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第四章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们坚决相信，他们确实给予了唯心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他们把唯心主义看成是过时的、永远被抛弃的理论。然而就在那个世纪的末期便开始了反对唯物主义的反动，而在十九世纪前半期，唯物主义本身则陷于被大家看作过时的、遭到彻底埋葬的体系的境地。唯心主义不仅重新起死回生，而且得到空前未有的、真正辉煌的发展。这当然有其社会原因，不过我们这里不想涉及这些原因，只要考察一下十九世纪唯心主义有没有胜过前一世纪唯物主义的长处，如果有，这些长处又在哪里。

　　每当法国唯物主义势必遇到自然中或历史中的发展问题时，都暴露了令人惊讶的、现在简直难以想象的弱点。就拿人的起源来说吧。虽然这一物种的逐渐发展的思想看来似乎并不同唯物主义者们“发生矛盾”，但他们认为这种“猜测”是很少可能的。《自然的体系》（Systeme de la nature）（参看第1卷第6章）的作者们说，如果不论什么人起来反对这类猜测，如果不论什么人辩驳说，“自然界凭着一定数目的普遍而不变的规律进行活动”，同时还补充说，“人、四足动物、鱼、昆虫、植物等等亘古以来就存在着，而且永远始终不变”，那么他们“对此也不会表示反对”。[1]他们要指出的只是，这种观点并不违反他们所阐述的真理。“人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人不是生来就知道自己的起源”【参阅中译本《自然的体系》（上卷）第82页】——这就是《自然的体系》的作者们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归根到底所说的一切。

　　爱尔维修似乎更倾向于人的逐渐发展的思想。“物质是永恒的，而物质的形式则变化无常”，——他说，同时提醒道，就是现在人种也由于气候的作用而变异。[2]他甚至一般地认为，一切动物物种都是变化无常的。不过他把这个健全的思想表述得很奇怪他得出的结论是，动植物不同物种之间的“相异”，其原因或者在于它们“胚胎”的属性，或者在于它们周围环境的不同，在于它们的“培养”的不同。[3]

　　因此遗传性排斥变异性以及相反。如果接受变异性理论，我们就必定要从而假定，在适宜的环境下，从每一个特定的“胚胎”中可以产生任何动物或植物：比如从橡树的胚胎中产生公牛或长颈鹿。不言自明，类似的 “猜测”是不可能阐明物种起源问题的，即使爱尔维修本人也只是一度顺带地谈到这个猜测，此后就再没有旧事重提了。

　　法国唯物主义者解释社会发展现象的本领同样的不高明。他们把各种不同的“法制”体系仅仅说成是“立法者”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把不同的宗教体系仅仅说成是祭司们搞阴谋诡计的结果，等等。

　　法国唯物主义面对自然发展和历史发展问题的这种束手无策，使得它的哲学内容非常贫乏。在自然学说上这一内容归结为反对二元论者片面的物质概念的斗争；在人的学说上则只限于不断重复和稍稍变更洛克的下述命题：没有天赋观念。无论这种重复在反对过时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斗争中曾是何等的有益，它只有在唯物主义者成功地运用自己的思想来说明人类精神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具有郑重的科学的意义。上文我们已经说过，法国唯物主义者们（更确切地说，就是爱尔维修）曾经朝这个方向做过某些非常卓越的尝试，不过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如果它们成功了，那法国唯物主义在发展问题上就会是很有说服力的），而且唯物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历史观方面是站在意见支配世界这个纯粹的唯心主义观点之上的。唯物主义只是偶尔，只是极罕见地以下述见解的形式闯进了他们的历史议论：某个落入“立法者”头脑从而造成他的大脑功能失常的乖戾的原子，可以整整几个世纪地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样的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宿命论，它没有为预见事变留下余地，换言之，就是没有为善于独立思考的个人进行自觉的历史活动留下余地。

　　因此不足为怪的是，对于那些没有卷进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唯物主义是极左派可怕的理论武器）的、有才能和有天赋的人们说来，这个学说似乎是枯燥的、昏暗的、可悲的。例如歌德就这样评论过它。[4]为了使这一指责不再是公正的，唯物主义本应抛弃枯燥的、抽象的议论，而力求从自己的观点来理解和说明“活生生的生活”，理解和说明具体现象的各式各样复杂的链条。然而在自己当时的形态下，它没有能力解决这一伟大任务，正是唯心主义哲学把它解决了。

　　这一哲学发展中主要的最后的环节就是黑格尔体系，因此在我们的叙述中，我们将重点说明它。

　　黑格尔把那些不善于理解现象发展过程，不由自主地把现象设想成和说成是僵化的、没有联系的、不能互相转化的东西的思想家（不分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称为形而上学的。他把这个观点跟辩证法对立起来，辩证法正是在现象的发展中，因而是在现象的相互联系中研究现象。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辩证法是任何生命的原则。常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说出某个抽象的命题以后，情愿承认也许他们错了，也许正确的是直接对立的观点。这是些有教养的人，彻头彻尾浸透着“宽容精神”：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他们对自己的悟性说。辩证法跟世俗人士怀疑论的宽容精神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它也善于使直接对立的抽象命题调和一致。我们说，人都有死，把死看成是某种植根于外部情况和完全不同于活人本性的东西。于是人就有两种属性：第一，是活人，而第二，也是死人。不过如果仔细地考察，原来生命自身中就包含死亡的萌芽，而且一般说来任何现象在该现象会从自身中发展出早晚要结束自身存在、使之变化为它自己的对立面的那些因素的那种意义上都是矛盾的。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没有力量可以阻挡这种不断的流逝，中止这个永恒的运动；没有力量可以抗拒现象的辩证法。歌德把辩证法具体体现为精神的形象：

　　In Lebensfluthen, in Thatansturm
　　Wall’ich auf und ab,
　　Webe hin und her!
　　Geburt und Grab——
　　Ein ewiges Meer,
　　Ein wechselnd Weben,
　　Ein glubend Leben,
　　So schaff’ ich am sausenden Webstuhl der Zeit
　　Und wirke der Gottheit lebendiges Kleid.[5]

　　在给定的一分钟里，运动着的物体处在给定的点上，然而同时又处在这一点之外[6]。因此如果它只是处在这一点上，它至少在这一瞬间就会是不动的。任何运动都是辩证的过程，都是生动的矛盾，而因为在解释任何一种自然现象时我们最后都不得不求助于运动，所以应当同意黑格尔，他说，辩证法是任何科学认识的灵魂。而且这不仅适用于对自然的认识。例如“最高的法即最高的非法”(summum jus summa injuria）这句古老格言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最正当的行为是在尊重法的同时也给非法以应有的尊重么？不，只有“庸俗的经验、愚人的智慧”才这样议论。这格言的意思是，任何抽象的法，一旦走到自己的逻辑终点，都会变成非法，即变成自己固有的对立面。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就是这一格言的出色例证。[7]现在请看经济现象。“自由竞争”的逻辑结局是什么呢？每一个企业家都企图打败自己的竞争者，成为市场唯一的主宰者。当然，经常的情况是某个张三或李四得以幸运地实现这一企图。不过这表明自由竞争导致垄断，即导致对竞争的否定，也就是导致自己本身的对立面。或者请看看得到我们的民粹派著作夸耀的所谓“财产的劳动原则”会引导到什么。只有我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才属于我。这不可能再公正了。而且同样公正的是我按照自己的自由裁夺使用我创造的东西：我自己享用它，或者拿它去交换由于某种原因我更希望有的别的东西。最后，同样公正的是我仍然按照自己的自由裁夺使用换得的、我更喜欢的、更好的、对我更有益的东西。现在假定，我出卖自己劳动的产品换得金钱，又用金钱雇得工人，即买得别人的劳动力。使用别人的劳动力以后，我就成了大大超过我购买这劳动力时所花掉的价值的那个价值的占有者。这，从一方面说，是很公正的，因为其实已经公认，我可以对我更好和更有利地使用换得的东西，而另一方面这是很不公正的，因为我剥削了别人的劳动，从而否定了作为我的公正概念之基础的那个原则。我个人劳动所得的财产，给我生出别人劳动创造的财产。“最高的法即最高的非法”。而且这种injuria【非法】以事物本身的力量产生于几乎每一个殷实的手工业者，几乎农村每一个勤劳的当家人的经济中。[8]

　　总之，每个现象由于正是制约着它的存在的那些力量本身的作用，或早或晚然而必不可免地变成自己本身的对立面。

　　我们说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从现象发展的观点看一切现象的，这意思也就是说，辩证地看现象。需要指出，形而上学者也会歪曲那个关于发展的学说。他们反复重申，无论自然界还是历史中都不可能发生飞跃。当他们谈到任何一种现象或任何社会设施的产生时，他们都把事情说成似乎这种现象或设施某个时候曾经是很微小的，根本觉察不出，后来才逐渐长大一些。谈到同一现象和设施的消灭时则相反，认为可能是它的逐渐缩小，直到现象由于其规模小得微不足道而变得根本觉察不出。这样理解的发展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它必须以它应当加以解释的那些现象本身的存在为前提，而且它只考虑到这些现象中进行的量变。形而上学思维的统治地位，某个时候在自然科学中曾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许多自然科学家除了把发展仅仅说成是被研究现象的规模如此的逐渐增大或缩小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想法。虽然从哈维时代起大家业已承认，“一切生物都是从蛋中发展起来的”，可是来自蛋的这种发展，显然没有跟任何确切的观念联系起来，而精虫的发现立即成了下述理论产生的根据，按照这一理论，在含精子的细胞中已经有现成的、完全发育成熟的、不过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小生物，所以生物的全部“发展”都归结为生长。现在睿智老人，其中包括欧洲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进化论者，例如在谈到政治设施的“发展”时就完全是这样议论的：历史不作飞跃……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坚决反对这种荒谬的发展概念。黑格尔尖刻地嘲笑了这一概念，并且不容置疑地证明了，无论在自然界中还是在人类社会中，正如逐渐的量的变化一样，飞跃也是发展同样必不可少的契机。他说：“存在的变化不仅在于一个量过渡为另一个量，而且也在于质过渡为量以及相反；每一次从量过渡到质都是渐进性的中断（ein Abbrechen des Allmahlichen），并且使现象获得在质上和先前形态不同的、新的形态。例如水在冷却时不是逐渐地……而是一下子变成固态的；水已经冷却到冰点时，只要保持静止状态，它就仍然是液体，这时轻轻一碰就足以使它突然变成固体……在道德现象世界中……也发生同样的量到质的转化，或者换句话说，质的区别在那里也是建立在量的区别的基础上。比如，少一点点，多一点点都是一个界限，超出界限，轻率便不再是轻率，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变成犯罪……比如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只是由于大小的区别就有不同的质的特性。某些法律和某种国家制度，随着国家领土和公民人数的扩大，便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9]

