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第一章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如果您现在遇到一个年轻人……他甚至有些过分性急地向您声明，他是‘唯物主义者’，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曾经是我国很早以前有过毕希纳和摩莱肖特的崇拜者那种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常常是您的交谈者无论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方面还是科学方面都没有丝毫的兴趣，关于这些方面他所具有的甚至是极为模糊的概念。他想说的是，他是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信徒，而且还是在特殊的、有条件的意义上……”[1]
我们不知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遇到过哪一类年轻人。不过他的话可能使人以为“经济唯物主义”代表们的学说跟“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没有任何联系。这是否正确呢？“经济唯物主义”按内容真的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象的那么狭隘和贫乏么？
简要地概述这一学说的历史可以作为回答。
什么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呢？
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直接对应物。唯心主义企图用精神的这些或那些属性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一切物质属性。唯物主义的做法恰好相反。它企图用物质的这些或那些属性，用人类的或一般动物的躯体的这种或那种组织来解释心理现象。所有那些把物质看成第一性因素的哲学家属于唯物主义者阵营；所有那些认为精神是这样的因素的哲学家则是唯心主义者。这就是关于一般唯物主义，关于“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所能说的一切，因为时间在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上建起了最为各式各样的上层建筑，这些上层建筑使得一个时代的唯物主义具有跟另一时代的唯物主义完全不同的面貌。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包括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派别。的确，在它们旁边几乎始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承认精神和物质为单个的独立的本体的二元论体系：二元论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满意地回答关于这两种单个的彼此毫无共同点的本体怎么能够互相影响的必不可免的问题。因此最彻底最深刻的思想家始终倾向于一元论，即倾向于用任何一个基本原则（monos，希腊文的意思是统一的东西）来解释现象。任何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正如任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样，是同等程度的一元论者。[2]在这方面，例如贝克莱和霍尔巴赫之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一个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另一个是同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然而两人都同样是一元论者；两人都同样清楚地懂得迄今为止几乎最为流行的二元论世界观是没有根据的。
在本世纪【十九世纪】前半期，唯心主义一元论在哲学中占了统治地位；后半期，在哲学其实已经完全与之融合的科学中，取得了胜利的是唯物主义一元论，不过这种一元论远不是始终彻底的和公开的。
我们这里没有必要叙述唯物主义的全部历史。考察一下上世纪下半期开始以来的唯物主义的发展，就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3]而且在这里，对我们说来要紧的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它的一个——的确最重要的——派别即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及其同道们的唯物主义上面。
这派唯物主义者同当时官方思想家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些思想家引证他们未必清楚理解的笛卡尔的话，硬说人身上有某些天赋的即不依赖于经验而出现的观念。法国唯物主义者反驳这个观点时，老实说，只是阐述了洛克的学说，早在十七世纪末洛克就已经证明没有天赋观念（no innate principles)。不过法国唯物主义者在阐述他的学说时曾赋予它更彻底的面貌，在洛克这位有教养的英国自由派不愿涉及的地方详细加以发挥。法国唯物主义者是无惧无畏始终彻底的感觉主义者，就是说，他们把人的一切心理功能都看作感觉的变形。这里来审查他们的论据在这一或那一场合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来令人满意到什么程度，是无益的。不言自明，现在每个小学生都熟知的东西中许多是法国唯物主义者所不知道的：只要提一提霍尔巴赫的化学观点和物理学观点就够了，虽然他精通自己时代的自然知识。不过法国唯物主义者有一项无可争辩和无法替代的功绩，就是他们都从他们当时的科学的观点彻底地进行过思考，而这乃是能够要求和应当要求于思想家的一切。毫不奇怪，我们时代的科学远远超过了上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而重要的是，这些哲学家的论敌们在对待当时科学的态度上已经是落后的人了。