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第二章 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1]
“根据历史研究能够作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这就是：政府是民族性格最真实的原因；民族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毅力和脆弱，他们的才能，他们的教育或他们的无知，几乎任何时候都不是气候或特定人种属性的结果；自然界给一切人以一切，而政府则保存或消除它管辖下的人们那些原始时期为人类共同财富的品质。”在意大利，无论气候方面还是人种方面都没有发生过变化（蛮族人的涌入对于意大利性质的改变是微不足道的）：“自然界对一切时代的意大利人都是一样的；改变的只有政府，——而且这些变化总是先于民族性格的改变或者伴随着它们。”
西斯蒙第这样驳斥了将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完全从属于地理环境的学说。[2]他的反驳不是没有根据的。的确地理远远解释不了历史上的一切，正因为这后者是历史，即因为按西斯蒙第的说法，政府变了，而地理环境却依然未变。不过这是捎带的话；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西斯蒙第把地理环境的不变性同各民族历史命运的易变性对比时，将这些命运归之于一个基本因素：“归之于政府”，即归之于特定国家的政治制度。民族的性格完全决定于政府的性格。的确，西斯蒙第断然说出这个命题之后立即作了极重要的淡化：政治上的变更，他说，先于民族性格的种种变化，或者伴随着它们。由此得出，政府的性质有时取决于民族的性格。不过在这种场合，西斯蒙第的历史哲学碰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使法国启蒙思想家感到困惑的矛盾：特定民族的风俗依赖于他们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依赖于风俗。西斯蒙第也像启蒙派一样很少有能力解决这个矛盾：他不得不依次地时而把二律背反的一项，时而把另一项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然而无论如何，一旦选定两项之一，正是选定认为民族的性格依赖于他们的政府，他就赋予“政府”概念过于宽泛的意义：在他那里“政府”概念囊括特定社会环境的所有一切属性、特定社会关系的一切特点。更准确些说，在他那里特定环境的所有一切属性都是政府的事情，都是政治制度的结果。这是十八世纪的观点。当法国唯物主义者们想简单有力地表示自己关于周围环境对人有无限影响力的信念时，他们说：c’ est la legislation qui fait tout（一切依赖于立法）。而当他们谈到立法时，他们指的几乎纯粹是政治的立法、国家制度。在著名的乔·巴·维科的著作中，有一篇小小的短文，题为“试论以罗马人的政治革命说明他们的民法的法律体系”。[3]虽然这篇“试论”写于十八世纪初，不过其中表达的对民法与国家制度的关系的观点一直统治到法国复辟时代；启蒙派把一切都归于政治。
不过“立法者”的政治活动在任何场合都是自觉的活动，虽然显然并非总是合目的的活动。人的自觉活动依赖于他的“意见”。因此法国唯物主义者[4]甚至在他们想高调表示环境万能的思想的那种场合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意见万能的思想。
西斯蒙第还站在十八世纪的观点上。[5]较年轻的法国历史学家们已经持有另外的观点了。
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以及它那些使最“有教养的”思想家不知所措的意外事变，是对意见万能的思想最明显不过的驳斥：当时许多人对“理性”的力量完全失望了，而另外一些不为失望所动摇的人则开始更加转而接受环境万能的思想，转而研究环境发展的进程。就连对环境，在复辟时代人们也开始从新的观点来观察了。伟大的历史事件就这样嘲笑了“立法者”和政治宪法，以致把特定社会环境的一切属性归属于作为基本因素的立法者和宪法，现在看来已经是奇怪的了；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把政治宪法看成是某种派生的东西，看成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基佐在其《法国史概论》（Essai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6]中说：“大部分著作家、学者、历史学家或政论家曾企图用某一社会的政治设施来解释这个社会的特定状态、它的文明程度或种类。若是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以便弄清和理解它的政治设施，会明智些。设施在成为原因之前，先是结果；社会在设施影响下开始变化之前，先创造出设施；而且应当首先研究人民的状况以便判断人民政府本来应该是怎样的和本来能够是怎样的，而不是根据人民政府的形式来判断人民的状况……社会、它的成分、依其社会地位为转移的各个个人的生活方式、各阶级的关系——总之，人们的公民日常生活（l’ état des personnes）——这无疑是把希望知道各民族曾经如何生活的历史学家和希望知道曾经如何管理他们的政论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的首要问题。”[7]