　　现代自然科学家都很好地懂得，量变如何常常引导到质变。为什么一部分太阳光谱使我们产生红色的感觉，另一部分产生绿色感觉？等等。物理学回答说，这里全部问题在于以太粒子振动的数目。大家知道，这个数目对于光谱上的每一种颜色都在改变，从红色增加到紫色。这还不是一切。随着对红色光带外缘的接近，光谱中的热度就增加，而且超出光谱外在离开红色光带的某个间距上热度达到最高。结果光谱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光线，它已经不发光，而只是发热。物理学在这里又说，光线的质随着以太粒子振动数目的改变而改变。

　　不过这也不是一切。太阳光产生某种化学作用，就像例如物质因阳光而掉色所表明的。紫色光线以及在我们身上已经不产生光线感觉的所谓紫外线具有最大的化学力。太阳光线不同的化学作用仍然不外乎用以太粒子振动的不同数目来解释：量过渡为质。

　　化学证明同样的东西。臭氧具有不同于普通氧气的另一些属性。这个区别从哪里来的呢？臭氧的分子中具有的原子数目不同于普通氧气的分子。试以三个碳氢化合物为例：CH4（甲烷），C2H6（乙烷）和C3H8（丙烷）。它们全都是按照n个碳原子和2n+2个氢原子的公式组成的。如果n等于1，您就会有甲烷；如果n等于2，就得到乙烷；如果n等于3，则是丙烷。这样组成完整的系列，它们的意义，任何一个化学家都会告诉您，而且所有这些系列都一致地证明老辩证唯心主义者们的命题：量过渡为质。

　　现在我们已经真正了解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特征，[10]不过读者觉得并不满足。他问，著名的三段式，众所周知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部实质所系的那个三段式又在哪里呢？请原谅，读者，我们没有说到三段式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它在黑格尔那里绝对不是对这位思想家的哲学没有任何概念，而是根据例如斯巴索维奇先生的《刑法教科书》来研究它[11]的人们硬加在它身上的那种作用。这些极其天真而又轻率的人深信，这位德国唯心主义者的一切论据都归结为引证三段式；老头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以安静的微笑让别人对困难去伤脑筋，自己则立即去构建三段论：一切现象都按照三段式进行；我打交道的是现象；因此我乞援于三段式。[12]这简直是精神失常的荒诞念头，像卡罗宁的一位人物所说的，或者是不寻常的废话，如果您更喜欢谢德林的说法的话。在《黑格尔全集》十八卷的任何一卷中，三段式没有一次起过论据的作用，而且任何一个哪怕略知他的哲学学说的人都会懂得，三段式无论如何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三段式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它还在费希特那里曾经有过的同样的意义，而费希特哲学是根本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显然，只有十足的笨蛋才会把至少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所固有的特征看作一个哲学体系的主要的具有区别功能的特征。

　　我们很遗憾，“三段式”使我们偏离了我们的叙述，不过既然开始谈到它，就应当讲到底。让我们看一看这家伙是什么东西。

　　任何现象一旦发展到底，都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然而既然新的、跟第一个现象对立的现象本身也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所以发展的第三阶段具有同第一阶段的形式上的类似性。暂时且将这种发展进程在何等程度上符合现实的问题放到一边；我们假定以为完全符合的人们错了；在任何情况下明显的是，“三段式”只是从黑格尔的一个命题中产生出来的，而它本身绝对不是黑格尔的基本命题。这是很重大的区别，因为如果三段式是作为基本命题出场的，那么认为它有这种重要作用的人们就真的可以在它的“庇护”下寻找保护，然而既然它没有以这种身份出场，所以只有那些听到声音却不知声音从何而来的人才会隐藏在它下面。

　　不言而喻，即使辩证法家不躲藏在“三段式”之后，而是“为了最小的危险”隐匿在任何现象都转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面这个命题的“庇护之下”，情况实质上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而且任何时候他们都没有这样做过，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做，是因为上述命题根本囊括不了他们对现象发展的观点。比如他们说，除此以外，在发展过程中量过渡为质，质也过渡为量。因此他们同时要考虑到过程的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而这必须以细心地对待过程的现实的实际的进程为前提；这就是说，他们不满足于从抽象命题中得出的抽象结论，或者至少不应当满足于这样的结论，如果他们希望仍然忠实于自己的世界观的话。

　　“在自己著作的每一页上，黑格尔都经常不倦地指出了，哲学同经验的总和是同一的，哲学不像深入经验科学那样坚决地需要任何东西……事实上没有思想的材料只有相对的意义，没有事实材料的思想乃是单纯的妄想……哲学是经验科学关于自身所达到的那个意识。它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13]

　　这就是拉萨尔从研究黑格尔哲学中得出的、对善于独立思考的研究者的任务的观点[14]：哲学家们应当成为他们想帮助科学达到“自我意识”的那些科学中的专家们。看来从对对象的专门研究到为了颂扬“三段式”而轻率地空谈，距离是很远的。请不要对我们说拉萨尔不是“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说他属于“左派”和尖锐地谴责过“右派”，说这些“右派”只研究抽象的体系。一个人明明直截了当地对你们说，他自己的观点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

　　不过你们也许想撤销《既得权利体系》作者的供词，就像法庭上撤销亲属们的供词一样。我们不来争辩和反驳；我们请一位完全局外的人，即《果戈里时期概观》著者作证。

　　请注意：证人将说得很长，而且按照自己的习惯说得有道理。

　　“我们很少是黑格尔的信徒，就像很少是笛卡尔或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样。黑格尔现在已经属于历史，现在有另一种哲学，而且清楚地了解黑格尔体系的缺点；不过应当承认，黑格尔提出的原则确实是很接近真理，而且真理的某些方面，外表看来这位思想家是以真正令人惊奇的力量提出来的。从这些真理中对另一些东西的发现是黑格尔的个人功绩；其他的种种发现虽然并不纯粹属于他的体系，而是属于从康德和费希特时代开始的整个德国哲学，不过黑格尔以前谁也没有像在黑格尔体系中那样表述得如此清楚，说得如此有力。

　　首先我们要指出任何进步的最有益于发展的基础，这是一般说来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体系，如此显著如此优越地跟当时（十九世纪初）法国人和英国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那些虚伪的和怯懦的观点不同的地方：‘真理是思维的最高目的；寻找真理吧，因为真理中有幸福；无论真理是什么，它都比所有不是真理的东西要好；思想家的第一个责任是：不在任何结果面前却步；他应该决心为真理牺牲自己最心爱的见解。谬误是任何祸害的根源；真理是最高的幸福和其他一切福祉的泉源。’为了估价从康德时代开始整个德国哲学所共有、而黑格尔特别坚决地提出的这个要求的极端重要性，应当回忆一下当时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们曾经用怎样奇怪和狭隘的条件来局限真理：他们从事哲学研究无非是为了‘证明他们所珍贵的信念是正确的’，就是说，他们寻找的不是真理，而是对自己成见的支持；每个人都只从真理中拿取他喜欢的东西，而抛弃一切他不喜欢的真理，毫不客气地承认他觉得愉快的谬误比公正的真理好得多。这种不关心真理只关心证实愉快的成见的习惯，德国哲学家们（特别是黑格尔）叫做‘主观思维’（老天爷！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我们的主观思想家责骂黑格尔是诡辩家呢？——著者），叫做为了个人的满足而不是由于对真理的痛切需要去研究哲学。黑格尔无情地揭穿了这一无聊而且有害的游戏。（听吧！听吧！）作为反对追求脱离真理以迎合个人的愿望和成见的心理的必要的预防手段，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辩证思维方法’。它的本质在于思想家绝不应满足于随便哪一个肯定的结论，而要寻找：在他所思考的对象中有没有跟初看起来被想象成这个对象的那个对象相反的质和力；这样，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切方面来观察对象，于是真理对他说来无非是形形色色相反意见斗争的结果。用这种方式取代以前关于对象的片面概念，渐渐地出现了完整的、全面的研究，并形成关于对象全部现实的质的生动概念。说明现实成了哲学思维极其重要的义务。从这里出现了对待现实的异乎寻常的注意，以前对现实是不假思索的，毫不客气地曲解它以迎合自己片面的成见（寓言说的就是你！）。于是，认真负责、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代替了过去任意的解释。然而现实中一切都取决于环境，取决于地点和时间的条件。而且因此黑格尔承认过去用来判断善恶却不考察产生特定现象的种种情况和原因的一般的空泛辞藻——这些一般的抽象格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每一个对象，每一种现象都有自己本身的意义，而且应当根据它赖以存在的那个环境对它进行判断；这一准则表述为这样的公式：‘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就是说，只有考察了决定特定事实的全部情况以后才能对该事实做出一定的判断”[15]。

　　总之，一方面我们听说，黑格尔哲学的特点是最仔细地研究现实；是对任何特定对象最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在对象活生生的环境中，在制约或伴随其生存的时间和地点的一切条件下对它进行研究。在这种场合，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供词跟斐·拉萨尔的供词是同一的。而另一方面，人们想使我们确信，这个哲学是空洞无聊的烦琐哲学，它的全部秘密就在于诡辩地运用“三段式”。在这种场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供词同瓦·沃先生以及一大群现代俄罗斯其他著作家的供词是完全一致的。如何解释证人们的这种意见分歧呢？怎么解释，悉听尊便，不过请记住，拉萨尔和《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的作者是知道他们所说的那个哲学的，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瓦·沃先生一伙人大概没有费力研究过任何一本黑格尔著作。

　　而且请记住，《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的这位作者在说明辩证思维的特征时没有一句话提到三段式。他怎么没有看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伙如此固执如此隆重地向所有爱看热闹的人展示的那头大象呢？再说一遍：请记住，《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的作者懂得黑格尔哲学，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流对它却没有丝毫概念。