的确，哲学史家们通常把康德的观点跟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对立起来，要责备康德缺乏知识不用说是奇怪的。然而这种对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不难证明，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本质上都持同一观点，不过不同地运用了它，因而按照他们在其影响下生活和思想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属性中的种种差别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们知道，习惯于轻信哲学史家的人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怪诞的。我们没有可能在这里用详细的论据证实它，但并不拒绝这样做，如果我们的论敌希望的话。
无论如何，大家都知道，法国唯物主义者把人的全部心理活动都看作感觉的变形(sensations transformées)。从这个观点考察心理活动，意味着认为人的一切表象、一切概念和感觉都是周围环境对人发生影响的结果。法国唯物主义者正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他们不知疲倦地、非常热烈地和十分坚决地宣称，人及其一切观点和感觉都是由他周围的环境造成的，也就是由第一，自然界，第二，社会所造成的。“L’ hornme est tout éducation”人完全依赖于教育），——爱尔维修反复地说，他把“教育”一词理解为全部社会影响的总和。这个把人看作周围环境的结果的观点曾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革新要求的主要理论基础。实际上，如果人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如果人的性格的一切属性都应当归因于环境，那么人的种种缺点也应当归因于环境；所以，如果您想同人的缺点作斗争，您应当用适当的方式来改变周围环境，而且正是社会环境，因为自然界不会使人变恶或变善。让人们生活在合理的社会关系下吧，即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时他们每个人自我保存的本能便不再促使他同别人作斗争；协调单个人的利益同全社会的利益吧，这样德行（vertu）便会自动出现，正如失去支持的石头会自动落地一样。德行不是靠说教，而是靠社会关系的合理制度的培育。由于上一世纪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的始作俑，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道德迄今为止被视为利己主义的道德。当他们说道德在他们那里整个地转变为政治时，他们自己正确得多地给道德下了定义。
关于人的精神世界是周围环境的结果的学说，往往使法国唯物主义者得出了他们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结论。比如他们有时说，人的观点对他的行为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在社会中传播这些或那些观念，丝毫也不能改变社会往后的命运。下面我们会指明这种意见错在哪里，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的另一方面。
如果任何一个人的观念决定于他周围的环境，那么人类的观念在其历史发展中就为社会环境的发展、为社会关系的历史所决定。所以，如果我们想描绘“人类理性进步”的图景，而且如果我们在这里不限于“怎么样？”（理性的历史运动究竟是怎么样完成的？）这个问题，而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它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完成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从环境的历史，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入手。这样，研究的重心至少在最初时期就会转到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方面来。法国唯物主义者紧紧地接近了这一任务，然而他们非但不能够解决它，甚至未能正确地提出来。
当他们谈到人类的历史发展时，他们忘记了自己对一般“人”的感觉主义观点，而像当时所有的“启蒙派”一样反复地说，意见支配世界，（即人们的社会关系）（c’ est l’ 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4]。这就是折磨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在它的拥护者的议论中分解为整整一系列次要的、派生的矛盾，就像钞票对换成辅币一样。
命题。人及其一切意见是环境的结果，而且主要是社会环境的结果。这是从洛克的基本命题：no innate priciples——没有天赋观念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反命题。环境及其一切属性是意见的结果。这是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命题：c’ est l’ 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 [意见支配世界]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从这个根本矛盾中产生了例如以下派生的矛盾。
命题。人认为那些对他有利的社会关系是好的；他认为那些对他有害的关系是坏的。人们的意见决定于他们的利益。秀厄说：“L’ opinion chez un people est toujours détermlnée par un intêrêt dommant”（一个民族的意见，总是由该民族中占统治地位的利益所决定）[5]。这甚至不是从洛克学说中得出的结论，这是简单地重复他的话：“没有天赋的道德观念……德行为人们所赞许，不是因为它是天赋予他们的，而是因为它对他们有利。善与恶……无非是快乐或痛苦，或者是使我们感到快乐或痛苦的东西。”[6]