这是和维科的观点直接对立的观点。维科用政治革命解释民法的历史，基佐用公民日常生活即民法解释政治制度。不过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在分析“社会成分”上走得还要远些。用他的话说，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出现于历史舞台的一切民族那里，人们的“公民日常生活”是跟土地关系密切联系的，因此研究他们的土地关系应当先于研究他们的公民日常生活：“为了理解政治设施，应当研究社会中存在的各个不同阶层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为了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应当知道土地关系的性质”。[8]基佐就是用这种观点研究法国最初两个王朝的历史的。在他那里，这个历史乃是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斗争史。在其英国革命史中他向前迈进了新的一步，把这一事件描述为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斗争，这样就是默认，为了说明特定国家的政治生活，不仅要研究它的土地关系，而且要整个地研究它的全部财产关系。[9]
这种对欧洲政治史的观点，当时远非基佐独有的必具特征。许多别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其中我们要指出奥古斯丹·梯叶里和米涅。
梯叶里在其《英国革命概观》（Vues des revolutions d’Angleterre）中把英国革命的历史描述为资产阶级同贵族的斗争。他谈到第一次革命时说：“凡是其祖先曾经征服英国的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城堡，投入国王的营垒，在那里占有符合其身份的地位。城市居民成群地走进了对立的营垒。当时可以说集合了两支军队：一支为了安逸和政权，另一支为了劳动和自由。所有游手好闲的人，无论他们出身如何，所有只图生活上享乐而不劳动的人，都站到国王的旗帜下，保卫跟他们自己的利益相似的利益；而相反的，以前的征服者的后裔中间那些当时经营工业的人则归附于公会的党派。”[10]
按照梯叶里的意见，当时的宗教运动只是实际的日常生活利益的反映。“战争从两方面看都是为现实利益进行的，其余一切都是外表或借口。保卫臣民的事业的人大部分是长老会信徒，就是说他们甚至在宗教上都不愿意有任何臣服。参加对立党派的人属于英国圣公会[11]或天主教；这是因为甚至在宗教领域他们也企图取得权力和向人们征税。”梯叶里在这里从福克斯的《詹姆士第二统治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James the Second）中引用了他下列的话：“对于一切宗教意见，辉格党人[12]是用政治家的眼光看待的。甚至他们对教皇统治的仇视，与其说是由于对这个不得人心的教派的迷信或所谓偶像崇拜，不如说是由于该教派企图在国家内建立专制政权。”
按照米涅的意见，“社会运动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通过各式各样的障碍，这个运动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就停下来，并让位于另一运动，这个运动开始时看不出来，只有当它成为最常见的现象时才为人所瞩目。这就是封建制度的发展进程。当封建制度事实上还不存在时，在人们的需要中就已经存在了，这是第一时期；到第二时期它实际上存在了，于是逐渐不再符合需要，因此最后也就终止了它的实际存在。还没有任何一次革命是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的。”[13]
米涅在其法国革命史中正是从各社会阶级的“需要”的观点来观察事变的。[14]这些阶级的斗争在他那里成为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因。自然，这种观点甚至在那美好的旧时代也不可能适合折衷论者的口味，那时他们的头脑要比现在做更多的工作。折衷论者责备新历史理论的拥护者为宿命论，为体系迷（esprit de Systeme)。就像在这些场合经常有的情况一样，折衷论者完全没有看出新理论真正薄弱的方面，反而用更大的精力攻击他们的显然是强有力的方面。不过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也就少有兴趣。更有兴趣得多的是这种情况：当时社会主义最光辉的代表之一的圣西门主义者巴扎尔捍卫了这些新观点。
