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泰奥多尔·库诺，1933年）

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上

泰奥多尔·库诺

（1933年）

说明：泰奥多尔·库诺（Theodor Cuno 1847—1934）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1871—1872年他经常和恩格斯通信。这篇回忆文章是他八十六岁时用英文写的。——编者注

　　……这是在1869年，我由于参加在奥地利国会前争取所有年满21岁的人的普选权的示威游行，不得不从奥地利逃走。我逃到意大利，以免落入奥地利的牢房。我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的里雅斯特、威尼斯、维罗那、米兰的同志们都帮我找工作。最后我定居在米兰的一家Fonderia Elvetica〔瑞士铁工厂〕，那是制造水稻收割脱粒机的地方。我又重新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并建立一些地方支部。我是一个德国人，我把我的报告寄给在瑞士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他是国际的德国人支部的书记，而贝克尔却让我同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联系，因为恩格斯担任意大利的通讯书记。这样我就开始和住在瑞琴特公园路的恩格斯通信。因为我不能把信直接寄给他，只好寄给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一位少女。
　　这就是我同恩格斯及马克思认识的开始。恩格斯不仅在信中告诉我作为一个鼓动家和组织者所应负的职责，而且还作为一个好朋友，同我谈到他对米兰的回忆，因为年轻时他曾在那里研究过意大利的丝织业^[1]。
　　不久我就掌握了意大利文，我坚决主张我们的工人联合会出版一份周报，我们称它为《铁锤报》，该报一共出了六期，但全部被警察没收，我也被捕了。那些巴枯宁分子，其中有些是我们联合会的会员，向警察出卖了我。我被逮捕，在维罗那监狱里蹲了三个月，我和马克思、思格斯的来往信件全被没收。这些信被译成意大利文，再也没有退还给我。意大利人把我交给奥地利人，他们把我送到因斯布鲁克监狱关了几天，然后又把我交给巴伐利亚人。巴伐利亚人却把我放了，因为在德国找不到任何证据，尽管意大利人告诉他们，说我是“危险的国际革命分子”。我从慕尼黑动身到莱比锡，在那里遇见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我放弃了我的德国国籍，就到了比利时的列日，恩格斯给了我那里许多人的住址。但是比利时警察接到意大利人的通知，就立刻把我送到法国，我从法国又到了西班牙的巴塞罗纳。在这里，巴枯宁分子把我交给西班牙警察，而我必须返回德国，因为我的双亲住在杜塞尔多夫。
　　在这里我建立了一个国际的支部，支部派我为代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2]。参加国际的这次代表大会是我从事社会主义活动中最灿烂的时刻……