　　也许读者愿意回想起《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作者对黑格尔的另外某些评论吧？也许他会向我们指出著名的论文《对反对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成见的批判》（以下简称《对哲学成见的批判》）吧？这篇文章里说的只是三段式，而且看来它被说成是这位德国唯心主义者经常思考的主要问题。然而这只是看来而已。作者在讨论所有制的历史时断言，所有制在其发展的第三的、最高的阶段时就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就是说，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让位于社会所有制。这种回归，他说，是任何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普遍规律：在这个场合，确实，作者的论据无非是援引三段式。这也就是作者论据的重大缺点：它是抽象的；所有制的发展没有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考察；因此，虽然作者的理由是机智的、出色的，却不能令人信服：这些理由只是使人惊讶、奇怪，而不是信服。可是在《对哲学成见的批判》作者的论据中黑格尔是否有过错呢？如果作者正是像黑格尔劝告的那样，用他自己的话说，考察一切对象，即坚持现实的基础，一切具体条件，衡量时间和地点的一切情况，他的论据，像您以为的那样，会是抽象的么？看来不会，看来那时恰恰不会有我们所指出的缺点。然而在这样的场合，缺点是因何而产生的呢？是因为《对反对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成见的批判》的作者在驳斥自己论敌们的抽象论据时忘记了黑格尔有益的劝告，结果没有忠实于他引证过的、这位思想家的方法。我们感到遗憾，在热情奋发的论战中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不过再说一遍，在《对哲学成见的批判》的作者不善于利用黑格尔的方法这种场合，黑格尔是否有过错呢？从什么时候起，哲学体系不是按照它们内在的内容，而是按照援引它们的人们偶然犯下的错误来评价呢？

　　而且，重复一下，不管上述论文的作者怎样固执地援引三段式，在那里他也并没有把三段式说成是辩证法经常思考的主要问题；三段式在那里对他也不是基础，而只是毋庸争辩的结果。在他那里，辩证法的基础、主要特征是用以下的话表述的：“形式的永恒更替，由于某种追求的强化，由于某种内容的更高发展而为同一内容或追求所产生的形式的永恒否弃……谁懂得这个伟大的、永恒的、无所不在的规律，谁学会了把它运用于任何现象，他该会何等安详地召来其他人感到犹豫不决的种种机遇啊，”等等。[16]

　　“形式的永恒更替，为某种内容所产生的形式的永恒否弃……”——辩证法家们确实把这种更替、这种“形式的否弃”看成是伟大的、永恒的、无所不在的规律。现在不赞成他们这一信念的只有社会科学某些部门的代表，这些代表没有勇气直接面对真理，哪怕是借助谬误也力图坚持他们珍惜的成见。我们尤其应当重视伟大德国唯心主义者们的功绩，他们从本世纪一开始就已经不倦地肯定形式的永恒更替、由于产生这些形式的内容的加强而致形式的永恒否弃。

　　上面我们“暂时”搁置下来没有考察一切现象是否确如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所想的那样都转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面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希望，读者会同意我们，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完全不加考虑。

　　当您运用辩证方法研究现象时，您必须记住，形式由于“其内容的更高发展”而永恒地变化着。如果您要彻底了解一个对象，您就应当全面充分地仔细研究这一否弃形式的过程。不过新形式是否与旧形式相对立，——这一点经验会告诉您，预先知道这个是完全不重要的。诚然，正是根据人类的历史经验，任何一个了解实情的法律学家都会对您说，任何法的设施早晚要变成自己本身的对立物：现在它有助于满足某些社会需要；现在正由于这些需要它才是有益的、必不可缺的。后来它开始越来越不能好好地满足这些需要；最后它变成满足需要的障碍：它从必不可缺的东西变成了有害的东西——那时它就被废除了。随便您举什么例子，文学史还是物种的历史，只要有发展的地方您都会看到类似的辩证法。然而无论如何，凡是愿意深入辩证过程的本质的人，如果他正是从检验关于每个特定的发展过程中并立的那些现象的对立性学说开始，那他将是从不适当的一头去对待事情。

　　在选择进行这种检验的观点时，总会有许多任意的东西。应当从这个问题的客观方面去观察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应当弄清楚，为特定内容的发展所制约的形式的这种必然更替是什么？这是同一个思想，不过是用别的话加以表达罢了。然而在检验这个思想时已经没有任意的余地了，因为研究者的观点是为形式和内容的本来性质所决定的。

　　用恩格斯的话说，黑格尔的功绩在于他第一个从现象发展的观点，从现象产生和消灭的观点来观察一切现象。“他是否第一个这样做，可以争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不过无论如何不是最后一个，而且最现代的发展理论——斯宾塞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心理学、物理学、地质学等等中的发展观念都同黑格尔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17]

　　如果现代自然科学每一步都证实黑格尔关于量转化为质的天才思想，那么是否可以说现代自然科学同黑格尔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呢？的确，黑格尔不是“最后一个”说出这种转化的人，其原因恰如达尔文不是“最后一个”说物种可变的人，而牛顿不是“最后一个”牛顿主义者的那个原因一样。有何见教？人类理性发展的进程就这样！您说出一个正确的思想，而且您大概不会是“最后一个”捍卫它的人；您说了胡话，——虽然人们很喜欢它，不过您仍然有成为“最后一个”捍卫和传播它的人的危险。所以，按照我微不足道的见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很有成为“社会学中主观方法”“最后一个”拥护者的危险。坦率地说，我们不认为有替理性发展这一进程担忧的理由。

　　我们建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他“对世上的一切以及其余许多东西都能争辩”）推翻我们以下的命题：凡是——“在心理学、物理学、地质学等等”中——出现发展观念的地方，这个观念一定“同黑格尔主义”有许多“共同点”，就是说，在每一种关于发展的最新学说中都一定会重复黑格尔的某些一般性的命题。我们说某些，而不说一切，因为现代进化论者中间许多人缺乏应有的哲学教养，都抽象地、片面地理解“进化”。一个例子：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位先生确信，无论自然界或者历史都不作飞跃。这些人如果熟悉黑格尔的逻辑学会获益良多。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来反驳我们吧，只不过他别忘记，只按照斯巴索维奇先生的《刑法教科书》以及只按照刘易士的《哲学史》去了解黑格尔是驳不倒我们的。应当费些力气研究黑格尔本人的著作。

　　当我们说进化论者们的现代学说总是有许多“跟黑格尔主义的共同点”时，我们并不是断言，今天的进化论者们从黑格尔那里抄袭了自己的观点。完全相反。他们对黑格尔常常具有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具有的同样错误的观念。而且如果他们的理论，虽然是部分地但正是在这些理论原来是正确的地方，仍然是“黑格尔主义”新的例证，那么这种情况就只是说明作为德国唯心主义者思想的惊人力量：从来没有读过黑格尔的人们，由于事实的力量，由于“现实”显明的意义而不得不像黑格尔说过的那样说话。对于一个哲学家说来，不可能设想更大的胜利了：读者们忽视他，生活却证实他的思想。

　　至今还很难说，德国唯心主义者们的观点在何等程度上朝已经指出的方向直接影响了德国的自然科学，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本世纪前半期甚至法国的自然科学家在大学讲课期间都研究过哲学，甚至像海克尔这样一些生物科学的专家现在也都以尊敬的口吻评论某些自然哲学家的进化理论。不过自然科学乃是德国唯心主义的薄弱方面。它的力量在于涉及历史发展各个方面的种种理论。至于这些理论，那就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记住，——如果他某个时候曾经知道过的话，——正是从黑格尔学派中产生了整整一辈光辉的杰出思想家和研究者，他们使宗教、美学、法律、政治经济学、历史、哲学等等的研究都具有崭新的面貌。在所有这些“学科”中，在某个——最富有成果的时期中，没有任何一个杰出的工作者不应把自己对自己的科学所获得的发展和新颖的观点归功于黑格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以为，对此他也“可以争辩”呢？如果是，那就让他试试。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到黑格尔时就力图“这样做，以便不让‘哲学上头脑简单的人伊戈尔·费多洛维奇’知道秘密的人们也能懂得，像别林斯基举起反对黑格尔的义旗时不恭敬地说过的那样”。[18]他“为此”从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Herrn Eugen Du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反杜林论》】一书中举了两个例子。（为什么不从黑格尔本人著作中举例呢？对于“知道秘密”等等的作者说来，这样做会更方便些。）

　　“燕麦的子粒在有利的条件下掉下：它生发幼芽，于是作为子粒的那个东西就被否定了；在它的位置上产生出麦秆，麦秆是子粒的否定；植物在发展，生出果实，即新的燕麦子粒，而当这些子粒成熟时，麦秆就会死亡：它，子粒的否定本身被否定了。而且以后，同一个‘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过程无数次地重复着。这个过程的基础是矛盾：燕麦的子粒是子粒，同时又不是子粒，因为它始终处于现实的或可能的发展中。”不用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可以争论”。下面就是这种有魅力的可能性在他那里怎样转变成现实性的。

　　“第一阶段，子粒阶段，是thesis——命题；第二阶段，直到新子粒的形成，是anti-thesis——反命题；第三阶段，是sin-thesis【合命题】，或和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心通俗地写作，因此不留下希腊语词没有说明或翻译）；所有这些合成为三段式或三分法。而且一切富有生命力的东西的命运都是如此：它产生，发展，并为自己的重复奠定基础，然后就死去。这个过程的一大堆单个的表现自然立即出现在读者的记忆中，而且黑格尔的规律在整个有机界（我们现在还没有超出有机界）原来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看看我们的例子，那么我们就会看出我们的概括是极其肤浅极其任意的。我们拿子粒，麦秆，又到子粒，或者更正确些说，一堆子粒为例。不过要知道，植物在产生果实之前要开花。当我们谈到燕麦和具有经济意义的其他禾本科牧草时，我们可能指播下的子粒、麦秆和收割下来的子粒，然而认为这三个契机可以完全说明植物的生命，那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在植物的生命中开花这个契机伴随着力量的一种极度的和特殊的紧张状态，而既然花不是直接从子粒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即便坚持使用黑格尔的术语，我们得到的也不是三分法，而至少是四分法，即分成四段：麦秆否定子粒，花否定麦秆，果实否定花。忽视开花这一契机在怎样的关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请看下面。在黑格尔时代，把子粒当作植物生命的起点也许是可以允许的，而从经济观点看来，现在这样做大概也是可以允许的：经济年度是从子粒播种开始的。然而植物的生命并不是从子粒开始的。我们现在很清楚地懂得，子粒按照结构是某种很复杂的东西，而且它本身是细胞发展的产物，而细胞增殖所需要的东西正是在开花时刻形成的。由此可见，在植物生命的例子上，【把子粒】当作起点乃是任意的和不正确的，而且全部过程被人为地和任意地塞进三分法的框框里。”[19]结论：“该是不再相信燕麦按黑格尔方式生长的时候了。”[20]