巴扎尔不曾认为米涅关于法国革命的书是无可责难的。这本书的缺点在他看来主要是它把所描绘的事件说成是同“随着旧的社会制度的推翻理应有助于建立新制度的那长长一连串努力”没有任何联系的个别事实。不过书中也有不可怀疑的优点。“作者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说明各个政党相继地指引着革命，揭示这些政党与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的联系，指出正是哪些事变线索使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在运动的前头，以及最后它们怎样消失。”折衷论者提出来指责新派历史学家们的那个“体系迷和宿命论”，按照巴扎尔的意见，有力地把基佐和米涅的著作同历史家-文学家（即只关心“文体”之美的历史家）的作品区分开来了，这些作品尽管为数众多，却不曾把历史科学从十八世纪向前推进一步。[15]
如果有人问奥古斯丹·梯叶里、基佐或米涅，是特定民族的风俗创造它的国家制度，还是相反，它的国家制度创造它的风俗，他们每个人都会回答说，民族的风俗和它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无论多么巨大和多么明显，然而归根到底两者都应把自己的存在归因于深藏的第三因素：“人们的公民日常生活、他们的财产关系”。这样，十八世纪哲学家们所纠缠不清的矛盾似乎解决了，而且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人都会承认，巴扎尔是对的，科学通过新历史观点代表们向前迈进了一步。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矛盾只是十八世纪社会观点下述根本矛盾的个别场合：（1）人及其一切思想和感觉都是环境的结果；（2）环境是人的创造、他的“意见”的结果。能否说新历史观解决了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个根本矛盾呢？试看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是怎样解释那个公民日常生活、那些财产关系的起源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唯有仔细研究公民生活和财产关系才能提供理解历史事变的钥匙。
人们的财产关系属于他们的法的关系的领域；所有权首先是法的制度。说应当在人们的财产关系中去寻找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等于说这把钥匙就在法的设施中。然而这些设施是从哪里来的呢？基佐说得非常正确：政治宪法在成为原因之前是结果；社会首先创造了宪法，随后才开始在宪法影响下改变形态。可是难道不能对财产关系也说同样的话么？难道财产关系在成为原因之前本身不是结果么？难道社会不是在受到财产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前本来就该先创造这些关系么？对这些完全合理的问题，基佐的答案极其不能令人满意。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出现于历史舞台的诸民族那里，公民日常生活跟土地占有制处于密切的因果联系中[16]：人对土地的关系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在整个封建时代的流程中，一切社会设施归根到底是受土地关系制约的。至于这些土地关系，那么用同一个基佐的话说，它们“最初，在蛮族入侵后的早期”决定于土地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土地得到这种或那种性质，要看土地占有者强大到什么程度”[17]。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最初，在蛮族入侵后的早期”，土地占有者或多或少程度的自由、或多或少程度的强大，由什么决定呢？由蛮族征服者的社会中原有的政治关系么？可是要知道，基佐已经向我们说过，政治关系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为了理解罗马帝国崩溃前的时代中蛮族人的政治生活，按照我们这位作者的建议，我们本应研究他们的公民日常生活、他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社会中各阶级的关系等等；而这种研究又会把我们带回到人们的财产关系由什么决定、特定社会中存在的所有制形式由什么造成的问题。如果为了解释不同社会阶级的地位，我们开始援引它们的自由和强大的相对程度，那么显然我们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的。这不是答案，这是在新的形态下稍微详细地把问题重复一遍。