※　　　　　※　　　　　※

　　我到达海牙时，代表大会已经开幕了。会议是在伦巴特街一家舞厅中举行的，舞厅长约50英尺，宽约20英尺，边上有一个楼厅，那里没有几个人，只有几家地方报纸和外国报纸的采访记者……
　　我走进大厅，看到摆成马蹄形的一圈桌子，桌旁聚了一群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有趣的人。其中有许多人是我认识的，有一些人是从照片上认得的，有一些人是听别人谈到的，还有一些人是从他们典型的民族外貌而知道他们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代表。
　　我看到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正像听人家说的那样，他身材魁梧，长须乌黑，高额骨，宽肩膀……
　　然后我看到了恩格斯。他坐在会议主持人^[3]的左边，一面吸烟，一面写，聚精会神地听别人发言。当我作自我介绍时，他从纸上抬起头来，抓住我的手，兴奋地说：“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占绝对优势。”
　　大家知道，这是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一次决定性的斗争。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应当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能对付有组织的敌人的优秀的部队，还是应当四分五裂，每一个成员都要发号施令。而巴枯宁这位永无谬误的大独裁者要领导所有的国际成员，迎合他们的虚荣，使他们成为他的盲目服从的工具。
　　恩格斯的相貌我是从照片上认识的，但实际上他比照片显得瘦一些。他高而瘦，骨骼很大，但是很匀称，有棕色的长胡子、浅蓝色的眼睛。他动作迅速，口齿清楚；周围的人们确信，他知道他要求的是什么，知道他的谈话和动作会产生什么结果。凡是和他谈过话的人都从他的每一句话中得到许多新的东西。他的头脑是科学知识的宝库。恩格斯会十几种语言，他学习这些语言是为了领导旧世界许多国家的运动。
　　在恩格斯的对面，坐着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他曾在西班牙进行反对巴枯宁秘密组织的斗争。恩格斯一面介绍我认识拉法格，一面大声说：“请看，这两位就是我们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斗士！”
　　马克思坐在恩格斯的后面。我根据他的长满卷发的大脑袋立即就认出他了。他面色黝黑，头发和胡子都已斑白。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外套。当他要特别注意某个人或某件东西时，就把单片眼镜贴在右眼上。恩格斯带我去见他，他亲切地欢迎我，并邀我在会议结束后同他谈谈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状况。
　　吸引我注意的另一个人是长着犹太人面孔和带有南德意志口音的青年。他正在把德国人的发言译成法文。恩格斯告诉我，他是巴黎公社教育部部长莱奥·弗兰克尔。弗兰克尔是一位非常聪明、学识渊博的匈牙利人。他的生活充满了痛苦的遭遇，在法国和匈牙利曾受到迫害，这是所有参加运动的老人都知道的……
　　代表大会照常顺利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委员依次宣读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是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写的。由于有些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代表只懂本国语言，我被指定为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翻译，我的工作量很大，既要翻译全部报告，又要翻译会场上所有的对话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解答的一些问题。马克思谈话不太流利，他不是一位特别出色的演说家。而恩格斯的发言采取谈话的方式，充满了讥讽和幽默，很像我们德国大学生的谈话。马克思谈话时，不时摘下他的单片眼镜，然后又从容地贴到右眼。他那时已经55岁了，但仍很健壮，浓密的头发和胡须稍有灰白。由于他脸色黝黑，他的大学伙伴曾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摩尔”。要是美国青年看到他，一定会把他叫做“黑鬼”。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一向称他“摩尔”，把他当做亲密的同伴，而不是严厉专横的家长。
　　总委员会的报告在读完和译完后，就转交给一个调查组织情况的委员会。接着宣读各支部的报告，有时还要讨论，同时许多代表还做了即席发言。可见我的翻译工作并不清闲，我必须随时“坚守岗位”。此外，我还是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委托我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总委员会对巴枯宁和吉约姆破坏活动的诉讼的结论。
　　这个委员会由吕肯、瓦尔特、斯普林加尔、维沙尔这几位代表和我组成，总是在会后晚上工作。委员会收到大批信件、刊印的文件、报告等等，我们每晚都要整理这些材料到深夜，为的是在五天以内做出明确的结论……
　　调查巴枯宁秘密活动的委员会继续做单调乏味的工作——阅读信件、文件、摘录，我们疲惫不堪，昏昏欲睡，这时，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们都休息了，有人在旅馆里，有人上戏院、听音乐、逛公园或者去海滨……
　　我们委员会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结束了令人厌烦的工作，报告了巴枯宁的罪状：他企图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来破坏国际；老实说，这个同盟的名称是名不副实的，因为在这个伪组织里，既没有丝毫的民主，也没有丝毫的社会主义，其目的显然是企图分裂和毁灭国际。调查委员会证明了巴枯宁的罪状，并提议由多数通过把他开除出国际。一个西班牙人抓起手枪对准我喊道：“这种人应该枪毙！”因为我作为主席曾投票反对巴枯宁……这个人腰上围了一面红绸旗子，显然打算在全世界宣布社会革命时展开这面旗子。这个狂暴的西班牙人被缴了械……
　　绝大多数代表通过了委员会的报告，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了……
　　当我正和马克思、恩格斯在旅馆里饮酒畅谈时，米兰的旧领事鲁道夫·施拉姆给马克思送来一张名片，要求和他会面；施拉姆希望马克思把他推荐给德国某些区的选举人，这样他就会作为他们的代表被送到德国国会。马克思拒绝会见施拉姆……
　　在海牙代表大会第一天会议休会后，我请求代表们在大厅再留几分钟，因为为我想作一次个人的声明。我大声说道：“鲁道夫·施拉姆虽然是普鲁士驻米兰的领事，但他不但不保护我免遭意大利警察的迫害，反而帮助他们窃取我的东西，他是一个坏蛋，是一个小偷！在这件事上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他，人在这里，就在海牙，他想靠卡尔·马克思的帮助，把他选进德国国会。”……我当众要求施拉姆让意大利警察局把我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来往信件还给我。
　　过了一天，施拉姆先生在代表大会的上午会议上出现了，并要求那个称他为小偷的人当众向他道歉，或者和他决斗。后来我把那天上午发生的事告诉了巴顿同志。次日早晨我和施拉姆相遇，我拒绝和他决斗，他只好走了，因为我早已不再决斗，不再做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这种荒唐事了，虽然我在做大学生时曾不止一次地用锋利的长剑参加过所谓“决斗”，并且头部也被刺伤，现在还留有伤痕……施拉姆离开海牙时，说我是“胆小鬼”。我在学生时代经历过11次决斗，这就是一个反证……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代表大会照样继续开下去……