　　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在我们的时代，即当写这几行字的人在自己学生年代研究自然科学时，燕麦曾“按黑格尔方式”生长，可是今天“我们很清楚地懂得”这是胡说，现在“我们把这一切都改变了。”然而对于“我们”所说的，“我们懂得”是否充分呢？是否清楚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叙述从恩格斯那里借用来的燕麦子粒的例子，完全不像恩格斯本人叙述的那样。恩格斯说：“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占住它的位置的是从它中间生长出来的植物，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生命的正常循环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果，最后重新产生燕麦粒[21]；当麦粒成熟时，麦秆就会死亡，就自我否定。作为这一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我们重又得到燕麦麦粒，不过已经不是一粒，而是自身的十倍，自身的二十倍，自身的三十倍。”[22]对麦粒的否定在恩格斯那里是整个植物，然而进入植物生命循环的既有开花又有结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否定”植物一词，在它的位置上放着麦秆一词。如所周知，麦秆只是植物的一部分，它自然被植物的另一部分所否定：一切规定都是否定。然而正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否定”恩格斯的用语，用自己的用语取代了它：秆否定粒，他喊道，花否定杆，果实否定花；这里至少是四分法！当然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过这一切只是证明您在同恩格斯争论时甚至不放弃……如何说得温和些呢？——甚至不放弃……改变您的对手的话“这个契机”。这一手法有点儿……“主观”。

　　一旦偷换的契机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可恶的三段式就像纸糊的小房子一样化为泡影。您忽略了开花这个契机，俄国这位“社会学家”责备德国社会主义者说，而“对开花因素的忽视具有重要的意义”。读者已经看到，“开花的契机”没有被恩格斯忽视，而是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叙述恩格斯的思想时忽视了；读者也知道，这类忽视在著作中具有重要的、虽然完全是否定的意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使用了不漂亮的“契机”。不过怎么办呢？“三段式”如此可恶，胜利如此可喜，而“完全不让”某个“头脑简单的人知道秘密的人们”却如此轻信！

　　我们生来全都没有过错，
　　我们对名誉都很宝贵；
　　然而冲突时常到来，
　　简直是我们不甘情愿地犯了罪……[23]

　　花是植物的器官，而作为植物器官的花很少否定植物，就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头很少否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然而“果”，即确切些说，受精的卵，才真正是对作为新生命发展起点的特定有机体的否定。恩格斯就是从植物生命、由受精卵开始到它再生受精卵来考察植物生命循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很有学问的行家姿态指出：“植物的生命不是从子粒开始的。我们现在很清楚地懂得”等等——简言之，我们现在懂得卵是在开花时期受精粉的。恩格斯知道这个自然不亚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然而这说明什么呢？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乐意的话，我们用受精卵代替子粒，不过这并不改变植物生命循环的意义，不否弃“三段式”。燕麦仍然“按黑格尔方式”生长。

　　顺便说一句。暂且假定“开花的契机”驳倒了黑格尔派的一切论据。对无花的植物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吩咐怎么办？难道把它们放在三段式的统治下么？这是徒劳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三段式将有大量的臣属。

　　不过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只是为了弄清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思想。在这里我们自己始终确信即使用“花”也抵挡不住三段式。而且是否只有我们才这样想呢？请看例如植物学专家菲·旺-蒂耶盖姆说的话：“无论植物的形式怎么样，无论植物由于这形式而属于哪一类型，植物体从先于它而存在过的另一植物体中产生并且跟后者区分开来。反过来这个植物体在一定的时间内从自己的大批数量中分出一定的部分成为新植物体的起点、萌芽，等等。总之，它像生产一样进行再生产：分裂”。[24]请看！这位尊敬的学者、研究院成员、自然史博物院教授，其议论就像名副其实的黑格尔主义者：他说，开始是分裂，又再回到分裂。而且没有一个字提到“开花的契机”！我们自己也明白，这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该是很痛苦的，不过没有办法：大家知道，真理高于柏拉图。

　　再一次假定，“开花的契机”推翻了三段式。那时“如果坚持黑格尔的术语，我们得到的就不是三分法，而至少是四分法、四段划分”。黑格尔的术语使我们想起他的《哲学全书》。我们打开该书第一部，从那里我们得知，有许多场合三分法过渡为四分法，而且一般说来，三分法其实只在精神领域中占统治地位。[25]结果就是：燕麦“按黑格尔的方式”生长，像旺-蒂耶盖姆对此确信的那样，而黑格尔对燕麦的想法则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方式，像《哲学全书》（Enzyklopa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r im Grudrisse）[25a]对此保证了的一样。奇迹，真是奇迹！“他来她处，她来我处，我却到小吃店主彼得老爸那里去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恩格斯那里借用来开导“不让知道秘密的人”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卢梭的学说。[26]

　　“按照卢梭，人们在自然状态和未开化状态下是平等的，是动物的平等。然而人的特点是有完善的能力，这种完善开始了不平等的产生，而后文明每前进一步都是矛盾的：‘表面上，这是朝向单个人完善的步伐，实际上这些步伐导致了人类的衰落……冶金和农耕——这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产生了伟大的变革。使人们文明化和使人类陷于不幸的，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27]不平等继续发展，达到自己的顶点，而在东方专制制度中重又转变为普遍微不足道的普遍平等，即回到自己的出发点，然后往下的过程则以同样的次序引导到社会契约的平等。”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转述恩格斯引用的例子。不言自明，他在这里也是“能够争论”的。

　　“对恩格斯的叙述，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重视的，不过对我们说来重要的只要知道在卢梭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恩格斯珍视的正是什么东西。他不涉及卢梭对历史进程的理解是否正确的问题，他感兴趣的只是卢梭是‘辩证地思维’的：他在进步的内容本身中看到矛盾，并把自己的叙述安排成这样，以便可以把它赶进黑格尔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公式。而且的确是可以的，虽然卢梭并不知道黑格尔的辩证公式。”

　　这只是对以恩格斯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第一次前哨攻击。随后便进行全线攻击。

　　“卢梭不懂黑格尔，却按照黑格尔方式辩证地思维。为什么恰恰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不是随便什么人呢？因为所有的人按其天性本身都辩证地思维。但是选择的正是卢梭，此人不仅按其天赋（在这方面许多人并不亚于他），而是按其智慧的气质本身和世界观的性质，在同时代人中间都是出类拔萃的。如此例外的现象似乎不应当拿来据以检验普遍的规则。不过我们这里可以任所欲为：卢梭之使人感到兴趣和觉得重要，首先是因为他第一个十分突出地指明了文明的矛盾性，而矛盾乃是辩证过程的必要条件。但是必须指出，卢梭发现的矛盾同黑格尔所说的矛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黑格尔的矛盾在于每一个事物都处在经常的运动、变化（而且正是顺序地按三段式变化）过程中，在每一个特定时间单位，它是‘它’同时又‘不是它’。如果把发展的必需的三阶段放在一边，那么矛盾在这里简单地似乎是变化、运动、发展的根基。卢梭．也谈到变化的过程。不过他决不是在变化的事实本身中发现矛盾：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其他著作中很大一部分议论可以这样概括：智慧的进步曾伴随道德的衰退。显然，辩证思维这里是毫不相干的：这里没有‘否定之否定’，有的只是指出在这类现象中同时存在着善与恶，而与辩证过程全部相似之处就在于保持‘矛盾’一词，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此外恩格斯在卢梭的议论中看到明显的三分法：跟在原始平等之后的是对它的否定——不平等，然后来了否定之否定——东方专制制度下所有人在汗[28]、苏丹[29]、沙赫[30]的权力面前的平等。‘不平等的这个最后阶段也是终极点，完结了的圆圈使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出发点。’[31]然而历史并不停止在这上面，新的不平等在发展，等等。引号中引用的话是卢梭的原文，正是这些话作为卢梭按黑格尔方式思维的明显证据对恩格斯特别珍贵。[32]

　　卢梭“在同时代人中间是出类拔萃的”。这是公正的。什么地方出类拔萃呢？就在辩证地思维，而他的同时代的人几乎全都是形而上学者。他对不平等起源的观点正是辩证的观点，虽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否定这一点。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卢梭只是指出了在文明的历史中智慧的进步曾伴随道德的衰退。不，卢梭不仅指出了这一点。在他那里，智慧的进步是道德衰退的原因。对此，即使没有读过卢梭的著作也可以深信不疑：只要根据上面摘引过的话回忆一下在他那里实现伟大革命和破坏原始平等的金属冶炼和农业耕作曾起过何等的作用就足够了。不过凡是读过卢梭本人著作的人，自然都没有忘记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以下的话：“我要做的只是对那些既使人的理性能够得到完善又给人类造成损害、既使他成为凶恶的动物又使他成为社会动物的不同场合做出评价和把它们互相联结起来……”[33]

　　这个地方特别卓越，因为它出色地阐明卢梭对人类趋向进步的能力的观点。关于这个特点他的“同时代人”也说过不少话。不过在他们那里这一特点乃是一种从自身中自动造成理性胜利的神秘力量。按照卢梭，这种能力“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自动地发展起来”。为了自己的发展，它需要经常的从旁推动。这是辩证的智慧进步观较之形而上学观点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后面我们还得谈到这个特点。现在对我们说来重要的是引用过的这段话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卢梭对道德衰退同智慧进步之因果联系的见解。[34]而这对于弄清这位著作家对文明进程的观点是很要的。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卢梭简单地指出了“矛盾”，而且也许对这矛盾流过几滴高尚的眼泪。实际上卢梭认为这个矛盾是文明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围起一块土地并且说“它属于我”的人，乃是市民社会的奠基人，因之也是原始平等的掘墓人。换言之，市民社会的基础是所有制，它在人们中间引起这么多的争论，在他们中间引起这么多的贪欲，这样毁坏他们的道德。不过所有制的产生必须以“技术和知识”一定的发展为前提。因此，原始关系的破灭正是由于这一发展；然而当这一发展导致了私有制胜利的那个时候，人们的原始关系自身就已经处在它们的继续存在变成不可能的那种状态。[35]如果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描述卢梭所指出的矛盾那样判断卢梭，可以认为这位著名的日内瓦人不过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主观社会学者”，这样的学者充其量能够设想出道德高尚的“进步公式”，用它来医治人类的灾难。实际上卢梭最痛恨的正是这类公式，一有机会便加以攻击。