财产关系的起源问题，在基佐的头脑中作为严谨而确切地提出的科学问题，甚至未必产生过。我们已经看到，不考虑这个问题，对他说来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他对这个问题作出的那些答复的紊乱不堪就证明他的表达是模糊不清的。在最后的分析中，基佐极端模糊地援引人的本性来解释所有制形式的发展。毫不奇怪，这位被新折衷主义者们指责为观点过分系统的历史学家，例如在其关于文明史的著作[18]中，本人原来是个大大的折衷派。
从各社会阶级“实际利益”的观点考察宗教教派和政治党派的斗争，并极其热烈地同情第三等级反对贵族的斗争的奥古斯丹·梯叶里，用征服来解释这些阶级和等级的起源。他关于现代各民族的阶级关系和等级关系说道：“这一切都是从征服时代开始的；这一切的根基都是征服”。他所指的纯粹是现代各民族。这个思想不论是在政论文章中，还是在其后来的学术著作中，他都不倦地以各种不同方式发挥着。然而且不说“征服”这个各民族间的政治行为使梯叶里回到了十八世纪的观点，这个观点用立法者即政权的活动解释全部社会生活，任何进行征服的事实必然要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征服的社会后果正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日耳曼蛮族入侵前，高卢就经历过罗马人的征服。这次征服的社会后果很不同于日耳曼人的征服所引起的社会后果。蒙古人之征服中国，其社会后果跟英国被诺曼人征服的社会后果很少相似。这类差别从何而来？说这些差别是由不同时期互相冲突的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之不同决定的，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仍然不知道究竟什么东西决定这个社会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援引任何先前的征服，都无异于在没有出路的循环圈内兜来兜去。不管列举多少次征服，您最后还得作出这样的必然结论，说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有某个X、某个未知的因素，它不仅不为征服所制约，而是相反，它本身制约着征服的后果，甚至常常、也许永远制约着征服本身，它是各民族冲突的根本原因。梯叶里在其《诺曼人征服英国史》中根据旧日的古代文献正是揭示出曾经引导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其争取独立的殊死斗争的那些动机。他们的一位公爵说：“不管有怎样的危险，我们都要斗争，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承认新的主人……而完全在于另外的东西。诺曼人的首领已经把我们的土地分给了自己的骑士和所有这些人：他们大部分已经为此承认自己是他的陪臣。如果这位诺曼公爵成为我们的国王，他们愿意享用这些赏赐的财物，而他则不得不把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妻女交给他们支配：这一切他早已答应过了。他们想毁灭的不仅是我们，而且是我们的后代，他们想从我们手上夺走我们祖先的土地”等等。反过来征服者威廉则对其左右说：“勇敢战斗吧，杀掉所有的人吧；如果我们胜利了，我们大家都会发财致富。我获得什么，你们大家都会获得什么，我占领什么，你们也会占领什么；如果我有土地，你们也会有土地”。[19]这里再明显不过的是，征服本身不是目的，“在征服之下”有某些“实际的”即经济的利益。试问，是什么使得这些利益获得它们当时具有的那种形态？为什么无论土著人还是征服者恰恰接受了封建的，而不是任何别的土地占有制？在这种场合“征服”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在同一位梯叶里《第三等级史》（Histoire du tiers état）[20]中，以及在他关于法、英两国内部关系史的全部概述中，我们已经看到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历史运动的图景。只要了解一下这个图景，就足以明白把特定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归之于征服的观点是何等的不能令人满意：要知道这一发展同封建贵族即征服者及其后裔的利益和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正是奥古斯丹·梯叶里处心积虑地通过自己的历史研究推翻了他本人对征服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21]
在米涅那里有同样的混乱。他谈到土地占有制对政治形式的影响。然而土地占有制的形式依什么为转移，为什么会向这一或另一方面发展，这个道理米涅不知道。在他那里土地占有制的形式归根到底也是归之于征服。[22]
他感到，在国际冲突的历史中，我们打交道的不是抽象的概念——“征服者”、“被征服者”，而是具有血肉之躯、有特定的权利和社会关系的人们，而且在这里，他的分析并不深入。他说：“当两个民族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互相混杂在一起时，他们就会失去自己弱的方面和相互传染自己强的方面。”[1]