※　　　　　※　　　　　※

　　我们大多数人从海牙到阿姆斯特丹，当地的国际委员在那里租了一个大厅，以便举行公开的宣传大会。大厅很窄，既没有凳子，也没有椅子，来开会的人只能站着听……第一位主讲人是马克思，他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我到会没有多久，就陪同法国同志们去参观运河纵横的古老的阿姆斯特丹……
　　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和思格斯邀请代表们到海牙附近的海滨避暑地斯赫维宁根午餐。饭前我们都去洗海水澡。我差不多游出250米，我从来没在海水中游泳过，没有力气同海浪搏斗，所以游不回来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比我力气大，又比我游得出色，看见我处于危险之中，就潜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到岸上。
　　在斯赫维宁根，马克思还把我介绍给他的几个女儿。其中一个嫁给保尔·拉法格，另一个嫁给一位法国代表（我已不记得他的姓名，我年事已高，记忆力不管用了）。爱琳娜·马克思（我们称她杜西）是马克思的第三个女儿。马克思在把我介绍给拉法格时说道：“库诺，听说你要到美国去，那么，你应该像我的女儿嫁给黑人一样，娶一个黑人，因为拉法格就是黑人的后裔。”我答应尽力照办，但环境不允许我实现诺言，因为我在纽约的50多年中并没有遇见一位可以做我妻子的黑人妇女。
　　当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常和马克思以及他的一家人会面，也和恩格斯见面。我们常在一起吃饭，看戏。我和马克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在美国建立国际的问题。晚上我有时住在马克思家，有时住在恩格斯那里。我在伦敦玩了几次，参观了议会大厦、伦敦塔、圣保罗教堂，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一把椅子，马克思曾整年整月地坐在那里，读书，记笔记，为不朽的著作《资本论》作准备工作。这把椅子是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指给我看的。
　　海牙代表大会和以前所有代表大会的文件到底在哪儿，我不知道。我敢担保，当我同左尔格一起乘大西洋号轮船到利物浦去的时候，这些文件并不在他的小箱子里。后来，当总委员会改设在纽约时，我也没有看到这些文件。事实上，我并没有参加总委员会的会议，因为我不在纽约，而在为生活奔忙。

泰·库诺《回忆录》（《Reminiscences》）
摘译自《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莫斯科英文版第206—213页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92页

^[1] 看来是指恩格斯于1841年5月随同父亲前往意大利，并在米兰逗留10天左右。

^[2]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各国的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3] 指荷兰代表亨德里克·格尔哈特。——编者注