这一值得惊异的场面完全不同的意义”。^[1]

　　^[1]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7-358页。——作者原注

　　总结：如果茹科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有形式主义，那么这一责备，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说，乃是“由一系列小谎言组成的一个大谎言”。

　　这一判决是严峻的，然而完全公正。而如果它在对待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态度上是公正的，那么它在对待现在所有说马克思的“猜测”只是根据黑格尔三段式的人的态度上也是公正的。而如果这一判决在对待所有这样的人的态度上是公正的，那么……请费力读完这段摘录：

　　“他（马克思）用事实的内容充实空洞的、辩证的呆板公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像从碗上取下盖子一样从这一内容上拿掉这个公式，而不会有任何变化，不会有任何损伤，只有一点例外，诚然这是极重要的一点。正是：关于未来，社会的‘内在’规律完全是按辩证方式提出来的。对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而言，说跟随‘否定’之后应该是‘否定之否定’就够了；而与黑格尔式的智慧不相干的人们对此是不能满意的．对他们说来辩证的结论不是证明，而且使非黑格尔主义者相信这结论的人应当知道，他恰恰只是使非黑格尔主义者相信，而不曾使他信服。”^[1]

　　^[1] 《俄国财富》，1894年2月，第2部，第151-151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宣布了自己本身的判决。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意识到，他现在重复着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关于马克思论据的“形式性”有利于“猜测”的话。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论文《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前》，甚至担心论文读者可别不合时宜地想起它。因此他一开始就装出样子，似乎他现在说的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说过的一样。带着这个目的，他重申，“辩证的呆板公式”可以拿掉，“像盖子”一样等等。随后“只有一点”，在对待这“一点”的态度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悄悄地离开读者，同尤·茹科夫斯基先生走到一起。不过这“点”也是成为揭露茹科夫斯基先生“杂技职业”的理由的那个“极重要的一点”本身。

　　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过，马克思关于未来，——即正是关于“极重要的一点”，并未限于引证黑格尔。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得出限制了的结论。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过，马克思以惊人的“逻辑体系”，以“巨大的博学”说明了“特定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怎样“不能经受”自己存在的“物质条件”的进一步变化。这里说的正是“极重要的一点”。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忘记了马克思对这一点说过多么多令人信服的东西，以及他在这个问题上显露过多么多的逻辑力量和多么巨大的博学。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茹科夫斯基不提马克思通过引证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实现的劳动社会化来证实自己的猜想表示了惊讶。这也涉及“极其重要的一点”。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硬要读者相信，马克思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按照辩证方式”猜测的。1877年“任何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不只是说了这个”。现在成了——“只是这个”，而且马克思的追随者对未来的信心“完全靠黑格尔的有三个角的链条的末端来维持”。^[1]上帝保佑，多大的转变啊！

　　^[1] 《俄国财富》，1894年2月，第2部，第166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宣布了自己本人的判决，并且意识到他宣布了这判决。

　　然而，为什么这使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忽然想要把自己归入他本人宣布的无情判决的作用之下呢？难道这位先前热情地揭露文坛上的“杂技演员”的人到老年自己感觉到了对“杂技艺术”的喜好？难道这样的转变可能么？任何转变都是可能的，读者！而且对发生类似转变的人们给以一切谴责都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不来替他们辩护。不过对他们也应正所谓按人道方式对待。请记住穆勒著作注释的作者【指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深刻人道的话：当一个人行为不端时，那么这里常常与其说是他的罪过，不如说是他的不幸；请记住同一位作者关于尼·阿·波列沃依的文学活动说过的话：

　　“尼·阿·波列沃依是库辛的追随者，他认为库辛是善于解决一切深奥难解的问题的人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库辛的这位追随者不可能同黑格尔哲学调和，而且当黑格尔哲学传播到俄文著作时，库辛的学生们就成了落后的人，而且，他们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并把在智慧运动上超过他们的人说过的话称为荒谬，这一点从他们方面看来决不是道德上的犯罪行为；不能因为另一些有天赋、精力更充沛而且更刚毅的人超过了某个人就责备他，——另一些人是对的，因为他们更接近真理，但这个人并没有罪过，他只是犯了错误。”^[1]

　　^[1] 《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圣彼得堡，1892年版，第24-25页。【中译本参看《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6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生都是折衷主义者。按自己智慧的全部结构，按自己先前的——如果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这么说的话——哲学教育的全部性质，他不可能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调和。当马克思的思想开始传播到俄国，他起先试图捍卫这些思想，不过当然不会没有许许多多的保留，也不会没有极大的“误会”。他当时以为，他可以在自己折衷主义的磨坊中把这些思想研碎，并且用这种办法使自己的精神食品更加多样化。后来他看出了，马克思的思想完全不适于装饰被称为折衷主义者的世界观的镶嵌细工，这些思想的广泛传播威胁着破坏他喜爱的镶嵌艺术。于是他就起来抨击这些思想。自然，在这里他立即成了落后的人，不过，说实话，我们觉得他并没有罪过，他只是犯了错误。

　　——不过要知道这一切并不证明“杂技职业”正确！

　　对，我们也不是证明它正确，而只是提出情有可原之处：由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完全不知不觉地陷进了这样的境地，要从这种境地脱身出来只有靠“杂技职业”。不错，也还有出路，但只有充满真正英勇精神的人才会决心走上这条路。这条出路就是：收起自己折衷主义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