　　市民社会是在已经不可能继续存在的原始关系的废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关系本身中包含着自己本身否定的萌芽。在证明这一论点时，卢梭似乎预先对黑格尔的思想作了形象说明：任何现象本身都要消灭，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卢梭关于专制制度的议论可以看作这一思想的新的例证。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显然，辩证思维这里是毫不相干的”，并且天真地认为可能恩格斯把卢梭任意地编入辩证部门只是根据卢梭使用了“矛盾”、“圆圈”、“回到出发点”等等词语时，他暴露出对黑格尔和卢梭的理解有怎样的多。

　　可是为什么恩格斯就引证了卢梭，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为什么恰恰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不是随便什么人呢？因为要知道所有人按其天性本身都辩证地思维”。……

　　您错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远不是所有的人：恩格斯就决不会把您第一个当作辩证家。对他说来，读一读您的论文《卡尔·马克思在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前》就足以义无反顾地把您列入不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

　　关于辩证思维，恩格斯说道：“人们早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之前就辩证地思维了，就像远在散文一词出现以前人们已经用散文说话一样。既在自然中也在历史中的否定的规律，当它仍然未被认识时，就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存在着，黑格尔只是第一次对它作了清晰的表述。”[36]就像读者看到的，这里说的是不自觉的辩证思维，它离自觉的辩证思维还很远。当我们说“两极相遇”时，我们不知不觉地说出了对事物的辩证观点；当我们运动时，我们仍然没有料到我们在从事实用的辩证法（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运动是实现了的矛盾）。然而无论运动还是辩证的格言还不会把我们在系统思想领域中从形而上学那里解救出来。相反，思想史表明，在长时期的流程中形而上学对原始朴素的辩证法，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且必然理应要强大：“自然界之分解为它的各个个别部分，自然界各种现象和对象按一定等级分类整理，对诸有机体的内在属性根据它们有机构造的多样性进行的研究——这一切都是最近四百年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不过这个原因同时也使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在自然现象和自然对象的孤立状态中，在它们总体的大联系之外，并且不是在运动中，而是在不动状态中，不是作为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作为永远不变的东西，不是作为活生生的东西，而是作为僵死的东西去把握它们。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的这种研究方式造成了最近几百年具有特征意义的片面性——形而上学思维。”

　　恩格斯这样说，从他那里我们又知道，“虽然近代哲学中辩证法也有光辉的代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然而，特别是在英国哲学的影响下，近代哲学越来越倾向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几乎完全控制了十八世纪的法国人，至少是在他们专门的哲学著作中。不过在这一领域之外法国人也会给我们留下辩证法的杰出典范：我们只要记住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和卢梭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就够了】。”[37]

　　看来很明显，为什么恩格斯谈到卢梭，而不说伏尔泰和随便什么人。我们不敢设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读过他引用的、从中取来作为研究“例子”的恩格斯的那本书。而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拿“随便什么人”纠缠恩格斯，那就只会有一种设想：我们这位作者在这里也使用了我们早已熟悉的偷换的“契机”……合目的地曲解自己对手语句的“契机”。利用类似的“契机”对他可能觉得更为方便，因为恩格斯的书没有翻译成俄文，而对于不懂德文的读者这本书又不存在。[38]我们这里出现了“任所欲为”，这里有新的诱惑，并且又是“我们不甘愿地犯了罪”。

　　啊，神啊，加入我们的名誉全部算数
　　难道会使您愉快？[39]

　　我们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休息一会儿吧。我们回到“自在和自为的”德国唯心主义者。

　　我们说过，自然哲学是这些思想家的薄弱方面，他们的主要功绩应当到历史哲学各个领域里去寻找。现在我们补充说，这在当时也不能不如此。自称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总是包括许多“世俗的内容”，即总是研究许多本来意义上的科学问题。不过不同时期它的“世俗内容”是不同的。比方（这里限于近代哲学史的例子）在十七世纪哲学家们主要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问题。十八世纪哲学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了前一时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和理论，然而它本身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只有康德；在法国，当时提到首位的是社会问题。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继续从事的主要也是社会问题的研究，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研究罢了。例如谢林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他认为一个历史问题的解决乃是先验哲学最重要的任务。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如果一切都在流逝，一切都在变化；如果任何现象都自己否定自己；如果最终不会成为有害的设施因而转变为自己本身对立物的那种有益的设施是不存在的，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寻找“完善的立法”是荒谬的，设想出对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都是最好的那种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一切东西在自己的位置上和在自己的时代都是好的。辩证的思维排斥了任何乌托邦。

　　它本来尤其应该排斥这些乌托邦，因为“人的本性”这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论十八世纪启蒙派还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始终加以利用的，似乎固定不变的标准，经历了一切现象都有的普遍命运：它本身被认为是变化无常的。

　　与此同时，无论启蒙派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同样坚持的那个朴素唯心主义历史观也消失了，这种历史观表现在这样的论断上：理性、意见支配着世界。当然，黑格尔说，理性支配着历史，不过是在它支配天体运动的那个意义上，即在规律性的意义上。天体的运动是合乎规律的，然而天体不用说是没有关于这个规律性的任何观念的。就人类的历史运动说，情况也是一样的。毫无疑问，历史有自己的规律；但这不是说，人们意识到这些规律，因此人类的理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哲学”是历史运动的主要因素。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夜里才开始飞行。[40]当哲学开始在灰色的背景上描绘出灰色的图案，当人们开始深入思考自己本身的社会制度的时候，您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个制度过完了自己的时代，并准备让位于新的制度，而新制度的真正性质只有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作用之后才会为人们所明了：密涅瓦的猫头鹰再一次只是夜间才飞出来[41]【参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序言第14页】。不用说，这只聪明鸟儿定期的空中旅行是很有益的：这些旅行甚至是完全必要的。不过它们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它们本身就需要说明，而且一定会得到说明，因为其中有自己的规律性。

　　承认密涅瓦的猫头鹰飞行中的规律性，是对人类智慧发展历史的崭新观点的基础。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一切派别的形而上学者，一旦接受了某种哲学体系，就认为它是绝对的真理，而一切其他体系则无条件地是错误的。他们只知道真理和谬误这两个抽象观念之间的抽象对立。因此思想史对他们只是部分可悲部分可笑的错误杂乱无章的交织，这些错误的那种狂乱可怕的情景一直延续到合乎真理的哲学体系终于被构想出来的那个最幸福的时代。让·巴·萨伊这位形而上学家中的形而上学家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科学的历史的。他不主张研究这个历史，因为其中除谬误外什么也没有。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看问题的态度则不同。他们说，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理性反映；每一种哲学对自己的时代都是真实的，而对于其他时代却是错误的。

　　然而如果理性只是在现象的规律性的意义上支配世界；如果不是观念，不是知识，不是“教育”在人们的可以说社会大厦的建设中以及在他们的历史运动中指导着他们，那么人的自由又在哪里呢？人在其中“进行判断和选择”的那个领域，而不是像儿童那样以无聊的嬉戏自慰，不作跟自己不相干的、虽然也许不是盲目的力量手中的玩偶的那个领域在哪里呢？

　　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摆在了十九世纪唯心主义者的面前，就像它曾经摆在前一世纪的形而上学家们面前一样，就像它毫无例外地摆在提出存在对思维的关系诸问题的所有哲学家面前一样。它像斯芬克斯[42]一样对每一位这样的思想家说：揭示我的谜底，否则我便吞食掉你的体系！

　　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问题，也就是谢林认为把该问题的答案应用于历史是先验哲学最大任务的那个问题。这个哲学是否解决了它呢？怎样解决的呢？

　　请注意：对于谢林，正如对黑格尔一样，这个问题正是在应用于历史时才造成了困难。从纯粹人类学的观点上它已经可以认为是解决了的。

　　在这里作一番解释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就来解释，请读者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因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

　　磁针指向北方。这种现象是由特殊的物质的作用产生的，这种物质本身服从某些规律：物质世界的规律。然而对于磁针说来这种物质的运动是觉察不出来的；磁针对这些规律没有丝毫的观念。在磁针看来，它指向北方完全不依赖于任何非自身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它乐意指向那里。物质的必然性对磁针而言表现为它自己自由的精神活动。

　　莱布尼茨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自己对意志自由的观点。斯宾诺莎则用类似的例子说明自己的完全相同的观点。[43]

　　某些外部原因使石头发生一定量的运动。运动自然在一定时间进程内持续下来，而在原因不再起作用以后停止：这种运动的持续按照物质世界的规律是必然的。但是试设想，石头在思考，它意识到自己的、使它感到满足的运动，却不知道运动的原因，甚至不知道一般说来运动有没有无论什么样的外在原因。在这种场合石头会怎样想象它自己的运动呢？必定看成它自身愿望的结果，看成它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它会对自己说，我运动，因为我愿意运动。“所有的人如此夸耀的那种人类自由正是如此。这种自由的本质归结为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却不知道引起这些意图的外部原因。比如小孩以为他是自由地想要成为他的食物的那个乳汁……”[44]

　　甚至现代读者中间的许多人都会觉得，这样的解释是“粗俗唯物主义的”，而且他们感到惊奇，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怎么会作出这样的解释。他们还会说，一般而言比拟不是证明，而凭空把人比作磁针或石头就更不是证明了。对此我们要指出，只要我们想起每天在人的头脑中所发生的现象，这个比拟就不再是凭空虚构的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们已经指出过这种情况：脑纤维的某种运动是同大脑中的每一个意志运动相适应的。就磁针或石头而言显现为虚构的东西，对于大脑就成了无可争辩的事实：按照命定的必然规律进行的物质运动确实是同大脑中被称为自由的思想活动那种现象同时发生的。至于对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的唯物主义议论初看起来十分自然地感到惊奇，那么必须记住，正如我们业已说过的，一切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都是一元论者，就是说，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根本没有为按照二元论者的观点把物质和精神分割开来的那种不可逾越的鸿沟留下位置。按照二元论者的意见，特定的物质聚集体只有在其中移入精神粒子的条件下才会有思维能力：在二元论者的心目中物质和精神是两种完全独立、相互间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实体。莱布尼茨的比喻在他看来之所以奇怪，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磁针没有任何灵魂。然而请设想一下，您遇到一个人，他这样议论：磁针确实是某种纯粹物质的东西。不过物质本身是什么呢？我以为物质应该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精神，而且不是在物质为精神所创造那个意义上，而是在物质本身乃是同一个精神的意义上，不过这精神存在于另一种形态中。这种形态不符合精神的真正本性，它甚至是跟这种本性直接对立的，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是精神存在的形态，因为精神按照自己的真实本性应当转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物。您可以对这种议论感到惊奇，但是您无论如何会同意，一个承认这种议论令人信服的人，一个认为物质只是“精神的异在”的人，是不会因为作出把物质说成精神的功能或者使精神的功能紧紧依赖于物质规律这样的解释而感到为难的。这种人可以接受对心理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而同时（勉强地或者不勉强地——这是另外的问题）赋予这种解释以严格的唯心主义意义。德国唯心主义者们正是这样做的。