这不深刻，也不完全清楚。
直接面对着所提出的关于财产关系起源的问题，上述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中间人人大概都会像基佐一样试图通过或多或少机智地援引“人的本性”来摆脱困境。
把“人的本性”看作解决法、道德、政治、经济领域内一切“棘手案件”的最高法庭的观点，十九世纪著作家完全是从上世纪启蒙派那里继承下来的。
如果人在他出世时并没有随身带来现成的一批天赋“实践观念”；如果善行之受人尊敬不是因为它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而是因为，像洛克所断言的，它是有益的；如果社会利益原则像爱尔维修所说的那样是最高法则；如果凡是涉及人类相互关系的地方人都是衡量事物的标准；那么，十分自然地会得出结论说，人的本性便是我们应当据以判断利害、判断特定关系之合理或荒谬的那种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十八世纪启蒙派审议了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也审议了他们认为必需的那些改革。人的本性是他们跟反对他们的人进行争论的最主要的论据：在他们心目中这个论据的意义是何等的巨大，例如孔多塞的下述议论就有极好的供述：“正义和法的观念在一切天生就有感觉能力和获得观念的能力的生物那里，一定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形成的。因此它们将是相同的。”不错，有时人们会歪曲它们。“但是任何正确思维的人，道德上如同数学上一样，会不可免地得出一定的观念。这些观念乃是从人们是感觉的和思维的生物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中作出的必然结论。”[23]实际上法国启蒙派的社会观点当然不是从这个十分贫乏的真理中引申出来的，而是他们周围的环境提示给他们的。他们所说的“人”，其特点不仅仅在于具有感觉和思维的能力：他的“本性”要求特定的资产阶级制度（霍尔巴赫的著作，其中包含的正是后来由立法会议实现的那些要求）；它规定贸易自由，国家不干涉公民的财产关系(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24]，以及诸如此类。启蒙派是通过特定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关系的棱镜来看人的本性的。不过他们并没有料到历史在他们眼前放置了某种棱镜；他们以为他们嘴里所说的正是终于得到人类有教养的代表们的理解和评价的“人的本性”。
并不是所有十八世纪著作家对人性都有同样的概念。有时他们对这个问题相互间有很大的意见分歧。然而他们全都同样坚信，只有正确理解这个本性才能得到解释社会现象的钥匙。
上面我们说过，法国启蒙派中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人类理性发展中的某种规律性。引导他们产生这种规律性思想的首先是著作史。他们问：“哪个民族不是先有诗人，然后才有思想家？”[25]究竟用什么东西来说明这种先后顺序呢？启蒙派回答说，用社会需要，社会需要甚至决定语言的发展。阿尔诺院长在我们刚才在注释中提到的演说中曾经证明：“说话的艺术，也和所有的艺术一样，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的产物”。[26]社会的需要变化着，因而“艺术”发展的进程也在变化。然而又是什么决定社会的需要呢？社会的需要、组成社会的人们的需要，决定于人的本性。所以也就应当在这个本性中去寻找对智慧发展这一进程而非另一进程的解释。
为了起最高标准的作用，自然应当把人的本性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启蒙派确实是这样看人的本性的，这一点读者可以从上面引证的孔多塞的话中看出来。然而如果人的本性是不变的，那么怎么能够用它解释人类智慧发展或社会发展的进程呢？任何发展的这种进程是什么呢？是一系列的变化。可不可以用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来解释这些变化呢？变量之变是因为常量始终不变么？启蒙派认识到，不是，而且为了摆脱困境，他们指出，常量本身在一定范围内是变化无常的。人经历不同的年龄阶段：童年、青年、成年等等。在这些不同年龄阶段中人的需要是不同的：“童年的人身上活跃着感觉、想象和记忆；他寻求的只是游戏，只需要歌谣和故事。接着开始激情的年龄；灵魂需要震荡和激动。后来思维能力发展了，理性发展了，这理性本身又需要练习，练习活动扩展到求知欲所能达到的一切方面。”
单个的人是这样发展的：这些过渡受其本性的制约；而且正是因为它们是在人的本性中，它们也就表现在整个人类的精神发展中；它们、这些过渡，说明各民族始于史诗，而终于哲学[27]。