反命题。人们觉得这些关系有利还是有害，取决于这些人们的意见的一般体系。用同一位秀厄的话说，任何民族“ne veut, n’ aime, n’ approuve que ce quil croltetre utile”（“都只喜爱、拥护和认可他们认为有益的东西”）。所以一切归根结底又归结为意见支配世界。
命题。那些以为宗教道德——例如爱邻人的说教——总算局部地曾经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精神的人是大错特错的。这类说教，正如一般说来观念一样，是完全无力影响人们的。全部问题在于社会环境，在于社会关系[7]。
反命题。历史经验昭示我们“que les opinions sacrées furent la source veritable des maux du genre humain”（“宗教的意见是人类灾难的真正来源”），而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一般地说意见支配世界，那么错误的意见就像凶残的暴君一样支配着世界。
要延长法国唯物主义者这类矛盾的清单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当代许多“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从他们那里把这些矛盾继承下来了。不过这是多此一举。最好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些矛盾的一般性质。
矛盾跟矛盾不一样。当瓦·沃先生【指瓦西里·沃龙佐夫】在其《资本主义之命运》或《俄国经济研究总结》第一卷中每一步都自相矛盾时，[8]他的逻辑上的罪过仅仅作为“人类的文献”才可能具有意义：将来俄国的著作史家在指出这些矛盾时应当研究为什么最无可怀疑也最显而易见的这些矛盾，许许多多读瓦·沃先生著作的人却看不出来这样一个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极为有意思的问题。在直接的意义上这位著作家的矛盾像著名的无花果一样不育子嗣。有另一类的矛盾。这些矛盾也像瓦·沃先生的矛盾一样无可怀疑，它们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它们不毒害人类的思想，不阻碍它的发展，而是推动它前进，而且有时推动得如此有力，以致按其后果说来比之最严谨的理论原来更有成效。对于这样的矛盾，可以用上黑格尔的一句话：“Der Widerspruch ist das Fortleiteint”（矛盾引导着前进）。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诸种矛盾正是属于这一类。
让我们着重研究一下它们的根本矛盾：人们的意见决定于环境；环境决定于意见。对此不得不像康德关于自己的“二律背反”讲过的那样说道：命题和反命题都是同样正确的。实际上，毫无疑问，人们的意见决定于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同样无疑的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与他们的全部观点相矛盾的那种社会制度。他们会起来反对这种制度，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它。因此意见支配世界也是对的。然而两个本身都正确的命题怎么会互相矛盾呢？事情的解释很简单。它们之所以互相矛盾，只因为我们是从不正确的观点去考察它们。从这个观点看会觉得——而且一定会觉得——如果命题正确，那么反命题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然而，一旦您找到了正确的观点，矛盾就会消失，那时使您踌躇不安的两个命题，每一个的面貌都焕然一新。原来，一个命题补充着，确切些说制约着另一个命题，而完全不是排斥它；如果这个命题不正确，那么您以前觉得似乎是它的对抗面的另一个命题也会不正确。怎么找到这个正确的观点呢？
举个例子。特别在十八世纪，人们常常说，任何特定民族的国家制度都是受这个民族的风俗所制约的。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当罗马人旧有的拥护共和制的风俗消失了的时候，共和制就让位于君主制。然而另一方面，同样常常有人断言，特定民族的风俗受其国家制度的制约。这也是不容任何怀疑的。实际上，例如在赫里奥加巴尔时代，罗马人从哪里得到共和制的风俗呢？帝国时代罗马人的风俗理应是旧的共和制风俗的某种对立物，不是明白得显而易见么？而如果是明显的，那么我们就得出一般的结论：国家制度为风俗所制约，风俗也为国家制度所制约。但这本来是矛盾的结论。也许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们的命题中的这一个或另一个命题是错误的。究竟是哪一个呢？不管怎样绞尽脑汁，您都找不出这一个或另一个命题中的错误；它们两者都是无可指摘的，因为每一个特定民族的风俗确实影响着它的国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风俗是国家制度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看，风俗受国家制度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又是国家制度的结果。出路在哪里呢？通常在这类问题上人们满足于发现相互作用：风俗影响宪法，宪法影响风俗，一切都明如白昼，而不满足于这类明白性的人们就暴露出应受一切责备的片面性倾向。在我们这里，现在几乎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议论的。他们从相互作用的观点看待社会生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影响所有其余方面，反过来又受到其余所有方面的影响。