　　人的心理活动遵循物质必然性规律。然而这一点也不伤害人的自由：物质必然性规律本身无非是精神活动的规律。自由以必然性为前提，必然性整个地转化为自由，正因为如此，人的自由实际上较之二元论者所认为的要广阔得无法比拟：二元论者们力求把自由活动从必然活动那里分隔开来，从而使自由王国脱离他们划给必然性的那个完整的——甚至按照他们的意见也是十分广阔的——领域。

　　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就是这样议论的。正如读者所看到的，他们牢牢地坚持莱布尼茨的“磁针”，不过这根针完全改变了形状，可以说，在他们手中变得有灵性了。

　　然而磁针的变形还没有解决同自由对必然性的关系问题有联系的一切困难。比方说，单个的人是完全自由的，尽管他服从必然性规律，甚至正是由于这种服从。可是在社会中，从而也在历史中，我们并不是同个人打交道，而是同整个一群个人打交道。试问：每个人的自由是否会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我想做某某事，譬如想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真理和正义。我的这个愿望是我自由持有的，我力求借以实现这一愿望的我的那些行动也同样是自由的。可是我的邻人们妨碍我追求我的目的。他们就如我持有自己的愿望一般，同样自由地起来反对我的愿望。而且他们的旨在反对我的那些行动，也是自由的。我怎样克服他们造成的障碍呢？自然，我将同他们争论，说服他们，也许甚至是央求他们或者恐吓他们。然而谁知道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法国启蒙派说过：理性终归总是对的。但是要知道，为了使我的理性取得胜利，我就必须使我的邻人承认我的理性同时也就是自己的理性。然而我有什么理由指靠这个呢？既然他们的活动是自由的（而这种活动是完全自由的），既然物质的必然性通过我不知道的途径转化为自由（而这种必然性根据假定是整个地转化为自由的），那么我的同胞的行为就会摆脱任何预见。我要想预见它们，就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如果我能够像我之考察我周围世界所有其他现象那样，即像我已经知道或可能知道的特定的原因会产生必然后果那样考察它们。换句话说，我的自由只有在自由意识能够带来对于引起我的邻人的自由行动的原因的理解那个场合，即在我能够从这些行动的必然性方面考察这些行动那个场合，才不会是一句空话。我的邻人对我的行动也可以说完全同样的话。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如果活动者的理解所能及的必然性没有成为人的自由行动的基础，在这种场合，任何特定人物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历史活动的可能性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形而上学的法国唯物主义实质上导致了宿命论。的确，如果整个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一个乖戾的原子，那么我们就只好把两手交叉在胸前，无事可干了，因为我们完全不能而且永远不能预见和防止个别原子的这些行径。

　　现在我们看到，唯心主义能够引导到同样的宿命论。如果我的同胞的行动中没有任何必然的东西，或者如果这些行动从它们的必然性方面说是我的理解力所不及的，那么我唯有指靠美好的神明了：我最明智的计划、我最高尚的愿望在千百万其他人们的完全预料不到的活动上砸得粉碎。那是，按卢克莱修的说法，从一切中可以产生一切。[45]

　　而且有意思的是，唯心主义在理论上越是要突出自由方面，它在实践活动领域就越是不得不把自由化为乌有，在这个领域里它无法对付以自由的全部力量所武装的偶然性。

　　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非常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在他们的实践哲学中，必然性是自由最忠实的唯一可靠的保证。谢林说过，如果我的活动的结果仅仅取决于自由，即使是道德义务也不能使我对这些结果感到安慰。“在自由中应当有必然性。”[46]

　　不过在这种场合实质上究竟能够谈到什么样的必然性呢？不断重复某些意志活动必然适应大脑物质某种活动这个思想，未必会给我带来许多安慰。在这种抽象的命题上面，是不能寄托任何实际希望的，而往后我从这方面也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我的邻人的头脑不是玻璃制的蜂房，他的大脑纤维也不是蜜蜂，而且我并不可能观察它们的运动，即使我清晰地知道——然而我们毕竟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步——正是我同胞心灵中的某种意图紧跟在某种神经纤维的某种运动之后。因此应当从另一方面着手研究人类活动的必然性。

　　其所以特别应当，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夜间才飞出来，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是他们自觉活动的结果。人们自觉地追求自己特殊的、个人的目的。他们中间每个人都自觉地力求，比方说，大大增加自己的财产，而从他们单个人的活动的总和中会产生他们也许根本不曾希望而且大概也没有预见过的某些社会后果。富裕的罗马公民购买了贫苦农民的土地。他们中间每个人自然都知道，由于他的活动，某个张三和李四会变成没有土地的无产者。但是他们中间谁预见过，大地产会毁灭共和国，而随之还会毁灭意大利？他们中间谁曾经意识到、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发财欲望的历史后果？没有人能够，没有人意识到。而事实上结果是：由于大地产，共和国和意大利都毁灭了。

　　从单个的人们自觉的自由的行动中必然产生出他们意料不到、不曾预见的、涉及整个社会即影响同一些人们相互关系总和的后果。这样一来我们就从自由领域转入必然性领域。

　　如果人们的个人活动产生的没有被他们认识到的社会后果，导致社会制度的变化（这种事情始终在发生着，不过远不是同样迅速地），那么人们面前就会出现新的个人目的：他们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必然会获得新的面貌。从必然性领域我们重又转回到自由领域。

　　任何必然过程都是规律性过程。不曾为人们预见然而作为他们活动的结果必然出现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显然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的。理论哲学应当发现这些规律。

　　由变化了的社会关系带进生活目的，带进人们自由活动中的变化，显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必然性向自由的过渡也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能够而且应当为理论哲学所发现。

　　理论哲学一旦实现这个任务，它就会给实践哲学打下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既然我知道了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我就能按照我的目的去影响这个运动，而不会因为乖戾的原子的行径感到惶惑不安，也不会因为我的同胞作为天生有自由意志的生物而每时每刻要给我制造一大堆最惊人的意外事件的那些意图感到惶惑不安。我自然不能替每一个单个的同胞的言行担保，尤其是如果他属于“知识阶级”，不过就一般特点说我将知道社会力量的走向，而且我只要依靠它们的合力就可以达到我的目的。

　　总之，如果我能够得到比如这样一种愉快的见解，即跟别的国家不同，在俄国，“道德基础”会取得胜利，那只是因为我确实把英勇的“俄罗斯人”的活动理解为合乎规律的活动，从必然的观点而不是从自由的观点考察这些活动。黑格尔说：“全世界的历史是自由意识中的进步，这种进步，我们应当在其必然性中加以理解”。[47]

　　接着讲吧。无论我们对“人的本性”研究得怎么好，我们毕竟还远远不会理解从单个的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那些社会结果：比方说，我们同旧派经济学家一起承认追求发财是人性的主要特征。我们是否能够预见这种追求采取的那些形式呢？在特定的、一定的、我们已知的社会关系下是能够的；不过这些特定的、一定的、我们已知的社会关系本身在“人性”的压力下，在公民发财致富活动影响下将发生变化。它们会朝哪个方面变化呢？对于这一点，正像对于追求发财致富在新的、变化了的社会关系条件下所采取的那个新方向，我们所知道的将同样是很少的。如果我们同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一起断言，人的本性不是仅仅只有发财致富的一个追求，人身上同时还有“社会感情”（Gemeinsinn，也译“集体精神”），我们就会完全陷入同样的境地。这将是旧调新弹。为了摆脱由或多或少深奥的术语掩饰的无知状态，我们应该从研究人的本性转过来研究社会关系的本性，我们应当把这些关系理解为合规律的、必然的过程。这就使我们回到这样的问题：社会关系的本性依赖于什么，取决于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前一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是否成功地把它解决了呢？

　　没有，他们也没有成功，而且他们之没有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是唯心主义者。为了弄清他们的观点，让我们回忆一下上面提到的关于是宪法依赖风俗还是风俗依赖宪法的那场争论。黑格尔关于这场争论曾经公正地指出，在争论中问题提得完全不正确，因为在现实中，虽然特定民族的风俗无疑影响着它的宪法，而宪法也影响特定民族的风俗，但是不管风俗还是宪法都是某个“第三者”的结果，即某种既造成影响宪法的风俗，也造成影响风俗的宪法的特殊力量的结果。然而这个特殊力量、这个无论人们的本性还是社会关系的本性都以之为依靠才存在的最后基础，在黑格尔看来是什么呢？这个力量就是“概念”，或者说“观念”也是一样的，特定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是这观念的实现。每一个民族都在实现自己特殊的观念，而每一个特殊观念、每一单个民族的观念都是绝对观念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这样一来，历史就似乎是实用逻辑：说明某个历史时代，就等于指出这个历史时代对应于绝对观念逻辑发展的哪一个阶段。然而这个“绝对观念”又是什么东西呢？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身的逻辑过程的人格化。下面就是一位曾经正儿八经地亲自通过唯心主义学校、本人又狂热地醉心于唯心主义、不过早已看出这个哲学派别的根本缺点何在的人物关于绝对观念所说的话。

　　“当我根据对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的认识得出‘果实’的观念；当我接着进一步想象我的……抽象观念‘果实’存在于我之外，甚至成为梨、苹果等等的真正本质，那么用思辨哲学的语言说，我就是宣布‘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我说：对梨说来，梨以梨的形态出现这个情况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苹果之成为苹果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是……我从它们那里抽象出来的观念：‘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果实’的样态（modi）。诚然，我的有限的、基于外部感觉的理智辨别出苹果不同于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说这些差别是无关重要的、非本质的，它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果实’。思辨的理性把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只看作虚幻的果实，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实体’是‘果实’。