容易看出，这类“说明”根本说明不了任何东西，只是给描述人类智慧发展的进程增添了一定的生动性（比喻总是更鲜明地突出被描述对象的属性）。同样容易看出，十八世纪思想家们作出这类说明时便回到了我们早已熟悉的循环圈内：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实际上，一方面结果是人类的智慧发展，换言之，即人的本性的发展，由社会的需要来说明，而另一方面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发展由人的本性的发展来说明。
这个矛盾，如我们看到的，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也没有排除掉：在他们那里，它只是采取了新的形态。[28]
[1] 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包括1814年-1830年，即从路易十八登基到1830年7月革命。——俄文版编者注
[2] 《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史》（Histoire des Républiqus italiennes du moyen âge），新版（巴黎），第1卷引言，第5-6页。——作者原注
[3] 我们从法文译出这篇短文的标题，在这里赶忙指出，我们只是根据从短文的若干法文摘录知道这篇短文的。我们无法得到它的意大利原文，因为据我们所知，它只刊登在维科著作的一个版本中（1818年）；1835年6卷本的米兰版中就没有它。不过在这个场合重要的不是维科怎样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是他给自己提出的正是什么样的任务。顺便说说，这里我们要预防机灵的批评者们也许会急忙向我们提出的一个责备：“你们不加区别地使用词语‘启蒙派’和‘唯物主义者’，——他们对我们说，——但是远不是所有的‘启蒙派’都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中间许多人，比如伏尔泰就激烈地奋起反对过唯物主义者。”这是对的；不过另一方面黑格尔早就说过，起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启蒙派本身只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作者原注
[4] 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中曾谈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俄文版编者注
[5] 还在1796年他就开始了意大利共和国史的写作。——作者原注
[6] 该书第1版出版于1821年。——作者原注
[7] 《概论》（Essais），第10版，巴黎，1860年，第73-74页。——作者原注
[8] 《概论》，第10版，第75-76页。——作者原注
[9] “在十七世纪英国，各宗教派别和各政党的斗争掩盖了一个社会问题，各个阶级争夺权力和影响的斗争。的确，在英国，这些阶级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里那样如此界线分明和如此互相敌视。人民没有忘记，势力强大的男爵们不仅为自身的自由而且为人民的自由斗争过。乡村的贵族和城市的资产者三百年来一起以英国村社的名义在国会开会。然而在最近一个世纪中，社会各阶级的相对力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政治制度中却没有相应的变化……资产阶级、乡村贵族、当时农村中为数众多的农场主和小土地所有者对社会事务的进程没有与他们的社会作用的重要意义相应的那种影响。他们成长了，但是地位并没有提高。于是在这个阶层中，同样在地位低于它的其他一些阶层中，出现了强烈的自尊精神，决心抓住头一个遇到的借口，强烈地表现自己。”参见《英国革命史论丛》（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柏林，1850年版，第9-10页。比较同一作者关于第一次英国革命史的全部六卷作品和当时各社会活动家生平的概述。基佐在那里很少离开阶级斗争的观点。——作者原注
[10] 《历史研究十年》（Dixans d’études historiques），参见《梯叶里全集》，第10版，第6卷，第65页。——作者原注
[11] 英国圣公会教会是英国国教，是十六世纪国王政权为控制教会和加强专制国家而实行的改革的结果。长老会派是英吉利和苏格兰的加尔文教的信徒，站在反对英国圣公会教会的立场上。他们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俄文版编者注
[12] 辉格党，英国政党，产生于1679-1682年，依靠上层金融界、资产阶级化的农业贵族和商业资本，在1688-1689年革命中起过重大作用。到十九世纪中叶改组为自由党。——俄文版编者注
[13] 《论圣·路易制度的封建主义以及论这位君主立法的影响》（De la féodalité des institutions de St. -Louis et de l’influence de la legislation de ce prince），巴黎，1882年版，第76-77页。——作者原注