只有这样的观点才不愧做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社会学家”，而如果谁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去追问社会发展某些更深刻的原因，那么他就没有看出社会生活复杂到什么程度。当法国启蒙派感到需要整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点，解决使他们烦恼的矛盾时，就倾向于这种观点：他们中间最有系统性的人（我们这里不去说卢梭，一般说来他跟启蒙思想家们很少有共同点）并未走得更远。比如孟德斯鸠在其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9]中就持这种相互作用观点。而且这当然是正确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之间毫无疑义存在着相互作用。遗憾的是由于下面这个简单的原因，这个正确的观点所解释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少的，即：这个观点对相互作用的诸力量的起源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如果国家制度本身以它给以影响的那些风俗为前提，那么显而易见，这些风俗就不应把自己最初的出现归因于国家制度：对于风俗也应该说同样的话；如果风俗早就以自己给予影响的那个国家制度为前提，那么明显的是，不是风俗创造了国家制度。为了摆脱这一混乱状态，我们应当找出这样一个历史因素，它既产生了特定民族的风俗，又产生了它的国家制度，从而也创造了它们相互作用的可能性本身。如果我们找到了这样的因素，我们就会发现要寻找的正确观点，那时我们会毫无困难地解决使我们犹豫不安的矛盾。
应用到法国唯物主义的根本矛盾上，这意思就是：当法国唯物主义者违背自己通常的历史观而说观念是虚无，因为环境是一切时，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他们宣布意见是任何特定社会环境存在的主要的基本的原因时，他们这个通常的历史观（意见支配世界）也是同样错误的。在意见和环境之间存在着毋庸怀疑的相互作用。然而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承认这个相互作用上，因为相互作用远远不会给我们讲清社会现象。为了理解人类的历史，就是说，在这个场合，一方面理解人类意见的历史和另一方面理解人类在其发展中经历过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历史，应当超越相互作用的观点，应当发现——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既决定社会环境的发展又决定意见的发展的那个因素。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任务恰恰就在于发现这个因素。
世界为意见所支配。然而要知道，意见不是始终不变的。什么东西制约意见的变化呢？拉莫特·勒瓦耶还在十七世纪就回答过：“教育的普及”。这是意见统治世界的思想的最抽象、最肤浅的说法。十八世纪启蒙派牢牢地坚持了这个说法，有时用关于教育的命运——可惜总的说来不大可靠的令人忧郁的议论来补充它。然而在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士那里已经可以看出对这种观点感到不满的意识。爱尔维修说，知识的发展服从一定的规律，因此存在着决定知识发展的某些隐秘的、未知的原因。他作出极有意思的、至今尚未给予正确评价的用人类的物质需要来解释人类的社会发展和智慧发展的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了，而且由于诸多原因也不能不以失败告终。然而它给那些愿意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事业继续下去的下个世纪的思想家们，似乎留下了一份遗嘱。
[1]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98页。——作者原注
[2] 尽管《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中的“一元论”是作者为了逃避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采用的一个“笨拙的”名词，但它的使用毕竟是经过了一番慎重考虑的：比如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折衷主义的二元论时写道：无论自然观或者历史观的二元论，都是根本上只对庸人才有价值．“哲学绝不能满足于类似的‘多面性’，相反，它力求从折衷主义人士如此珍视的二元论那里解脱出来。最杰出的哲学体系始终是一元论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3页）。而且“只存在两个一元论体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体系。其他都感染有不可医治的二元论，或者是前两种体系的发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普列汉诺夫：《拉萨尔评传》，载《马列主义编译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所以他再三强调马克思实现的伟大的哲学革命，“大大地得益于德国唯心主义那种实质上一元论的性格”（《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5页）。同时，一旦“我们站在一元论的立场上，经验本身一定会解决两种理论中哪一种——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将更好地说明我们在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时所遇到的现象。”（同上书，第154页）——译者注