　　显然，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是不会获得特别丰富的知识的。一位矿物学家，如果只会重复说一切矿物本质上都是‘矿物’，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矿物学家而已……因此，从各个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统一的抽象的‘果实’的思辨哲学，为了达到任何积极的内容，应当力求用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新从‘果实’，从‘实体’转到各种不同的现实的罪恶的果实上去，即转到苹果、梨、扁桃等等上去。但是要根据对现实的果实的认识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这个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不抛弃抽象，是不可能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物的。因此思辨哲学家也就抛弃了它，不过是用特殊的、思辨的、神秘的方式抛弃的……他只是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他是这样议论的：

　　如果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不外是‘实体’、‘果实’、那么，试问，究竟为什么‘果实’对我说来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表现为扁桃呢？和我关于统一体、关于‘实体’、关于‘果实’的思辨观念显然矛盾的多种多样的外观是从何而来的呢？

　　思辨哲学家答道，这是因为‘果实’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行发展的、能动的本质。现实的、罪恶的果实千差万别，不仅对我的有限的理智，而且对‘果实’本身，对思辨的理性，都是有意义的。千差万别的罪恶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在苹果中‘果实’让自己像苹果一般存在，在梨中就让自己像梨一般存在……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梨、扁桃；这些果实之间存在的差别，只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而且正因为如此，不同的果实才是‘果实’生命过程的不同环节……”[48]

　　所有这些话都是很讽刺的，但同时又是绝对公正的。唯心主义把我们自身的思维过程人格化为绝对观念，并在这一观念中寻找一切现象的谜底，这样它就使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只有抛弃“观念”，即告别唯心主义，才能够从死胡同里脱身出来。请看一个例子，谢林下面的话是否多少给您说明磁性的本性呢：“磁性是灵魂感应的一般动作，是统一性贯彻于多样性、概念贯彻于差别的一般动作。主观的东西之侵入客观的东西在观念中……是自我意识，这种侵入在这里是反映在存在中的东西。”[49]这些话根本解释不了任何东西，难道不对么？历史领域中的这类解释同样很少令人满意。由于什么原因希腊衰落了呢？原因是曾经构成希腊生命的原则、构成希腊精神的中心的那个观念（美的观念）只能是世界精神发展中的一个很短暂的阶段。这类的回答不过是用正面的、并且高傲的、矫揉造作的形式把问题重复一遍。黑格尔这个对希腊衰落作过上述解释的人，似乎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于是急忙援引古代希腊的经济现实来补充自己的唯心主义解释。他说：“拉凯达伊蒙的衰落主要是由于财产的不平等。”[50]而且不仅在问题涉及希腊时他是这样做的。可以说这是他在历史哲学中的不变手法：开始时稍微模糊地援引绝对观念的属性，接着就更详细得多地、而且自然是更令人信服得多地说明所讨论的那个民族的财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说实在的，在后面这一类解释中已经根本没有任何唯心主义的东西，而且说“唯心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真理”的黑格尔采用这种手法时，就恰恰给唯心主义签署了贫困证明，他似乎已经默默地承认，实质上情况完全相反：唯物主义原来是唯心主义的真理。

　　不过黑格尔这里所接近的唯物主义是完全没有得到发展的、萌芽的唯物主义，一旦需要说明这些或那些财产关系从何而来时，便立即重又转回到唯心主义。的确，就是在这里黑格尔也常有机会说出完全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一般说来，他是把财产关系看成靠自己本身内在的力量而发展起来的法的概念的实现。

　　总之，关于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我们究竟了解了什么呢？

　　现在再稍稍回到我们家里的、俄罗斯的哲学方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菲利波夫先生那里听说，而菲利波夫先生又从美国人弗列泽尔先生那里听说，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归结为“流电学”[51]的神秘主义。从我们关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说过的话中读者会看出，弗列泽尔的意见多么荒谬。菲利波夫先生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本人也觉得他们的美国人“太过分了”：“回忆一下从古代人，从赫拉克利特的以前的形而上学的传承进程就够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但是，他立即又补充道：“然而弗列泽尔的说明在很高程度上是有趣的，而且无疑本身包含一定份额的真理。”应当意识到，虽然不能不承认，……谢林早就嘲笑过这个“公式”。可是，请问，您说，他以前的同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位要向“不让知道秘密的人”解释他只是听人家说才知道这个“公式”的哲学家，怎么办？你不由得要装出行家博学的样子重复着什么也不说明的空话……

　　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德国唯心主义发展的“传承进程”。“流电学的试验对欧洲所有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其中也包括当时年轻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产生着影响，——米海洛夫斯基说，——黑格尔创造出名震全世界的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结果甚至莫斯科的河流两岸都因此让人不得安静”……这里事情被说成这样，似乎黑格尔从物理学家们那里直接传染了“流电学的神秘主义”。然而要知道，黑格尔体系不过是谢林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显然，传染应当首先影响谢林。它也的确影响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或者菲利波夫先生，或者弗列泽尔镇静地回答：“谢林，特别是做过他的学生的一些医生，把关于极性的学说推到了最后的极端”。好。不过大家知道，谢林的先行者是费希特。流电学的传染怎样影响了他呢？对于这个问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什么也没有说：大概他以为，什么影响也没有。而且他完全正确，如果真的这样以为：为了确信这一点，读一读费希特早期哲学著作之一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andlage der gesammten Wissenschaftslehre，莱比锡，1794年）[52]，就足够了。在这本著作中任何显微镜都发现不了“流电学”的影响。然而在那里出场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构成黑格尔哲学主要特征的同一个臭名昭著的“三段式”，而且这个“三段式”的谱系，弗列泽尔似乎以“相当大的部分真理”上溯到“伽伐尼和伏特的试验”……应当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很奇怪的，虽然不能不承认黑格尔毕竟……等等。

　　读者已经知道谢林怎样看待磁性。德国唯心主义的缺点完全不在于它的基础是多余的、毫无根据的、把对当时自然科学的发现的迷恋当作神秘的公式，而恰恰相反，乃在于他借助被他人格化的思维过程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

　　结束时讲一条令人愉快的消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互相之间有最紧密的联系；用经济唯物主义的语言说，形而上学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之上的‘上层建筑’必然的组成部分，不过同时，资本把敌视形而上学的建立在试验和观察基础上的科学的一切技术应用加以占有，收为己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答应什么时候另一次再来谈谈“这个引人入胜的矛盾”。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研究真的将是“引人入胜”的！你们自己想想吧：他称之为形而上学的那个东西在古代希腊以及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国都得到了光辉的发展。至今为止人们都认为古代希腊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上述时期的德国，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研究表明，从“主观社会学”的观点看来，这根本不对，正是古代希腊和费希特——黑格尔时期的德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您看到，“为什么这是重要的”。让我们的著作家赶快发表自己卓越的发现吧。唱吧，可爱的人，不要羞羞答答！



[1] 中译本参阅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1页。——译者注

[2] 《自然体系的真正意义》（Le vrai sens du systeme de la nature），伦敦，1774年版，第15页。——作者原注

[3] 《论人》，载《爱尔维修全集》（Oeuvers completes de Helvetius），第2卷，巴黎，1818年版，第120页。——作者原注

[4] 歌德在《诗与真》（Wahrheit und Dichtung）中曾这样写道：“被判焚烧、当时曾引起许多热烈讨论的禁书，对我们不曾有过任何影响。我举《自然的体系》为例，由于好奇我们曾读过它。我们不能理解，这样的书怎么会是危险的；对我们说来它是那样的昏暗、死气沉沉，以致我们难以忍受它的内容，我们在它面前就好像在幽灵面前一样会发抖。”参见《歌德全集》，30卷本，第10卷，1937年俄文版，第48页。【中译本参阅《歌德自传——诗与真（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0页。】——俄文版编者注

[5] 生潮中，业浪里，
淘上复淘下
浮来又浮去！
生而死，死而葬
一个永恒的大洋
一个连续的波浪
一个有光辉的生长
我架起时辰的机杼，
替神性制造生动的衣裳。
——作者原注【参看郭沫若译《浮士德》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6] 普列汉诺夫这个说法直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在《大逻辑》中写道：“某物之所以运动，不仅因为它在这个‘此刻’在这里，在那个‘此刻’在那里，而且因为它在同一个此刻在这里又不在这里。”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重申了黑格尔的这个说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页）但这个说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现代西方有些研究家指出：运动着的物体，在T时处在M的位置，在T+T△时则处在M+M△这个位置：这里△表示任何小的量。我们不能说该物体在T时既在M，又在M+M△（参看邦格：“对辩证法的批判性考察”，载《哲学译丛》，1980年，第1期）。如果断定“X既是A，又是非A”或者说“在每一个特定时间单位，它是‘它’，同时又不是‘它’”（本书第584页）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推出任何假命题都是真的，就公然认可了逻辑矛盾，违反了形式逻辑常识。——译者注

[7] 在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高利贷者夏洛克贷款给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条件是如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债权人可以从债务人靠近心脏的部位割下一磅肉。后来安东尼奥破产，夏洛克坚持要割肉以泄私愤，并诉诸法庭。安东尼奥朋友的情人鲍西娅装扮成律师，在法庭上根据夏洛克起诉状形式上的合法性发言支持夏洛克，但同时她强调，在割肉时必须严格遵守契约上的文字。她说：“契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一滴血，只是写明着‘一磅肉’”，所以“不准流一滴血，也不准……割下来的肉，比一磅略轻一点或略重一点”，否则就违反了威尼斯法律，夏洛克的土地、财产就要全部充公。（《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1页）——译者注

[8] 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辩证法的这种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统治是不可理解的；一切都在变化，除了辩证运动的规律，他带着挖苦的怀疑神情说。对的，事情正是如此，我们回答说，而且如果这使您感到奇怪，如果您想反驳这个观点，那就请记住，您不得不去反驳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观点。为了确信这一点．您只要回忆起莱伊尔曾经拿来作为自己名著《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一书题词的普莱伊怀尔下面的那几句话就足够了：“在地球的种种变革中，自然界的构造是始终一致的，自然的各种规律是唯一能制约一般运动的东西。河流与岩石，海洋与大陆，它们的一切部分都有变化：然而支配这些变化的规律以及这些变化所遵循的准则却始终不变地是相同的。”【中译本参阅莱伊尔：《地质学原理》，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卷首题词】——作者原注