[14] 弗·奥·米涅（F. A. Mignet）；《1789-1814年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 depuis 1789 jusquen 1814），巴黎，1824年版。有几种俄文版本。——俄文版编者注
[15] “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B IV. Produceur （“历史论丛”，载《生产者》第4部中）。——作者原注
[16] 这么说，只有在近代诸民族那里么？这个限制之所以更加奇怪，是因为希腊的和罗马的著作家们已经看到自己国家的公民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同土地关系的紧密联系。不过这一限制并没有妨碍基佐把罗马帝国的崩溃同他的国家经济联系起来。参看他的第一篇《试论》：“Du régime municipal dans l’empird romain au V-me siècle de l’ère chretiene”（“论耶稣纪元5世纪时罗马帝国市政制度”）。——作者原注
[17] 即土地占有之具有这种或那种法的性质，换句话说，土地的占有同或大或小的依附程度的联系，视土地占有者的力量和自由而定。参见《试论》，第75页。——作者原注
[18] 参加弗·比·吉·基佐（P. G. Guizot）的《欧洲文明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lope）和《法国文明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France）。——俄文版编者注
[19] ．参见《征服史》（Histoire de la conquête），第1卷，巴黎，第296、300页。另见奥古斯丹·梯叶里：《诺曼人对英国的征服》，莫斯科，1900年版，第51、55页。——作者原注
[20] 参看奥古斯丹·梯叶里：《试论第三等级产生和成功的历史》，载《梯叶里选集》，社会经济出版社1937年俄文版，第1-204页。——俄文版编者注
[21] 有趣的是，圣西门主义者已经看到了梯叶里历史观的这个弱点。例如巴扎尔在上面引用的文章中指出，征服对欧洲社会发展的实际影响比梯叶里设想的要小得多。“任何懂得人类发展规律的人都会肴到，征服的作用完全是从属的”.然而在这个场合，梯叶里比巴扎尔更接近自己过去的导师圣西门的观点：在圣西门那里，十五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是从经济关系发展的观点来考察的，而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则简单地解释为征服的产物。——作者原注
[22] 参看《轮封建主义》（De la féoda-lité），第50页。——作者原注
[23] 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概观》（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urque progress de l’esprit humain，第1-2卷，巴黎，1794年版）一书中发挥了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在其他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引证了这本书。——俄文版编者注
[24] 【自由放任】诚然不是永远的。有时哲学家们以同一本性的名义建议“立法者缓和财产的不平等”。这是法国启蒙派为数众多的矛盾之一。不过对我们说来这里跟它没有关系。对我们重要的只是，抽象的“人的本性”在每个特定场合，都是用来证明这些或那些社会（而且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十分具体的意图的论据。——作者原注
[25] 格里姆：《文学通讯》（Correspondance littératre），1774年8月号。格里姆提出这个问题时只是重复着天主教修道院院长阿尔诺的思想，阿尔诺在法国科学院发表的演说中阐述了这个思想。——作者原注
[26] 阿尔诺院长（F. Arnaud）：《1771年5月13日阿尔诺院长参加法国科学院会议是的演说》（Discours, pronounce dans l’ Academie francaise le 13 ma: 1771 a la reception de M. l’abbe Arnaud），巴黎，1771年。——俄文版编者注
[27] 秀厄，前引书《文学通讯》，第383页。——作者原注
[28] 关于梯叶里等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在唯物主义史观发展中的意义，更详细的论述参看本书附录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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