[3] 米海洛夫斯基曾指责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中为了证明“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彻底胜利是由所谓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确立的，而这种理论和‘一般哲学唯物主义’有最密切的联系”，在哲学史中作了一次杂乱无章的和不充分的漫游。普列汉诺夫在回答这一指责时写道：“如果别尔托夫先生写过哪怕是哲学史的简要概述，那么他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转到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从这些历史学家转到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到德国唯心主义者等等这样一种回顾，的确是杂乱无章的和不可理解的。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别尔托夫先生没有写过任何哲学史。他在自己的书的第一页上就声明过他打算把被不正确地称之为经济唯物主义的那个学说作一简要的概述：他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发现了这一学说某些微弱的萌芽，并且指明这些萌芽在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专家们那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然后他转向按其专业虽说并非历史学家可是对人类历史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毕竟作过很多思考的那些人，即转向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德国哲学家。他远没有列举十八世纪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复辟时代所有的历史学家、这个时代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所有的唯心主义者—辩证法家。不过他指出了他们中间最主要的人物，指出了在他感兴趣的问题上比其他人作过更多贡献的那些人物。他证明了，所有这些禀赋如此之高、知识如此丰富的人都陷入了种种矛盾而不能自拔，从这些矛盾中得出唯一的合乎逻辑的结论的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读过恩格斯的著作《费尔巴哈论》和《反杜林论》，并且——最主要的是——理解了它们，那么他本人也就会懂得上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辩证法家的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有过怎样的意义。别尔托夫先生突出地论述了这种意义，同时对这些人和另一些人、第三种人和第四种人在这种场合的最根本的观点作了简要的说明。”（《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36、837页）这一大段话清楚地说明普列汉诺夫在唯物史观发展史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生是对包括上述四种人在内的先进思想家的历史的合法继承和合理变革．即这种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译者注
[4] “我把民族中广为流传的大量真理和谬误的结果称为意见；这结果制约着民族的判断、它的尊敬或厌恶、它的爱或恨、它的喜好和习惯、它的缺点和优点，一句话，——它的风尚。这个意见也就支配着世界”。参见秀厄（Suard）：《文学杂录》（Melanges de litterature），第3卷，第400页。——作者原注
[5] 秀厄：《文学杂录》，第3卷，第401页。——作者原注
[6] 《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第1卷，第3章；第2卷，第20、21、28章。——作者原注
[7] 这个命题在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中不止一次地重复着。爱尔维修也这样表示过，他说：“假定我散布了从中引出最令人厌恶的结论的最荒唐的意见；如果我丝毫没有改变法律，我也就不会对风尚作出丝毫改变。”（Del’ Homme, Section VII ,ch. IV。即《论人》，第7篇第4章）长期生活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队伍中间的格里姆和跟唯物主义者作战的伏尔泰，在自己的《文学通讯》(Correspondance Littératre）中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一命题。“费尔内的主教”在其《无知的哲学家》（Philosophe ignorant）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曾经证明，从来还没有过任何一个哲学家影响过自己亲人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行为中是以习惯为指导，而不是以形而上学为指导。——作者原注
[8] 瓦·沃（瓦西里·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出版于1882年。其文集《根据土地统计资料的俄国经济研究总结，第一卷，农民工社》出版于1892年。——俄文版编者注
[9] 霍尔巴赫在其《自然政治》（Politique naturelle）中站在风俗和国家制度相互作用的观点上。不过因为他在那里不得不同实际问题打交道，所以这个观点使他陷入没有出路的窘境：为了改良风俗，应当完善国家制度，而为了改善国家制度，应当改善风俗。使霍尔巴赫走出这个窘境的是想象的、合乎所有启蒙思想家愿望的bon prince（好皇帝），他，作为deus ex machina（奇迹创造者）【直译：出自机械的神；意译：急救神】，解决了矛盾，既改善了风俗，又改善了国家制度。——作者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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