[9] 《逻辑学》（Wissenscha ft der Logik），第1部，第1篇，第313-314页。【中译本参阅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04-405页。黑格尔实际上把质变跟渐进性的中断即飞跃混为一谈了。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证明质变有多种形式，飞跃是质变的一种形式。参看华国凡等著：《质变方式新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作者原注

[10] 这里没有提到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不能不认为是普列汉诺夫叙述“辩证思维最主要特征”时的一个重大的缺点．但是在包括本书在内的他的几乎全部哲学著作中，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或详或略分析论述过的成对的辩证范畴就多得不可胜数，如质和量、自由和必然、必然和偶然、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本质和现象、现实性和可能性、个别和一般……等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对立面的斗争和互相转化问题是普列汉诺夫全部哲学著作的核心。——译者注

[11]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叙述说：“梦想着律师的前程．我热心地、但毫无秩序地读了各种法律著作：其中有斯巴索维奇先生的《刑法教科书》。这本书中有对同犯罪侦查学相关的各种哲学体系的简要述评。我对黑格尔著名的三段式曾感到特别惊讶。由于三段式，惩罚就如此优美地成为法和罪之间矛盾的调和。在黑格尔三项公式各式各样的应用中，对这公式的魅力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足为奇的是我被斯巴索维奇先生教科书中的三段式俘虏了。不足为奇的是后来也就慢慢地倾心于黑格尔和其他许多人……”（《俄罗斯思想》，1891年俄文版，第3册，第2部，第188页)。可惜，很可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告知，他对自己之倾心于“黑格尔”满意到什么程度。从一切方面都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走得并不远。——作者原注

[12]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坚信，已故的尼·齐别尔在自己同他争论中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避免时“使用了一切可能的论据，但为了最小的危险便隐藏在确定不移的和无可争议的三段式辩证发展的庇护下”（《俄罗斯思想》，1891年俄文版，第3册，第2部，第196页)。他同样深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结局的全部（如他所说）预言都只是依靠“三段式”。关于马克思，我们下面再说，但对于尼·齐别尔，我们要指出，我们曾经有机会不止一次地同已故者谈过话，我们没有一次听他引用过“辩证发展”。他本人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完全不知道黑格尔在最新经济学发展中的意义。当然，可以把一切都推到死者头上，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记述是驳不倒的。——作者原注

[13] 参见斐·拉萨尔：《既得权力体系》（System der eroworbenen Rechts），载《拉萨尔全集》，第3卷，原型出版社，第231页。——俄文版编者注

[14] 参看拉萨尔：《既得权力体系》，第2版，莱比锡，1880年版，序言，第12-13页。——作者原注

[15]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译本参阅《18-19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53页】在一个特别的注释中，《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作者出色地阐明对决定特定现象的全部情况进行的这种考察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把这个注释也引下来。“例如：‘下雨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抽象的问题：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有时下雨带来好处，有时即使较少也带来害处；应当明确地问：‘谷物播种完毕后，连续下5小时大雨，这雨对谷物有利吗’——只有在这里回答才是明白的和有意义的：‘这场雨很有益。’——‘然而在同一个夏天，当谷物收割时期来临时，整个星期都下着倾盆大雨，——这对谷物有好处吗？’回答也是明白的和实在的：‘不，这场雨有害。’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有问题正是这样解决的。‘战争是危害极大的还是起良好作用的？’一般说来不能对此作出断然的回答：需要知道指的是怎样的战争；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对于野蛮民族说来，战争的危害不那么明显，益处则更显著些；对于文明民族，战争通常带来较少的利益和较多的危害。可是，例如，1812年的战争对俄国人民是救命的；马拉松之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益的事件。——这就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这一公理的意义；如果对象带来全部的质和全部特点并在它所存在的那个环境中加以思考，而不是脱离这个环境和自己种种生动的特点加以思考（如抽象思维所作的那样，因此抽象思维的判断对现实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这时关于对象的观念是具体的。”——作者原注【马拉松之战：雅典人与波斯人之间的马拉松之战（公元前490年）以雅典人的胜利告终。这次会战预先决定了第二次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有利的结局，并且，促进了雅典民主制的繁荣。——俄文版编者注】

[16] 中译本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27页。——译者注

[17] 《俄国财富》，1894年俄文版，第2册，第2部，第150页。——作者原注

[18] 别林斯基1841年3月1日关于黑格尔哲学给鲍特金写道：“我十分感谢，伊戈尔·费多洛维奇，向您的哲学上头謫简单的人致敬；不过我有幸以适合于您的哲学庸俗作风的全部尊敬告诉您，如果我能够爬上发展阶梯的最高层，——在那里我就会请您向我说明生活和历史的条件的全部牺牲物，说明偶然性、迷信、宗教裁判所、腓力二世等等全部牺牲物；否则我就要从最高层头朝下地跳下来。”（《别林斯基通信选集》，第2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5年俄文版，第141页）——俄文版编者注

[19] 《俄国财富》1894年俄文版，第2册，第2部，第154-157页。——作者原注

[20] 此处和下面的引文都出自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文《论辩证的发展和三段的进步公式》，载《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圣彼得堡，1909年俄文版，第758-780页。——俄文版编者注

[21] 其实恩格斯说的是大麦麦粒，而不是燕麦麦粒；不过这自然是不重要的。——作者原注

[22]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第1篇，第1版，第111-11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148页。以下凡引此书，均指中文第1版。】——作者原注

[23] 阿芬巴赫小歌剧《美丽的叶莲娜》中的一节（歌词作者为梅里雅克和加列维）。——俄文版编者注

[24] 菲·旺-蒂耶盖姆（Ph. Van-Tieghem）：《植物论》（Traité de Botanique），第1卷，巴黎，1891年第2版，第24页。——作者原注

[25] 《哲学全书》，第一卷，第230节，附录。——作者原注

[25a] 指《哲学全书》的简要本。——作者原注

[26] 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1编第13章中关于卢梭所说的话。【中译本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2-153页。】——俄文版编者注

[27] 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页。——译者注

[28] 汗（可汗），古代突厥和蒙古等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29] 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30] 沙赫，波斯国王的称号。——译者注

[31] 参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5-146页。——译者注

[32] 所有这些引文均摘自上面引用过的《俄国财富》月刊。——作者原注

[33] 参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9页。——译者注

[34] 对于怀疑的人还有一段引文：“我把风俗败坏的这个最初阶段归于世上一切国家科学发展的最初时刻。”参看“致修道院长莱纳尔先生的信”，载《卢梭全集》，第4卷，巴黎，1820年版，第43页。——作者原注

[35] 参看《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二篇开头。【中译本参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1页。】——作者原注

[36]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5页。——译者注

[37]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23页。为什么恩格斯说卢梭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是“辩证法的杰出典范”，普列汉诺夫在本书附录二中有补充的说明。在那里作者还论述了卢梭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卓越地位。——译者注

[38] 《反杜林论》第一个俄文全译本出版于1904年。——俄文版编者注

[39] 请我们的读者不要因为引证《美丽的叶莲娜》而责怪。我们不久前重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达尔文主义和阿芬巴赫的小歌剧》一文，现在仍留着它的强烈的印象！——作者原注

[40] 密涅瓦（Minerva，一译密纳发），古罗马女神，司掌技艺和战争，常被人们认为与希腊女神雅典娜为一体。她的足旁总是站着她的圣鸟——猫头鹰。“密涅瓦的猫头鹰到夜里才飞出来”这句话通常表示好主意夜里才想出来．黑格尔在这里的意思是．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俄文版编者注

[41] 普列汉诺夫在《黑格尔逝世60周年》一文中批评了黑格尔这一观点的片面性。他写道：“我们在《法哲学》序言中读到：‘至于世界应当怎样的教导，那么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世界的思想，只是在现实结束了其形成过程并且取得了已经完成的形态以后才出现的……当哲学在灰色的现实背景上用灰色涂料开始描绘的时候，青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只能去认识这个时代了；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黄昏时才飞出来’。在这里，黑格尔无疑是走得太远了。完全同意，‘哲学’不能使衰老过时的社会制度复活，可以问问黑格尔，然而究竟什么东西妨碍他向我们指出——当然只是在一般特点上——行将代替旧社会制度的新制度的性质？‘哲学’是在现象的生成过程中考察现象的。而生成过程有两方面：产生和消灭。这两方面可以作为时间上分开的东西来考察。然而无论在自然中，而且特别是在历史中，生成过程在每一特定时间都是双重的过程：旧东西在消灭，而同时新东西从旧东西的废墟上产生。难道新东西的这一产生过程对‘哲学’始终必定是禁止接触的么？哲学认识的是存在着的东西，而不是按照这个或那个人的意见本来应该存在的东西．然而每一特定时间究竟存在什么呢？存在的正是旧东西的衰亡和新东西的产生。如果哲学所认识的只是衰亡的旧东西，那么认识就是片面的，哲学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认识存在物的任务。可这是同黑格尔深信进行认识的理性万能的信念相矛盾的。最新的唯物主义跟类似的极端性是格格不入的。它善于根据什么东西现在存在着以及什么东西已经过时来判断什么东西在生成。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关于什么东西在生成的概念，是根本不同于关于是应当的东西（sein sollenden）的概念的，引述过的黑格尔关于密涅瓦的猫头鹰的那句话就是反对后一概念的。对我们说来，在生成的东西乃是已经过时的东西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知道在生成的正是这个而非别的，那么我们为此应当归功于帮助我们认识正在生成的东西的社会发展客观过程。我们不把自己的思维同我们周围的存在对立起来。”参阅《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91-492页。——译者注

[42] 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物。据说，它用女神缪斯传授的谜语作弄人，谁猜不着就把他吃掉。这个谜语是：今有一物，先是四足，后是两足，最后三足．这是什么？谜语終于被奥狄浦斯猜中。他说，是人。人在婴儿时期是爬行，成年时步行，年迈时拄杖而行。结果斯芬克斯跳崖而自杀。——俄文版编者注

[43] 参阅《斯宾诺莎书信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1-234页。——译者注

[44] 参阅《斯宾诺莎书信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2页。——译者注

[45] 参看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译者注

[46] 参看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4页。——译者注

[47] 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7页。——译者注

[4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1-73页。——译者注

[49] 参见谢林：《来自自然哲学领域中的观念》（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兰茨胡特，1803年版，第233页。——俄文版编者注

[50] 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08页。——译者注

[51] 流电学，研究由化学变化产生的电流的学问。——译者注

[52] 中译本参见《费希特著作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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